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编辑困境与突围路径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08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一)相关职能部门给编辑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高等学校职能管理部门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首先，高等学校管理部门要正确认识学术期刊编辑活动的特征和作用。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学术文稿的创作，在文化创造过程中起到传播、中介、积累和繁荣文化的作用。同时，编辑活动又具有服务性，既要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又要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必须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其次，高等学校职能管理部门必须改变和调整现有的管理考核机制。要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破除论文“SCI至上”的要求，要改进学科考核体系，在考核中要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建立适合编辑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再次，作为职能管理部门，要为期刊编辑的工作、学习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要根据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新闻出版管理的部署要求，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学习教育和培训，组织集中学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特别是出版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引导期刊编辑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做新时代期编辑出版工作的“明白人”。最后，就期刊编辑所在部门单位而言，一是要鼓励编辑进行学历学位进修。系统、专业化学习是提高素养的最有效方式，通过知识的回炉发酵，才能丰富和扩展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更好地掌握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通过撰写学术论文，才能将已有的工作经验与现有的学习体验完美结合，从而在学习中提高工作能力，在工作中夯实专业知识。二是要鼓励编辑从事教学与科研。在高校，教学与科研就像编辑的两个翅膀，相互支撑，共同发力。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编辑只有扎根教学与科研这一厚土，才能切实增强自身的学术底气，把好编辑工作的正确方向。三是要鼓励编辑参加学术活动。学术活动是一种以促进科学发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学术性话题为主体的活动。权威、前沿、前瞻、互动是其主要特点。无论是某一专业还是编辑方面的学术会议，编辑们一方面能够在较短时间接受大量的学术研究信息，了解行业动态，了解领域前沿;另一方面，可以在分享专家或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听取专家、同行提出的建议，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能够在听取讲座、座谈交流过程中，碰撞出各种思想的火花，激发创新的灵感，拓展、优化自己的学术体系;还可以对照专家的研究成果来反观自身，重新客观公正地给自己定位，找出自己的短板与差距，坚定科研勇气、树立学术自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结识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自然而然地寻找一些共同的学术话题，理清脑海中的学术发展脉络。(二)编辑自身树立主体意识，明确职责要求。期刊编辑是期刊工作的主体，在整个期刊出版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期刊的办刊宗旨和使命要求编辑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感。编辑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为传播先进文化、加强文化建设、推出更多研究成果、培养造就优秀学术人才、加强学风建设、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等方面。编辑的具体工作职责体现在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审稿和编辑加工等环节。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是通过其工作职责体现的，是否尽职尽责地完成期刊编辑的任务和要求，直接关系到期刊的质量及生存，关系到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贯彻、执行，关系到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明确职责要求，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学习，提高职业素养，真正肩负起社会职责。所以，从期刊编辑在整个编辑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来看，学术期刊编辑既是社会学术产品特别是社会公共思想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又是社会学术研究需求的服务者，还是社会学术研究的引领者，更是作者、读者、专家学者的沟通对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必须克服职业局限，消除职业倦怠，增强职业自信，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我的学术创造潜能，实现编辑学者化、学者编辑化，达到编辑职业与个人事业的统一，从而在边缘化困境中成功突围。要从编辑职业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既忠于自我的学术理想，精心耕耘属于自我的学术园地，又认真踏实地做好编辑工作。严格说来，任何职业都具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开放性，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把握好其所从事的职业的自由度，规避局限，扬长避短，从而找到一条本职工作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实际上，许多期刊编辑原有非常好的学术素养，但在担任编辑之后，却未能很好地赓续既有的学术研究传统，而是一味地沉浸于所谓的编辑事务性工作中，既有的学术研究水平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提升，而且编辑水平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提高，以至于在放逐了学术研究潜能的同时，也未能发掘出编辑的潜力，由此成为地地道道的单纯期刊编辑———仅仅能够找找错别字、理顺一下句子的主谓宾成分的文字加工者，而不再是拥有自我独立学术思想和追求、胸怀天下的思想者。首先，要想能够较好地规避编辑职业带来的局限性，最根本的是要把编辑职业和学术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职业和事业最大限度地重合。编辑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铺垫，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外化方式;学术研究是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个依托，是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提升。二者有机结合，作为编辑便可以低头耕耘着期刊这方肥沃的土壤，抬头便可以思考和外化自我的独立学术思考。二者交互作用，就会使本来并不矛盾的两项工作找到“交集”，就可以促成编辑依托“两个翅膀”自由地翱翔在人类文化的天空中。客观地讲，期刊编辑能够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并不在少数:他们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甚至谋划期刊的整体学术发展;同时，不少编辑还从事学术研究，真正做到了“编写相长”，堪称较好地处理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的“非典型”个案。其次，要从编辑身份认同中走出来，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我的学术潜能，让人生在聚焦于学术研究写作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如果我们把编辑身份及其由此而来的职业仅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自然就难以产生出满足感和成就感。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人们大都会产生一种倦怠感———毕竟，一期接着一期刊物的编辑工作、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劳作，尤其是面对着一些没有多少创新性、带有“八股文”属性的所谓学术论文时，编辑产生倦怠感是难免的。实际上，这样的论文除了在满足作者的考核、晋级乃至学位具有某种效能之外，其社会效能并不显著。这样的论文被学界诟病为“学术垃圾”虽然不免有些苛刻，但究其本质而言，的确是“有无皆可”的“老生常谈”，真正激荡起编辑内在情感和思想的优秀论文实在是少之又少。在此情形下，编辑工作便不再承载起人们赋予的所谓启蒙等现代思想传播的效能。作为期刊编辑，我们也许无法改变编辑职业的现实，但却可以改变我们自己，那就是拿起笔把自己独立的思想外化出来，然后找寻到释放自我学术潜能的途径，让人生在忙碌中找寻到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当然，这一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期刊编辑向往于论文写作与真正地写出论文是两码事。严格说来，论文的写作“既是一件具有科学性的工作，又是一件具有创新性的工作”［12］，而且是一个把内在的创新理念或思想外化为学术成果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痛苦的体验。然而，问题的悖论之处恰好在于，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不会有论文的写作完成，也就不会有论文的刊发，自然也不会有之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在外力或自我压力的驱动下把自我相对混沌的情感和思想外化为文字的过程。像鲁迅当年创作《狂人日记》时就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钱玄同的再三约稿的驱动下才最终得以“分娩”。但同样值得肯定的是，任何写作者一旦突破了写作的瓶颈之后，往往就会进入“一发而不可收”的良性循环中。也许，这样的良性循环对每个疏远了写作的期刊编辑来说，正是一个值得无限“遐想”的创作空间。再次，要从编辑身份的自我认同中走出来，强迫自己把眼上功夫转化为手上功夫。缘于编辑职业的属性使然，期刊编辑在具有一双慧眼的同时也拥有编辑职业的敏感和自尊，那就是面对自我写就的论文总是不甚满意，觉得难以拿出来“献丑”，害怕让“同行”见笑。其实，这种行为本身恰是许多期刊编辑难以走出编辑职业窘境的关键所在，也是编辑向学者化道路前行的“绊脚石”。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文化立场、独立的情感世界和独立的理性体系，正如西方谚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在人类的文明原野上自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篇论文。从这样的维度来看，我们的写作本身便是对人类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就会坚守自我独特的文化立场，就会敢于袒露自我的情感世界，就会表达我们的理性思考，进而撰写出深深地打上自我独特文化烙印的论文。这说不定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者得以“横空出世”的表征。从这样的文化自信出发，期刊编辑应该敢于从职业的自尊中走出来，敢于表达自我，敏于论文写作，使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化为燎原之势。鲁迅曾经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3］编辑之路同样如此。如果一个期刊编辑志在学术，便会把编辑职业与人生事业有机地对接起来，就会从期刊编辑的现实困境中走出，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那么，从其编辑稿件本身来看，不仅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而且是直接参与到作者论文的建构历史进程中;从论文写作本身来看，不仅是编辑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思想建构的途径，同时也是编辑参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方式。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一条编辑学者自由穿越的路子，从而真正进入进退自如的美妙境界———从小的方面来说，为自己职业转圜留有余地;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中国学术发展贡献智慧。

作者:孙秋英 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