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组织卖血罪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以刑法第333条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为主要研究，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定罪的判决书进行数据汇总、分析与研究，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审理简单，主刑罚金及量刑均较低且集中以及犯罪手段转型等特点。针对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非法组织卖血罪;实证分析;量刑

一、非法组织卖血罪概述

血液对临床治疗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血液犯罪却屡见不鲜，对于我国血液管理制度破坏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有组织的非法卖血行为［1］。《刑法》第333条对于我国血液管理制度的保障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对于血液管理相关立法是否还存在缺陷我们却不得而知。本文力求从实证角度出发探讨近两年半(2015．7—2017．12)以来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定罪的各类案件的情况。将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和收集有关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判决情况［2］，通过对判决的整理、分析、归纳和总结，提炼出判决的特点，发现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共搜集到三年内84起以非法组织卖血罪进行定罪量刑的判决书。

二、作为分析蓝本的非法组织卖血犯罪判决的特点

(一)通常审理容易，案情简单。在进行分析的84起样本案例中，采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数量分别为64例和20例，简易程序数量远远超过普通程序，由此可见，在审判实践中此类案件通常审理起来较为容易。(二)主刑与罚金刑均集中且较低。《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了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附加刑为罚金刑。在对样本判决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进行定罪量刑的210名被告人中，被判处缓刑的人数为27人，缓刑率为12．9%;被判处拘役的人数为7人，拘役率为3．3%;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人数为137人，所占比例为65．2%;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含一年)到两年的人数为38人，所占比例为18．1%;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以上(含两年)为1人，所占比例为0．5%。(三)涉案人数多，单位冒名顶替情况严重。在上述84起判决中，共对210名被告人进行了定罪量刑。平均每起案件对2．5名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在计算时忽略了一起案件中个人或者数人被另案处理的情况，因此得出数据应当略低于实际数据，也就是说实际上每起案件定罪人数应当略高于2．5人。在样本案例中，被告人运用不法手段获取献血名额再组织卖血人员冒名顶替进行非法献血的案件数量为30件，所占比例为35．7%。通过冒名顶替进行非法献血的行为可以细化为以下两类。第一，企事业单位为完成献血任务而与“血头”接触，并支付报酬。第二，负责分配献血名额的相关负责人为获取不法利益而将献血名额提供给“血头”，供其不法使用。

三、非法组织卖血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空白罪状规定简单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审判人员在对触犯该罪的被告人进行量刑时主刑普遍集中在一年以下，没有指导法官在法定刑内细化量刑的标准，从而导致量刑上的“经验化”即不重视案件的特性，而一味依照以往审判经验量刑［3］。(二)“转化犯”的规定不应当包括非法组织卖血罪。非法组织卖血罪所造成的间接伤害中无论如何也发展不出故意这一主观方面。相比较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余7种转化犯，转化所涉及的两个罪名都是故意性质的犯罪［4］。因此，非法组织卖血罪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转化为故意伤害罪。(三)现存献血制度存在缺陷，执法手段滞后。我国目前主要存在四种献血模式，即:无偿献血、指令性计划献血、互助献血、自体输血。不仅指令性献血容易滋生上文所述的单位违法行为，互助献血同样容易滋生不法行为。

四、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细化量刑意见作为指导。刑法对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这一设置是合理的，因为相对于通常法定最高刑是3年的过失犯罪或者故意伤害至轻伤来讲，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势必有着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由于缺乏细化的量刑意见作为指导，导致被告人往往获得低刑期，这对于维护血液制度是不利的，因此针对不同的量刑情节应当设置不同的量刑区间。(二)对刑法333条进行合理设置。对于非法组织卖血罪为何不适用第333条第二款“转化犯”规定的原因上文已经做了分析，为了明确第333条第二款的适用对象，应当将刑法第333条第一款的非法组织卖血罪与强迫卖血罪分开表述，第二款明确表述仅适用于强迫卖血罪。对非法组织卖血罪可能造成的其他严重情形设置行的法定刑区间。(三)对“非法组织卖血罪”中的“组织”进行扩大解释。前文表述了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上对于此种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单单为了此漏洞而另设罪名将上述单位违法行为纳为犯罪太过繁琐［5］，为了更好将单位主动联系“血头”冒充献血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应当对“组织”一词进行扩大解释，纳入单位联系进行冒充献血的行为模式。

［参考文献］

［1］卜剑波．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实证分析［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5．

［2］陈兴良．单位犯罪:以规范为视角的分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1):1．

［3］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04):12．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69．

［5］陈卓．试论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D］．西南政法大学，2007．2．

作者:李九泽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