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报纸媒介角色研究论文

时间:2022-09-15 08:50:00

我国报纸媒介角色研究论文

关键词:危机报道媒介角色社会公器政府代言人

[摘要]: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相当集中、强烈的新闻事件,媒介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角色定位是由媒介的性质所决定的。而观察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探询媒介的角色与功能。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本文从媒介角色理论出发,从报道数量、报道主题、新闻来源、报道类型、版面等几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我国《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新京报》及《兰州晨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研究发现:不同性质、不同层级及不同地域间的报纸媒体在对这一事件报道中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实现着不同的功能。

一、研究背景

现代社会中,媒介的角色认知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传媒有“时代的晴雨表”、“社会雷达”之称,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传感器,也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从传播学意义上来看,这标志着传播禁忌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减、传播观念的更新、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大众传媒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喉舌’和‘宣传者’,而是同时兼具舆论监督者、平民代言人、公德引导者、新型教育者、娱乐弄潮儿和情感沟通者等多种社会角色。”①当代中国传媒,应当履行其作为信息平台的公共性的职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尽快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宣传员”向多功能的“社会公器”角色的转变。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相当集中、强烈的新闻事件,媒介在危机报道中的角色扮演是由媒介的性质所决定的,而观察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探询媒介的角色扮演。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媒介角色的窗口。

2008年9月发生在我国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其所带来的危害与影响巨大。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曝光和追踪引起中国食品安全的一次大震动,观察媒体如何报道这一事件,可以反映出当下中国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角色定位。本研究选择这一事件作为切入点,对多家报纸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定量研究,试图了解当下中国报纸媒体的角色定位,推动中国媒介角色转型的实现。

二、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一)媒介角色理论:

1功能——角色理论:

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提出功能——角色理论,认为传媒的功能与角色紧密相关。1949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首先提出大众传媒具有的三个功能: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实现社会遗产的代代相传;此后,查尔斯•怀特在三个功能的基础上补充了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施拉姆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后于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里提出了四种功能: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

2媒介发展理论:

传播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传播发展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影响,侧重点在传播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上。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学者将媒介角色纳入发展社会学的框架中去思考,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现象进行思考。“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②

3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他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③

以上理论均出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语境,“如何将媒介角色的内涵从西方的话语空间转入社会转型期中国独特的语境,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还原媒介角色的真实面目,”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二)问题提出:

本研究试图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这一危机事件中我国报纸媒体的报道得出其角色定位。危机报道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适当控制报道数量是媒体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⑤报道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媒介所担当的角色。基于此,我们提出问题1:为了引导公众舆论方向,媒体是否加大了相关信息的流量?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媒介在舆论监督中扮演的是人民的代言人角色。但是“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国有资产,主要媒介是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众多的其他媒介也都分属主要媒介、各个党政机构、党领导的团体”。⑥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又成了党和政府的喉舌。那么,媒介在危机报道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代表谁的利益,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提出问题2:各媒体是否存在“官本位”表达与人民“代言人”的不同倾向?

从报纸类型的角度看,党委机关报和彻底走向市场的都市报在定位上有所差异,党报主要担当“喉舌”功能,而都市报兼具经济创收功能。因而,二者在同一事件报道内容选择上也相应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在我国的传媒体制下,党报和都市报在危机报道中往往受到制约,以形成宣传合力。基于此,我们提出问题3:党报和都市报的报道差异是什么,是否能坚持各自不同的角色定位?

从权利等级的角度看,“在中共党报体系中,主要有中央、省级、地级三级党报,虽然不同级别的党报设定的具体定位各不相同,但这几级报纸的定位与功能存在一定的重叠,在发行与读者方面也有一定的重叠,尤其存在内容上的定位冲突与重复报道。”⑦主要表现为对同一新闻的相同处理。基于此,我们提出问题4: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与省级党报《河北日报》报道的异同是什么,在内容上是否存在重复与冲突?

从地域差异的角度看,当前中国大陆的报业结构呈现不均衡状态,传统大报的边缘化,使得都市报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官方色彩不那么浓烈的媒体在努力进行新闻监督,但由于体制上所有都市报都由党政部门主管或挂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成为舆论监督最大的障碍,于是,异地报道就成为传媒发出声音的一种选择,这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倾向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我们提出问题5:地域性差异对于处于同一级别的都市报的报道倾向有什么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传播中媒体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定量的描述。

(一)样本采集:

1目标媒体的选定: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河北省级党报《河北日报》,都市报选择《燕赵都市报》、《新京报》、《兰州晨报》。

《人民日报》是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信息的权威渠道。《河北日报》是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首席新闻媒体、河北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政经媒体。《燕赵都市报》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社会生活类报纸,在本省报业市场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两份报纸的影响力、公信力都很高,并处于新闻发生地,因而成为我们的样本。此外,《新京报》是首都地区的都市报纸,而《兰州晨报》是全国首家对三鹿奶粉事件做出报道的媒体,二者同时又都处于事件发生地之外,因而我们选取这两份报纸作为对象,考察地域性因素对同一类报纸报道内容的影响。

2时间范围的选定:选取9月9日——11月9日这一对三鹿奶粉事件集中报道的时间段为考察时段。将9月9日《兰州晨报》出现的第一篇相关报道作为研究起始时间,直到11月9日,相关报道基本结束。

3分析单位的选定:选取规定时间范围内,除去文娱、体育、旅游等副刊版之外(健康版作为特例)的所有与三鹿奶粉事件相关的内容,但要求整篇报道应以三鹿奶粉事件为最主要的报道议题,若仅仅是报道中提及“三鹿奶粉事件”,而并非以此议题为主,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对于所抽取的样本,将每一条新闻(或每一篇文章)及配发的新闻图片和图表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单独的图片和照片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

(二)类目建构:

根据本研究的特点,我们将内容分析的类目分为7大类:日期,报纸名称,报纸类型,报道主题、报道来源、报道类型、版面。现分述如下:(前三项不再赘述)

1报道主题:指文章涉及的核心意思、中心思想,分为10类:(1)患儿患病和救治(2)政府关注及举措(3)责任人惩处(4)质检情况(5)市场清查(6)产业状况(7)政策、公告、法规(8)专家提醒、释疑(9)公众态度(10)其他。

2新闻来源:指新闻稿的来源,是新华社的通稿还是各自报社自采的新闻,或是读者的投稿,本研究分为6类:(1)新华社(2)本报记者(3)投稿或约稿(4)转载中央或地方媒体(5)境外媒体(6)其他。

3报道类型:新闻报道一般分为消息和通讯两大类,其中消息又可分为动态消息、简讯、特写、评述性消息、经验性消息、综合消息和人物消息等七种;通讯又可细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和风貌通讯。本研究将报道类型分为9类:(1)消息(包括花絮)(2)通讯(3)评论(包括述评、社论、编者按)(4)深度报道(包括专访、暗访、目击记、侧记、新闻速写、特写、纪实)(5)答记者问(6)读者来信(7)图片新闻(8)知识性报道(9)其他。

4版面:本研究将版面分为8类:(l)头版(2)国内新闻版(3)省内新闻版(4)综合版(5)专题版(6)国际版(7)健康科普版(8)其他。

四、结果分析

(一)报道数量分析:

对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从9月9日到1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123篇、《河北日报》报道222篇、《燕赵都市报》报道175篇、《新京报》报道184篇、《兰州晨报》报道91篇,总计795篇,平均每天报道12.8篇。

从该走势图可以看出,报道数量从9月14日开始激增,到9月19日达到峰值,当天报道数量达70多篇,9月19日之后数量递减,到10月份后趋于平缓,每天报道数量总和都在20篇之下。根据美国学者斯蒂文•芬克的周期理论,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通常经过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和评估期四个阶段。在处置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信息流量基本符合危机事件的周期特征。媒体在危机爆发期加大报道数量,信息比较充分,信息的公开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在延续期和痊愈期报道数量递减,能够稳定民心,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在9月9日之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意味着在危机潜伏期媒体的预警作用缺失。

9月9日,《兰州晨报》率先报道“甘肃14名婴儿患肾结石”,《燕赵都市报》、《新京报》相继报道,而《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到9月13日才有相关报道。可见,在这一事件中都市报的信息公开程度高于党报。

(二)报道主题分析:(四)报道类型分析:

样本总体的报道类型分布情况是,消息和通讯占了82.5%,评论占有6.5%,深度报道占有5.9%,可见报道多停留在事实层面,对于背后原因的解读等深度报道及带有观点的评论比较欠缺,这意味着媒体舆论监督者角色的欠缺。报道类型中没有“读者来信”,即没有以最直接的形式反映公众意见。

党报和都市报相比较,两者的报道类型都集中于消息和通讯,在事实层面都有大量报道,但党报中的评论和深度报道所占比重略低于都市报,都市报中有更多的知识性报道,这是与其定位相吻合的。

党报之间比较,《人民日报》的报道类型更加丰富,除了72.4%的消息和通讯外,评论占了10.6%,答记者问占7.3%,深度报道占4.1%,另外还有图片图表和知识性报道。《河北日报》的报道类型集中在消息和通讯,两者共占90%,评论仅有3.6%,低于《人民日报》7个百分点,深度报道占5.9%,另有0.5%的答记者问。可见,《人民日报》有更多的评论和答记者问,作为中央级党报,他在信息之外,倾向于扮演舆论引导者的角色。而《河北日报》的报道主要停留在信息层面,观点的表达较少。

都市报之间比较,《燕赵都市报》的评论和深度报道所占比重都很小,作为新闻发生地的报纸,其舆论监督者角色欠缺;《新京报》有14.1%的评论和7.6%的深度报道,作为异地都市报,担当了舆论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兰州晨报》有9.9%的深度报道,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监督作用。

(五)报道版面分析:

样本总体的报道版面分布显示,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所用版面比较丰富,在头版和专题版的报道所占比重都达到14.1%,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足见媒体的重视程度。

党报和都市报比较,党报在头版报道的比重高于都市报,这主要归因于《河北日报》,其头版报道比重达到27.5%。都市报的版面更加丰富。

党报之间比较,《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的比重非常小,仅占1.6%,即只有2篇报道,而《河北日报》在头版的报道达27.5%,可见新闻发生地的党报对这一事件报道的重视程度。《人民日报》尽管头版中报道很少,但开辟了专题版,报道比重达33.3%,可见中央级党报倾向于以专版的形式进行报道。

都市报之间比较,《新京报》头版报道最多,占所有版面的16.3%;《燕赵都市报》占9.1%;《兰州晨报》头版报道仅占3.3%,但专题版报道比重很大,达34.1%。

头版是一份报纸最重要的版面,头版的报道最能反映报纸的倾向性。样本总体头版中,“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报道主题所占比重最高,达43.8%,远远高出其它主题,这反映出媒体的政府代言人角色。其中没有主题是“公众态度”的报道,可见媒体对公众态度的漠视,为百姓代言的角色有所欠缺。

党报和都市报比较,党报头版中“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主题所占比重为49.2%,高于其在都市报头版中所占的36.7%;党报头版中“产业状况”这一主题占到17.5%,高于其在都市报头版中所占的4.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报的政府代言人倾向更加明显。

两份党报之间,因为存在头版中报道数量的较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单独来看,《人民日报》头版中的2篇报道,主题分别是“政府关注和举措”与“责任人惩处”。《河北日报》头版中“政府关注和举措”主题占到49.2%,远远高出其它主题,“产业状况”也占了较大比重,达18%,体现出为政府代言的倾向。

三份都市报比较,《燕赵都市报》头版中“政府关注和举措”主题所占比重达43.8%,高出另外两份报纸所占的33.3%,“责任人惩处”主题占31.2%,远高出另外两份报纸。可见,新闻发生地的都市报更倾向于为政府代言、引导舆论。《新京报》头版中除了“政府关注和举措”外,“质检情况”占20%,比《燕赵》更关注具体质检。《兰州晨报》头版的报道数量较少,集中在“政府关注和举措”、“市场清查”、“政策公告法规”主题上。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处置三鹿奶粉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占用了大量篇幅和版面,信息流量基本符合危机事件的周期特征。信息公开比较充分,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并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危机潜伏期,媒体的危机预警作用有所缺失。从整体上看,媒体担当了信息者、舆论引导者角色,而环境监测者角色没有实现。

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较大篇幅集中在政府和领导人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置危机上,头版中对这类议题的报道比重也最高;而反映公众态度的新闻非常少,且在头版中没有报道。可见,媒体主要是从政府角度出发进行议程设置,更大程度上扮演了政府代言人和政府形象塑造者的角色,百姓代言人的角色有所欠缺。新闻来源绝大多数来自本报和新华社,投稿或约稿的比例很小,说明报纸并不是公众意见直接表达的平台。报道类型中消息和通讯占了绝大多数,评论和深度报道较少,可见报道多停留在事实层面,对深层信息少有挖掘,媒体的舆论监督者角色没有充分实现。

党报和都市报两类报纸相比较,都市报对这一事件率先曝光,其信息公开程度高于党报;虽然党报和都市报的报道议题都是主要从政府角度出发进行设置,但在为政府代言的同时,都市报比党报更注重反映公众态度;都市报中有少量的新闻来源于投稿或约稿,能够代表公众的声音,而党报留给公众的空间非常狭小;党报头版中“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报道主题所占比重高于都市报头版。可见,都市报在有限的尺度内为百姓代言,而党报的政府代言人倾向更加明显。

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和省级党报《河北日报》报道主题的分布比较相似,两者差异之处在于,《河北日报》的议题更多关注患儿患病和救治情况,而忽略了对公众态度的传达。在新闻来源上,《河北日报》没有报道来自投稿或约稿,表明没有公众意见的直接表达。在报道类型上,《河北日报》评论和深度报道的比例很小,意味着舆论监督角色的欠缺。作为新闻发生地的媒体,《河北日报》在接近性上有明显的优势,但当地媒体在处理负面新闻时往往会受到诸多限制而表现出某种地域局限性,大多按照政府议程设置媒体议程,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而难以担当社会公器的角色。相比较而言,《人民日报》在更大程度上表达公众态度和观点,更注重为公众代言。

处于同一级别的三份都市报,报道倾向受到地域性因素的影响。《燕赵都市报》作为新闻发生地的报纸,更多是从当地政府角度出发设置报道议题,缺乏对公众态度的表达,来自新华社的报道数量多于来自本报,更依赖官方新闻源,倾向于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评论和深度报道所占比重很小,舆论监督者角色欠缺;而《新京报》作为异地都市报,其反映公众态度的报道比重较大,有一部分来自投稿或约稿的报道,有较大比重的评论和深度报道,更能为百姓代言,发挥异地监督的作用;但《兰州晨报》的异地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来看,媒体是“社会之公器”,危机传播中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作为直接受到其角色定位的制约。社会公器,其所指不仅在于积极监测环境,公开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在于代表公众发言,将危机报道从一般的事实层面推进到质疑、问责、探究的深度,真正成为沟通政府决策和民意反映的桥梁。危机报道中,媒体兼具政府代言人和社会公器的角色,但在当前中国的传播语境下,媒体的角色定位有所失衡,为公众代言的力度不够。这是有悖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不利于危机报道实践。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强化社会公器角色,从而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舆论导向等作用,在危机传播中大有作为。

[注释]

①张卓:《从电视节目形态看内地传媒角色的变迁》,《现代传播》,2002年1期

②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121页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④戴元光、尤游:《媒介角色研究的社会学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

⑤郑保卫、邹晶:《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及其策略》,《新闻爱好者》,2008年1期

⑥朱文丰:《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一一“孙志刚事件”舆论监督分析》,《新闻知识》,2003年8期

⑦王卫明:《论新时期中共党报的功能与定位》,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7月

[参考文献]

1夏倩芳、张明新:《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1979-2005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2期。

2张海东:《省级报纸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特征及传播效果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陈新勇、张红霞:《媒体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框架研究—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例》,人民网-传媒频道,2008年11月10日

报道主题中,“政府关注和举措”主要指国家及地方领导人的活动、召开会议及卫生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采取的各项举措;“产业状况”主要指乳业产业链条上各方的情况、采取的措施;“患儿患病和救治”主要指患儿的病情发展、患病数量及救治情况;“质检情况”主要是质检局的质检结果;“市场清查”主要是工商局对问题奶粉的下架、销毁处理;“公众态度”指网民、媒体评论员的评论及读者来信;“责任人惩处”指对不法分子、政府官员、三鹿企业的惩处;“政策、公告、法规”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条例、会议通知;“专家提醒、释疑”主要是针对三聚氰胺如何影响健康等医学知识的解释、提示。

从样本总体的报道主题分布来看,“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主题数量最多,占27.4%,远远高出其它主题,可见媒体在这一危机事件报道中,较大篇幅集中在政府和领导人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置危机上。“产业状况、患儿救治、质检情况、市场清查、责任人惩处、政策公告法规”也是从政府角度出发的报道(响应振兴中国乳业的政策议题、反映政府各部门的积极行动),这类报道占了近50%的比重。“公众态度”这一报道主题所占比例较小,仅有6.9%,可见媒体的百姓代言人角色有所欠缺。从报道主题也可看出,报道停留在事实层面,对深层信息如事故发生原因等少有挖掘,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者角色没有充分实现。

党报中“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主题占28.4%,超出总体水平1个百分点;“产业状况”占21.4%,超出总体水平近6个百分点;而“公众态度”这一主题仅占2.9%,低于总体水平4个百分点。可见,党报更倾向于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都市报中“政府关注和举措”这一主题占26.7%,低于总体水平;“产业状况”占10.9%,低于总体水平近5个百分点;而“公众态度”这一主题占10%,高于总体水平3个百分点。可见,都市报在有限的程度上扮演了百姓代言人的角色。

党报之间比较,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和省级党报《河北日报》报道主题的分布比较相似,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河北日报》在“患儿患病和救治”上所占比重更大,高出《人民日报》10个百分点,但对“公众态度”这一主题的报道很少,仅占0.5%。可见作为新闻发生地的省级党报,《河北日报》忽视了对公众态度的传达,对于负面新闻的处理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而《人民日报》的“公众态度”主题占7.3%,高出总体水平,可见中央级党报更有为公众代言的倾向。

都市报之间比较,《燕赵都市报》在“政府关注和举措”上的报道占33.1%,在“公众态度”上的报道仅占2.9%;《新京报》在这两个主题上的报道比重相当,分别为21.7%和20.1%;《兰州晨报》则分别占24.2%和3.3%。《燕赵》在“政府关注和举措”上的报道比重高于另外两份报纸,《新京报》在“公众态度”上的报道比重远远高于《燕赵》。可见,作为新闻发生地的报纸,《燕赵都市报》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倾向于为政府代言人,缺乏对公众态度的表达;而《新京报》作为异地都市报,更能担当百姓代言人的角色,发挥异地监督的作用;但《兰州晨报》的异地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三)新闻来源分析:

样本总体的新闻来源分布中,来自本报记者的比例最大,占62.4%;其次是来自新华社,占31.3%;投稿或约稿的比例很小,仅占3.9%,说明报纸并不是公众意见直接表达的平台;没有来自境外媒体的报道,反映出中国媒体开放程度有限。

党报和都市报新闻来源比较,都市报中有三成的报道援引新华社消息,依赖官方消息来源,实际上限制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都市报中有少量的报道(6.2%)来源于投稿或约稿,代表公众的声音;党报的报道绝大多数来自本报和新华社,来自投稿或约稿的仅有0.9%,留给公众的空间非常狭小。

党报之间新闻来源比较,《河北日报》有三成的报道来自新华社,六成的报道来自本报,没有投稿或约稿,意味着没有公众意见的直接表达,这是其作为新闻事发地媒体所表现出的地域局限性。《人民日报》有2.4%的报道来自投稿或约稿,有较小的公众意见表达的空间。

都市报之间新闻来源比较,三份都市报中,只有《燕赵都市报》来自新华社的报道数量多于来自本报,来自投稿或约稿的报道很少(2.3%),可见新闻发生地的都市报更依赖官方新闻源。《新京报》有13%的报道来自投稿或约稿,可见作为异地报纸更能代表民众的声音、发挥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