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东亚合作研究论文

［摘要］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运动都会涉及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动机。为应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已开始进行合作，其潜在动机是使东亚地区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中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平衡局面。对中国而言，东亚合作对中国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本文拟对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具有的战略意义、有利条件和已取得的初步成果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东亚合作；中国；战略意义；有利条件；合作成果

Abstract:RobertGilpin,thefamousAmericaneconomist,pointsoutthattheeconomicintegrationmovementinanyregionwillbeinrelationtothemotivebothpoliticallyandeconomically.Tocopewiththechallengesthatglobalizationandregionalizationhavebroughtabout,ChinaandsomecountriesinEastAsia(JapanandSouthKorea)havestartedtheEastAsiaCooperationprocess.ToChina,thiscooperationpossessgreatstrategicinterest.Thearticletriestomakeananalysisofthesignificance,thefavorablefactorsandcooperativeresultsofChina’scooperationwiththecountriesinEastAsia.

Keywords:EastAsiaCooperation；China；strategicsignificance;favorablefactor;cooperativeresult

在新世纪，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目标。中国表明了希望避免重复历史上的一些强国崛起之时常常带给世界激烈的冲突和巨大的破坏的老路，而尝试一种使世界特别是邻国受益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崛起的愿望。而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开始走到一起，进行东亚合作，希望合作共赢，谋求未来能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中国应当把自己的发展战略与本地区的一体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以东亚（以至亚洲）为依托，以东亚合作为契机，采用经济和外交的手段，通过与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来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目标。

一、东亚，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

中国作为东亚的一个传统大国，其发展和崛起注定离不开东亚这块“风水宝地”。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还只是一个地区性强国。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在新世纪初期提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伟大战略构想，而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得有战略依托，必得有一块立足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可能是别的地方，它只能是东亚（广义的东亚应当包含亚洲）。

“和平崛起”理论由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来之后，对该理论的内容和含义人们纷纷进行思考和探讨。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然涉及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对国际力量平衡造成的影响可能导致周边国家对此抱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甚至是恐慌，因而可能进行诋毁和阻止其崛起。而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是最可能阻碍中国崛起的国家。人们认识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最大考验是对美关系，特别要考虑到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依靠双边同盟构筑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在东亚保持军事存在，维持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来遏制欧亚大陆。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尽量避免与美国进行对抗或冲突。

以上两个问题都涉及东亚，实际上统一于中国如何处理自己与东亚邻国关系问题（美国主要是通过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而取得在东亚的强大军事影响力）。所以稳定周边成为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四代领导人都一贯重视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地区外交政策。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处理和发展与中国周边各邻国的友好关系，通过举行平等谈判解决了与许多邻国历史上留下的边界问题，特别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中国与周边邻国和平友好关系提供了外交政策上的指导。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战略思想，积极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办法。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1]。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向外输出革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在这个时期通过与邻国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化解各种消极因素，从而初步形成了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继续在普遍睦邻友好的格局下争取更多的互利合作关系。在此阶段明确提出了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视作是“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课题”[2]，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中国在此期间改善了与越南的关系，实现了同韩国的建交。在对日关系上，首先强调睦邻友好，其次强调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真正做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与东盟方面，1997年底双方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确立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不仅继续重视传统的双边友好交往，而且还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外交活动。中国不仅先后参加了APEC和“10+3”地区合作机制，而且还与俄、哈、塔、吉等国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中国政府重视实行周边外交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不仅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地区外交政策，而且针对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邻国的不安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尝试一种使我们的邻国受益的方式实现崛起。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东亚地区。而东亚各国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双方已成为“荣损与共”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平崛起战略实际上要求实现中国与地区邻国的共同崛起。

中国要实现与地区邻国共同崛起，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借东亚合作的东风，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可以制订基于“新地区主义”的地区战略，推出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长期而稳定的亚洲政策，探索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与亚洲地区共存、共生的新模式，带动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化，以实现中国和亚洲的共同崛起。而“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中国发挥大国责任。中国首先应该立足于本地区，建构好中国参与并起重要或主导作用的地区体系”[3]。

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凡强国或大国的崛起，必有战略依托，区别在于是本着掠夺的目的，靠着暴力手段，还是用互利合作、和平的方式来取得。19世纪时的英、法因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而强盛，后来又因殖民地的失去而走向衰落。美国至今仍然视美洲为它的“后院”。当中国政府应联合国的要求向海地派出130名维和军人执行维和任务时，美国的一些官员竟然认为“(中国)首次向西半球派兵，会排挤美国在该地区影响，中国向海地派兵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这使得他们可以合法地向我们这半球派遣军队，这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战后的日、韩之所以快速崛起是因为它们利用冷战时期的特殊条件，走依托美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条依附与发展的道路[4]。战后的欧洲(今天的欧盟)从它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看，它是崛起了，它采用了一体化的方式，并且搭美国的便车。今天的德、法之所以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与它们走一体化道路，依托欧盟而分不开的。

中国在东亚进行一体化建设，并不是要反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中国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减弱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如何淡化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的作用，如何使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友好与合作的政策。美国的大战略家、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里评论道：“中国以和平方式加强在这一地区(东亚)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早已确定的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致力于力量锐减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5]布热津斯基站在美国的角度和立场说这样的一段话，其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其中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将使美国不得不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合作。第二，中国应当采用和平的方式，亦即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实现崛起。中国若奉行开放的新地区主义来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通过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一同走向崛起，同时又与区外的美国以及欧盟等保持友好与互利合作，这样就是探索了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即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潮流，搭乘东亚这条大船，借东亚合作的东风，扬帆驶向崛起的彼岸。

二、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有利条件

英国的《金融时报》在其文章《伟大正在降临到中国头上》中指出有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人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变得伟大，而有人的伟大则是外界赋予他的。就中国的国力、面积、经济成就和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而言，它属于上面的全部三种类型。中国的崛起在重要性上可以与美国当初登上世界舞台相媲美。英报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崛起及其作用可谓充满溢美之词。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中国在推动世界的发展方面具有多么伟大的先天条件，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在参与并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具有许多独特的条件，可以为本地区的合作、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中国参与东亚合作，首先具有“地利”优势。中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中国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但却是亚洲的天然中心。中国幅员辽阔，由南至北横跨30多个纬度，涵盖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域。这样，通过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把东北亚和东南亚联结了起来。中国不仅是一个陆地大国，还是一个海洋大国。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通过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欧亚大陆桥可以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联结起来，构成欧亚两洲之间运距最短、运时最快的铁路运输网，开辟了东亚通往欧洲的海陆国际联运捷径。中国又地处太平洋西岸，位置居中，而太平洋已成为沿岸区内外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便利通道。随着新的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经济活力进一步迸发，上自朝鲜半岛，下至马来半岛，正在形成举世瞩目的“黄金海岸”。中国从北至南联结而成的沿海开发地带，正处在这一漫长的亚太“黄金海岸”的中心区。

其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有利于中国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毋庸讳言，二战后美国和日本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中国在推动本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降低关税，为东亚各国对华出口更多的商品铺平了道路。正是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的东南亚各国纷纷“视中国为救星”。中国帮助它们克服了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日本共同社认为，正是中国帮助日本实现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正增长，中国成为日本经济的“救世主”。美报指出亚洲从中国的采购潮中获益，中国如今是该地区各国的力量源泉。英报预言，随着东亚区域内贸易日益繁荣，地区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各国向经济一体化迈进。

第三，中国和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在历史上的共同遭遇，当今又面临相似的国内发展要求，有利于中国和东亚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实现国家和整个地区的振兴。

东亚历经了100余年沉沦，在历史上几乎全部东亚国家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东亚各国通过艰苦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独立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以及摆脱西方的控制和威胁，实现真正的独立这样一些现实任务。所以，中国与东亚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相近的感情。这有助于中国与东亚各国一道通过开展合作来完成实现东亚的崛起的共同使命，从而改变东西方国际政治力量不平衡的格局，增强东亚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当今的中国不仅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独特发展之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而且在国际上与其他各国和平共处，平等相待，敢于主持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具有较高的国际威望和感召力。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与地区各国友好相处，开展互利合作的“软实力”。

东亚的日本、“四小龙”等已为东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树立了一个所谓“东亚模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学习和借鉴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西方就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一直非常重视韩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必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东亚地区的国家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世界上也确实有许多国家正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比如印度、俄罗斯、越南等或大或小的国家。美国《新闻周刊》认为，阿拉伯等国家应该学习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适合于国情相似，遭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思想感召力，甚至触动着美国不得不思考在东亚地区如何应对中国而进行政策调整，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美国一些战略家和学者主张美国在东亚[LL]应该借鉴和仿效中国的一些做法。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戴维·兰普顿认为自1997年以来，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利诱)，军事实力(威逼)，甚至思想观念(感召力)。由于中国日益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引擎，华盛顿同北京保持稳定的战略关系超越了狭隘的安全利益。中国的崛起给地区联盟和安全结构、美国在该地区权力的运用以及使用制裁及其他政策手段的能力都带来重大影响。至于感召力，美国必须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作出更多努力以维护自己作为良好榜样的形象。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室研究员尼尔·卡尔在其《美国外交需要中国特色》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新外交战略的核心是采取更加积极和多边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结果使中国既巩固了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又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因此，美国在亚洲也应该（仿效中国）实行一项公共外交战略①。如果克服某些偏见，从以上材料中我们不难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给东亚地区带来了经济利益，中国的和平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地区外交政策使中国在本地区拥有巨大的感召力，以至于美国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建立自己良好的榜样形象。

此外，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有利条件还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上是一支重要的一极力量，是本地区甚至整个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为维护本地区的整体利益和各国的正当权益而作出贡献。中国也可以通过东亚合作而借助地区集体的力量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同法、德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常常能够抵制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些霸道自私的做法）。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都处在相同的“汉字文化圈”或谓“筷子文化圈”，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在今天又在共同创造和维护“亚洲价值观”，抵制欧美一直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的、并不一定符合该地实际的“西方价值观”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东亚合作中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上形成的“华人商业网络”的作用。据外国通讯社估计，目前散居于海外的华人华侨约5500余万，大部分分布于东南亚各国，他们可以在东亚合作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6]。

三、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取得的成果

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是随着中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而展开的。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与印尼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蒙古、越南、老挝等国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同韩国在相互隔绝往来40多年后，终于在1992年8月24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中国的毗邻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基本形成”[7]，从而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奠定了基础。1997年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关系。1998年，中韩双方宣布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年，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之际，双方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中、日、韩的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1997年底，为解决金融危机，中国参与了首届东亚领导人会议(当时是“9+3”)。该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了实质启动阶段。在1999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同与会各国一起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在2000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确立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这是历史上的突破。在2001年，中国和东盟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2002年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而启动了实现自由贸易的进程。根据2002年的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协议，中国和泰国已从2003年10月18日开始率先实行果蔬零关税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方案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2003年10月8日，温总理在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提议，进一步提高双方贸易水平，努力在2005年实现年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实际上已于2004提前完成。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还推动着韩、日等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在政治安全和互信方面。中国与东亚邻国为了减少摩擦，消除疑虑，不断采取积极行动来增进合作，增加互信。中国不仅在涉及双方极其敏感的领海、领土争端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上从实际出发，尊重现状，继续实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而且还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以及“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新的睦邻外交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是我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强双方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8]。在同年，双方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在2003年10月第7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温总理发表了“全面深入合作，促进和平繁荣”为主题的讲话，并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该条约的签订，“有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化，有利于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各种争端，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有利于加快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9]。在这次东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还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从而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中日韩三方还签署了由中方倡议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宣言》，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方向，它将[LL]有力地促进三国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展，有利于推动东亚合作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展中可以看出，这种进展不仅表现在逐步建立了许多较为完善的进行合作的运作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合作的领域已经由最初的经济、金融合作逐步向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扩展。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地区各领域的合作，实际还起到了推动者和带动者的角色。比如正是由于中国率先与东盟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作为东南亚区外第一个大国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举措，推动了日韩等国也纷纷仿效中国与东盟的做法，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向前迈进。

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所起得的进展，不仅体现在促进了地区一体化的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极大地争取和团结了周边各邻国。即便是与美国建立了双边同盟关系的一些国家，也在立场上与中国逐渐靠近，这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成果。

首先看韩国的变化。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的两个最重要的亚洲战略盟友日本和韩国尤其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首次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同时,日本的对华出口增加了39.3%。中国现在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①。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韩美同盟”正从量变到质变，五十年的同盟关系岌岌可危，而中韩历史上的千年同盟正在恢复之中。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美国正在失去韩国”②。

至于日本，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成为日本经济的救世主，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实现的。日本的《每日新闻》认为日本外交将走向“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日本将由“追随美国”转为“重视中国”③。这篇文章的判断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两国将更加重视双方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正所谓“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澳大利亚方面，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2003年，不仅中国已赶超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而且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它对美国的出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现在是澳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有可能在5年内取代日本成为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将迅速成为澳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将取代日本成为澳与亚洲的主要联系国。因此，“在霍华德看来，亚洲就是中国”。该报文章说，在1973年中澳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多年，许多澳大利亚人仍把中国视为“红色中国”。但是随着中澳之间贸易的增长(这是澳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澳政府急于修改其外交政策。在2003年布什总统和主席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胡主席在澳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①。

最后，看看东南亚国家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在200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广泛地增强，此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未来是属于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和商业领导人现在正把赌注押在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崛起上。马来西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新的所长说，中国需要地区友谊，我们也需要地区友谊。中国需要时间来发展他们的经济，我们也需要时间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中国需要保护自己，使之不受美国的威胁，我们也是这样②。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地区主义政策的实施，以及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由于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共同发展），这些国家与美国联手威胁中国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就连美国人也认识到了。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说，“中国已经以它自己的贸易协议搅乱了华盛顿(在东亚地区)实行的政策，权衡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和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孰轻孰重，正成为美国的盟友们面临的当务之急”。并举例说，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就职前访问台湾，中国对其提出斥责，并将把推迟与其贸易谈判作为惩罚，这任新总理在8月份的首次重要演说中急忙重申了新加坡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表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澳在是否加入美国的行动的问题上将有很大保留。“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比如泰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已经与中国立场一致。”②如此看来，中国通过参与地区一体化，采取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实现本国和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崛起的战略途径是奏效的。由此，我们不妨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付出了无数的流血牺牲和经过艰辛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略，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紧紧抓住土地问题，发动和争取农民阶级。以之为借鉴，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得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合作，采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如此，它还将惠及地区邻国，最终惠及整个世界。

①简·珀莱兹，《来自中国的访问使布什的澳大利亚之行黯然失色》，《纽约时报》2003年10月25日。

②简·珀莱兹，《北京之星在亚洲冉冉上升》，《纽约时报》2004年8月28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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