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07:11:32

经济学理论论文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2

本文旨在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中,讨论一下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它们是:关于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关于实证分析;关案例研究。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是否能贯彻始终。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埸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所谓市埸结构,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而技术选择,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在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中,几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况和侧重则不相同。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种经济学都离不开的,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没有均衡概念,或者说没有区分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因而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和结果分析,而不是一种过程分析和行为分析,因为,平衡是一个核算概念和统计概念,而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两个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变量相等(变量均衡),又包括行为确定(行为均衡)。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此却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边际替代分析也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缺乏行为过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边际的概念,因此,计划分配和计划调节中的替代关系只是两两的一般互替和转换,而不是边际替代和边际转换。1871年的“边际革命”把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在微积分等数学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替代只是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和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替代却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策略之间的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运用了它,但运用得不够纯熟、不够彻底,有时往往只问收益,不惜工本,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对那些得不偿失的计划和政策进行经济上的注释和论证。特别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时间价值概念和风险价值概念,缺乏风险意识,不计时间价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动完成和无代价的进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领域则缺乏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利益分析也是各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又殊途同归了,前者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后者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们都注重利益和谐,而放弃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宏扬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坚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论为这一分析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数学化方法。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范式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因于樊纲博士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接着,崔之元先生发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1995),对樊纲的观点提出批评,后来,吴易风教授发表了《两个范式之争》(1996),对樊、崔之争进行了评论,支持崔的看法,进一步批评了樊的观点。笔者仔细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评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以“苏联范式”为主,发展到多种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苏联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樊纲在他的“批判”中给予了冷静和恰当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从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最早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武器的。随着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这种结果,对于应用性研究并无妨碍,但仍在理论层次上和经济学教学方面遗留着“苏联范式”的影响。樊纲分别从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是对“苏联范式”的自觉的理论清算。依樊纲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论性综述,在有所批评和有所肯定中为我国的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的贡献。樊纲在另一篇论文《经济科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1995)中进一步阐述了前文的观点,明确指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此论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评。崔认为,这些结论或假设自相矛盾,并且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着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崔文列举了4个案例(“行为理性”的含混,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说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范式”危机,目前还没有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认为,樊纲的观点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既冠以“社会”的定语,就表明它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它既是科学,又是人学。作为科学,它具有实证性,因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作为人学,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东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崔之元对樊纲的批评并未打中要害。虽然他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发挥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但是,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种种议论则包含着很大的混乱。首先,崔文对范式及其危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讲的4个问题与其说是范式,不如说是理论,而其对范式危机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极方面,其实,范式危机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种理论的冲突正是孕育着理论发展的生命力。其次,崔文所谓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冠以“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的案例3,讲的也是主流理论的内容。再次,崔文列举的4个案例,只有第1个关于行为理性的评论有一些道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过批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理性行为假定的缺陷,但都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东西,足见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其他3个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谓“平行偏好”问题,在《什么是科斯理论?》中,伦尼德。哈威兹讲的是,由人们的偏好推出的无差异曲线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却望文生义,将其说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理论中,委托人处在团队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预算平衡,而崔文却文不对题,将其置于团队之中,将委托人的败德问题作为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以及单靠狭义的理性人假定不能为团队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依据。崔文对“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可见,作者并未认真读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这就给人以貌似旁证博引,实则瞒天过海,借以唬人之嫌。2、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2-1,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从而使自己误入岐途,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基本内容,马克。图尔曾经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全面详尽的对比分析,(1979)现抄列如下: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以上的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作用特征等方面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区分,这种界定和区分的中心和关键仍然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要好,5%的通货膨胀比5%失业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的不可缺少的和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什么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真实”或“虚假”、“正确”或“错误”、“原因”或“结果”、“形式”或“本质”的描述或解释,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现在怎样,将来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实判断,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行为和活动,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既要着重于事实判断,又不能完全抛开价值判断,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应当加以区别的。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一个“应该是论述”,它仅仅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事实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也不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人们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实判断表达的是一个“是论述”,它包含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个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是”(马克。布劳格,1990)来。例如,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埸。但是,经济学家的科学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好恶和个人功利带进圣洁的理论殿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经济学的科学活动中,发展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通过对其科学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见,价值判断与科学批判和证伪过程以及经验检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论创造,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就必须在理论形成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承认和坚持价值自由前提。2-2,关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⒅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部分或阶段,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3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4

一、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机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地区产业协作程度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公共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日趋突出。随着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逐渐"北上"(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西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地域之间经济竞争空前激烈的宏观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制问题将成为影响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子。归纳起来,长三角面临的机制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区内各地之间公共设施建设协调程度低

在多方面的支持之下,长江三角洲近十余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令人高兴的成就,基本建成了"Z"字形的道路骨架网络,海港、空港的吞吐能力也有大幅度的扩张与提升。但是,完整、高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统一交通运输网络还远未形成,道路、机场、码头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不少交通设施闲置、利用率低下,财政资源浪费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规划上的各自为政必然导致各地区之间交通运输设施的无序竞争,相互配套差,形象工程多,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另外,尽管长江三角洲各地区都意识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但从整体上看,长江三角洲环保上的低效也十分明显。行政边界上的截污、排污工程随处可见,行政边界附近地区"脏、乱、差"现象象毒瘤一样难以清除。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制订一个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并具有约束力的长江三角洲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

2.区内行政分割严重

目前长三角内部各城市之间经济合作的水平总体说来仍然很低,而且这种合作大多为单个企业的独立、自发的行动,政府协调作用十分欠缺。近年来,江浙沪三省市领导和部门之间进行过一些交流考察活动,但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借鉴对方的经验做法,很少涉及到双边、多边制度设计和安排的讨论上。不仅如此,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在"政绩表现"的驱动下,不仅不支持、鼓励本地企业向外投资扩张,而且还对本地企业的跨地区投资设置很高的"门槛",阻止本地企业外迁;设置壁垒,协助本地企业进行市场垄断,制约了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争投资的心理需要,盲目扩建开发区,竟相压低地价,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阻碍了长江三角洲产业族群的形成,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通过与外地企业签订秘密合约,"空壳注册",利用不正当手段,掠夺外地税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混乱,破坏了区际经济合作的诚信基础。由于行政区经济的惯性,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严重地阻碍了经济资源的空间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这必将给未来三地的经济合作造成负面的影响。

3.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短缺经济、通货膨胀现象逐渐消失,过剩经济、通货紧缩逐渐成为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政府等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生产要素、生产资源的争夺,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本国、本地区企业商品包括生产资源、资本的新市场开拓,关注重点是企业生产效益、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等新经济因素。由于这一变化,政府工作的重点也从原来资源、资本的争夺变为对市场、技术、人才的争夺,政府对外交流工作也逐渐放在为企业开拓新的商品、投资市场服务上。社会各界不仅没有阻拦企业对外投资,而且还通过提供信息咨询等多种形式积极支持企业向外扩张。

反观长江三角洲目前所处的现状,江浙沪不少的政要、学者、职工等社会各阶层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出发,片面地理解集聚与扩散的过程,对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新环境、新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型跨国公司技术开发能力、知名品牌建设的需要,导致在心理上对跨地域经济活动的曲解(例如:仅看到外地商品赚了本地人的钱,没有看到外地商品带来的技术信息;仅看到本地企业对外投资造成的资金流失,没有看到对外投资带回的高额资金、技术、信息回报),从而影响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舆论环境建设。

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机遇

地域经济一体化是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和要求。除了地缘相近、文化相似、人缘相亲的历史优势、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地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工作的有利环境之外,长江三角洲经济的一体化还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快速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地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过20余年来的建设和发展,长三角各城市经济错位竞争的格局逐渐形成。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上海逐渐形成了中外合资企业为主的特色,江苏省集体企业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浙江省民营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浙江省民营企业已经拥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市场网络,已经具备了经济"做大、做强"的现实基础。可以预料,随着十六大精神的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民营经济的潜力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9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与苏浙两省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纵向生产分工,苏浙两省主要为上海大工业进行配套生产,或接受上海企业的委托生产。苏浙沪三地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都处于萌芽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上升,企业对外投资扩张渐趋活跃。在贸易、餐饮、汽车工业、电子工业、服装、建筑等领域,浙江省与上海市之间的相互投资不断增加,企业投资效益不断提高。据统计,2002年上半年,外省市在上海投资的100万元全资或控股企业中,注册总资本达177.3亿元,其中外省市出资达157.8亿元。而浙江以31.0亿元、江苏以23.9亿元的出资额排在北京(37.0亿元)之后;外省市参股的非控股、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外省市出资也达11.9亿元,其中浙江、江苏两省占据前二位。江浙沪三地的经济合作呈现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选择为标准、以生产要素流动为主轴的特点,是区域生产力水平提升和全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可以预料,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区域市场经济合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江浙沪三地的合作将向双向互动、错位竞争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上海世博会联动效益巨大

上海市政府计划为世博会投资30亿美元,而投资的乘数效应将达10倍,经营的乘数效应将达9倍。预计到2010年世博会举办之时,将有7000万人次光临世博会场馆,其中海外人士将超过1000万人次。专家们估计,世界博览会将使中国GDP增长速度每年提高0.3-0.6%,即每年新增加净产值高达300-600亿美元。可以预料,世博会将对长江三角洲资本的输入输出、产业的升级换代、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旅游及商品市场联合开发、中央特殊政策的争取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撰文指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将在下列三个方面表现十分明显:第一,世博会将推动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推动中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的高级化,推动服务业区域一体化建设;第二,世博会将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及信息化水平。世博会展馆的建设与管理将是一个技术从海外向中国转移的过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必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是说,长江三角洲信息一体化、企业现代化建设将直接从世博会中受益;第三,世博会将为中国企业的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国际博览会条约包含了知识产权的严格规定。世博会将增强中国政府、国民、企业等社会各阶层的知识产权观念,将极大地改善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创新环境,为中国本土性的大型跨国公司孕育提供强有力的技术环境支撑。

3.产业结构趋同进一步发展,互利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长江三角洲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产业配套条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02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万元大关,已经达到了10544元。这表明,长三角居民不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而且还具备较强的投资能力,即对区域产业高度化强大的支撑能力。另外,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2000年,在26个制造业中,上海、江苏、浙江占全国同行业工业产值比重较大的20个工业部门中,服装、文体用品、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仪器仪表、化纤、塑料等8个行业在三地都占有很大比重,是目前的优势产业。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上海已经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化工、钢铁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浙江已经把电子、机械、化工、医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江苏的主导产业定位也基本相同。江浙沪三地工业发展重点将进一步向电子、机械、化工、医药、专用设备等行业集中,产业的规模效益将更加明显。总之,随着长三角产业结构趋同不断发展,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的产业集群效应将更为突出,各城市之间产业内部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这将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建议

当然,要利用好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机遇,还必须重视一体化机制的建设,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重视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建立和维持区域合作组织运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各个利益群体能够平等协商的协调组织,这就是目前东盟、欧盟的协商一致原则。因此,应该成立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省级政府、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行政首脑、工商代表为成员的区域发展决策委员会,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负责审核、确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规划方案(含大型基础设施规划、功能区规划、水资源利用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内容),制定区域政策(含区域组织结构、行为议事规程、区域经济政策等内容)。与此同时,通过兼职的形式,设立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咨询委员会,负责向区域发展决策委员会提供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方案。此外,应设立独立的、具有秘书处性质的长江三角洲协调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会议、收集与信息、组织相关课题研究。

2.制订区域发展规划方案,加强区域公共服务上的协调

交通、通讯、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以及城镇体系、功能区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骨架,是决定区域未来发展水平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强弱的基本条件。对长江三角洲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组织以专家学者为主、政府管理人员为辅的规划队伍,开展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规划方案制订工作。从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入手,在系统、全面地分析研究区域自然、经济、社会、技术条件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科学地确立区域发展的分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目标。根据建设世界都市连绵带的要求,借鉴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地域空间规划的成功经验,在综合考虑长三角各城市利益需求、充分尊重各地区发展权的前提下,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课题招标的形式,制定长三角分短期、中期、长期各个时段的城镇体系、交通通讯网络、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生态修复、土地利用平衡、区域经济结构政策规划,为尽快消除行政区经济影响、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推动经济一体化建设服务。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公务员之家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NextPage]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NextPage]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7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公务员之家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注释

[1]两篇拙作均见本书。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3]®《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该文简化,我是从凯恩斯原文译出。

[4]¯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96-97页。

°前引熊彼特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

[5]我国计划经济原用苏联的物资平衡表,八十年代引进投稿产出法,曾用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后曾试用过索洛(RobertM·Solow)、乔根森(DaleW·Jor-genson)的增长模型和丹尼森(EdwardF·Denison)的增长因素分析法。现正结合优选法,建立自己的增长模型。这种广集众长的方法论精神,愿为我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取法;故略作介绍。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7]®拙文见本书。

[8]¯西斯蒙第(JeanC·l·S·d·Sismondi):《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编。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中译本高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315-316页。

[10]CarloM·Cipollaedited,FontanaEconomicHistoryofEurope,1972-1976年出版,中译《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1992年出版。

[11]例见拙作《论二元经济》,载本书。

[12]­Robert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1985.

[13]前引斯密书上卷,引语见第16、349、371页。

[14]­李斯特(Fredrich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引语见第105页。

[15]®BrunoHildbrandNatual-Geld-undKreditwirtschaft,1864年出版。

[16]KarlBucher,DieEntstehungderVolkswirtschaft,年出版。

[17]­JosephSchumpeter,TheoriederwirtschaftlichenEntwicklung,1912年出版,通用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修订英文版。

[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用英文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5、515页。

[19]罗斯托(WaltW·Rostow):《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分5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他1971年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所增加的。

[20]­希克斯(johnR·Hicks):《经济史理论》,196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引语见第9、58页。

[21]该学派称新制度学派(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因与五十年代兴起的以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neu-instiutionaleconomics)的中译名相同,我将它改译为产权制度学派。

[22]­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1981年出版。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文引语见商务版第7、61、200、203页。

[23]诺斯在本书中提出衡量费用、信息费用、依循费用,费用,怠工和投机费用等词,在他文中也将运输、利息、市场交易等费用计入。后来他在本书改写中将交易费用分成两类,即制定契约所需费用和执行契约所需费用。见他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m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p.27.

[2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8页。这里是用广义的交换即Verkehr,《选集》译“交往”。

[25]《资本论》第3卷第369、37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8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公务员之家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分工就业新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本文试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我国的就业促进战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来复兴古典经济学思想,把研究重点放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在杨格看来,分工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三是生产的迂回度。而生产的迂回度是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就会越长。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具体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式是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效率。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第二种方式是所谓整数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所谓整数问题就是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分工,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整数条件不符。因此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而两个生产率高的人会发现,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并将生产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产率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这类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方式是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就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在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处于高度分工水平的发达国家。我国现阶段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比较低,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失业的新视角,对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分工演进阻滞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可以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但同时又增大了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十分低时,分工带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经济体系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从分工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演变为分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过程。

有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业的关系后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足,失业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在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场需求是内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就业问题应该放在以分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框架中去考察。这个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区别在于分工演进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就业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杨小凯(1998)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失业或隐形失业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数人自给自足,找不到专业化的就业机会,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时,由于大分工网络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高,加上转业的困难等原因造成。但在经济起飞、分工演进加速的发展中国家,失业不是大问题。正如台湾、香港、温州经济起飞时不但不会有失业,反而劳力不足要从外地进口劳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效果,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随着分工的演进,产业链会不断加长,会促使中间产品专业生产者人数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还不完善,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

我国分工演进阻滞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经济结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跨地区的分工,这种“自足自给”经济布局使得不少地区的分工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发演进。二是很多企业的诚信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业认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风险比较大,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此宁可自己组织生产产品,也不愿意进行分工。这无疑是影响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三是企业组织缺乏弹性。当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某种产品的零部件的成本过高时,企业本应该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把这种零部件外包给专业化的企业,但这样做往往意味着要影响到原有的机构和员工的利益,从而使得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因为遭到这些机构和员工的抵制而不能实现。企业组织的僵化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普遍,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进就业是我国就业促进战略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面的分析,透过失业现象的表面,可以认识到我国分工的自发演进受到阻滞,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是造成我国失业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时,应当确立以分工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各个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进分工深化,为分工的自发演进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公务员之家

政府应当放弃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思想,真正树立起社会化生产的观念,放手让企业进行自发的分工协作。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会扭曲企业之间的分工行为,造成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终压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国性的企业信用档案体系建设,将目前分散在诸如银行、工商、税务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企业信用数据进行集成,建立一个完整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定期向社会公布那些资信不好企业的名单,让资信不好的企业在市场上既筹不到资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从而抑制欺诈、违约等内生交易费用的发生,让大多数守信的企业能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打消顾虑积极进行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就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劳动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区,而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这种超区域性意味着劳动力应当能够自由地跨区域进行流动,这样才能保证劳动分工的最终实现。因此,国家应当改革沿袭数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藩篱,建立起适合劳动力进行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我国各地区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就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以及省会城市分工水平高,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但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尤其是资源枯竭的矿城,军工企业密集的大三线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老工业基地的人口结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就业岗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三类重点地区成为当前就业困难群体最为集中、就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政府除了有计划的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以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应当鼓励劳动人口进行流动迁移,让有工作能力的群体积极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大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是自发形成和不断演进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有意识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进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决于能够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应当不断地审视和分析与分工有关的各项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及时清理以前出台的各种阻碍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为分工创造相对宽松和合理的制度环境。与此相应,分工的深化则会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就业。

参考文献:

1.贾明德,李斌.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与西部开发[J].甘肃社会科学,2002(2)

2.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蔡彬彬.分工与就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J].发展经济学论坛,2004(1)

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篇10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政治远远比民主政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政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革命。

(注:SeeOKane,RosemaryH.T.(ed.),Revolution: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VolumeⅡ,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tosectionsandparts,Volume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andrepression:aneconomicapproach",PublicChoice,17(Spring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

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and

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in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Muller,.

EdwardN.andOpp,Karl-Dieter,"Rationalchoiceandrebelliouscollectiveac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I."Whatmakesrationalpeasants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andironyinpeasantcollectiveaction",WorldPolitics,46(April1994),383-418;Goldstone,JackA,"Isrevolutionindividuallyrational?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政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革命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在《独裁政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政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政变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不过,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

大多数被推翻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推翻的,不是被群众起义推翻的。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推翻现有独裁者的野心。军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推翻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军官和人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推翻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图推翻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推翻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政变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转,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推翻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推翻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政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政治对经济政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压迫性?政权的经济绩效、政治力量怎样影响政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政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政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政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政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政府确实比民主政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政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政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减少独裁政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政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政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政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政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赤裸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公务员之家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政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政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