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范文10篇

政治参与范文篇1

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参与政治的权利被部分人所垄断，而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却处于弱势状态，他们中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有资格影响农村之外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是，由于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农民政治参与只能停留在政治动员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主化政治取向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民政治参与随着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增长。然而，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第一，农民政治参与主体逐步扩大化。一个国家，参与政治的农民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公社体制阻碍了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虽然农民可以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参与到村务的管理中来，可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只有少数干部有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绝大多数农民的政治权利流于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受到了压抑。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民政治参与主体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制彻底瓦解，这也同时打破了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农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开始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利益要求和愿望，积极地影响利益分配，政治参与的主体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家也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乡村村治”，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民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省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参选率达93.8%；无锡市参选率达98.2%。同时，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等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第二，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日益多元化。没有参与渠道，农民就不能合理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参与渠道过窄，农民就不能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要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甚至会抑制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不利于农村的民主建设。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少以及畅通与否与政治体系的结构密切相关。亨廷顿认为：“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较快，基层民主制度初步形成。例如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政治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农民对于政治生活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信访组织、社会团体等参与国家和地方基层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农民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多样化的组织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农民政治参与的外在环境得以改善。第三，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方面，农民参与政治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农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形式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其次，农民中的党员可以在村党支部会议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影响组织决策的过程，也可以直接通过选举村党支部成员来影响组织的选举和监督。近几年，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迅速，普通的农民党员对村党支部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次，农民还通过选举、监督、对话等形式参与乡镇政治生活。有的乡镇在配备人员的时候，不仅要征求农民中非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更要吸取农民党员的宝贵意见。有的乡镇直接选举乡镇长。例如，2004年，云南省红河州七个乡镇长直选。乡镇实行政务公开，乡镇行政事务要接受其监督。最后，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一是接触活动。农民与党政干部接触，反映村庄中的不合理现象和生产、生活中的难题，虽然方式很不正规，但具有简便、快捷的优点，对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民情表达活动。这种通过大众传媒工具和信访部门表达民意的参与形式能够接触无限多的受众，透明程度高，震慑力强，传播速度快，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常见形式。三是诉讼活动。农民通过法律手段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及党政干部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是代表参与活动。农民可以直接或间接推举出自己的农村代表参与政治活动。第四，农民政治参与过程逐渐自主化。在时期，开会、听报告接受教育是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党号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时，农民的政治意识较为朴素，通常以政府为主导，自身较为被动，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高度热情。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农民经济上的独立，使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自主性逐渐显现出来，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逐渐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首先，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等价交换，这时，农民就会产生民主和平等的要求。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造就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其次，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思想逐步走向开放与成熟，自身的责任感增加，他们对参与政治体现出高度的热情。最后，农民参与政治的最普遍、最常见的形式是村民自治，对于村党支部的选举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它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有力地推进了农民政治参与的自主化道路。村民自治为亿万农民群众提供了学习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课堂，农民正在学习用民主方法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农民参与积极性逐步提高。

二、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的演变从总体上说是令人鼓舞的。它表明了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参与政治生活，并逐步实现由政治边缘阶层向政治核心阶层转化。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村级治理的变迁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两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积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状况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任何过高估计当前村民政治参与的想法都是不客观的，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村民政治参与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家族、宗族活动以及黑恶势力的干扰

农村家族、宗族势力就是指在农村社会以姓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宗派利益群体。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低，基本上处于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广大的农民还未真正成为现代农民，我国农村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身份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特征，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宗法关系根深蒂固。改革开放近30年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虽然给传统的农村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此导致的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甚至某种程度的“黑恶势力”的消极影响也不容低估。与此同时，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在对经济发展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对政治文化问题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上更是如此。加之基层组织的经济、社会职能相对弱化，把很大一部分权力归还社会，这就为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归和社会黑恶势力的抬头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农民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一定的组织需求。从农民的心理上来说，没有可依赖的组织就无所适从，急需在社会中寻求可依从的组织。而在组织结构发生转变的农村社会，原有的组织体系不复存在，新的组织体系又尚在建立之中，这就在不少农村的管理体制上出现了真空。这样就为宗族势力和社会黑恶势力的出现提供了市场，于是一些宗族势力就利用其在人数上的优势，非法集会、闹事、把持村务、插手村委会选举；一些社会黑恶势力也乘机抬头，独霸一方，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正常参与政治。

（二）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必须通过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但我国农村的政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水平还是相对滞后。虽然经过30年的实践，我国的农村制度建设突飞猛进，各种基本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但是这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制度的缺失和制度的缺陷，这就使农民政治参与难以真正形成制度化、程序化。首先，我国基层人大制度不健全。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了乡镇人大制度，其建设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乡镇人大制度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对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客观地分析，目前乡镇人大制度在具体的运行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面临不少的问题。例如，有些乡镇对召开人代会不予重视、缩短会期，选举中候选人提名确定制度还不完善，人大功能的发挥受乡镇权力配制的影响，不能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等；其次，信访制度未从根本上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要求。在基层，侵害农民合法利益的大多是基层政府干部，当农民信访或上访至上一级部门时，繁琐的程序和官官相护的不良作风，使得农民根本无法表达利益的要求，很多案件不了了之。只有当农民采取一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组织等，才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某些重要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才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息事宁人。此外，信访制度的垂直领导体制也使信访工作难度增大；再次，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定缺陷。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就是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但是，目前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当前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它们严重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全面发展和深化。例如，村民自治制度缺乏配套的法规，现行的法律制度对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如何参与村务管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只对上级党组织负责，而置农民的要求于不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导致村务管理难。

（三）农民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倾向严重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划分的标准是政治参与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制度规范和合法程序。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指的是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府及其决策的活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几种形式。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民是希望通过某种极端方式，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可是，这不但会阻碍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对自身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是有害而无利的。其实，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大量村子，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与日俱增，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1997年，陕西省某县西上官村农民集体上访，主要原因是基层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正，导致农民自身的负担过重，上访者成立了“农民协会”、并组织“千人签名画押”，多次到省、市集体上访，并冲击、围攻乡政府，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据山东省民政厅统计，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颁布后举行新一届的村委会直接选举，之后农民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上访次数频繁，其中涉及村务决策和管理的问题约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和不成熟性

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地区社会公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程度。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条件的制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农民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备的状态，其标志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内地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东部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沿海地区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对于政治有着极高的积极性，主动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家制定的基层制度，如村民自治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都能遵循合理严格的法律程序，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他们也高度关注国家政治，如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参与到国家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不但可以推进自己所在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而且还能监督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相反，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低，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无暇也无力关注和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经济上的落后在政治上体现为极度的冷漠，当地农民对政治生活缺乏兴趣和热情，政治参与更无处谈起。另一方面，当前的农民政治参与不成熟性表面明显。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整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经济仍然不发达。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严重影响和制约该地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民主意识不强，政治技能缺失，这主要体现为农民的政治冷漠，有时甚至会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如官本位思想。因此，在村里举行村委会成员选举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对此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不愿意参与进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有的农民甚至“出卖”自己的选票和权利，使一场本来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活动演化成为肮脏的权钱交易。

（五）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组织化水平低

大量调查表明，农民是否参与政治及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可能受到包括文化程度、思想观念、基层组织作用、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基础和动力是利益。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是工具性的，即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而参与政治。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功利性以及自身政治素质的特点，必然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的低指向性，只愿意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活动。我国大部分村庄仍处于相对封闭疏离，尚未被市场冲击整合成全国性市民社会。因此，农民关心政治一般都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村内事务上。只有当某个事件如某个政策的落实已成为村内的一项事务，且牵连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农民才会对此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同时，我国缺乏必要的农民政治社团或组织。政治社团是指在政治生活中，按照特定的利益集合在一起，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变动和执行过程的社会团体。农民可以通过这样的组织来聚集自身的利益，表达政治要求，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在现阶段，我国建立了一些包括工人、青年、妇女等特殊利益群体的组织，例如团委、工会、青年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但是唯独没有以农民为主的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社团。而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政治社团组织可能专门致力于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参与问题，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或决定过程，对政府政策实行施加影响，同时对政府及官员进行民主监督。我国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性的或者人为的原因，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还没有能力为了自身的合法利益而主动地联合起来，和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对话。他们只能依靠个体的力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维护自己最基础的权利，面对政府，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声音也是苍白无力的。

政治参与范文篇2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参与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客观要求，是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现实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遵守法律规范，必须实现制度化、程序化。发挥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以党员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这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每个国家的社会条件不同，政治参与的模式也不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和谐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和程序参加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形式，它反映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程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

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国家政治运行的层面看，民主讲的是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民主的本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即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意味着实行直接民主，社会分工的细化使社会成员承担着各种不同的工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的复杂性，对管理者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让每一个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在实践上是不可操作的。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公民通过普选授权于少数人，由他们组成代议组织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崭新的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公民选举产生，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意见、愿望，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见和愿望，制定法律，做出决策，统一行使公共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公民许多的政治权利，公民有自由权、平等权、民主权。在民主权中又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批评和建议权、检举权等等权利。公民就是通过运用这些政治权利，对公共权力施加控制和影响，间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实行代议制民主就能保证人民民主的完全实现吗？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并不能保证。代议制下的公共权力存在着两种可能，它即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政为民，也可能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看，权力的滥用，国家干部的贪污腐败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除了加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还需要社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保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常性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依法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运用。尽管这种影响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对公共权力良性稳定运行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2]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成为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变迁，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由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参与主体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传统的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利益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比较简单明了。由于一大二公的单一体制使绝大多数的城市市民集中在国营单位和公有部门，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民众的利益关系是简单的，个人利益诉求的空间也很狭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私营、外资、合资企业以及中介组织等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这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外，社会中又分化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量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并扩大。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都正在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也变得各不相同，日趋复杂。二是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飞速发展。相比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以其业家、管理者、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占据相当比例。他们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普遍较强，他们更多的关注广泛的政治权力，关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关注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和谐。试图通过更多的渠道来介入并影响现实政治，以表达、谋求和维护自己利益，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较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多元利益格局和多元利益群体，增强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内驱力，在客观上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了积极活跃的政治参与主体，并提出了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维护民主政治稳定和谐的发展，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政治参与失序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愿意关心政治，愿意主动参与政治，是一件好事，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和民主基础扩大的一种反应。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公民大规模的、主动地参与政治也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处于调整之中，其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3]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在其政治发展实践中出现政治不稳定问题，社会骚乱、暴力冲突、军事政变等政治动乱屡见不鲜。西方学者亨廷顿等在分析原因时提出了“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的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现行政治制度能够理清众多的利益要求，把社会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新生社会团体）通过参与通道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稳定仍可以获得。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既缺乏聚集利益要求的利益团体，又没有建立能容纳大众参与的政治过程，因此，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便以赤裸裸的形式直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由此极易引发社会动乱。亨廷顿指出，在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率。我国也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利益差异多元化了，但是各种利益之间缺乏一种完善的整合机制和协调机制，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够畅通。如何防止“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避免政治参与的失序，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完善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又是一种有序的政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包括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是有序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时代条件，循序渐进，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政治参与模式。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政党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政党始终处在主导的地位，发挥着领导的作用。西方国家是以政党竞争推动民主的进展，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则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基本前提，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起点，中国今天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广泛的民主权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赢得的。这种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容纳比西方现行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正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强大的支撑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党建立起了严密厚实的、直上而下的、覆盖全国的组织体系，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金字塔体系，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栋梁。党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制，成为维持党内政治生活，进而维持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党培育起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为主导内容的意识形态，成为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的思想动力。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执政的基本工作方法，它从方针路线上充分肯定了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价值和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和社会整合力，有能力有效的综合一切有利于政治稳定发展的要素。“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没有党的领导，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法治政治。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以守法为其前提的。政治参与的合法与非法是相对于既定的国家政权和法律的性质而言的。一般说，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它表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非法的，它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参与只能是以维护现有政治秩序为前提，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有序地进行。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虽然动员起了千百万群众的政治参与，但是，这种政治参与是在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下的狂热，用貌似民主的手段破坏法律、抛弃规则、践踏民主，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和群众对政治参与的厌倦，带来的是政治发展的倒退。今天，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充分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法律保证。我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地位，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述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等，我国有不断完善的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这些都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合法奠定了基础。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程序政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首先是一种可供操作的政治程序。政治程序是人们的政治活动(如政治权力运行、政治资源分配、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治冲突的解决等)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步骤和方式。政治程序既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又是民主社会中各政治主体的行为规则，也是政治制度化的途径。[5]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由政治组织和程序制度化而来，因此，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首先是要实现政治参与的程序化，即通过一定的规则、程序和制度设计为公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合法途径，以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保证各阶层利益协调整合的畅通，让公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对政治参与保持适度的期望值。显然，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是有序的，而没有操作层面的程序和具体制度的安排，公民必然会寻求随意的、甚至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利益的直接表达，政治参与就是无序的。如，社会上普遍存在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工组织起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维权会，有些地方出现冲击政府机关、静坐上访等另类的参与方式。这成为政治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应该说，我国已初步确立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制度框架，以协商民主为特点的中国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出现了不少创新的形式。如，人大旁听制度、听证制度、人大主任接待日、人大代表联络区、人大信息网、人大信箱、信访制度等。公民可以根据自己利益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意见。但是，从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中国社会的超大型，使其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城差、群差很大，目前国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还远不能适应多种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因此，积极寻找更多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政治参与形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机制，成为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任务之一。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依照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和条件循序渐进。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实现政治参与高度有序的理性选择。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6]党内民主是执政的中共党员按照党章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党内事务的决定和管理。党内民主能够对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是因为以下因素：

从党的地位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执政党，可以直接通过国家政权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施以关键的、全局性的影响。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做法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从党的功能看，存在于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如利益表达、精英输送、政治动员和制订政策等以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如社会导向和示范作用。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本质属性要求党内的民主化要走在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前面，党员个体政治参与能力要高于一般民众，并且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从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看，政党活动是我国公民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通过党内民主生活的渠道，将共同的意愿集中起来，形成党的建议，党的建议一经人大通过，就成为国家的法律政策。

加强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必须以实现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必须以保证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基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所要解决的问题。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内民主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

党内民主是建立在党内完善的制度建设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制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其他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具体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它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则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这些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能够维持党内政治生活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已经成为其他政治组织赖以运作的核心制度，从而维持了党外政治生活的秩序。[7]（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16大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在这些措施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具有更为重要的示范意义。党内选举制度是维护党内民主的基础性制度，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党员实现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它可以通过党员民意的显示对领导干部进行必要的党内制约，可以调动起党员关心和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

政治投票与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方式，我国公民行使选举权，一般是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选出人民代表，组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选举制度并不完善，人民代表的政治功能尚未完全地体现出来。无疑，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为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支持，为我国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生长点。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

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同有高度政治意识的公民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政治素质的高低，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区分为：狭隘观念者、顺从者和参与者。狭隘观念者是指那些对政治体系知之甚少者，他们认识不到自己所担的政治义务，只关心非政治事务，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毫无意识。顺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是被动的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不是积极的主动的影响政府的行为。参与者鼓励自己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并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人民群众中参与者只是少数，狭隘观念者和顺从者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群体对政治参与报着疏远、冷淡、漠视的态度，现代公民意识、政治基本常识、政治参与技能都十分缺乏。究其原因：一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民主、权利、个性、独立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民众从传统文化中承袭的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和顺天从命的性格，这阻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二是对政治的片面理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批孔批周批邓，接连不断的运动搞得民众人人自危，谈政治色变。至今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唯恐避之不及。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民众政治参与的素质要达到高度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

鉴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阶段对公民进行民主教育，可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办法，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既由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就是让6800万党员先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党员无论在政治素质、政治意识还是阶级觉悟等各方面，都属于社会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条战线，各个阶层，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有很强的号召力。他们了解并且能够反映各阶层、各行业人民群众的愿望、意见，党员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渠道，传达民意，提出建议，帮助执政党整合利益，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手段，行使民主权利，加强党内监督，促使执政党正确使用权力。通过党内民主这所学校，了解民主的基本理论，增强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掌握民主的程序和规则，学会政治参与的技能。毫无疑问，党员行为的有效示范，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有序的政治参与局面的形成。

注释：

[1]《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页。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5]张文显主编：《政治与法治》、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

[7]王邦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发展路径》，《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24页。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2]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王俊栓：《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政治参与范文篇3

关键词：成因与依据，主要体现，必要性，立法建议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成因及依据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

另外，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产生除上述历史原因外，最主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条件

1、农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农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国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①。

2、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合法利益的重要保护手段。中国三农问题的不稳定，最主要的

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②。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加大力气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伴随着农民增收，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并且透过法律制度的管道进行自我保护，最终真正能够保障合法经济利益。

（二）法理依据

1、法的价值理论。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满足以及相对于主体的绝对指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权，人权是一切人满足自身需求、享有人身自由、并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发生不同联系的资格和能力的总和，是社会的人的权利和人的社会的权力相互关系不断发展的统一体③。而人权又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就是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实现法的价值，加之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所以，实现法的人权价值必然要求法律赋予农民政治参与权。

2、宪法精神。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自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宪法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理论为各国宪法所响应。我国宪法以人民主权为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农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体现

中国农民的处境困难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根源，就是，伴随着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小农经济格局以及人口相对于土地的资源紧张性。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以小农经济型态维持一种可以满足温饱，但是却没有商业利益的小农农业经济，农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有两个：缺乏参政和工作机会、以及缺乏现金收入④。而且，农民在政治上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加之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心理结构具有二元性（即崇拜又畏惧权力、既逆来顺受又暴力对抗、既有平均思想又有特权观念），基于上述原因而言，农民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方面

广大的农民还是愿意用参政议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直关注自身经济的发展，利用国家的各种开放政策发展农村的经济，致富奔小康。在反映的情况中，公共事务问题（如选举、教育、交通设施、土地分配、公共设施、村福利等）占到首位，经济问题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村里公共事务的建设上来，经济意识和经济头脑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依然把参与政治作为大事来做。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乃驱动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心理力量。对此学者并无定论，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而且经济动机是最基本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过多地参与政治，这就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且需求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方面

农民通过多种参与政治的形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农民利用的这种形式却反映出农民的参政水平。农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关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都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结果的行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笔者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形式最主要的可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是农民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而非制度性参与是指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而中国农民的制度性参与并不顺畅，其权益受损时通常保持沉默是一个选择，但是，“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设法走进制度性参与，而是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⑤”由此，法律治理化终于发展到了没有法律的治理化，发展到了无法的治理，这种治理恰恰是以普遍存在的法为依据的，这个普遍存在的法就是原始的惩罚和原始的暴力。其实，大部分的农民并不会选择走上与政府作对的路，农民如果有办法自我组织起来，往往采取的第一步是“上访”。但由于农民的组织一方面仍然没有与外界“链接”，仍属孤立，另一方面他们在正式的政府内部没有代表或人，因此无法挑战容易勾结的官僚体系，其结果经常是上访无效，或者更不幸的是上访者惨遭逮捕或者打压。面对这种体制内参与几乎是完全不通的情形，农民在其权益被压迫、侵犯忍无可忍之下，组织起来冲击地方政府的情形便经常发生，“打着‘减负代表’的

农民领袖已经非常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可以很有组织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与政府的对抗已经逐渐有升高趋势，甚至出现暴力倾向。⑥”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其他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

三、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非制度性参与已经不是独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愈来愈频繁且趋向有组织的；其次，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基层政府或干部的腐败或滥权，且农民经由正式管道无法伸张和保护其受损的权益；第三，这些行为本身并无法真正改变既存的正式政治制度向良性转变，也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经常的有效参与，亦不利于形成一种“善治”，更对“发展”起不了太大的帮助；第四，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有可能慢慢产生跨域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进入合法公开的参与渠道，且其与政府的对抗性会加强。

简言之，农民在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管道受阻，其有内聚性、地方性的有利于公共对话和民主参与并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机制没有被开发的情况下，结果形成了另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是农民的损失，更是对整体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的损失。因此：

（一）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实现法治、宪政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具备法律条件和制度条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参与政治的体制是制度条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遍认为，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要实现宪政，就必须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制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要依靠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解决，否则，法律条款、民主、农民人权在农村就是缺失的，法治、宪政也就成为了空谈。

（二）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如前所述，农民往往在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很难凑效的情况下，进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导致一系列恶性事件、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的发生，甚至违法犯罪，当然这些行为都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但都将对农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农村地区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带来严重的破坏，而且，会在农民和自治组织、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矛盾。所以，通过具有公开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引导农民走上制度性参与的轨道，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化方式

政治社会化是农民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是人终其一生的持续活动⑦。通过政治社会化，要把一定的政治文化、态度、观念和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渗透于个体，使其由一个自然人成为政治人。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使个人充分了解民主价值、掌握民主程序，具备民主操作能力，积极参与政治，主张自己的权利，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应当成为当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综上所述，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的，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系要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更需要一套程序和规则体系，而国家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规则组合，借法律之强制力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实践提供保障，是符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实质和发展规律的。

四、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本身并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规章，如何使用法律，并以法律作为一个操作的工具和平台，才是法律的精髓所在。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团体，只有当农民变成了公民，并且透过制度的管道实现自我保护时，才能最终真正保障其权益。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奠定一个长久可行的基础才是当务之急，而不仅是停止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法律在奠定工程中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法精神与农民的社会生存状况和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由此导致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而克服这种困难和紧张，彻底改变乡村社会治理，改变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治理，只能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和蓝图，在这种状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法或者说最易实现的有效办法就是改变法律，让法律来适应农民社会生存的具体情况。笔者就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构建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修改现行《选举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公民公平享有政治权利

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仍然是公共事务问题，善于利用并改革地方人大之选举制度，作为诱发农民合法结社之社会动员机制，提升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力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并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意志，保证宪法赋予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平享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农村人口选出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城市人口选出人大代表比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农村人口的公民权是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法定的不平等。当然，这种配置是有立法当初的国情，但是这种国情一方面已经有所变化，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此种制度性扭曲所形成的潜在歧视效果，应该修改法律，切断不平等的源头。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改良。

（二）修改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和择业自由权

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⑧。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人的农村农民基本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但现行《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刚性地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洛克强调的人身权，中国农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和人身权，却被剥夺。农民的政治参与权何谈

行使。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从立宪角度看，在美国、德国和欧盟，宪法要求存在全国性的共同市场，其内部应该维持四大自由流通，即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如果中国宪法当中写入这一条，其他法规包括地方保护性规定就要以宪法为准绳加以修改更正，社会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地参与政治就指日可待了。

（三）改革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加宽阔的结社权行使渠道

村民自治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从而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民主组织形式。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自治模式仍然单一，目前法律规定只能选择一种村委会模式。《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依据法条，农民完全可以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完成各种职能，使农村治理结构多样化，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农民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较之与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更为安全可控，从而更符合政府的偏好。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秩序框架允许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存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9条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条规定给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出自己候选人给予了一个合法的机会。虽然选民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还要经过选民小组酝酿、讨论、协商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是至少农民和农民团体根据法律是可以提出他们认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在此种可能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能有自己的组织和团体，那么组织或团体的代表在选民小组协商时也应该参与协商，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其候选人不会被剔除到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保证政治参与质量的优化。

（四）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立法，加快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却远离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理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可十分遗憾的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仅限于城镇职工，广大农民却与社会保障无缘。制度排斥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达到起码的制度公正和保护，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⑨。城镇职工工作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享受退休金等社会福利保障，但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难道农民每年上交的税费中就没有包括自己年老时的保障福利金？正因为这种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对广大农民来说，既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也不存在工作的问题，农民从小就得开始劳动，直到年迈躺到床上不能动弹为止，这种终生劳动制度是中国农民特有的现象。也正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缺憾造成中国农民的对政治参与兴趣的淡化和对国家的不信任，也为他们进行非政治性制度参与提供了温床。

（五）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对话平台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质量的设想，都普遍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过对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农民可以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这是一种间接性的政治参与。伴随着我国农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将会更加普遍，因为这种参与政治的形式具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就是成本低，见效快。最主要的是国家应该把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向新闻媒体反映不合理现象和问题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立法规范化，并出台《新闻媒体接受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处理办法》，促使新闻媒体认真对待这些来信、来访、来电，分类处理。一些典型的和重大题的来信、来访、来电，选登出来，以引起社会舆论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打开途径。

五、结束语

由于农民没有掌握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的弱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笔者认为，应该为农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关键是要给农民以构建一个宪法、法律和法规保障下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赋予农民一切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增进对农民的人道关怀，使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和自由。这是中国农民走出几千年来“兴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⑦]参见袁金辉著《村民自治与农民政治素质提高》，载，2004年12月15日。

[③]参见杜金韦主编《新编警察伦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②][④][⑤][⑥]参见徐斯俭著《“有序参与”与中国农民权益保障》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4日。

[⑧]参见杨光著《“三农”问题再解析》载，2004年1月18日。

[⑨]参见曾群、魏雁滨：《关于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和原理》，参见《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2、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李学举、王振耀、汤晋苏：《乡镇政权的现实和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4、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袁金辉：《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6、张英红：《从梁漱溟到李昌平：欲说农民好困惑》载《宏观中国》2002年第4期。

政治参与范文篇4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的影响

（1）加快民主进程。传统社会中的民主受限于地域和资讯传播，跨国界的信息传播使民主比以往更加成为一种需求，这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民众来说颇具有吸引力。网络为民众提供了政治表达、政治交流和便捷的政治参与的可能，世界上社区网络发展迅猛，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区交流工具有力的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

（2）影响代议制民主。网络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美国政治文化烙印，网络政治也深深影响了代议制民主。传统欧洲的民主以希腊直接民主为楷模，而现代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形式主要是代议制民主，国家不可能使社会每个成员都直接去参与政治，以代表制推选代表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是切实可行的。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其工具之一便是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不再局限与少数团体和个人，其传播模式是划时代性的，虽然这种民主方式并没有正式表现出来，但依然可以在网络对决策和法规的执行有重要影响力可以初见端倪。代议制民主逐渐向“直接民主”偏移，这也是当代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新突破。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1）扩大了政治参与。传统的公民在参与政治时对国家机器有一种出于自保的恐惧感，因为历史上诸多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受到政治迫害的事例数不胜数。然而网络的匿名特性使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拥有一种安全感，这个特点就使公民大胆的参与网络政治中，对当前的时局和关系自身利益的政策大胆直言。网络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使得传统政治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权力”从选举的代表手中转移至网络节点中的网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史无前例的扩大了。

（2）使政治生活更平等更自由。传统社会政治控制都很严厉，等级森严是其明显特征。这一切都被网络所改变，网络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携带着其自身的平等民主自由的的基因，因为互联网的初创者的TCP/IP协议有着平等开放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深深的影响了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交流方式不同，网络民意在虚拟的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只是代码，如此，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一种民主自由的世界公民身份得到更高的认可。

三、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冲击

（1）弱化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现代管理学大师加里•哈梅尔曾指出正在网络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将会完全颠覆我们判断一个组织是大还是小的方式，历史上只有两种主要的方法“集中和扩散人们的才能”，他们就是官场体制和市场。“而在最近十年，增加了第三个—网络，他让我们能够协同工作对付一些棘手的问题，但也削弱了掌权者的力量，通常只有掌权者可以决定谁可以知道什么。”[1]对政治权力的削弱并不是体现在权力资源上，而是体现在信息资讯不再只由掌权者所独有。网络空间里的权力之争主要体现在技术精英与个人之间,以及政治家与网络计算机技术专家之间。政治家往往从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等角度要求对网络技术的负面影响加以控制。技术精英则以这些管制阻碍技术为由来抵制政治家的权力对该领域的渗透[2]网络的平等特性使得权力结构由以前的控制型向分权型转变，同时决策结构也由传统模式的垂直式向交互式发展。

政治参与范文篇5

[课标要求]

1、内容目标：引述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有关规定，说明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

2、提示和建议：（1）联系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观察身边的政治生活现象。（2）活动：从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从对所在社区的考察中，收集公民依法行使权利的积极表现。（3）讨论：有序或无序参与政治生活的代价与后果。

[教材体系]

一、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

（一）公民的政治权利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法律依据：

（2）含义：

（3）意义：

2、政治自由

（1）法律依据：

（2）内容：

（3）意义：

3、监督权

（1）法律依据：

（2）含义：

（3）内容：

（二）公民的政治义务

1、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4、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二、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1）含义：

（2）具体表现：

2、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1）在我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2）如何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3、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1）在我国，国家、集体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2）要积极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教材设疑提示]

1、教材第8页“探究与共享”：（1）细阅上述图片和文字说明，说说它们反映我国公民依法行使哪些政治权利，履行哪些政治义务。

提示：上三张图：“投下庄严的一票”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抗议北约”反映了我国公民行使游行、示威的政治自由。“通过网上电子举报信箱进行举报”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

下三张图：“公民应征入伍”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各族人民共植团结树”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2）归纳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并简要说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提示：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见上面的教材体系）。关系：只有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认真履行义务，才能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为基准的，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履行政治义务，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2、教材第9页：关于如何理解政治自由，有以下两种观点。你认为它们有道理吗？说说你的看法。

提示：观点一是错误的，观点二是正确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相对的，政治自由也不例外。世界上没有脱离法律的绝对自由，法律是自由的体现和保障，自由与法律是对立统一的。因此，公民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政治自由，只要不超出法律所约束的范围，就不受任何非法干预。

3、教材第10页：（1）请你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方面，对上述做法进行归类。

提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包括：A、捍卫国家主权，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B、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切侵略、占领国家领土以及割让、出卖国家领土的行为。C、反对任何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行径。D捍卫国家政权，与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政权的行为作坚决斗争。E、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一切民族歧视、民族分裂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A、严守国家秘密。B、配合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为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工作任务提供协助和便利条件。C、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应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D、努力维护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E、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F、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2）选择其中的两个方面，列举实例加以简要说明。

提示：如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台独势力的台独言论和行为，揭穿其分裂国家的本质，坚持“一个中国”的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不被侵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3）根据前面讲述的内容，以“公民依法享有哪些政治权利、必须履行哪些政治性义务”为题，自制一张示意图。

提示：（略。见前面的教材体系）

政治参与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有序政治参与；佘民文化；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命题的关键词是“有序”。所谓有序，是针对政治参与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而言的，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它表现为公民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不存在参政渠道拥挤、堵塞和排他的现象，不存在寻找制度外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主要是人民群众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决策和执行的活动。现阶段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注意抓好以下工作：

1．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建设，这是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在我国。党和政府不是通过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能获得合法性，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其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活动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党和政府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对党和政府权威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其心理条件和行为前提的，它从一个方面表征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对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惟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反，“合法性危机”带来的则是“政治参与危机”甚或非法的、反抗性的参与。

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构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而且在拉大，已构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就有可能产生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当前及今后，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为广大人民普遍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厉行法治，为政治系统提供法理型的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实践证明，法理型合法性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合法性。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和法治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政治权利，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当然，在涉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环节方面还需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实践中继续研究和探索。

再次，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对于维护政治合法性具有决定的意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人民是非常关注的，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序性。当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端正党风、政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抓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也不放松地抓。必须加大惩治力度，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否则受损害的只能是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今后，必须落实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要求，求真务实，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扩充合法性资源，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2．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性工作，能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基层民主包括基层群众组织自治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两种形态。自治是指公民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我国城乡普遍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就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在自治组织内经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基层自治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

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通过职代会进行的管理也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职工通过职代会对本单位的治理和分配、干部的选择、监督和罢免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由此可见，基层民主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扩大基层民主本身就是扩大公民直接和自主的参与。当前，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存在的现实问题还很多。例如，投票和选举中的形式主义、贿选拉票、弄虚作假、宗族势力抬头，以及外出打工人员不能返乡参加选举，又不能或很少参与所在单位和居住社区的选举，民主选举权利不能得到切实行使；决策与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家长制、一言堂、命令主义、欺上瞒下或尊上欺下、“暗箱”操作等；监督工作中，群众对有些问题慑于当权者的打击报复和威吓，不敢检举揭发，监督渠道不畅通、软弱乏力，一些当权者有恃元恐，以势压人，胆大妄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些现象的存在大大挫伤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降低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扩大基层民主，关键是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而言之，就是要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从而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指导方针。当前，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应突出抓好的工作有：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和检查监督制度，扩大公民的知政、议政和参政权，让群众去评价和选择管理者。处理好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与乡镇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城市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立足自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要彻底改变企事业单位领导人由政府任免，形成一种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工会有权决定或有权参与决定本单位领导人的新体制，由此推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要改革现行选举制度，重点要对选举中的候选人提名制度和介绍制度进行改革，让选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充分了解候选人的主张、个人品德和从政能力，保证整个提名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富有竞争性。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而来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已成为议事日程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边缘性，各大城市均元明确规定外来农民工制度性参与的权益，这种制度性参与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使得非制度性的、发泄性的参与成为部分农民工的首要选择。可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关键也是从制度上给予明确规定和具体保障。

政治参与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疑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而宪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价值落实在现实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将政治价值内化与宪法性制度之中呢?因为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政治价值经常令人难以把握。我们以为，第一，要从政治价值出发，发掘出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是对政治价值的初步展开，要能体现出政治价值的诉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制度设计，将政治原则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政治价值就内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这些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宪法性制度。比如我们将可以将自由看做我们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但是对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异，单单说追求自由往往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去设计政治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宪法中设立一些具体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给人们提供追求自由的环境等。第二，要将从政治价值中分离出的政治原则添加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宪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给政治原则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据政治原则设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强力的保障。同时，政治价值也就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慑作用下的强力保障。

其次，由于规范性制度是在宪法性制度的导引下展开的，规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行为准则，所以宪法性制度的创设不能只考虑到对于政治价值层面的统一，还要考虑到它所导引下的规范性制度是否能从它这里得到展开具体行为活动的标准。所以宪法制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政治参与范文篇8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桥梁。本文认为，加强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其能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党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使政治体制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使政治体制容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在这其中政治参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能为政治参与提供顺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是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本途径。

一、政治参与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参与理论上的分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家运用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进行了深入阐述。尽管各个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然状态已不适宜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大家放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一交给国家行使，以过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国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既然国家属于国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包括卢梭、约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制订政治性政策的机会。在现代一些大国，这还包括将许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共同体以及广泛地应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则赞成一种较为有限的公民参与；他们认为，在当选的职业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应当有一种政治分工，前者负责决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选举中免除或黜选这些政治家及其政党。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民主制国家就是由政治家们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总量是一定的——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就弱；社会权力弱，国家权力就强。政治参与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弱而国家权力强，导致的是强权政治；而过度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弱，那么国家的权威就要削弱，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所以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歧关键在于政治参与深度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界限是什么，这可以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

2．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化初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民主权，以联合广大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人民主权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个人都来管理公共事务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从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转变中，前期为了推翻封建制度而宣扬的直接民主观念，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会动乱，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在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的转变中，人们才摆脱直接民主的观念，认识到民主在现代社会只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对前期教训的反思，人们才认识到——政治参与也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而是选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或者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府活动。所以，只有从现代化的进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宣扬直接民主，而密尔、熊彼特等思想家却坚信代议民主。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而紧紧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管理施加以影响。所以，为了维护政治的平稳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

3．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必要性。我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当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就用暴力推翻现存统治者，通过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暴力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要么忍耐强权，要么暴力反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沟通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形成。而无论传统的暴力参与中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动员式参与，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参与建设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让公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机制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二、政治参与机制的多渠道建设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运动后的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国际示范”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会动员，以腐蚀和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但是政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这就在成员过高期望与政治制度的低容纳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都存在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的过高期望导致大量的愿望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没有一种愿望转换为输入的调节机制，所以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最终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机制的缺乏成为阻碍现代化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社会的能量无处释放，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1．加强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沟通机制建设。由于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扩展和加强，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和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集团、行业、区域等等把实现自己利益的目光较大程度地投向政治权力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组织起特定社团，影响公共政策。在西方，意见表达团体的基本形式是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为适应多党政府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主要任务是，作为特定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代表，向意见综合主体和决策机构系统地表达意见和要求，并通过施加合法的政治压力，来“接近”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从而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内容又不断更新，在原有利益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同时，也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我国的许多社团都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现行政治社团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合法社团要给予其利益表达的权利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2．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沟通机制建设。仅仅有政治社团的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传达各阶层利益的沟通机制，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机构，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应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要充分和人民进行沟通，了解人民的利益。因为，议会政治本质是委托政治，即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于一部分人执掌的制度。议会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传声器，在诸多民意表达渠道中，议会是最经常、最专业的民意表达机构。那么，如何实现人民和人大代表的联系呢？所以设想各种方法来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生活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系统，系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希望得到什么）。当系统成员希望这些愿望转换为政治输出时，就会形成要求。众多系统成员的单个愿望不可能全部转换为要求，否则系统将不堪忍受压力而崩溃。所以系统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来调节愿望的转换，以控制愿望转换为要求的数量。结构机制调节是指系统中存在着诸如政党、利益集团、舆论领袖、管理者等等，他们代表着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系统中，他们对愿望的转换起着守门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等于是把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无法承受的，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必须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让政治社团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再传递给人大代表，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利益要求都能输入政治系统。3．加强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的沟通机制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合作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各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同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共商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发挥派的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深知各自成员及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成为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渠道。”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源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两者之间缺乏某种明确具体特别是程序性的法律保障；联系机制还不够畅通；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因此，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畅通，必须用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建立经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制度化，这才能最终把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国家层面得到反映并且得到保证。

三、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

1．促进政治稳定。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形式，因此，它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在现代化初期，传统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还占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进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各个阶层、集团、团体的出现，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各个阶层为了影响政府的价值分配，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以支持的方式，也可以以施压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诚如蒲岛郁夫所言：“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公共政策在制订中充分应该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表达出来并且相互博弈，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政策输出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

2．形成社会监督。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形成社会对国家的强有力监督，而其中政治参与机制会形成一个监督渠道，“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着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时间的社会与国家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个时期，经济的初步发展致使各种新兴阶层出现。新兴的阶层为了实现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力图加强政治参与；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阶层力图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状态，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失序。亨廷顿认为：“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这就需要公民不仅要通过政治社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还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后进行监督。只有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才能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控制功能建设，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从而保证公民的权利。

3．实现社会公平。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中，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成长，社会形成许多新的团体、阶层，由于新的团体的出现，会威胁着现存团体的利益。新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而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但是，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一个各个阶层博弈的平台，使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政策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使公共政策的输出体现公平。而社会的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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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范文篇9

一、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表现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目的指向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国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生活认知态度不同

汉族地区人口分布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的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感，与民族地区公民相比，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大。特别是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据对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汉族居住的北大营村调查发现，有34.28%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有较深的了解，61.2%的被调查者知道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表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民族地区人口多数居住在分散、文化设施落后、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便利的地区，活动范围很小，封闭的、静止的人口流动和人际交往使公民在价值观念变革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强烈地制约着公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外部信息的冲击，农民对自身地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缺乏认知，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很多公民基本上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成为与政治参与关系不大的“地域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以景颇族为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景颇族人民包括一些山官，历来只知道土司管，国家观念淡薄。”[2]即使是一些山官，也是“见识少，汉话傣话都不会说，只知道最大的官是土司。”[3]在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博甲村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有42.6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国的国家主席，45.4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62.58%的被调查者听不出我国的国歌，表现出对现政权较低的认知度。

（二）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形式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是自主性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汉族地区公民政治活动参与热情高于民族地区公民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神圣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据对北大营村的调查中，被问及是否认为村委会、村支书实行民主选举意义重大，应当推广时，有75.31%的村民认为是，而博甲村只有49.8%的村民认为应该投票给能力和品质都强的候选人。在被问及假如新一轮村干部的换届选举结果与他们所预期的悬殊较大时，北大营村77.55%的村民、博甲村36.21%的村民表示将对新一届村干部的工作给予抵制。以上调查充分显示了北大营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博甲村的高。

2.汉族地区的接触活动比民族地区多接触活动是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向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以期影响或改变他们决策或决定的行为。接触活动有一般反映、上访以及贿赂等形式。北大营村有71.63%的村民与领导干部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是，博甲村因生产、生活问题同领导接触过的人数约占调查总体的16.59%，大多数人不将同领导接触视为一种主要政治参与手段，在他们看来，同领导接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能够见到领导，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3.汉族地区公民投诉活动多于民族地区投诉是公民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间接政治参与活动。北大营村投诉活动相对较多，32.67%的人有过投诉经历，主要集中在税收不合理、干部执法不公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上。而博甲村只有13.52%的公民有过投诉经历。

4.汉族地区抗议和暴力活动多于民族地区近年来，由于某些地方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农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开始有泛滥的趋势，农民负担严重超过了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已经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个别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劣、态度蛮横，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以抗议和暴力对抗形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调查发现，北大营村有45.36%、博甲村有83.67%的村民没有因为本村利益如资源开发、土地占用、道路建设等原因与乡政权或当地乡镇企业发生过冲突。

（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是制度化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一般是指合法参与，就是指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非制度化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北大营村汉族公民政治参与基本上属于制度化参与，如参加村民选举、进行上访、投诉等，81.21%的公民对暴力参政行为表示不满，称不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博甲村的政治参与行为受非制度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宗派、宗教、选民个人好恶、乡村习俗等等。这些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许多非制度参与行为。甚至包括贿赂选举人、动用家族力量，进行人身攻击、写匿名信诬告等等。

二、影响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主要是由于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文化基础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活动，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汉族大部分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一小部分分布在中部及西部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正如同志指出：“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4]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提高，教育文化先进，受教育的程度高，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就高。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边远偏僻，远离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低，居住环境处于封闭，因此，他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具有保守性和盲从性，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二）政治文化对家族政治的影响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5]“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汉族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获取政治资讯的渠道较多，能够较为及时地接受各种政治信息，对各种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都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十分了解。其中一些人，有系统的政治知识，能够有效的运用各种政治权利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较高。而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是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等不同起点，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他们所背负着的沉重历史包袱，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渗透力。这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范文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思想政治

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自愿参与的政治活动，目的是为了影响政府决策，依照程序对决策表达自己观点和主张的行为。我国著名学者杨光斌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定或政府活动的相关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是一种自下而上影响政治的过程。大学生是政治参与的特殊主体，我们应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应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第一，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较高。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积极要求入党的比例在不断的提高，有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以邢台学院为例，通过发放1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0份，其中在大一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有39人，在大二提交的有17人，在大三提交的有15人，在大四提交的有1人，没有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有28人。由此可以知道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有72人，占比72%，没有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学生占比28%。虽然有的学生没有提交过入党申请书，但是他们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调查的100名学生中，有4名学生已经是党员了，有3名学生不想入党，有9名学生不清楚是否要入党，有84名学生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比84%。由此可知，想入党的学生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他们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他们现在对时政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关心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他们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中，并在实践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第二，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方式不断丰富。大学生除了参加学校的党团组织，还可以参与学生会的干部竞选、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其成为大学生参与政治一个重要途径，网络的使用使大学生更便捷地获得信息。大学生是使用手机网络最多的群体之一，他们在公共网络上如微博、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看法，关注国家的发展。第三，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当代大学生有很多的机会来接触政治，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在参与政治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在学校中也学习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但是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上，没有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真正应用到实际，政治参与的能力仍显不足。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还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进一步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二）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首先，当前部分大学生政治冷漠情绪比较严重。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对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大学生政治冷漠的现象。大学生不愿过多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是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对于政治参与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认为自己即使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也不会使结果有什么改变，这就使得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了极大地减弱，由此使他们对政治产生了冷漠的情绪。其次，部分大学生在政治参与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功利化现象。在这次调查的100人中，真正关心政治、愿意参与政治的只有20人，占比只有20%，响应政府和学校的号召而参与政治的有15人，占比15%，认为参与政治是履行义务和维护权利的有23人，占比23%，而认为参与政治能为以后找工作增加优势的有42人，占比42%。由此可知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为自己以后的工作增加优势。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使自己在综合素质测评中加分，在评奖评优后加入党组织，尤其是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多数大学生希望通过参与政治为自己以后找工作增加优势。最后，政治认知与政治行为脱节。在当代，我们国家非常注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使得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民主政治意识，使他们能够对我国的政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他们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又常常做出与他们的认知相矛盾的行为。他们渴望政治民主，反对在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他们对于这些行为是极其厌恶的。然而他们自己在参与政治生活中，又附和这一趋势，企图通过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如在办事的时候送礼或者在找工作时找熟人“走后门”等来为自身谋取利益，使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二、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政治参与体制不完善。完善的政治制度是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基础，政治参与体制的完善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激发大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有利于加强他们对我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总体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政治参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大学生政治参与这一方面。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在具体实施上缺乏有效的措施，例如我国在执行政治制度时存在难落实的问题而且政治制度在实施时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力度不够，使其都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使得大学生很难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也会影响大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其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比较少，这样使得大学生没有很多的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也对政治生活不是特别的了解，使得大学生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二）社会环境的影响。1.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在对外开放中，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我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大学生存在普遍的就业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他们必须把自己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与就业有关的知识和参加一些增长知识和锻炼能力的社会实践类社团。在调查的100人中，参加增长知识的文化科技类社团的有30人，占比30%，参加愉悦身心的文艺体育类社团的有20人，占比20%，参加锻炼能力的社会实践类社团的有45人，占比45%，参加其他类型的有5人，占比5%。由此可知，大多数学生更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间用在增长知识和实践能力上，他们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就业技能，在毕业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打下基础，这就导致当代大学生很难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政治理论上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降低了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2.网络环境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网络的不断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途径多样化，人们获得信息也越来越便利，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可以获得更多有关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但是在网络上获得的信息良莠不齐，而大学生的识别能力不强，不能很好地对这些信息加以区分，例如一些邪教组织利用网络大肆传播一些邪恶和反动的言论，煽动百姓，使他们产生反政府情绪，还有一些国际恐怖组织利用同样的办法，对别国进行反动宣传、煽动等。这对大学生参与政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逐渐减少。大学时期是大学生确立正确观念的关键时期，网上存在的这些不正确信息会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有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因而在网络时代，我们要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学生正确的使用网络。（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弊端。学校是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参与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在教学方式上，教师采用比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而不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也不管学生对这部分知识掌握的好不好，教师只是完成自己上课的任务就可以了，到最后每个学生考试都可以通过。久而久之，就会使学生形成一种“背背就可以过”的观念，这样不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且也很难起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学生可能在课堂上学到了很多理论性的知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很难做到把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知道如何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四）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1.学习压力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大学生在面对家长对自己的高期望时，他们不得不努力学习，而且大学生为了适应将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毕业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不得不努力学习专业课知识，在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同时，他们还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以此来增长知识和锻炼能力，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这使得大部分学生更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间用到增长知识和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上，为以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不愿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参加政治活动中，并且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政治问题。2.大学生不成熟的政治素质。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他们在参加政治活动时目的性比较强，多从自身的利益去考虑，对于一些社会问题他们很难做到从问题本身出发去理解和思考，而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去评判和考虑；他们不能踏下心来去学习那些政治理论，对政治的认识也是比较直接的，他们对于政治没有深入的了解。虽然他们对于政治认知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对政治进行深入的认识，甚至存在许多模棱两可的观念。有时候大学生也可能满怀热情，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改变社会现实，但是他们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这就容易使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出现偏差，从而使他们不愿过多的参与政治，削弱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三、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一）推进政治参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参与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利于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激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因此我们要努力推进我国政治参与体制改革。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保证其能够有效实施。政治参与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有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因此要不断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参与政策，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增添新的内容，使其更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其次，拓宽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就要求各高校要完善学校的政治社团，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政治功能，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促进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另外，学校还要对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予以支持，使学生能更好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例如学校要多开设一些有关政治理论的课程，使学生能够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同时学校也要多举办一些有关政治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二）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氛围。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日益突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因此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是极其必要的。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要借鉴和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把其与现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融合，形成适合时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同时，我们要大力宣传适合时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使其深入人心，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第二，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政治文化，因为传统政治文化中既有符合时展的一方面，例如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并且注重以民为本，这些都是符合时展的，但也存在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如君主本位思想和权力本位思想，所以我们要对其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所服务。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丰富了大学生参与政治的途径。但是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也存在着消极的一方面。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为净化网络环境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向大学生传播健康向上，科学的信息，充分发挥网络的发展对大学生参与政治的积极作用。（三）学校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学校应不断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不断完善教学内容。要加快教材更新速度，完善教材知识体系。当前，高校思政学科教材内容更新滞后，有好多知识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例如的召开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最令人关注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这些新的内容不能及时添加到教材当中。其次，要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促进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具体的说就是教师应不断地完善自身，根据社会要求不断充实专业知识，改变以往传统的灌输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使学生自主学习，做到“人文关怀”，使教育过程呈现出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做到关爱学生、理解学生。同时也要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最后，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积极探索思政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例如开设实践教学课程，在课堂上模拟召开一些政治会议或让学生们扮演一些角色，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对我国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也可以让学生学到的理论知识得到灵活的应用。（四）大学生加强自身建设。大学生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生学习这些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面理解，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其次，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使他们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后，有利于大学生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为他们以后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正确的理论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政治参与奠定良好的基础。大学生是我们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生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敢于承担使命，激发自身的责任感。目前，大学生在政治参与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不积极，对于政治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大学生对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积极培养政治参与意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更应该参与其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学生们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之中，从自身做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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