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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9-17 15:11:37

服务经济学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服务；教育服务产品；教育服务组织；教育服务产业；教育服务的经济价值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教育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并与国际接轨，“教育服务”一词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的重要概念，不少学者从市场经济角度去诠释教育服务，但更多的学者并非从教育本体角度理解教育服务。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为教育的服务”，即外系统、外领域、外地域为某类教育、某地教育发展提供的要素支撑（物质、信息、能量等）的服务，如“为基础（高等）教育服务”、“为农村教育服务”等；二是“教育所带动的服务”，即教育部门自身提供和生产所引发的经济活动，如后勤服务、仪器设备服务、考试服务、图书及课件服务、文具服务、其他相关服务（教育广告服务、教育展览服务和教育金融服务、交通、旅游等）。习惯上，人们理解的教育服务是以后勤保障为轴心来实施教育服务，这是“教育产业化”和“教育拉动内需”的立论基础和本质。许多人正是打着为教育服务的幌子，从事为个人或小集团盈利的经营活动，如教育房地产、各类教育改革培训、各类教辅资料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服务”的本质，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服务产业性的怀疑。我们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服务是一种产品，教育服务是可以经营的，经营教育服务的组织具有自利性，教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分配、消费活动，形成了教育产业链。这样思考可以深刻理解现代教育的经济本质，促进教育服务的发展和自主创新。

一、教育服务的经济性质

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服务类型，其产品、生产组织、产业都具有经济特性，这种特性不仅反映了现代教育的本质，而且成为教育服务的其他属性的基础。

1教育服务产品的商品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产品和服务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媒介。服务也可以像有形产品一样进行交易和转换，可以称作一类产品。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廷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服务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服务是由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无形特性的活动所构成的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在顾客与员工、有形资源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的，这些有形的资源(有形产品或有形系统)是作为顾客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提供给顾客的。”[1]它概括了服务最为重要的3个特征：(1)过程性。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活动(而不是有形物质)所组成的。在服务过程中，顾客亲自参与，顾客的这种参与构成了服务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服务的其他特征都源自这种过程性。(2)同步性。即生产和消费是同步进行的。(3)参与性。在服务生产过程中，消费者不仅仅是服务的接收者，同时也作为一种资源要素亲自参与其中。除了以上3个重要特征之外，服务还具有以下4个特殊的特征：无形性、不可分性、可变性和易消失性。

教育产品就是服务[2]，世界贸易组织按服务的部门(行业)划分，把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下分143个服务项目。教育服务(Educationalservices)属于12类服务贸易中的第5类。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3条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核定例外领域)，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范畴。

与其他服务相比，学校服务是以服务于学生大脑为主的高接触型的、智慧型服务。由于学生的先天素质、家庭环境、发展潜能不一样，学生发展具有整体性、潜在性，要求学校的教育服务产品具有多样性、整体性。多样性是指学校教育服务要面向全体学生的身心，尽可能提供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课程服务和相关服务。整体性是指学校的教育服务者、教育服务设施、教育服务环境都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教育服务者之间要形成一致的连贯的正面影响力。

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一般的服务相似，它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即具有商品性。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服务商品”的论述从一开始就包括了“教育服务”在内，他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3]“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4]“有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5]。这说明，教育服务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经济本质是通过教师的教育劳动向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活动是教育服务的“生产"，学生受教育活动则是教育服务的“消费"。学生向学校交纳学费（或政府补助）是为了换取教育服务的消费权，学校收取学费（或接受政府拨款）就有义务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这是发生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服务商品的“交换"。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服务也是有价的，只不过政府垄断了价格（同质化产品始终保持均衡价格），教育服务的价值交换发生在教育服务机构与政府之间，教育服务的经济性质被政治、道德性质淹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教育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道德义务，更是一种经济行为。上学交费不仅作为成本分担的政治学理由，而且作为教育消费者的经济责任及相应的权利来认识。教育服务可以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当优质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拥挤性的准公共产品时，要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生产，就可以利用价格、用收费来调节，以保障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当然，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其价格不能象说私人产品价格那样由“成本加利润”构成，因为公立学校非营利性，其收费价格不能包含“学校利润”，也不能等于或近似等于学校教育成本（即所谓的“准成本”）。因此，学校收费价格只能是对教育服务成本的适当补偿。由于教育服务产品的公益性，政府应成为成本负担主体；为了反映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服务产品价值的后效性，政府还应加大对教育的持续投入。

2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组织的自利性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组织的经济理性。学校作为一种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与生产和提供医疗服务、健康服务、信息服务等组织一样，都有追求组织自身利益问题。私立（民办）学校如同私有企业一样，通过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制度，减少交易成本，促使学校不断增值。“公立学校"是生产公共产品程度较高的教育服务生产组织。它的生产要素包括政府或私人投资建立的教育服务生产组织者（学校）、经营者（校长和书记）、生产者（教师）和协作生产者（学生及其家长）。校长和教职工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学校在运行中要消耗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是全部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还是部分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是反映学校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标志[6]。学校教育生产要素中蕴含着经济契约关系。政府作为教育服务的主要购买方与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次要购买方，形成一种共同购买和消费教育服务的财务安排，政府购买以拨款的方式支付给学校，学生以学杂费等方式支付给学校。学校内的薪酬制度规定了教育生产要素契约各方的绩效考核方法、标准及与薪酬支付（包括奖励与惩罚规定）的关系。当然，教育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不同于私益品的生产，它涉及到一个特别复杂的委托—问题。因此，公立学校，即使在边界刚性条件下，也存在自利行为，这就导致教育内部生产活动的扩张（扩招、招收择校生、品牌扩张）和内部市场化（专业化分工、成本监控等）。如通过提高教育质量获得的政府绩效拨款、社会捐资，通过学校经营获得的品牌增值、各种投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自利行为减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效率的损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种自利行为带来了市场导向的自组织创新。

3教育服务系统的产业性

教育服务系统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式。首先，从产业要素构成来看，教育服务存在教育服务生产者、提供者和消费者等产业要素，存在教育服务市场。如火如荼的考研市场、培训市场、高校市场、生源市场、教师劳动力市场等都展示了各类教育资源的流动性、资本性。国内学者已经用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教育服务的生产、消费等问题[7]。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集体提供和集体消费的特点。学校是“教育服务”的生产机构。学校教育过程作为一个“人才生产”过程，学校的人力资源、教学设备、教学经费就是投入元素，教育过程中培养的学生就是中间投入元素，毕业学生、教师及各类社会收益就是产出元素。在市场环境中，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竞争，其行为模式由向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教育行政当局游说转为向消费者展示自己的特色、效率和回应性，和同类同级院校展开竞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产品销售者和集体购买者的关系，也是一种松散的委托－关系。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在效率和公平意义上同样在教育产业领域适用。

其次，从教育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来看，教育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存在经济要素、经济结构的广泛关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教育服务相关的其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为教育服务的庞大市场，由教育所带动的服务产业引起了经济界的积极关注。但提供教育服务本身是否是产业，往往是教育界讨论的重点，也是教育政策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产业与教育服务所带动的产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管争论结果如何，在实践上，教育服务部门开始借鉴产业发展的一般做法，学校产权的重新界定、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的调整、教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等。如随着ISO9000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其借鉴范围已从企业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有些学校主张采用ISO9000的标准化质量认证体系来构建学校管理体系，以推动教育服务的全面实施。

再次，教育服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教育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以知识高度密集为基础的“产业部门”，不仅直接构成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GDP总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式，对产业的技术能级、产业的知识贡献具有特殊影响。西方国家在国民经济分类统计中，也早已将教育的产值作为第三产业的产值的一个构成部分，直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我国在1985年后使用第三产业分类方法。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强调教育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把它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更明确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当然，教育服务产业不等于经济产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教育产业化”提法带来的。“正是有了教育的私有性、商品性、生产性和先导性、全局性特性，才使得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明显的产业属性。当然，其公共性、公益性、消费性及迟滞性和个别性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产业的自由延展。”[8]从政府角度来看，不仅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到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要从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以及与整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系，来发展教育产业。“应从投资结构、管理结构、人员结构、分配结构、资产结构和发展结构等方面考虑，逐步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我国教育服务产业运行体系。”[9］

二、教育服务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指事物、现象和行为所具有的满足经济主体需要的属性，它是人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用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一定的事物、现象以及人们的行为的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价值既反映一定的关系，也是一种实体，其内容是专指凝聚在商品里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其形式主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既然教育服务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在教育服务创造的价值大于消耗的情况下，教育本身也就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教育的经济效益是教育服务的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的比较（即与教育服务的收益之比）。教育服务是能进行交换的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就是作为商品的教育服务的价值。教育经济价值是教育产品（或教育商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劳务的抽象[10]。其内涵就包括人们的生产技能、对正式约束的适应能力及非正式约束的感知能力与行为对象的效果。当教育的存在、属性及其发展变化同社会经济的结构、需要及其发展变化处于相符合、相一致或接近的性质状态时，教育就有明显的经济价值或有正经济价值，反之，则意味着教育没有经济价值或有负经济价值[11]。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不但早已受到斯特鲁米林、舒尔茨、丹尼森等的关注，而且他们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做了具体的数据分析。这些学者的主张和所提供的具体数据使得我们认识教育经济价值更加清晰与具体。传统的理解强调教育与经济的间接联系和教育的外部经济价值，我们认为教育服务直接具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

1教育服务具有个体经济价值

（1)教育服务可以提高教育消费者的劳动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劳动者不是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简单劳动者，而是掌握一定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者。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个人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式的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在家庭生产中，……在向较好的专业机遇和生活地点的转移中，都很有价值。"[12]教育服务是教育机构利用教学人员、教学辅助人员和教育训练设备向个人和团体提供教育训练服务，进行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通过使受教育者将教育服务产品内化为自己的观念、知识与技能，改善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使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得到增值的一系列活动。

（2)教育服务增强教育消费者在经济生活中“处理非均衡状态能力”，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教育可以使人提高认识能力和信息获得与处理能力，了解竞争规则和竞争技能，使人能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和反应能力做出迅速判断和适当反应。一般来说，教育投入越多，这种判断和反应能力越强。

（3)教育服务可以使教育消费者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节约交易费用。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由于雇主和受雇者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双方所具有的“经济理性”，使交易的进行面临困难和障碍，雇主对受雇者不了解，受雇者难以让雇主了解自己、确认其能力。许多研究表明，有较高的学历受雇者可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容易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

2教育服务具有组织经济价值

（1)教育服务可以促使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进行产业化经营，形成品牌，不断增值。在教育服务的背景下，学校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经营，经营的目的就是通过盘活教育存量资本，搞活增量资本，激活无形资产，使教育规模得到扩张，质量得到提高，从而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学校经营是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资源配置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教育的发展逐步摆脱对国家、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在教育过程之中和教育过程之外，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产业化方式运营，走自主办学、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学校升值或增值是现代学校发展的迫切需要。许多学校从办学理念、学校形象、师生关系、学校关系入手，改进服务环境和质量，便于教育消费者从环境、人员、设备、资料、象征物和价格上做出种种相关的判断，减少不确定性，吸引优质生源，形成了品牌效应，进而减少招生费用，适度提高学费标准，进行低成本扩充，使学校有形和无形资产增值。

（2)教育服务可以促进学校形成内部交易市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教育服务生产效率。学校教育服务可以促进资金、人员等向教育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流动，优化教师、学生、资金等资源配置，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3)教育服务可以拓展教育投资渠道。确立教育服务观点，就承认了教育服务存在价格，投资教育服务可以有适当的回报，这可以扩大教育投资渠道，增加教育投资，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生产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我国非义务教育经历了从全部免费到部分收费再到招生并轨、实行普遍收费的过程，使得学校教育经费来源已由单一的政府拨款向财政拨款、学费、教育税费、校内产业、社会捐资等多渠道转变，确立起了学校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制度，其中学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2001年全国学费、杂费收入为745.60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6.08％，其年增长速度在25％左右。这一比例充分说明教育服务消费，对于解决我国长期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具有更为直接的经济价值[13]。

3教育服务具有国家经济价值

教育服务具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教育服务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教育服务对经济发展的增值贡献，或是间接与衍生贡献；人才资本与其他受益于教育的方面。

（1)教育服务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教育机构既获得收入，又有支出，还创造了就业，为国家和地方的整体经济做出了贡献。教育机构需要的消费来自于教育机构所在地内外的商品与服务，这些消费同时支持着其他产业的生产、服务与就业。此外，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还吸引了海外学生与访问者的到来，他们为当地教育机构直接带来了收入，并通过在当地的消费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伦敦海外学生与来访者在英国的消费和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教育服务机构不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效益，而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研究的结果表明：2001～2002学年，伦敦高等教育机构、海外学生与来访者共为英国经济创造了87亿英镑的价值，相当于英国GDP的0.8％。此外，还为英国创造了12.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伦敦高等教育部门为伦敦经济创造了38～46亿英镑的价值，相当于伦敦GDP的2.5～3％。伦敦高等教育部门支持了当地66700～75500个全职工作岗位。伦敦高等教育产业的连锁效应促进了英国其他产业活动的开展，其中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最明显，达12亿英镑，其次是商业服务业（8亿英镑）和批发与零售业（6亿英镑）[14]。

（2)教育服务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其经济价值。教育是消灭贫困的手段，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可以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使穷人增加收入，消灭贫困[15]。

（3)教育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教育服务产品不仅在国内教育市场交易，而且可以进入国际教育市场，进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WTO框架下，教育服务作为整个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目前全世界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承诺的国家共有47个。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教育市场中，价值总量为20000亿美元，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占全部劳动力的5％以上，150多万留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占有27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1/3，新兴和转型中国家约占15％[16]。目前，境外消费及留学生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境外支付及网络远程教育和境外办学教育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据国际经合组织初步估计，2002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比过去二十年翻了一番，教育服务贸易额将近300亿美元，这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当年整个金融服务贸易额，占经合组织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3%。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项主要的贸易，教育服务贸易分别是他们本国第三、第四和第五大出口业，教育出口值占本国服务贸易总值的11.6%、4.9%和3.8%[17]。

当然，教育服务经济价值的实现机制非常复杂。教育服务可以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术水平、处理非均衡状态的能力、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和制度变迁，改变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信号标识作用等多种渠道实现经济价值。不同社会经济中教育服务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和途径是不同的。

三、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教育服务经济”研究具有重要学科价值

教育经济价值范畴是现代教育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18]。但教育经济价值的基础是什么？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解，应该是教育提供的产品或劳务。在教育界，尽管很少有人提及“教育产品”一词，但在许多人看来，教育产品就是指教育质量或学位或向社会输送的合格人才。如教育产品就是指“每一位学生的认知、能力、素质和个性的培养，促进个人的发展不断地得到提高”，即“学校的毕业生和科研成果”[19]。几种体现为“人才产品说”和“知识产品说”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概念。因为学生不是被动加工的“物品”，“人才”只是对教育生产函数的间接判断，人才不仅仅是“教育”的结果。至于把“知识”作为教育的产品是对教育产品的一种不全面的概括。此外，“知识”只是教育产品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并不是教育产品的全部。

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消费的结果是不同的。教育服务的直接结果提高了受教育者“人力资本存量”或增加了其“知识资本”，间接的结果是提高了教育生产者（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生产能力，包括其教育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学术能力。学校毕业生和科研成果只是教育服务结果的实体化形式。“在教育经济理论研究中，过去只是把教育产品解释为培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应该肯定这些观点没有错，但这只是强调了教育劳动的成果，没有说清楚教育活动本身。因此，理论阐述得不彻底、不科学，没有说到根本上。因为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交易市场是在教育外部，在社会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上，没有在真正的教育市场内交易。而教育内部交易市场则是学校提供的，是教育服务商品，学校和教育者为教育市场提供的是教育服务消费品，而受教育者购买的是教育服务商品，这样才能在教育市场内进行真正交易活动，也才是教育市场交易的实质内容。”[20]可以说，人才产品说或知识产品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化学校的单一的政治功能或经济功能的必然反映。教育服务作为一个教育经济学概念，只能是从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服务产品来理解。只有“教育服务”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才能准确反映教育产品的本质以及学校活动的经济本质[21]。这种服务是以课程服务、教学服务为典型内容的教育服务，是教育劳动者向社会或家庭提供教育机会的复杂劳动。教育服务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对它的深入研究将促进教育经济学体系创新。

2增强学校服务意识和核心竞争力

教育被看作一种“服务"，学校的各项工作就构成了服务链，最终由教师将一种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给学生。将教育机构看成是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区别于将教育机构看成单纯的行政机构、事业机构的传统认识。学校的经营事实上与一般企业的经营一样都是建立在消费者主权的基础上，即从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经营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内已经有人用市场营销理论分析高等教育服务[22]。

教育界曾流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提法，其中“服务育人”一般指的是学校后勤向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优质服务，以达到育人之目的。其实，教书、管理、后勤都是学校服务的形式，它们构成学校教育服务的整体产品，教学服务是整体产品的核心；教育教学管理是服务的服务或教学的后台服务，是教育服务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勤服务是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的附加服务，是教育服务产品的必要内容。因为学生身心发展的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多样化的附加服务成为学校吸引力的重要源泉。

把学校视作教育服务的生产、销售机构时，实际上我们是把学校放在了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此时，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个“经营者”，对学校的管理不仅仅意味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更意味着要根据教育市场需求找准学校在市场中的位置，要把自己生产的教育服务产品推销出去，在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即吸引更多的生源）。通过创出品牌，学校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生源市场；通过开拓生源市场，学校建立有实力的经济资本；通过学校品牌输出、品牌扩张、品牌延伸，扩大经济资本，学校提升学校品牌的价值。由此，形成学校品牌与生源市场、生源市场与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与学校品牌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学校品牌的升值，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学校的市场竞争力。

3促进教育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服务是一项特殊的服务，学校是特殊的服务业。”[23]“办好教育，发展教育，必须树立教育服务产业观。”[24]发展教育产业，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market-basededucation)创新。发展教育产业不等于私有化，学校的市场行为不等于学校企业化。教育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但非营利性与实现盈利是不矛盾的。作为一项充满经济活动的产业，办学者通过经营管理是可以实现盈利的。零利润并不必然导出良性循环，实现盈利也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恶性发展。事实上，市场化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克服“从属文化”的工具，并能使公共服务非政治化[25]。

国外很早就注意到了教育的产业性，注意开发教育产业。美国经济学家E•科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在美国，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即使不是最大，也肯定是极大的产业部门之一。”[26]1996年，美国出版的《教育产业指南》中指出:“教育是美国国内最大的事业之一，每年耗资6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超过国防费用，是仅次于医疗保健的全国第三大支出[27]。关于教育是否产业化的讨论仍在继续，但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却在深入。人们相信，提高教育效率的市场化改革与教育公益性的终极目标并不矛盾。

如何实现教育服务产业化是一个实践难题。从已有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措施有：第一，坚持效率、效益和公平的统一，即投入成本的最小化与创造效益的最大化，个人价值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统一。第二、制订有效的产业政策。对教育产业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植，促进其发展[28］(P9-14)。特别是对办教育的准入机制、盈利和非盈利教育机构的界定、教育机构盈利的限制及其对盈利的分配等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家通过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办学者通过盈利进一步充实教育发展基金，促进教育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并使投资者得到一定的回报，激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第三、教育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学校微观经营两方面。“整个教育产业要有效地经营，一个个教育单位也要进行有效经营。”[28］(P9-14)教育服务产业要遵循服务产业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服务资源的配置、服务组织结构的调整、服务战略的选择等，但关键是要提高教育服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影响教育服务竞争力的关键是教育服务整体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具体则体现为知名教育品牌的数量和市场影响力，如世界或全国一流的大学、中小学。

4促进教育服务贸易，提高教育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与国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输入输出，是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服务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急剧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全球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额每年高达300亿美元以上，国际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世界各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共有162万，其中在OECD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为152万。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因招收留学生产生的贸易出口产值估计在30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3%。澳大利亚学者估计，2000年国际教育市场带来的贸易量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同年，在国际高等教育服务中，美国获益102.8亿美元，英国获益37.58亿美元，澳大利亚获益21.55亿美元。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2003年为310万，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上升幅度超过87%。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29］(P49-53)。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教育服务贸易的巨大优势。但目前，面对入世后国内教育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观念、体制、法规、管理方面仍未有充足准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国，这种现象造成我国巨额的教育资金和大量人才的“双外流”，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建设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29］(P49-53)。如何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必须彻底改革教育观念，真正树立起教育服务理念，努力开放教育贸易市场，加大教育服务贸易的输出量，发挥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作用，推进我国教育服务市场化、贸易化和国际化进程；及早制定并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和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如积极改革现有的留学生政策、以亚洲和第三世界各国为“目标客户群”实施“教育输出”、设立“教育特区”；培育和完善教育服务市场体系，加快建立我国教育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以认证为基础的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证体制与机制；创设多元化文化氛围，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提供便利，同时也突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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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税收遵从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的旨在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享受纳税权力的服务总称。纳税服务观即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是人本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整个税收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纳税服务工作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它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以满足纳税人各类办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服务。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评价各项工作实绩和效率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自1996年税收征管改革以来，以办税服务为基础的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各级税务机关在提高纳税服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规范纳税服务厅，到相继公开纳税服务厅窗口服务职责，并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制度体系都促进了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但从宏观上看，当前纳税服务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纳税人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务干部服务理念亟待提高、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模式缺少深化纳税服务改革、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察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纳税人的权力难以落实。因此研究纳税服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深化，使之从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纳税服务理念落后

纳税服务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视了对公民在缴税过程中应当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自身定位不准。虽然近年来在改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层次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服务理念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范畴，缺乏实质性突破，远不能适应新的税收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意识，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对征纳税关系的认知局限于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面。这种权力意识本位化直接带来的是服务举措“本位化”。在当前的纳税服务体系中，税务机关是纳税服务的主体和主导，服务举措是更多地倾向于便于管理的角度建立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管理的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体系。（2）过多注重形式性服务，肤浅地照搬了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的做法，服务层次不深。（3）忽视了纳税人的需求，使得纳税服务“供求不对路”，纳税人需要的项目没有被列入服务重点。（4）纳税服务未能遵从纳税人自愿的原则，而以税务机关管理需要为出发点。

2.纳税人理念落后。本身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对纳税人的权利缺乏了解，因此缺乏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完善的纳税服务的自觉意识，期望值不高。这种期望值的不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在提供纳税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监督。

（二）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1.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衔接不到位。纳税服务机制要求无论是征收、管理、稽查哪个环节，都有征求纳税服务需求并向有关环节反馈的义务，面对纳税人时都是代表税务机关的服务者，而不能因工作分工忽视了税务工作者法定的纳税服务义务。由于缺少纳税服务组织机构，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信息联系不畅，征收岗位发现的纳税人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管理岗位，在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纳税人对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环节的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征收、稽查环节。税务稽查只管查账，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纳税服务职能，征、管、查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纳税人服务。

2.跨地域的税务机关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纳税人日益增多，而在现行的属地管辖的原则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公司所接受的税务管理机构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各管各的事。在办理纳税事宜上，本来税务机关相互联系就可以了解的税收信息，却由纳税人到一个税务机关取得信息资料，再送到另一税务机关，加大了纳税成本。

3.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缺乏畅通高效的沟通联系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固化、畅通、高效的联系渠道，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不能及时了解不同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不同需求。有的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服务需求信息的主动性差，重税收管理性信息，轻服务需求信息，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模式，对纳税服务信息的了解片面、不完整。

（三）信息化服务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

1.政府对税收信息化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制定严密的发展规划，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联系各级税务机关、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政府缺少严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各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才刚刚起步，形成了税务机关一枝独秀开展信息化服务的局面，总体服务效果不理想。

2.信息管理部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信息业务技术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基本上仅仅能够负责系统内的网络建设和后台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不能对前台操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操作监控；而前台操作人员由于计算机水平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达到要求，形成一些垃圾数据和失真数据，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由于技术维护人员缺乏，对纳税人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影响了纳税人的应用。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纳税服务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不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不重视成本—效益分析，从而不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税务机关内部不重视对征管工作质量的考核，没有把服务质量考核摆到相应的位置上。不但没有专门的服务考核机构，而且对于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也没有建立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内部考核制度。即使是行业作风评比，也是以社会各界参与的多，真正纳税人参与的少，真正的服务对象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水平评价的机会很少，缺乏由纳税人广泛参与的纳税服务评价机制。

（五）税务中介服务有待深化

我国税务中介服务的主要形式为税务服务，我国税务始于1998年，在维护纳税人权益、配合征管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运行情况看，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地方税务与当地税务机关未彻底脱钩，人员与税务机构工作人员交叉，服务内容上存在“越位”现象，服务方式上有行政命令的痕迹。二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服务内容的层次较低，服务质量较差。

（六）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目前新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做了原则性指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纳税服务的立法层次仍然较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纳税服务的法律法规。对纳税服务本质、范围等内容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缺乏纳税服务统一标准，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过错追究机制，导致了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持，纳税服务规范征收行为的作用难以发挥，纳税人权利的保障难以落到实处，这是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根本原因。

三、建设纳税服务体系的理论分析

（一）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则是市场经济。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上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等价交换。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成本，即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是无偿的，这是对税务机关工作性质的定位。税务机关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除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费用外，“直接以纳税人为调控对象，引导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向有利于提升整体纳税人公共利益水平的方向转移。”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核心，是将税务机关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整为执法与公共服务并存的机关，其实质是把服务的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进而调整税收工作思路，达到税收与经济、税务与社会、征税与纳税的良性互动。因此，为纳税人提供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是其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广大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广大纳税人权利，维护其根本利益，提供各种纳税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提供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三）建立和谐社会———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Haig）首先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他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遵从成本进行定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测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cSandford）教授，在税收遵从成本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将许多国家政府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一长期被漠视的领域。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如增值税需要填9张表；其次，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尤其是对税法宣传力度不够，使我国纳税人了解有关税法规定、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所花费时间较长；再次，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等相关因素的限制，我国现在的纳税申报还做不到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去税务机关和银行缴纳税款，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2.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货币成本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加之企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3.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更加困难，加之一些地区和税务部门的不正之风依然严重，纳税人产生的焦虑及不满情绪就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以及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直接影响征税效率。如税收信息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实行限时服务、延时服务则可以节约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税务机关通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遵从率，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

四、小结

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缴税形式上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但经过法律明确双方的确立和义务之后，这种关系便上升为一种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和其他的法律关系一样，税收法律关系同样是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组成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题即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其中，一方面是代表政府行使职责的税务机关，另一方面即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这二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仅如此，这两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说，纳税人主体是基础、前提，是征税人主体存在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纳税人，征税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征税人应当为纳税人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处于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税务部门在税务征收过程中，必须要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

注释：

①万素林。关于纳税服务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华财税，2003（10）。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3

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著，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著．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性服务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性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性服务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性服务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五、结论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4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ivinTomer)预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某些行业的革命会扩展,使得它们的独家产品不是粗制滥造的商品,甚至也不是一般性的服务,而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体验”。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的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之后经济的基础。依据约瑟夫•派恩(B.JosephPineII)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H.Gilmore)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指出:体验式经济时代已来临。从此“体验经济”的提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随着科技、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与欲望,消费者的消费型态也相应的受到了影响。经济提供物由货物、商品、服务转变为体验,经济形态的演变也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至体验经济。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一次经济提供物的改变,都会导致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使社会从一个经济时代进化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提供物的改变和经济时代的变迁,势必会影响到营销所关心的“相互满足的交换关系”。而交换关系一旦改变,营销的模式就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

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服务部门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50%,是对服务经济的一个公认判断标准。依据这一标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在服务经济中,服务代替商品变成了社会上的主要经济提供物。

进入21世纪后,体验经济开始慢慢显露出来。首先从宏观上看,体验经济是因为社会高度富裕、文明、发达而产生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企业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引领和示范,都促进了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其次,从微观上看,体验经济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即“体验”。服务逐渐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商品化逐渐抹杀产品和服务给人们带来的个性化、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当服务变得更加自动化与商品化后,体验就从服务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供顾客消费的提供物。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外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发达社会经济,正以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并紧跟计算机信息时代,在逐步甚至大规模开展体验经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愈来愈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体验。体验经济从工业到农业、计算机业、因特网、旅游业、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娱乐业(影视、主题公园)等各行业都在上演着体验,尤其是娱乐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领域。“体验经济”也将成为中国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

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区别

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重心,以商品为素材,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传统经济主要注重产品的功能强大、外型美观、价格优势,体验经济则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企业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体验经济虽然产生于服务经济内部,但与服务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消费行为不同

服务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强调分工及产品功能,消费行为则以服务为导向。当人们购买服务时,购买“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体验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以提升服务为首,并以商品为道具,消费行为则追求感性与情境的诉求,创造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并注重与商品的互动。当人们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它本身不是一种经济产出,不能完全以清点的方式来测量。

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商品的功能性价值,还更多地关注隐藏于商品中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偏好那些能够展示自己个性化形象,能与自我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关注获得的商品,还关注获得的地点和获得的方式。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将表现出如下特点:从消费结构看,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从消费内容看,大众化的产品日渐失势,对个性化产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价值目标看,消费者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从接受产品的方式看,消费者从被动接受厂商的诱导、拉动,发展到对产品外观要求个性化,进而对产品功能提出个性化的要求。

(二)顾客的角色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是卖方经济,所有的经济产出都停留在顾客之外,不与顾客发生关系。工业经济的定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注重质量和价格。服务经济的定位是“生产者+消费者”,服务经济时代从生产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按需定制”中,消费者不是生产者,不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服务在生产出来后其价值就固定下来。而体验经济的定位是完全以消费者为中心,从消费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体验不再是消费与生产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的,同时又是生产的过程”。顾客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体验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最大不同。此时企业的主要工作是为顾客的体验提供舞台,真正的体验要由顾客来实现。顾客可以在实现体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使体验品产生更大的价值。

(三)满足的需要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满足的是一般的生存需要;服务经济满足的是发展的需要;体验经济满足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托夫勒进一步解释了从生存到发展到自我实现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他说:顾客一方面希望所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稳定、重复和熟悉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求得到一些刺激和兴奋,他们希望有范围广泛的各种体验能感觉到。体验经济正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强调了人的无限需求中的“体验”类需求开始转变为现实需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我实现需求,对顾客来说,就是快乐,对企业来说,就是成功。让用户快乐和成功,是工业经济的价格战和服务经济的服务战饱和后,价值链上移的主要战略空间。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随着消费型态的改变,已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验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消费重点将从产品和服务向体验转移,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境界。

(四)功能不同

产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服务经济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如顾客通过维修服务,排除了故障。当顾客购买一种服务的时候,他实际上买的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无形的活动。体验经济没有解决顾客的任何问题,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东西,当顾客购买一种体验的时候,买的是时间和享受,顾客在这段时间里享受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动,认为它比有形的东西更值得珍视。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体验经济是制造高潮的经济。体验经济就是把这些高潮系统地、产业化地“制造”出来。

(五)收费和定价不同

在实践中,体验与服务有时很难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服务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不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而体验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这种情况像给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一样,如果企业只对产品收费,这属于工业经济的范畴;而如果企业既对产品收费,又对服务收费,就属于服务经济的范畴。同样,体验原先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现在让别人为我们上演体验,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将原先免费的东西进行付费的历史。

服务经济时代价格变动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体验经济时代定价将主要取决于顾客获得的价值,而不取决于企业为设计体验所付出的成本,是与产品的实际理性价值相背离的。其价值是由体验者的心情、感受来决定,体验者认为花费那么多是值得的,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因此企业有比较柔性的定价权,定价的空间非常灵活。

(六)把握价值的方式不同

服务经济是用理性把握价值,体验经济是用直觉把握价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除了包含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以外,还包含感官、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如果说服务经济可以用经济学来指导,那么体验经济甚至可以不用经济学,而是用美学指导。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只是使人们走入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经历从经济人理性向“行为”的转变。

(七)核心问题不同

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质量,服务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体验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创新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体验经济的经济提供物必须给顾客留下深刻和永久的记忆,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要有好的主题和创意。继标准化洗礼服务传递之后,创新将是体验竞争的焦点。因为,今天看似无法实现的服务,明天很快就会成为行业标准。更何况,即使是服务标准本身也需要用创新来增强它的活力,让创新推动体验走向完美。因此,在体验经济中,创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唯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八)解释理论不同

工业经济以泰勒、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解释;服务经济以梅奥等开辟的行为管理理论(又叫人际关系理论、社会人理论)来解释;体验经济的未来学源头在托夫勒,心理学源头在马斯洛,经济学源头在戴维•莱布森和穆拉伊纳丹,媒体源头在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哲学源头是“另类”的尼采哲学,尼采认为人的本质是未定型的,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类也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的未定型,塑造出更健康有力的人性。

经济形态演进带动营销模式的变革

在工业经济中,消费者完全是被动的接收者,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制造过程和进入市场的过程并不知晓,只能感受到结果物品的存在。而在服务经济中,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主动性增强,逐渐能够感受到服务的过程,企业家们也逐渐照顾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真正的体验要靠顾客自己来实现,也就是说体验产业的产品体验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它的价值不是由厂家商家来提供确定而是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设计。所以,消费者能够感受到,在消费过程中自身的重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及作为主人的控制性都得到肯定;这样可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从而促进消费。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营销模式也发生了变革,经历了从“4Ps”到“4Cs”再到“6Es”的转变。

(一)从“4Ps”到“4Cs”的营销模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营销模式以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为指导,专注于产品的特色与利益,把顾客当作理智的购买决策者,把顾客的决策看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理性的分析、评价、最后决策购买。服务经济时代的“4Cs”营销组合策略是由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在1990年提出的,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新设定了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和沟通(Communication)。它重视顾客导向,以追求顾客满意为目标,这实际上是当今消费者在营销中越来越居主动地位的市场对企业的必然要求。在“4Cs”理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市场和消费者,与顾客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和动态的关系。

(二)体验营销6Es

体验经济环境认定的顾客价值,是针对目标市场中每一位顾客的个别价值提出的。它要求在企业的经济运行中,使每一位顾客都能获得满意的价值,因此企业必须按照特定顾客的具体需求进行量身定制。这种量身定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化,量身定制是体验经济的必由之路,并统领着体验经济的运行。体验营销从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5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突破传统营销“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才是营销的关键。从重视产品的性能与质量转变为重视顾客的感性需求,从产品的制造者或服务的提供者转化为体验的策划者。因此,体验营销既是营销重点的转移,又是营销视角的转换;既是一种营销策略,又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体验策略组合由以下要素构成:体验(Experience)、情境(Environment)、事件(Event)、侵入(Engaging)和印象(Effect)延展(Expand)。这六大要素的英文单词都是以“E”开头的,为简单起见将其称为“6Es”组合策略。

一是体验策略。体验经济的灵魂或主观思想核心是主题体验设计,根据消费者的兴趣、态度、嗜好、情绪、知识和教育,把商品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境作为“布景”,创造一项顾客拥有美好的、值得记念的回忆,引发消费者在情感上的共鸣,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在体验经济中,应注重“市场营销+戏剧舞台”概念,“工作就是剧院”和“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舞台”的设计理念应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主题体验设计现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设计行业,成功的主题体验设计必然能够有效地促进体验经济的发展。

二是情境策略。情境是企业为顾客创建的“表演舞台”,是体验产生的外部环境。它既可被设计成现实的场景,也可被设计成虚拟的世界。在情境策略的设计中,可以借鉴戏曲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服务于体验策略。企业要关注消费情景,以创造体验吸引消费者,强调与消费者的沟通,并触动其内在的情感和情绪。

三是事件策略。这里的事件特指为顾客设定的一系列的表演程序。如果企业提供的体验零散且无法辨别,那将很难在顾客心目中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定位,因此,企业必须对表演的过程进行特别的设计。事件策略根据表演的松散程度设立严格的或相对宽松的程序。在事件策略的设计中,要塑造完整的体验,不仅需要设计一层层的正面线索,还必需减除削弱、违反、转移主题的负面线索,考虑顾客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他们之间的活动。

四是浸入策略。消费者比以前更愿意参与产品的设计,希望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和自身价值,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体验营销关注顾客的主动参与性,浸入策略是要通过营销手段使顾客真正浸入到企业所设计的事件中,要求在角色的设计中一定要使顾客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顾客只有真正地参与事件,其心理活动才真正地浸入到情境中,才会最终导致愿意付费的体验的产生。

五是印象策略。体验营销在向顾客让渡体验的同时,要注意顾客终生价值的问题,引入印象策略以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体验的难忘过程产生了印象,成为维持长期顾客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如不对其进行管理,顾客关系的长期保持将很难实现。

六是延展策略。企业将产品的研发拓展到相关领域中去,形成完整的价值链,顾客体验可以延展到企业的其他产品,延展到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并向他人进行传播,从而实现了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在“6Es”组合策略中,各个E之间联系密切,首先,体验策略是体验的设计过程,是情境策略、事件策略和浸入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他策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体验策略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其次,情境策略、浸入策略和事件策略是体验的实现过程,企业通过这三个策略的实施,完成体验的生产和让渡,同时顾客也完成了对体验的消费。最后,印象策略和延展策略是体验营销的管理过程,它建立在前面策略的结果上,力求保持长期的顾客关系,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5

一、深化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学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取得了以下进步：第一，建设了一批水平较高、内容丰富的重点学科，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理论学科不断改革创新，应用学科有了长足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第二，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取得重大成果。坚持“三个面向”，加强全面素质教育，已经提出并付诸实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教学方法有了重大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第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必须看到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求相比，经济学教育发展、科学研究还显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学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人才培养和科研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学的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深化经济学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面临新的形势。一是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将对经济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然后是严重的欧美债务危机，受这些危机影响而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必将对经济学教育提出新的强烈需求。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教育向何处去，我国经济学教育由此要借鉴和吸取哪些教训，我们如何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挑战，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是摆在经济学教育面前的重大课题。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对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25位。我国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0％。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24．8％…。这说明，经济总量的跃升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从经济学角度说，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转型和改革战略，这是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国特色经济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要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肥沃土壤，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为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前进，必须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对经济学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历史表明，人类已经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有自然科学家已经预言，“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手段；从长远看，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一重大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学密切关注的课题，如果我国的经济学界能够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并以此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教学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二、经济学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任务和着力要做的工作

面对急剧变动的世界和丰富多彩的实践，经济学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如果我们既不盲目自满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地估计我国经济学现状，虽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个架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科学的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教育是由实践做后盾的。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尚不够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教育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从发展的趋势看，只要我们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经济发达程度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实践的总结和创新，进一步吸取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把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为建设世界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体系而努力奋斗，为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培养更多更高素质和能力的人才而奋斗。为此，需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优秀拔尖人才和专门人才。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密切关注并努力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对人才的需要，确定与时代和实践发展需求相符合并能引领社会前进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要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学校与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质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坚持因材施教，倡导自主学习，促进个性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是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提供更多、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科研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经济学要抓住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机遇，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在当前，特别要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研究和揭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规律和趋势。适应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的新要求，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职能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要积极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应用对策研究，促进交叉研究，推进协同创新，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突破口，建设开放、集成、高效的创新机制，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三是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意和宗旨。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自觉参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学研紧密融合；要自觉参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开辟自身发展新空间；要自觉参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时代需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广泛开展科学普及，为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J。四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按照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要求，造就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教学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教师骨干。关键措施是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和教师在高校的中心地位，建立能够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三、需要坚持的几项原则深化经济学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如下一些原则：

1．坚持经济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内涵式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实际看，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发展将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内涵发展、科学发展的路子。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优化结构，使各层次、各类型人才更好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促进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强化特色，使各类学校各定其位、各展所长，在各领域办出特色；注重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高校大胆探索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经济学要按照科学发展、内涵发展的要求妥善处理规模、结构、质量的关系。

2．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就是在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就是在经济学的建设与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经济学教育教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期间虽然也发生过曲折和失误，但同样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纠正错误和失误，使经济学教育教学恢复到正确的轨道并取得新的重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坚持经济学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为我所用，从而使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教学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有益的。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网络服务经济;服务产品;评估体系;定价方法

一、研究背景

在网络服务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服务产品本身具有无形性、需求不稳定性和感知差异性等特点，所以无法像实体产品遵循成本、竞争及需求等因素进行定价。[1]加之，在当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中，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牺牲制造商利益并一味追求低价销售，致使网络服务产品定价机制混乱，从而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和良性发展，制造业也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最佳机遇期。因此，识别影响网络服务产品价格的各类显性和隐性的关键要素，揭示不同影响因素对资源价格的作用规律，分析网络服务经济不同类型异质资源的定价模式，成为现代网络服务经济有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传统定价理论，企业定价方法主要有成本导向、竞争导向、需求导向定价法，撇脂定价、渗透定价和组合定价等，例如杨万停和靖继鹏（2003）基于生产成本定价策略从供给方的角度将信息商品分为批量化和非批量化，并针对不同类别的信息商品进行价格模型研究；[2]廉同辉和袁勤俭（2013）基于互联网的差异化定价和组合定价策略分析了数字出版物的影响因素和定价规则。[3]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版权意识的增强，以版权资源为核心的广播影视、数字出版、文化遗产和网络服务等数字化文化创意产品受到了国家战略规划层面的重视，大众对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服务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对网络服务环境下服务产品的定价机制研究便成为时下关注的热点，但当前关于服务产品的研究较为分散，大多围绕信息产品、云服务、数据资产以及文化遗产等方面展开，并未对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进行界定和系统化分析。[4]其次，张树武等（2017）将服务产品分为知识产权、内容和资源版权以及数据资产三类，进而构建了服务产品价值评估体系。基于此，在采用以上分类标准的基础上，首先探究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评估的指标因素；其次对现有网络服务产品的定价模型和方法进行梳理；最后提出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服务产品定价的基本模型和方法，具体分析路径见图1。

二、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

产品定价评估影响因素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现代服务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网络环境下的服务产品逐渐被“知识化”和“信息化”，有利于对服务产品的版权保护和无形资产品牌知名度的提升；[5]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性使得该情境下服务产品的范围界定及定价评估成为当前尚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张树武等（2017）对服务产品价值评估体系的研究，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技术、内容和资源以及数据资产是其服务产品的主要表现形式。基于此，笔者将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界定为不具有实体而以各种劳务形式表现出来的无形产品，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知识产权、内容和资源版权以及数据资产，并依据上述分类构建网络服务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评估影响因素体系。（一）知识产权的定价评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意识到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中，知识产权便是现代知识和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创造思想财产的总称，包括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图像和设计，它可分为两类：版权（文学和艺术作品）和工业产权，其中包括受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保护的发明。[6]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知识产权申请数量大幅增加，全社会对知识产权创新、保护、运用及转化等过程都保持较高的关注。因此，探究知识产权评估的影响因素体系对知识产权资源在全社会资源价值体系中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在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与有形资产产品相比，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有其独特的属性和特点。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价评估时，既需要挖掘有形资产定价评估体系在知识产权定价中的适用边界，从而提取出具有普适性的定价评估影响因素，又要结合知识产权自有的特点对原有模型和方法进行更新和完善。结合先前学者关于服务产品定价的研究，笔者认为影响知识产权定价评估的要素主要有法律因素、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和其他外在因素。其中，法律因素是指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创新集成过程中，国家通常会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管理以及保护进行规范，具体涉及知识产权的授权方式、有效期、许可情况、可规避性以及多国申请情况等；技术因素是指知识产权本身与技术相关的属性和特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技术的先进性、成熟度、适用范围、可替代性、行业趋势及配套技术依存等方面；市场因素是指知识产权市场化过程中受市场影响的各种要素，主要有知识产权的市场应用状态和竞争情况，知识产权在市场中的应用价值。除了上述三大因素外，知识产权的定价评估还受拥有者的声誉情况和与当前政策的适应情况影响。(二)内容和资源版权的定价评估。内容和资源版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由媒体组织生产、加工、控制并拥有明晰版权，同时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内容资源，包括音频和视频节目、图片素材、文字稿件以及文化古迹等，它们通常作为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而具有较高的社会和历史价值。[7]从交易角度来看，这些服务产品的交易通常被看作是内容和资源版权的交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内的内容资源版权实现了空前繁荣。但市场面对如此庞大的内容资源体量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成果转化，归根到底是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内容资源版权定价评估体系。结合宋培义和孙江华（2012）关于媒体数字内容资产和版权定价机制的研究以及网络环境下的内容资源特性，笔者认为影响内容和资源版权定价的因素主要有三大方面：内容或资源自身因素、消费者（使用者）因素和市场因素。具体来说内容和资源自身因素是指内容和资源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和属性，包括内容和资源的数量、独创性、完整性、可替代性以及使用寿命等；消费者（使用者）因素主要从用户的角度考虑的，包括用户群体规模的大小、用户对内容或资源的关注度以及用户对内容或资源的依赖程度；市场因素则侧重于对内容和资源版权的市场价值评估和增值潜力的预测。（三）数据资产定价评估。随着大数据技术产业的发展，数据成为当前国家和企业竞争的一项核心资源。在网络经济环境下，数据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依托于大数据技术进行交易和使用，数据需求方从交易平台上获取所需资源并将之转化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生产力。[8]但在这个过程中，数据资产的定价仍大多依赖于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尚未探索出一套流程化的评估体系。此外，从卖方角度看，数据资产定价并不完全适用于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从买方角度来看，数据资产定价多依赖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心理价格预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网络经济环境下的数据资产定价影响因素及定价机制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笔者结合熊励以及张树武等人的研究认为影响数据资产定价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数据资产成本和数据资产应用。其中，数据资产成本包括数据资产的建设费用和运维费用；数据资产应用包括数据资产分类、使用次数、适用对象以及使用效果评价等四个维度。

三、网络服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模型与方法

在互联网和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经济服务产品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为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定价模型是服务产品定价评估的核心内容。基于上述对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分类，对知识产权、内容和资源版权以及数据资产的定价评估模型与方法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普适性的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基本模型。（一）知识产权定价模型与方法。在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的交易、转让、拍卖、损害赔偿以及产业转化等都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最早对知识产权定价进行了研究，其主要基于无形资产定价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延伸。我国关于知识产权定价的研究开展较晚，大多从单个领域（专利、信息产品、文化遗产）的角度切入，较少从综合角度进行分析。从现有的评估方法看，早期应用较多的有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随着人们对网络经济认识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传统定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定价评估方法，如实物期权法、竞价拍卖、综合加权法和二叉树期权法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实物期权法。1.成本法成本法是一种核算实际成本的会计方法，也叫重置成本法，是指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价评估时，用知识产权价值转化的重置成本减去各种可能的贬值成本而得到评估定价的方法。成本法的基本思路是基于知识产权的历史数据和潜在风险来预估其持续使用带来的收益。因此，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P=V-M（1）（2）M=V×R（3）（4）其中，式（1）中的P为评估定价，V为重置成本，M为可能贬值（包括功能性贬值、实体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式（2）中的C0为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的物化消耗，V0为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的劳动消耗，L为知识产权投资回报率，β1为劳动消耗系数，β2为平均风险系数；式（3）中的R是指知识产权可能贬值率，式（4）中Y1为还可持续使用年限，Y2为总使用年限。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转化价值来间接衡量知识产权的价值，难点在于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它不同于有形资产有明确的使用年限，对知识产权的可能贬值率的估计较难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2.市场法市场法是一种对市场环境评估要求较高的定价方法，是指在现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中，通过充分考虑现行市场中类似知识产权的通行价格以及影响知识产权定价的各种因素，并根据市场中各种异质要素（例如时间、地点、品类和功能等）对通行价格进行调整，从而确定知识产权最终定价的方法。[9]具体计算公式如下：V=λ×P1其中，V为评估定价，P1为通行定价，λ为根据市场中各种异质要素确定的调整系数。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比较容易找到同类参照物的通行价格，进而可以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取值区间；难点在于对于环境中异质要素对定价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具有较大差异，从而难以准确确定调整系数。3.收益法收益法是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效应值原理对被评估资产的未来收益进行评估并将其折现的方法，它以评估资产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为价值参考尺度，要求被评估资产与其经营收益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如下：r=Rf+β(Rm-Rf)其中，V是评估定价（折现值），t是时间（年份），N是被评估资产的获益年限，r是折现率，Ut是被评估资产第N年的预期净收益。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较全面地考虑影响评估定价的因素，与成本法和市场法相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缺点在于该方法对于影响因素的评估带有较大程度的主观性，并且折现率受市场经济变动的影响较大，所以最终的评估定价有一定的难度和误差。4.实物期权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都是相对静态的知识产权定价评估方法，但知识产权自身更新换代以及市场对知识产权的需求和投资是动态变化的。以影视作品知识产权为例，当影视作品票房较好时，投资方就会追加投资并研发更多的衍生品开发其潜在收益，当票房不好时就会谨慎投资，所以传统的评估方法无法实现对知识产权市场的动态调整和应对，此时实物期权法便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实物期权法是一种动态的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它不仅可以反映市场当前资产的现时价值，还可以识别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动态变化概率及收益，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科学合理的资产定价方法。[10]其常用的是B-S定价模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C(s,t)=SN(d1)-Ke-rtN(d2)其中，C(s,t)为评估价格，S为知识产权的现行价2020•05总第516期V=×(1+L)C0+β1V01-β2R=×100%Y1Y2V=ΣNi=1Ut(1+r)td1=σ√t1[]tn+(r+t)stσ22d2=d1-σ√t4格，N(x)为服从(0,1)的累计正态分布函数，K为知识产权衍生品的预期开发成本，r为知识产权的无风险利率，σ为知识产权受不确定因素影响的波动利率，t为知识产权的有效时间。（二）内容和资源版权定价模型和方法。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发展，人们对互联网服务经济的需求由最初对信息的获取发展到对信息的应用和价值转化，从而为数字内容产业和资源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数字信息时代，内容和资源版权在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将知识碎片化、信息化进而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重新聚合，其本质仍是一种无形的服务产品，所以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着如何定价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关于内容和资源版权定价的研究均处于探索阶段，从评估模型和方法的角度看主要有三种导向：价格导向、价格引导和价格歧视。首先，价格导向是指以用户对内容和资源的需求为主的定价策略，它认为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内容和资源版权是碎片化的，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对其进行重新组合。但由于难以对碎片化的内容和资源进行定价，并且用户的需求是多样的，故难以形成统一的定价机制。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知识距离的定量测算方法，知识距离是指转移双方在知识基础上的差距或者说双方在掌握的知识上的相似度，简言之就是用户将获取的知识与自身原有的知识基础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知识数量，即获取的知识与自身原有知识基础所创造的新知识越多，知识距离越短。[11]因此，只有当内容和资源产品能为用户创造出超越预期心理均衡价格时，用户才会为之付费，此时的价格将会围绕其实际价值上下波动，但这种波动对其整体定价影响较小。其次，价格引导主要是结合网络服务经济背景下的网络平台发展阶段而言的，主要分为网络平台发展引入期、成长期及成熟期三个阶段。在网络平台引入期，由于内容和资源进入有限以及平台建设功能有待完善，用户的搜索请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此时平台内容和资源供应商主要以吸引用户为主，可以采取免费注册、免费使用以及免费传播的定价策略。在成长期，网络平台汇总的内容和资源极大丰富，基本能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此时可以对内容和资源进行分级筛选，有选择地对部分较高等级和质量的内容进行分级定价，其他较为普遍的内容和资源依旧采取免费策略。一方面可以维护平台用户的流量和忠诚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多内容和资源供应商的加入，从而促进平台内容和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成熟期的网络平台经营者主要考虑内容和资源的质量以及用户的体验，此时可以采取两步制收费策略对内容提供商和用户收取注册费或者交易费，从而提高内容供应商的入驻门槛及用户对内容和资源的利用与传播效率，从而确保平台的平稳健康发展。最后，价格歧视主要是指基于用户行为偏好预测的一级价格歧视，其中的一级价格歧视是微观经济学中垄断厂商基于不同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和偏好分析进行不同定价的方法。内容和资源版权由于具有数字版权的独特性、内容需求用户的复杂性及偏好的多样性，使其具备实施一级价格歧视的市场环境。在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用户在网络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交易数据、浏览痕迹以及活动区域等都极易被获取、分析和利用，从而生成对精准的目标用户人物画像，进而根据市场中与目标用户相似群体的历史数据对其需求的每一个内容和资源版权进行个性化定价。同时，内容和资源在网络平台上的传播是通过数字水印和文件加密等形式防止不法分子的盗版侵权，从而有利于市场价格的稳定运行。（三）数据资产定价模型和方法。近年来，数据资产逐渐成为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一项核心资源，但在大数据时代，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成为资产，只有可以被企业控制的用货币衡量并能带来经济收益的资源才能成为资产，所以只有给数据本身赋予经济价值和服务价值，才能实现向资产交易链条的转化。[12]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整理可以发现，当前对数据资产的定价评估方法和知识产权基本类似，也常采用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对其进行建模分析。熊励等认为数据资产是大数据发展的基础，对数据资产进行定价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但数据资产具有产权定位模糊、格式非标准化、数据产品网络外部性以及交易双方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数据资产定价的研究。基于客户感知价值理论（价格价值、功能价值、竞争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视角对数据资产定价机制进行研究，并利用Python对某网络数据交易平台进行数据抓取并代入模型验证其有效性。

四、网络服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基本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知识产权、内容和资源还是数据资产，都可被列为无形资产的范畴，并且在传统定价模型中均普遍以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作为定价的基础模型和方法。伴随着网络服务经济的发展，网络平台经济在为知识产权、内容和资源版权以及数据资产拓宽了成长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交易双方的不确定性，使得原有的定价模型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的情景。在此背景下，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一方面综合海量的历史数据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其进行神经网络建模，将数据分为训练集和对照集对模型进行多次学习和训练来确定模型的形式与参数，从而使得预测过程更具科学性，预测结果更具普适性。例如有研究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对移动众包平台任务定价进行研究，将已完成的历史数据作为学习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练，从中发现规律并寻找最优的定点方案。[13]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服务产品的特点，促使商家与消费者根据心理预期进行多次博弈，从而寻求双方满意的最优价格。例如，王建伯认为成本法是基于数据资产卖方的角度进行评估，市场法是基于市场中平台的发展阶段展开，而收益法是从买方的视角进行分析，这三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边界和应用的局限。基于此，他提出数据资产定价可以基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数据资产供需双方根据各自掌握的信息以及心理预期价格进行讨价还价，以博弈的形式进行反复决策，从而最终实现交易双方的动态均衡，这个过程也被称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分析方法和博弈论方法在对网络服务经济环境下的服务产品定价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可以作为网络环境下服务产品定价研究的基本模型和方法进行推广。但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例如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定价方法是一种对变量进行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其处理效果要优于博弈模型中的线性关系组合，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定价方法对历史数据有很强的依赖性；博弈定价对于市场中供需双方讨价还价的行为更容易捕捉，更便于分析，但对于变量间的交互效应或非线性因果关系的处理有一定误差。

五、结语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探析

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适用性所面临的紧要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服务经济发展，并纷纷发起了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的项目研究。这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这种互动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发展实质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好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提升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本限制，可带来的增长比重将达到一定极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智力因素的作用持续增长，由于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不竭的增长点。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高等教育主动和自主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尽快地在生产中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效益。

二、研究的现实基础探析

高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传承，数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来的。从古希腊学园、拜占廷和阿拉伯的高等教育开始，一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唯一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世纪的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封闭性培养，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再次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职能，即服务社会。至此，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共生在现代大学中。三大任务的拓展过程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历史要求。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着这些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爆发了“新大学运动”，使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强调了大学的实用性，人们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三、研究的实践探析

近代学者不满足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宏观论证，逐渐尝试使用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两者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同等的生产投资来计算，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经济效益来论证教育对经济的效益。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将教育提高纳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之内，计算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归于教育的比例。卢卡斯将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被划入为无形资本范畴，提出他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国内学者运用这些经济模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的相关性，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试图模拟二者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协调程度。部分学者针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总之，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使高等教育跟好的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4．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8

[摘要]：继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等学说之后，笔者提出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是诠释传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概念。意义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三大部分，它具有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当今意义服务作为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备受关注，同时在新技术新媒介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媒体机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世界传媒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近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年增长率均在两位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预计2010年超过5000亿元。[①]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研究也纳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版图，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正在建立起来。然而，到底什么是传媒经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共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媒经济的主体认识，推进传媒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也就传媒经济的本质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主体。

一、意义经济的概念提出

自2006年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关于传媒经济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笔者以2007——2009年为限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键入关键词“传媒产业”和“媒介产业”搜索到论文650篇，键入关键词“传媒经济”和“媒介经济”搜索到论文仅有132篇。由此可见，有关传媒产业的研究远多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即使在传媒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也大多是关于产业实务和微观经济的讨论。从研究层次来看，经验性的描述较多，学理性的分析较少；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引进移植的居多，本土原创的极少。综观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各种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传媒经济问题，如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系统经济学等；一类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传媒经济，如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受众经济、舆论经济、权力经济等。笔者认为涉及到传媒经济本质的讨论，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和急迫。目前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MichaelH.Goldhaber）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注意力才可以转化为财富。有人更形象地把注意力经济称之为眼球经济。但这一理论也受到媒介批评学者批判，斥之为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唯注意力论”。美国学者菲利普M.南波利于2003年出版了《受众经济学——传媒机构与受众市场》，可以看作注意力经济的实用版。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受众经济学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和国外传媒产业现实土壤上提出的传媒经济理论。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了影响力经济学说。这一理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我国传媒产业现实的。他认为传媒真正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②]然而，“影响力论”也受到质疑，广西民族大学唐谊军认为：“‘影响力论’不仅是一种模糊的结论，而且是一个有特定倾向性的结论，它并不能成为对传媒本质的一个有效解释。”[③]如此说来，舆论经济和权力经济则是一个更具特定倾向性的概念了，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影响力经济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因为它们都是侧重影响传媒的社会行为，较少涉及传媒的消费行为和市场因素。

如此看来，无论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都有偏颇和缺陷，虽然二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传媒经济的特性，但都不能涵盖和解释传媒经济所有的性质。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卜彦芳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注意力经济是影响力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传媒如果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那么就谈不上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力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的目的与提升，传媒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做出决策。”[④]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本质上阐述传媒经济。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打通传播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复旦大学周笑则从时间价值入手，试图揭示传媒经济独特的本质属性。但是他们的理论设想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要对传媒经济的本质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取向，二是研究的进路。回顾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块。但自金融风暴以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缺陷。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大体系（含由其衍生的产业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产业的现实操作更清晰了解，同时，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业的许多基本问题达到一个本质的把握，二者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可偏废。”[⑤]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的进路，即研究的切入点。复旦大学顾永波和殷晓蓉归纳目前传媒经济最典型的研究进路有两种：一种是传媒产品，一种是传媒稀缺性问题。笔者选择前者，选择传媒产品作为研究进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选择了以商品为切入点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媒产品入手展开研究一方面能解释传媒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⑥]选择传媒产品为研究进路可以说是回到经济学研究的原点。

在确定研究的取向和进路之后，笔者选取传媒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传媒产品的“意义”入手，提出意义经济（Meaningeconomy）这一新概念，进而建构传媒经济的主体理论。

二、意义经济的主体构成

传媒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用于传播的载体——信息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接收行为；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际上人们消费它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信息里所包含的内容、文化和意义。因此，它是一种意义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意义”概括起来说就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类在传播活动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图、认识、知识、价值、观念等等，都包括在意义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在传媒经济中，人们消费传媒产品只是消费信息产品的意义层面，即以符号形式传播的精神内容。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在中文里“意义”有四种含义：1.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2.内容；3.美名，声誉；4.作用，价值。在英语中“意义”以及它的派生动词包含的意思更广泛,包括“意味”、“所指”等意思。从词义学和符号学来看，“意义”还包括“能指”和“所指”的两个层面，它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比如电视剧《潜伏》，其能指（浅层表意）就是一部好看的谍战片，它满足观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而其所指（深层表意）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它使观众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产生共鸣。“意义”是媒介产品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可以说传媒经济就是一种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者的内涵与外延。

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是有层次之分的。一篇报纸文章也好，一个电视节目也好，一条手机短信也好，首先要有内容，有用且可读（看、听），满足人们认知世界和精神交往的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信息需求和最普遍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消费。尔后，还希望它讲求思想性，进一步满足人类求发展的精神需求，这往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更高端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影响。意义影响不仅影响消费者，还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不仅有层次之分，还有性质上和功能上的不同。

从意义消费角度来看，传媒产品是一种适用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产品，例如廉价报纸和免费电视，它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它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的是，一是作为信息产品，它的边际效用不同一般的劳动产品，根据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产品的符号价值，它不一定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二是它除了它的效用性之外，还有它的公共性，因为它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成。由此可见，意义消费与注意力经济十分相似，都是以传媒产品的内容来吸引受众进行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

从意义影响角度来看，传媒产品还是一种适用于分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如付费电视和时尚杂志，它满足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有些传媒产品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和时间成本才能去消费它，如纪录片。传媒产品的意义影响不仅影响到消费者，还影响到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从意义影响的层面来看，传媒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还涉及到媒介素养、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自然而然它会触及传媒制度、政府管制和族群认同等文化壁垒，因此它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多元文化背景。由于传媒产品的意义不仅影响受众，而且还会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还会产生政府管制、市场准入、文化保护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和制约行为。因此，传媒、受众与各种利益集团会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传媒市场上形成一个博弈的产业格局。例如谷歌扬言要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是国外传媒巨头与我国政府管制的一次博弈。由此可见，意义影响与影响力经济相近，都是体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一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

在意义经济的构成中，产业性、文化性和技术性是意义经济的三重属性。意义消费是最基本的，它可以形成各种传媒产业，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图书出版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它的效度可以用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来测量；意义影响则是最具核心价值的，它可以形成创意产业、传媒规制以及传媒的国际贸易等，文化属性是产生和制约意义影响最重要的属性，它的效度则以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来评价。“在注意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规律无处不在；在影响力发挥作用的领域，文化的、符号的力量举足轻重。”[⑦]这段话其实很好地概括了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的功能与作用。而意义服务则是给二者提供广义的技术支持，如何支持我们将在后面再详加解释。我们先来分析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三者的关系。在意义经济中，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和简单相加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一种内嵌互动的经济结构。意义影响以其核心作用内嵌在意义消费和意义服务中，而意义服务则因其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提供广泛的支持，而成为整个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公务员之家

三、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传媒经济也是一种服务经济，传媒产业也因此划归到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里面。在服务经济视阈下，意义经济中的意义服务举足轻重。但意义服务比起一般的经济服务更显特殊，更显复杂，而以往研究者对此却关注甚少。

前面说到意义服务是给意义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支持是指技术手段和技术产品，广义的技术支持是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如搜索引擎原是一种网络技术产品，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和内容，但人们可以通过它迅速地找到想要消费的传媒产品，从而获得所需的信息和内容。人类因为发明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发明了数字技术和卫星技术，才能消费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传媒产品，才能创造出以往没有的各种传媒经济活动。媒介技术是一种技术产品，它是为人们消费传媒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意义经济实现运行的物质基础。

那么，是不是有了媒介技术或技术产品，意义经济就能够运行起来呢？在北京奥运期间，搜狐凭借赞助商及官网的地位，将其奥运赛事信息系统独家接入奥运会官方信息系统（INFO）和比赛评论员系统（CIS），研发出将INFO2008系统中的数据转化为在页面上即时呈现的网友最关注的赛事赛程、比分直播、奖牌榜、快讯、资料库等五大媒介产品，网友在页面上看到的比赛数据与赛场完全同步，从而实现了赛场新闻刊发最新、最快、最全。由此可见，技术产品只有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意义经济。当搜索引擎从一种技术产品演变成为一种服务产品的时候，当它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传媒产品消费服务的时候，它才能给受众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服务。从经济形态上来看，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经济，具有更多的网络经济特征。然而，如果传媒经济未能从虚拟经济着陆到实体经济，没有从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还是不能形成它的经济运行。公务员之家

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还不能说形成真正的意义服务。在网络泡沫时期，尽管人们开发出大量的网络技术和服务产品，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致使大量网站难以维持，纷纷倒闭。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好盗版问题，视频网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赢利模式。可以说，只有媒介技术和服务产品，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或赢利模式还是不能维持意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媒介和媒体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媒体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从媒介技术到媒介形态再到传媒经济实体，任何新媒体都经历这样一种生成和演进过程。成熟的商业媒体具有三大构成：内容、渠道和商业模式。服务产品加上商业模式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服务，同时给予意义经济广义的技术支持。

首先，意义服务为意义消费提供最广泛的技术支持。其服务体现在意义经济运行的空间和时间上，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令意义服务得到不断的拓展，使传媒产品成为一种跨媒介传播的空间产品，例如视音频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交换平台，既可以为传统电视提供内容，也可以为网络和3G手机提供视频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意义服务的提升，降低了意义消费的时间成本。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研究人类在“稀缺”问题下做出选择的科学。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在制作电视节目的时候，视频素材数据库就会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当我们收集知识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为我们提供最便捷的工具，从而为意义消费降低了时间成本。

其次，意义服务还可以为意义影响创造平台，从而成为意义消费的“放大器”。意义服务是要解决经济学中的“稀缺”问题。“如何让消费者将有限的时间资源以最有效地支付给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产品。”[⑧]意义经济在时空上的拓展往往借助平台经济，“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⑨]意义经济往往通过构筑各种新平台来拓展其发展空间及影响力，例如利用各种大型文化传播活动、重大仪式性传播等平台都可以把意义经济中的各生产要素迅速地聚集起来，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和社会文化资本，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传播力、受众消费力和文化影响力。

由于传媒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的条件下，意义服务也会受到意义影响的制约。例如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境外卫星电视在我国落地的限制等都说明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文化安全和传媒制度的制约，从而体现出全球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资本博弈和制度约束。在意义经济中，意义服务无处不在；在意义服务中，意义影响无所不在。意义服务还可以促进意义消费与意义影响之间的互动互换，如报网互动和台网互动。传统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影响新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而新媒体也可以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和新的传播渠道影响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必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产品，从而推动了意义服务的升级换代，而意义服务的不断提升也促进意义经济的全面发展。意义服务无疑是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之间的转换器，通过平台聚合和媒介融合必然导致整个传媒产业的分化与整合，它激发出更多新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集群。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意义服务丰富的内涵：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展望未来，在新技术新媒介新观念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传媒产业还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特性，从而不断地丰富传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

[注释]

[①]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09年4月27日在北京的《2009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CentreofMediaOperation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ReportonDevelopmentofChina''''sMediaIndustry（2009）”April42009,Beijing.(inChinese)]

[②]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1页[Yu,Guoming,“AttentionEconomy——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3,1,Page1.(inChinese)]公务员之家

[③]唐谊军：《向“影响力论”发问》，《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第36页[Tang,Yijun,“Question‘TheTheoryofInfluence’”,JournalismReview，2007,8,Page36.(inChinese)]

[④]卜彦芳：《传媒经济学——理论与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第9页[Pu,Yanfang,“MediaEconomics-TheoryandCase”,ChinaInternationalRadioPress,Page9.(inChinese)]

[⑤]张辉锋：《传媒经济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第14页[Zhang,Huifeng,MediaEconomics,NanfangDailyPress,March2006,Page14.(inChinese)]

[⑥]谭天：《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暨南学报》2007年第1期，第127页[Tan,Tian,“WaysandNormalFormstotheResearchofMediaEconomy”,JournalofJinanUniversity,Page127.(inChinese)]

[⑦]支庭荣：《世界是平的,传媒是凹的——对传媒经济特性和规律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第95页[Zhi,Tingrong,“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Economics”,ModernCommunication,2007,3,Page95.(inChinese)]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9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媒体机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世界传媒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近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年增长率均在两位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预计2010年超过5000亿元。[①]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研究也纳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版图，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正在建立起来。然而，到底什么是传媒经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共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媒经济的主体认识，推进传媒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也就传媒经济的本质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主体。

一、意义经济的概念提出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MichaelH.Goldhaber）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注意力才可以转化为财富。有人更形象地把注意力经济称之为眼球经济。但这一理论也受到媒介批评学者批判，斥之为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唯注意力论”。美国学者菲利普M.南波利于2003年出版了《受众经济学——传媒机构与受众市场》，可以看作注意力经济的实用版。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受众经济学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和国外传媒产业现实土壤上提出的传媒经济理论。

二、意义经济的主体构成

三、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注释]

[③]唐谊军：《向“影响力论”发问》，《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第36页[Tang,Yijun,“Question‘TheTheoryofInfluence’”,JournalismReview，2007,8,Page36.(inChinese)]

[⑤]张辉锋：《传媒经济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第14页[Zhang,Huifeng,MediaEconomics,NanfangDailyPress,March2006,Page14.(inChinese)]

服务经济学范文篇10

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为什么可以从普遍地否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到了普遍地(指承认主体之众，而非客体之全)承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一是由于近50年来服务经济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认识服务经济价值创造性的客观环境比之基本否定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有了根本改变，二是服务劳动形式及其成果的“非凝结性”作为人们认识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主观思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马克思早在论述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时就精辟地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①现在人们更是认识到，所谓劳动凝结在价值体的“凝结”两字只是一个借喻词。②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实在文字上强调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物质承担者的核心内容是价值的承担者。在当时，还没有供人们不把这个承担者与“物质”形态相联系的社会条件，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用“对象承担者”来把物质承担者一般化的。对象承担者的含义是:劳动对象化为一种使用价值，由使用价值载体承担了劳动的价值。这个对象承担者可以是物质状态的，它是一种使用价值;也可以是运动状态的，它同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状态只是“对象承担者”的个别形式，它与运动状态是同一层次不同形式的“个别”而已。基于此，一般地肯定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就逐渐普遍起来了。但是，到了具体层面上，明明是已明确了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本来就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却对纯粹商业服务和银行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做了否定。对此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流通不创造价值，另一个是利息乃对产业剩余价值的分割。两个具体的否定理由至今仍使人们对于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一般肯定处于非常不彻底的状态。看来，对于使用价值，从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到对象承担者的认识转化还不能一般化，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分析商业服务与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究竟能否承担服务劳动投入的价值性。

二、一般到具体Ⅰ:纯粹商业服务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

在经典与现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商业利润及对平均利润分割理论的分析中，仍认为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如果这是源于对经典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的惯性接受，那克服这种思想是容易的，理性地改过来就是了。如果是出于对商业服务劳动是否产生使用价值，或者这种使用价值是否具有可以承担价值的物质形态的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必要做出商业服务有无使用价值和这种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的分析。为使分析简单，本文只分析被肯定为不创造价值的纯粹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服务的价值创造问题。我们已经阐述了，任何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否必须通过其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来讨论。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服务产品应该对购买者，也只有对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才能承担价值。那么纯粹商业服务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呢?我们可以对分类意义上的不同服务产品做出比较性和归纳性分析。在各种服务分类方法中，多用部门外延和功能内涵作为标准，有一种常见的把服务分为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与分销服务三类的方法，它对本文的讨论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1．生产者服务

此类服务为厂商所购买，用于生产性投入。典型的生产者服务如产品设计，其服务对象多为实物产品生产。这种服务生产可提升它所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就被追加到其对象产品上，所以被称为“追加服务”。生产者服务与对象物融合在一起，改变了对象物的状况，但最终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仍是实物商品，并非服务。这类服务的使用价值性质以及它的价值在实物商品上的追加，是目前大家都承认的。

2．消费者服务

这是满足人的多种生活消费需要的服务。比如旅游、交通、理发、教育培训、娱乐等等短距离的体验式服务，这类服务本身就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所以它们被称为“核心服务”。此类服务的特点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是服务本身，与物无关。而消费者之所以购买这些服务，是因为它们可给自己带来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这类服务的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直接承担了服务劳动的价值。它不需要经过对实物商品的价值追加而迂回体现其自身价值。只要承认服务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那么现在人们对消费者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大多也没有多大分歧。

3．分销服务

这是消费者为获取实物商品而连带购买的流通服务。它有着比较复杂的特点:第一，服务对象是最终消费者(这里仅指零售商业服务)，这一点似同于消费者服务，但与作为消费者服务的核心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没有脱离物而独立存在。消费者购买分销这种商业服务时，同时是购买了实物商品的，消费者是为了购买实物商品而购买商业服务的。第二，它与物一起被购买，这一点似同于生产者服务，但与作为生产者服务的追加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与物没融合，也基本不改变物的状况。那么，这种服务承担价值的使用价值载体是什么呢?它就是:纯粹商业服务给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或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是它给了消费者以便利。便利是一种效用，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产品生产厂家明明可以以零售价格自行销售，但它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通过商业企业销售;消费者明明知道厂家生产该商品，而且有厂方的对外零售，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选择从商家购买。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的都是一种效用，即便利。便利里面包含着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运输费用的节省等等。从生产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生产者不容易得到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也将承担更高的销售成本。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消费者不容易得到商品信息和购买渠道，也将支付更高的实际价格和支出其他成本。所以，生产者为了获取便利，才以低于零售价格的出厂价格将产品给商业企业(假定工厂自销，也要在出厂价格之上加上流通成本)，消费者为了获取便利，才在出厂价格之上另外支付商业服务的价格，选择从商业企业购买商品。其实，马克思本人也看到商业服务的经济功能的，他说:“一个商人可以由他的操作，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看作是一种机器，有助于无用的力量支出的减少，或有助于生产时间的解放。”①马克思接着又指出，商人“就是一个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操作上支出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他以此为生，和别个劳动者靠纺纱、靠制造药丸为生一样，他尽着一种必要的职能”。但马克思却将这种职能称为非生产性的，因此尽管“他和别个劳动者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的杂费的范围”。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到，看到了上述经济功能便是看到了商业服务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但是，只是当时没有把价值承担者一般化为对象承担者，而只把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唯一的价值创造活动，把物质形态看作是唯一的价值承担者，才没有贯彻劳动价值创造于服务生产而已。在肯定纯粹商业服务创造价值后，合乎逻辑地就可以看到，商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商品进价和各项流通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商业利润。更确切地说，商业企业在投入了生产性流通服务和纯粹流通服务的劳动后，才获得了全部毛收入，即商品加价(进销差价)在扣除了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后，剩余部分是商业利润。可见，商业利润是商业工人自己创造的。

三、一般到具体Ⅱ:“息费分离”———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承担价值

在《资本论》与其他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专门的关于银行服务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论述，不像商业服务是明确被界定为流通的，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银行利润(指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利润，不含现代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一直被看成是对职能资本，更确切地说是对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的分割。理由是:银行利润来自银行收入，而银行收入来自贷款利息。这里的逻辑已包含着银行服务是不创造价值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利息是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所以银行利润就来自于对产业利润分割了。问题是出在人们传统地将银行收入看成来自贷款利息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银行收入看作来自贷款利息，事情会不会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在银行工作实践中与经济生活中，人们把存款人获取的存款利息加上银行的存贷息差叫做贷款利息，把它看作银行的收入。银行部门自己也会这样看，他们都认为本行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贷款利息。而银行利润就是这个收入的一部分了，所以银行利润也就变成来自于利息了。其实，所谓的贷款利息并不全部是利息。我们在这里郑重推出一个概念———息费分离论。它的含义是:所谓的贷款利息由存款利息加银行服务费构成。银行丝毫未从借款方收取任何利息，它只中介地将存款人诉求的利息搬到借款方获取货币使用权的代价上，它在此之上又理所当然地加上了银行的服务费。银行的服务费对应的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劳动。银行服务费应该是银行服务劳动价值创造的货币表现。问题是:银行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投入，它是否创造了价值呢?这还得从银行服务劳动价值的对象承担者，即它是否对服务接受者提供了使用价值来分析。作为一种金融服务，银行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列为生产者服务，国际统计也列它为生产者服务，因为它主要为厂商所用。银行服务也可以是消费者服务，因为它也可以为居民个人所用。但作为生产者服务，它并非追加服务，因为它没有使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价值增值，不像产品设计那样的生产者服务。作为消费者服务，它也不是核心服务，因为它不是居民购买服务的核心内容，不像旅游那样的消费者服务。银行服务在功能分类的意义上讲，近似分销服务。因为它也是一种中介服务，它们都有这样的特点:与物在一起，又不在一起。这个“物”就是货币。说银行服务与货币在一起，是因为它的内容就是集散货币、融通货币;说银行服务不与货币在一起，因为它不能附着到货币上面去。既然银行服务近似于分销服务，它的使用价值也同样为“便利”，是为存贷双方提供的便利。存贷双方是货币的真正供给者与需求者，但他们两者的自我衔接会非常不方便，存在大量信息成本与漏配的损失。有了银行介入所提供的便利，包含着双方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资金供求漏配损失的避免。存款人和借款人从银行那里获得了不仅是能体验的，而且是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当然承担银行服务的价值。它与消费者购买某种实物商品具有价值是完全一样的。如何进一步看待银行利润呢?如果把贷款利息看作银行收入，然后刨减所有成本，包括存款利息和其他各项管理费用后，将其剩余部分看作银行利润，那么银行利润就成为利息的一部分，即为对其他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甚至是瓜分。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看的。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不合理的。以银行服务的价值分析为基础的“息费分离论”完全可以让我们这样看:存款利息外的银行服务费是银行收入，刨减各项管理费后的剩余部分成为银行的利润。由于存款利息外的服务费是银行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作为服务费的一部分的银行利润就完全是银行员工的服务劳动创造的。

四、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与社会平均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