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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建党学说的影响

时间：2022-04-05 04:18:00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党学说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学说/民本思想/修身/尚贤/建党学说

【正文】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1)01-0019-04

一、知行学说对倡导的思想路线的影响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筹。《尚书》中的《说命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它是指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左传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同类思想，它们都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知行观。以后历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知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难知易”、“知重行轻”等多种观点。虽然他们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都没有作出完全科学的回答，但“知行统一”、“知行结合”则是这些思想家论辩所结出的硕果。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所谓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知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中国古代“知行统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词意最早见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写的《汉书》，作者在书中赞扬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治学态度严谨，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缮本，必为写好与之，留其真”。唐代语言学家颜师古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显然，“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宋代陈亮、叶适继承了儒家历来讲求实用理性的传统，反对空泛，推崇事功。清代顾炎武、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则大力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们讲求“实事求是”的立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正确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那种治国理政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

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内核。1937年7、8月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是如果把它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从这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同年冬，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对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实事求是”作为学风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以此为桥梁把它升华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对古人的“实事求是”概念，不仅充实、改造了它的内涵，也拓宽了它的外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再现其真理性的光辉。

二、民本思想对群众路线的影响

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商朝的第一任国王汤从“桀不务德”终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受到启发，要求属下“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2]耳提面命，语重心长。盘庚也伸述了重民的观念，他明言“重我民”，“罔不惟民之承”。[2]西周政治家周公认为殷鉴不远，提出了“用康保民”的思想，开启了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从“天道远，人道迩”[3]的观念出发，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4]的观念。孟子继承了孔子政治理想中“仁政”、“爱人”的主张，发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正义呼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指出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至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初期的思想家提出了“民无不为本”和“民为政本”的思想，谆谆告诫统治者：“民者，万世之本”。[5]唐太宗更是把“君舟民水”当做口头禅，并得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6]、“国以民为本”[7]的经验教训。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从宋代的包拯、李觏到元代张养浩，再到明代张居正无一不强调以民为本的重要性。清朝立国之初，唐甄就提出了“众为邦本”的思想，批判了前期统治者“忘民”、“害民”、“虐民”、“攘民”等政策。顾炎武强调应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上，凸现出他“以民为本”的政治倾向。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充分利用国人所熟知的民本思想的资料，阐述新的政治价值观念。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更是赋予古代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特色，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直接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号召。

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历代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资料，民本思想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少年时期就有一种仁爱精神。青年时代的民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中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正确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1942年整风运动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教育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943年6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科学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工作的经验，阐明了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从而使群众路线上升为成熟的理论形态。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又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党的“七大”还把群众路线提到党的根本路线的高度而载入新党章，至此，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趋于成熟。

群众路线形成与成熟，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首先，他科学界定了“民”的概念，指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具体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大众是“民”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共产党则是他们利益最忠实的代表。其次，将传统的“爱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利民”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要求共产党员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向，从而摆脱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民本观念的桎梏。第三，将中国古代“听政于民”的思想提炼成为我们党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8]这种科学方法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是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归，而是自觉的扬弃，更是大的超越。

三、“修身”理论对党员队伍建设思想的影响

重视“修身”即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古人把通过修养、完善自身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法家，也无论是以“内圣”为目的者，还是把“内圣”作为“外王”的手段者，都主张加强自身修养，培育理想人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古代“士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目标，《大学》开宗明义便告诉人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的孔子是很注重领导者个人修养的，他曾经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一个“德”字彰显了孔子对统治者修身治国的期待，他强调“修身”要从自身做起，“君子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0]却又感叹“知德者鲜矣。”[10]孟子以积极的人生入世态度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视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强调要通过修身，达到“养浩然之气”的目的。成书于战国时期、吸收了不同学派观点的《管子》一书也非常重视执政者的修养，认为他们首先应该是道德高尚之人，“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12]西汉思想家董仲舒也明确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13]这里的“教”显然指的是道德修养和道德建设。一代明君李世民对于“修身”与治国的关系深有体会，“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14]韩愈指出，执政者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注重修身：“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15]由此可见，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尽管对修身这一问题看法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注重加强自身修养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

诞生于清末，其时儒家思想居正统地位，因此，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深受“修身”学说的影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把“修身”作为立足点，“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以政事时务。”[16]十月革命前后，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国人之思想。”[17]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侧重于“自省”的方法也深深影响着青年，1921年1月28日他在致彭璜的信中，称自己“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18]他深刻解剖自己：“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讨人嫌恶，兄或谓之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18]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更加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并对传统的“修身”理论进行了充分的改造和利用。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倾向，“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9]不难看出，在此特别强调党员的无产阶级道德对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提高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基于这一点，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借用古语，阐明新义，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进行“修身”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以房子容易沾灰尘、脸上容易起污垢为例，说明共产党人的思想要经常地“打扫”和“洗涤”。他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这些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既是党对广大党员进行的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是党员个人自觉进行的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改造运动。1957年初，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以自己为例，坦诚地说明了革命实践对加强自己个人修养的作用，他说他自己曾经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仍然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显然，已经摒弃了传统“修身”理论中的“闭门思过”、“静观玄览”的唯心主义成分，强调在实践中加强修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尚贤”观念对人才思想的影响

用人之道，历来是古今领导思想的主题，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就指出：“爽邦由哲”，[20]这是周公从历史的启示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而“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先天下之贤人”，则是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写照。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很重视用人，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21]因此他积极倡导“举贤才”[22]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是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贤士“乃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23]尚贤乃为政之本，“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23]贤者在位，国家则治，贤者不在位，国家则乱，“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23]他针对战国时期各国政局混乱、国力衰微的现状，尖锐指出：“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故也。”[23]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24]“不信仁贤则国空虚”。[25]为了称雄天下，秦相吕不韦曾向秦王建议：“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26]魏、蜀、吴三国的争霸战，其实就是人才的争夺战。出于招揽人才的目的，曹操曾多次“惟才是举”令，他说：“为国失贤则亡”。[27]“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与之共治天下者乎！”[28]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9]因此，他力谏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30]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李世民尚贤任能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痛感往日那种“游湖海，则有挟弹吹萧；开筵宴，则有妓女侑觞。”生活之不再，面对明清王朝的嬗递，作出了“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31]的“亡国之思”。清代龚自珍目睹“内忧”与“外患”，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这种“尚贤”的观念对人才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为形成他后来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早在青年时代组织新民学会时他就认识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决不是少数人就可以包办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需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出色的领导干部，但是还很不够。在党的干部路线问题上，特别赞同古代“任人唯贤”的主张，指出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32]强调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任人唯贤”。但是，所制定的“任人唯贤”干部政策并非古代“任人唯贤”主张简单重复，他赋予“贤”以新的时代内容，这里的“贤”已经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领，而是以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作为它的思想内涵，并且贤的具体内容还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德和才的辩证统一。

在用人问题上，对德和才应如何认识和把握，是古今政治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或求全责备，或重才轻德，或重德轻才，但德才兼备是我国历史上选人用人的总原则。既承续了我国古代用人上德才兼备的理想标准，又摒弃了德才标准中剥削阶级的成份，认为“德”主要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才”主要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这一概括，在继承中兼有了创新，是对德才标准的发展。清人顾嗣协的《杂兴》诗说出了使用人才的应取之道：“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这种扬长避短的用人之策给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谈到他看待和使用人才的原则是：“观人观大节，略小故。”[33]对人才不可求全责备，有一技之长者即可用之，用其长处，容其短处。他深知优秀人才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所以他一方面提倡爱护人才、反对压制人才、鼓励青年人成才，另一方面又树立典范来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以利于社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的这种主张在他阅读古籍当中时有表现。在读《南史韦睿传》时，对南朝名将韦睿的才识操行赞不绝口，写下了不少赞语，如“躬自调查研究”，“不贪财”，“劳谦君子”，“仁者必有勇”等等。书中记述韦睿“素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这种密切联系群众、身先士卒优秀品德，赢得的喝彩，他在书后动情地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34]总之，所倡导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中国古代“尚贤”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极其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收稿日期：2000-11-01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第296页

[2]《史记·殷本纪》

[3]《左传·昭公十八年》

[4]《左传·庄公三十年》

[5]《新书·大政》

[6]《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7]《贞观政要·务农》

[8]《选集》第2卷第899页

[9]《论语·为政》

[10]《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