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体制范文10篇

服务体制范文篇1

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分类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不同，在服务贸易管理中也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特色。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体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

1．核心管理型

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类型。美国是核心管理型的典型代表。由于服务贸易种类的繁多，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机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形成了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因此，我们称之为核心管理型。

美国商务部承担着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统计以及服务出口促进和贸易救济的具体工作。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设有服务业司，负责美国服务业的管理工作。其对服务业的主要管理职能是：与私人企业和其他政府部分共同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帮助和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包括与WTO、NAFTA、APEC的谈判和双边协议)，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为美国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并为国会及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下设服务业办公室、金融办公室和旅游业办公室分别负责各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促进、谈判与执行、政策指定与咨询以及项目设立与管理等。同时，美国商务部还负责制定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战略；为服务企业对外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此外，为更好地实施服务贸易管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小企业发展局、国家电信与信息委员会、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以及国际贸易管理局下属的贸易促进与商业服务管理司、进口管理司及市场准入与执行司也分别参与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贸易谈判、标准制定和贸易救济与援助等管理和服务工作。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完成。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促进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2．分工协调型

分工协调型的管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立法机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服务贸易咨询及促进机构四大部分。主要涉及国会、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

日本国会是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通常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议由服务贸易的促进和咨询机构，或者由主管的政府机构根据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提出。上报内阁府得到认可之后，由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组织产、官、学共同研究商讨制定，然后上报内阁府。经过内阁府审查通过后，报国会批准、立法。

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内阁会议的议长一般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其成员主要包括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等。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也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服务贸易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也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国土交通省综合政策局是日本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日本银行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服务贸易管理部门相对分散，因此协调部门的作用就很重要。日本内阁府的“内阁会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一项贸易政策或者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突出体现在官产学一体的政策决策过程。上至内阁会议，下至经济产业省的专业小委员会，都是官产学结合的最好典范。因此，分工协调成为日本服务贸易管理的重要特色。

3．服务促进型

服务促进型是指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美国、日本以外的其他本文考察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归为这种模式。加拿大政府对服务贸易不进行直接的管理，而主要是通过贸易促进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部门。其核心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出口帮助；提供市场与产业信息；提出出口融资建议；推荐贸易交易会、举办研讨会。如果企业希望实地考察目标市场，办事处可以推荐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展会；举办学习研讨会，帮助出口商了解海外商业环境及机会等等。

在欧洲设有欧洲服务论坛ESF，这是一个由欧洲服务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论坛机构，旨在有效地提高欧洲服务业的利润，以及推进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倡导的世界服务业市场自由开放的进程。ESF支持并鼓励服务市场的自由化，帮助消除欧洲服务部门的贸易与投资壁垒，特别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作为一个欧盟服务业的促进机构，欧洲服务论坛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5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20个服务业部门，36家世界知名的专业服务公司以及39个欧洲服务业联合会。

服务体制范文篇2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制度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创新体制机制，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为建设和谐、健康和放重地做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原则。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为重心，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卫生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发挥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优化配置卫生资源，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卫生事业发展之路。

（二）坚持重点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并举的原则。在巩固发展城区医疗卫生中心地位的同时，突出发展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三）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发展卫生事业要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健康需求相协调，注重卫生事业发展的平衡性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四）坚持质量与效益同步提高的原则。改革卫生事业发展模式，实现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外延扩充到内涵发展，合理规划和构建全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卫生服务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高。

（五）坚持“大卫生”观念的原则。把狭隘的医疗卫生服务转变为社会性、全局性的卫生行为，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对卫生工作的参与度，促进与此相关的多部门配合协调，促进社会人群共同参与。

三、发展目标

（一）总体发展目标

到2015年，建立健全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适应人民健康需求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职责明确、运转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妇幼保健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缩小城乡和不同人群享有卫生服务的差距，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快建立健康保障制度，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卫生人才队伍水平明显提升，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平台，实行多渠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理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方式。城乡居民合作医疗高覆盖，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民健康主要指标达到或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不断增强卫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使全县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卫生服务的方便性和公平性得到持续改善。

到2020年，建立更加规范、协调、效率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相适应的医疗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人民群众更加充分享受卫生改革发展成果，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大幅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二）主要健康指标

到2015年，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5岁；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40/10万以内；婴儿死亡率控制在7‰以下；出生缺陷率控制在7‰以下。

到2020年，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5.5岁；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35/10万以内；婴儿死亡率控制在6‰以下；出生缺陷率控制在6‰以下。

（三）主要工作目标

到2015年，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和公共卫生信息体系，提高疾病的检测检验服务能力；完成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迁扩建工程、县精神卫生保健院和县结核病防治所业务综合楼建设，每个乡镇卫生院均有一所符合国家标准的乡镇卫生院，每个行政村均有1个符合国家标准的村卫生室；2012年县人民医院购置核磁共振机1台，2015年县中医院购置核磁共振机1台；启动县区域化卫生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城乡合作医疗覆盖率达95%；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85%；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340/10万以内；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保持100%；艾滋病发病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儿童计划免疫“四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保持在98%以上；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1.3人，每千人拥有注册护士0.8人；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卫生监督覆盖率城区达到100%，农村达到95%以上；卫生知识普及率城市居民达到80%以上，农村居民达到60%以上；发展中医药事业，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巩固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成果；卫生行风满意率85%以上。

到2020年，城乡合作医疗力争实现覆盖率100%；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0%；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300/10万以内；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保持100%；艾滋病发病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儿童计划免疫“四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保持在98%以上；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1.5人，每千人拥有注册护士1.0人；卫生监督覆盖率城区达到100%以上，农村达到97%以上；卫生知识普及率城市居民达到90%以上，农村居民达到70%以上；发展中医药事业，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卫生行风满意率90%以上。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继续改善县疾控中心实验室设备条件，不断培养专业技术业务骨干，实施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强化健康教育、结核病管理职能，重点加强县疾控中心功能建设，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责任，建立以县疾控中心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网底的疾病预防控制和保健网络。

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深化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充实卫生监督执法力量，逐步在乡镇（街道）实行委托执法，乡镇级设置卫生监督员，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卫生执法监督网络，建立卫生监督长效机制。重点做好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和生活饮用水、传染病防治的卫生监督执法。加大《重庆市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实施力度，健全职业病防治网络。加强医疗机构监管，不断净化医疗市场，保证治病用药安全。

加强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到2015年，建立规范、科学、有序的全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应急管理体制。建立畅通、快速、准确、标准统一的公共卫生信息体系，完善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医疗救治信息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完善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开展应急演练，实现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反应、控制、救治、监督和指挥决策能力。

加强妇幼卫生体系建设。重点加强县妇幼保健院功能建设，强化妇幼保健综合管理职能。实施“双降”（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工程，建立产科急救体系。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动员群众参与婚前医学检查，力争政府专项经费实行婚前检查。建立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网络，切实降低出生缺陷和残疾儿的发生。

加强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建立以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为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为支点的医疗救治体系。在加强120急救中心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医疗急救网络体系，加强对县属医疗单位和中心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设，组建队伍，配置设备，科学管理。坚持平战结合，既在设施、设备、人员等方面满足日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又能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救治能力。坚持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加强医疗救治队伍建设，强化管理，优化服务，提高效率，逐步建立管理属地化、指挥一体化的医疗救治管理体系。

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全面加强传染病特别是重点传染病和新发现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提高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防止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有效控制各类传染病的发生，将总的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下。切实抓好计划免疫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参与，突出重点，下大力气抓好流动人口儿童的“七苗”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深入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重点抓好肿瘤、高血压、精神病、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综合防治工作。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综合开展健康教育、行为干预、早期诊断和病人规范化管理。

（二）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优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有计划有步骤地整合地名卫生院。进一步健全村级卫生服务网络，按卫生部有关标准全面完善村卫生室建设，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强化薄弱环节，不断健全和巩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逐步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矛盾，努力做到“小病不出村，一般常见病不出乡镇”。

加快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卫生人员业务知识和能力培训，加大乡村医生学历教育力度，创造优惠条件，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乡村卫生机构就业，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次，稳定农村卫生队伍，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

进一步落实卫生支农工作。建立和完善城区卫生支援农村卫生的长效机制，稳定并完善长期对口支援关系。加强对卫生支农工作的监督管理和评价，确保取得实效。从政策上鼓励和保证城区医务工作人员定期深入基层，开展巡回医疗、义诊和健康宣传、咨询活动。探索县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轮流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制度，增强基层医疗技术力量。

继续实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建立和健全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农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三）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调整现有卫生资源，提升使用效益。改革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规范公立医院收支管理，确保公益性质，扭转盲目追求经济收入的倾向。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降低过高的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规范药品集中采购，降低药品虚高价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着力发展基本医疗和适宜技术，降低医疗成本，减轻群众经济负担，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加快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机构布局合理，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管理规范，人员专业素质高，服务优质，运转机制灵活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立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探索建立社区首诊制度，完善县属医疗单位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技术协作和双向转诊制度，加强以全科医师岗位培训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区诊疗服务水平，综合运用医保、价格、转诊等调控手段，促进居民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等基本医疗服务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做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

（四）实施中医“名牌”战略，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

进一步优化中医药资源配置。以加强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为核心，完善中医医疗保健体系建设，特别是大力推进中医药在基层卫生医疗服务中的应用，继续巩固提升县中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村卫生室中医技术水平，健全农村中医药服务三级网络，积极在农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更好地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

加强县中医院龙头单位建设。完成县中医院北部新区迁建任务，按三级中医院标准建设县中医院，推进县中医院国家示范中医院建设，建设1-2个国家重点专科和5个市级重点专科。

大力实施“名院、名科、名医”战略。加强中医医疗机构特色专科建设，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继续开展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培养一批名中医和农村中医药学科带头人。

坚持继承与创新，积极推进中西医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急救和保健能力，提高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医医疗机构的应急救治能力。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卫生科技创新体系

实施卫生人才培养工程。贯彻实施《中国2001-2015年卫生人力发展纲要》，加强卫生人才建设，逐步建设一支规模相当、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符合不同层次需要的卫生人才队伍。在规划期内为每个基层卫生院培养1名临床医师、传染病医师、妇幼保健医师、护士、检验和影像专业人员；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1名全科医师。力争2015年，县直医疗卫生单位、中心卫生院医学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达到60%；到2020年末达到80%。乡镇（地名）卫生院中专及以上学历人数达到职工总数的70%，到2020年末达到80%。个体医生医学中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到2015年达到80%，2020年末达到95%，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以上者达到100%。到2015年，45岁以下的乡村医生要接受正规化、系统化的医学教育，80%以上达到医学中专水平，20%以上达到医学大专水平，到2020年末全部达到医学中专水平，25%人员达到医学大专水平，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以上者达到30%。

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制度和激励机制，将继续教育与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职务晋升、聘用和执业再注册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全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到2015年，培养专家型医师、学科带头人达到临床医师的10%，到2020年，达到20%。完善继续医学教育人数达到100%。

（六）加强爱国卫生工作，巩固“创卫”成果

巩固部级卫生县城创建成果，推进农村改厕和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确保除“四害”工作取得实效，引导群众大力开展庭院和村镇环境卫生整治，创建一批卫生示范村和示范户，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健康宣传，推进“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七）加强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教育和行业作风建设

积极推动医德医风建设，使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恪守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医疗卫生行业的良好形象。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良好风气，努力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社会监督，开展行风评议。继续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加强公立医院的管理，端正办院方向，明确服务目标，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医药费用。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严肃查处大处方、滥检查、乱收费行为，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推进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五、重点项目

（一）县人民医院扩建项目。按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设置病床800张，共计划用地180亩，建成时需净增700人。项目总投资33200万元左右。

（二）县中医院迁建项目。县中医院迁建工程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45947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53777平方米；设备配置和人员按三级乙等医院规模配置。工程总投资约1.7亿元。

（三）县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县传染病医院占地8亩，建综合业务用房6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设置病床100张，总投资2000万元。

（四）县第二人民医院二甲医院建设。县第二人民医院占地15亩，扩建综合业务用房15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新增病床200张，总投资5100万元。

（五）县卫生监督所建设项目。县卫生监督所占地10亩，建综合楼8000平方米，配置相应设备，总投资3000万元。

（六）县第四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房屋建设15000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

（七）县老年康复医疗中心。占地150亩，建综合业务用房40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总投资15700万元。

（八）县精神卫生托养中心。征地30亩，建综合业务用房132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设置病床200张，总投资7000万元。

（九）县乡镇卫生院扩能建设。改扩建业务综合用房154634平方米，总投资13425万元。

（十）县卫生人才培训中心。占地6亩、培训中心综合用房6000平方米，总投资1800万元。

（十一）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项目用地40亩，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总投资9000万元。

（十二）县疾病检验及监测中心。改扩建疾病检验及监测中心业务用房4000平方米。总投资1500万元。

（十三）三峡库区消落区修复（人群传染病源控制）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消落区病媒生物监测、控制仪器设备、工作经费。总投资30122万元。

六、保障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责。强化县、乡（镇）两级政府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尤其要强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和基本医疗服务供给职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卫生事业的各项政策，制定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卫生政策和措施，把公共卫生工作纳入县政府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加快卫生事业发展步伐，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维护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二）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建立稳定的卫生投入机制，财政对卫生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速度。优化卫生投入的方向和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

服务体制范文篇3

1新农合实施前农村患者就医流向及原因分析。

1．1农村患者就医流向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和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两周患病就诊者选择村级医疗机构由1998年的60.17%下降到2003年的53.5%，，下降近7个百分点;在乡镇卫生院就诊的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5.33%和25.8%，基本没有变化;到县及县以上医院就诊的增加比例由1998年的14.06%上升到2003年的18.1%，上升4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农村两周患病就诊者更多的流向了县及县以上医院。在住院机构选择方面，2003年与1998年调查结果相比较，农村住院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的比例由1998年的35.42%下降到2003年的28.8%，下降近7个百分点;农村住院患者在县及县以上医院治疗的比例由1998年的58.39%上升到2003年的67.1%，上升近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农村住院患者在乡镇卫生院治疗的比例大幅度减少，住院患者更多的流向县及县以上医院。

1．2农村患者就医流向原因分析(1)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近些年，相对于县及县以上卫生机构而言，乡村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能力相对较低。这是更多患者选择到县及县以上卫生机构就医的根本原因。(2)生活水平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相比较健康的重要性，医疗费用的大小对农民的就医行为影响逐渐变小。同时，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的交通工具的不断增多与更新，农村患者就医的距离障碍减少，促进了更多的农村患者到县及县以上卫生机构就医。(3)疾病谱的转变。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已由急性传染性疾病转变为慢性病，有研究发现，农村慢性疾病患者要么选择村卫生室治疗，要么直接到县及县以上卫生机构治疗，流向乡镇卫生院的相对较少。(4)医疗收费标准偏低。等级不同的医院之间在同一项目上的收费拉不开档次，作为患者来说，以同样的金钱付出能换来更好和更可靠的医疗服务，其诱惑力自然是更大，致使患者更愿意去大医院就医。

2新农合对农村患者就医流向的作用。

2．1新农合实施后患者就医流向的变化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纳入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范畴，标志着新农合正式由互助医疗救济制度向医疗保险制度转变。有研究已表明，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居民的就医流向有显著的影响［1］。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81.7%的就诊者在基层就诊，相比2003年农村79.3%的就诊者在基层就诊，农村居民就诊地点向基层卫生机构转移。卫生部的2010年第4季度医改进展监测结果显示，门诊患者向基层流动加快，201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达36.1亿人次，占门诊总量61.9%，其增量占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总增量62.9%。徐建国等［2］对慈溪市3个镇2006年度参加新农合农民的全部住院病例进行了住院疾病构成和流向分析，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都不同，医院级别越高、起付线越高报销比例越低，对住院病人的流向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苏峰等［3］于2007年对华北北部地区新农合实施前后病员流向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新农合对农村居民门诊就诊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病员流向更趋向于乡镇卫生院;农民住院流向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就诊医院的层次重心下移，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利用。可见，新农合对引导农村患者流向基层卫生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2新农合起付线对患者就医流向的影响新农合起付线是指新农合医疗基金对参合农民进行补偿时计算补偿费的起点，在起付线以上的费用才按比例报销，在这一点以下的费用由参合农民自己支付。起付线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方案设计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许多学者也对新农合起付线与患者就医流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起付线的设置方式分为有梯度的起付线和水平的起付线。有梯度的起付线即对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医设定不同的起付线，而水平的起付线是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医的起付线没有差别。周晓媛等［4］通过对全国159个县的新农合起付线情况进行了分组观察，在各种补偿模式中，大多数县的起付线的大小与医疗机构级别的高低相一致，乡级医疗机构的起付线低于县级医疗机构，县级医疗机构的起付线低于县以上医疗机构，70.90%的县的乡、县两级起付线有一定差距，呈梯级分布;在补偿人次方面，“梯级方式”下补偿人次数及所占比例随医疗机构级别的上升而递减，乡级补偿人次数占总补偿人次数的比例最高，人次数最多，起到了比较好的病人分流作用，而水平方式下起付线对引导病人就医流向似乎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在县级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次数为乡级医疗机构的2倍。PhilipH．BrownandCarolineTheohar-ides［5］分析了来自中国25个县的家庭调查数据，以此来考察就医行为中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人们对医院的选择会随着可报销的最低消费水平而变化。可报销的最低消费额度降低75%会使人们寻求入院治疗的可能性提高2.8个百分点。任何类型医院的较高的消费门槛意味着选择在这种医院治疗的几率较低。可见，不同级别医院设置不同水平的起付线对于引导病人合理就医流向有一定作用。

2．3新农合补偿比对患者就医流向的影响新农合补偿比是指参合农民在各级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就医后所得到补偿的医药费用占应支付医药费用的比例。补偿比是新农合补偿机制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它对调节患者的就医流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各地的补偿方案中补偿比设置的具体标准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全国所有县都对不同的医疗机构分级设置补偿比，并且医院级别越低，其补偿比越高。乡镇卫生院补偿比高于县级医院，县级医院补偿比高于县级以上医院。施建祥等［6］对嘉兴市新农合补偿机制下农民对就诊医院选择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在县基准补偿比例的基础上，在乡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补偿比例较高，到市级甚至省级医疗机构，补偿比例逐步降低，参加了新农合的人在生病时选择乡镇卫生院就诊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参合的人，新农合政策在人们就诊的医院选择上起了较好的导向作用。PhilipH．BrownandCarolineTheoharides［5］对中国25个县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们对医院的选择会随着每一类型医院的最高报销总额而变化。可报销的最大额度减75%会使人们选择入院治疗的可能性降低4.2个百分点，可报销的最大额度增长一倍会使人们选择寻求医疗保健的可能性增加6.3个百分点。可见，不同级别的医院设置不同水平的补偿比例对引导病人合理就医流向有一定作用。

3完善新农合引导医疗服务分流的机制

3．1完善新农合起付线当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新农合起付线的设置都没有经过精算，更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政府的财政负担等因素，设置不合理和缺乏科学性也造成了老百姓一定程度上对新农合的不信任。因此，各地新农合起付线的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政府的财政负担等因素，同时建议起付线的设置采用梯级方式，即医疗机构级别越高，起付线越高，以此来引导农民根据病情严重性自动选择医院，让常见疾病的农民患者尽量在基层医院接受治疗，重大疾病的农民患者才到高级别的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县级的与乡级的起付线适当拉开差距，建议二者之比在1.5～3.0倍之间［4］。

3．2完善新农合补偿比设置分级补偿比的做法也存在明显缺陷。通过不同级别医院医疗花费的差异性补偿比，来实现患者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的想法与“大病救助”原则之间存在矛盾。由于县级以上医院有更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因此患大病的农民到县级及以上医院才能得到更好地救治。而目前新农合设置高级别医院补偿比比低级别医院补偿比更低的规定，就迫使参合农民因为患大病而不得不支付绝大部分医疗费用，这有悖于新农合旨在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基本目的。因此，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以疾病的性质来区分补偿比，对于一些易诊易治疾病，特别是在现实条件下可以分流到乡镇卫生院的门诊和住院病种［7，8］，乡镇卫生院治疗应该有更大比例的补偿，县级或以上医院应该设置较低比例的补偿比甚至不补偿，而对于一些较为重大的疾病或者疑难杂症，县级以上医院应该有更大比例的补偿。

服务体制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与对策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农村体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可以为农民带来丰富的体育文化生活，促进农民的身心素质的提升，对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工作又重要意义。大部分的农村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农村体育的发展，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发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由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多的不足，导致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其发展和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需要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相关的问题根源所在，并对其采用相应的对策进行优化。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本文选取了河南省新乡、南阳以及商丘上个地方的新兴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是这3个地区的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情况，并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有效的问题方法和相关的文献，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对该地区提高和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1.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种，分别是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数理分析的方法。首先，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查阅了大量的先关资料，掌握了国家对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相关政策，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对后续问卷内容的设计提供了帮助。其次，在设计好问卷的内容之后，分别对河南省新乡、南阳以及商丘3个地方的新兴农村社区的居民发放了问卷，得到了反映这3个地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真实情况的一手资料。最后，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通过相关的软件对其数据进行了统计学的处理，并且根据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1.3结果与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对河南省新乡、南阳以及商丘3个地区的新兴农村社区的居民进行了发放，实际收回有效问卷共有148份，其中河南省新乡农村社区的居民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这与当地早年间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又很大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当地的村民的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这说明义务教育在该地区的普及情况比较好，对于年龄的调查显示，居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45岁之间，并且分布状态比较接近正态分布，分布情况比较合理，符合随机抽样的原则。对新农村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调查中，对河南省的3个地区村民对社区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调查将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社区体育组织和管理的情况都纳入了其中。调查结果显示，新农村社区居民主要的意见都是人为社区体育服务组织机构的存在有名无实，工作人员也大多为兼职，有问题抄不到人处理，没有工作人员进行专项的服务，居民的问题也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在体育健身的指导方面，村民们表示，只有少数人被体育健身指导过，大多数人是没有被指导过的。健身指导员的资格和能力也不被居民信任，这些人员大多有自己的其他工作，无法长时间在社区服务，健身指导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指导水平也不尽人意。1.4结论与建议。通过对河南省这三个地区新农村居民的调查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对体育锻炼宣传的不全面，没有让居民形成正确的体育锻炼的价值观，从主观上认识到体育锻炼的好处，从而对体育锻炼形成一种积极性。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机制的设置不合理，没有专门的人员对其进行管理，无法第一时间解决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中出现的问题，没有专门的渠道接受社区居民的诉求，无法为社区居民组织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导致体育锻炼形式比较单一，无法扩大影响，无法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体育场地的分配也不合理，没有根据社区居民的不同规模进行合理的设置，需要加大规模和投入，扩大建设，并且需要对体育锻炼场地设施进行维护。增加体育设施的种类，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让社区居民都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能够进行正常的体育锻炼，都能够有场地使用，有器材使用。增设不同的体育公共服务经费的来源，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并且对这些资金进行合理和规范的管理，经费的使用要公开和透明，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度，更好地服务群众。

2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2.1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随着国家和政府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视和支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健身设施越来越先进，健身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河南省很多地区在之前完全没有体育设施，但是随着政府的引导和关注，农村群众的体育设施和活动越来越多。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的引导和实施下，越来越多的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来到了农村社区，各种体育活动也在陆续开展，有的地方还加入了地方特色和地域风情，让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越来越有创意，形式更加丰富，农民群众的参与度更高，更加有积极性和热情，产生的效果也更好，覆盖率明显提升，显著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身体素质。2.2提高农村居民的体育意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开展还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体育意识，之前农村居民基本上是没有体育锻炼的意识的，但随着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活动的开展，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的体育意识明显提高，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越来越高。政府部门也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大力支持和鼓励，为了贯彻新农村的建设需求，大力发展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很多体育相关知识，宣传了很多健身的好处，还结合农村有限的条件，举办了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鼓励了更多的农民积极参与到了体育活动中，体育意识明显提高，这些转变和措施让农村群众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2.3增强农村体育氛围。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还可以增强农村体育氛围，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要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提升农村群众的文化精神和业余生活上，让新农村的建设更加生动。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场地、器材、组织以及人力等进行改善，增强农村体育的氛围。虽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还和城市又很大的而距离，但是发展前景良好。随着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不断完善，未来也会有更高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农村体育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厚。

3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存在的问题

3.1经济水平限制，体育整体投入水平较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还明显受到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整体来说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低，虽然农村的经济水平已经上升到了比较高的层次，农村巨门的生活也逐步实现了奔小康，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农民收入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很明显，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上还有很多不均衡的方面，因此也制约了农村体育的发展，尤其是在场地、器材以及科学指导等方面，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城市相比还比较落后，很多地区还存在体育公共服务确实的状况，体育服务比较缺乏，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没有得到支持和发展，无法有效的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进行开展。3.2体育公共服务硬件设施不到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也不到位，虽然很多地区的农村体育发展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也正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仍然无法满足农村体育发展的需求，服务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不够多，经费还比较缺乏，无法建立起体育锻炼的场地和设施，体育设备比较简陋，有的地方的体育设施基本上为零，这些现状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完善。3.3体育培训滞后，体育人才短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培训比较之后，体育人才比较缺乏，没有优秀的人才和队伍，这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发展也是有严重影响的。虽然河南省也为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立起了相关的组织和协会，但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人才需求仍然很大，人才匮乏成为其重要问题。如果没有专业且成熟的体育人才队伍，那么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就无法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也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也无法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3.4政府行政职能弱化，管理水平落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完善很大一部分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但是政府行政职能比较弱化，管理水平也比较落后。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完善的重视程度，在现有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针对不同的区域制定出不同的优化和完善方案，建立起不同级别的体育机构，健全管理结构。将村级体育管理结构作为农村体育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政府的职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在政府部门的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活动的开展才能够顺利进行，取得较好的效果，否则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和科学化。

4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措施

4.1扩大农村体育发展的经费来源。要想更好地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需要扩大农村体育发展的经费来源。目前河南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拨款，但是随着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的拨款是无法实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的，也无法解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现有的问题，因此扩大农村体育发展的经费来源是非常关键的。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河南省的很多地区的乡镇企业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政府可以与这些象征企业进行合作，带动这些象征企业参与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中来，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对资金的管理，做到公平公正以及公开透明化，让政府部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更加牢固，让农村居民能够更加信任政府部门，从而愿意参与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相关活动中来。4.2合理分配体育场地与设施。对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场地和设施也应该合理的进行分配，避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发生。在具体的分配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充分的考虑各地区的居民数量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对这些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和了解之后，对现有的场地和设施进行合理的分配，尽可能的满足当地居民体育锻炼的需求，让当地居民都能够有场地和器材使用，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再想办法对体育场地和器材进行完善和补充，增加器材和场地的数量和种类，满足不同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让居民都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体育锻炼项目，都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对体育锻炼有更多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现有的问题，优化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局面。4.3增加体育指导人员的数量。在农村体育共服务体制的完善中还应当增加体育指导人员的数量，根据农村体育发展的数量，专门建设起一支体育人才队伍，这些体育人才可以更好的对当地农村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指导，让农村居民获得更加专业的体育知识，具有更加专业的体育锻炼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和当地的体育院校进行合作，安排学校的一些教师到农村为村民进行专业的体育知识的讲解和知道，让农村居民对体育锻炼不同的设施和种类也能够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从而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只有吸纳更多的专业知道人员，才能够整体提升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效果，才能够及时的解答农村居民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指导，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自己体育锻炼的水平。4.4丰富农村体育锻炼形式。除了场地和设施之外，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还应当组织不同的活动，用丰富的内容扩宽农村体育锻炼的形式，让农村居民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更感兴趣，参与的积极性更高，活跃农村居民参与的气氛，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与意识。在活动和形式的设置上不仅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育种类进行设置，还可以组织农村居民采用竞赛，趣味赛的形式，在娱乐中进行体育锻炼，还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和风土人情，创建更多接地气的农村体育锻炼形式，让农村居民感觉更加亲切和熟悉，更加愿意参与其中，从而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关注，主动和积极的了解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从而更好的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也逐步实现了奔小康，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需要重视起精神层面的丰富。农村公共服务可作为农村居民的体育锻炼的很好的组织和单位，可以营造更好的锻炼氛围，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丰富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政府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但是由于该体制还处于初级建设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对不同地区居民的想法进行调查和研究，根据居民提出的不同问题，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采用扩大经费，合理分配场地和设施，增加知道人员数量，丰富锻炼形式等多种方法和措施更好的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让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得到更好的优化，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加完善的体育服务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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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制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治理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学界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1］。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而言，体育治理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体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因为，体制创新现时已成为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格局、获取体育事业新进步的不竭动力［2］。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而言，体制问题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及核心问题，其不仅制约着当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效度和广度，而且决定着未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远度和深度。虽然农村体育及其公共服务业已引起了部分体育学人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但是，对影响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及发展的根本性、深层次的因素———体制性障碍问题，其研究还相对鲜见。诚然，在我国大力构建体育强国、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与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现时背景下，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体制性障碍问题的研究，无疑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1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涵义及构成要素分析

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体制是机构与规范两个基本要素所组成的结合体或统一体［3］。所谓公共服务体制，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主要任务、以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4］。据此，结合当前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和管理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的实际来看，笔者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定义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事业的各级政府组织管理机构及相关规范和制度的总称。从上述界定不难发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二是由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各级政府管理机构制定的相关规范和制度。从其管理机构设置来看，当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主要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组成。根据200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9］23号），从其对国家体育总局内设机构职能的规定可见，代表中央政府具体承担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机构实则为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5］。在国务院及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领导下，省、地（市）、县（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推动着本行政区各项体育工作［6］。各省（市）体育局是各省级政府主管本省体育工作的直属机构。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体育局下属的群众体育处，具体负责对全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管理，明确指出有指导和推动农村体育发展的职能［7］。从其职能定位来看，主要依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职能定位，但其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制定的职能内容颇为相似，只是职能管理的范畴仅限于湖北省内。地市级体育局是地市级政府管理全市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湖北省荆州市体育局目前有局机关编制21名，下属5个二级单位，干部职工214人，局机关内设6个职能科室。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相关职能规定的表述几乎与上级部门的职能规定完全一样。其下属群众体育科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相关职能也与湖北省体育局群体处的规定一样，只是笼统地指出具有指导和推动农村体育发展的职能［8］。县（市）体育局是县级政府管理全县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为例，公安县体育局的机构级别相当正科级，为公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属事业单位，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相关规定为：推进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和体育公共服务［9］。无疑，其相关职能规定的表述与上级湖北省体育局以及荆州市体育局的相关规定高度一致。其下属群众体育科的相关职能规定为：指导和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可见，其下属群众体育科的相关职能规定与上级机构的相关职能定位也是如出一辙。我国乡镇政府体育管理机构设置比较复杂，一般根据各乡镇的工作特点而定，各乡镇的机构设置也不完全一样，有的设置为文体站，有的设置为综合站，有的设置为文化服务中心等。如前面列举的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其下属乡镇1990年至2003年期间成立了体育站或体育办公室，与文化站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2003年后更名为乡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课题组调研走访中发现，公安县下属乡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一般配置有1－2名工作人员，且不少是由兼职人员担任，中心常常处于“闭门状态”，中心工作职责鲜少予以明文规定，其实际工作也是文多体少。事实上，基层文体机构合并重组导致其体育服务职能弱化的现象在全国已较为普遍。从相关规范和制度建设来看，就国家层面而言，国家制定有关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规范制度和准则始于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可谓拉开了相关规范和制度建设的帷幕。至今，我国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规范制度和准则在不断增多，符合当前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要求。然而，尽管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相关规范和制度建设日益得以加强，但是，在当前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体育强国的背景下，还尚未见到专门针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专项制度规范。此外，就地方层面来看，省级政府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文件，一般能给予及时回应，但对于部委及其司局文件，有时则情况迥然。以湖北省为例，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为贯彻实施国家及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规范制度和准则的文件精神，湖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也颁布了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相关的规范制度和准则。例如，1995年国务院下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2006年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文件规章，与之相对应，湖北省均制定了相关文件予以贯彻落实。然而，对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2002年颁发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却尚未见湖北省政府及湖北省体育局制定相关制度规范或意见。查阅发现，河南省、安徽省等省级政府也未针对《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制定相应制度规范予以回应。可见，仅从制度规范的制定层面看（暂不论其实施成效），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规定，一般省级政府会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而对于平级的相关部委及其下属司局的意见，省级政府常常只是“转发或参照执行”，并安排相应厅局予以处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有利于省级政府部门工作的创新。调研中发现，地市、县、乡镇三级政府主要以接收、传达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为主。就湖北省下属的地市、县、乡镇政府而言，除了近年来湖北省下属的地市县级政府普遍制定了《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以及针对《“健康湖北”全民行动计划（2011－2015年）》［10］了相应制度文件外，鲜少见制定专门针对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专项制度规范。而对于最基层的乡镇政府而言，更多的则是按照县级政府的文件规划执行，鲜见制定更为细化的相关规范制度文件。尽管近年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在基层农村取得了累累硕果，然而遗憾的是，鲜少见基层乡镇政府制定专门针对基层农村体育发展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的专项制度规范。按理说，从省到地市，再到县乡，越是基层政府，越接近农村，对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越宜得以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样才能保证一个良好的政策在基层农村有效施行。无疑，这是今后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进程中有待予以完善的一个重要问题。

2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现有弊端分析

2．1机构设置“中间大底层小”，机构重组导致县、乡镇政府职能弱化从前述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设置的分析不难发现，从国家体育总局及其群体司，到省级政府及其体育局，再到地市级政府及其体育局，然后到县级政府及其体育局（或文体局等），最后到乡镇政府及其文体站（或文体服务中心等），其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秉承的是我国典型的五级政府管理机构设置模式。事实上，根据我国宪法，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实则为三级，即省、县、乡镇。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实际中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为四级，即省、地市、县、乡镇。这样，从国家到基层乡镇，中间就隔有省、地市、县三级政府机构，中间层无疑显得“过大”，机构冗赘，人员繁杂。而对于基层乡镇而言，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农民并为其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却只是由1－2名工作人员构成的文体站或文体中心，在当前作为乡镇行政职能延伸的行政村的体育机构更是尚付阙如的窘境下，我国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的底层诚然显得太小和过于薄弱。对于基层县、乡镇二级政府而言，“文体等机构合并”、人员编制和机构重组等，造成的实则是县、乡镇二级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职能的弱化。2．2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基层乡镇权责失衡众所周知，从中央到地方，我国政府机构采取的是垂直型行政管理模式，其权力层层上移，越是高一级政府，权力也越大，政府权力可谓层层向上集中。前述政府机构设置“中间大底层小”的状况，更是加剧了政府权力的向上集中。因为县、乡镇二级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管理的实际承载主体，其上级中间环节的政府机构设置越多，其在整个垂直型权力构架中的位置就越低，权力相对就越小。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基层县乡政府，中间层级政府设置越多，导致中央政府投入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资源折扣可能就越大，因为中间层级政府极易对中央政府的投入进行截留使其“雁过留痕”，这无异于相对缩减了基层县乡二级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管理的权力，确切地说是缩小了基层政府的财权。正如有研究所言，近年来省以下政府的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的格局，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出现“财权在上、事权在下”的局面［11］。尤其是对于基层乡镇政府而言，其财权与事权失衡是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有研究指出，在2006年农业税免除后，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税来源的乡镇财政现今普遍吃紧［12］，而且据调查统计，全国乡镇负债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全国负债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4％［13］，可见，目前主要来源于上级财政拨款的乡镇财政几乎无力投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然而，2002年下发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农村体育工作职责提出了较多要求，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了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体育的事权，可谓明确了乡镇政府具有承担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但是，现有相关法律和法规却未赋予乡镇政府的财权。不难得出，基层乡镇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权责失衡的问题，已成为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发挥的一个根本性桎梏，使其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2．3简单套借上级政府机构职能定位，有职能无标准纵观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到省级政府体育局群体处，再到地市县体育局（文体局等）群体科，其职能定位显得颇似“线性机械照搬”，其唯一的创造性体现乃是在其职能的地域范畴上限定了“我省”、“我市”、“我县”等字眼。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与其说这是严格遵照上级机构职能定位设置权限，不如说是行政职能设置过程中的慵懒表现。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再到基层农村，对于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及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定位，绝不是简单地照搬上级政府机构的职能设置，而应逐级细化和具体化，“农味”和基层的泥土气息应该愈来愈浓才合理，不能如出一辙地概念化、抽象化。然而，最应该得以细化和具体化的最底层乡镇政府文体站或文体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却常常鲜少予以明确，在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定位上显得甚是“底气不足”。当然，这与其最基层政府的权、财相对有限不无关系。此外，与政府机构宏观的职能定位一脉相承的乃是其具体举措和执行标准及评价标准的缺失。例如其职能定位中言及的“指导和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对于如何推动、运用哪些举措、发展到什么程度等却未予以细化明确，这无疑对于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留下了弹性空间。2．4相关制度法规弹性大，专项规范制度缺乏，基层规范制度不细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诚然应以《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为指引，以建立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重点，同时，这也要求进一步转变体育发展的观念，深化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提高体育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水平［14］。无疑，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作为我国完善全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弱点和难点，更亟需制定相关制度规范予以保障。尽管从1995年我国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国家相关制度规范不断增多，各级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跟进和创新举措，但是现有规范制度的弹性却较大。例如，1995年颁布并经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对体育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字眼多是“应当”，鲜见“必须”，其中对涉及农村体育事业发展保障条件的相关表述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乡、民族乡、镇应当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设和完善体育设施”［15］。可见，我国迄今唯一的一部体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约束力还有待加强。可想而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约束力尚且如此，其他行政法规的约束力与执行力无疑更为有限。不仅已有的相关制度规范弹性较大，而且现今还尚未制定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专项制度规范。既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把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列入了当前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和重点，而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一直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和决定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完善与否的关键，在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业已颁布的时局下，完全有必要专项制定“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及其服务标准”，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及其发展提供法规制度保障。此外，从地方各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相关规范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地方各级政府普遍缺乏逐级细化的举措，从省级到地市级，再到县级政府，多是简单地制定下发上级政府的相关规范制度要求，粗糙地将上级政策的实施地域范畴变为“我省”、“我市”和“我县”，而缺乏逐级下移制定实施计划、设置实施目标、规划实施内容、设定考核标准等一系列细化举措。从国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来看，只有逐级细化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方能保证国家政策逐级有效地施行。所谓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以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式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16］。诚然，如果只是简单地转化下发上级政府的相关规范制度，那么这种表面形式上的执行必定难以将上级政府的政策转化为现实效果。这一问题对于基层乡镇政府而言，则显得更为突出。囿于财力困境，基层乡镇政府目前大多处于“领会学习”县级政府下发的相关规范制度文件层面，除了对诸如“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由国家和上级地方政府直接拨款的专项建设任务抱以热情并欣然接受外，根本无力切实执行需要乡镇政府自筹经费开展实施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规范制度要求。也许正因于此，本应该制定最为细化和具体化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相关规范制度的基层乡镇政府，可能由于财力所限而不敢制定具体的相关规范制度，可谓不仅无力，而且无奈。因此，在基层乡镇一级，难见细化、具体化、可操作性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规范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3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问题的治理策略

3．1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设置，保障基层县乡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合理。科学设置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是完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设置“中间大底层小”的现有问题，在地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中，可尝试施行“省直管县”的模式，也即撤销、缩减地市一级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正如有研究指出，地区级管理部门在省与县级管理部门之间发挥着职能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逐步融合的城乡社会环境来看，地区级体育管理部门的存在不仅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支出，同时由于层级过多，也影响了行政效率，因而需要进行变革［17］。2012年十八大报告也为未来“省直管县”改革指明了方向，并突出了乡镇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18］。对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而言，缩减地市一级政府管理机构，既可以自下而上地倒逼、强化省级政府对基层县乡农村体育事业及其公共服务的管理职责，又可以精简中间机构、缩减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把节余的事业编制和经费用于解决基层县乡机构编制不足和经费短缺的问题。对于县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建议采用以“养事”而非“养人”的导向予以科学设置相关机构及人事编制。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养人”为依据的预算编制模式，即使是在机构合并重组的转型过程中，也是按照上级编制部门下达的编制数确定，没有认真研究机构改革转型过程中每个部门职能转变后的实际人数需求。这种机构编制设置是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层层机构设置相对应、人员编制数由上级政府部门行政指令规定安排的历史产物，极易导致机构设置庞大、人员冗余严重等弊端，对于基层县乡来说，更是直接增加了人事财政支出的负担，而相对缩减了公共事业经费支出的力度。在当前各级政府职能转向公共服务的背景下，县乡一级政府机构的设置诚然不应是简单的合并重组，把一些更易体现社会公共服务价值、需要政府更多财力投入的文体管理部门粗放式地浓缩于精简政府机构的行政命令之下，而应该根据县乡地域面积、农业人口数量、财政收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科学设置体育管理部门并确定人事编制数。同时，还要提高县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科学化、信息化、现代化管理水平，以提高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效率，缩减人力成本财政支出。3．2平衡基层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权责，大力发挥非政府机构组织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政府机构不断精简的今天，对乡镇相关管理机构及其职能予以合并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目前亟待思考的是如何顺势而为、如何使其体育公共服务职能落到实处。基于当前基层乡镇政府的实际，笔者认为一方面应着力改变基层乡镇“财小事多”的窘境，平衡其财权事权，为其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应致力改善基层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方式，变目前由政府既掌舵又划桨的单一供给模式，向政府主导、政府购买农村体育基本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合力共治的模式转变。具体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基层县乡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财权事权不平衡，即事权大于财权，无疑是制约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诚如有研究所描述，中央财政实力增强，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级财政哭爹喊娘。在此情景下，把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再三也是枉然，把县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机构设置得无论多么完善、人员配备无论怎么充足也将无济于事。因此，当前亟需平衡基层县乡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的权责，使其财权事权一致。这无疑需要国家对各级政府制定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的权责予以明确规定，确保基层县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权责相匹配，尤其是对于乡镇一级政府，要明确规定加大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及其比例和标准，保障其财力能有效行使基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避免因“财小事大”而出现“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其二，要解决基层县乡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权责失衡的问题，除了从内部调整财事权的分配外，在当前政府财力相对有限、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缺口巨大的现实背景下，还需要调整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方式，设法从外部释压。一方面，应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农村体育组织的作用，如基层农民体育协会、乡镇和行政村民间体育组织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可结合农村地域特点和人口基数大的特点，实行“非政府、大机构”的设置模式，构建由县、乡镇、村三级农民体育协会构成的基层体育组织网络，调动其投入开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以弥补县乡政府机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人员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国家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业已纳入了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曾专门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国家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购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既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有利于利用社会力量建设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事业，把有限的财力投入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最大的效益产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不失为破解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供给主体单一、基层县乡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财力困境的佳途。当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并非表示政府部门可以当“甩手掌柜”，并非是要转移政府的主体责任，而只是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应该始终、也必须在农村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承担主体责任和发挥主导作用。3．3明确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制定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18］。诚然，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首先根据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予以科学定位，明确划分其服务职能和职责。然而，现行的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定位，虽然提出了要“推动建设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和体育公共服务”，但是未就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予以突出强调，这无疑不利于我国全面建设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重难点问题的解决，因为现今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实则是广大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补课”和“跟进”问题。此外，现有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其关键字眼多为“推动”、“指导”、“推进”等“大气而宏观”的表述，鲜见“履行”、“承担”等“主动担责”的切实行动规定。如果说国家层面的相关职能表述由于其指导地位的特殊性可以略显宏观外，那么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县乡政府的职能定位则必须清楚、具体。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建设职能科学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当前创建服务型政府、大力发展体育公共服务的现时代，各级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职能必须予以明确，不能太过笼统，更不容回避。明确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关键是要制定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标准。制定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标准，就是要对各级政府承担哪些主体职责、如何提供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样以及何种程度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等作出明确规定。制定各级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即为政府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提供了评价依据和参照，有利于促进、激励各级政府履行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时期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标准的制定，还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都必须以现今的“农情”为基本依据。也即，在现今农村常住人口以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现状下，政府该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据相关研究，当前中国一般农业型地区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类型最为普遍，即家庭中的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的父母种田。因此，如何针对农村老年人及留守儿童开展体育公共服务，是目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一方面，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目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应因地因人制宜，改变原有的“一块标准化篮球场、一个乒乓球台”的一统模式，多建适宜老年人活动的康乐型、康复型健身设施，多组织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和比赛，并加强农村老年人体育协会等相关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主要应依托农村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为其提供体育公共服务。试想，倘若农村学校体育活动都无法得到保证，何谈其他？课题组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调研中发现，大多农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没有认识到体育课程学习的重要性，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每周只安排有1－2节体育课，与2007年中央7号文件要求的“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每周2课时”存在较大差距。在体育课的时间尚且无法得以保证的情况下，对于课外锻炼的安排而言，其遭遇不言而喻。笔者认为，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当前务必落实两个主体责任、两个文件精神。即应落实乡镇政府主管教育事业领导的责任以及农村中小学校长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考评和问责机制，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落实其“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要求，按照2007年中央7号文件规定的“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开展农村中小学学校体育活动。3．4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制度法规建设，逐级细化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制度规范。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制度法规能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进行必要的政策引领和制度约束，既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及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及其体制完善的制度保障。虽然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规范制度和准则已为数不少，如2002年下发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以及2006年下发的《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等直接相关的行政法规和文件，但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专项规范制度和准则。然而，有鉴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现已成为学界及群众体育实践中的重难点这一不争事实，在当前建设体育强国、加快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现实背景下，确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专项制度法规建设，建议国家及相关部门及时出台诸如《关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暂行规定》、《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及其服务标准》等专项制度规范，并适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条例》，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明确纳入其中，适当增加相关制度法规的“刚性要求”，以促进和规制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诚然，即使顶层设计做得再好，而国家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规范如果在基层得不到细化和有效落实，那么国家的相关制度法规也将被束之高阁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国家有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规范最终有赖于基层的细化方能取得实效。基层各级政府必须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结合地方实际，通过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将国家相关制度规范予以细化落实，塑造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相关制度规范“顶天立地”的实践品格，打造即符合国家顶层设计的要求、又切合地方基层实际的富有可操作性的“活的制度规范”。

4结束语

服务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气象服务；发展模式；专业服务能力

我国气候多变，气象灾害的发生较为频繁，专业的气象服务能力对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运用气象服务产品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效益，特别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专业气象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如何解决气象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1我国气象服务体系现存问题分析

由于我国现存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两种发展体制，特别是在气象服务业方面，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难以完全分离，气象服务的主要部门还是属于国家事业部门编制，这就导致了其对于提升专业能力，增加收益的懈怠，以事业编制为主体的气象服务业，在各个区域都占领者龙头的位子，缺乏企业发展的活力，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意识。

1.1缺乏专业化气象服务

在提供专业化气象产品的过程中，各级气象服务部门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专业化的含义，大多数气象服务产品缺乏专业性，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将中、短期的常规预报进行包装而直接向需求者提供，再加上气象服务的过程还存在一定得公益性，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许多网络媒体能够直接获得准确的信息源，这就会导致气象信息服务产品泛滥，而以高价进行购买专业气象服务的需求者无法享受到专业气象服务所带来的优势和经济价值，这就会造成人们对于专业化气象产品的购买热情降低。

1.2气象部门对专业气象服务的忽视

在现阶段，由于将中短期的常规预报进行包装过后投入市场，仍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气象服务部门内部，不少人仍持有一种关键，就是对专业气象服务不加重视，降低投入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所以各级气象服务部门不愿意讲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培养时间投入到专业的气象服务方面来，这就导致专门从事专业气象服务产品研发的人才奇缺，善于对专业气象产品进行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1.3拓展服务，占领国内市场的意识薄弱

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我国气象服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各级气象服务部门往往对于市场氛围的占领意识不够强烈，以环境评价为例，在最初环境评价项目是以气象部门为主导的一项技术项目，然而随着气象部门近年来对市场份额的逐年降低，就导致了环保部门以巨大的优势来不断侵占这一市场，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专业气象服务的市场逐渐向国外的商业化体系开放，以商业体制运行的国外气象服务企业相比我国气象服务部门来说拥有着巨大优势，因此，气象服务部门必须加强对于专业气象服务的重视，抓住现有的市场份额，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2提升专业气象服务对策研究

2.1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气象服务产品

在我国专业气象服务进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是否具有专业化的指导意义，满足购买者对于气象服务的专业化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气象服务人员对于专业气象服务知识学习，通过引进商业化气象服务模式中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理念，增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知识，使得我国在现行体制下提供的专业气象产品拥有更加强大的竞争优势，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与气象服务技术的探索，提供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气象服务产品，只有提供的专业化气象产品对消费者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更好的激发消费者对于专业气象服务产品的需求和购买热情。

2.2加强气象服务人才的培训

随着管理方式和经营模式的不断转变，人才成为竞争过程中主要的竞争优势资源，因此气象部门应当不断加强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也别是气象服务过程中的技术部门，由于其对专业人才的高度依赖性，就更应该加强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建立起一套专业的人才选拔、培养和竞争机制，不断增强人才在气象服务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保证气象服务的长远发展。

2.3提高重视度，提升内部管理

只有不断加强对于专业气象服务产业的科研投入，才能更好的保证气象产品的专业性和多样化，是我国气象服务产业实现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最为关键的要素，相较于商业化体系下的专业气象服务企业，科研的投入和技术的获取就是保持我国现行体制中专业气象服务的巨大优势，因此应当不断加强对于气象服务部门的专业管理，才能更好地保持专业气象产品的竞争优势。

3结语

随着商业气象服务产业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国内气象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要想保持专业气象服务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完善气象服务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不足和挑战，不断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专业气象服务产品的研究，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专业气象服务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金月，刘洪利.论我国商业气象服务业的发展[J].求实，2004(11)：220.

服务体制范文篇7

（一）我国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相对落后和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未来GDP的增长、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相当程度上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在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

（二）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商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商务服务业（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称“商业服务业”，是与WTO关于服务贸易12大类分类中的商业性服务相对应的一类服务产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在对以商品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贸易统计和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WTO成立后，继续了这一分类标准。商务服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的服务交换活动，既包括个人消费的服务，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消费的服务。具体细类分为：专业性（包括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展览治理等其他服务。目前商务部所主管的服务业主要是与商务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业可以统称为“商务服务业”。

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无论对外贸易行业还是国内贸易行业也，都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范畴。虽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但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公认的一种分类办法，国内由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虽然仍有计划经济色彩，但也比较接近WTO的服务分类标准。鉴于上述服务业非凡是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需要大力发展，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从体制上看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实施治理，因此，商务部应该是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会展业等商务服务业既是商务促进的重要载体，更应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务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研究与咨询业等商务服务产业本身的功能与商务促进的宗旨有很强的同一性，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商务促进载体。这些商务服务业不仅自身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创造产值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由于它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客观上对促进商务发展发挥着非凡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服务业首先应当被当服务产业来看待。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类商务服务业在被作为载体开展商务促进时引入市场机制，既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务促进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相关治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能否有效开拓市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能否得以实现的要害。无论是开拓国内市场，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而我国物流产业落后，信息系统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当前，服务业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已经快于实物贸易的增长。1997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1995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4%，而同期实物贸易年均仅增长5.2%.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将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产业提出严重的挑战，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迎接这种挑战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顺商贸、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加快商务服务业发展，要害是要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治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1、推进产业化——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是国家要把信息咨询、治理咨询、研究与开发、翻译服务、展览治理服务、会议服务、广告服务、市场及公众观点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对待，进一步明确商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不同服务产业的不同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商务服务业在用电、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务服务业行业同业商协会组织，制定相关商务服务业行业服务指标体系、规范和标准。

2、推进市场化—完善市场机制，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展览业、物流业、旅馆业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有效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建立有利于商务服务业非凡是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顾问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治理咨询服务、市场研究及公众观点调查等新兴服务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非凡是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商务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

三是要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营利性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非营利性机构也要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商务促进体系中面向促进对象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研究机构、市场调查事务、会议展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商务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统一的适用于内外资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

3、推进国际化—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服务出口

加大商务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应与国际化配合起来，相互促进、互动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传统服务产业的改组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科学的营销方式和业态；二是要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先进治理和优秀人才，带动服务业水平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废除或调整那些与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务服务业走向国际的规定和做法，制定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服务业出口的法律、法规。考虑对服务业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三是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举办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改革理顺服务贸易的治理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加快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紧理顺服务贸易治理与促进体制。

1、明确服务贸易主管部门

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贸易大国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宏观治理都是明确由同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如美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德国经济部等。而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明确（本届政府商务部的“三定方案”仍没有明确这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体制是，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谈判、对外事务协调、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治理，其余服务贸易事务分属几十个相关部门。相应地，服务贸易战略发展规划、服务贸易立法、服务贸易业态划分标准、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涉及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大事项，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实。因此，尽快明确商务部作为我国服务贸易治理与发展的归口部门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商务部外资司、WTO司和合作司虽然各有一个服务贸易处，但都分管具体事务，尚不足以形成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宏观治理。服务贸易治理部门明确后，建议商务部组建服务贸易治理司，加强对服务贸易的宏观治理。

2、建立部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

商务部对服务贸易的宏观治理主要是负责发展战略、出台进出口促进和治理政策、协调各产业在进出口环节的利益关系，参与谈判。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较多，因此，商务部的宏观治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服务贸易协调小组”，统筹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政策。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以便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3、建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发展出口导向性服务产业，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扩大出口、进而实现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服务贸易的主体是企业，要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范围内、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因此，部级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后，首先应围绕这个方向，抓紧研究制定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合理科学的战略指导下推动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促进服务业出口，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为实现重点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外市场开放等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发挥促进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大还将进一步加大。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据此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相关的救济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服务体制范文篇8

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分类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不同，在服务贸易管理中也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特色。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体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

1．核心管理型

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类型。美国是核心管理型的典型代表。由于服务贸易种类的繁多，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机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形成了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因此，我们称之为核心管理型。

美国商务部承担着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统计以及服务出口促进和贸易救济的具体工作。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设有服务业司，负责美国服务业的管理工作。其对服务业的主要管理职能是：与私人企业和其他政府部分共同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帮助和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包括与WTO、NAFTA、APEC的谈判和双边协议)，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为美国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并为国会及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下设服务业办公室、金融办公室和旅游业办公室分别负责各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促进、谈判与执行、政策指定与咨询以及项目设立与管理等。同时，美国商务部还负责制定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战略；为服务企业对外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此外，为更好地实施服务贸易管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小企业发展局、国家电信与信息委员会、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以及国际贸易管理局下属的贸易促进与商业服务管理司、进口管理司及市场准入与执行司也分别参与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贸易谈判、标准制定和贸易救济与援助等管理和服务工作。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完成。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促进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2．分工协调型

分工协调型的管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立法机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服务贸易咨询及促进机构四大部分。主要涉及国会、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

日本国会是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通常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议由服务贸易的促进和咨询机构，或者由主管的政府机构根据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提出。上报内阁府得到认可之后，由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组织产、官、学共同研究商讨制定，然后上报内阁府。经过内阁府审查通过后，报国会批准、立法。

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内阁会议的议长一般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其成员主要包括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等。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也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服务贸易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也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国土交通省综合政策局是日本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日本银行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服务贸易管理部门相对分散，因此协调部门的作用就很重要。日本内阁府的“内阁会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一项贸易政策或者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突出体现在官产学一体的政策决策过程。上至内阁会议，下至经济产业省的专业小委员会，都是官产学结合的最好典范。因此，分工协调成为日本服务贸易管理的重要特色。

3．服务促进型

服务促进型是指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美国、日本以外的其他本文考察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归为这种模式。加拿大政府对服务贸易不进行直接的管理，而主要是通过贸易促进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部门。其核心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出口帮助；提供市场与产业信息；提出出口融资建议；推荐贸易交易会、举办研讨会。如果企业希望实地考察目标市场，办事处可以推荐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展会；举办学习研讨会，帮助出口商了解海外商业环境及机会等等。

在欧洲设有欧洲服务论坛ESF，这是一个由欧洲服务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论坛机构，旨在有效地提高欧洲服务业的利润，以及推进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倡导的世界服务业市场自由开放的进程。ESF支持并鼓励服务市场的自由化，帮助消除欧洲服务部门的贸易与投资壁垒，特别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作为一个欧盟服务业的促进机构，欧洲服务论坛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5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20个服务业部门，36家世界知名的专业服务公司以及39个欧洲服务业联合会。

服务体制范文篇9

一、充分认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意义，科学制定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首先是有一个很高的思想认识。实际工作中，我们充分认识到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步伐，是提供基本卫生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要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保障；是深化卫生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迫切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在政府领导、社区参与、上级卫生部门指导下，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全体医师为骨干，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和适宜技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为重点，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要求为目的，建立融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服务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网络。

再次是有一个清晰的发展目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目标就是坚持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深化卫生体制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卫生服务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构建面向21世纪的，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卫生服务体系。近期目标就是按照《河南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指导标准》和《湛河区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规划》进行试点，以点带面，规范管理，形成一定的规模。截止2004年底，在全区已经建立2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形成了一个健全的卫生服务网络，为社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优质服务。

最后是有一套严格的原则制度。原则带有方向性，制度则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我们一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针对社区人群的要求，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二是坚持政府领导、社区参与、多方筹资、公有制为主导的卫生服务体制；三是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服务、促进健康的工作方针；四是坚持以区域规划为指导，引进竞争机制，科学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五是坚持社区卫生服务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保证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强劲的活力。

二、制定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合理布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首先是进行调查摸底，弄清情况。我们在充分了解群众需求的基础上，以区域卫生规划为指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居委会为单位，研究制定下发了《湛河区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规划》和《湛河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布图》，在全区规划设置了2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保证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一开始就在科学组织和周密计划下,正规有序地建立和开展工作，防止一哄而上，滥设滥建，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失,给群众看病就医带来不便。

第二是制定先建设、后完善、再发展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思路。我们依托现有的基层医疗保健单位，首先在人员、房屋、设施、管理等四个方面把关，要求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4—5名医务人员。业务用房不少于80平方米，设置诊断、治疗、观察、药房、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室，配备基本药物300种以上，添置通讯工具、康复器材、心电图机等设施.与此同时还建立健全了13项规章制度，确保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有一个好的设施和好的遵循。

再就是对申报和设立卫生服务站严格把关，保证质量。我们对申报设置卫生服务站的单位，按照建站初期对人员、房屋、设置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实地查看，认真把关，然后报市卫生局检查验收。经过级级把关，目前我区共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24个，其中企业医院转型的4个，政府督办的医疗机构8个，企业医院院外院内设置的12个。所建社区卫生服务站都颁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业人员全部具有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等资格，确保了卫生服务站的质量。

三、围绕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任务和内容，明确服务方向，实行规范化管理

为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推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健康发展，根据《河南省社区卫生服务站评审细则》，结合我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实际，我们制定下发了《湛河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规范化管理方案》，统一设计、印制下发了《致社区居民的一封信》、《社区卫生服务联系卡》、《家庭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处方》4000多份，统一了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教育宣传、社区卫生服务站规划平面图、社区卫生服务站标牌，建立了“两册、五档、四卡、十本、一合同”的管理规章。“两册”就是社区诊断资料册、社区疾病筛查、管理方案、行为干预资料册；“五档、四卡”就是个人和家庭档案，65岁以上老人档案、健康管理卡，五类慢性病人档案、健康管理卡，孕妇档案、系统管理卡，0—7岁儿童档案、系统管理卡；“十本”就是门诊诊疗心理咨询登记本，出诊登记本,家庭病床、康复期管理、临床关怀登记本，双向转诊、急危重病人抢救登记本，预防接种登记本，传染病登记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登记本，健康教育站内外人员培训登记本，消毒及一次性医疗用品处理登记本，差错事故登记本；“一合同”就是家庭保健合同。

目前，全区2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做到从健康调查入手，医疗先行，不断扩大服务内涵，拓宽服务领域，逐步向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等综合性服务领域过渡。社区卫生服务站同居民委员会密切配合，深入社区，走进家庭，开展居民健康情况调查，免费为居民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社区卫生服务站还与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实行双向转诊制度，对疑难重症病人做到及时转诊，争取第一治疗时间，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送医院”，使群众能够得到及时、优质的服务。此外，我们还采取站内服务和上门服务的形式，相继开展了家庭病床、电话预约、电话咨询、康复指导、现场急救、临终关怀等多项工作，从而把卫生服务工作做到千家万户，形式多样，扎实有效。在健康教育方面，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电教设备，经常为病人播放健康教育宣传片，医务人员无偿为病人开具常见病、慢性病健康处方，还充分利用宣传橱窗进行健康宣传，受到群众的好评。全区共建立健康档案18200册，诊疗病人103000人，建立家庭病床503人次，上门服务2989人次，义诊宣传365次，接受健康教育咨询25000人次。

四、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社区卫生服务持久健康地开展

服务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政府主体，非政府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正经历着利益关系深刻变化、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都是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这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要求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创造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主体与非政府供给主体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

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提供给大众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种服务：在这些服务的提供过程方面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市场失灵(被宽泛地解释为公平与效率原因)，这说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产、资助和监管(Grout&Stevens，2003)。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以及社会公平得不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度介入和积极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付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对多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监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由于种类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国主要由政府直接开办医疗机构提供；美国、荷兰等国也有政府开办的医院，但更多依靠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购买服务，同时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服务价格、质量等进行监管。对传统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政府开办的机构直接提供。

新中国建立后，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在城市，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在单位，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单位集体福利；在农村，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进程深入，互助组一初级社一高级社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延伸的轨迹。1958年，政社合一的制度推广标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权全能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举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主要体现为：向地方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双重难题。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给方式，转化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获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众获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众获益)三者并存、共同负担的多元化格局，供给主体分为公有、私有与合作等多种模式，消费方式分为有偿消费和无偿消费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就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是着眼于多个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准确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总体的要求应该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监管能力；适应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模式。

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服务供给

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要贯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努力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善于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合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协同共进，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会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政府在与社会的合作中居于优势的地位，社会处于劣势，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与社会联系，要为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创造条件；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公共服务发展的规划和标准，严格奖惩措施，加强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和管理。

本世纪初，以鼓励民营和外资参与为突破口，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开始改革。这以一系列的政策、法律的出台为标志：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2002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等。这些政策和法律都明确鼓励社会资金和外国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自治性团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积极设定公共物品多样化供给的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的互动与共进。

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在能够明晰产权、有投资效益的领域，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招标、拍卖等多种方式，将公共服务的供给经营权有偿出让给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在获得公共物品的经营权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私有公益方式。针对民间供给主体的行政法规中关于其成立程序性条款过于复杂、限制过多、规范庞杂和不透明以及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的情况，这就应该在法律上确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途径的多样性，给予民间供给主体以合法地位，保证其合法权益。

明确政府职能，积极发挥调控作用，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系，努力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中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人民团体之自治，从而意味着国家必须松手、离开，亦即，国家由原先之钜细靡遗之管制者、劳务提供者(执行者)之角色，转化成为在旁监督之角色。要通过法律确定公共服务的具体种类和范围，确定享有公共服务权益的对象资格和条件，明确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渠道，确定非政府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资格条件和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但收益较低的非政府主体，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补偿其损失，在产权明晰困难、投资效益差的领域，由政府组织经营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公共物品的资源利用、供给保障、效益实现，进行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监督控制。只有这样，作为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的权益才能受到有效的保障。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转折，从过去的单一中心时代转向多中心时代。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也要作出相应改革和调整，必须积极发展公共服务多种供给模式，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社会，应该是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得到充分重视，利益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