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模式范文10篇

政治模式范文篇1

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建构来说,在一种以保守宗法制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众氛围中生活的思想家们,自然具有“先天的”保守倾向。同时,以对夏商周的消逝历史追溯、以对传说时代的神话的历史转化来建构其伦理政治体系的思想家来讲,保守倾向只会被强化。加之这种伦理政治的构思,原则上是以对伦理修为的外推感召的推崇为核心的,伦理政治设计,尽管都承认“应天革命”的正当性,但在一般的社会主张方面,则都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改良式的加固。并以传统优位、伦理感化为社会导向,由此还凸现出伦理政治要求的精英社会特质。

(一)推崇传统:以消逝历史的挖掘组成伦理政治的原型

孔孟荀董四位早期儒家思想家来讲,伦理政治的建构,并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理论创造活动,而是他们对历史的一种理解方式。从孔子以仁说礼的关涉结构去理解历史与社会开始,到董仲舒以介入汉代政治史谋求伦理政治的实践可能上,四人都是站在轴心时代历史的需要上面,去反观理想政治的历史型态,并从中获得理想政治建构的精神资源的。对于他们来讲,尧舜禹传说时代的历史重组,与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再次挖掘,是一种以历史思伦理、以历史思政治的必须。在此情形中,伦理政治必须以历史已提供的原型,去证明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传统,成为最丰厚的合法性凭据。在孔子,对传说时代的关注,对夏商周史的辨析,是其理论致思的兴奋点之一。对孔子来讲,由传说时代到周代历史,已被历史证明为合理的东西,也就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品格。在这方面致思,体现为三点。其一,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为政治活动的楷模,以及抒发政治胸臆的凭借。前者如《尧曰》篇对尧舜言论的认同、对商汤王的引用、对周武王的赞赏,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①“禹,吾无间然矣”,“吾老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矣”②等等;后者如孔子在夸张地表达仁之为政的理想之高妙时所说的,“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其二,以周文即周的礼乐制度为政治制度的典范,如其一再表白对周的礼乐的赞赏和尊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③而且,以《乡党》全篇来看,孔子期望的政治治理方式,也确实是以周礼为原型的。其三,孔子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是以对“先王之道”的追溯,来表达和构想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的。如对礼的一般功用规定“和”,孔子便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

孟荀董坚持了孔子以传统作为统治合法性根据之一的思路,并从立场的清晰性、取法的方式上、法古的依托上,强化了孔子立场和深化了孔子论说。孟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就其基本表现上,曾被人总结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④言必称尧舜,对理解孟子思想,有三方面的启发作用:其一,这意味着孟子是以尧舜之道为思考问题的基本设准的;其二,这意味着孟子是以尧舜的古典至世为理想依托的;其三,这表明孟子是以尧舜为言述背景的。前者,以孟子称尧舜禹的相禅而谓“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为代表。居中一点,则以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为典型。后一点,孟子所说的,“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以及相反映衬的“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为证明。但整个来看,则如孟子对“先王之道”的夸奖,“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⑤由此可见,孟子是以往古历史的明君为政治理念、制度敷设、治世之道的典范的。

这一点,在孟子自我表白的“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一句话中,得到最明白的体现。古之制,除了因循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得民得天下,构想出来的“制民之产”,还有就是托古而出的“井田制”,这些,都成为伦理与政治得以成方圆的“规矩”。荀董的言述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谱系,也是非常的重视。荀子一方面大赞尧舜禹的格,认“尧舜者天下之英也”。⑥下引《荀子》不出注另一方面,又对由尧到汤的治世政治谱系,进行哲学(道)解读。以对人性恶的改造,化性起伪,“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而“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以仁义礼乐教化民,就可以收到握权之君“常安荣”、“常愉佚”的理想效果。因此,荀子强调的“王者之制”,究其实仍然不过是传统中已存的政治之制而已。董仲舒是遵奉天的,“为人者天”也。但是,奉天仅能以天下谴告的原则性安排为准,如何能在社会政治举措上得其当,还得循往古圣贤之道才行。“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⑦“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所以;,仲舒以对春秋微言大义的悉心考究,抒发政治意愿时,指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就是在奉法而治的过程中,“应天革命”,也不易先王之道,“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也。”⑧由上可见,崇尚传统,注重对消逝历史的有用制度与价值的挖掘与认领,是早期儒家四人共同的思想立场。在此,孟荀之间的理论争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也未易其实质的相同性。原因是明白的,荀子的后王,不过是指离我们当下历史的制作者较近的先王而已。因此,仅是一种表述上的差异,而不是思想立场的相悖。比如荀子所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所以,荀子一方面指出,“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另一方面又强调“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故有论者辨析孟荀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之后指出,“‘法后王’是‘法先王’的一种捷径” ,并未改变早期儒家在孔孟时已形成的传统主义立场。

早期儒家的传统主义立场,一方面,使他们的眼光投向时代之外,确认了比现下政治更为值得期望的伦理政治;另一方面,又以对历史资源的借取,建立富“经验实在”已确证的伦理政治的确当性。这一进路,在春秋至西汉的那一段历史中,由宗法制囿限的社会思路的难以突破,由当时代政治构思的道术为天下裂,以致难以提升为政道的健全致思;由政治构思的当下资源匮缺而历史资源丰厚,以致面对传统即可获得无尽灵感等等理由,获得了它合乎历史进程的肯定性。也正是由这种传统提供了最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活的思想又支持了传统向现实穿透的双向作用机制,使早期儒家预制的社会模式,表现出鲜明的传统主义特质。而儒家此一思想代经确认,发挥出影响中国社会为一传统取向的社会的理论功能。由此,推动社会成为一个崇尚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tradition)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蕴含传统的制度,并把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

(二)道法自然:遵循宗法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伦理政治秩序

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者来说,奉天法古尽管是其建构伦理政治大厦的基本原则,并且构成为他们致力于挖掘伦理政治历史原型的思想动力。但是,法古所具有的“文献不足征”困难,以及“所损益可知也”的变迁更替,使他们无法直接以不完整的三代政制为秩序模式,去构画予春秋战国的混乱时局以秩序化、予西汉王朝的改制更化以蓝图式的方案。而唯一能够完整地提供给他们这种秩序模式的,便是植根中国社会历史沃土之中,全面影响和制约人的言行取向的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礼一俗制度。这种关系与制度,之被他们取法,一者可以有力地支持他们的保守主义思路,以便有效地维护他们所倾心的礼乐制度;二者也可以有力地获得相反方向的影响社会政治运作,尤其是制约政治秩序建构的动力。因为,深植于社会的原始关系基础上的论说,是最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又可以为政治统治者顺畅运用的论说。从这个角度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的政治秩序设计,因其根源于血缘关系,而具有了伦理政治之道是取法宗法血缘关系,归宗于这种自然性的秩序的特点。

由此去梳理伦理政治理论对秩序的论述,可以首先看到的,就是其对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视。家庭伦理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它本有的自然色彩(如父生子,故子孝父乃理之当然)就大大减弱了。但是,在家庭伦理关系多半还是仰赖其血缘授受的古典社会里,它的自然特色、原始意涵,就大致保其本色和质朴。这种关系,也就成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显得最是天成的秩序。这种秩序,也由于立于血缘授受的基础之上,而显得非常的和谐。这种和谐,相当成为建构视域更宽、内容更杂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人,一种最易欣赏和取法的对象。并且,由于后者对前者的取法,势必使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简化为简单朴直的血缘关系。从而,既使社会政治在家庭“细胞”中获得深耕细作的良土,又使社会政治变成为保护天成关系和自然秩序的方式与手段。从孝道的论述与对其效用的扩展,来看早期儒家建构政治秩序的具体论述,可以证实如上假设。孔子是非常重视孝道所据的长幼关系的,“父父、子子”是孔子考虑问题的基本设准之一。所谓父父,是指父之为父的状态,即父慈;所?阶幼?nbsp;,是指子之为子的状态,即子孝。这显然是根据父出子、子出于父的原始血缘授受,而做出的议论。由于父与子的这种关系,子对父就有一种敬爱的义务,“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敬,成为子对父血缘传授的一种基于原始意义的规范。如此,子对父“生事之以体,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在所当然。父慈子孝,家庭关系是非常简明而秩序井然的。而当孔子将“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相联系作一贯通式思考时,其实也就表明孔子是以一种原始血缘关系的摹写,在描画政治关系及其秩序状态的。而孔子所说的“孝慈则忠”,更明白地标志了政治秩序原本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秩序。而且,孔子对自然秩序之孝悌的政治化功用,是颇为相信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在此,保卫了已存的自然秩序,也就保证了应有的政治秩序。保守的社会架构,由此建立起来。

孟子在秩序建构的思路上,也走着寻求自然秩序以确立政治秩序的路径。但孟子强化了自然秩序的定位不变性质,认为“父母之不爱我爱,于我何哉”,自然秩序是不可变易的,子辈对父母承当的义务,是不可以以父母对子辈的关爱而受影响的。所以他还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当孟子把自然秩序的和谐及其功用定位定格之后,便在政治秩序的意义上予以复制。一方面,理想的王道不过是自然秩序的社会摹写,“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另一方面,社会秩序得以保证的规范,亦不过是自然伦常规范的提升而已,是个规范性秩序与自然性秩序的合一而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可见,保守既有秩序,就是社会秩序的相应达成。这似乎与孟子所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理想相冲突,其实深究一下,当每一个体都能以自然秩序中的定位,在社会中定位,那么,各定其位,各致其爱,爱不也就周遍了。早期儒家之重视自然秩序,而不超越地建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以期维持一种真正的人为秩序,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确信既有秩序的保守,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此角度,去理解荀子的“入孝出弟”起始点上强调的“为国家必以孝”就不难知晓其思想旨趣,亦在于以政治之道取法自然天成的人生血缘关系,亦在于靠保守既有秩序以维护政治秩序。从此角度,去理解董仲舒的“父授之、子受之,乃天道也”意义上所强调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观念,便不难领会伸舒以天道威慑的态势,摹写父子关系为政治关系的用意。当然,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的取法自然血缘关系以建构政治关系的思想,依次递进,呈现出强化和清晰化的状态。孔子落眼在一种自然秩序的对应性上,孟子则更明确将政治秩序与血缘秩序的和谐性一统化,荀子则把保守既有的血缘关系具有的政治功用凸出了,到仲舒手里,血缘秩序的和谐下政治秩序的建立,更进一步上达于天,不仅人要保护既有秩序,而且天也要保守既有的血缘与其基础上的政治秩序,天为保守体系提供了多一重保障?5寮疑杓频谋J靥逑?nbsp;,并未仅仅局限于把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融汇为一,而是具体将之化为已制度化的周代礼制,乃至夏商周伦理政治谱系的原则化政治举措,从而,将保守的现实政治对象,扩展而为保守的周代礼制,形成为一种典型的古典政治保守主义思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的传统取向,在此意义上,也就分解为具各种保守功能的周代保守礼制。按周礼研究专家的论述,周代礼制将宗族与政治、宗法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大宗小宗的宗法安排,衍化为上下有序的政治制度。如“基本事实显然鉴于周代”的三礼所载,周礼的政治性机制,对稳定性的秩序是非常考究的。庙制上,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丧服中,“有君丧服于,不敢私服”,“慈母如母,齐哀三年”,士之妾子,降为期服,“大夫之妾子”降为大功,天子诸侯则无服;乡饮酒时,“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王事位于家事之上,“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这种安排,显然是保守既有的宗法关系以建构政治秩序,其保守的取法自然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据此可以说,遵循宗治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而起的政治秩序,以其面向既有、面向过去,并拒绝作原则性或革命性的变革(如孔子斥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变而为从诸侯、大夫、陪臣出为“天下无道”),而具有极其明显的保守主义思想品格。当然,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道法自然”,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秩序维护的,现代论者之吁请西方国家学习中国文化的长久稳定治理之方,大致在此获得理由。这样“使文化悠久的智慧”,即伦理政治“道法自然”(法血缘关系之“自然”)的智慧,由于根植于代际相传且痛斥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土壤里,所以不会遭遇以契约订立而约成的社会,那种因契约订立双方改变意愿,而容易遭遇的变故频繁的危机。保守的思想与制度,总易收保守的社会稳定之功。

(三)二元社会:精英与大众隔离情况下的伦理政治局面

就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者之主观意图来讲,他们是期望一个人人皆为尧舜的至圣社会局面的。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却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推崇精英,而贬低大众的思维进路,以期达成一个天下皆悦的理想社会政治目标。一方面,是理论建构的原因。儒家伦理政治理论以仁义的德性为思维直接起点,但在人皆性善的论说视域中,因为人有放失其心的客观情形,便必然有个谁能先收放心而后再敦促别人求放心的问题。于是先觉后觉,精英大众的分别就成为必须。而在人性恶的论说视域中,更由于只有依靠圣人的化性起伪,才能抑恶扬善,治理社会。因此,化性起伪者与被善改造的对象,自然就分立为精英与大众的两极。至于仲舒特别的性禾善米论说,也有个谁促成禾成为米、因成为果、善性成为善行的问题。故尔,把人区别为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就属于一种理论的必要。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原因。从既成历史的原因来讲,宗法制的大宗小宗及其功能区别,血缘原型的父为子尚的固定格局,是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思的先天性囿限,它必然为其打上把社会分解为在上者(精英 )与在下者(大众)两部分的烙印。

同时,政治的构成逻辑与道德的构成逻辑不同。后者可以是一种期于完全平等的逻辑,然而,一旦格式化为政治关系,它就不得不转换成为一种有层级之分的、不平等的、铁的、无情的政治逻辑。如果试图将二者打通,温和的方法,可以是在平等的能性与现实性上划个界限(如荀子之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但并非人人实际为禹;孟子认为的平民享有天下,德必若尧舜,而又有天子举荐,否则只能如孔子一样成为“素王”)。冷酷的说法,则直接指出平等的伦理目标依于不平等的政治安排(如荀子讲的“维齐非齐”)。正是由于上述理论———历史的规定性,使早期儒家对君子(精英)和小人(大众)之别、先觉与后觉之异、劳心与劳力之差表现出极大的思索兴趣。孔子有一种以君子为精英,即为伦理基本价值的承担者,社会意义上的平等的保证者的思维倾向。同时,又有一种以小人为伦理负面价值(恶)的人格载体,社会政治施加改造的对象的思维定势。由于君子集所有优秀品质于一身,显然它是社会治理与伦理感召的主体(“君子之德风”);而因为小人集所有的负面或恶劣德性于一身,因此成为社会治理与伦理感召的客体(“小人之德草”),主体加之于客体,必能改变其为良性的社会存在(“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这种将精英与大众对举,并在质量与数量两个维度,将其分隔,不单采用了君子小人的思路,还采用了上智下愚的划分方法。一方面,他强调“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另一方面,他把上智下愚判别为官(仕)与民的两种类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种划分本身,不过是君子小人划分的另类方式。但比之于君子小人的后天德性划界,这里又增补了先天智性上的差别根据。孔子的这些区别,一者,将社会在伦理上分割成优根与劣性,在政治上划分为精英与大众。二者,将社会格局定格为精英与小人的对局关系,把社会运作看成是君子治小人、上智启下愚、生知胜瞑民的状态。于是,社会俨然成为一个二元结构。伦理政治依赖于上层精英的伦理醒觉与践履,社会下层注定成为伦理政治的治理对象。以此去看继之而起的孟荀董的重民而非民主的社会模式构想思路,也就可?院稀翱鬃又馈痹蚣右岳斫饬恕?/P>

孟子自觉地认同孔子对“君子”与“小人”划界定位的观念。君子,依然是集优良品性和良性行为效果于一身的伦理政治精英。“君子不怨天不忧人”、“君子之志于道也”……小人,则仍然是集恶劣习性和坏的行为习惯于一身的伦理政治治理对象或政治施加客体的大众。“小人之德草也”、“小人犯刑”两句就刻画出孟子心目中小人的德性和小人的被治方式,是如何的等而下之。但是,相比于孔子对君子小人的悉心区分而言,孟子更重视社会生活中“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投射于社会分工之上的状态,以及投射于伦理感召与政治治理上的效果。荀子则以《不苟》一篇,严“君子小人之分”。君子美德更是如江河汇流大海一般,从其人格特征上看,“君子,小人之反也。”据此,荀子更把社会阶层结构分解为统治精英和被统治大众两类。“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董仲舒则以性三品的论说,表达了早期儒家同一的二元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分立,在社会政治中的不同功能与地位。他以“圣人之所为”为标准或界限,划分出“质于禽兽之性、万民性善”与“质于圣人之所为“的性未善,从而引伸出圣人教训“中民”“而后能为善”的结构,即精英训导大众,使大众有了救星而达到“虽待缲以绾汤,而后能成丝”的自成目的。早期儒家期望甚厚的精英,是伦理品性和政治规范的合一化人格载体。它身承历史已然确认的优良德性,又负载治人的适切措施。因此,可以说精英具有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风格。但正是在这种保守主义者身上,早期儒家发现了伦理政治得以成功的人格代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印证了社会学家米尔斯关于精英的出现是一个历史问题的假设。

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集一切优秀品性于一身,它也就成为社会保证自身秩序或恢复秩序的主体性凭借。这样,他们为指挥而生,属于更高种类,拥有更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道德。但由此也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制度化的可能丧失掉了。因为精英主导的社会里,“根本不需要依赖什么制度结构”,精英“可以打破一个结构,建立另一个结构”,一种期于以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一的精英,来改造社会大众的良好期望,势必走向一个要么由精英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价值的举措,要么随意变更自己的言行而胡作非为的危险境地。

注释:

①《论语·泰伯》

②③《论语》

④《孟子·滕文公上》

⑤《孟子》

政治模式范文篇2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3．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机制、组织实施的社会化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保障。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整体性教育工程，是封闭、自足的“单位”难以承载的，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塑造封闭性的“单位人”，因此必须变革封闭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应该由能超越本单位利益界限的机构承担，即实施机制应具有社会公共职能色彩。首先，执行国家公权力的机构和公务人员应对思想政治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的职能行为应该既是履行法定职责，又是面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三、结束语

政治模式范文篇3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要想提高生活化教学的效果，教师应该坚持以下几点原则：首先，将政治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初中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基本的政治素养，但是其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仍然比较肤浅，且比较片面，因此政治教师应该发挥指导者和引领者的作用，从初中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挖掘理论根源，进而将思想政治理论放到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应用；其次，将政治教学与现实案例相结合，初中政治教材由于篇幅限制，只能提炼理论精华，因此其案例的部分必然会存在不足，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时政要闻、社会热点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教师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理念，及时为学生做出案例补充，以保证其在丰富多样的教学素材中获得多角度的启发；再次，将政治教育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每个人对自己的乡土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此，在生活化教学中，教师应该优先采用在当地具有典型代表的案例，以拉近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最后，将政治教学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长期僵化的教学模式，让许多学生对政治教学产生了沉闷、说教、高高在上等不良印象，基于此，教师在生活化教学中应该从初中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出发，创新教学方法，让政治教学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二、基于生活化视角的初中政治教学模式

1.从趣味性的生活视角构建教学模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只有对某一新知识产生了学习的兴趣，才能够在积极的情感引导下不断探索。学生缺乏兴趣一直以来是是困扰初中政治教师的主要问题之一。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学习过程依托一定的情境，而熟悉的生活就是思想政治教学情境设计的来源，初中政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从有趣的生活场景出发，让学生在情感迁移中完成对理论知识的探索，例如在“成长在社会”的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教师利用教学视频为学生展示了一些社会不文明现象，如乱丢垃圾、踩踏草坪、乱写乱画等，这些不良行为在大多数学生身上都出现过，而将其搬到课堂上，则可以让学生从案例中反思自身行为，并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感。

2.从政治性的生活视角构建教学模式

初中政治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未来接班人，因此基本的政治理论是政治教育的核心。在生活化教学中，教师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让初中生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基本政治经济体制、未来发展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然后通过内容的细化，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在“情系祖国”这一章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历史知识，利用鲜活生动的历史故事，为学生讲述党的发展历史，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以及改革开发以来的伟大成就，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从时效性的生活视角构建教学模式

新媒体使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许多社会问题都会经过网络的发酵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教师在生活化的教学实践中，应该保证教学内容的时效性，紧跟时代步伐，用最新的教学案例激发学生的现实思考，例如近年来，“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在网上吵的沸沸扬扬，许多人由于扶人被讹，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风气，让爱心成为了社会欺诈的对象，因此，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可以利用正反两方面的案例，组织学生展开思考与讨论，以保证在基础教育阶段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氛围和正确的指引。

三、结束语

总之，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趣味性少，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实现基本的传道受业解惑的目标，还要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进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并能够对一些社会事件形成独立的思考。政治与生活密不可分，从生活视角探索初中政治教学的新途径，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推动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作者:张坤 单位:宿迁市泗洪县洪翔中学

参考文献

[1]高建文.基于生活化思维下的初中政治教学模式探究[J].学周刊,2016,10:68-69.

政治模式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五五宪草总统独裁制五权宪法

1“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

“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得依法公布法律、命令。总统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宣布戒严解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任命文武官员的权力,并得召集五院院长会商关于二院以上事项、总统咨询事项以及召集国民大会。总统有权任免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也由总统于政务委员中任命。虽然立法院和监察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各省、蒙古、西藏及侨居国外的国民所选出的国民代表举行预选,再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国民大会选举正式产生,但是在过渡条款中规定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半数由立法、监察两院院长各提请总统任命。第44条还特别规定:“国家遇有紧急事变、或国家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得经行政会议之议决,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应于命令后三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这样就构造出来了一个以总统权利为中心的五院制中央政府,确定的中央政治体制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主、宪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情况下,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总统独裁的中央政府体制呢?本文就将从这个问题入手,结合史实探讨“五五宪草”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以期形成一家之言。

2原因探究

2.1社会原因:内忧外患的刺激

在国际形式方面,一战后,欧美许多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破产、社会不安、工商业疲软、失业问题、赔款问题成为这些国家的焦点,时常因为党派互相攻击,造成互相牵制使问题不能解决,行政机关也由于无法执行处于窘境。民主政治的议会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成为浪费的、缺乏效率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用直接的命令强制人民严格服从。英国人怀疑民主政治,美国行政权显著扩大,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独裁者,仍以筹建真正民主政治为号召,墨索里尼则不屑民主政治。有人认为:“独裁政治既是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崩破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乘着战争以后国家凋敝的机会而产生的,独裁政治即是由于政治的纷乱和权利的薄弱而起,也不能不归罪于过去民主政治措施的不当。”尤其是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影响,到了“五五宪草”起草的时期,各国纷纷开始修改宪法,改变一战后建立起来的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优势地位。行政权就此开始膨胀,而立法权与直接民权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伴随着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这种趋势逐渐趋于制度化和法律化。从国内形势来看,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由于地方分立主义千方百计与中央政府对抗,使其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从1930年至1933年,反蒋派先后在北平、广州和福州等地组织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政权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质上是半独立性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九—八”事变以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从而引起各界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出现了旨在要求民主、实行宪政,以推动抗日斗争的民主宪政运动。

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方面面临如何从近代百年来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的侵略和威胁中解脱出来,确保国家统一,改变四分五裂的地方分立主义各自为政的严峻局面和挑战;另一方面,执政当局又必须回应社会各界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民主诉求。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始终面临两难选择:不扩大公共参与,将削弱其合法性基础;扩大公共参与,推进地方自治,又与其面临的提高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加强对地方的严峻使命背道而驰。”南京国民政府就此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应该说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它在政治体制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能够解决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能断定选择总统独裁制就一定是历史的倒退,民族的不幸,很可能这种选择也是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之举。

2.2从思想渊源: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理论”和“建国三时期理论”的影响

“五五宪草”分八章,共148条。其序言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尊。”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五权宪法理论”和“建国三时期理论”。“五权宪法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宪法思想静态的一面,“建国三时期”则是孙中山宪法思想实现的动态过程。

五权宪法理论中对人民权利和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在孙中山的宪法理论中,他强调权能区分,五权分立,但行政居于主导地位。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政,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予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当把国家的大权托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为,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孙中山所欲建立的用五权宪法组织的政府,是能为人民控制又能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孙中山认为三权宪法虽好,但“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最大的缺陷在于三权分立只重“法”而不重“人”,“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督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在五权宪法中,政府的“五权”并非两方“三权”与传统政治中“两权”简单相加。五权分立体现的是“能”下五种治权的分立,主要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行政集权下的分工,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孙中山把宪政化过程分为三时期: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并且,“自革命军起义之时,自宪法颁布之时,名日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之责任。”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建国三时期”理论臻至成熟。“建国三时期”理论、孙中山的早期党权政治理论开始与“以党治国”的主张相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采用五权宪法,实现三民主义。于是,十几年军权政治的经历和俄国革命政权的样板使孙中山寻求到了中国宪政化道路的答案:以党治国加“建国三时期”理论,国民党就此成为不容质疑不容动摇的训政主体。

2.3主体的角度:国民党内保守派“积极追求”的结果

1933年1月20日,立法院成立了由4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孙科为委员长,吴经熊、张知本为副委员长。宪草委员会从1933年1月开始起草工作,到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宪法草案,共计用了3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间七易其稿,并三次公开发表征求意见。根据宪草的拟定及其内容变化。“五五宪草”的出台大致经过了宪草的起草、宪法草案的审查修正、宪草的定型三个阶段。在整个“五五宪草”制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国民党保守派对于宪草制定的干预。在制定“五五宪草”之初,孙科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他认为,首先,未来的宪法政府应遵循孙中山遗教中所描述的形式加以组建;其次,政府的立法部门应具有较高的权威,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控制。在起草宪法总纲中企图用分权制取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具有民主主义色彩。依据这个总纲的规定,孙科任命吴经熊起草初稿,经吴经熊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一经公布,针对分权原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保守派集中指责关于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认为“总统不得连任原则……限制太严,缺乏弹性,且无甚意义”,要求“改为联任一次或两次”。在国民党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孙科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初稿进行逐条修改,经过这番变动,初稿中内阁制精神已经变为总统制精神。1934年12月14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宪草修改稿,认为该草案仍“牵制太多、权力未能集中,故运用必难灵敏”。指示“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规定”,“宪法条款不宜繁多”,要求立法院再作修改,“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再施压下,自1934年12月至1936年上半年,孙科又组织力量对宪法草案初稿作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至1936年5月5日,《五五宪草》正式公布。此时总统权力已至高无上,也就最终定稿为我在前文中所述的“总统独裁制”。整个“五五宪草”的起草过程,是在国民党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宪草在起草过程中的各种民主和法制措施的运用,但是国民党的党治和独裁对起草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并且这种影响也最终决定了宪法草的具体内容,反映到政治体制上,就是总统独裁从国民党的思想理论成为了宪法的具体规定。

政治模式范文篇5

从政治教学课堂本身来讲，自主和合作教学模式强调的是一种教学情景，一种教学环境，它为初中的政治课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社会生活也息息相关；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自主合作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主体意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关注学生的创造力，且随着这种教学模式的不断深化，学生的认识、实践能力以及创造力不断增强，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引导学生学会细心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例如：在对学生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时，可以引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等社会热点问题，并融入自主合作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可以对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在自主合作的教学模式下让学生树立起公民有义务维护好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从而让学生学会分辨是非。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政治教师在自主合作教学模式中不再是课堂的主体，而学生也不再是之前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教学模式中自然而然地进行变化：学生转而成为政治教学活动的主体，而政治教师则是课堂教学中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只是在政治课堂中帮助学生培养其主体意识。

二、自主合作教学模式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由于初中生的好奇心较强，所以，政治教师在政治教学课堂中不能进行简单机械地重复，而是应该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采用灵活且有个性的教学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教师要特别注意学生的心理特点、求知欲望以及自信心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不失时机地给予学生密切关注和高度赞赏，从而促使初中政治教学的有效进行。

1.转变学生角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初中政治教学中强调自主合作学习，强调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培养学生的这种学习能力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转变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政治教师在课堂中要尊重学生和关心学生，并努力做到成为学生的朋友。在课堂内容讲解时要重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激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畏艰难，勇于接受挑战的精神，从而促使学生在课堂中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提高政治素养。同时，还能在学习过程中愉悦学生身心。这样，既能避免政治教学中的条条框框，又能促使学生积极思维，大胆创新。所以，在自主合作教学模式中转变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步骤，具有十分重大的教学意义。

2.精选教学主题，科学设置教学问题。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来确定政治教学主题，当然，也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将散乱无序的教学内容加以整合并使之成为教学主题。例如：很多学生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花草比较感兴趣，那么，政治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确定以“生活中的动植物伙伴”为主题，让学生在课前仔细观察自己所喜爱的动植物的特性并记录分析，体会自然界的神奇之处。当然，要使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得到提升，政治教师还得科学地设置政治教学问题，或者也可以由学生自主提出自己的问题。教师在此过程中重在引导和组织。

3.进行分组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政治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以及心理特点等方面因素进行分组。每个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分工以及学习任务，然后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小组内部进行互相交流，互相讨论以及互相学习研究，最终，全班各小组之间进行分析讨论并得出最终讨论结果。只有通过学生相互之间的情感碰撞以及观点冲突，才能加深其对政治教学内容的理解，进而形成政治思维方式。同时，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要诱导学生进行质疑，让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治模式范文篇6

【关键词】高中政治;合作探究;策略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主要分为四个必修模块：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政治不单纯是课本的这些知识点，还有当下的一些时事政治，都需要学生去了解。为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觉得政治教学枯燥，教师可以利用合作探究模式来进行教学，让学生可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知识。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可以把课堂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及时给学生进行点评，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政治知识。

一、合作探究模式的概述

教师在进行合作探究模式教学中，可以把班级划分为几个小组。高中政治教师使用的合作学习方式也就是小组合作学习，一般都是以前后桌为单位，这样便于学生进行讨论。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在小组中自由发言。

二、合作探究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一）主体性的原则。教师在教学中要明确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地位，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可以教学中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和教师进行紧密的交流，保证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每个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完成教师的教学目标，成为学习的主人。（二）个性化的原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心理特点，在平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让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发展。给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在和谐的氛围中激发自己的潜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结合教学目标，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在政治教学中要想进行合作探究模式教学，就需要结合个性化原则进行学习。（三）激励性的原则。教师在教学中，要遵循激励性原则，这样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课堂中，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学会善用激励性原则，让学生能够愿意参与到教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解决自己学习中的问题，提高自身的学习水平。（四）问题性原则。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通过问题来引导学生，让学生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把新旧知识点进行串联。在合作探究学习中，学生只有根据教师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才能够找出答案，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性原则能够给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奠定基础，让教师与学生多进行互动，然后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三、合作探究教学模式的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要明确自身的地位，创设教学情况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结合教材的内容，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这样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比如：在学习文化生活这一册书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怎样才能够让中华文化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学生就会根据本章学习的内容，分析中华文化不仅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还要学会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秉持着包容的状态，才能够让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教师还可以在教学中，多鼓励学生学会质疑，提出自己对于问题的不同看法，然后进行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二）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能够提高课堂的效率。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对问题提出质疑，学会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对于学习过的内容学会反馈，对自我进行评价。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就可以把这一问题进行深思，教师可以在学习讨论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三）明确师生的角色。教师是学生建构知识的正确引导者、支持者和积极帮助者，学生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比如说在学习生活与哲学板块，教师可以以古代哲学家老子、庄子等人的话进入该节课的讲解，老子：“上善若水”、“无为而治”，学生就可以联系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例，看其是否包含一些哲学道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明确了自身的角色，就能够把新旧知识进行联系，构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让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让学生可以处于学习的主体地位。（四）学会反思。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学会反思，还要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由于政治课比较抽象有很多难懂的问题，所以在政治课中就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学生可以在学习政治知识之后，学会反思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有哪些知识点不了解，有哪些是自己掌握比较好，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可以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可以把个人的想法与班级其他学生进行结合，让学生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体。在学习结束后，学生可以把这些知识点都总结，变成一个思维导图，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体验，在体验中学习”。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教师要想保证课堂的质量，就需要学会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学习计划，合作探究学习模式能够顺应新课改的需求，在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课本内容、教学目标，灵活的运用这一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杨静.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J].赤子(上中旬),2014(13).

政治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4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即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基本原则。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这些原则都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必须承认我国在整体上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很明显的一点基本事实就是，在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各种政治学习材料中，传统风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占据绝大部分，而对于现代政治学经典理论甚至是这些理论的经典案例也罕见涉及。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著、雷飞龙翻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宪政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吸收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考虑中国特色的创新。

1.2民主模式实现形式是多元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创造-“中国特殊论”

尊重承认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搬西方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实现民主的具体制度设计完全可以不同，也必须不同。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等因素所构造成基本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

美国创建之初，华盛顿们并没有照抄当时欧洲的民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经过费城制宪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1」。但今天的美国领导者却非常热衷于“输出（美国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国家全盘接受美国民主模式。

事实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效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而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机械效仿，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体制同样也不能互相抄袭。邓小平曾对波兰前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实际上，梁启超在1919年游历欧洲后所写的《欧游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经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在政治模式设计上，既然有“美国特殊论”，那么“中国特殊论”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特殊论”「2」。康晓光认为“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当然，尽管康晓光提出了“中国特殊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予以体现，“中国特殊论”始终就只能是一个学院概念而已。

1.3必须采取渐进改革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弃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采取渐进改革策略，经过90年代中期的激烈论证之后，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对此已经有很多精彩阐述，不做赘述，可以参考文末资料。

就研究水平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本土研究很难突破西方政治学研究已有理论水平。和西方政治学理论比较，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制度的内在复杂性都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远远不是举举手、画画圈那么简单，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投票悖论”。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罗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不妨用一个简单事例来说明。假设甲、乙、丙暑假打算结伴旅行，甲在选择偏好上依次是“桂林—黄山—青岛”，乙排出的顺序是“黄山—青岛—桂林”，丙心目中的先后座次则是“青岛—桂林—黄山”。众口难调，于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在桂林与黄山之间比较，三分之二同意去桂林；再拿黄山与青岛相比，三分之二同意去黄山（至此可以得知桂林当选，而青岛肯定被淘汰出局）；然而，再比较青岛与桂林，赞成去青岛的也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于是悖论出现了：投票居然无法决定出一个能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暑期旅行计划。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选举已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手段和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选举作为一种程序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和对投票的研究一样，西方政治学对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心树在《选举的鹬蚌困局与中人困局》一文中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可以参考。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任务并不在于重复西方政治学已经做过的基本性理论研究，而在于设计出一个能够实现已经被证明的各种政治文明一般性原则、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没有进行学院化的精微讨论，而是直接表述具体设想。

1.4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

1921年以来，共产党通过夺取政权、抗御外侮等艰苦战斗获得了其执政的历史性合法资源，这一点和美国、共和党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其《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一文中写到：“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

萧功秦的这一阐述可谓中国政治体制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二、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设计

2.1政党制度设计：多数党法定制度

政党是现代社会各利益集团（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组织手段。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但是这并不排除共产党与其它派以某种方式分配公共权力，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实际上这也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即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前提下，与其它派共同分享公共权利，合作进行国家管理。

我国政党制度目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它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尽管这一政党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暴露出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参政党参政决策权力没有真正的制度保证。这一不足妨碍了参政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其它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而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历史经验不吻合。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就实施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组成人员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建国初期，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3人；5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27人，几乎占一半。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非共产党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

当然我党在处理与民主政党关系上同样有深刻教训：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派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批评。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执政党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政协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对中共提出的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3」。

我国“多党协商制度”提法过于笼统，参政党权力没有得到制度化保证，也就无法根本上坐实“互相监督”的口号。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无可非议，但是和平革命建设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已经暴露很多，因此根据历史条件需要，调整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高层已在进行一些小范围思考讨论。2002年6月，复旦大学浦兴祖、冯菊红、严鸠生等人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西方政党通过选举进入政治体制内，执政党无时不刻感受到在野党的竞争压力；而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多元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但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我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报告提出，“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各政党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独立。人大、政协合并形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职务，更不得兼任人大主任。人大主任和其他代表一样只有一票投票权，由各党代表轮流担任。

人大和行政机构中，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人员比例有2种确定方法：一是不同行政层次比例不同，比如乡镇、县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50％，省部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60％，中央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70％。二是全国各级人大和行政机构均为一个统一的固定比例如65％，显然前者更灵活，更能适应各层机构的不同情况。当然以上比例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为多少可再行讨论。司法机构的规定见下一节“司法独立”。

直辖市、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多数行政机构正职领导由共产党人担任。少数部门正职可由其他政党党员担任。可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设置政党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党注册管理等事宜。

对于无政党的独立人士，可以预留一定比例名额，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虚拟政党”进行相应对待。

在宪法中对此思路予以原则性确定，具体比例等由《选举法》等普通法律予以明确。可称以上制度设计为“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

尽管很多国家政党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占优势的主要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但是本文设想的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与这种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公共权力分配为选举法等事前确定。优点在于：

通过在各国家机构每一层次都处于法定多数党的制度设计，完全实现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目标。举例来说，不必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换届之前，中共都要召集全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并就当前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而是以人大会议的多数党身份提交议案，实现了以民主方式实现党的意志之目标。

执政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来实现政党间竞争程度的调控，当然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改动，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改变。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认可的非一党的一党独大制。由于各级国家机构中，各政党席位比例确定，少数党也无须担心多数党滥用多数党地位，取消少数党席位，这为党内外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制衡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军队方面，由于中共是全国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党，全国人大选举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中共自然也是绝对多数，而且军队各级正职领导全部是中共党员，党依然能够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59条为“军队不得派代表参加各级人大会议”，以符合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中普遍实施的军队国家化、避免与国家日常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的做法。

“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实现了中共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同构性，解决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机构重复设置以及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交叉问题。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结构相似，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委的组织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党委的宣传部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之间，党委的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与政府的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部门之间都存在机构重迭与职能交错的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就是党委与政府权力交叉的一个非常典型例子。“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这2个问题。

“多数党法定制度”克服了简单多党制和简单比例代表制的可能弊端，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为中国民主化渐进进程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简单多党制容易导致党派林立，进而政局不稳；简单比例代表制也存在与简单多党制一样的缺点。比如在以色列组织一个政党条件很低，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还能够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人口不到600万的以色列政党众多，目前共有27个政党。大选中选票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大党，政府频繁解散，甚至议会本身也自行提前解散了多次。1999年产生的第15届议会参加竞选的有27个政党，进入议会的有17个，120个议席中工党（23席）和利库德集团（24席）总共只占有47个席位，不到总席位的一半。因此任何大党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不能单独组阁，必须依赖中小党派的支持形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组阁时大党不得不接受中小党的政治要价，政局不稳定也在所难免了。“多数党法定”制度能够有效的保证存在而且只存在一个多数党，能够完全避免这些情况。

“多数党法定”制度有利于实现国家财政与政党经费的分离。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组织。政党不管是否执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因而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但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根深蒂固，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如果实施多数党法定制度，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政党系统大部分都与国家机构系统融合起来了，诸如党纪委等属于执政党内部机构，可以这样考虑：一部分人员独立为党内机构，一部分进入人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还需要向各政党拨付一定经费，与现行数额比较也将逐步减少。对于国家拨付给各政党的经费，需要在政党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定期公开经费开支情况，接受国家审计机构的审计，最后经过人大批准。

当然，与简单多党制比较，多数党法定制度的权力集中程度要更高一些。对于“多数党法定”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除了政党之间的制衡之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2种方式来抑制。公民创制复议权的讨论参见下文，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另文讨论。

2.2司法独立

司法与行政不独立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不足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阐述。实际上，宪法第16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司法与行政独立不过是将这一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而已，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在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更明确的改革信号，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专门列出一节论述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指出“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实质分立，可以考虑以下设想：

赋予司法系统相应人事权、财权，由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财政等，与地方政府脱钩。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调整同级法院法官职务的动议，要求上一级法院与地方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这样地方人大不具有直接罢免法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法官。同时避免了司法系统具有高度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力，可能出现内部过于封闭的情况。

全国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出席，4/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以撤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各级人大可以提出撤销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下直接撤销法官职务的动议，但是不能直接否决法官的判决结果，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来决定是否否决。上一级法院否决下级法院判决结果必须以最低2/3比例票数通过。

公民不能直接对法官进行弹劾罢免，而是通过使用创制复议权在人大提出弹劾或罢免议案，要求罢免不称职法官的方式间接的予以实现，以保证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任何国家机构成员无论其政党属性，在其任期内，其党内各种处分不影响其担任公职的资格和任期，以抑制通过党内程序过度干扰党员个人判断的行为。

司法机构所有成员不得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当然，在政治改革过渡期，可以考虑规定，法官所在政党对其进行的任何党内处分不影响其司法机构的任职。逐步实现司法机构成员与政党脱钩，保证司法活动独立性。

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司法系统相对独立性同时，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特征，同时将人大撤换法官的条件定得很高，可以充分保证司法系统独立性。这与西方政治体制中通过赋予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完全独立地位的做法不同，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法官本人的局限性。

2.3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

统计是一国治理的基础。缺乏真实全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决策者就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我国国家统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史记》记载虞舜时期“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十分重视国家统计，认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

我国一直很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1996年又对《统计法》进行了重大修正。但是在现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下，由于统计机构归属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官员干涉统计工作的动机很强烈，往往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异化现象，统计独立性很难保证。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于04年2月12日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在安徽省阜阳市任期期间造假到极致时，某年阜阳市上报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阜阳市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的假纳税发票。笔者2001年11月在贵州某贫困县做调查时，该县乡镇企业局一位工作人员提及，该县乡镇企业年产值实际只有2亿，但是有关县领导却让填报为12亿。

类似的诸多案例导致国内外不信任中国统计资料情绪的产生。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G.Rawski）在英国《经济学家》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1997年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统计结果的真实性。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成为西方和国内媒体的关注热点。就国内的反驳文章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多数中外机构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进一步改善我国统计体制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统。比如全国GDP总量并不是从各地统计资料汇总而成，而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自报数据基础上，通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统计与检验之后再予以公布。这也是全国各省市统计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全国GDP总量的原因。因此很大意义上说，统计工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已经出现离心事实，进一步独立出来并不突然。

此外，将统计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的作用并不只是获取准确统计信息，更在于提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因为虽然理论上人大可以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但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人大就不能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评价。

标准、严格、准确的统计和审计制度是建立公平、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基石之一。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爆发以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公司财会丑闻，这对其他国家都是值得借鉴的深刻教训。实际上，2000年前后国内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虚假财务报表恶劣事件与安然丑闻可谓如出一辙。在改进统计工作的同时也要改进审计工作。1994年《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职责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它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官员离任审计、政府财政开支审计等等，都是独立性较之统计更强的工作。实际上，正如统计系统有自己独立渠道一样，《审计法》第九条已经规定“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那么还不如直接独立出来，在审计系统内部垂直管理同时，对同一级人大负责。

因此可以考虑：

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同时保持人事和财权的相对独立。

以上设想，可以首先在《政府组织法》、《统计法》、《审计法》等普通法律中做相应修订，在时机成熟时过渡到宪法修改中。

2.4抑制黑金政治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选举制度包含内容很多，为主题和篇幅限制，集中讨论选举中的政治黑金问题。贿选问题没有解决，普选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实现民主的根本作用。黑金政治是现代选举制度暴露的关键弊端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选举中富人群体参选越来越多，贿选现象也日益突出。如果不能设计出有效抑制黑金政治的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能建立，大有重蹈台湾黑金政治旧辙的可能。

目前各国对政治黑金问题绝大多数是制定直接的管束法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200130美元等等。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其中包括所有捐款在100美元以上的捐款人的姓名、通讯地址和职业。尽管这些法律对黑金政治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真正抑制黑金政治，黑金捐赠者往往通过所谓的捐软钱（softmoney）的方式名正言顺规避法律约束。

笔者认为，如果不将所有竞选者约束在同一平台上，那么竞选与金钱之间的利益勾结关系始终就无法得到真正抑制。因为如果各选举人各自开展竞选活动的话，竞争经费自然是越多越好，而法律对此监督成本必然会随之上升，而且因为资金转移存在很多渠道，监督效果不会很好。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构建中，遏制西方选举制度的异化为金钱实力比拼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可以考虑以下设计-

各党以及各党内部各代表参加党内抑或党内选举时，制定统一的竞选人宣传措施。简言之，即所有候选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同时面对选民。称为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各候选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设想与其它候选人的批评直接面对，增加了选民甄选候选人的有效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各候选人必然彼此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候选人隐瞒信息等情况。

捐赠经费不能捐赠给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竞选人，而是由所有候选人分享。经费管理由一个各竞选政党等名额组成的竞选资金委员会负责。

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独立，国家财政为各党竞选拨付一定数额经费，不接受针对具体政党的竞选资金捐赠，所有捐赠纳入一个全国选举基金统一管理。竞选预算总额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法律规定拨付给各党的经费总额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某一个比例。

在该制度设计下，竞选黑金活动空间受到很大抑制。

国家资助竞选者的制度可以参照以色列的相关规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下设一个财政委员会，对议会选举的经费作出预算。预算报告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每个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党可以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选举经费。议会根据大选结束后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多少，决定拨给每个政党具体的款额。国家审计长负责审查全部竞选费用的拨付，对全国人大负责。

2.5两院制还是一院制

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两院制还是一院制，存在不同意见。普遍认为，英国两院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两院制也是一样。以美国两院制为例说明。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独立之初，美国建立的是一种邦联制度，并非联邦制度。1777年的《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保持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出于共同防御、维护自由和公共福利而加入“彼此友好的联盟”。凡是没有明确授予中央的权力，一律自行保留。中央只设一个议会，由各州派代表组成，每州不分大小，只有一票表决权。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权力十分有限，对于各州人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征税和管理商业的权力。当时美国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权力架构。1786年爆发的谢斯起义刺激了美国由邦联制度向联邦制度的变革。1787年各州代表聚会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争论焦点是由谁来掌控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州代表认为，自己人口多，纳税也多，所以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也应多。小州代表则强调小州与大州的平等地位。最后选举一个11人委员会寻求妥协方案，该委员会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主张建立两院制，即在参议院中各州享有同等表决权，在众议院中代表权按人口比例确定，最终获得制宪会议的通过。因此美国采用两院制。

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当年的英美类似的特殊历史语境，而且宪法已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权力机关”，因此一院制最符合实际，也即前述的现有党委、人大、政协等三合一。

2.6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制度，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类型。英国议会制一般被认为是议会制的最典型代表；而美国总统制是总统制的最典型代表。

议会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能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由各自的独立选举产生。彼此无权罢免对方，也即所谓“权力的双重合法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混合型如法国“半总统制”等。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这表明半总统制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对于其利弊的证明力度是不够的。因此在以下讨论中，以总统制和议会制为主要考虑对象。

据统计，二战后在三十九个议会制民主中国家有十三个崩溃；而在十三个总统制民主中至少有十个崩溃（塔图。万海伦，《制度性战略和民主》。第十五届国际政治学会世界会议论文，1991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总统制下，“权力双重合法性”使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都有独立合法性基础，在重要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非常可能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总统制下总统任期是固定的，当彼此意见不一致时，无法改选总统，双方僵持很容易陷入宪政危机。在采行总统制的南美国家，政变频繁，政权一旦更迭国家元首随之易位，进而使国家政局极其不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与俄国会（国家杜马）之间不能就权力划分原则达成共识，最后竟演变成动用大炮坦克的府院之争。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和稳定都必须考虑。如果缺少必要的稳定，即使得到自由，也难以持久。中国政治文化缺少宪政意识，威权与专制意识深厚。如果采用总统制，由于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很容易制造强人政治格局，使宪法体制形同虚设。因此笔者主张中国政体选择议会制。

当然，为了进一步抑制议会制的不足，可以对现行的一般意义上的议会制做一些中国特色的完善，增加3个修正条件-

以法律确保议会内始终存在一个多数党。对此前述“多数党法定制度”足可以保证之。在今日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这个“法定多数党”目前来自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自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政府无权解散议会。西方议会制中政府可以解散议会，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为选民选举更换而不能为政府解散。

行政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是西方模式议会制饱受批评的重要缺陷之一。对此由于共产党在全国人大占有明显多数席位，而且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共产党人，因此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也即全国人大）频繁撤换行政首脑，造成政局不稳。

以上制度设计既吸收了西方模式议会制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2.7公民有限复议创制权

从理论与实践上说，代议制都出现人民代表忽视民意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固然可以通过周期性投票，将不符合多数人民意的代表撤换，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就难以约束人民代表。

孙中山对复议创制权制度非常感兴趣。孙中山曾经指示廖仲恺、孙科等翻译了不少有关全民政治学说的译作。如廖仲恺在译Deloe.F.Wilcox《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byallthePeople，别名《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与民政之作用》）时，在译作附言中把瑞士的“直接民权”看作“政治上之防腐剂”，指出“选译此本，有无限之意思与希望存焉”。而孙中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更是明确引入了复议创制权，当然孙中山没有制定具体程序保证公民创制复议权的具体实施。

复议创制权制的含义与具体使用语境相关，大体言之可分为下列几种：决定国家前途的公民投票（Plebiscite）（“公民投票”一词的英文是Plebiscite，也有人使用英文Referendun）、宪法复决权（Constitutionalreferendum）、政策复决权（PublicPolidyreferendum）、咨询式复决权（Consultativereferndum）、创制权（initiative）等术语。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政治学文献里，这几个名词也用得颇为混乱。

可以大致认为“公民投票（Plebiscrite）”指就全国最重大的事宜进行全民公决。显然，公民投票成本高昂，不宜频繁使用，仅仅针对重大事宜进行。

公民投票让一般国民可以直接针对政务表达意见，因而公投有以下优点：（1）避免政党与国会（或者议会，含义等同）的专断，公投时尽管议会与政党仍会继续存在，但是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将大为降低，民意占据主要分量；（2）磨练人民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3）可以随时控制议员（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因为选举制度下选民只能每隔几年，才能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而在议员任期当中公民很难约束议员。

不过，除了少数人口较少、地域不大、直接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例如瑞士之外，公投在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常见作法，因为公投具有以下不足：（1）一般民众在作重大抉择时信息不足、能力不足。（2）每一张选票都具有同等效力，即使强烈反对的少数，仍然必须遵守并不在乎的多数人的决定，形成多数人暴政。英国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爱尔兰中天主教徒是少数，他们希望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而居于多数的新教徒则认为应该继续留在英国。为此双方争执一百多年，甚至衍变为暴力冲突，至今仍然未有较好的解决方法。公民投票并不能解决问题。（3）可能出现阿罗所谓的“投票悖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不常采用这个制度的原因。

在国人心目中，直接民主与十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目标，有多种实现方式，大鸣大放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形式而已，并不能由此断定直接民主不成立。创制复议权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直接民主的方式。

创制复议权多指对于地方性事项，该地方区域一定比例或者一定数量的合法居民可以联名就某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有关政府机构与权力机构讨论回复的权力。而复决权则是创制权的相反操作，即选民可以通过和创制权一样的程序否决现有法案。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与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创制复议权有共同之处。但是现实生活中，打击报复公民对国家机构合法批评建议权，或者对公民提出的建议不闻不问，懈怠处理的行为屡见不鲜。所谓“信访工作困境”一词就是一个显例。

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司法独立性没有得到完全保证，信访量显著增加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建立所谓应急分队，对准备越级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堵截，甚至出现“信访稳定”的提法。

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仅仅从建议和批评的层次上界定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而建议与批评权很容易受到漠视和打压，以至于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村公民无可奈何之下往往通过所谓“信访”、“上访”之类类似于封建时代小民拦轿喊冤式的极不制度化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将宪法第41条上升为复议创制权，那么公民对于国家机构行为的监督约束权力显然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近年来国内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建议案数量不断增加，2003年最突出，该年度有代表性的建议案有-

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7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等三人就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出的《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

如果说以上公民在职业上还具有明显的法律行业特征的话，那么2004年1月14日湖北省随州市青年教师刘飞跃将一封在该市公共场所随机征集到的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呼吁取措施根治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顽疾”。对于医药行业的药价虚高顽疾，多年来社会舆论对此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普通公民征集数百人联署公开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作为标志性事件的价值勿庸置疑。04年2月5日的《南方周末》做了长篇报道。

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法治与参政意识将越来越强，原有的批评与建议权力度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因为很显然，尽管以上公民建议案得到人大重视，但是这与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创制复议权之间的本质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公民行使权力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因此对人大代表的监督，除了人大代表内部的监督机制之外，必须引入公民对人大代表的直接监督机制。当然，指公民所在行政区划内由其直接参与选举的人大代表。公民可以弹劾其参与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对人大代表弹劾的处理视被弹劾内容而定，比如弹劾尚未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则由人大系统内部组成一个7人独立委员会来决定。举例来说，一名县人大代表被公民使用创制复议权要求调查，那么独立委员会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会议派出的4名调查员、该县级人大代表会议的3名调查员累计7人组成。如果弹劾属于司法管辖范围，直接由同级司法机构处理。该代表所属政党对其的调查处罚结果与此无关。

那么如何确定公民联名的数量？对此可以参照国外相关的成熟规定执行。当然，需要设置防止少数公民恶意滥用创制复议权的行为，尽量提高提案的民意代表性，可以如是考虑-

（1）一个公民如果提出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将在某一段时期比如在2年内丧失创制复议权和签名支持他人提出建议的权利，以及适当的现金惩罚，以提高议案质量。如果针对一名人大代表的弹劾被通过，那么此人大代表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同时加以一定现金惩罚，若触犯刑律则进入司法程序，罚金并处。

（2）将签名者年龄要求提高到25岁。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在25岁左右才具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经验和一定水平的收入，对复杂社会现象才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18岁个体虽然法律上成年，但多数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社会经验，对于各种社会事务很难说有比较客观、理性的判断力。

（3）创制复议权只能针对选民所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一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公民就全国性事宜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并要求回复，很难实现，全国性事宜由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二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范围已经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宜活动范围。

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可以渐进的实现之，首先是修改《立法法》第13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建议删除“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和“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等条款。同时调整主席团的组成，可以通过随机抽签的分组方式产生主席团，删除主席团审议议案的权力，只作为大会主持者存在，以消除主席团往往由地方领导组成，不利于普通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弊端。

公民不能直接弹劾人大代表之外的国家机构人员，但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起诉。

16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正是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非常成熟的制度设计之一。

三、总结：中国特色民主模式要点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设想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以下权力与责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图略）

（注：虚线表示任何具有合法身份公民所拥有的创制复议权。当然也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内部成员。实线表示直接的上对下的管辖权力。）

邓小平当年为中国政改划定的底线是，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中国政治改革又必须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部分，于是我们需要中国式的权力分立与监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治模式乃至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政治模式比较，笔者所设想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创造性和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

三权分立的内容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是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而笔者设计的方案是司法、行政与统计审计三权分立，行政与统计审计直接从属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在非常严格条件下可以间接的影响司法机构，因此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分立程度不同。

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尽管法定多数党制没有实现政党活动的完全自由，但是民意已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定多数党内由于其他法定少数党的竞争压力，内部竞争加剧，权力过于集中的长期弊端将受到很大抑制。也就是说，多数党法定制在引入选举制度优点同时，又可以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到实际可行性与改革稳定性等因素，法定多数党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是最现实、可行的政党制度设计。

选举中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司法独立性的保证措施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司法制度独立性都是通过司法系统在全国各个层次都保持内在封闭性来实现的。而本文设计方案是基于人大是各级国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前提，因此必须保持人大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与此同时人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干预司法。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大弹劾法官的投票比例以及人大无法直接否决法院判决2点措施来保证的。

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创制复议权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机构的约束能力，同时将公民创制复议权界定在人大，能够抑制创制复议权本身可能存在的、“过度民主”导致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

因此可以用“中国特色的新三权分立制度”来指括笔者设计的中国特色三权分立制度。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具体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但是整体上看，尽管1978年以来党内提出诸多理论观点，但实质性理论创新很少，具体、比较系统的政治模式设计尤其罕见。以上几点基本构想，意在抛砖引玉而已。

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一种政治模式设计并不仅仅是针对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自身完备的新政治模式设计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本文设计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设计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斯大林模式权力过于集中，而南斯拉夫铁托模式权力有过于分散的两个极端之不足。笔者实际上将本文设想视为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模式一样有别于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政治模式的一次探索努力。简言之，就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前文引述的萧功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模式必须符合的若干原则的概括，这也是本文标题取名的本意所在。

五、结语

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样，“魔鬼在细节中”。以上不过是中国政治模式设计最主要方面的思考，其它更细化的方面还需要大量研究，比如在本文设想的政治模式中，人大地位大大增强，那么如何保证人大代表真正体现民意，以及形成人大代表的有效进入与退出机制等就成为本文政治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再如法定多数党内部民主、选区划分、民族区域如何实施本文设想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做讨论，在后续文章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2」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4」王长江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5」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

「6」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27日第4版

「7」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EB/OL]/data/detail.php？id=2950

政治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初中政治；教学模式；优化；措施

一、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

在教学前老师需要事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解和准备，找到知识点和学生学习的方向，在课堂上要带领学生参与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另外，在学生遇到问题时，不要盲目的一味的批评学生，更不要一股脑的全部为学生解决，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告诉学生如何去寻找答案和解题的方法，这样学生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难题，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充满自信心，也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深度。最后，老师可以将生活实际有效的结合到课堂教学中去，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熟悉程度，这样学生就会感觉政治知识和生活非常的贴近，学习起来不但会相对轻松，还会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从而满足当今社会对实用型、运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能力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可以也到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从而让每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在初中的政治教学过程中，老师提前将要学习的问题告诉他们，然后让学生自由结组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和就会得到充分的锻炼。

1．注重学生的课堂展示，调动学习积极性。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良好的自信心也能够让学生增加对政治课程学习的兴趣，因此就需要老师在对初中政治教学课堂模式优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给予学生课堂展示的机会，以此来使学生的口语能力和学习自信心得到强化。可以在课程开课前，老师通过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一些与本节课堂知识相关的小短片或音频等，达到课前活跃氛围，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目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提前对所学的知识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中，也就更容易为后续讲课奠定基础。铺垫完成后，老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通过所观看到内容回答相关的问题，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这样学生在回答完题目后势必会进入深思，对题目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这样老师在正式教学时也会轻松很多，很容易就会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课中来。此外，在老师上课前也可以通过布置任务的方式让学生提前预习，在预习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就会得到提升，久而久之，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也会逐渐加强，这样老师在进行提问时，学生给出的答案也会带有个人色彩，充分彰显出学生自身的思维模式，以这样提问的方式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学生的自信心，更有助于学生学习政治课程热情的提升，从而使学生为自身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2．找准问题所在，及时总结评价。总结对于任何事情的开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每一个知识点或者每一节课堂教学后，老师一定要找准问题所在，及时的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表现情况进行总结，这样就可以让学生了解自身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优缺点，有助于学生自我反省，从而帮助学生正确认知自我，在学习中对自身不断的优化与完善，做到全方位能力的提升。因此，在初中政治的教学过程中，更要抓住总结的妙处所在，这里的总结不仅仅是对教学的开展进行总结，更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表现能力进行表扬和指正，所以说老师一定要认证地听取每一个或者每一组学生的发言和展示，及时、准确地找到其中的问题点和亮点，对于一些优秀的想法，要及时地鼓励学生，对于出现的问题，更要耐心的讲解和引导学生，要让学生了解自身的问题出在哪里，从而在以后的学习中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如此以往，学生就会在总结评价中不断的完善自我，从而促使自己综合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提升。另外，总结还有另一层好处，就是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总结就是对课堂过程进行梳理和回放，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就可以带领学生对知识点从新的学习一边，从而加深学生的记忆，杜绝学生下课就忘的事情发生。

三、结语

综上，教育之本在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新教改后，我们注重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要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以导、学、展、练、评为教学主干，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生活实际进行教学，勇于创新和改变，做到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让政治教学在课堂中贯穿生活，合理有效的优化教学模式和思想，从而不断地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谷丽．新课程下的初中政治课教学实践与探索［J］．中国校外教育，2017，（20）：81．

政治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高中政治；核心素养；政治；教学模式创新

高中时期的学生心理和生理都处于发展阶段，正是培养其形成良好核心素养的黄金时期，而教师也要善于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学生存在的差异性，要善于引导学生融入各学习环节当中，体现出主体地位，在政治课堂学习中形成顺应社会发展的品格、关键能力。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在高中政治教学工作中依然存在问题有待完善，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教师以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基于高中政治核心素养优化创新教育学模式，让学生对政治学科有着正确的认知，为顺利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坚持“立德树人”教学理念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高中政治核心素养下的课堂教学目标

（一）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引子，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当前在高中政治教学工作中要求教师迎合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各项要求，转变教学手段和理念，优化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地融入课堂学习中。要想达到理想教学效果，教师要意识到只有让学生对政治学科有着正确的认知，才能转变传统学习态度。因为在以往传统教学工作中学生会认为政治学科理论性较强，大部分知识点都是通过死记硬背学习的，所以学生也将会失去学习欲望，缺乏学习热情，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要求教师深入贯彻核心素养理念，确定课堂教学目标之一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融入学生感兴趣的学习内容，让学生将自身关注点和好奇心始终放在学习中，随之学生也会主动地融入各个学习环节中，积极地参与学习，跟上教师的授课节奏。教师也要善于体现出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沟通，产生思维上的碰撞，以此交流学习经验，共同促进，激发主动学习意识，提升主观能动性。

（二）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在当前学习中学生会受到学业和升学压力产生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学生对政治的学习都有畏惧心理，并且采用死记硬背的形式记忆理论知识，却未能关注理论知识潜在的社会问题、价值导向以及德育素养。以至于在这一教学背景下学生缺乏理论和社会实践相互融合的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处理问题能力有待提升，这也导致我国缺乏综合能力较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而在后续教学工作中则要求教师认识政治教学工作要改革创新，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主要教学任务，在这一潜移默化过程中让学生具备法治意识、理性精神以及政治认同感，认识到学习政治学科的价值，汲取政治学科精髓，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二、当前政治教学现状

（一）学生学习热情不高

当前在高中政治教学工作中依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虽然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可供高中政治教学工作采用的手段较多，教师也能拓展教学资源，从课外搜集和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源提供给学生观看。但是由于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依然采用“灌输型”“填鸭式”手段授课，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久而久之将会失去学习欲望和主动性，不仅影响教学质量，还会让学生对政治学科产生抵触心理。政治学科具备特殊性，理论性较强，在教学时，如果教师采用的手段较单一，未能融入学生感兴趣的元素，就会很难吸引其注意力，不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激发学习热情。政治教学工作的开展单凭依靠教材中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拓展教学资源。教师要善于采用信息技术收集课堂以外的学习材料，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依据学生兴趣爱好、个性化需求收集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内容，以此激发学习热情。

（二）课堂教学质量不高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改革工作一直在进行着，但是在部分学校中高中政治教学工作的改革依然停留在课堂上，未能重视高中时期最关键的考试，也就是高考改革。高考是当前学生最关注的考试，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受到社会各界、家长的重视。依据当前我国高考来说，其考核的手段侧重是知识的记忆，检测学生认知水平。以至于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单纯关注学生对各种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却未能发展学生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促使学生成为“考试型学生”，却不能实现自身长远发展，严重影响政治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应在各教学工作中体现出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将自身想法和建议全面表达出来。但是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会认为如果在教学工作中以学生为主授课，很有可能会影响教学效率，而且学生会做一些和学习其他无关的事情，不利于自身发展，从而运用单向传授和灌输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没有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空间。产生这种想法的关键原因就是教师未对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理念深层次了解，所谓“以生为本”是要求在各教学环节中给予学生表现自己能力的空间和时间，而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让学生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三、核心素养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创新措施

（一）真正做到“以生为本”

基于核心素养要求教师“以生为本”创新课堂教学形式，这也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教师要善于在各教学环节中体现出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将自身价值和优势展现出来，以此获得良好学习体验。而教师也要合理安排课堂教学时间，为学生设置探究教学活动，促使学生共同协作、沟通。例如，当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一内容时，则应以“博大精深”当作合作探究关键点，并依据学生的年龄、学习基础、个人能力、思维形式将其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共同探究“博大精深”，并实现举例探究论证。在给予学生一定时间后，教师让每个小组的学生派出一名代表表达出自身所在小组的看法，而发表言论的学生要综合小组中所有学生的个人观点。这样可实现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展现自我价值，体现主体地位，而且在学生相互交流沟通中学会相互尊重、欣赏、倾听，提升语言技巧。

（二）创新课堂教学形式

当前可供政治教学工作采用的教学手段是具有多样化的，教师应依据教学内容、学生个性化需求采用恰当教学手段授课。其中可供采用的手段主要有情境教学法、生活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微课教学法、小组学习教学法，教师要合理选择教学手段，依据教学重点让学生进行系统化学习。例如，当教师在为学生讲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这一内容时，则应改变传统教学形式，不立刻为学生展现出教材中的关键内容——各种消费观，而是要采用多媒体当作教学工具，为学生播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各种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行为。因为上述消费现象有可能会发生在学生身边，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较深感触，实现对各种不良消费心理深入剖析和思考，并说一下自己对消费的理解。在这一潜移默化过程中也会让学生形成正确消费观。而教师要引出学习重点，让学生共同探究各种不良消费心理的社会影响，并更加深层次了解社会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不利于人们安居乐业，促使让学生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美德。

（三）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只有让学生始终处于良好学习氛围中，才能主动思考，跟上教师授课节奏。所以，高中政治教师应有所侧重地优化课堂教学氛围，让课堂氛围变得更加自由、宽松、和谐。这样才能避免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厌烦和抵触的情绪，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从而有助于提升其政治素养，让学生有着政治认同感。例如，当教师在为学生讲解《民主选举——投出理性的一票》这一内容时，要为学生创设投票选举情境，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中掌握民主选举的手段，以及怎样珍惜自身选举权。同时也可以让学生能模拟县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在这一模仿活动中让学生真实体验我国选举制度和其他国家选举制度存在的共同点和不同，了解我国选举制度能够展现出“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本质，让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祖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

（四）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作为一种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课堂活动可以改善课堂教学的单调，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在课前准备阶段要做到精打细算备课，考虑到什么时候适合课堂活动，并精心实施。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和开展课堂游戏活动或合作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鼓励、引导和促进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实现思维碰撞、优势互补、互帮互助。最后，教师应在课堂活动后做好总结，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评价、鼓励和指导，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从活动中学习优秀的方法、掌握知识的本质内容。例如，在讲授《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权利》时，教师可以运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每组五人，分组后再布置探究任务，并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探究。当学生们进行讨论时，教师应当对每个组的学生进行观察，了解学生合作学习的情况。

（五）设置灵活的课堂导入

导入是课堂的开始，只有做好课堂导入，才能保证学生兴趣的调动，为构建高效课堂打下基础。因此高中政治教师要注意课堂导入的巧妙设置。在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以及新课内容等方面全面、深入地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设计导入内容。在课堂教学开始时，教师不能直接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要运用游戏、故事、谜语等形式进行导入展示，引出正式的课堂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例如，在教授《消费及其类型》时，这节课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影响消费的因素以及消费趋势的变化。所以，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始前介绍一些学生熟悉的东西，以引起学生的注意，进而引导学生收集材料，让学生根据材料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入新课，引导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内容，让学生深入了解价格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也是价格机制调节的作用结果。如此，通过巧妙地引入课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科学设计课堂问题

问题是基础知识的有效载体，问题的设计与提出能引起学生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促进课堂教学的顺利、高效地进行。具体地说，教师应创新单向传递的方式，根据教材的教学目标找出重点、难点，使课堂问题富有启发性、探究性、开放性，从而创设充满悬念的教学情境，直接引发学生认知层面的矛盾、冲突，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使学生的思维产生思辨性、探索性、开放性，逐步深入到知识的学习和探究过程当中去。比如，在教授《征税和纳税》时，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让学生了解税法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所以，课堂教学开始之后，教师可以首先带领学生学习课程内容。接着，教师需提炼教材内容以设置问题，如，“你了解税收吗？我国现在有多少种税？为什么要依法纳税？”在提出问题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这时教师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当学生得出答案后，教师要让学生展示出自己的探究成果。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教师要耐心地倾听，对于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地指导，让学生掌握正确的结果。如此，通过以科学的方法设计课堂问题，以此为基础推进课堂教学。

（七）积极创设生活情境

政治源于生活，只有将生活与政治教学紧密结合，才能突出政治的本质特征，使学生认识政治的现实意义，提高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能力。针对这一点，高中政治课教师应主动拓展和延伸课堂教学的思路和范围，以生活为出发点，去观察、挖掘、搜集与学生生活经历有关的各种案例、材料和资源，并将其巧妙地融入政治课堂教学，有效地创设生活情境，促使学生深刻体验和感受政治的普遍性，认识政治的应用价值，最终使学生具备强大的应用意识和良好的知识应用能力。比如，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一课中，本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目标。其实，这门课程的内容与学生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可以把这个课程的内容与学生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课上，教师首先向学生介绍一些生活现象，让学生围绕生活现象进行分析，逐步了解经济建设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然后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深入探讨课程内容，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此，通过结合实际元素、创设生活情境，增强了学生的应用意识。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大家可以充分地意识到在高中政治核心素养背景下优化创新政治教学模式的重要性。而教师也要善于改革创新，优化教学手段和理念，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要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提升综合素养为主要教学目标。教师还要正确看待当前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实现在后续教学工作中注重“以生为本”、创新教学形式、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以此让学生形成良好政治核心素养，为促进高中政治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志勇.新课改下构建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策略[J].名师在线,2019(03):30-31.

[2]刘暮寒.高中政治创新教学的探索[J].新课程·中学,2019(12):445.

政治模式范文篇10

一、信息技术下探究式教学的基本模式

1.提出问题。在政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会经常遇见具有专业性的名词术语，例如物质的客观存在，也会有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等。

2.作出假设。当问题存在后，我们就应引导学生来进行讨论，从而做出一定的假设条件，让学生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来揣摩政治名词或政治现象其中的奥妙，让学生能能够通过信息图片或文字或网络视频的知识来归纳自己所想的答案，这样他才会对所学的课程更加的深刻。

3.设计并实施探究方案。在高中政治课程中，绝不能以书本对书本这样死记硬背作为一种教学模式而存在，而应是通过教师巧妙的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情节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课程情境的设计来和学生一起来进行学习。

4.分析结果，得出结论。任何事物似乎都有其结果。然而在高中政治课程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让学生对政治课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对事物的看法，认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究，学会用探究的眼光来进行学习，学会用相对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分类与归纳，从而发现规律，得出一定的结论。

5.交流与讨论。交流与讨论是探究式教学模式所不能缺少的，它体现出了探究式教学模式中的民主性。在高中政治课程中，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让学生能够在轻松自如的教学模式中来与老师进行交流，并能针对自己所感兴趣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与讨论，活跃教学模式。

二、信息技术下探究式教学模式的作用性

1.让政治学习变得灵活而多变。政治课程的学习或许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是枯燥的，然而，有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就大大改观了学习的枯燥模式，也让学生们对于政治老师的教学模式产生了兴趣。这就是因为当同学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教师能够通过信息技术来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理解这个问题。

2.让政治课程内容具有生动性。探究的过程是生动的，因为同学们对疑难问题的创设情境会非常的感兴趣，尤其当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他们对待问题的反应会更强烈，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者，在这时他们也是参与者与观察者多重角色，这种角色特性能够让学生间发生交互性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交互性的作用才能算得上是探究的正式开始。

3.让政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政治课程的学是充满了文字性和难于理解的一面，这也是由于学生们处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角色位置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信息技术应用下，这种难懂的现象可以避免，它能让学生们对凡事都有观察思考的态度，并且能够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可以自己收集资料，收集信息，从而形成一种学习上的反馈，这不仅是学生进行探索、发现的过程，也能够再通过教师的指导对此问题形成知识体系的建立，从而有助于学生们对自己发现的结论更能够理解和记忆，从而大大提高学习上的效率问题，让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当然取得记忆效果也最好。

三、信息技术下带来的教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