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论文范文10篇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1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无产阶级」时期（以下简称「」）。其中「文化」指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艺术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是属於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基础相应而互动的政治文化。其实自始至终讲的是所谓「阶级斗争」。其发动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有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正在日趋巩固和加强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与势力。1

这种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是引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所涉方面错综複杂，诠释的人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2然而就对相当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残，学术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共识。这些迫害与摧残的背后都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在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当时的政治话语3之产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动和认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样板戏。目的是探讨这种属於文化领域的娱乐形式如何影响到参与者及其行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结合个案研究（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田野调查（访谈录）的研究方法。材料来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本和录影以及相关文献典籍（详情请看本文末页主要参考书资料）。

本文将分为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样板戏的创作特点，《智取威虎山》和访谈录4节。最后一节，即「结语」将尝试在前4节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

仅从「样板」一词词面意思看就能知道，它所形容的戏曲必定是树立一个样板供人参考和效法。然而这是一个甚么样的样板？其目的和特点是甚么？甚么样的戏曲可以称得上是样板戏？所有这些问题，是本节探讨的物件。5

早在1919年发生之后中国戏曲界便出现了所谓「时装戏」，即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加工，使之适合五四思想革命的戏曲。作为中国新思潮的一个新生势力，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继承并发扬了改编旧戏和编写新戏的五四精神。就如何对旧戏进行改编加工和如何编写新戏，最系统而权威的理论性阐释来自於1942年中共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当中指出，文艺要为工（即工人）、农（农民）、兵（此指解放军）服务，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应反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

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编旧戏和编写新戏的过程得到了推动与加快。但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内，相当一段时间旧新二戏并存。虽然有的旧戏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面貌，只要内容无「封建迷信思想」或「落后思想」之成分乃可上演。至於改编戏曲和新戏的艺术特点，主要反映在内容接近现实，音乐尝试结合中西方乐器，语言简单化等。同时某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目也允许上演以作反面教训或提高阶级意识。这一时代的戏曲被称为「新戏」或「革命现代戏」。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一问题出现分歧。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赫鲁雪夫年在苏共20届全会上斥责史达林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1958年背离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及其失败，1959年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国防部长致信於批评「」和公社化，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等等诸多事件使中国的政治气氛发生明显的变化。6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演愈烈。1962年9月警告中共中央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是指社会主义阶段中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势力与忠於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9月份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评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7

根据以上这句话可以推断，为了抵抗这种「反动」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基础的攻击，等人需要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意识形态的工作的化身就是样板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文艺一直伴随着政治。8亦即文艺被使用於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后，文坛便出现相应的、宣传新婚姻法，批评传统包办婚姻的艺术作品。1958年时期，文艺也充分反映「两条腿走路」和「多、快、好、省」的口号。在充当宣传工具一方面戏曲自然也不例外。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传播有关意识等方面，戏曲一直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50年7月10日中国文化部就组织了一个「戏曲改革委员会」以确保戏曲为政治服务。

回到60年代，政治气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文坛展开了是否应继续演旧戏的辩论。支持演旧戏的人包括当时北京市的市长彭真。这些人认为传统戏曲应被保存而适量上演。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传统戏曲应被废气而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应取而代之。这一批人主要由夫人和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所代表。

自1963年始在文艺工作的插手越来越频繁，并且得有的认可。同年4月份中共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文艺作品内容的问题。在会议期间散发了有关「停演鬼戏」（指传统戏曲）的传单。9她重申八届十中全会对1962年7月6日京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并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氾滥承载的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也开始访问中国有名的京剧团，劝他们多演现代戏、演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戏。1963年上海文艺届元旦联欢会上，市长柯庆施又提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10所谓十三年乃1949年建国以来的十三年。这一口号与的思想不谋而合。戴嘉枋在《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告诉读者，「要「破」，即批判，批《海瑞罢官》，批」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她还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11她在上海看了户剧《红灯记》，觉得不错，就想改成京剧而推想全国。」12因上海有志同道合的柯庆施，它就变成了寻觅革命戏曲材料的基地。

在这场斗争中主张演新戏的人逐渐佔了上风。1963年12月23日柯庆施在上海举办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他在会上批评指出戏团演的现代戏很少。据《人民日报》28日报导「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有山东、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六省和上海市以及南京、福州、济南部队的十六个话剧团。他们将陆续演出十三个多幕剧和八个独幕剧」。13接着，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京剧观摩演出大会。据《人民日报》1964年6月6日头版报导，陆定一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的戏剧工作者，最大的光荣责任，就是教育我们这一代，并且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做革命者，永不褪色，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永远奋斗到底。」14

这篇报导还有一段值得注意：

「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中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中，反映到京剧工作中。十五年来，京剧工作中是有过反覆的。大家记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倡狂进攻的时候，有些人曾经把一批有害的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追忆倡狂进攻的一部分。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灭荒，以赫鲁雪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系年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美国帝国主义保护下的匪帮叫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倡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蔽，现在因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

这段文正好反映了党内部分人对中国内外形势的理解。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主张文化必须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到此时，戏曲要扮演的角色已很明确，那就是通过演革命戏，提高人们有关阶级斗争的意识与觉悟。

陆定一的讲话还引用於1957年发表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释了如何对待在演新戏问题上仍然踌躇不前的人。陆定一将的理论伸展到戏剧界的问题之上。简而言之，他认为，那些因不充分了解新戏而犹豫不决的人可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就是通过教育来改造思想。至於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作一切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言人或无理反对新戏的人，应当作「敌我」矛盾并加以果断处理。

问题是「人民」与「敌人」的界限很模糊，有意者完全可以将合理诚恳的意见加以歪曲，并诬衊为「存心搞反革命破坏」。我们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的进展人们越来越站在较保险的革命派一边。当然，光站过来还不够，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现内心的革命志向。越革命越好逐渐变成越极端越好，导致无法制止的一种恶性循环。样板戏的创作如此，中的群众行为亦如此。期间「参与对「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是谁）的暴力行动中去不但不会遭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视作「革命行动」，视作英雄行动。」15

回到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共有5000多人参与，他们是文化部直属单位和18个省、市及自治区的29个剧团。演出有大戏25台和小戏10处。其中大戏包括后来被指定为革命样板戏的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和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

在文化界异常活跃的，早在1963年就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接触到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同年秋天她又看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并把它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1964年初，还请指导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淮剧《海港的早晨》（后简称《海港》）也是根据的意见修改成京剧。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因的要求等中央领导人改换原有计划16，观看了指导的《智取威虎山》。这一消息刊登在全国大小报刊之后《智取威虎山》突然成为大家倍加肯定和赞扬的一台戏。

《智取威虎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的幕后操纵。但此事并非本文重点所在，且别处早已详加讨论17，故在此不作长篇论述。总而言之，1964年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之后，及其革命戏曲的地位得到了显着的提高。

1965年3月16日的《解放日报》在评《红灯记》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看过这出戏的人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18这是「样板」一词首次用以形容革命现代戏的例子。随后各报刊媒体加以渲染，使「样板」一词和京剧现代戏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

政坛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执笔、，康生指导和亲自批准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为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被开除的鸣冤叫屈。多数分析家认为，这就是的导火线。

1966年2月由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彙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提出应展开全面讨论而不应局限於政治问题。《提纲》认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与此同时委託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后发表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建国以来，文艺一直被反社会的黑线所垄断」。《纪要》还专门提出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方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於开展「无产阶级」的《通知》（即所谓《5.16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批判，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以为第一副组长的「新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

以上介绍表明，两条路线之出现被归咎於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的污染。那么文艺的革命化就成为应付这个问题的策略。在主张文艺要革命化一方面早已先声夺人，到此时她更成为指导中国文艺革命的领导。不久，所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牛鬼蛇神」就被统统「赶」下戏曲舞台，整个文坛开始被上述八个样板戏所垄断。期间这8个样板戏不但被大力宣传，为了推而广之，样板戏还被拍成电影。全国上下开始举行样板戏演出活动。中央还鼓励业余剧团到各地进行演出。期间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伍还上山下乡到各地介绍、演出样板戏。

样板戏垄断文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正好覆盖了极端行为（暴力，破坏，抄家，批斗等）的高潮（约自1966年7月至1967年2月左右）。因此我们或许能找到样板戏直接或间接影响、甚至推动极端行为的线索。在讨论样板戏如何影响到时期群众的行之前，还必须交代一下样板戏的创作原则与特点。

第二节样板戏的创作特点

正如前所提及，戏曲改革的工作早在1950年就开始，到了60年代，戏曲工作的目的和焦点便集中於为当务之急服务，即为阶级斗争服务。其具体手段是通过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剧目突出「敌我」间的区别并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这堪称是样板戏的实际功能所在。这样看来，样板戏有了一种娱乐与政治功能兼备的双重身份。当然，本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娱乐与政治功能之间后者较为突出。而样板戏的政治功能为研究它对极端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节的论述物件，正是反映样板戏之政治性的创作原则及其特点。

1967年0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载了於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文明确指出对戏曲的要求，认为全国2800多个戏曲剧团不为工农兵服务而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即所谓黑五类）服务的局面必须改变。

说：「……凡有爱国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国防前线，但是去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甚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19

发表於发动约两年前的这篇讲话当中，还不反对演旧戏，但唯有那些有利於人民并适合社会主义的旧戏方可上演。就编写新戏问题，她提出要注意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还认为戏曲改革工作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是因为演员们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她提出「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化结果。」

凡是演样板戏的剧团演员几乎都到农村、工厂或军队去体验生活。然，依靠实际生活经验成为编戏或演戏的原则。就戏曲的唱、念、做、打等具体问题，在讲话当中没有多提。但就人物形象之塑造，她却反覆强调要突出正面人物。她对一些人面对「反面人物相形失色」的问题感到忧虑提出「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她也间接地针对那些对她的干预感到不满的专业人员说：「有的同志对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样，凡是对样板戏的内容或艺术特徵的不同意见，就被政治立场的标准来衡量。而一旦提出「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持不同意见者知道坚持自己意见的最后结果－轻则批评思想落后，重则划为右派敌人。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人就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其结果不言而喻。

至於编写新戏的具体原则，乃是於会泳创作出来的「三突出」。於会泳当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他也是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他凭几次接触并观察在戏改工作上的意见之经验，对的戏曲创作理论进行了总结。20这一总结发表於《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的题为《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思想的阵地》的一篇社论。其内容主要是夸奖对戏曲改革的贡献。其中有关「三突出」的阐述如下：

「我们根据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创作社会主义文艺及其重要的经验，也是思想为武器，对文学艺术创作作规律的科学总结……」21

1969年《红旗》第11期刊登了提为《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扩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认为它是「指导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重要原则，也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的体现。」22

在实践中，「三突出」导致神话英雄人物和魔化反面人物。导致好坏之分和善恶之别被绝对化。所有的人都被分成雪白或漆黑，不给一般人所固有的「灰性」23留下丝毫的余地。

下面本文将以《智取威虎山》为个案证实以上论点。

第三节《智取智取威虎山》

如前所提及《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剧」）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得到赞扬后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家喻户晓。在1964年到1969年间专门论述《智》剧的文章与社论远远超过他者。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智》剧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以《智》剧为个案来研究样板戏的原因也正是它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力。

《智》剧原先是上海京剧院一团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成的。1958年9月17日，《智》剧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首次公演。1963年后《智》剧开始被所指导。

《智》剧讲的是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杨子荣英勇无畏地进入东北威虎山国民党伪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匪首座山雕的地盘，用巧妙的手段赢得匪帮的信赖，并搜集情报以协助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少剑波等人前来解放威虎山的故事。24整个戏曲共分十场，上台表演人数共21个（不含解放军和匪徒若干人）。其中正面人物有17个，反面者则只有4个。25

在音乐上，开场为中西乐器结合的演奏以突出解放军威严，余为传统京乐器演奏。念白以京白为主或乾脆用普通话。行当无固定唱腔，角色也不完全属於某一个行当。至於流派，是一种混合而成的所谓「革命派」。表演程式也较随便。就扮相而言几乎没有脸谱，只是以正面人物脸部擦红画眉而反面人物脸部涂黑来体现正反之别。服装较接近所扮演角色的实际服装。有追灯的条件下，一般只照明正面人物，反面者则处於一种模糊不清的黑暗中。

以下为分场讨论观看《智》剧录像后所观察到的事项。

第二场夹皮沟遭劫

一，因上台者均为负面人物，台上灯光极为黯淡，加之人物脸上涂黑，使观众看不清演员及其面部表情。这也许是为了贬低负面人物和对照正反两种人物而安排的照明方式。

二，比之於传统京剧因念白多用简单的京白或普通话。故更多的人有可能欣赏戏曲的故事内容。这样也可以通过戏曲这个载体顺利传达有关阶级斗争和「敌我」分别的资讯。

三，故事情节的设计本身拥有引导性。负面人物的言语行动极为恶劣。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似乎只好忍气吞声或喊冤叫屈。让人感到只要有机会，他们必将而且应当报仇。剧中用到类似「深仇大恨」的带煽动性的字眼，其功能亦在於此。

老百姓被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固然不可否认，但运用大众媒介使暴力行为合法化有可能鼓励人们将心中的不满情绪发泄在被指定为反动派或黑五类的人。况且在当时，这么作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场定计

杨子荣质问栾平（乳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官）的情景很像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所描写的「批斗会」的场景。26尤其是杨子荣那种充满愤慨和蔑视的表情、动作和说话的语气。他警告栾平所使用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话语也是期间批斗者对被批斗者说的警言。会后犯人自己写检查报告的做法也是个共同点。

第六场打进匪窟

为了突出正面人物杨子荣，灯光只照到他一个人身上27，其他负面人物黑黝黝一团好似一批流氓。因看不清面部表情，更加丑化了他们。这样虽然成功的突出了匪帮的丑恶，却让面貌代替言语行动说话，造成匪帮被贴上一种现成的负面标籤的现象。换而言之又一次引导了观众的判断。虽然各种演出都拥有一定的引导性，其程度却不同。样板戏因「三突出」本来就具有很高的引导作用，加上当时那种激烈的政治话语，它更有煽动人民的功能。

第八场计送情报

通过杨子荣暴露所披大衣雪白的内面来象徵英雄人物纯洁的心灵。

其余的场面在人物形象，舞台照明，动作表情等各方面大同而小异。第五场，第七场和第十场都有突出英雄贬低匪帮的功能与特点。第四、六和九场在艺术效果上较为突出。其中包括第九场的杂技表演和第七场的音乐与动作。

报刊资料中的《智取威虎山》

一，《智》剧与「三突出」

1964年6月五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载了《出社会主义之新，让京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一社论。28其副标题是「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这篇社论较详细地讨论了《智》剧的修改加工问题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意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一节中作者提出「思想性与艺术性要高度统一」并要从提高主题思想，加强正面人物的可化来对此戏进行修改。就删去《智》剧原版中的「定和老道」一场，社论提出此场通过一个敌人在威虎山上出现，使杨子荣陷入「严重的危难之中」，但杨子荣还是从容不迫地迎接挑战，利用秘密联络图挑起匪酋相互间的矛盾。文章认为此场虽然加强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但却「暴露出少剑波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试想，在审讯一撮毛，案情大白以后，作为小分队的指挥员，他怎么不考虑定和老道这一匪特跑上山去的可能性？怎么能不想到匪特万一上山会给杨子荣带来怎么样的灾害？从亲密战友，特别是上下级的关系来讲，少检波怎么能对只身入虎穴的杨子荣这样不负责任呢？统筹全局、指挥若定的少剑波，怎么可能这么疏忽大意那？小说《林海雪原》没有在这时逮捕定和老道，是由於在整个长篇小说中作者对这一非特的下场另作了安排，然而作者也并没有让他上山，也就是说，并没有让少剑波在这一问题上犯错误。改编成戏，我们就应该从戏剧本身的结构中全面考虑人物的处理，既顾此，又顾彼，为了突出样子荣，却不能便的少检波。」

这种观点中不难看出「三突出」（尽管此时尚未被正式提出）对戏曲改革的影响。突出正面人物似乎被理解为神话正面人物。少检波的错误并不使戏曲最后的结果发生变化且定和老道上山起了把戏曲推向高潮的作用。少检波之未能料及此事，亦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然而仅从「不可饶恕的过失」以及「从亲密战友，特别是上下级的关系来讲，少检波怎么能对只身入虎穴的杨子荣这样不负责任呢？」两句话就可看出政治气氛对人们的思想心理的影响和对戏曲修改工作的干扰。

期间各单位和学校的造反派通过抄家搜集证据，以定反动派的罪。从现在的眼光看，人们互相揭发的内容和抄家得来的证据显得过於勉强或微不足道，然而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情形下也许都是「不可饶恕」的过失。

文章进一步强调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在结构剧情时总是光考虑、多考虑「戏剧性」，后考虑、少考虑整个剧目的思想性。可见当时对戏曲工作的要求是强调其实际功能或作用，而不是其艺术水平。后者仅仅是一个渠道，前者才是主要目的，即借助於戏曲进行思想教育。而这时候的思想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接着这篇社论又举出「整装待发」一场中把高波的牺牲改为不死的例子说，「也有不少同志舍不得「为革命把最后一滴血流尽，献出十八岁美丽的青春」那句动听的「反西皮」唱腔。凡此都说明，正确对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加以掌握，一味的追求技巧，追求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戏」，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就很难塑造的完美。整个戏的主题思想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

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节，文章认为，「关於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着重塑造正面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通过他们的光辉形象和先进思想，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伟大任务，许多年来一直在展开广泛地讨论，早已不是甚么新鲜的课题了。」那么针对戏曲中一撮毛夺图杀人、神河庙装神弄鬼都，文章认为「用去了整整一场或差不多一场戏，造成削弱了正面人物的光彩。」在删去以负面任务为中心之场面的同时，修改后的戏曲增添了正面人物少剑波在「紧急的时刻与複杂的的情况下，沉着应付纷至沓来的困难和事变。」从而突出作指挥员的思想作风。原演出本中少剑波应老乡的要求在不适当的时候开动火库，造成人员伤亡、栾平逃走的「严重后果」也都被删去了。

原演出本中，杨子荣进威虎山时，是蒙眼引进，后来改为「大踏步挺身走进」。这一行动尽管能反映杨子荣的英雄气概但在尚未赢得座山雕的信赖时，匪徒让她睁开眼睛进入他们的底盘，难免显得过与夸张或至少使匪徒显得过於愚蠢。

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一节，作者称：

「在京剧老戏里，人的鬍鬚可以长到一两尺长；青年男子说话真假嗓参半……这些，从生活逻辑来分析，是很难解释或者说为尽合理的。」

因此，《智》剧根据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念白採用京白。虽然京白同普通话尚有一定的差别，但更接近普通话。文章认为韵白过与夸张一些。同样，行当角色的动作也较近乎自然。

然而，这种从生活现实出发的精神仅仅局限於念白、动作、扮相等方面而不可用在人物形象塑造一方面。正如前所提及，任务哪怕离开了生活现实还是夸张一点为好。

期间中国人民除了看报纸，读着作和语录而外所接触到的唯一娱乐形式就是样板戏。29样板戏的故事情节简朴，表演程式明晰，语言较接近白话等特点也使它能够成为最适当的大众宣传工具。

到1964年6月5日的时后，样板戏已经有神化英雄、魔化负面人物，从而使善恶是非之分绝对化的倾向。在当时的气氛下样板戏所反映的善恶之分、「敌我」之别的绝对化的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青少年尤其是容易被煽动，期间参与暴力或极端行动的人当中，中学生之居多30或许与此有关。

自然，娱乐媒介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一个複杂的现象。观众年龄、所处环境、心态、思想素质、文化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将使所受影响呈现相应的差异。为从观众的角度看样板戏对他们的影响，笔者採访了期间看过样板戏或参加过样板戏演出几位学者。因篇幅有限以下只罗列访谈内容的要点。

第四节访谈录

因採访目的是探讨时期样板戏给两位老师的印象，採访以非引导性31的方式进行，即尽量避免提出有关样板戏之影响的直接式的问题。笔者只是请受访者凭有关记忆谈一下对样板戏的印象和观看样板戏的经验。32

为便於分析，本文将访谈中的相关内容以单句格式列出来，具体如下：

1.当时对样板戏的印象与现在对样板戏的印象不同2.初看样板戏时抱着一种神圣的感觉3.当时沉浸在对革命的崇拜，对样板戏的信仰很虔诚4.感到样板戏是崇高的，美好的5.认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无从比较，到了后期（即70年代初）有了外国电影（以朝鲜，阿尔巴尼亚，月南等国家的电影为主）后有可能比较。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对照时外国片子对人情的渲染，这是样板戏所没有的东西6.样板戏是赤裸裸地宣传革命，太直接了一点！

7.1975-1976年间参加了知青宣传队，演过样板戏，在演戏时就不绝的神圣了，但还没到怀疑或对抗的程度。1977年开禁之后有了更多的比较，就开始感到那时的确是很单调8.期间，尤其是样板戏刚出来的时候，作为那个年代的人，尽管前也看过一些电影，但是那个时候对革命的宣传使我们下意识地排斥了以前那种印象。

9.被否定之后，对样板戏的印象可以说是180度的变化。之后对样板戏的看法是讨厌、否定、认为它一无是处。因随大流，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普遍现象。

10.参加样板戏演出时表演的主要是摺子戏如《白毛女》，《沙家浜》，《杜鹃山》等11.偶尔上台，主要在后台乐队拉小提琴等乐器。演出多为露天式，所以没有追灯，到公社时就可在礼堂演出，其效果就会比较好。

12.在农村观众主要是看热闹，当时电视、收音机都很少，有时候为了观看样板戏人们会骑着脚踏车或乾脆走路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去看13.最初看样板戏时还在小学，看了样板戏后觉得很高兴，很新鲜。

14.谈不上崇拜，当时就好比一个新的电影出来。只觉得的新鲜。而且作为娱乐方式当时没有别的选择15.首次看到样板戏是初期在重庆的一个电影院16.学校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即从学生当抽出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去演《红灯记》之类的样板戏。当时能够加入宣传队是个荣耀，自己没有参加17.觉得观众对样板戏的态度还是比较正面。都觉得唱得好，歌词写的也很好18.学校也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样板戏，也做宣传。就跟现在的电影一样，到处贴着广告，且还有读本可以看。较容易看懂，电影版还附字幕19.个人只觉得新奇、杨子荣那种男子汉的英雄气质很吸引人20.就和电影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它的热情开始淡化。但因八个样板戏不是同时出来，它就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群众的热情21.认为样板戏同世界每一个地方的电影一样隐藏着一些意识形态的称分，但观众不一定去注意它22.年轻人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尤其像《海港》的样板戏，因讲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敌人，有可能促使他们在周围寻找类似的人或事23.认为从一般大众的角度看，看样板戏可能就以娱乐为目的。官方当然希望通过样板戏提高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意识24.那时候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旧电影在破四旧时就给破了，牛鬼蛇神也不让演了25.1971年下乡，到此时对样板戏的热情已经淡化了

以上访谈录说明人们最初样板戏的印象是「神圣、高尚、美好」等，对「革命」充满热情而「下意识地排斥以前的印象」。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话语通过样板戏对人心产生的影响。有些人将之称为「毒化教育」。另一方面，也有人注意到样板戏是「赤裸裸」的宣传意识形态。

此外笔者注意到年龄与处境的差别使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样板戏。当时已投入革命的人觉得样板戏很神圣，但还在小学读书的人却只觉得它只是新鲜而已。

结语

样板戏是特定政治话语的产物。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它固然有艺术方面的特点，但其政治功能较为突出。娱乐媒介最容易传播思想，也最容易使人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隐藏在其结构和内容之间的意识相态或政治立场。样板戏至少有4至5年垄断了中国的娱乐媒介，因此它对人民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

为了符合「三突出」等要求，样板戏在内容和形式上严重的偏离现实，把「敌我」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把英雄人物神化而把负面人物妖魔化。在期间一个人一旦被戴上了敌人的帽子之后，人们就似乎不必把他当人看。这种态度和做法同样板戏魔化「敌人」的情况极相似。

中国知识份子在其回忆录中所叙述的批斗会情景，在样板戏当中可看到其原型。其中「革命者」以「牛鬼蛇神」称呼「反动派」的做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归根结底，牛鬼蛇神本来是指传统戏曲带神秘性的内容而言。到了时期它却泛指一切被「揪出来」的坏人。批斗者给被批斗者脸上涂黑、戴高帽子，自己却摆一幅英雄架子或许是受了样板戏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自然将期间群众行为全盘归咎於样板戏也将是把一个很複杂的现象过於简单化。然而，极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所引起的。那么作为政治话语的载体，样板戏堪称起到了传播和加强这一话语的作用。

文化媒介对人们心理的影响需在更加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但说样板戏对观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间的极端行为还是合乎逻辑的。

参考资料：

一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相关文章、社论二《智取威虎山》录影光碟三李辉编：《八大样板戏》﹙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业1至70.四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样板戏及内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五戴嘉枋：《走向毁灭》﹙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页218-261.六Mackerras，Colin，ThePerformingArtsinContemporaryChina﹙London：R&KP，1981﹚，1-37.七龚小夏：〈「」中群众暴力行为的起源与发展〉，载於《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66年八刘艳：〈「样板戏」观众与乌托邦文化〉，载於《艺术百家》，1996年03期九杨健：〈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发展〉，载於《戏剧》，1996年04期十金常烈：〈我国舞台照明发展的掠影（续）〉，载於《戏剧》，1996年01期十一刘景荣：〈拉开一段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样板戏今评〉，载於《河南大学学报》，第34卷，第五期，1994年9月十二李蕙冰、邝瑜慧：〈「样板戏」的二三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CH3222课论文，2001年

註释

1有关的诠释模式，请参考高皋和严家其《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oderickMacFarquahar，"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CUP：NY，1984；LucianPye，"Reasses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ChinaQuarterly，no.108（1986）。等

2有关不同诠释模式的评论，请参考MoboC.F.Gao"MaoistDiscourseandaCritiqueofthePresentAssessmentsoftheCulturalRevolution，"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Vol.26，No.3（1994）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2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无产阶级」时期（以下简称「」）。其中「文化」指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艺术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是属於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基础相应而互动的政治文化。其实自始至终讲的是所谓「阶级斗争」。其发动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有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正在日趋巩固和加强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与势力。1

这种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是引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所涉方面错综複杂，诠释的人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2然而就对相当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残，学术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共识。这些迫害与摧残的背后都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在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当时的政治话语3之产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动和认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样板戏。目的是探讨这种属於文化领域的娱乐形式如何影响到参与者及其行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结合个案研究（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田野调查（访谈录）的研究方法。材料来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本和录影以及相关文献典籍（详情请看本文末页主要参考书资料）。

本文将分为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样板戏的创作特点，《智取威虎山》和访谈录4节。最后一节，即「结语」将尝试在前4节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

仅从「样板」一词词面意思看就能知道，它所形容的戏曲必定是树立一个样板供人参考和效法。然而这是一个甚么样的样板？其目的和特点是甚么？甚么样的戏曲可以称得上是样板戏？所有这些问题，是本节探讨的物件。5

早在1919年发生之后中国戏曲界便出现了所谓「时装戏」，即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加工，使之适合五四思想革命的戏曲。作为中国新思潮的一个新生势力，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继承并发扬了改编旧戏和编写新戏的五四精神。就如何对旧戏进行改编加工和如何编写新戏，最系统而权威的理论性阐释来自於1942年中共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当中指出，文艺要为工（即工人）、农（农民）、兵（此指解放军）服务，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应反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

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编旧戏和编写新戏的过程得到了推动与加快。但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内，相当一段时间旧新二戏并存。虽然有的旧戏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面貌，只要内容无「封建迷信思想」或「落后思想」之成分乃可上演。至於改编戏曲和新戏的艺术特点，主要反映在内容接近现实，音乐尝试结合中西方乐器，语言简单化等。同时某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目也允许上演以作反面教训或提高阶级意识。这一时代的戏曲被称为「新戏」或「革命现代戏」。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一问题出现分歧。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赫鲁雪夫年在苏共20届全会上斥责史达林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1958年背离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及其失败，1959年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国防部长致信於批评「」和公社化，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等等诸多事件使中国的政治气氛发生明显的变化。6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演愈烈。1962年9月警告中共中央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是指社会主义阶段中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势力与忠於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9月份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评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7

根据以上这句话可以推断，为了抵抗这种「反动」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基础的攻击，等人需要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意识形态的工作的化身就是样板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文艺一直伴随着政治。8亦即文艺被使用於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后，文坛便出现相应的、宣传新婚姻法，批评传统包办婚姻的艺术作品。1958年时期，文艺也充分反映「两条腿走路」和「多、快、好、省」的口号。在充当宣传工具一方面戏曲自然也不例外。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传播有关意识等方面，戏曲一直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50年7月10日中国文化部就组织了一个「戏曲改革委员会」以确保戏曲为政治服务。

回到60年代，政治气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文坛展开了是否应继续演旧戏的辩论。支持演旧戏的人包括当时北京市的市长彭真。这些人认为传统戏曲应被保存而适量上演。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传统戏曲应被废气而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应取而代之。这一批人主要由夫人和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所代表。

自1963年始在文艺工作的插手越来越频繁，并且得有的认可。同年4月份中共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文艺作品内容的问题。在会议期间散发了有关「停演鬼戏」（指传统戏曲）的传单。9她重申八届十中全会对1962年7月6日京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并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氾滥承载的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也开始访问中国有名的京剧团，劝他们多演现代戏、演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戏。1963年上海文艺届元旦联欢会上，市长柯庆施又提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10所谓十三年乃1949年建国以来的十三年。这一口号与的思想不谋而合。戴嘉枋在《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告诉读者，「要「破」，即批判，批《海瑞罢官》，批」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她还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11她在上海看了户剧《红灯记》，觉得不错，就想改成京剧而推想全国。」12因上海有志同道合的柯庆施，它就变成了寻觅革命戏曲材料的基地。

在这场斗争中主张演新戏的人逐渐佔了上风。1963年12月23日柯庆施在上海举办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他在会上批评指出戏团演的现代戏很少。据《人民日报》28日报导「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有山东、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六省和上海市以及南京、福州、济南部队的十六个话剧团。他们将陆续演出十三个多幕剧和八个独幕剧」。13接着，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京剧观摩演出大会。据《人民日报》1964年6月6日头版报导，陆定一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的戏剧工作者，最大的光荣责任，就是教育我们这一代，并且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做革命者，永不褪色，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永远奋斗到底。」14

这篇报导还有一段值得注意：

「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中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中，反映到京剧工作中。十五年来，京剧工作中是有过反覆的。大家记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倡狂进攻的时候，有些人曾经把一批有害的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追忆倡狂进攻的一部分。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灭荒，以赫鲁雪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系年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美国帝国主义保护下的匪帮叫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倡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蔽，现在因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

这段文正好反映了党内部分人对中国内外形势的理解。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主张文化必须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到此时，戏曲要扮演的角色已很明确，那就是通过演革命戏，提高人们有关阶级斗争的意识与觉悟。

陆定一的讲话还引用於1957年发表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释了如何对待在演新戏问题上仍然踌躇不前的人。陆定一将的理论伸展到戏剧界的问题之上。简而言之，他认为，那些因不充分了解新戏而犹豫不决的人可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就是通过教育来改造思想。至於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作一切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言人或无理反对新戏的人，应当作「敌我」矛盾并加以果断处理。

问题是「人民」与「敌人」的界限很模糊，有意者完全可以将合理诚恳的意见加以歪曲，并诬衊为「存心搞反革命破坏」。我们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的进展人们越来越站在较保险的革命派一边。当然，光站过来还不够，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现内心的革命志向。越革命越好逐渐变成越极端越好，导致无法制止的一种恶性循环。样板戏的创作如此，中的群众行为亦如此。期间「参与对「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是谁）的暴力行动中去不但不会遭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视作「革命行动」，视作英雄行动。」15

回到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共有5000多人参与，他们是文化部直属单位和18个省、市及自治区的29个剧团。演出有大戏25台和小戏10处。其中大戏包括后来被指定为革命样板戏的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和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

在文化界异常活跃的，早在1963年就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接触到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同年秋天她又看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并把它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1964年初，还请指导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淮剧《海港的早晨》（后简称《海港》）也是根据的意见修改成京剧。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因的要求等中央领导人改换原有计划16，观看了指导的《智取威虎山》。这一消息刊登在全国大小报刊之后《智取威虎山》突然成为大家倍加肯定和赞扬的一台戏。

《智取威虎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的幕后操纵。但此事并非本文重点所在，且别处早已详加讨论17，故在此不作长篇论述。总而言之，1964年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之后，及其革命戏曲的地位得到了显着的提高。

1965年3月16日的《解放日报》在评《红灯记》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看过这出戏的人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18这是「样板」一词首次用以形容革命现代戏的例子。随后各报刊媒体加以渲染，使「样板」一词和京剧现代戏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

政坛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执笔、，康生指导和亲自批准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为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被开除的鸣冤叫屈。多数分析家认为，这就是的导火线。

1966年2月由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彙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提出应展开全面讨论而不应局限於政治问题。《提纲》认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与此同时委託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后发表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建国以来，文艺一直被反社会的黑线所垄断」。《纪要》还专门提出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方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於开展「无产阶级」的《通知》（即所谓《5.16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批判，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以为第一副组长的「新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

以上介绍表明，两条路线之出现被归咎於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的污染。那么文艺的革命化就成为应付这个问题的策略。在主张文艺要革命化一方面早已先声夺人，到此时她更成为指导中国文艺革命的领导。不久，所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牛鬼蛇神」就被统统「赶」下戏曲舞台，整个文坛开始被上述八个样板戏所垄断。期间这8个样板戏不但被大力宣传，为了推而广之，样板戏还被拍成电影。全国上下开始举行样板戏演出活动。中央还鼓励业余剧团到各地进行演出。期间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伍还上山下乡到各地介绍、演出样板戏。

样板戏垄断文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正好覆盖了极端行为（暴力，破坏，抄家，批斗等）的高潮（约自1966年7月至1967年2月左右）。因此我们或许能找到样板戏直接或间接影响、甚至推动极端行为的线索。在讨论样板戏如何影响到时期群众的行之前，还必须交代一下样板戏的创作原则与特点。

第二节样板戏的创作特点

正如前所提及，戏曲改革的工作早在1950年就开始，到了60年代，戏曲工作的目的和焦点便集中於为当务之急服务，即为阶级斗争服务。其具体手段是通过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剧目突出「敌我」间的区别并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这堪称是样板戏的实际功能所在。这样看来，样板戏有了一种娱乐与政治功能兼备的双重身份。当然，本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娱乐与政治功能之间后者较为突出。而样板戏的政治功能为研究它对极端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节的论述物件，正是反映样板戏之政治性的创作原则及其特点。

1967年0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载了於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文明确指出对戏曲的要求，认为全国2800多个戏曲剧团不为工农兵服务而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即所谓黑五类）服务的局面必须改变。

说：「……凡有爱国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国防前线，但是去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甚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19

发表於发动约两年前的这篇讲话当中，还不反对演旧戏，但唯有那些有利於人民并适合社会主义的旧戏方可上演。就编写新戏问题，她提出要注意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还认为戏曲改革工作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是因为演员们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她提出「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化结果。」

凡是演样板戏的剧团演员几乎都到农村、工厂或军队去体验生活。然，依靠实际生活经验成为编戏或演戏的原则。就戏曲的唱、念、做、打等具体问题，在讲话当中没有多提。但就人物形象之塑造，她却反覆强调要突出正面人物。她对一些人面对「反面人物相形失色」的问题感到忧虑提出「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她也间接地针对那些对她的干预感到不满的专业人员说：「有的同志对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样，凡是对样板戏的内容或艺术特徵的不同意见，就被政治立场的标准来衡量。而一旦提出「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持不同意见者知道坚持自己意见的最后结果－轻则批评思想落后，重则划为右派敌人。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人就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其结果不言而喻。

至於编写新戏的具体原则，乃是於会泳创作出来的「三突出」。於会泳当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他也是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他凭几次接触并观察在戏改工作上的意见之经验，对的戏曲创作理论进行了总结。20这一总结发表於《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的题为《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思想的阵地》的一篇社论。其内容主要是夸奖对戏曲改革的贡献。其中有关「三突出」的阐述如下：

「我们根据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创作社会主义文艺及其重要的经验，也是思想为武器，对文学艺术创作作规律的科学总结……」21

1969年《红旗》第11期刊登了提为《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扩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认为它是「指导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重要原则，也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的体现。」22

在实践中，「三突出」导致神话英雄人物和魔化反面人物。导致好坏之分和善恶之别被绝对化。所有的人都被分成雪白或漆黑，不给一般人所固有的「灰性」23留下丝毫的余地。

下面本文将以《智取威虎山》为个案证实以上论点。

第三节《智取智取威虎山》

如前所提及《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剧」）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得到赞扬后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家喻户晓。在1964年到1969年间专门论述《智》剧的文章与社论远远超过他者。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智》剧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以《智》剧为个案来研究样板戏的原因也正是它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力。

《智》剧原先是上海京剧院一团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成的。1958年9月17日，《智》剧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首次公演。1963年后《智》剧开始被所指导。

《智》剧讲的是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杨子荣英勇无畏地进入东北威虎山国民党伪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匪首座山雕的地盘，用巧妙的手段赢得匪帮的信赖，并搜集情报以协助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少剑波等人前来解放威虎山的故事。24整个戏曲共分十场，上台表演人数共21个（不含解放军和匪徒若干人）。其中正面人物有17个，反面者则只有4个。25

在音乐上，开场为中西乐器结合的演奏以突出解放军威严，余为传统京乐器演奏。念白以京白为主或乾脆用普通话。行当无固定唱腔，角色也不完全属於某一个行当。至於流派，是一种混合而成的所谓「革命派」。表演程式也较随便。就扮相而言几乎没有脸谱，只是以正面人物脸部擦红画眉而反面人物脸部涂黑来体现正反之别。服装较接近所扮演角色的实际服装。有追灯的条件下，一般只照明正面人物，反面者则处於一种模糊不清的黑暗中。

以下为分场讨论观看《智》剧录像后所观察到的事项。

第二场夹皮沟遭劫

一，因上台者均为负面人物，台上灯光极为黯淡，加之人物脸上涂黑，使观众看不清演员及其面部表情。这也许是为了贬低负面人物和对照正反两种人物而安排的照明方式。

二，比之於传统京剧因念白多用简单的京白或普通话。故更多的人有可能欣赏戏曲的故事内容。这样也可以通过戏曲这个载体顺利传达有关阶级斗争和「敌我」分别的资讯。

三，故事情节的设计本身拥有引导性。负面人物的言语行动极为恶劣。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似乎只好忍气吞声或喊冤叫屈。让人感到只要有机会，他们必将而且应当报仇。剧中用到类似「深仇大恨」的带煽动性的字眼，其功能亦在於此。

老百姓被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固然不可否认，但运用大众媒介使暴力行为合法化有可能鼓励人们将心中的不满情绪发泄在被指定为反动派或黑五类的人。况且在当时，这么作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场定计

杨子荣质问栾平（乳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官）的情景很像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所描写的「批斗会」的场景。26尤其是杨子荣那种充满愤慨和蔑视的表情、动作和说话的语气。他警告栾平所使用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话语也是期间批斗者对被批斗者说的警言。会后犯人自己写检查报告的做法也是个共同点。

第六场打进匪窟

为了突出正面人物杨子荣，灯光只照到他一个人身上27，其他负面人物黑黝黝一团好似一批流氓。因看不清面部表情，更加丑化了他们。这样虽然成功的突出了匪帮的丑恶，却让面貌代替言语行动说话，造成匪帮被贴上一种现成的负面标籤的现象。换而言之又一次引导了观众的判断。虽然各种演出都拥有一定的引导性，其程度却不同。样板戏因「三突出」本来就具有很高的引导作用，加上当时那种激烈的政治话语，它更有煽动人民的功能。

第八场计送情报

通过杨子荣暴露所披大衣雪白的内面来象徵英雄人物纯洁的心灵。

其余的场面在人物形象，舞台照明，动作表情等各方面大同而小异。第五场，第七场和第十场都有突出英雄贬低匪帮的功能与特点。第四、六和九场在艺术效果上较为突出。其中包括第九场的杂技表演和第七场的音乐与动作。

报刊资料中的《智取威虎山》

一，《智》剧与「三突出」

1964年6月五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载了《出社会主义之新，让京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一社论。28其副标题是「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这篇社论较详细地讨论了《智》剧的修改加工问题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意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一节中作者提出「思想性与艺术性要高度统一」并要从提高主题思想，加强正面人物的可化来对此戏进行修改。就删去《智》剧原版中的「定和老道」一场，社论提出此场通过一个敌人在威虎山上出现，使杨子荣陷入「严重的危难之中」，但杨子荣还是从容不迫地迎接挑战，利用秘密联络图挑起匪酋相互间的矛盾。文章认为此场虽然加强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但却「暴露出少剑波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试想，在审讯一撮毛，案情大白以后，作为小分队的指挥员，他怎么不考虑定和老道这一匪特跑上山去的可能性？怎么能不想到匪特万一上山会给杨子荣带来怎么样的灾害？从亲密战友，特别是上下级的关系来讲，少检波怎么能对只身入虎穴的杨子荣这样不负责任呢？统筹全局、指挥若定的少剑波，怎么可能这么疏忽大意那？小说《林海雪原》没有在这时逮捕定和老道，是由於在整个长篇小说中作者对这一非特的下场另作了安排，然而作者也并没有让他上山，也就是说，并没有让少剑波在这一问题上犯错误。改编成戏，我们就应该从戏剧本身的结构中全面考虑人物的处理，既顾此，又顾彼，为了突出样子荣，却不能便的少检波。」

这种观点中不难看出「三突出」（尽管此时尚未被正式提出）对戏曲改革的影响。突出正面人物似乎被理解为神话正面人物。少检波的错误并不使戏曲最后的结果发生变化且定和老道上山起了把戏曲推向高潮的作用。少检波之未能料及此事，亦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然而仅从「不可饶恕的过失」以及「从亲密战友，特别是上下级的关系来讲，少检波怎么能对只身入虎穴的杨子荣这样不负责任呢？」两句话就可看出政治气氛对人们的思想心理的影响和对戏曲修改工作的干扰。

期间各单位和学校的造反派通过抄家搜集证据，以定反动派的罪。从现在的眼光看，人们互相揭发的内容和抄家得来的证据显得过於勉强或微不足道，然而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情形下也许都是「不可饶恕」的过失。

文章进一步强调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在结构剧情时总是光考虑、多考虑「戏剧性」，后考虑、少考虑整个剧目的思想性。可见当时对戏曲工作的要求是强调其实际功能或作用，而不是其艺术水平。后者仅仅是一个渠道，前者才是主要目的，即借助於戏曲进行思想教育。而这时候的思想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接着这篇社论又举出「整装待发」一场中把高波的牺牲改为不死的例子说，「也有不少同志舍不得「为革命把最后一滴血流尽，献出十八岁美丽的青春」那句动听的「反西皮」唱腔。凡此都说明，正确对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加以掌握，一味的追求技巧，追求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戏」，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就很难塑造的完美。整个戏的主题思想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

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节，文章认为，「关於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着重塑造正面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通过他们的光辉形象和先进思想，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伟大任务，许多年来一直在展开广泛地讨论，早已不是甚么新鲜的课题了。」那么针对戏曲中一撮毛夺图杀人、神河庙装神弄鬼都，文章认为「用去了整整一场或差不多一场戏，造成削弱了正面人物的光彩。」在删去以负面任务为中心之场面的同时，修改后的戏曲增添了正面人物少剑波在「紧急的时刻与複杂的的情况下，沉着应付纷至沓来的困难和事变。」从而突出作指挥员的思想作风。原演出本中少剑波应老乡的要求在不适当的时候开动火库，造成人员伤亡、栾平逃走的「严重后果」也都被删去了。

原演出本中，杨子荣进威虎山时，是蒙眼引进，后来改为「大踏步挺身走进」。这一行动尽管能反映杨子荣的英雄气概但在尚未赢得座山雕的信赖时，匪徒让她睁开眼睛进入他们的底盘，难免显得过与夸张或至少使匪徒显得过於愚蠢。

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一节，作者称：

「在京剧老戏里，人的鬍鬚可以长到一两尺长；青年男子说话真假嗓参半……这些，从生活逻辑来分析，是很难解释或者说为尽合理的。」

因此，《智》剧根据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念白採用京白。虽然京白同普通话尚有一定的差别，但更接近普通话。文章认为韵白过与夸张一些。同样，行当角色的动作也较近乎自然。

然而，这种从生活现实出发的精神仅仅局限於念白、动作、扮相等方面而不可用在人物形象塑造一方面。正如前所提及，任务哪怕离开了生活现实还是夸张一点为好。

期间中国人民除了看报纸，读着作和语录而外所接触到的唯一娱乐形式就是样板戏。29样板戏的故事情节简朴，表演程式明晰，语言较接近白话等特点也使它能够成为最适当的大众宣传工具。

到1964年6月5日的时后，样板戏已经有神化英雄、魔化负面人物，从而使善恶是非之分绝对化的倾向。在当时的气氛下样板戏所反映的善恶之分、「敌我」之别的绝对化的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青少年尤其是容易被煽动，期间参与暴力或极端行动的人当中，中学生之居多30或许与此有关。

自然，娱乐媒介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一个複杂的现象。观众年龄、所处环境、心态、思想素质、文化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将使所受影响呈现相应的差异。为从观众的角度看样板戏对他们的影响，笔者採访了期间看过样板戏或参加过样板戏演出几位学者。因篇幅有限以下只罗列访谈内容的要点。

第四节访谈录

因採访目的是探讨时期样板戏给两位老师的印象，採访以非引导性31的方式进行，即尽量避免提出有关样板戏之影响的直接式的问题。笔者只是请受访者凭有关记忆谈一下对样板戏的印象和观看样板戏的经验。32

为便於分析，本文将访谈中的相关内容以单句格式列出来，具体如下：

1.当时对样板戏的印象与现在对样板戏的印象不同2.初看样板戏时抱着一种神圣的感觉3.当时沉浸在对革命的崇拜，对样板戏的信仰很虔诚4.感到样板戏是崇高的，美好的5.认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无从比较，到了后期（即70年代初）有了外国电影（以朝鲜，阿尔巴尼亚，月南等国家的电影为主）后有可能比较。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对照时外国片子对人情的渲染，这是样板戏所没有的东西6.样板戏是赤裸裸地宣传革命，太直接了一点！

7.1975-1976年间参加了知青宣传队，演过样板戏，在演戏时就不绝的神圣了，但还没到怀疑或对抗的程度。1977年开禁之后有了更多的比较，就开始感到那时的确是很单调8.期间，尤其是样板戏刚出来的时候，作为那个年代的人，尽管前也看过一些电影，但是那个时候对革命的宣传使我们下意识地排斥了以前那种印象。

9.被否定之后，对样板戏的印象可以说是180度的变化。之后对样板戏的看法是讨厌、否定、认为它一无是处。因随大流，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普遍现象。

10.参加样板戏演出时表演的主要是摺子戏如《白毛女》，《沙家浜》，《杜鹃山》等11.偶尔上台，主要在后台乐队拉小提琴等乐器。演出多为露天式，所以没有追灯，到公社时就可在礼堂演出，其效果就会比较好。

12.在农村观众主要是看热闹，当时电视、收音机都很少，有时候为了观看样板戏人们会骑着脚踏车或乾脆走路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去看13.最初看样板戏时还在小学，看了样板戏后觉得很高兴，很新鲜。

14.谈不上崇拜，当时就好比一个新的电影出来。只觉得的新鲜。而且作为娱乐方式当时没有别的选择15.首次看到样板戏是初期在重庆的一个电影院16.学校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即从学生当抽出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去演《红灯记》之类的样板戏。当时能够加入宣传队是个荣耀，自己没有参加17.觉得观众对样板戏的态度还是比较正面。都觉得唱得好，歌词写的也很好18.学校也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样板戏，也做宣传。就跟现在的电影一样，到处贴着广告，且还有读本可以看。较容易看懂，电影版还附字幕19.个人只觉得新奇、杨子荣那种男子汉的英雄气质很吸引人20.就和电影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它的热情开始淡化。但因八个样板戏不是同时出来，它就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群众的热情21.认为样板戏同世界每一个地方的电影一样隐藏着一些意识形态的称分，但观众不一定去注意它22.年轻人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尤其像《海港》的样板戏，因讲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敌人，有可能促使他们在周围寻找类似的人或事23.认为从一般大众的角度看，看样板戏可能就以娱乐为目的。官方当然希望通过样板戏提高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意识24.那时候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旧电影在破四旧时就给破了，牛鬼蛇神也不让演了25.1971年下乡，到此时对样板戏的热情已经淡化了

以上访谈录说明人们最初样板戏的印象是「神圣、高尚、美好」等，对「革命」充满热情而「下意识地排斥以前的印象」。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话语通过样板戏对人心产生的影响。有些人将之称为「毒化教育」。另一方面，也有人注意到样板戏是「赤裸裸」的宣传意识形态。

此外笔者注意到年龄与处境的差别使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样板戏。当时已投入革命的人觉得样板戏很神圣，但还在小学读书的人却只觉得它只是新鲜而已。

结语

样板戏是特定政治话语的产物。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它固然有艺术方面的特点，但其政治功能较为突出。娱乐媒介最容易传播思想，也最容易使人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隐藏在其结构和内容之间的意识相态或政治立场。样板戏至少有4至5年垄断了中国的娱乐媒介，因此它对人民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

为了符合「三突出」等要求，样板戏在内容和形式上严重的偏离现实，把「敌我」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把英雄人物神化而把负面人物妖魔化。在期间一个人一旦被戴上了敌人的帽子之后，人们就似乎不必把他当人看。这种态度和做法同样板戏魔化「敌人」的情况极相似。

中国知识份子在其回忆录中所叙述的批斗会情景，在样板戏当中可看到其原型。其中「革命者」以「牛鬼蛇神」称呼「反动派」的做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归根结底，牛鬼蛇神本来是指传统戏曲带神秘性的内容而言。到了时期它却泛指一切被「揪出来」的坏人。批斗者给被批斗者脸上涂黑、戴高帽子，自己却摆一幅英雄架子或许是受了样板戏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自然将期间群众行为全盘归咎於样板戏也将是把一个很複杂的现象过於简单化。然而，极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所引起的。那么作为政治话语的载体，样板戏堪称起到了传播和加强这一话语的作用。

文化媒介对人们心理的影响需在更加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但说样板戏对观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间的极端行为还是合乎逻辑的。

参考资料：

一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相关文章、社论二《智取威虎山》录影光碟三李辉编：《八大样板戏》﹙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业1至70.四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样板戏及内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五戴嘉枋：《走向毁灭》﹙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页218-261.六Mackerras，Colin，ThePerformingArtsinContemporaryChina﹙London：R&KP，1981﹚，1-37.七龚小夏：〈「」中群众暴力行为的起源与发展〉，载於《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66年八刘艳：〈「样板戏」观众与乌托邦文化〉，载於《艺术百家》，1996年03期九杨健：〈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发展〉，载於《戏剧》，1996年04期十金常烈：〈我国舞台照明发展的掠影（续）〉，载於《戏剧》，1996年01期十一刘景荣：〈拉开一段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样板戏今评〉，载於《河南大学学报》，第34卷，第五期，1994年9月十二李蕙冰、邝瑜慧：〈「样板戏」的二三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CH3222课论文，2001年

註释

1有关的诠释模式，请参考高皋和严家其《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oderickMacFarquahar，"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CUP：NY，1984；LucianPye，"Reasses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ChinaQuarterly，no.108（1986）。等

2有关不同诠释模式的评论，请参考MoboC.F.Gao"MaoistDiscourseandaCritiqueofthePresentAssessmentsoftheCulturalRevolution，"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Vol.26，No.3（1994）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3

要注意语言的启发性

很多学生之所以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与教师长期的灌输式教育也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很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往往会花上很多时间把教材上的知识点一一总结归纳，然后在课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劳动成果一丝不差地“丢”给学生。这种“喂食”式的教学方式虽然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却也剥夺了学生思考的权利。

要知道，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年龄段，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让他们单纯地扮演知识容器的角色，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政治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些启发性的语言来告诉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喂进”学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给学生上到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积极的生活态度》这节课的内容时，在说到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长篇大论地给学生讲授树立目标的重要性，而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某研究机构曾经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的内容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拥有目标，测试结果显示，在这个班级中，有20%的学生有明确而远大的目标，55%有模糊的近期目标，而25%的学生则表示没有目标。

20年以后，这家机构对当年参与测试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拥有明确目标的20%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了社会上的杰出人才，而拥有模糊目标的学生则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层，至于那些没有目标的25%的学生，如今的生活状况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处于社会的低层。通过这个案例的启发，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要重视身体语言的运用

在教学语言中，身体语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明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懂得运用身体语言，有的教师一堂课上下来，脚步基本上就没有迈出过讲台以外，更谈不上身体语言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口头语言以外，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等都属于身体语言的范畴。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4

本文选择的期刊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5种思想政治教育类重要期刊，检索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具体为《思想教育研究》发文318篇、《思想理论教育》235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430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717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89篇，合计检索出1889篇有效文献（已经剔除如会议综述、非学术文章、访谈、消息等非研究论文），6708个关键词。

二、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统计

（一）论文作者分布。论文作者年度发文在4篇以上的16位，发文为71篇，占总数的3.75%。北京师范大学的冯刚位列第一，发文7篇；兰州大学的王学剑、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和靳诺、武汉大学佘双好4位作者发文5篇，位列第二；武汉大学的丁俊萍和骆郁廷及宋俭、清华大学肖贵清和吴潜涛、华中师范大学刘宏达和秦在东、西南交通大学林伯海、湖南大学柳礼泉、上海师范大学石书臣、中国人民大学王易11位作者发文4篇，位列第三。上述16位作者年均发文4.4篇，全部来自985院校。（二）论文地区分布。作者分布于除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外机构分布3篇论文。高度聚集于中、东部地区，欠发达或边远地区分布量明显偏低。发文40篇以上的16个地区依次为北京322篇、湖北252篇、上海203篇、江苏169篇、四川100篇、吉林88篇、河南81篇、广东80篇、湖南59篇、安徽56篇、辽宁54篇、浙江49篇、山东和黑龙江43篇、重庆42篇、广西41篇，合计分布1682篇论文，占总数的89%，其余15个地区集中204篇，占总数的11%。（三）研究机构分布。1889篇论文分布于526所各类高等院校（少量分布于研究机构等），平均发文3.59篇。其中，10篇以上的40所高校。依次排在前为武汉大学92篇；东北师范大学59篇；中国人民大学42篇；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均40篇；北京大学33篇；武汉理工大学32篇；清华大学31篇；复旦大学和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8篇；上海交通大学26篇；北京科技大学23篇；首都师范大学22篇；河海大学20篇；吉林大学19篇；安徽师范大学18篇；上海大学16篇；江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15篇；福建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14篇；电子科技大学、南开大学13篇；哈尔滨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2篇；浙江大学、中国矿业大学11篇；河南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大学10篇。40所论文高分布机构集中了863篇论文，占总数的46%。高分布区域的40所高校93%为985、211院校。其余，468个机构分布论文1026篇，占总数的54%。1889篇论文所分布的526个机构，高度集中于各类高等院校，包括普通本科322个、占机构总数61%，985/211院校94个、占总数18%，高职高专87个、占总数17%，其他23个、占总数4.3%。

三、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

（一）高频关键词。本次检索所得1889篇论文6708个关键词，篇均关键词3.55个，重复出现2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一共27个，重复出现的总次数为1451次，平均每个高频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为55.8次。详见下表。（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以提高亲和力、针对性进而提升学生获得感为目标，具体落脚点为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教师，同时，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为重要基础和支撑。（1）学科建设滋养课程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持久的魅力需要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和较高的学术品味，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势在必行。教师学术水平提升了，视野就开阔，课程的整体水平随之提升。反之，缺乏学科支撑和学术品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具备说服力和持久的影响力。（2）课程体系是教学的依托。首先要准确把握政策方向，遵循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原则，有机整合该学科不同类型知识，实现自身课程体系的融洽。其次，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整合其他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处理好不同层级教育之间的内容衔接。（3）教学内容为教学主体。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式方法，内容为核心。现行统编教材坚持了科学性、规范性，但仍然存在诸如理论视野狭窄、批判功能缺失、话语方式呆板、内容相互重复等问题，亲和力和针对性不够。遵循政治性、理论性、教育性、发展性有机结合的原则，改进教材编写的思路和方法，拓宽理论，增加知识含量，避免内容重复，确保话语的科学化与通俗性，同时保持内容连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在知识诠释的基础上，验证理论知识，并实现价值的引领。在内容体系构建方面，学者已达成共识，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型，将教科书变成教案，把教材学术性的书面语言转变成学生乐于接受的较为通俗且不乏严谨的书面语。在话语形式转换的同时，要求教师能够将当前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大学生热切关注的现实问题以及他们内心的种种困惑，嵌入教学内容，回应现实，实现价值引领。（4）教学方法改革以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紧密结合为着力点。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课上课下多种方式交叉，整合校内外以及网络的各类教育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强调互动与对话。构建学生全方位话语体系，包括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与人民大众的对话，学生与教材、与社会现实生活对话。强调重复教育，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亲身实践，不同形式的反复多次刺激，方能完成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创设情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包括在课堂设置的讲故事、演绎短剧、微视频、微电影、设置问题、模拟场景、案例教学等，让类似的场景重现，唤醒和激活学生的潜意识，实现价值观的认知认同。（5）教师形象塑造。教师良好的学术魅力、理论魅力、道德魅力、人格魅力能够提高对学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使学生对老师心生好感，以缩短心理距离。教师本身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视野，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儒雅大方的气质；能够灵活运用话语技巧，实现教案的书面语言向口语的成功转型。同时，教师还要熟悉学生的话语体系，善于运用学生熟悉、喜欢的话语风格和形式。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仍然备受学者关注。（1）文化认同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文化，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理论之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价值首先认同文化。人们对于文化的从自觉认知到认同是一种复杂而漫长的心理过程，制约着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践行程度。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坚守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并自觉传承，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滋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提供丰厚的教材。儒家道德主义建立完整的修身成人理论，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强调使人获得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完美契合儒家的成人思想。同时，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累的民间丰厚的文化资源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优秀传统文化理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活生生的教材。植根于中华民族古典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根同源。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辉煌，凝聚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滋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成为价值观培育的资源。（3）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已基本构成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网络平台、社会实践、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格局，且制度保障贯穿各个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主渠道、主阵地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环节。优化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模式，整合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构建复合化教学团队，成为思政理论课改革的重要内容。校园文化建设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一个亮点。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丰厚的校园文化底蕴是学生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的首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实践基地，而且这些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走向日常化、生活化，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功能持久而稳定。3、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大思政理念改变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辅导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研究成为热点。（1）辅导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必然性。长期以来，辅导员队伍选拔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知识结构及来源混杂，队伍不稳定，身份不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模糊。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社会地位认可度不高。大思政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生了结构性改革，整合校外资源、学校内部的各方面的教育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舞台势在必行。以思政教学为主渠道、以日常思政为主战场形成了思政课教师与学工处和团委“三位一体”的教学团队，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联动的局面迅速展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撑。2005年以来，教育部相继颁布文件强调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特别是2014年3月教思政[2014]2号文件《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2）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关照学生管理和教学、科研等多方面，建立辅导员职务、职称晋升细则，保证其职业发展渠道畅通；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学历、学位、专业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严格筛选，在高校尚未设置辅导员专业的情况下，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哲学、职业教育等学科的毕业生，或者择优选择有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往届毕业生。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建立长效的职业资格考核制度，确保辅导员的特殊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同时，建立科学考核制度，使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从制度约束到自律。（3）专业化发展是核心。职业化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专业化是职业化的核心要素。学者聚焦点在于尽快在高校设置辅导员专业，培养适合辅导员工作的特色人才。根据辅导员工作的实际需求，参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哲学、职业教育专业细化专业，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并进行特色定位。课程开发是专业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样辅导员专业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等设置环节也要参照上述学科专业进行，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同时，建立经常性的非全日制短期培训，实现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4）一般能力和通用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一般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这些能力作为辅导员来讲必不可少。辅导员既要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又要做心理咨询师，所以需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合作能力。作为高校教师的辅导员，需具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逐渐向专家化方向发展。辅导员的教学管理逐渐纳入正规，不但承担选修课，而且要承担系统的专业课教学。同时，高校科研部门要为辅导员创造机会进入科研领域，在课题申报和科研条件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培养专业带头人。（5）创新辅导员工作模式。改变原来的分散单干的局面，实行团队、工作室工作模式，建立辅导员导师制度，整合资源，初中高级辅导职责分明，协同进行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同时在工作中实现初中级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职业分工是职业进化的标志，辅导员工作职责细化能够加快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4、全面从严治党。（1）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性。从世情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是相应的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亟待依靠党的建设应对国际风险。就国情而言，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果，但是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基于党情，党历经9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创立了系统的执政理论，但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党的执政能力和整体素质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充分继承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创立的系统、全面的党建思想，吸纳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建党理论体系的先进性、时代性、可操作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2）全面从严治党的格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强调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机联系和协同作用，构建“五位一体”治党总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的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格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形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良性互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格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首先，建党寓于治党过程之中，避免为建而建；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次，新时期党建格局的各个部分互为一体，互相联动，相辅相成。政治建设居首位，严守党纪；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时发力；制度建设贯穿各个环节。再次，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基础平台，完善党内内外监督机制以及考核机制。（3）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守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党中央创造性地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之一，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党的建党治党有机结合。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实现了“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完美对接，显示党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密不可分。5、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冲击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学者的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把双刃剑。（1）教育主客体关系受到颠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是开放、自由、平等、互动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受教育者主体性充分崛起，并向多元主体转化，从而弱化了教育者的核心地位和话语权威性。（2）互联网的教育信息海量、丰富，且更新速度极快，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面临着能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严峻问题。互联网技术人才匮乏，师生开发运用大数据的综合技能偏低，使得信息转化成知识，知识转化成智慧难度加大。（3）“微时代”催生了“碎片化”阅读。学生利用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等电子终端，在零碎的时间断断续续地阅读片段性的内容。“碎片化”阅读以其简洁、通俗、实用以及趣味性强等特点强烈地吸引了学生的眼球，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有效应对挑战的路径。（1）构建教育媒介平台，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资源，拓展话语空间；完善信息过滤和监控制度，拦截不健康的信息，建立健康的话语体系，规制网络话语权力场域。（2）建立一支复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并有效吸引信息技术人才。（3）完善大数据法律法规，为技术和数据应用提供制度保障。（4）建立有话语权威的网络意见领袖队伍，有效甄别、疏导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通过自己的言论强化正向舆论、屏蔽负向舆论、传播主流思想舆论。6、意识形态。互联网技术冲击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研究因此受到关注。（1）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且具有包容性。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历反复的逻辑推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照社会大众的期待，与中国梦和个体梦相契合。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反动思潮的同时，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因素。（2）牢牢掌握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弱化”，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首先，要掌握互联网和新媒体核心技术，牢牢掌握网络传媒的主控权，健全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标准及过滤机制，建立以官方微信、门户网站、微博、网络互动社区等为载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平台，为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体系，严格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元化指导，通过培养网络意见领袖、议题设置等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再次，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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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5

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语言文本不再是交际的唯一手段,图像、手势、动作、颜色、声音等其他非语言符号也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多种符号资源构成的社会中,意义的构建不再单纯依靠语言文本,而是越来越依赖各种符号资源的整合。人类交流所依赖的媒介和渠道被称之为“模态”(modality),例如:语言、声音、颜色、图像、手势等符号系统。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交际行为,话语自然具有多模态性。传统的话语分析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对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语言的组织结构、使用特点、语法规律、语言中的制约因素等内容,忽略了能够传递大量重要信息的其他非语言符号。可见,传统的话语分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交际需要,多模态话语分析符合当下信息时展的要求和趋势。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人类理解丰富多彩的符号系统提供了新视角,目前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分析方式。像语言一样,视觉符号和声音符号貌似正常或中立(平淡无奇),实则隐含着个人或社会团体的不公正、偏见和歧视。因此,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我们应坚持批评的立场,给予非语言模态符号足够的重视,关注其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观点。在多模态话语和批评话语分析互相影响和借鉴的基础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

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概述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西方开始兴起,引起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话语分析注重分析语言符号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忽略了对其他符号系统(例如:图像、声音、颜色、手势等)的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交际开始依靠多种模态共同完成,包括图像、音乐、声音、颜色等。而这种运用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就是“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dis-course)。学界对交际中出现的图像、手势、姿态以及空间的运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者们认识到,对于意义理解不仅需要对话语语言的分析,更要对独立或相互依赖的其他符号资源进行研究。法国语言学家BarthesRlando是最早从事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形象的修辞》中探讨了图像在表达意义上与语言的相互作用[1]。Kress和VanLeuwene[2][3][4](P343-368)[5](P35-50)作为社会符号学的代表研究了模态与媒体的关系,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构建了视频话语的分析模式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探讨了多模态符号表达意义的现象,包括视觉图像、颜色语法以及报纸的版面设计和不同媒介的作用等方面。2007年,朱永生[6](P82-86)提出了两种多模态话语的识别标准:(1)同时使用两种模态的话语叫做“多模态话语”;(2)只涉及一种模态,但包含两个或更多符号系统的话语也是“多模态话语”,比如:视觉模态中的平面公益广告,既有文字又有图片。近十年来,多模态话语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统计,可以发现:(1)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法和符号学;(2)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主要为:言语、隐喻、身份、手势语、系统功能语法、语境和视觉;(3)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静态多模态话语中的视觉和语言模态。虽然相关研究在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1)忽视构建语篇的整体意义的动态操作和多模态语篇背后的认知机制;(2)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3)静态研究偏多,动态研究较少;(4)忽视各个模态之间的关系;(5)缺乏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和软件开发。另外,未来的多模态研究应加强以下方面:(1)跨学科研究与学科的融合;(2)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是一个语言研究理论,更是一个应用领域。一些其他学科领域(例如:后现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到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分析人类如何通过各种模态资源传递信息、产生意义、表达情感、构建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三、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者,以系统功能语法的三大元功能为工具,分析文字、图像、动作等符号模态,但是一些学者开展了以认知语言学核心概念为界面的跨学科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工具和理论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认知隐喻理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者CharlesFrcevilleo[7]于1996年出版了博士论文《广告中的图片隐喻》,将隐喻研究延伸到非语言模态中,掀起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发展。后来,他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主要研究多模态隐喻的理论基础及应用分析,同时关注多模态隐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例如:多模态隐喻的区别性特征、语类性特征、模态配置方式。另外,他的研究所涉及的语类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漫画、广告、动画、电影、音乐、手势、雕塑等,为同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迪。他在多模态隐喻研究领域的成果丰厚,不仅奠定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其他应用研究提供了典范。2015年,MaríaJsúsPnarSnzeia[8]出版了论文集《多模态与认知语言学》。该论文集不仅在理论层面把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和合成空间等概念扩大到多模态隐喻研究中,分析多模态隐喻创建和解读的认知机制,而且形成了以文献回顾为辅、实证研究为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新模式。另外,该书综合多模态研究的各种理论,将多模态研究置于认知语言学框架之内,汇集众多学者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标志着多模态和认知语言学的互补融合,也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参考。国内也有学者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但基本上集中在多模态隐喻分析方面。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曾立[9](P11-14)于2004年开始关注非语言模态的隐喻认知机制,探索认知隐喻的相似性和语义冲突在图文隐喻运作中的作用。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相关论文从2010年开始零星出现,其中赵秀凤[10](P18-29)[11](P45-47)2篇,结合实例探讨了多模态广告语篇中隐喻的构成、识别和解读,以及隐喻性多模态广告语篇中整体意义的动态构建过程。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在近几年内发展迅猛。《外语学刊》2011年第一期和《外语研究》2013年第五期分别开辟了“多模态转喻和隐喻”研究专栏并刊登了4篇相关文章,或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引介,或结合具体语类展开实例分析,或勇于创新、积极借鉴其他理论,至此国内掀起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热潮[12](P54-57)。另外,李健雪和俞越聪[13](P137-140)对《多模态与认知语言学》进行评介,不仅介绍主要内容,还总结了该专著的主要贡献、特色及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无论在语言观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都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认知语言学可以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多模态话语分析拓宽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四、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6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1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现阶段对纪录片的研究中，关注点比较分散，大多着眼于表层分析，鲜见深入、系统对纪录片进行考察的文章，而对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中，大多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纪录片的发展，对纪录片发展史进行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但是，以上学者对纪录片方面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实基础，为问题的阐述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切入点。

二、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

1话语理论和话语在国内的运用

在西方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涛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其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即认识论的话语观；其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日话语权。突破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一系列话语的研究中，福柯通过《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著作，不仅对话语做出一般性理论描述，而且对特定领域(如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化的成就)的话语活动作了“考古学”或“谱系学”的历史分析。福柯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话语是权力的关系”。在话语的权力结构或权力关系中，一些话语处在优先的、显著的、合法的或自然的位置上，另一些话语则从边缘的、被压制的地位努力抗争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而表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意识形态一词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意义。某些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制度化为社会的共识，并以中立、自然、理性、科学等名义确立为普遍接受的知识系统，某些话语则被忽略乃至否定为谬误、疯癫或愚昧。

国内对“话语”(discourse)的运用，主要在四个领域：一是语言学领域，有一种话语语言学，其中的“话语”一词，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或者篇章。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故事”、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刘安军认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第三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和思想史等领域。陈晓明于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便以《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主体》为题，陈晓明认为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严锋在《现代话语》一书中使用的话语资源也来自于福柯，他认为福柯没有提出一般的话语理论，强调的是话语实践。第四个领域，也是现在话语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媒介话语的研究。郭路的《对传播话语权的一点思考》(《东南传播》，2005年，10期)中认为现阶段媒介具有权力，这种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权力体现在它拥有传播话语权。并探讨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媒体如何把握手中的传播话语权，承担媒体还公众以知情权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吴晓明的《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倾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中探讨了当代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存在着的话语霸权现象和话语歧视现象。李敬波的《浅谈大众传媒之双刃剑——话语权》(《写作》，2003年，21期)一文中探讨了大众传媒及其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弊端问题。刘晓伟的《媒体的话语统治与传播效益》(《当代传播》，2003年，6期)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社会政治的需求和公众舆论的要求，使它在被赋予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的使命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统治话语”的地位。

2语话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

“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提出，他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通过分析一篇关于生发水(hairtonic)的广告，探讨了解释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当代话语分析的发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美等国家，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话语分析的行列，从而促成了这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众多研究方法和学派。20世纪70年代，在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orCDAI异军突起，其中代表是福勒(Fowler，R.)、克雷斯(Kress，o.)、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14.)和梵·迪克(vanDijk)等。他们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不把话语当作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Foucault，M.)的定义“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福柯，1971)。通过分析话语结构，寻找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Powcr)关系的。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方法，以上四位学者都曾经或正在以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独具魅力的一个分支，称为“批评性新闻分析”(CriticalNewsAnalysis)或“媒体话语分析”(MediaDiscourseAnalysis)。其中梵，迪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尝试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媒体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的著作，如《通讯种族主义：思想和言谈中的种族主义偏见》(1987)、《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新闻分析》(J988)、《种族主义和报纸新闻》(1991)、《精英话语和种族主义》(1993)、《意识形态》(1998)等等。把话语和话语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把基于媒介运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媒介文本研究。费尔克拉夫(1995)在《媒介话语》一书中，把媒介话语分析的方法归纳为：语言和社会语言分析，对话分析，符号分析，批判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社会一认知”模式，文化一类型分析等等。菲斯克(1987，《媒介文化》)在讨论电视文化时，开篇就“电视、话题和术语”作了准备性的阐述。他说，为了理解节目的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的生产，需要理解话语的运作。在媒介研究中，话语一词最简单的含义是语言的组织，语言的扩展使用。当语言扩展到非语词文字的表达时，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话语、照明的话语、镜头剪接的话语等等。然而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取代它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在后一个层面上媒介研究对话语一词的使用涉及到媒介产品的意义表征。媒介产品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总会在某个重要的话题范围内涉及到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并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话语或话语实践的任何思考必须包括三点：它的话题范围、它的社会来源和它对意识形态的作为。

媒介话语分析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1期)主要从理论背景、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宏观上阐述了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大众传媒话语研究的相关问题。潘章仙《多学科、多视角的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对主要的几种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徐赳赳介绍了VanDiik的话语观，马博森评述了Schiffrin&Hamilton关于话语的看法，等等。国内学者不仅对媒介话语分析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而且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媒介话语分析实践。王华的硕士论文《英语报刊杂志经济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以福勒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为理论框架，结合新闻事件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摘自中外出名报刊杂志的一些对于同一经济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刘文英的硕士论文《从批评性语篇分析角度浅析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政府记者招待会个案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7)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三维”方法论对于朱镕基的五次记者招待会分别从文本层面，话语层面和社会文化背景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邱春安《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话语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9期)通过对借用美国会话分析理论对英美国家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新闻访谈节目中，采访者和受访者在新闻访谈特殊的话轮转换规则的制约下构建了特殊的互动模式。孙倚娜运用伯明翰话语分析模式对美国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的话语语料进行了分析。慈祥《电视娱乐节目结构的话语能力初探——兼论<非常6+1>的话语生成机制》(《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4期)将电视娱乐节目视为依照特定程序对语言符号进行编码的文本，依据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方法，从娱乐节目的本体特征进行文本要素一结构性分析，阐释了潜隐在娱乐节目文本之中的形色话语的生产、运作机制和流通、控制过程，等等。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而学者话语分析特别是媒介话语分析的实践更为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参考和方法借鉴，对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帮助。

三、纪录片话语的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上的零星论文。已经开始正面涉及纪录片话语领域。《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柏佑铭，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4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到多元文化的复兴——我国军事纪录片发展模式初探》(黄莉莉，现代传播，2004年，4期)、《亲民倾向——主旋律纪录片的一个选择》(杜军，《中国电视》，2005年，7期)、《警惕DV影像的国家形象误读》(张昌旭，《青年记者》2004年，10期)等论文探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表现，以及纪录片如何更好的构建意识形象问题。《历史影像与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特征》(印少云，《中国电视》，2006年，5期)、《自任以天下之重——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品格》(严芳，《艺苑》，2007年，1期)、《视角更加多元创作更趋自由——浅析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李薇，《山东视听》，2005年，10期)、《边缘纪录——人文思想的影像诠释》(韩燕君，《中国电视》，2005年，10期)等论文论述了纪录片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并探论了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更好地融入纪录片的创作中去的问题。《大众文化语境下纪录片的生存对策——加强对话性》(梁颐，《新闻知识》，2006，2期)、《电视纪录片大众化走向思考》(王秋馥、任慧、许冰，《新闻传播》，2007年，1期)等论文对大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探析。因为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一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纪录片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从宏观上进行了探讨，张红军的《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态势》(《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1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这化，与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及学界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三种主要形态：主旋律纪录片、大众式纪录片及精英纪录片。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这三种主要形态在当今文化的影响下，经历相互间的冲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各自的发展态势。张同道的《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电影艺术》，2000年，3期)认为，90年代的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边缘文化形态。这四种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共同构筑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品质各异，风格多样，矛盾而又丰富，汇成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进行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史料基础，而且一些学者在媒介话语与纪录片话语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更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视角上的借鉴。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7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8

根据研究机构MiniwattsMarketingGroup(2018)的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突破40亿，超过5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接近90%。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交际模式，传统线下交流逐渐向线上沟通转变(耿敬北等2016)。由于互联网载体的特殊性，基于网络的沟通亦呈现出特有的语言形态变化，单一的语言媒介逐渐被语言、图像、声音等综合构成的复杂媒介所取代(冯德正等2014)。由语言和非语言等多种表意资源构成的网络多模态话语成为当前人类话语实践的一种主要形式与主流趋势(Martin＆Tyner2012;Martinec2005)。网络多模态话语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国际研究者关注。自20世纪初，研究者开始借鉴Kress＆vanLeeuwen(1996)的“视觉语法”、Norris(2004)的“多模态互动分析”等来探讨网络媒体话语、网络日常交际等多种形式的网络话语。近年来，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愈发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不仅研究领域和范畴不断拓展，同时还开始融合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等方面亦不断推陈出新。反观国内，虽然冯德正等(2015)、国防(2016)等学者不断强调研究网络多模态话语的重要性，但国内相关研究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检索发现，近十五年间CSSCI期刊只发表了16篇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只有9篇，且研究主题较为单一、研究方法仍存在局限。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网络话语作为新兴主流交际语体，多模态话语与传统媒体话语的共性、差异与特征值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本文拟对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研究将运用内容分析与定量统计法，对2004－2018年间国际SSCI期刊收录的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论文从发展现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以求客观展现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相应研究启示。

2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SSCI)期刊收录的网络多模态话语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在WebofScience数据库中，以“online+multimodal”等5个词组①为关键词对“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区间为2004－2018年，检索语言为英语，检索类型为论文。同时，考虑网络多模态话语多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相关研究已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传播学界对相关问题也较为关注(冯德正等2014;Jovanovic＆vanLeeuwen2018)。因此，为保证研究样本的完整性，检索时将研究领域限定为语言学和传播学。以此标准检索共得到206篇预选论文。而后通过直接下载和文献传递两种方式获得文献全文，并逐一分析论文主要内容，剔除研究主题和内容不是网络多模态话语的文献(如只在论文题目、关键词或摘要中提及网络多模态话语，但未对相关内容进行实质性分析和讨论的论文)。最后，共获得158篇SSCI网络多模态话语样本文献。本文对样本文献的分析将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将采用全景视角，从发表时间和数量、发表期刊、作者情况和研究类型4个维度，展现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发展现状;然后，将通过考察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最后，将分析重点聚焦于实证研究，通过分析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4个方面，展示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实证论文的研究现状及方法论概况。为详尽展现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分析将以五年为单位将样本文献划分为三个时间段(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进而按照上述分析思路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分析。编码人员为本文的两名作者。调研中，我们随机抽取15%的编码结果检验编码员间一致性，Krippendorff系数为093，表示编码有效，信度较高(Krippendorff2004)。

3发展现状

31发表时间和数量。本文首先统计158篇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样本文献在各年度的发表数量。结果显示(见下页图1)，相关研究发表数量总体上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2013年以后增长势头尤为明显，发表篇数从2012年以前的8篇以下上升到2016年后的25篇以上。这一趋势反映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积极发展态势，说明相关研究在国际学界愈发广受关注。32发表期刊。表1列出样本文献在三个时间段内的主要发表期刊(发表数量≥3篇)。158篇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共发表于59本期刊，其中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ReCALL和JournalofPragmatics4本期刊的发表数量最多，均达到10篇或以上。同时，期刊的时间变化情况显示出两个趋势:第一，期刊范围不断扩大，期刊数量从2008年前的8本增长到2014年后的46本，LanguageTeaching等语言学权威期刊从2009年后开始陆续发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第二，核心期刊发表数量不断增多，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等较为关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都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期初的1篇左右增长到近期的9篇以上。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受国际主流语言学界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33主要作者。样本文献涉及的作者较多，下页图2列出了三个时间段内发表总量靠前(数量≥3篇)的9位作者的发表情况。9位学者都是从2009年以后才开始陆续发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其中，有三位学者发表数量最多，均超过5篇:KayLO’Halloran现供职于英国利物浦大学，主要关注多模态语篇分析研究;SabineTan和PeterWignell现供职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多模态语篇分析、多模态分析工具开发等②。其后，发表数量为4篇的三名学者:NicolasGuichon现供职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JohnSKnox现供职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主要从事多模态语篇分析和网络媒介话语分析研究;HelenCaple现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从事新闻话语分析、新闻话语符际关系研究③。最后，有三名学者发表数量为3篇:KevinHarvey现于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MugeSatarCoen现供职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TheovanLeeuwen作为多模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现于南丹麦大学从事相关研究工作④。可见，澳大利亚与英国学者在当前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中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且相关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多模态话语分析、工具开发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34研究类型。参考Dornyei(2007:16－17)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类型的分类，我们将样本研究划分为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两类。实证研究使用样本数据，并包含清楚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过程;而未使用样本数据也未清楚论述上述内容的研究均属于非实证研究。统计结果显示(下页图3)，158篇论文中非实证研究34篇(占比215%)，实证研究124篇(785%)。同时，实证研究数量和占比近年均呈上升趋势，数量从期初的5篇增长到近期的88篇，比例从期初六成增长到近期的八成以上。这一趋势反映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质量不断提升，实证研究已成主流。

4研究主题

参考应用语言学研究权威期刊AppliedLinguistics⑤、多模态研究权威期刊VisualCommunication⑥以及Barton＆Lee(2013)分别对应用语言学、多模态话语以及网络话语研究主题的分类，我们对158篇样本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下页表2)，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探讨了12个主题。其中，网络语言教学(38篇，241%)、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38篇，241%)和网络批评话语分析(28篇，177%)是最受关注的3个研究主题(共占658%)。另有超两成论文(253%)重点关注了网络身份构建(16篇，101%)、网络会话与互动分析(13篇，82%)、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11篇，70%)3个主题。最后，还有少量研究探讨了话语分析软件开发利用(4篇，25%)、网络语言素养(3篇，19%)、网络词典学(2篇，13%)、网络翻译(1篇，06%)、网络多语言使用(1篇，06%)以及其它(6篇，38%)等6个主题。从三个不同时间区段看，研究主题近十五年的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即研究主题从期初的6个增长到近期的12个，网络词典学(Liu2017)、网络翻译(Afli，Barrault＆Schwenk2016)、网络多语言使用(Aflietal2016)等话题从2009年后才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第二，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以及网络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数量和占比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这一发现基本验证了冉永平等(2019)的研究结果。相关研究探讨的话题也较为丰富: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研究讨论了符际关系(Martinec2005)、转喻与隐喻(Tay2017)、语类分析(Zappavigna＆Zhao2017)、语步分析(Lam2013)等多方面的内容;网络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考察了网络话语在政治(Ben-David＆Matamoros-Fernandez2016)、经济(Moran＆Lee2013)、文化(Hunt2015)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意义构建。第三，2009年以后研究者开始重视话语分析软件的开发和利用。例如，Smith，Tan，Podlasov，＆O’Halloran(2011)论述了多模态研究者在网络环境下运用分析软件进行多模态研究的困难与挑战;Krause＆Zeldes(2016)和O’Halloran，Podlasov，Chua，＆Marissa(2012)分别介绍了新开发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软件ANNIS3和TheMultimodalAnalysisSoftware，为研究者进行网络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选择。总结上述发现，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在研究内容与范围上也在不断丰富与扩展，近年愈发重视对网络语篇构成及其社会意义构建进行深入剖析，并开始关注分析方法与工具的发展与创新。

5相关实证研究方法

下文将聚焦于124篇实证研究，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四个维度考察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实证研究方法。51研究视角。Sanz(2013)以及张德禄和郭恩华(2013)总结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视角: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视角(Kress＆vanLeeuwen1996)、认知隐喻视角(Refaie2003)以及多模态互动分析视角(Norris2004)。对124篇实证论文的研究视角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下页图4)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视角(78篇，629%)，其后依次为多模态互动分析视角(23篇，185%)、认知隐喻视角(15篇，121%)以及除上述三个视角以外的其它视角(10篇，81%)。研究视角在三个时期内的变化情况显示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两个主要发展趋势:第一，采用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视角的研究数量和比例不断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视阈下的多模态理论在不断成熟完善，相关理论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中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近年还有学者将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理论从传统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拓展到网络课堂教学等其它研究领域(Bezerner＆Kress2008;Coffin2013)。第二，近十年认知隐喻理论视角的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取得较快发展。认知视角的多模态隐喻理论发展是近年多模态研究的重要成果(冯德正等2014;冯德正等2011;Refaie2003)。2009年以后研究者开始将相关理论成果运用到如网络海报(Tay2017)、网络新闻(Catalano＆Waugh2013)等网络语篇的研究中。从上述发现可以看出，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基本传承了传统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学科视角多样性，并十分重视吸收多模态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将其应用到网络环境下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中。同时，还有网络多模态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对话，尝试探讨诸如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等视角的融合(田笑语等2019)。其实，不同语言学科视角下的多模态研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是未来多模态话语以及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发展方向(冯德正等2014;Sanz2013)。52研究对象。参考冯德正(2017)和O’Halloran(2004:1－5)对多模态话语研究对象的总结，本文将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对象划分为两类:1)网络媒介语篇，各类网络媒体承载的多模态话语;2)网络自然交际，主要包括网络课堂教学和网络日常互动。统计结果显示(表3)，124篇样本实证研究共考察了上述两大类共11种网络话语，研究对象以网络媒介语篇为主(85篇，685%)，网络自然交际为辅(44篇，355%)。其中，网络媒介语篇涉及的话语种类较多，其中网站话语(24篇，194%)、社交媒体话语(24篇，194%)和网络新闻话语(14篇，113%)三类占比最高，而后还有少量研究讨论博客话语(4篇，32%)、网络表情(4篇，32%)、网络论坛话语(4篇，32%)、网络广告话语(3篇，24%)、网络杂志话语(2篇，16%)以及其它话语(6篇，48%)六类话语。而网络自然交际以网络课堂教学为主(34篇，274%)，少量研究考察了网络日常互动(10篇，81%)。进一步考察三个时间区段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有两个趋势引人关注:第一，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对象的范围在逐年扩大。研究对象从2008年以前的3种增加到了2014年以后的11种，博客话语(Luzon2018)、网络表情(Dancygier＆Vandelanotte2017)、网络论坛话语(Koteyko＆Hunt2016)等都成为近年新兴研究对象。第二，研究重心向网络媒介语篇倾斜，社交媒体话语尤其受到研究者关注。网络媒介语篇研究的数量从期初的2篇增长到近期的65篇，占比从开始的四成上升到当期的七成。其中，社交媒体话语研究从2008年以前的0篇增长到近期的22篇，2014年以后有近三成实证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话语，Facebook(Koteyko＆Hunt2016)、Tumblr(Gursimse2016)等社交媒体平台都成为研究热点。上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伴随近年各类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针对的对象范围与研究重点亦随之不断变化和调整。网络平台的快速兴起不仅促进了网络语篇的发展，也推动了网络交际的繁荣。然而，近年相关研究对网络自然交际、尤其是网络日常互动的讨论(占比81%)相比之下仍显不足，尚待研究者在未来研究中补充完善。53研究方法。借鉴冯德正(2017)和Jewitt，Bezemer＆O’Halloran(2016)对多模态研究方法的总结，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对124篇相关实证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4)，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共使用了7种研究方法。其中，网络媒介语篇研究主要采用语篇分析方法(57篇，460%)，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使用了多模态语料库方法(21篇，169%)。网络自然交际研究以观察录像为主(36篇，290%)，还有少量研究采用了访谈(7篇，56%)、问卷调查(4篇，32%)、心理实验(3篇，24%)和眼动实验(1篇，08%)等方法。考察研究方法的纵向时间变化情况，不难看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种类在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从期初的4种增加到近期的7种，语料库(Chik＆Vásquez2017)、访谈(Oakley，Pegrum，Xiong，Lim＆Yan2018)、眼动实验(Sivle＆Uppstad2018)等研究方法都从2009年后开始被研究者关注。其中，多模态语料库方法的发展势头尤为突出，研究数量从期初的0篇增长到近期的17篇，2014年以后有近两成研究使用了语料库方法。多模态语料库作为定量考察多模态话语特征的重要方法，能为传统定性描述性话语分析做出重要补充，成为近年国际多模态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Lam2013;刘剑2017)。但由于网络多模态话语的特殊性，以往研究大多只针对研究问题建立小型专门语料库，尚未见基于大型网络语料库的多模态研究。54分析工具。如上文所述，网络话语的复杂性及所涉庞大数据为网络多模态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分析工具的开发与使用(Krause＆Zeldes2016)。本研究中，共有27篇实证研究使用了分析软件(占比218%)，使用分析软件的研究数量从期初的0篇增长到近期的19篇，2009年以后每个时间段都有两成以上的研究使用了话语分析软件进行辅助研究(图5)。同时，研究使用的工具软件种类也较为丰富，包括ELAN、Atlas-ti、Nvivo、MaxQDA等16种软件⑦。表5将国际相关研究所用软件名称及使用频次列出，供国内研究者参考借鉴。

6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本文以2004－2018年间SSCI期刊发表的158篇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与定量统计法，系统梳理了近十五年国际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2013年以后增长势头明显;研究发表于VisualCommunication等59本期刊，期刊发表范围不断扩大;KayLO’Halloran等9名学者发表数量较多，澳大利亚与英国是当前两个研究重镇;研究质量不断提升，实证研究是主流研究范式。2)研究主题方面，探讨了网络语言教学、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网络批评话语分析等12个主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愈发重视考察网络语篇构成及其社会意义构建以及分析方法与工具的应用与创新。3)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社会符号和系统功能学理论视角，近年认知隐喻视阈下的研究发展较快，并开始关注多学科视角的对话与融合;研究对象包括11种网络话语，以网络媒介语篇为主，网络自然交际为辅，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重心向网络媒介语篇倾斜，近年尤为关注社交媒体话语;主要使用语篇分析、观察录像等7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种类不断丰富，愈发重视多模态语料库方法;使用了包括ELAN等16种话语分析软件，使用工具软件的研究不断增多，成为近年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当然，调研结果显示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也并非无懈可击。国际研究在研究理论视角的融合方面还待继续拓展，对网络自然交际尤其是网络日常互动的讨论仍待加强。62研究启示。总结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不仅可为国内研究者掌握国际学术动态和争取国际发表提供参考，也可对国内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和提升研究水平有所启示。首先，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值得引起国内学者进一步关注与重视。在当前网络成为主要交际媒介的社会背景下，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愈发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研究数量与研究质量都在稳步提升。相比之下，我国相关研究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国际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上文提及，我国相关研究近十五年间无论发表总量及实证研究比例都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学界对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深度有限。伴随我国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凸显，相关研究值得引起国内学者及学界关注与重视。其次，国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主题范围和对象尚待拓展。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探讨的内容丰富，涉及网络语言教学、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等12个研究主题。反观国内网络多模式话语研究主题仍较为局限。近七成国内相关研究探讨网络语言教学，其余研究主要讨论网络语篇与语用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对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日益关注的其它9个研究主题则未有论及。此外，近年国内研究探讨的主题仍较集中，变化并不明显，这与国际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不符。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外网络多模态研究紧跟当前网络话语实践的发展趋势，对网站话语、社交媒体话语等11种网络话语做出探讨。而国内研究考察的对象范围还较有限，仍主要集中于网站话语、网络新闻等，对微信等已然兴起的其它网络社交媒介所承载的多模态话语尚未论及。国际相关研究对网络新媒体及社交媒体多模态话语的关注与探讨为国内研究拓展研究对象范围提供了参考。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9

过去5年间，国际间出版的基于语料库的期刊论文、专著、论文集，着眼于话语研究的也大幅增加。可见，经过数十年发展，学者们已不满足于词汇和短语层面的语料库研究，希望基于此前词汇研究的成功经验，开展更多话语语用方面的研究，使语料库方法在语言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目前语言学研究者对新闻英语的研究主要涉及新闻导语的语言特点、新闻文体特点、新闻语言的模糊性、新闻语篇特征等。多数研究者以报纸、报刊为基础进行文本分析，利用语料库技术和方法，主要以词汇、词表、搭配、主题词等为主要分析手段，研究结论主要停留于词汇和浅层句法层面上。另外，在数据源方面国内尚未出现规模较大电视新闻英语语料库，因此开展视频新闻话语分析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多为以新闻个案为主的定性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视频新闻话语分析相对较少。

二、多模态视频新闻话语分析及其理论基础

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技术发展迅速，多模态分析已广泛运用到符号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美学和医学等各领域研究对象也从语言文字扩展到音乐、图片、影像、网页设计等多种社会符号系统。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总是运用多种符号资源来建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模态性，而多模态的研究方法就是将语言及其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尽可能保持实际话语的原貌。文艳主要考察了教师语音语调等音韵特征是如何辅助课堂教学的，并比较了不同教师音韵策略的运用。王立非教授呼吁将多模态分析技术应用到第二语言研究中，并提出可以对演讲话语、教师课堂话语、学生口头中介语、商务英语谈判话语、电视英语新闻等进行多模态分析。多模态语篇被理解为除了文本以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多模态话语的最合适的理论模式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因为它不需要为适应新的目的而对理论框架本身进行改造。虽然多模态话语分析似乎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作为其理论框架。

三、视频新闻话语的多模态分析方法及其特点

（一）多模态视频新闻分析工具与方法

在自建电视新闻英语多模态语料库的基础上，研究电视新闻英语的多模态话语特征，利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分析电视新闻英语的核心话语特征，解构电视新闻话语音、图、动画、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与意义的生成与传递的联系。多模态分析的工具有多种，以由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设计开发的一个音视频标注软件为主，可以用来标注和分析说话人的话语内容、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唇形、肩部和手的动作等多模态内容。文中采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对美国“加油站的政治”的报道片段为对象，通过人工转写，制定编码方案，对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以及视频动作三个方面进行编码标注。

（二）语音特征

本文对新闻视频中主持人和解说的语音语调进行标注，包含升调、平调、降调、短暂停、静音、重音、节奏等多个方面。分析发现主持人具有地道的美国英语语音语调，节奏感强，抑扬顿挫，经常运用到音韵策略，辅以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进行意义传递；语速总体呈快速，达到每分钟192词左右，但是对于报道要点，会对关键字或词会放慢速度，并以重读的方式强调，有时会进行短暂停顿，配合动态文本或画面，实现整体快中有慢，富有节奏感的成功报道。

（三）肢体话语

主持人的表情、手势、服饰、坐姿等等都可能与节目内容产生联系，与受众取得更好的沟通。因此，在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种种传播手段中，除语言符号外，非语言符号的运用也成为主持人传播的重要策略。通过标注主持人以及新闻中主要人物的肢体语言，发现主持人的面部表情动作与新闻意义传达、主持人立场态度呈正相关关系。另外，除支持人的肢体语言外，新闻视频现场角色的肢体语言在意义生成与传递、新闻理解、与观众互动等方面也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意话题下，不同身份的角色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肢体话语差别也较大。比如，奥巴马总统谈及自己的新石油政策时面带微笑，表达出乐观的态度；谈及总统竞选人借石油价格问题谋取政治利益（选票）时，手部伴有重复、连续、有力的节拍动作，语气坚定，显示其批判及不满态度。在总统竞选的重要候选人演讲现场画面，谈及油价形式会越来越糟，价格可能有四美元升至五美元甚至六美元的可能。其面部表情痛苦，不断皱眉，头部频繁左右倾斜，做摇头动作，嘴角向左下倾斜，手部动作做上升状，显示其担忧民生问题，十分亲民的心情与诚恳的态度。另一名候选人在演讲时，心态放松，面带微笑，语调轻快，手部叉腰，以幽默风趣的话语反讽奥巴马解决经济问题纸上谈兵，引发观众大笑。

（四）转场话语

本段视频持续一分四十八秒，包含六个主要的主场景。场景之间切换采用先总后分，逐步展开的方式，首先主持人介绍油价攀升主要数据，静态图文配以主持人解说；其次，切换至现场记者，引入对总统奥巴马的采访及其对石油问题已成为竞选拉票的筹码的看法；再次，依次分别切换至三位不同的总统竞选人演讲现场，最后报道结束。多个分场景之间话语转换并没有支持人背景解说，而是通过插图、插文本的方式，以及前后视频的自然衔接，以故事情节的方式自然转换。

（五）图文话语

新闻中图文并茂，相辅相成。静态图片的选择、处理与呈现方式，文本字体、颜色、动态运动等多种模态属性，以及图文混编的整体视觉效果对意义传递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下面以静态文本、动态文本、特效文本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例，佐证其对话语意义的作用。比如候选人演讲现场的背景有一个特别数字“250”，代表该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即控制油价在2.5美元。讲到油价飙升时，辅以计价器动态数字高速变化强调“飙升”二字，既能有助意义表达，又能突出话语的语用功能。报道夏威夷平均油价为4.48美元时，屏幕中间出现一行明显的白色斜体动态文本“$4.48”，强调油价居高位，表达出问题的严重性。

政治话语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3．1相同点。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资源过渡开发、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话语分析也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义，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强调，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持有”（Stibbe2015：2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畴，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因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宣传和引导，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式。相较之下，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他们所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的认知，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尊重自然、符合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而忽视自然、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极的生态选择。同时，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托于社会现实，是对现实的建构。Halliday（2003）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建构，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2异同点。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志，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3．2.1视角不同。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选择，正如Fowler（1991）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一般不会被发觉，因为人们将其视作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也是隐性的，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以便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与意识形态不同，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是生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Stibbe2015：24）可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才能判断语篇的生态属性。3．2.2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Durkheim1933）。而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话语的生态属性，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有的不良生态习惯，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统一指有关世界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等（Kress，Hodge1979）。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因为它只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观念和价值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这便要求生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引导大众进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3．2.3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传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域，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Chomsky（2004）看来，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合，就其创造力而言，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态的运行。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征，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Lakoff（1987）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实践”（Fairclough1992：64），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使用也总是体现相应的意识形态。Hasan（2009）指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而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由此，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2003）进一步论证语言的层级结构，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以及三大元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首先存在于人脑之中，是一种认知行为。其次，意识形态须借助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发挥作用，并不能独立存在。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Stibbe（2015）对媒体报道中有关生态的概念隐喻及认知框架做出阐释，同时也对建构意识形态的语篇使用策略做出剖析，进而为分析生态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思路。相较于意识形态，生态哲学观与语言的关系则显得疏离，其形成主要源于对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生态哲学观强调的不是对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有意选择，而是判断话语及行为实践的伦理框架。典型的生态哲学观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观及深度生态观。可持续发展倡导对资源的使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生态观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深度生态观鼓励人们通过了解其他物种的深层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对生态哲学观的探讨始终在实践层面进行。通过反映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生态哲学观旨在说服大众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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