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率低估研究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一国消费率的高低是由一些经济变量所决定的。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和梳理，我们把对一国消费率起到重要影响的经济变量提炼出来作为对比项，将这些变量指标化并且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如果已有理论对影响消费率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能有以下的推断：在不同的国家间，如果这些影响消费率的经济变量高度相似，那么这些国家的消费率也是基本相当的。反之，如果在影响变量相近的前提下，某一个国家的消费率与其他国家出现了显著的偏离，那么就能证明这个国家的消费率是被低估（或者高估）的。

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证明———基于一个国际间的比较

（一）参考变量的选取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和归纳，影响消费率的主要因素有收入分配、投资率水平、流动性约束等几个方面。陈红梅（2009）①，梁东黎（2008）②，李宗华（2004）③等人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并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他们都承认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投资活跃程度是与这个国家消费率负相关的。而臧旭恒、张继海（2005）④，刘惯超（2010）⑤，张全红（2009）⑥，袁志刚、朱国林（2002）⑦等人则各自论证了收入分配因素对一个国家消费率的影响。虽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方法各有不同，但是都认可一个结论：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并且是负相关。居民的实际收入也会对消费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流动性约束理论的提出是经济学家在对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潘彬、徐选华（2009）则在考虑经济景气指标的前提下，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当经济繁荣程度在某一个阈值之下，流动性约束将会对消费行为造成较大影响⑧。臧旭恒、李燕桥（2012）则认为现阶段我国推行消费信贷以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但仍然受到诸多因素限制⑨。归纳来看，一个国家的流动性约束较强，会限制该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当然，还有居民消费习惯、地理气候环境等一些因素也能够影响消费率，但是这些变量对最终消费的影响程度较小或者不好计量。因此，笔者在本文研究中，将投资率水平、收入分配和流动性约束视作是消费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需要将这些影响因素指标化和数据化，才能实现国际间的横向的比较。对于投资水平、收入分配以及流动性约束三个影响因素，我们选择人均GDP水平、基尼系数、工业增加值／GDP、M2／GDP四个变量作为进行国际对比的参考变量瑏瑠。其中，用人均GDP水平反映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差距，M2／GDP反映一国流动性约束程度是学术界较为普遍和成熟的做法。对于反映一国投资水平的变量的选取，我们认为应该把投资水平的高低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在某些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一个国家的投资率高低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投资率出现。钱纳里的标准模型就是通过对工业化程度的划分来定义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直接从宏观层面上决定着该国的投资率水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判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结构的重要指标。我们选取这个变量来解释投资水平对消费率的影响。

（二）中国消费率低估的论证过程根据前文阐述的逻辑，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一组国家在人均GDP、基尼系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M2占GDP比重4个变量上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为了能反映一个较长的趋势，我们选取了2001－2010年共10年的数据①。同时，在选择作为比较对象的国家时，一方面我们要求他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路径与中国有较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要尽量将选择的国家的地域性扩大而不仅仅限于亚洲国家。从这几点考虑，我们最终选择出了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以及美洲的智利作为比较对象。这3个国家与中国同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且都属于新兴发展中国家。1．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的比较。见表1所示，4个国家2001－2010年10年间的人均收入都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非常高的人均GDP增长率），这与他们最近10年经历的经济增长是吻合的。同时，从绝对量上说，4个国家的人均GDP都处在钱纳里标准模型的同一阶段（将现价美元换算之后，按1964年美元计算，都处在100－1000美元的工业化阶段）②，因此从人均收入这个变量对消费率的影响来看，4个国家基本处在同一水平。基尼系数的获得非常困难，国际上许多国家并不会每年公布基尼系数。但基尼系数相对比较稳定，通过已有数据也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该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如表2所示，我们在分析已有公布数据的同时，也结合了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龚志民、胡志军（2010）③，王祖祥等（2009）④，徐映梅、张学新（2011）⑤。综合已有数据和学者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近10年的基尼系数应该处在0．42－0．48之间。而泰国、马来西亚和智利也都超过了传统的0．4的警戒线，4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在4个国家的比较中，处于中下的水平，其基尼系数低于智利，与马来西亚大体相当，略高于泰国。2．经济结构的比较（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如表3所示，中国、印尼、泰国和智利最近的1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处在较高的水平，达到了45％左右。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4个国家在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阶段，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型描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各个国家都要经历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显然，在这一影响变量的对比中，4个国家的情况是高度相似的。3．流动性约束程度的比较。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选择M2／GDP这一变量来比较4个国家的流动性状况。M2／GDP可以反映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深度和货币的流动性状况。一般来说，经济体的金融深度越深，货币流动性越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也越强。在表4中，中国的M2／GDP值长期保持在130％以上，在近两年甚至达到了150％以上，这一数据上远远高于泰国、马来西亚和智利3国，也远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在流动性约束这一变量对消费率影响的比较上，中国的情况要优于其他3个国家。4．最终消费率的比较。见表5所示，从趋势上看，中国最近10年的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泰国基本保持在68．5％左右小幅度波动，马来西亚维持在60％的水平上下波动，智利呈现先降后增的趋势。从消费率的绝对水平看，泰、马、智3个国家都处在60％－70％的区间内，而中国的消费率则长期处在60％以下的水平，并且最近5年该数值已经跌破50％。因此，无论从变化趋势还是消费率的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的消费率都远远偏离了其他3个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区间。5．国际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消费率无论从长期趋势还是绝对量上都明显偏离了对比组中泰国、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平均水平，并且也远小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我们选取的影响经济体消费率的几个主要的变量来看：4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都处在钱纳里标准模型的同一阶段；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高于警戒线水平，并且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高于中国；从经济结构上看，4个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都是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而流动性方面，中国的情况是4个国家中最好的。对于影响经济体消费率的4个变量的具体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4个国家的对比中各指标都居于平均水平，个别的指标甚至优于其他国家（如流动性）。按照我们的逻辑，既然在影响消费率的主要指标上，4个国家非常接近，那么在对比组中，各国的消费率应该也处在一个较为平均的水平。事实上，泰国、智利和马来西亚确实是处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区间内（60％－70％）。而中国的消费率明显偏离了这个区间。因此，根据我们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是一种假象，中国的消费率是被低估了。

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原因分析

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已经得出了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结论。下一步，我们需要分析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原因，这样才能在逻辑上保证我们整个研究的完整性。

（一）投资腐败引起的消费率低估1．腐败、投资虚高和消费率低估的内在联系。投资率的高估和消费率的低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投资过热、投资率过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而导致中国投资过热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公共投资领域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的各级参与者都通过设租寻租的行为从投资项目中瓜分财富，这一部分的腐败收入，全部是从投资预算中转移而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腐败收入则被记作了投资部分，但事实上这一部分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投资领域。投资率被高估，有相当一部分投资额通过腐败的途径流向了个人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是一个数目巨大但是难以统计的黑洞。目前，较为权威的数据是王小鲁（2010）的估算。他通过较为广泛的调查分析，估算出中国的灰色收入在2009年大概是9万亿人民币①。但是在统计口径中，公共投资领域的灰色收入都计入了投资账户。当大量的“投资”以灰色收入的方式形成了个人收入之后（灰色收入本质上还是属于个人可支配收入），那么根据消费理论，这一部分收入会形成相当规模的真实消费定规模的消费被低估。2．投资腐败引致的消费率低估的两个佐证。如果我们对于腐败和投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按照我们的思路，至少可以有以下推论：在中国，投资越多的年份，腐败越严重。我们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替资，清廉指数表示腐败程度①，笔者发现，如图1所示，最近10年中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增长率与清廉指数呈现波峰波谷交错形态，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可见，投资越热的年份，中国的腐败问题越严重。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的观点：投资腐败导致投资的虚高。另一个证据是中国ICOR的长期偏高③。ICOR被学界认为是反映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中国的ICOR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0左右一路攀升到2011年的7．05，而这一数值相比于国际同等经济水平下的国家都是偏高的。李迅雷（2012）的研究表明，即便除去物价上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ICOR也是过高的④。而ICOR虚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分子———“投资额”的虚高。这种虚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所引起的。ICOR的虚高证明了中国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投资高估。而投资高估的原因同样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投资腐败。投资腐败衍生出的灰色收入直接导致了消费率的低估。所以通过这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消费率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服务性消费的低估服务业生产的往往是无形产品，对服务性消费的统计主要来源于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入户抽样调查统计的特点就是受被调查者主观意志影响较多。在中国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不健全的大环境下，被调查者出于避税和掩盖灰色收入的动机，会低报其消费能力和金额。这导致服务性消费的调查数据会出现较大程度的低估。中国的居民住房消费支出也被严重低估。中国的地价和房价在最近10年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居民的住房支出却处在极低的水平。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我国2010年的住房消费只占个人消费总额的3％左右，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国际统计标准中，对于住房消费支出的统计分为自有住房和租房消费。对于自有住房消费的统计，中国目前的方法是不考虑虚拟租金的成本法。即在统计中，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显然，这种成本法没有考虑到房价水平和租金水平的变动。而最近10年，中国的房价和租金水平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增长。考虑到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达到70％以上，因此用成本法计算的自有住房租金严重的低估了正常的住房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在医疗、教育等其他服务性行业普遍存在着的灰色消费也会导致服务性消费的低估。居民在购买医疗服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红包，教育服务中的择校费等都是居民消费的一部分，应该计入到居民服务性消费的账户下，但是由于这些属于灰色消费范畴，在入户调查统计时，被调查者往往会回避这些消费，从而带来这一部分消费额的低估。中国的服务性消费被低估的事实可以从第一、二次经济普查对经济数据的调整的结果得到印证。这两次普查之后，统计局都大幅度上调了服务业的产值。以第一次普查结果为例，这次经济普查将2004年GDP上调了17％，这其中，93％的上调部分来自于服务业的上调，致使服务业的占比从32％上升至41％。而在第二次经济普查中，服务业也同样的得到大幅上调。之所以在经济普查之后时会出现服务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是因为在常规统计中，服务性消费被严重低估。因此，我们认为，服务性消费的低估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中国消费率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企业偷逃税款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用体系缺失偷逃税款在中国的企业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我国采用的是全面调查法，由这些企业按月向当地政府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统计局最后逐级汇总而取得最后数据。在这种制度下，消费率的高低就直接与统计中得到的消费品生产企业所汇报的产销量直接相关。对于生产性企业，其税负主要来自于产品的增值税。规模以上企业往往会通过伪造记账凭证、建立账外账、隐瞒收入、不开发票等一系列的手段以达到逃税的目的。这些行为导致企业在统计数据中的产销量大量低估，从而引起了最终消费统计的低估。对于规模以下企业的统计，我国采取入户调查统计方法。从实际情况看，规模以下企业主要集中在营业额较低的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其中包括大量的小微型企业。在实际的统计调查过程中，出于偷逃税款的动机，这些企业往往会尽量隐瞒自己的真实收入和营业额水平。另外，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较为落后，银行消费信用资料较少，同时现金交易模式大量存在。由于这些现金交易无法进入我们的核算体系，所以这也极大提高了我国消费总量统计上的难度。对于无法监测的现金交易，统计部门只能被动地通过抽样调查得到样本数据再进行统计整合分析得出全国数据。但是前文已经谈到，这种抽样调查的方法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会造成消费总量的较大低估。而对比发达国家，他们的居民消费主要通过信用支付。通过银行联网的信用记录，统计部门可以较为准确地估计消费总量，以补充统计调查记账的不足。另一个方面，发达国家基本普及了机打发票，能够较为准确有效地监测全行业的消费活动和总额。中国的税收系统还主要停留在手写发票的时代，不开发票、开假发票、虚开发票的行为大量存在，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偷税漏税的门槛。所以，中国市场的信用体系缺失和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也是消费率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

经过本文的论证，我们发现中国的真实消费率远没有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中国的消费率水平被严重地低估了。通过对中国消费率低估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投资同样存在着虚高的现状。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有力的回击中国投资依赖症以及经济崩溃论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消费率偏低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桎梏，甚至以此断言中国经济发展难以维持下去，并走向崩溃。但是，我们在引入灰色收入和投资腐败的概念后，发现中国消费率低估和投资虚高同时存在，两者通过投资腐败和灰色收入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的“投资过热”和“投资依赖症”的说法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上的表象。事实上，有大量被计入投资账户的资金通过灰色收入的途径变成了私人收入，并最终形成了消费。因此，中国真实的经济结构应该需要对现有的消费率上调，投资率下调。这样一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糟糕。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对中国消费率低估的证明以及原因的归纳，能够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环境，重新认识中国投资过热和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也能让我们对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继续充满信心。

作者：王秋石王一新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