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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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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化深化

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空间,推动了产业分工的细化。以往盛行于国与国之间的整体产业分工或转移关系,被产业价值链在国与国之间的分段设置和有效组合所取代。在这种分工和组织模式下,每一企业只能根据自身拥有的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原本由一家企业完成的活动,现在由全球不同国家的企业组成的制造网络共同协作完成。比如,波音公司通过全球化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实现了波音787在全球30多个国家、135个地方、180个供应商之间的协同研发和制造。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品牌优势,控制和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上设计、研发、专利、服务、品牌等高端环节,而将利润较低的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转移到成本费用相对较低的国家去完成,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导者和支配者。

(一)新技术革命推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深入发展

信息技术的创新突破,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加速了制造业的全球化趋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成为企业的首要战略。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欧、美、日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以及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不断寻找新的地区承接低端产能,更加注重谋求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控制力。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新技术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纷纷借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重新布局的机遇,加快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更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变化,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成了世界热议的焦点话题。从长期看,贸易保护措施不会长久,世界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全球产业分工细化的趋势不可撼动。一旦发达国家着力推进的技术创新获得突破并应用于生产,不仅需要国内市场的支撑,更需要全球市场特别是广阔新兴市场的带动。而新兴经济体普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本国资源和市场的约束增强,也迫使其发展越来越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同样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

(二)“再工业化”带来全球分工体系的细化

从2011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把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调整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鼓励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甚至从国外向国内回流。比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准备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而此前中国是他们建新工厂的首选;美国ATM(银行柜员机)供应巨头NCR,已经把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也回美建厂,以此为本土创造就业岗位。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征,那些劳动成本占总成本较小的和尺寸大小适中且易于公路运输的产品,如汽车配件、建筑设备和电器,将首先列入跨国公司重新评估产业布局之列,优先布局在距北美终端消费市场较近的地区。对于那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仍可能会留在中国。上述趋势并不表明,我国制造业将会衰落,亦或者跨国公司会关闭它们在我国的工厂。虽然我国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上升,使得跨国公司正在根据行业的不同特性选择新的目标国,但短期内很难找到与我国相匹配,并具有一流的基础设施、熟练人才的储备、发达的供应网络以及工人的高效生产能力的其他国家。或许,提升在我国产业分工布局的地位,加大研发设计和高端制造的比重,将部分能够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和鞋,从我国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其他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正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新的考量,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向中国转移产能一样。与此同时,鉴于我国企业的快速成长性,许多企业也开始将组装环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在这种产业转移的趋势下,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不再单一是某个行业的整体迁移,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中某些环节更加精细化的转移,这样来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价值。

(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的重心

中国有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发中心。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把研发中心、地区总部、咨询和培训等机构入驻我国,并加快了本地化进程。例如,微软在北京设立的中国研究院是其境外最大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在北京设立的基础科学研究院,是其第一次在本土之外建立的研究院。西门子、三星、飞利浦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工业园区设立研发中心,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来开发设计符合中国消费市场的新产品,越来越多的研发、信息、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到中国。预计未来一个时期,航空航天、能源、医药、生物工程等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配置和金融、信息、全球供应链管理等知识型服务业将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随着我国逐步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避免落入“技术依赖”的发展陷阱,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对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技术转移高端化的历史契机,我国应集中资源,着力突破工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技术瓶颈制约,尤其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需求,加强超前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引导国际产业有序向我国转移,继续吸引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的高端环节在我国进行产业布局,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快培育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在工业化后期,由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升级,产业融合和共同演化的趋势十分明显。比如,网络-软件-通信、生物技术-医药、新材料与多个领域、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等等,产业知识逐步从分裂化的状态走向互相契合。因此,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在工业化后期越来越模糊,很多曾经以制造业为主业的企业大举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

(一)服务化转型成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在企业层面上表现得更加清晰。跨国制造公司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纷纷调整战略,将竞争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制造业的获利能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电气(GE)向服务业的扩张。通用电气实行由制造型企业转变为服务型企业的战略调整后,不断转移或外包原有制造业业务,以制造业为基石,将业务范围扩张到金融、医疗、企业和家庭解决方案等众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以金融业扩张为例,通用电气从大萧条期间就已经开始涉足金融业,1932年成立了通用信用公司(通用电气CC),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60年代后期开始提供机械设备租赁服务,80年代通用金融业务开展了杠杆租赁、杠杆收购等业务,其金融业务的利润已经占到集团总利润的40%。美国IBM公司最初以电脑服务器、磁盘驱动器、网络设备及数据库软件等生产开发为主营业务,在此基础上整体转向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服务商,其服务收入占销售额的9%,利润额的17%,雇员中有一半从事服务工作。跨国公司这种战略结构调整,涉足的通常不是全新的、独立的金融服务领域,而是原有产业的衍生领域。通用资本与通用其他制造业务的关系非常密切,通用资本提供制造业财务的咨询/融资租赁服务,为通用电气旗下其他子公司的客户(如航空公司、电力公司和自动化设备公司)提供大量贷款。IBM的服务化转型也是基于原有计算机、服务器、系统软件等业务的雄厚的技术基础。

(二)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成为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重要途径

产业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研发(包括采购与设计)、生产(包括组装与加工)、营销(包括品牌与金融)诸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即研发和营销环节附加值高、生产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大体呈“U”形的弧线。“微笑曲线”理论表明,要想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不能囿于制造加工环节,必须向研发与营销环节延伸。当前,制造业的竞争力已不仅取决于生产制造环节,还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以及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能力。例如,苹果公司每销售1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可以从中获得360美元的利润,整个产品利润的90%,而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所获利润则仅占整个产品利润的2%左右。过去的10年,苹果公司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戴尔的1.5倍。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在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服务企业,制造业的某些经济活动和服务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服务化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日本制造业早就认识到,仅仅依靠物质生产已经难以生存,提出了“2.5产业”的概念,其中的“0.5”部分是指在物质生产基础上,以新技术、新设计、新款式、灵活便利性等形式增加产品的知识性附加值,而这0.5的部分将决定企业的沉浮。

(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

随着服务成为产品增值的重要渠道,现代制造业由过去单纯提供产品向集实物、信息和服务为一体转变,制造业与服务业呈现出既分工又融合的特征。例如,机床制造企业从单纯销售设备转向供应集机床、电子控制、信息系统和工程软件包于一身的集成系统,开始销售所谓“解决方案”和开发工艺。在此过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更突出地表现为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服务外包”或“服务剥离”。服务外包是效率型经济的集中体现,主要模式是业务流程外包。许多制造企业将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的服务功能独立出来,原来的服务活动转而由其他企业完成。这一转变也促使提供生产服务的专门企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从技术产品研发、软硬件开发,到人员选聘与培训、管理咨询、金融支持、物流服务、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服务链,从而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目前,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的增加值总量已经占到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三、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不断引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正成为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的新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关于两化融合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有观点将两化融合理解为信息化与狭义的工业化的结合,即工业生产活动本身的信息化;更为普遍的观点是以宏观的视角出发,指出两化融合的内涵是指在工业化时期,实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信息化。应当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全面转变的过程,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也相应地发生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和军事等各个领域。但是,也要看到,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一系列重大长远问题,关键在工业,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由之路,我们在当前应当以工业为中心来推进两化融合。

(一)世界各国正积极谋划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蓝图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信息化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引领经济复苏、抢占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美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规划,把发展先进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作为战略性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英国2010年出台了新制造业战略,提出要充分利用本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强化对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确立其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日本2009年公布的“信息通信技术立国”方针,提出要把信息通信技术全面应用到国民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实现从“混凝土之路”到“光纤之路”的转换。韩国2008年就提出,要实现信息技术与汽车、造船、机器人、医疗等产业的高度融合,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从欧盟出台《数字行动议程》(2010)、美国“宽带计划”到日本实施《智能日本计划》(2010)等,世界各国积极抢占物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加快宽带、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快传统产业形态的新变革

几百年来工业革命的实践表明,产业技术革命带给制造业最重要的影响是不断催生和建立新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全球产业竞争已不仅是技术的竞争、产品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管理的竞争,更是生产方式的竞争。信息技术以其通用性和广泛的渗透性,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存在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传统产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组织形态改造。199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成为引发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技术,信息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先导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有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60%~80%是靠信息技术进步取得的。世界经济史表明,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崛起,本质上是精益生产方式的崛起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衰落。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突破和普及应用,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方向,推动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的有机结合,正在加速构建新型工业生产体系。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宏伟蓝图,信息通信技术与新的能源系统相结合产生的能源互联网,将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3D打印制造技术,体现了信息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制造趋势,使得未来的制造企业将具备更好的可重用性、可重构性和规模可变性,以便迅速集成企业的内外部资源,并对快速多变的全球市场做出迅速响应,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

(三)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重大技术创新是新兴产业的驱动力,而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新科技革命的引领作用,重大技术突破成为新兴产业应运而生与成长壮大的关键。信息技术与能源、材料、生物和空间技术交叉融合,不断产生新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全球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拓展着产业发展空间,融合发展正在催生一大批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新工业部门,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系统、生物制造和低碳制造等新兴领域对原有工业实现了全面高端升级,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

四、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集约式增长

绿色化是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对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显示,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含量,世界将可能面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的显著问题。到2050年,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能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两倍,二氧化碳的高浓度含量将会导致气温升高2至4.5℃。随着全球气温变暖,将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包括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农作物的减产、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低洼地区等。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8年10月发起了向绿色经济模式转变的“绿色经济倡议”,呼吁各国把投资转向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环境项目,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实行“绿色新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绿色经济相对传统经济具有明显优势,不仅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还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减小国内贫富差距,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资源环境影响的全球性特征日益突出

在前几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世界各国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要素短缺和经济增长问题,较少关心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外部性和社会性问题。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资源与环境问题正在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有限的资源、常规能源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能源正逐渐枯竭,人类面临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协调应对和处理温室效应、酸雨、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等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实质上是要求以比以往较少的碳排放实现同样的经济增长,核心是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由此将催生出大量新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方法,新的市场、管理机制和商业模式,以及新的制度安排。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将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绿色发展时代,其规模、深度和影响力,将不亚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蒸汽机、电力、信息等重大技术革命。

(二)绿色工业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部署

尽管国际上关于气候问题的争论和博弈仍在持续,但必将最终达成国际减排协议和实施方案。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猛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后,绿色工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来制高点的主要领域。美国于2009年先后推出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将新能源列为重点发展产业,标志着美国工业体系新的能源转化驱动力,清洁能源产业被奥巴马政府认为是能够引领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欧盟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09年至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初步形成“绿色能源”、“绿色电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城市”等产业的系统化和集约化。日本政府则于2009年颁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2050年之前实现消减温室气体排放量60%~80%;在2020年左右将太阳能发电规模在2005年的基础上扩大20倍,59%的新车为环保汽车,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环保车的普及。我国政府也公开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节能提高能效的贡献率要达到85%以上。

(三)新兴国家工业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增大

新兴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不曾有过的更为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能源形势日渐严峻,新兴国家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构成了对能源的旺盛需求,再加上国际金融资本的推波助澜,全球重要资源和能源价格长时间处于上涨周期,已经对新兴国家带来严重的系统性成本压力。能源和环境成本的提高还将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深刻改变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构成,进而影响全球产业布局。发达国家加大研发投入,大规模寻找、开发可再生替代能源,发展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经济,一旦形成新的技术突破和经济增长点,就有可能构筑低碳壁垒或其他形式的绿色壁垒,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外部市场面临更多的困难,原有的粗放式、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在有限的资源和人们更好的生活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集约式增长的发展道路。

作者:李彬 工作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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