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重复

作为高校会计专业三门并列的核心课程，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存在严重的内容重复成为一个普遍问题，这无论给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浪费了稀缺的教学资源。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本人在从事会计教学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在此与大家探讨。

笔者认为，财务管理与会计学属于同一学科层次，它们的地位是并列的，都是企业管理中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两大分支，属于第二层次；成本会计当前公认是其既具有财务会计的性质，又具有管理会计的性质，应属于第三层次。因此，本文将首先解决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的内容重复问题，将会计的内容进行整合，然后再探讨与财务管理的内容重复问题。

一、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

1、天生的血缘关系，两门学科内容重复的历史必然。

十九世纪中叶后期至二十世纪20～3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的推动作用下，产生了以成本核算为核心的成本会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泰罗制逐步形成与推广，标准成本、预算制度逐步建立，据以进行日常的成本控制和定期的成本分析，成本会计的职能从成本核算扩大到成本预算、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而这也被公认为管理会计的萌芽。可见，早期的管理会计是从成本管理开始的，因为在当时，面对竞争，企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成本。二战以后，成本会计积极开展成本预测与决策，变动成本法、目标成本法、责任成本制度相继出现，成本会计将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集中形成独立的体系，形成了对企业成本的全面管理。而这时，成本习性分析、本量利分析和变动成本法等也成为管理会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的雏形也基本形成。20世纪50年代，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以预测决策会计为主，以规划控制会计和责任会计为辅的现代管理会计体系正式形成。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从成本管理扩展到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等。

因此，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密不可分。管理会计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成本会计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管理会计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就是从成本管理开始的，随后又扩展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而成本会计一直面向的是对企业成本的核算和管理，成本管理是它们研究内容的交叉点。当前的教材中也体现了这一点，管理会计主要包括成本性态分析、本量利分析、变动成本法、预测分析、短长期经营决策、全面预算、标准成本制度、责任会计等；成本会计主要包括成本核算、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分析、成本控制等。成本会计中成本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会计中成本性态分析、本量利分析、变动成本法、预测分析中的成本预测、全面预算中的成本费用预算、标准成本会计、责任会计等内容重复。

2、教学需要，两门课程内容应明确划分。

做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延伸，与其他学科内容的重复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作为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则应将其内容与其他学科明确划分。笔者认为，可将成本会计定位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其核心是成本核算，即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费用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而原成本会计中成本管理部分全部在管理会计介绍。这是因为：首先，管理会计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作为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理应包括对成本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业绩考核评价，否则，其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甚至某些信息是无法提供的。比如，没有成本预算就无法进行相应的现金预算、利润预算，没有成本决策也无法进行价格决策等。其次，现代成本管理决不是某一部门的工作，而是企业各个部门及全体员工的责任，成本会计人员不可能单独承担现行成本会计赋予的成本预决策，成本控制、成本分析等职责，将成本管理并入管理会计便于学生从整个企业的角度理解成本管理。

这样，成本会计的教材内容可以这样设置：

（1）成本会计基础理论，包括成本会计对象、性质及核算原理等；

（2）各种费用的核算及成本计算模式与方法；

（3）成本信息报告；

（4）电算化在成本计算中的应用。

这几部分内容已经足够做为本科生一学期每周两课时或三课时的学习。

3、两门课程不宜合并。

1952年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管理会计”一词，这标志着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并得到公认，促使了现代会计被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随后，管理会计在西方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世界上许多会计组织也都成立了研究管理会计的专门委员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要想及时、正确地做出决策和有效地进行管理控制就需要具有实时性、前瞻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单是财务会计已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完整的现代会计体系理应包括两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统：一个是为外部管理服务的财务会计，另一个则是为内部管理服务的管理会计。那么，解决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内容重复，只能是成本会计给管理会计让路，而不应将两大分支之一的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合并，形成所谓的“成本与管理会计”，这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破坏了整个会计的学科体系。

二、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

1、研究对象相似，两门课程内容重复的不可避免性。

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实行分工、分权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专业管理，包括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物资管理、营销管理、人事管理等。在这些专业管理中，有的侧重于价值管理，有的侧重于劳动要素管理，有的侧重于信息管理。财务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价值管理，是对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所进行的管理，因此可以说财务管理的研究对象就是企业的资金运动。根据企业资金运动的内容，财务管理应包括资金的筹集、投放、使用、收回和分配的管理，它们构成财务管理不可分割的部分。管理会计作为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之一，它的研究对象理应和会计的研究对象一致，即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能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管理会计主要利用财务会计所生成的反映企业资金运动的财务信息，进一步分析加工，提供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而这种加工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企业资金运动的管理过程。由此可见，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造成两门课程内容大量的交叉重复。从目前教材来看，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重复的内容有：本量利分析、经营杠杆、销售预测、利润预测、资金需要量的预测、经济订货批量、资金时间价值、长期投资决策、全面预算、成本控制、责任会计，涉及两门课程相当大比重的内容。

2、侧重点不同，两门课程重复内容的协调。

虽然研究对象相似，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侧重点的不同。管理会计为内部管理者提供如何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会计信息，着眼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它对经济信息进行直接管理，对资金运动则进行间接管理；财务管理为企业提供如何保持良好财务状况的手段和措施，侧重于资本经营，着眼于资金运动本身的管理，是对资金运动的直接管理行为，具体表现为货币的取得、运用、分配及规划等。

因此，财务管理课程应以资金运动为主线，以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资金成本为主要考虑因素，以财务决策为核心，以资金的筹集、投放、运用、回收和分配为主要内容，构建其教材体系。管理会计课程应以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划和控制为主线，以本量利分析为基本手段，以经营决策为核心，以经营活动的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为主要内容，构建其教材体系。以此为原则，我们就可以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重复内容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具体如下：资金时间价值、资金需要量的预测、长期投资决策侧重于对资金运动的直接管理，应划归财务管理；本量利分析、经营杠杆、销售预测、利润预测、经济订货批量、全面预算、成本控制、责任会计侧重于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管理，应划归管理会计。

参考文献：

［1］王朝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交叉关系研究［J］。财会研究，1999，（3）。

［2］郭晓玲。对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学科内容交叉问题的探讨［J］。财会月刊，2005，（3）。

［3］牛彦秀。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内容交叉问题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2，（6）。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2

作文是个大课题。在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中，我认为写的能力运用最难。它要求学生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更须具备心理稳定的素质。我无意对此作全面的分析，况且各类语文期刊、专著已论述极丰。我只想联系学生的课堂作文，找出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和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

先说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

巴金早晨起来就写作，闻一多却让灯光漂白了四壁，这只是说作家的写作习惯。写作习惯却严重地制约了写作机智。学生不是作家，学生也有自己的学习习惯。比如有些学生爱早晨读书，晚上做题目；有些学生却爱早晨做题目，晚上读书。这就说明学生也有学习习惯。

这种习惯是他们在寻找最佳学习时机中自然形成的。学生课堂作文却不能按照自己的学习习惯，自由选择作文的时机。有时甚至刚上完一堂数学课，一道难解的几何题还在头脑中盘旋，而语文老师走进来，半截粉笔在黑板上一挥，写下一个作文题来，限在九十分钟——甚至四十五分钟内完成，这时的写作心理就不卫生了，其结果必然影响作文效果，难以进入作文的角色，有时还可能诱发“厌倦作文”的情绪。

《普通心理学》用“疲劳曲线”揭示了人体的奥秘，一个人一天之中，神经有时处在兴奋状态，有时处在抑制状态。处在兴奋期，工作学习的效率最高，处在抑制期，学习工作的效率最低。兴奋与抑制总是曲线循环，周而复始。我们把学生课堂作文时精神状态也作个简单的分析。学生的学习时间可分做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五个阶段，根据“疲劳曲线”显示，在课堂作文时，神经处在兴奋区的人，约占全班人数五分之三。但学生是一个群体，长期过着共同的学习生活，其兴奋周期也容易接近，因此，课堂作文时，处在兴奋区的人可能多于五分之三，也可能少于这个比例。现在假设处在兴奋区的人数占作文人数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人数还处在抑制区。如果将处于“疲劳曲线”上不同点的两种学生放在一起，同时进行一次作文竞赛的话，同样的文题，平时同样的写作水平，处在兴奋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必然优于处在抑制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那些处在抑制区的人当然想在自己神经兴奋期来写了，然而，教师站在讲台前，是不受“疲劳曲线”的影响的，专等作文交齐，容不得学生自己选择作文的时机。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一。课堂作文，无一不是命题作文。虽然有些命题是给材料作文，但这种给材料作文，是绳索上的活扣，越拉越死，最束缚作文者的观点和选材了。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圈子，把学生固定在一个圈子里作文，比“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更加艰难。因为“镣铐”锁住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圈子”圈住的却是作文的内容。作文命题和写作过程，有着极不和谐的一面。写作的过程，就是把已学过的语、修、逻、文知识综合运用到某种具体的载体中去，这个载体又是作者的社会实践或生活阅历与自己的思想观点、情感因素的复杂组合。其中，知识、实践阅历、思想情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作文的命题，很显然是对这三个要素作出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对知识的要求，具有科学性，也是公平的。因为命题的难度，总是根据学生获得知识的程度来确定的，而做同一命题文章的人，又都是学历相等的同学。对实践阅历和思想情感作出限制，就不公平，一个班（考试时往往还是一个区、盛国）几十号人，虽然学历相等，年龄相仿，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以及社会教养不同，他们的社会实践，生活阅历，思想观点，情感基因等，也决不可能相同。一个命题，就强将这些非智力因素不同的学生拉进了同一个圈子里来作文，有一部分人就会得心应手，而另一部分人就苦不堪言。即使苦不堪言，也不敢不按命题的要求来写，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二。

学生的作文，一般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师的指导，一方面传授了写作技巧，是学生获得写作知识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唤醒积聚在学生头脑中的各种素材，使他们迅速地进入作文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写的能力的提高，但客观上也制约了学生在选材和构想方面的尽情发挥，有远功而无近利。教师的指导，总是要比学生的实际能力高一级，意在“取法乎上，得之于中”。学生往往会把教师的“高指导”理解成高要求，照老师的意图写，力不从心；不照老师的意图写，又怕离题，不合要求，思维就在老师的暗示圈里僵持着，老半天也醒悟不过来。临近交稿，只好东拼西凑，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教师又不可能不指导。若不讲，从远处看，那些审题立意，谋篇布局，神形聚散，人事合一，理论相彰之类的作文知识和那些以小见大，烘云托月，删繁就简，叙议结合，扣人心弦之类的写作技巧，学生从何处获得，又何时领悟呢？从近处看，只有一个光杆题目，学生又会觉得徒手抓刺猬，不知何处下手，两眼瞪着黑板，一筹莫展，最终还得请教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任务。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三。

课堂作文，是自有教育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老套路。用它，已培育了无数的文章好手。可见，这种套路，老则老矣，生命力却极强盛。虽然许多教师同情学生的这种作文处境，常有自由作文，课外作文，周记作文，假日作文，无限制课内作文等形式的花样翻新，让学生暂时摆脱一下课堂作文的困境，吸一口自由创作的新空气，但是，命题作文的形式，并不因为老师的同情就终止。在考卷的尾题如法定一般属于命题作文且分值诱人的教育现实中，教师必定恪守陈规，使它长期延续并光大下去。作文选择心不由己，是教学改革的春风吹不到的“玉门关”。

再说学生的作文内容言不由心。

教师在审阅作文时，对立意好的文章便格外垂青。学生从作文知识中也得知立意的重要意义。但是老师眼中的立意和学生笔下的立意往往有些差异，前者侧重主题的统帅作用，后者侧重主题的政治意义。学生看清题目之后，就“意在笔先”，决定提炼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了。主题的确立，只有一条途径可走，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高尔基也曾经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实践是主题来源的唯一途径。学生在根据命题暗示而提炼主题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后的结果；另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不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的结果。前者叫做主题明确，后者叫做主题模糊。主题模糊的人，本来就把生活和认识分了家，因此，他在行文过程中，对题材就无所谓“驯，无所谓不“驯，只凭主观推测，把母猪写成了大象，还自以为想像大胆。这类产品，无论怎样精雕细刻，也只能立于“伪劣”之列。例如，有个高一学生写“我的父亲”这个文题时，把父子关系写得似亲非故，似友亦敌，叫人啼笑皆非。后来我才得知他从小没了父亲，从未受过父爱与父教，通篇题材都是根据“严父慈母”这个词“想”出来的。他认为父“严”必定和母“慈”相对，母亲的慈爱与宽容必定和父亲的冷漠与严肃相对，但自己与父亲毕竟血脉相连，父子的感情也应是天生的，和朋友那种后天性的友情有区别。从这种认识出发造材料，哪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主题明确的人，作文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照着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去写，好的作文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另一种是放弃“生活暗示给他的思想”不用，偏要写些对社会实践缺乏理性认识的东西，这类作文也往往掩盖不了捏造题材的假相。例如，有一篇“我的理想”（高三作文），一个学生写道：“我将来一定能够征服太空。”我知道这个学生的理想并不想做太空飞行员，他成绩平常，只想考个技校，学一门实用技术，做个普通劳动者。但作文中，却写了一件和自己的实际理想毫无关联的事件，也将实践和认识分了家。结果形式虽华丽，“理想”却如太空人一样缥缈超脱，找不到“我”了。其实，做个普通劳动者的理想并不差，后来我问他为何不实写，他说，怕立意平淡，没多大意思。一个“怕”字，就道出了写假的缘由，也表明了学生对“立意”的曲解。或因没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感知，矫情做作，或求立意深远，不表真情，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一。这类作文，假话连篇。

文题摆在面前，主题含在心中，材料还要到记忆的仓库中去寻找、选择。穷家还有三担家什，一个仓库可供选择的材料又何止“三担”？究竟选些什么材料放到文章中去才好呢？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凡能为中心服务的材料都写进去吧？同类题材的再选中，学生决定取舍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价值取向因素和信心因素。学生对题材的价值的认识往往受到语文课的德育教育的影响，认为好的主题，就是要好的材料来表现，好的材料才能载现好的主题，产生诸如此类的肤浅认识。究竟什么材料是好材料，却不能从范例中获得启发，只从题材的表层意义去推断，黄金要比木头贵重，列宁咳嗽一声，比班长说一箩筐还有威力。这就是学生作文时选材的价值取向。从这种价值观出发，作文者在选材时，往往“登泰山而小鲁”，见磐石而不见金沙。写入作文中，便非部级大事不举，非伟大名人的言论不引，一心用这种大套子做成的气球，把主题高飞到天上去，还自以为中心明确，材料典型，说服力强大。比如，我让高三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捐助“希望工程”的“爱的奉献”的命题作文。写这个文题，本来可以把同学们捐赠钱物的具体事迹写一写，把自己对此活动的认识表一表，凭借高三的写作功底，完全可以写出一篇感人的作文来。可是，多数学生写的却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中了解到的事例，并加上评论：“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题材之大，引用之多，大出我的所料。这种价值取向偏差太大，偏离了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妄求有得，其实是失。学生在选材时，还存在着有没有自信心的问题。从中学所学的范文来看，主题有大小之分，题材也有大小之分，一般说，多大的题材，就表现多大的主题，要表现大的主题，就要把选材的品位提高，只有把握好了尺度，小题材才可以表现大主题。学生在作文中，对大的题材较有信心，对小的题材普遍缺乏信心。虽然以小见大的方式，课堂上讲过不少的例子和理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却生怕把握不装斜的尺码，流于庸俗，载不住主题，得不到高分。这不仅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而且对小的题材也缺乏信心。与其没有信心冒险运用同样没有信心的小材料来“见大”中心，不如写那些自己虽不熟知却有典型意义又保险值高的大材料来“放大”中心。学生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信心不足两种原因，作文中，便尽写些大事件，大人物，大道理，而对这些大事件的背景，大人物的思想，大道理的内涵又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分析，夸夸其谈，惑人耳目，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二。这类作文，大话连篇。

由于观点和选材被命题严格限制，或者由于对所选素材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因此，学生作文时不是束手缚脚，言而无物，便是蜻蜓点水，言不及义。下面举一个“好”的例子来作些简短的分析。

我总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虚伪的，所不同的只是虚伪的程度而已。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童年时的那份纯真已离我而去，随之而来的却是虚伪。如对我认识的一个人（此句有语病，引者注），明明这件事她做得不好，我却会碍于我们之间的情面而硬是说：“这件事她做得多么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好在我严于自剖，勇于改正错误，所以我也有不少知心朋友。虽然如此，虚伪，它还是或多或少淹没了真正的自我。以后，我一定要努力改掉，寻回我失去的那份纯真，以获得更多的朋友。

这段话抄自《语文月刊》1995年第5期总158期“习作园地”郭丹珍的《虚伪·骄傲·勤奋——说说我自己》。全文五段，结构是总分总式；中间三个分论点，布局是并列式。所摘是第二段，即第一个分论点，说“虚伪”。文末有荐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学生佳作。”这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评语。只要稍一细心，就不难发现摘出来的这个分论点，空洞得几乎无物。所引段首一句，初看像是分论点，看完全段之后，才发现它不是分论点（第二句才是），只是一个又空又大的帽子而已。再总观全段，段中所写的“虚伪淹没了自我”，例证实在太少，而至于后来“努力改掉，寻回纯真”之语，找遍全段以至全文，也看不到究竟怎样“改”，哪里“寻”的实际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该文最具说服力的，竟然避而不谈了！对“严于自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而已。这样以说教代行动，以口号代真情，叫人如何认识“我自己”？“说虚伪”的分论点，接近一只空壳。这类作文（不单指以上所引的“说虚伪”）只涉及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未显示对生活较深层次的感知和思辨，光有中心突出于前，而无论据陈述于后，可以说是隔靴搔痒，理不服人。还有更严重的，甚至脱离思想实际，无的放矢，空发感叹，滥发议论，无一可龋有熟练的写作技巧，却无“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只好“避己之短，扬己之长”，在形式上下功夫，在技巧里转陀螺，做一篇漂亮的文字游戏。这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三。这类作文，空话连篇。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3

作文是个大课题。在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中，我认为写的能力运用最难。它要求学生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更须具备心理稳定的素质。我无意对此作全面的分析，况且各类语文期刊、专著已论述极丰。我只想联系学生的课堂作文，找出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和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

先说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

巴金早晨起来就写作，闻一多却让灯光漂白了四壁，这只是说作家的写作习惯。写作习惯却严重地制约了写作机智。学生不是作家，学生也有自己的学习习惯。比如有些学生爱早晨读书，晚上做题目；有些学生却爱早晨做题目，晚上读书。这就说明学生也有学习习惯。

这种习惯是他们在寻找最佳学习时机中自然形成的。学生课堂作文却不能按照自己的学习习惯，自由选择作文的时机。有时甚至刚上完一堂数学课，一道难解的几何题还在头脑中盘旋，而语文老师走进来，半截粉笔在黑板上一挥，写下一个作文题来，限在九十分钟——甚至四十五分钟内完成，这时的写作心理就不卫生了，其结果必然影响作文效果，难以进入作文的角色，有时还可能诱发“厌倦作文”的情绪。

《普通心理学》用“疲劳曲线”揭示了人体的奥秘，一个人一天之中，神经有时处在兴奋状态，有时处在抑制状态。处在兴奋期，工作学习的效率最高，处在抑制期，学习工作的效率最低。兴奋与抑制总是曲线循环，周而复始。我们把学生课堂作文时精神状态也作个简单的分析。学生的学习时间可分做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五个阶段，根据“疲劳曲线”显示，在课堂作文时，神经处在兴奋区的人，约占全班人数五分之三。但学生是一个群体，长期过着共同的学习生活，其兴奋周期也容易接近，因此，课堂作文时，处在兴奋区的人可能多于五分之三，也可能少于这个比例。现在假设处在兴奋区的人数占作文人数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人数还处在抑制区。如果将处于“疲劳曲线”上不同点的两种学生放在一起，同时进行一次作文竞赛的话，同样的文题，平时同样的写作水平，处在兴奋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必然优于处在抑制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那些处在抑制区的人当然想在自己神经兴奋期来写了，然而，教师站在讲台前，是不受“疲劳曲线”的影响的，专等作文交齐，容不得学生自己选择作文的时机。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一。课堂作文，无一不是命题作文。虽然有些命题是给材料作文，但这种给材料作文，是绳索上的活扣，越拉越死，最束缚作文者的观点和选材了。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圈子，把学生固定在一个圈子里作文，比“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更加艰难。因为“镣铐”锁住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圈子”圈住的却是作文的内容。作文命题和写作过程，有着极不和谐的一面。写作的过程，就是把已学过的语、修、逻、文知识综合运用到某种具体的载体中去，这个载体又是作者的社会实践或生活阅历与自己的思想观点、情感因素的复杂组合。其中，知识、实践阅历、思想情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作文的命题，很显然是对这三个要素作出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对知识的要求，具有科学性，也是公平的。因为命题的难度，总是根据学生获得知识的程度来确定的，而做同一命题文章的人，又都是学历相等的同学。对实践阅历和思想情感作出限制，就不公平，一个班（考试时往往还是一个区、盛国）几十号人，虽然学历相等，年龄相仿，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以及社会教养不同，他们的社会实践，生活阅历，思想观点，情感基因等，也决不可能相同。一个命题，就强将这些非智力因素不同的学生拉进了同一个圈子里来作文，有一部分人就会得心应手，而另一部分人就苦不堪言。即使苦不堪言，也不敢不按命题的要求来写，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二。

学生的作文，一般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师的指导，一方面传授了写作技巧，是学生获得写作知识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唤醒积聚在学生头脑中的各种素材，使他们迅速地进入作文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写的能力的提高，但客观上也制约了学生在选材和构想方面的尽情发挥，有远功而无近利。教师的指导，总是要比学生的实际能力高一级，意在“取法乎上，得之于中”。学生往往会把教师的“高指导”理解成高要求，照老师的意图写，力不从心；不照老师的意图写，又怕离题，不合要求，思维就在老师的暗示圈里僵持着，老半天也醒悟不过来。临近交稿，只好东拼西凑，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教师又不可能不指导。若不讲，从远处看，那些审题立意，谋篇布局，神形聚散，人事合一，理论相彰之类的作文知识和那些以小见大，烘云托月，删繁就简，叙议结合，扣人心弦之类的写作技巧，学生从何处获得，又何时领悟呢？从近处看，只有一个光杆题目，学生又会觉得徒手抓刺猬，不知何处下手，两眼瞪着黑板，一筹莫展，最终还得请教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任务。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三。

课堂作文，是自有教育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老套路。用它，已培育了无数的文章好手。可见，这种套路，老则老矣，生命力却极强盛。虽然许多教师同情学生的这种作文处境，常有自由作文，课外作文，周记作文，假日作文，无限制课内作文等形式的花样翻新，让学生暂时摆脱一下课堂作文的困境，吸一口自由创作的新空气，但是，命题作文的形式，并不因为老师的同情就终止。在考卷的尾题如法定一般属于命题作文且分值诱人的教育现实中，教师必定恪守陈规，使它长期延续并光大下去。作文选择心不由己，是教学改革的春风吹不到的“玉门关”。

再说学生的作文内容言不由心。

教师在审阅作文时，对立意好的文章便格外垂青。学生从作文知识中也得知立意的重要意义。但是老师眼中的立意和学生笔下的立意往往有些差异，前者侧重主题的统帅作用，后者侧重主题的政治意义。学生看清题目之后，就“意在笔先”，决定提炼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了。主题的确立，只有一条途径可走，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高尔基也曾经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实践是主题来源的唯一途径。学生在根据命题暗示而提炼主题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后的结果；另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不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的结果。前者叫做主题明确，后者叫做主题模糊。主题模糊的人，本来就把生活和认识分了家，因此，他在行文过程中，对题材就无所谓“驯，无所谓不“驯，只凭主观推测，把母猪写成了大象，还自以为想像大胆。这类产品，无论怎样精雕细刻，也只能立于“伪劣”之列。例如，有个高一学生写“我的父亲”这个文题时，把父子关系写得似亲非故，似友亦敌，叫人啼笑皆非。后来我才得知他从小没了父亲，从未受过父爱与父教，通篇题材都是根据“严父慈母”这个词“想”出来的。他认为父“严”必定和母“慈”相对，母亲的慈爱与宽容必定和父亲的冷漠与严肃相对，但自己与父亲毕竟血脉相连，父子的感情也应是天生的，和朋友那种后天性的友情有区别。从这种认识出发造材料，哪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主题明确的人，作文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照着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去写，好的作文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另一种是放弃“生活暗示给他的思想”不用，偏要写些对社会实践缺乏理性认识的东西，这类作文也往往掩盖不了捏造题材的假相。例如，有一篇“我的理想”（高三作文），一个学生写道：“我将来一定能够征服太空。”我知道这个学生的理想并不想做太空飞行员，他成绩平常，只想考个技校，学一门实用技术，做个普通劳动者。但作文中，却写了一件和自己的实际理想毫无关联的事件，也将实践和认识分了家。结果形式虽华丽，“理想”却如太空人一样缥缈超脱，找不到“我”了。其实，做个普通劳动者的理想并不差，后来我问他为何不实写，他说，怕立意平淡，没多大意思。一个“怕”字，就道出了写假的缘由，也表明了学生对“立意”的曲解。或因没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感知，矫情做作，或求立意深远，不表真情，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一。这类作文，假话连篇。

文题摆在面前，主题含在心中，材料还要到记忆的仓库中去寻找、选择。穷家还有三担家什，一个仓库可供选择的材料又何止“三担”？究竟选些什么材料放到文章中去才好呢？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凡能为中心服务的材料都写进去吧？同类题材的再选中，学生决定取舍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价值取向因素和信心因素。学生对题材的价值的认识往往受到语文课的德育教育的影响，认为好的主题，就是要好的材料来表现，好的材料才能载现好的主题，产生诸如此类的肤浅认识。究竟什么材料是好材料，却不能从范例中获得启发，只从题材的表层意义去推断，黄金要比木头贵重，列宁咳嗽一声，比班长说一箩筐还有威力。这就是学生作文时选材的价值取向。从这种价值观出发，作文者在选材时，往往“登泰山而小鲁”，见磐石而不见金沙。写入作文中，便非部级大事不举，非伟大名人的言论不引，一心用这种大套子做成的气球，把主题高飞到天上去，还自以为中心明确，材料典型，说服力强大。比如，我让高三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捐助“希望工程”的“爱的奉献”的命题作文。写这个文题，本来可以把同学们捐赠钱物的具体事迹写一写，把自己对此活动的认识表一表，凭借高三的写作功底，完全可以写出一篇感人的作文来。可是，多数学生写的却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中了解到的事例，并加上评论：“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题材之大，引用之多，大出我的所料。这种价值取向偏差太大，偏离了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妄求有得，其实是失。学生在选材时，还存在着有没有自信心的问题。从中学所学的范文来看，主题有大小之分，题材也有大小之分，一般说，多大的题材，就表现多大的主题，要表现大的主题，就要把选材的品位提高，只有把握好了尺度，小题材才可以表现大主题。学生在作文中，对大的题材较有信心，对小的题材普遍缺乏信心。虽然以小见大的方式，课堂上讲过不少的例子和理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却生怕把握不装斜的尺码，流于庸俗，载不住主题，得不到高分。这不仅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而且对小的题材也缺乏信心。与其没有信心冒险运用同样没有信心的小材料来“见大”中心，不如写那些自己虽不熟知却有典型意义又保险值高的大材料来“放大”中心。学生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信心不足两种原因，作文中，便尽写些大事件，大人物，大道理，而对这些大事件的背景，大人物的思想，大道理的内涵又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分析，夸夸其谈，惑人耳目，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二。这类作文，大话连篇。

由于观点和选材被命题严格限制，或者由于对所选素材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因此，学生作文时不是束手缚脚，言而无物，便是蜻蜓点水，言不及义。下面举一个“好”的例子来作些简短的分析。

我总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虚伪的，所不同的只是虚伪的程度而已。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童年时的那份纯真已离我而去，随之而来的却是虚伪。如对我认识的一个人（此句有语病，引者注），明明这件事她做得不好，我却会碍于我们之间的情面而硬是说：“这件事她做得多么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好在我严于自剖，勇于改正错误，所以我也有不少知心朋友。虽然如此，虚伪，它还是或多或少淹没了真正的自我。以后，我一定要努力改掉，寻回我失去的那份纯真，以获得更多的朋友。

这段话抄自《语文月刊》1995年第5期总158期“习作园地”郭丹珍的《虚伪·骄傲·勤奋——说说我自己》。全文五段，结构是总分总式；中间三个分论点，布局是并列式。所摘是第二段，即第一个分论点，说“虚伪”。文末有荐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学生佳作。”这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评语。只要稍一细心，就不难发现摘出来的这个分论点，空洞得几乎无物。所引段首一句，初看像是分论点，看完全段之后，才发现它不是分论点（第二句才是），只是一个又空又大的帽子而已。再总观全段，段中所写的“虚伪淹没了自我”，例证实在太少，而至于后来“努力改掉，寻回纯真”之语，找遍全段以至全文，也看不到究竟怎样“改”，哪里“寻”的实际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该文最具说服力的，竟然避而不谈了！对“严于自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而已。这样以说教代行动，以口号代真情，叫人如何认识“我自己”？“说虚伪”的分论点，接近一只空壳。这类作文（不单指以上所引的“说虚伪”）只涉及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未显示对生活较深层次的感知和思辨，光有中心突出于前，而无论据陈述于后，可以说是隔靴搔痒，理不服人。还有更严重的，甚至脱离思想实际，无的放矢，空发感叹，滥发议论，无一可龋有熟练的写作技巧，却无“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只好“避己之短，扬己之长”，在形式上下功夫，在技巧里转陀螺，做一篇漂亮的文字游戏。这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三。这类作文，空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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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语第五册李绅的《古风》原诗有《悯农二首》，这里结合第一首“春种一粒粟”，谈谈本诗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揭示背景，感知中心李绅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的唐王朝刚经历过安史之乱，地方势力割据，不受朝廷控制，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变本加厉地压榨和掠夺农民的丰收果实，迫使广大农民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地。而这时在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由于思想上受现实主义文风的影响，再加上他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又卓有见解，并且又亲眼目睹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出于对社会的关心和忧虑，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便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疾苦的文学作品。李绅的这首《古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本诗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二、通过对照，探求中心这首古诗以对照的方式将社会现实呈现于读者面前，寓主观于客观之中，通过相互对照引发了读者的注意，教学时，教师要抓住关键性的词语，通过对照，引导学生揭示其中心。诗的一开头作者就以“一粒粟”与“万颗子”进行对照，形象地描绘出由“春种”到“秋收”的丰收过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要启发学生的抽象思维，去联想，去填补诗中未道出的生活空白，特点是要抓住一“种”一“收”，引导学生理解这里不仅写出了丰收，同时也赞美了农民的辛勤劳动。第三句再由前面的“种”和“收”推而广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四海之内无有闲田，到处是长满庄稼的良田。这三句诗人运用了层层递进的笔法，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呈现出来。在学生的脑海里不难联想到一幅在农民辛勤耕作下，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金黄的丰收景象。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铺叙下去，却以凝重而又沉痛的语调将笔峰急转，以“无闲田”和“犹饿死”相对照，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农民并没有因丰收而丰衣足食，却是残遭“犹饿死”的厄运。这一强烈的现实对照给我们留下深思的空间。这里一定要引导学生去探寻造成农民贫困甚至饿死的原因。这也正是本诗所要揭示的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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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6

美术创作人员在得到一个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的任务时，酝酿最初的想法和形象化的概括，抓住对设计的独特理解，逐步形成它所塑造的演播空间外部形象的具体想法和意向.意在笔先,避免机械地按照节目规定的空间提供一般化地环境设计，才能提炼与节目有内在联系的造型因素，使空间成为一种潜在的语言,创造出仅靠人物语言动作无法充分表达的深遂意蕴。

在这里，我暂把演播室空间的设计分为六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假定的空间

假定性系美学概念之一，假定性是一切艺术创作所共具的属性，空间艺术中以抽象象征虚拟引喻，间接表现艺术的时空感。

演播室的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假定的空间场景，通过不确定空间的指定性，体现节目风格，例如：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是一档以讲述历史长河中种种发人深省的故事、轰动的事件、才子佳人的传奇，回顾历史,给人以启迪的栏目.,整个节目开始摄像机由上自下，由右向左缓缓移动，象征历史文化的罗马石柱屹立在运动着的蓝天白云下，每一个柱子的中间都有一个电视屏幕，不断播放着珍贵的历史资料，主持人从柱子间慢慢走进镜头讲述一幕幕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假定的空间定位在一个变化的历史长廊中，把一个古老的历史废墟景象搬到演播室，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环境中，让观众能更好地去了解过去的各种历史。

二情感空间

不同类型的节目体现出来的感情基调是不相同的，一般节目的开始往往通过一段音乐，几组画面，几行字幕，就可以让观众了解整个节目的风格，环境的设计同样也从背景到环境空间道具无不体现出某种特定的情感用语。亚洲卫视的[V]频道，几乎所有演播室的空间设计，都采用极度夸张的色彩，奇异的道具，再加上主持人新潮的发型及服装，体现出先锋音乐的存在空间，在这样的气氛中，肯定不会有严肃的故事发生。

三交互式的空间

谈话式的节目中,演播室的空间设计目的是让主持人与观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迅速沟通，调动情绪，让更多的观众融与节目中进行参与。“实话实说”栏目，演播室为圆型空间，观众嘉宾主持人三者在同一对等空间，摄像分布其中，主持人在观众嘉宾中来回穿插，打破了空间的两面或三面的传统组成结构.这种开放的空间构架,能更加轻易地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让主持人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从这一点来说，演播室空间的美术设计，已不是简单地独立出现的，它是通过空间这个媒介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搞装饰装修的设计人员，在搞电视演播室的空间设计时,为什么显得有时力不从心了。失败的设计只能体现在独立的空间变化，独立的背景空间，与节目本身相差甚远。

四空的空间(通用性演播空间)

一些演播室不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场所，关键是画面的整体和清晰，再配置简单的道具，这种布景也称为通用性演播，常用中景和近景，全景仅仅起到穿插作用。例如：凤凰卫视的“铿铿三人行”栏目，整个演播室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幕布，以此体现“人生大舞台”“幕后休息室”的意象，以再简单不过的背景突出节目调侃诨谐的风格，是典型的后现代舞台风格，把三个人物放在一个简单的中性背景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性格更加突出，这种空的空间设计可以使观众唤起某种形象感触，也就是所谓的形象联想，形象联想也就是设计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契机，是塑造形象的基准。

五装饰性空间

如果是中性节目，不需要表明人物的特定环境，只需要有一个优美的背景来提高画面的艺术欣赏性，比如：音乐舞蹈节目杂技表演节目就需要在通用性的空间背景基础上，给予特意的精心设计，这也称为装饰性布景。这种装饰性空间场景,要考虑演员上下场的变化，利用色彩空间的变化，传统或现代的图形变化使节目本身更加充实漂亮，甚至可以利用机械装置增加演播室的空间变化，让节目更有可看性。

六虚拟空间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7

各种不同的艺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绘画、雕塑、建筑，采用的是线条、色彩、泥土、砖瓦；音乐、舞蹈，用的是音响、节奏、旋律、人体动作……文学塑造形象的材料是语言，所以，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和造型的艺术”，或者称为“语言艺术”。

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等。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认识、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构成文学形象；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经过一番理解、感受和再创造，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文学形象。因此，语言成了作家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

文学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具有其他艺术无法相比的优势。因为一幅画可以画出一个人的相貌和神态，却很难画出这个人头脑里思维活动的复杂过程；但是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它不仅可以描写出人物的肖像、衣饰、表情等外表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细致的心理活动。语言可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可以描绘事物发展的过程。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灵活地表现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的各种各样的情境。所以，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文学，是艺术门类中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

文如其人的风格

相传，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曾把李清照的词句混在自己的作品内，让朋友品评，朋友说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两句最好。原来这两句正是李清照的句子。

这位朋友为什么特别赏识这两句呢？这是因为李清照的词，有她自己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佳句，赵明诚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风格，实际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的不同，就形成互不相同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选择体裁、组织篇章、描绘形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风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但是由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民族相异，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也就有多种多样了。

从创作方法来说，风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而从民族特点来看，有中国、外国之别。从作家个性特点来看，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尖锐泼辣，有的飘逸潇洒等等。文学、艺术也因风格的多样性而显得绚丽多姿。

作家的艺术追求——意境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山居秋暝》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中写的是景，但寄托着诗人对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热爱。可以说写景中含情，抒情中藏景，真正做到了情与景交融，诗与画结合。这种把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情互相融合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就是“意境”。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追求意境。比如元代作家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描绘的是秋日傍晚的景象，勾画了一幅凄凉萧瑟的图画，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从而抒发了作者漂泊天涯、孤独无依的愁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画面传神，而且语言简练、概括，感情非常真切，意境十分新颖，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文艺作品的意境创造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本身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作家的思想又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有的可以像李白那样创造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壮阔的意象；有的可像李煜那样抒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苦凄凉的思绪；有的可和岳飞一样表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的可以像柳宗元那样写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但是，无论哪一种意境，只要做到诗与画结合，情与景交融，都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也是作家、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

作品成功的标志——典型

俄国大作家果戈里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有个小官吏非常爱好打鸟，省吃俭用，还利用休息时间找额外工作，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笔钱，买了一枝猎枪。不幸得很，他在第一次打猎时就把猎枪丢了。这个小官吏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这枝猎枪。回到家就发起高烧来了。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凑钱给他买了一枝新猎枪，他的病才慢慢地好起来。但是从这以后，当他一想到丢枪的事，脸色就会发白，仿佛像个死人一样。

果戈里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是他又感到小官吏丢猎枪而急得生病的事，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还不能表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进行加工、概括、提炼，写成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外套》。他把小官吏改成了一个地位卑微、成年累月坐在老地方抄写文书的九品文官。同事们瞧不起这个九品文官，嘲弄他、挖苦他。他为了度过严寒，节缩开支，积攒了一些钱，做了一件外套，只高高兴兴地穿了一天，就被强盗抢走了。他要求将军帮他设法找回外套，却挨了一顿训斥。他跌跌撞撞回到家里，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九品文官死后，为了报复，竟在黑夜中剥了许多人的外套，特别是将军的外套。经过作家的创造，主人公形象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能反映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冷酷，以及小公务员悲惨的命运，这种有代表性、又有很大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就是典型形象，或简称典型。

典型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文学形象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融合。首先，这个艺术形象应该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鲁迅笔下的阿Q，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但又不一定是哪一个人。所以，典型人物形象又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其次，典型人物形象，还必须具有巨大的概括力量，使读者通过这一形象，认识到更多的人。比如，看了阿Q,人们可以领悟到“精神胜利法”的本质，知道人们的弱点。所以，有时人们就把那种有着虚幻的自我满足的人称作“阿Q”。同样，看了哈姆莱特的形象，我们可以认识到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弱点，还可以把那种办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称作“哈姆莱特”。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这是文学史上两大创作方法。

凡是读过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比如读他的《石壕吏》，我们仿佛目睹了安史之乱时官吏深夜捉人，老翁偷偷地翻墙逃走，老妇悄悄开门觑看以及吏呼妇啼等一幅幅具体、逼真的悲惨场景；而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则钦佩他那种奇特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一会儿把你引入仙境，一会儿又把你带回人间，时而又借用神话传说，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同样，我们读小说《红楼梦》，读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贾宝玉，无论他们是吵闹哭笑，还是吟诗作画，都觉得实有其人，一点不假；而读小说《西游记》又不同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手拿千钧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一会儿腾云驾雾大闹天宫；一会儿摇身一变去降妖伏魔。谁都知道，这是作者的想象。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李白，也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吴承恩，他们在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在表现这些内容时，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罢了。杜甫与曹雪芹常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李白与吴承恩常用的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是要求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作，强调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它要求从细节、情节、环境到人物外貌与内心的描写，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作家思想感情和倾向性应该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画面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作家自己直接说出来。而浪漫主义创作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作家按照理想中的生活来写作，强调理想性。它要求作家充分表现对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而不必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绘。它常常采用幻想的形式、虚幻而离奇的情节，并运用大胆的夸张手法。这类作品总是以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充沛、语言华丽而见长。

文学史上有许多用现实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杜甫、曹雪芹，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也有许多用浪漫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屈原、李白、吴承恩，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席勒，俄国的普希金等人。

现实主义创作办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对立的，有时会被同一个作家所采用。像鲁迅写的《呐喊》、《彷徨》，基本上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写《故事新编》时就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方法。

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通过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口，对“人”作了这样的赞颂。

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价值、地位的重视，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正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又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主张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提倡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着人文主义文学的一份功劳。人文主义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提倡人性，宣扬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主义。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薄迦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薄迦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揭露了僧侣贵族的腐朽和堕落，赞美了平民的聪明和勇敢，向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品《堂·吉诃德》，写了堂·吉诃德企图恢复过时的骑士制度的许多可笑举动，讽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人文主义思潮结束了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思想统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人文主义文学也掀开了世界文学史新的一页，从此人代替了神，人成为文艺作品的歌颂对象。

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

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高乃依写了一部戏剧《熙德》。描写一对情侣唐·罗德里克和施曼娜，因为两人的父亲不和，由情人变成仇敌。这时摩尔人大举入侵，罗德里克为了保卫国家，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立功后，国王亲自出面调解矛盾，罗德里克和施曼娜终于结成夫妻。这部戏剧既说明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也反映了理性高于一切，强调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恩怨之上等等，指出了政治和道德观念的标准，因此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推崇古代，把古希腊、罗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典范，并根据古代作家的创作理论和表现方式，对文艺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作品只能有一个故事情节，并且这个故事情节必须在一个地点、一天时间内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三一律”。

古典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只重共性而轻视个性，或者只求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一个特点，而忽视对人物作生动、具体、全面的描写。因此这些人物缺少感情，不是血肉丰满的典型，而只是一些美德或恶行的化身。他们要么是忠诚、勇敢、慷慨、智慧的代名词，要么就是邪恶、怯懦、吝啬、虚伪的形象化。

古典主义文学具有情节简单、结构紧凑的优点，但由于它把一些本来合理的东西变成清规戒律，就束缚了自己。同时，又把作品作为抽象理性的代言人，失去文学最重要的因素——感情，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到了19世纪，古典主义就被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了。

强调客观纪录的自然主义

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主张创作应该客观地纪录生活中的事实，他不赞成作家对生活现象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自己写小说时，就醉心于对那些琐细的、表面的、偶然的生活现象和细节，作纯客观的描写。比如他的小说《饕餮的巴黎》，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巴黎菜市场的景物，有的地方竟一连写了近三十种鱼虾，并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颜色、花纹、形状等等；有的地方对萝卜、白菜、豆荚、茄子等二十多种蔬菜，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不作概括和评价，读者看不出作者到底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图。左拉的这种创作主张和创作方法，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后相继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从人的社会性入手，而是从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描写人。他们认为人只有动物本能，只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有些作家的笔下，不管是写什么人，都是庸俗、低级和丑恶的，甚至充满着兽性。比如在左拉的《小酒店》中，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工人酗酒，认为这是遗传带来的结果，但没有能揭示出酗酒的社会原因。这种描写，当然无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虽然都主张反映现实，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要进行概括、提炼，并用典型化的手法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自然主义则强调客观纪录，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派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了一部小说《变形记》。故事是：某公司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萨姆沙失去了工作能力，不仅无法供养父母、还清债务，而且成了全家的一个累赘，因而受到全家人的冷遇和折磨，最后在孤独与痛苦中悄悄死去。于是，全家人如释重负，“感谢上帝”。

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显然是属于一种荒诞的虚构。但是卡夫卡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后所产生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却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切。后来，人们往往就把带有这类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称作西方现代派文学。

西方现代派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一种复杂的文艺现象。所谓现代派文学，是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包括各种名目的创作派别。其中有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情节，宣扬神秘主义、悲观情调的“象征主义”；有专门表现作者内心孤独、绝望、潜意识的“表现主义”；有表现梦呓、混乱和荒谬形象的“达达主义”；有表现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文学”；有宣扬存在就是荒诞，人与人之间关系只是一种隔膜的“荒诞派戏剧”；还有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嘲笑黑暗可怕的现实社会的“黑色幽默”等等。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8

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综观有关美感的种种论述，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美感是感性的；2、美感是理性的；3、美感是感性、理性的统一。

“感性”一词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有关的美感讨论中，通常或指不假概念、

判断、推理的直接性（如克罗齐）；或指视、听、触、嗅等感官的运用及其相关对象的外部可感性

质（如黑格尔）；或指一种较低级的认识形式（如鲍姆嘉通）；或指某种身体力量与生理感受（如

居约、马歇尔、桑塔亚那等）；等等。美感与感性的关系也依上述理解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内容。在

把美感转到等同于主观快感上。休漠和博克可说开了风气之先。前者把美感视为一种“同情感”，

后者则视为“类似爱的情欲”.他们的观点后继有人。弗洛伊德沿此方向走得更远。他断言：“美

感肯定是从性感这一领域中延伸出来的，对美的热爱中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性感目的。对于性所

追求的对象来说，‘美’和‘吸引力’是它最重要最必备的特征。”○1在这方面，D.H，劳伦斯

也差不多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性欲和美原本浑然一体，就像火焰与火。美的东西既是激起性欲

的东西，那么很显然，引起的感受即美感也就是性感。然而，这种把美感直接等同于本能欲望和生

理快感的极端看法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承认它们只是美感中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因素。在中国当代美

学中，朱光潜先生十分强调生理性的“节奏感”在美感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区分了一般的快感

与美感。○2然而也还有人特重美感的感性基础，坚持认为应从人的生理构造即肌体、感官与中枢

神经的活动方式中去把握美感的结构体系。○3

另一些美学家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把美感的性质划入感性，特别是归结为生理性的快

感或生物性的性欲，是看低了美感。美感应该是某种更高东西的表现。理性就是这种更高的东西。

但在不同的使用中，理性（therational）也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学中，与理解相关的认知能力和

与实践相关的社会性为其基本含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大多都把美感看作认识的一种形

式。其中最突出的是蔡仪。蔡仪不否认美感有感性（快感）的成分，但却认为，“精神的基础活动

是认识，美感既是精神活动，那么显然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4由于认识乃理性的基本内

容与功能，这就在总体上把美感划入了理性的范围。认美感为理性的并不限于中国。在西方，一般

说来，凡推崇理性的思想家们都易于主张美感是理性的或是强调它的理性方面。鲍姆嘉通早就提出

“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坚持认为“美感认识的根源无疑是在感性认识里面”，

都是把美感当作认识来看待的，虽说这种认识的级别较低。更有的（如Rother）甚至断言，“美只

能自理性去领略，而美所给予的愉快，亦非感觉的愉快。”○5这就完全把美感划归到理性的范围

之内了。

但执于一端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主张二者的某种统一。黑格尔是著名的理性主义者，但他的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仍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美如此，美感亦当如此。在当代中国，认为

美感是感性与理性之统一的不乏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可推李泽厚与高尔泰。应该承认。在对美感性

质的认定上，李泽厚在50年代多偏于认识论方面，尽管他提出了所谓的“美感二重性”（社会功利

性与个人直觉性）问题。因为他那时主张“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

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入手”来分析美感。○6这一入思的角度决定了在其中呈现的美感必然基本上

是理性的。只是到了80年代，他才提出“积淀说”，重新解释了他原来的“美感二重性”.按照这

种解释，美感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

式”.○7这一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经典。迄今为止关于美感的理解大多都是在此框架中进行

的。美感是感性理性的统一，美感包含知觉、理解、情感和想象四种因素，这两点几乎被后来所有

的教科书重复着，鲜能出其窠臼。高尔泰也许是当代中国美学家中最具原创力的人之一。在他的理

解中，美感为一构造，包含两个方面：绝对活跃与开放的“感性动力”；相对静止与封闭的“理性

结构”.前者是“作为动力因与未来相联系的”，后者是“作为结果与过去相联系的”.美感虽不

离这两个方面，但本质上却是作为批判、扬弃“理性结构”的“感性动力”而存在的。这一点决定

了美感的“解放”功能。○8虽说李、高二人在形式上都达到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但也有很大的

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李泽厚的“感性”指的多为人的直观感受，而高尔泰

的“感性”指的则是一种具有价值取向的自然生命力。第二，在“感性”、“理性”两个因素中，

李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融合（积淀），高强调的则是二者的相互斗争（扬弃）；李在美感中看重的

是作为社会历史之肯定成果的东西，而高在美感中看重的则是具有批判精神与否定能力的方面。

无论以上三种理解有何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都不出感性、理性的二元预设。这一预

设注定了美感永远也越不出它们的藩篱。

2美感真的是这样的东西吗？

如果人性的全部内容只有感性、理性两维，那么，在它们的界域之内去探寻美感的性质就将是

完全正当的，而达到两者统一的观点无疑也将是最全面的。但是，如果人性的疆域伸展得比感性、

理性还远，而美感的性质碰巧又逸出二者之外，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里不再做人性的有无之辨，而径直指出：感性、理性确为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只是

人性的一个方面（现实性维度）；此外还有一个方面，这就是灵性（thespiritual）。这是人性

的超越性维度。这两个维度是平列而非从属的：“灵性”不是“感性”、“理性”的升华或反映，

不能归并到“感性”、“理性”之中；“感性”、“理性”也不是“灵性”的放射或流溢，不能收

摄到“灵性”之中。

何谓“灵性”？正如“感性”、“理性”一样，“灵性”也是我们对于人的存在之某一方面的

概括与抽象。我们把“灵性”界定为人与“意义”打交道时所出示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处身状态。

但什么又是“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所说的“语义”即语词所

指的无形的观念；也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种组建世界的“意蕴”即事物凭之

得以展露和领会的因缘联络整体。这两种“意义”与我们所说的“意义”虽不无关联，但却不是同

一层次上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是一种“人生意义”，即人生在世特别有所依持（可靠、可慰、可乐

等）的那样一些存在状态。这一意义上的“意义”与前两种的区别可由下述情形见出：一个人说着

语言（诚诺着它的语义），也在作为因缘联络整体的世界中烦忙操持着（承诺着它的意蕴），却可

能仍感到他的生存是毫无意义的、空虚无聊的，仿佛还缺点什么。这个“什么”，多半就是可使一

个人兴致高昂或兴味索然并因而可使他的生活充实生辉或空虚暗淡的“意义”.

求意义与求生存乃是人生在世的两维。求生存指个人的存在与种族的延续。为此而又有求食

（或以求食为主）与求偶两种基本活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

身的生产。对于这两种“生产”的重要性人们已经强调得够多了。然而，无论求生存的活动多么重

要，都不能取代人求意义的需要。人不能没有对物质和异性的需求；无之，人便不能存活。但人对

意义的需求也同样重要，甚至还更重要；无之，人即使活着，也空虚无聊。人可死于冻馁，也可死

于意义的缺失。动物只求生存，而人赖以存活的还有意义。爱、友谊、游戏、审美（艺术）、道德

（修养）、信仰（理想）等等就是人求意义的基本方式。

就人主体方面的能力而言，人凭什么去求生存与生存的意义呢？

人求生存，主要凭“感性”和“理性”.

我们所谓“感性”（thesensual），指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需要和能力。一方面，

求生存的需要也就是欲望求其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欲求的基本手段也是感性（身体）能力。

这是人生而具有的能力。人为了生存，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求，首先要调动和发挥这方面的能力，

即运用自己的五官四肢去与外物打交道，由此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在此过程中，人的工具

也不过是人的感性能力的延伸和加强。我们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人的心智能力。这种能力也是

自然赋予的，但却在社会历史的漫长运用过程中得到磨砺与增进。“理性”的基本功能在于认知和

规范。它需有一种黑格尔所说的“狡黠”本性，能发明出一系列的手段（中介）来弥补和增强感性

的不足。就人与外物打交道而言，如果说“感性”提供的是动力（双重意义上的），那么“理性”

提供的则是方法和中介。仅此而言，无论运用“感性”的实践和运用“理性”的认识有多大的差别，

都可视为同一求生存活动的两个互渗的环节。人类愈是蒙昧落后，就愈多地依赖人的“感性”（体

力）。反之，人类愈是开化进步，就愈多地依赖人的“理性”（脑力）。但无论轻重多寡，两者都

是人的谋生活动少不了的。

人求生存的意义，则主要靠“灵性”.

诚然，人在从事某些求意义的活动时也离不开“感性”和“理性。竞技要运用肢体，下棋要运

用头脑。艺术家在构思时要运用心智，创作时常常离不开身体方面的活动。然而，在意义求索及其

体验中，我们却主要不依靠这两种能力，这不是因为它们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无能。因为这里发生

的不是”感性“与”材料“的实践关系、”理性“与”概念“的认知关系，而是：”灵性“与”意

义“的体证关系。”灵性“何在？不在血肉之躯；”意义“何在？不在物理、概念世界。但正是在

对”意义“的追求与体验中，我们才发现有”灵性“和”意义“这回事。二者所形成的，是虚化的、

形上的精神关系。这种关系既可在瞬间激活为”高峰体验“，也可转化为较为持久的个人信念。总

之，”灵性“乃是人与”意义“打交道的一种精神能力。正是凭藉它，我们才可能从形下生存转入

形上体验。才可能在事实世界发现价值，才可能在受必然支配的自然和社会中找到人的自由，才可

能使我们的有限存在获得在世的依傍和意义。

求生存与求意义是同时逆向的两种活动。“同时”是指这两种活动没有先后之分。不是说先须

求生存而后求意义，而是在求生存的同时就求着意义。以往的生存活动，无论多么原始艰辛，都有

求意义的活动交织其中；将来的意义追求，无论何等广泛深入，都须臾离不开求生存的活动。“逆

向”指的是：求生存的活动走在“出”的方向上，而求意义的活动则走在“归”的方向上。人若不

从自身走出去，以“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去与外物打交道，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人若一

味远出，则又可能迷失其中而成为飘无所依的“游子”，意义追求与“灵性”体验就是引人归“家”

的途径。人有时有可能更多地行进在某一方向上，但相反的方向总是同时为人开放着。

3在“感性”、“理性”和“灵性”中，美感的根扎在后者之中。作为“灵性”的一种表现，

美感不过是人归“家”时所产生的喜悦感。此种喜悦感正是一种意义感。

说美感是一种意义感，这是就其性质而言的。必须把性质与产生区别开来。美感的产生在外有

诉请感官的感性形式（形、色、声等），在内有其心理状态和过程（感知、情感、理解、想象等）。

这些都可归于“此岸”（可由经验直接确知）的范围。而“性质”则指形上的“根据”.美感虽是

在“此岸”中发生的，但其根据却在“灵性”活动的意义世界。这正如影子投在大地上（形下事

实），但产生影子的光却来自天上（形上根据）一样。美感有其心理机制或过程，可以从心理学的

角度去加以描述。但是，如果把美感归结为实证性的审美心理学，那就误入歧途了。无论深入到情

感，深入到知觉，深入到无意识，都无法探到美感的底蕴；也无论以情感为中介，还是以想象为中

介来统摄其他心理因素，都难以揭示美感的性质。同样，美感的产生离不开对象诉诸感官的形式，

可以从对象的形式方面或从对象形式与人心的同构对应关系去研究美感发生的原因，但却不可把美

感归结为对象的感性形式。因为那样一来，美感就不是意义感而主要是一种形式感了，就不是自由

的、超越的而主要是被动的、反映的了。美感性质上是一种对意义的精神体验，而不是对形式的感

性观赏。它包含着后者但并不等于后者。对于一个心如死灰的人来说，再美的形式也激不起他的兴

趣。这就表明了形式感的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

诚然，美感具有一种不假理智思考与逻辑推断的直接性。但在流行的理解中，美感之能如此，

是因为历史的“积淀”.此种积淀使历史和社会的东西最终转化为个人的东西，逻辑的东西转化为

直观的东西，即理性转变为“新感性”.在此，美感的直觉性源于感性的直接性、感官的直接性。

而在我们的理解中，美感直觉性的来源主要是“灵性”.灵性既是对意义的体认，就一定是直接的、

不假理智思考和逻辑推断的。思考和推断是智性的事而不是灵性的事。灵性的此种直接性很容易使

人把它误认为感性的直接性。感性直接性的内容是感性对象的存在同感性主体的欲求、兴趣、需要

等等（生存性的）之间的直接合拍，而灵性直接性的内容则是感性对象的形式同灵性“主体”（姑

借用这一概念）的价值关怀、意义祈向之间的直接相契。价值认同与意义体证，无须以理性思考与

逻辑判断为其中介。所以，尽管感性与灵性都有直接性的品质，但其背后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即使

有感性直接性的存在，它在审美中的作用也是次要的。

对直接性内涵的理解背后涉及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美感到底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不少人

都确信美感是一种自由感。但若把美感的基本内涵理解为历史的、社会的、功利的亦即理性的东西，

那就很难说是自由的。此种性质的美感在骨子里是受动的、不自由的。被这样锁定在社会性上即理

性上的美感哪能是自由感？这不仅因为理性、社会性“是作为结果与过去相联系”，而且更因为它

们压根儿就是一种必然性。无论与过去相联系，还是与未来相联系，它们都滞留在“此岸”中，即

滞留在人与物、人与人打交道的谋生活动中。必须断然指出，无论在社会必然性（理性结构）中，

还是折回去，在自然必然性（感性动力）中，都探不到美感的根据和性质。美感的根是扎在人性的

那个超自然超社会的层面中的，亦即扎在灵性之中的。只埋头在感性、理性的土壤中去刨掘，而不

仰望天空，找到的只能是沉重的必然，而不是轻灵的自由。

4由于美感是一种意义感，而意义只能在体验中存活，故对美感特征的认识首先须由对体验的

揭示开始。但要揭示体验的特征，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将之与非体验的方式作比较。非体验有哪些形

态呢？我们选取何种形态来做比较才是恰当的呢？前面已谈到人的感性和理性。这也是构成人性的

基本维度（现实性维度）。因此，只需把人和“对象”在意义体验与在这两种方式中的存在状态作

比较就行了。人的感性运用有多种表现，但最通常的却是运用“体力”的实践活动；人的理性运用

也有多种表现，但最通常的却是运用“智力”的认识活动。它们不仅基本，而且重要，一向被视为

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就从与它们的比较开始。

（1）以主客之间是否有距离为标准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上述三种活动，一眼便能见出：认

识、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之间存在着距离，而体验则无。为了得以认识，一方面需有认知主体的存

在，他方面需有可供认知的客体的存在。二者的关系是：客体须在主体之（面）前、之先，主体须

在客体之外、之后，即有一时空间距。在此，认知和认知对象处于二元相分和对峙的格局。这一格

局贯穿于认识活动的始终。实践活动也是如此：为了得以工作，一方面须有动作的主体，他方面须

有可供加工的客体。这里同样存在着时空间距。加工客体固然会使之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最终

形成的仍然是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无论这个客体是对主体本质力量的肯定还是否定也罢。相反，

体验却无此主客相分和对峙的情形。严格地说，体验者并不是清醒自持的主体，他因消融到意义之

中而失去主体身分（杜夫海纳称之为“亚主体”）；体验的意义也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对象，它因只

存活于体验者的感受之中而不具有客体身分（杜夫海纳称之为“亚客体”）。中国古典美学用“物

我不分”、“物我两忘”来指称这种交融状态。既是“不分”，何来主客身分的区别？既是“两忘”，

何来主客性质的贞认？这是一种“微尘中见大干，刹那中见终古”的超时空状态。当然，我们也可

诉诸理解和表达，而一当这样做，体验者便走出了他的体验。每当一种心情意绪已消失不在时，我

才知道我所处的状态。我反省到自己在片刻前是快乐或痛苦的、愉悦或忧郁的。这种反省便构成了

我对自己快乐或痛苦的知识。而“我感到欢乐最浓的时刻，乃是我对此知道得最少的时刻”（鲁一

土语）。这里的“知道”当然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2）以人与对象的存在样态为标准若以此为标准，便可发现，人和对象在上述三种方式中的

存在样态是不同的。在实践方式中，一方面是人的“动力化”，他方面是对象的“工料化”.人的

动力化，是说人为了得以作用于自然物，必须把自己采取为“身体”；对象的工料化，是说对象要

能成为上手操作的东西，必须相应地以“材料”或“资源”的形态出现。因为只有这样，两者的

“身分”才对等，才能发生操作关系。在此关系中，人是以作为一种自然力（劳力）作用于自然物

（实物）的方式把对象化归为己的。在此化归中，工具的采用也无改于这种关系的本质。而在认知

方式中，则一方面是人的“智性化”，他方面是对象的“概念化”.人的智性化，是说人为了得以

思考对象，必须把自己采取为“头脑”；对象的概念化，是说对象要能成为可被认知的东西，必须

相应地变成由智性所规定的“概念”.因为对象只有变成本质上直接是主体的东西，方能为思想所

把握。在此关系中，人是以作为一种抽象的能力（脑力）作用于思想物（概念或符号）的方式把对

象化归为己的。在此化归中，仪器的使用也无改于事情的本质。而在意义体验中，体验者既不是作

为“身体”也不是作为“头脑”而是作为“性灵”出现的，对象也既不是作为“材料”也不是作为

“概念”而是作为“意义”出现的。“性灵”何在？不在血肉之躯的某个部分；“意义”为何？不

是抽象僵死的概念符号。二者所形成的。既非实际操作的实践关系，也非抽象思辨的认识关系，而

是形上虚化的体悟关系。人们无法给出一个“意义”，也无法找出一个“性灵”，更无法把它们从

浑然一体的状态中截分为二。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事件。从外部动作甚至表情上，很难看出体验者

有何明显变化，更看不出它对外物有何作为和改变。但这种发生在精神中的历程不仅同样真实，而

且刻骨铭心。它们的一再发生，能够内化为某种较为持久稳定的信念。

（3）以状态本身是否自足为标准在此，“自足”指的是为自身之故而存在。就主体的动作状

态而言，认识中的“看”、实践中的“做”，都还是达于某一有限目的的环节和手段。看是为了看

出什么（特征、规律），做则是为了做出什么（器具、产品）。这些“什么”，尚走在通向某一目

的的中途。看出的什么常需转化到“做”中去，而做出的什么又多半是为生存之“用”服务的。看

和做的成功，只是有限目的的实现，在对人的目的上尚还只是手段。○9而体验则与此不同。意义

体验是驻留状态。它不仅不是手段，而且也不是有限目的。由于体验是从单纯生存返回到意义并在

意义领悟中驻留，因而是返回到人的目的的最后环节。在这个目的的背后再无别的目的了。如果说

人和对象是通过认识（看）和实践（做）而开始其分离性的远游即出“家”的，那么，经由对意义

的体验，人和对象又都回到了“家”.这个“家”所意指的就是意义体验的驻留状态。体验者沉溺

其中，享受着某种欣悦的心情而别无他求。

通过上述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意义体验乃是这样一种感受状态：因其摆脱了单纯的谋生

需求，故是一种自由感；因其超越了主客对峙与分裂而表现为和谐感；因其从“出家”的飘泊中掉

头归返家园，故洋溢着喜悦感；因其驻留于意义之中而别无他求，故又是一种归宿感。人生在世，

烦忙操持，辛劳不已，唯于种种意义体验之中，方摆脱谋生的绢绊而感到报偿和慰藉。

5以上，我们揭示了意义体验的一般特征。美感是一种意义体验，因而禀有意义体验的上述特

征。然而，美感自身的特点还未得到凸显，还须由此出发去探寻美感自身的特殊性。我们曾说过，

爱、友谊、游戏、道德、信仰等等也是人求意义的一些专门形态。在这些形态中所获得的体验也是

意义体验。美感与在这些形态中所获得的意义体验有何分疏呢？

不必将审美体验与上述体验形式一一加以比较。只需从中挑选一种就行了。我们选择信仰。之

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爱与信任已经或多或少包含在审美体验之中了；游戏与审美相近，故

在其中所生的感受也类似美感；道德的情况比较复杂，○10不宜在这里展开，故存而不论。这样就

只剩下信仰，信仰不仅是人求意义的一种主导方式，而且它与审美同列于意义形态的较高等序，故

将之同审美比较是合适的。

何谓信仰？信仰是一种相信。但却不是一般的相信，而是特别的相信。这个“特别”就在于：

不仅该相信是当事人努力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被他当作在世的基本依凭。信仰有种种。可根据所信

“对象”的不同而把信仰分为两类：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世俗信仰的对象皆为世内之物：或是爱

情、金钱、权力，或是领袖、主义、民族。宗教信仰所笃信的一般则为世内所无的“神圣者”.我

们选取宗教信仰及在其中产生的体验——宗教感——来作为比较的对象。

可在两方面作比较。第一，引发体验的对象。宗教感受的“对象”既然不是我们这个世内的东

西，故为神秘的（numinous）。神秘指的是陌生。但这个陌生的东西，并不是现在不认识而将来有

一天或许要碰到的东西。这个陌生的东西，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碰不到的。它是一个“全然

相异者”（thewh011yother），不受因果关系的制约。其次，宗教感受的“对象”也是无形的。无

形指的是虚无。不是说宗教感受的对象还能以某种看不见方式（如观念、意象）存在，而是说它根

本就不存在。任何拿世间事物来比拟它的做法，都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无形同时也无限，因为有

形的东西必然也是有限的。若以这两点来比照审美感受的对象，那就正好相反。审美感受的对象绝

非神秘陌生的，而是我们这个世内的东西。即便也还存在着我们一时还弄不明白的事物和现象，那

也谈不上真正的神秘和不可知。我们这个世内的东西，无论是熟悉的还是暂时陌生的，也无论是自

然的还是社会的，都必然是有形的、有限的。正因为有形、有限，故总能诉诸人的感官。“耳得之

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于是声色、形状便成为审美感受的主要对象。它们作为存在着的东西，

处于包括因果律在内的一般联系之中，一点也不神秘。第二，体验的情感质素与色调。与体验的对

象相一致，宗教感可说是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有两种基本色调。一是神秘严肃：由于宗教感受

的对象是神秘的，故所生的感受也是神秘的，充满了惊奇和恐惧；同时，又由于这种对象是神圣的，

故所生的感受也是无比严肃、无比崇敬的，不敢有半点放肆和亵渎。在宗教感受中，固然也可产生

某种福乐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常常只是一个伴生性的因素，而且在性质和强度上都不同于单纯的

安慰、信托、爱的快悦这类自然情感。二是复杂冲突。宗教感受不仅包含多种情感因素，而且这些

因素大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崇拜者在某个神圣者面前所生的颤颤兢兢、自惭形秽、卑

微渺小的感受；另一方面，尽管崇拜者胆怯万分、无比畏惧，但同时又总是情不自禁地转向它、投

入它、融入它，甚至还要使之变成他自身的东西。○11正是这种既感到拒斥又感到吸引、既有肯定

性的情感体验又有否定性的情感体验，构成了宗教感受的基本内容。人们也因此而用“敬”（respect）、

“畏”（awe）这两个意义相反的词语，来指称这种特别的感受。审美感受则主要是一种愉悦感。

愉悦感是一种肯定的自然情感，“类似于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而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

○12审美者专注于美的对象，整个被形式吸引而鲜有拒斥的感觉。同时，审美感受也表现为一种轻

松、稳定的感受。它不像宗教感那样严肃，那样充满惊奇，也没有宗教感所特有的那种神秘。它带

有迷恋的成分，但又不如宗教感那样近乎迷狂与眩晕。它像五月骀荡的和风，在审美者的心间轻轻

吹拂；或如徐缓抒情的乐曲，调和优雅地鸣弹。它也涉及多种心理功能，如想象力、知解力等等，

但相对说来没有宗教感那样复杂，而且多半处于和谐的运作之中。审美感受总的色调大致如此。当

然，在骤然面对大海星空和峭崖悬瀑、金字塔和万里长城、莎土比亚的《李尔王》和贝多芬的《第

九交响曲》这类崇高对象时，由于审美者一时不易把这些具有强刺激的对象（鲍桑葵所谓“艰难的

美”）整合到自己的经验中来，也会引起情感的跌宕起伏（这时它与宗教感受有相似之处）。但正

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经过心理结构的内在调整，最终亦可使动荡的心情归于

平和。这个调整过程同时也即是从迷惘到自信、从恐惧到安全、从压抑到伸张的转化过程。作为这

个过程的结果，最终呈现的，依然不是利害计较而是静观凝视，不是痛感而是快感。这种快感与那

种直接由优美事物（鲍桑葵所谓“平易的美”）引起的快感虽不尽相同，但基本的质素应该说还是

一种愉悦感。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看到：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审美感受所涉及的是我们这个世内的事物的形

式；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审美感受是一种愉悦和谐的自然情感。联系到前面对体验意义的分析，似

乎可以对美感作这样的界定：美感是人体验意义的一种方式，它通过驻留于事物的形式而暂时中止

了任何实践的或观念的兴趣，同时在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自由爽朗的愉悦之情。美感点燃了美。在

美感的火焰中，世界才诗意地（有意义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6综上所述可知，一般人在解释美感性质时所取的路线大概是：从追问美感而切人对人性的解

释；人性由感性、理性两个方面构成；美感或为感性的，或为理性的，或为二者的统一；美感以心

理体验的形态出现，其性质应由心理因素的厘定（形下分析）来加以确定。这一路线始终是在“此

岸世界”的领域中进行的：由人的认识、实践活动到美感经验的心理学分析。

而我们的路线是：由追问美感而带出人对意义的求索与人性中的灵性维度；灵性是人与意义打

交道的能力和处身状态；美感虽不离现实事物的形式并以心理体验的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体验

意义的一种方式，故其性质应由对此体验的结构分析（形上分析）来加以确定。这一路线基本是在

超越的层面上进行的：从人的“彼岸性”（灵性）到审美感受的存在论分析。

我们相信，只有沿着后一条路线，才有可能对有关美感性质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作出令人满意

的解释：

美感是超越的，因为美感是一种意义感；美感是自由的，因为美感是在中止了实践的或认知的

兴趣（它们无非是求生活动的两个互渗的环节）之后产生出来的形式感；美感是创造的，因为美感

把意义赋予世界，使世界挣脱了只作为资源或概念存在的庸常状态；美感是直觉的，因为美感是灵

性对意义的直接体认，根本无需经由理智思考与逻辑推导；美感是愉悦的，因为美感是人在归“家”

时内心所洋溢的喜悦感。

注释：[1]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转引自《美学》第6期，第275页，上海文

艺出版社，1985年版。

[2]朱光潜：《谈美书简》，第77-7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3]见汪济生：<美感的结构与功能>，学林出版社，1984年。

[4]见蔡仪：《新美学》，第3章，载《美学论著初编》（上），第310页，上海文艺出版杜，

1981年。

[5]同上，第311页。

t6]李泽厚：《美学三题》，载《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7]李泽厚：《美的历程》，第21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8]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载《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9]所谓“现实对实践的肯定”即属此类目的。在此，目的的实现还不能证明其合理，其合理

性尚需由对人的目的之肯定与否来加以确定。就此而言，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倒是真理

（合人的目的性）才是检验实践的标准。

[10]若指旨在发挥维护社会现存秩序的那部分规范，则道德多属强制性的必然领域；若指那些

以人格锻炼和境界修养为目的的要求，则道德多属意义求索的领域。

内容管理论文范文篇9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的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活动本身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人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活动，人也不仅仅是使自然向着他自己，他的活动的内涵应该更广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创造“第二自然”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此可见，人的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就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敞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艺术世界。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艺术接受活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不管怎样，艺术活动是一个使我们的世界“陌生化”的活动，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但这正是我们思考艺术的真正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制造陌生事物的活动中，我们在不断地超越，超越现存世界有和无的隔离，在心灵中出现了另一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心灵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灵的运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意就是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面对一件非凡的艺术作品，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的，或是艺术理论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现实存在的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开启我们的世界面向心灵的物，艺术作品的本意是激荡起我们的感受，是艺术作品驱使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审视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应该就是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进入到“我—艺术”的世界中，使之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艺术就是着力于激发塑造新的心情，新的感受方式，是艺术的方式在制造着我们感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规定着艺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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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洞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未可轻视的地位。对这项珍贵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强烈的振撼和极大的反响。随後更由於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1998年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挪威的展演还多次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与热烈的赞扬!中国古老的洞经音乐也更加名扬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洞经音乐的美妙旋律及其高雅悠扬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已经使酷爱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深深陶醉。以至她从1991年起，连续几年来到云南深入调查，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她搜集了大批宝贵资料，并写出了颇有水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洞经音乐如此珍贵，那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诞生於何时?起源於何地?又如何传播到云南?甚至流布到缅甸……，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并探求其中的奥秘，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梳理今人成果，略陈管见，以供大家研讨。

一、洞经音乐的起源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探索它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以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只有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它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洞经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这些普遍广泛、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从思想与宗教的视角来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发展。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音乐的视角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步虚声韵"。①步虚声韵即是道教特有的科仪音乐，它是道士朝真礼斗，赞咏上帝，行道啸唱的玉洞乐章。"步虚声"包括乐曲与唱词两个部份。乐曲颂扬虚空神灵仙境缥渺之美，唱词歌咏众仙万圣玄妙之德。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产生。"著名道士寇谦之早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写出《老君音诵诫经》，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②作为道士用音乐伴奏诵经的科仪。当时所用的"八胤乐"即为後世之"步虚声"奠定了基础。成书於五世纪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收有《洞玄步虚吟》十首，即是道士最早在科仪中使用的步词。"③其体或五言、或七言、八句、十句不等。隋炀帝、唐玄宗、宋太宗、宋徽宗皆好之。"此时已有《玉音法事》之书辑录了唐宋道曲五十首。"④明代永乐年间则将若干道曲编成《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元代以後，随著道教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流派後，道教音乐也分为"全真正韵"和"正一科韵"。成为道士早、午、晚三朝诵经以及做各种法事使用的音乐。特别是《玉皇经》於唐宋之际出现之後，道士即将谈演此经的道乐称为"钧天妙乐"。所有这些，都为洞音乐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有了上述基础，还需以下条件，洞经音乐才能产生：第一，道教天师派及其後裔上清派的出现。张陵所设的24治范围已包括了云南北部和陕西西部广大地区。天师道曾沿著"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四川青城山即是早期天师道的圣地。唐代更有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此宏道，宗风浩荡，劲吹云南。滇西道众争相以杜为师。

第二，文昌帝君的形成。据学者们研究："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雷神、星神、树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史记天官书》载："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春秋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先秦时，梓潼县七曲山便有雷神庙，人称"善板祠"。王象之《地纪胜》说："梓潼县灵应庙所供之神即是张育。"⑤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将其封为"左丞相"。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逃到梓潼避难。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还解下佩剑相赠。宋朝时张神又屡受封号，光宗赵、理宗赵先後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抓住机遇，便以绍熙六年(1196)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亦以同样手法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便於延佑三年(1317)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所谓"大洞经"者，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大洞经"系指道藏中上清众经的总称。道藏有三大类。上清经便归在洞真部里。里面有部《上清大洞真经》，狭义之"大洞经"系指《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代的卫琪本。据黄海德先生考证："前者成书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作者为四川宝屏山玉虚台道人刘安胜"。⑥後经宋理宗景定年间四川甘山摩维洞主罗懿子重新校刊。胡传淮先生又进一步考定："刘安胜实为四川逢溪县人。《蓬溪县志：山川》载："赤城山即宝屏山，其山赤色，中峰蔚然，左右环拱，上有七曲老人祠，张神君解道德经於此。''''《蜀中名胜记》与《四川通志》均录其事"。⑦元代又有蓬溪县的另一道士(中阳子)卫琪，撰成《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并於公元1310年献给朝庭。内容与刘本及古本一脉相承。当时的"翰林学士"张仲寿也明确指出："《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见也。"七年之後，元仁宗皇帝正式加封梓潼张神为"文昌帝君"，卫琪本即为范本流向全国，并成了云南洞经会的主经。

第四，文昌庙的建立。全国第一座文昌宫始建於梓潼而且是从七曲山的张神庙演变来的。唐宋时随著张亚子神爵与封号的不断晋升，庙宇也逐步扩大。"以至宋代绍熙十年(1146)朝庭降旨命按王宫规格扩建"。⑧元明清时相继重修，庙宇变得更加雄伟状丽，气势磅。现存大庙(即文昌宫)堪称全国最大的同类建筑。"占地面积为1.4万平米，包括山门、前殿、後殿、桂香殿、盘陀殿、天尊殿、家庆堂、白特殿、灵官殿、谷父殿、三霄殿、瘟祖殿、飞鸾殿、风洞楼、百尺楼、观象台、应梦亭、望水亭、三皇门、钟鼓楼、寝殿和影壁等23处金碧辉煌，飞彩流金的宏大建筑"，⑨成了中国文昌崇拜的祖庭。每年都有数十万中外游人到此朝拜。

第五，文昌庙会之形成。宋人吴自牧曾在《梦梁录》中写道："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可见文昌庙会迟至南宋就在四川形成了，地点都在道观，掌坛之者当系道士高功，唱诵之乐皆为道乐。这在刘安胜本之中已明确记载，书中多次提到了"檀炽钧音"。所谓"檀炽钧音"，即是羽士淡演《皇经》所用的韵律优美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元人卫琪书中更有"文昌胜会"一目称："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每观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作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科仪，多禅道混融互用。"足见当时文昌胜会已在四川广为流行。此时的"檀炽钧音"仍以歌咏"帝君"为主，而且卫琪书中尚有"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画著笛、箫、锣、鼓、钟、磬、筝、钹与琵琶等二十多件乐器。川大学者王兴平先生指出："洞经音乐和文昌大洞仙经一样，产生於西蜀，也最早流行於西蜀"B10是完全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黄枝生、刘长荣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洞经音乐发祥於梓潼"，他们的依据是卫琪书中再三言及的"七曲山"、"凤凰山""五妇岭"、"剑泉"等处都在梓潼城北。并且书中所示的种种乐器，都是文昌宫作会的所用之物。这些依据大体上是可信的。今年八月中旬，笔者曾与王兴平、甘绍成先生到梓潼考察。在文昌镇访问了一些洞经老人。他们说："明清时梓潼有很多文昌庙，每个庙里都有洞经音乐，我们称作''''大棚音乐''''，做会时热闹得很。民国年间全县尚有一百多支洞经乐队。"谢焕智先生著文介绍了县城的"文昌出巡"盛况。B11他说："文昌行宫(始建於乾隆四十四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十八日都要举行文昌出巡大典"。届时，用迎神大轿将"文昌帝君"(木刻神像)从大庙中接来，全城官民尽皆夹道迎接。"文昌帝君"在数百名仪仗的呼拥之下进入城内。随行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之前皆有乐队奏乐。役夫鸣锣开道，全套鸾驾跟随。各家各户皆焚香化符。帝君圣驾进入行宫以後，接连数日，每天早、午、晚三场都要在宫前广场演奏洞经音乐。还有川戏，杂耍和龙灯狮子表演。满城欢庆，鼓乐喧天。此时又值元霄灯节，全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彻夜通明。此习延至民国年间。近两年又恢复了这项活动。从杨世昌手中的数十张彩照来看：梓潼的文昌胜会确比云南任何地方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声势要浩大得多、场面要壮观得多，礼仪更隆重得多。

由此可见，洞经音乐起源於四川，发祥於梓潼的观点是可信可靠的。因为别的地方都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二、洞经音乐的传播

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後，便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向川外传播。《清史稿·卷84》载："文昌帝君。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圯。嘉庆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礼官遂定议。岁春祭以二月初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後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跻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後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祀庙者，设位公所，毕，彻位随祝帛送燎。"这段记载充分表明：第一，北京已在元代便有了文昌宫。第二，清代仍将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第三，祭祀必用音乐。

云南则是洞经音乐兴旺发达的沃土。然而它从何时何地传入?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有明初、明中、明末和清代传入几种说法。传入的地点有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几种。从材料而言还是以四川为多。例如《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说："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梓潼县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梓潼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梓潼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四种说法时间虽有差距，但都明确肯定是从梓潼传入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阳所编撰的《云南通志》可作参考。是书记载了明初云南各州县文昌宫的情况。文昌宫是洞经会活动的大本营，洞经音乐便在这里演奏。书载："昆明文昌宫在西门外"。"楚雄梓潼庙在城西仁福门外"。"武定文昌祠在旧府治内"。"鹤庆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宫内"。"永胜梓潼庙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间副使林浚建。岁春秋上丁後四日祭。腾越州亦有祠"。"凤庆文昌祠在府治东北三里，嘉靖间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见，文昌宫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国学者由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殁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姚邑经会，创史於东山老会(原在白鹤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筝、琶、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迁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肖焉，并见社会。"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杂以佛道，附会入坛者，皆属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在明代已经开始兴盛，其它几种说法只是四川传入的变种。

清代则是洞经音乐在云南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鼎盛时期。全省120多个县凡人口较多的大村镇，都有数量不等的洞经乐队定期活动。而且组织健全，活动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了。并已随著马帮的行踪，逐渐传到缅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会动荡，滇西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的人迁入缅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经商。滇南的蒙自、个旧、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经音乐流入异帮，在华人中生根开花。滇人离乡背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之际，便展开经书，操起乐器，那悦耳动听的乡乐，曾使多少华人流下思恋故土的热泪……

"民国年间，洞经音乐仍在云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继尧出师讨伐袁世凯之前，还请省城洞经会谈经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区内还有八九支洞经乐队存在。云南解放，以彭幼山为首的一批洞经老人成立了《古乐研究会》，开展搜集整理乐谱工作。

三、洞经音乐的流变特徵

洞经音乐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产生以来，迄今有830多年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初传、渐盛、鼎盛、衰微与重振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经济、社会与宗教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就云南而言主要是：

第一，乐曲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後经有关部门大力搜集、整理、鉴定(除掉同曲异名者)尚有1500多支。仅《大理洞经古乐》(1990出版)书中便有270首。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洞仙赞》、《何仙姑》、《天女散花》、《诵经偈》、《玉律贺章》、《圆通赞》、《梅花引》、《元皇赞》、《迎仙来》、《真武赞》、《妙华音》、《上清宫》、《南华章》、《神洲渡》、《瑶台月》、《长春宫》、《仙花歌》、《金纽丝》、《银纽丝》、《碧溪三叠》、《翠珠帘》、《迎仙驾》、《天尊颂》、《月殿仙》、《柳青娘》、《吉祥音》、《清华赞》、《咏宝章》等。"昆明洞经乐曲据彭幼山先生说曾有150多首"。经省市文化局干部记录整理出132首。包括《玄蕴咒》、《小桃红》、《迎仙令》、《道师令》、《青鱼令》、《折桂令》、《哪叱令》、《清水令》、《将军令》、《得胜令》、《叨叨令》、《南令》、《品令》、《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南扮妆》、《北扮妆》、《阳扮妆》、《苏扮妆》、《吉祥音》、《太平音》、《天机音》、《翠花音》、《普光音》、《虚昙音》、《闹元霄》、《山坡羊》、《一江风》、《水龙呤》、《万年欢》、《汉东山》、《满庭芳》、《柳摇金》、《老挂腔》"等"。唐鑫先生整理出"巍山洞经音乐100多首，"包括《步蟾宫》、《漫五言》、《柳青娘》、《庆天宫》、《八神咒》、《贺圣朝》、《风入松》、《金蝉噪》、《四平腔》、《锁南枝》、《小鹧鸪》、《水龙呤》、《下山虎》、《点绛唇》、《一江风》、《雁落沙》、《贺归依》、《开经偈》、《五称》、《新腔》、《叠落金钱》、《仙鹤展翅》、《浪淘沙》、《六五调》、《观音扫殿》"等。"弥勒县有111首，包括《千秋岁1、2、3》、《万莲花1、2、3、4》、《得胜令1、2》、《一江风1、2》、《圣号1、2、3》、《仙家乐1、2》、《老忏1、2、3、4》、《朝天子》、《一篷松》、《倒垂莲》、《大功曹》"等。"通海县有《功课》、《步步娇》、《叠落金钱》、《茶供养》、《香赞》、《寂寂至》、《七星丹》、《阴阳调》《鹧鸪天》、《醉花云》、《得胜令》、《新荷叶》、《雀踏枝》、《古歌记》、《楚天遥》、《蓬来宫》、《锁南枝》、《月儿高》、《沙落雁》、《祝皇天》、《仙家乐》等50多首"。"曲靖市有《山坡羊》、《南进宫》、《浪淘沙》、《柳摇金》、《四字调》、《普光》、《太上说法》、《苍胡》、《大洞》、《咒烛》、《西江月》、《炉烟满席》、《香供养》、《散花吟》、《清平调》等20多首。此外，宣威、会泽、昭通、师宗、罗平、沾益、陆良、富源、新平、石屏、建水、个旧、丽江、保山、腾冲、永胜、华坪、武定、玉溪、剑川、鹤庆、楚雄、客川、祥云、南华、姚安、晋宁、泸西、文山等地都有许多乐曲。

这些乐曲不少被记录在工尺谱中，可惜多数工尺谱已在当作"四旧"烧毁。谱中记录了许多宫庭音乐、江南丝竹、民间音乐和部分戏曲音乐的曲调。据省城音乐大师彭幼山先生说："有的笛子和唢呐曲是直接套用川戏、滇戏和昆曲的，还有一些民间吹打乐。这些乐曲大体上分为"牌子音乐"和"非牌子音乐"两类。"牌子曲"就是器乐曲，它又分"大牌子"、"小牌子"两种，是专为各种科仪服务的。非牌子乐曲是专为谈经时唱赞仪节服务的，配有唱词，又分"唱腔"和"吟诵"两类。B21不管哪种乐曲，都普遍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加花艺术手法。旋律的宛转曲折，音质音高的圆润浑淳等均有规律性和多层次的巧妙变化。并充分地表现了洞经音乐的广泛性、灵活性、多样性、地方性与民族性特点。

第二，乐队扩大。云南洞经会过去都有一支编制完善，组织良好，造诣高深，素养谆厚的专业乐队。队员有明确的分工和专门的座次。16把椅子是最基本的编制。超过此数的人皆坐机动位。座次分东四座，西四座，上四座和下四座。首座居长，副座次之。"16把椅子不许乱座"。谈经时又按"八字"排列，这种严格的规定与分工，恰恰是音响效果的最佳组合。许多乐队中都有些以吹笛，吹唢呐，弹古筝或打响器而著称的高手。如昆明的彭幼山，八十七岁还能按《将军令》、《得胜令》吹得四邻皆惊。丽江和毅安，曲靖窦信三和巍山赵从宽等都是身手不凡的老人。乐师们都经过严格训练，凡不能通经熟乐者皆不得上座。"通经"是必须熟悉《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有谈经。熟乐必须熟练掌握每一章经和每一个科仪的配曲，自然顺畅地拉出每一支曲子，并且不准错乱一音。乐师最少16人，多的可达24、36、64甚至72以上。(这是做超大型胜会所用的特殊阵容)

1992年3月，我在滇西调查时记录到两支洞经乐队的情况：(一)巍山县文华镇乐队：司鼓赵铁氏83岁，李泽甫60岁，杨炳华51岁。大钹李昌81岁，杨福昌51岁。云铄杨奎72岁兼大钹。笛子杨镇坤57岁。唢呐顾西76岁，杨景光55岁。高胡赵德坤77岁。二胡杨镇国51岁，赵悟77岁。中胡顾西76岁，李炳华76岁。大胡张富贤60岁。扬琴郭晓梅38岁。古筝鲍金惠20岁。中阮王忠祥55岁。段跃南60岁。三弦包成汤65岁。小钹李少堂60岁。赵志58岁。小锣杨锡尧58岁，张旺60岁。木鱼张赵武62岁。机动人员杨胜照、陈忠宪杜忠远等。

(二)大理城(中合镇)乐队：云铄张学忠。锣鼓杨炳干63岁。大钹段文章66岁。小锣郑锐61岁。小钹赵富坤56岁。笛子段如鹏61岁。唢呐杜杰惠49岁。大鼓王仁庆46岁。二胡赵林55岁。大胡杨国亮50岁。二胡杨焕春61岁。大锣段德兴69岁。三弦杨树强40岁。小钹杨国祥。宣经张绍先68岁、赵子贤59岁。朝拜杨元灿61岁、段继元、赵明和。会长杨保良、副会长杨兆林。

第三，乐器增加。南宋时使用的乐器已经包括吹、拉、打、弹四类。经过八百余年的演变，已有较大变化。原在《苍胡撷宝檀炽钧音之图》中的笛、筝、瑟琶、钟、磬、铙、钹和锣鼓继续保留外，悬吊式的玉片琴、箫已经消失。增加了唢呐、芦笛、色古笃(四弦琴)、大三弦、葫芦琴、高胡、锣(俗称包包锣、乳锣)等。这些乐器的增加使云南洞经乐队大大增强了演奏，旋律悠美，热烈欢快，开朗明亮曲子的能力。尤其是重低音乐器(大筒筒、大三弦)的增加，使音色更加深沉、淳厚多了。

另外，洞经乐队对各种乐器的要求大都十分严格，选购乐器力求尽善尽美，还不惜代价派专人到内地购买。"昆明洞经会的笛子固定使用"苏笛"，甚至在唢呐上包上银皮。拉弦乐器专用大蟒皮崩的，连琴筒上的"千斤"都要用象牙做的"。谈经前，还要焚香点烛先祭乐器。入座前便把音调调准。开坛後不许妄发一音。正是这些极其严格的要求，才使音乐的最佳效果得到充分发挥。难怪古朴典雅的洞经音乐要被人们称为悠美动听的"钧天妙乐"了。

第四，组织与会员的增加。洞经会常以"学"、"会"、"社"、"坛"、"堂"、"斋"相称。各地名称虽异，实质完全相同，皆以"谈经演教"为本。如昆明洞经会称："宏文学"、"宏仁学"、"同人学"、"桂香学"、"齐礼学"、"上九会"、"元会经坛"等。"大理称''''礼仁学''''''''感应会''''、''''尊圣会''''、''''洪仁学''''、''''圣文会''''同文会''''、''''福像会''''、''''鹤云会''''等"B24。"通海称''''五经会''''、''''妙善会''''、''''名文学''''、''''兴文学''''、''''崇圣学''''B25。南涧县称"永生社"、"吉祥社"、"永和社"。曲靖市称"保善堂"、"辅元堂"、"忠心堂"、"安庆堂"、"广化堂"、"道自生"。丽江县称"新善乐会"、"松花乐会"、"白马乐会"、"开文乐会"、"石鼓乐会"、"大同乐会"、"鲁甸乐会"、"巨甸乐会"B26等。保山市有"至善坛"、"妙真坛"、"赞化坛"、"无极坛"、"从善坛"等。而四川省梓潼县则称"自新斋"、"明道斋"、"广德堂"等。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分别称"学长"、"会长"、"坛主"、"社长"、"堂主"、"斋长"。成员少则二三十，多至两三百。人数越多，实力越强，影响越大。乐队阵容也越大。此外每个经会都处在不断分化进程中，或因意见分歧，或因经济问题，或因管理问题，往往从原会中分出一些人又另组新会。

第五，活动多表文多。迟至清代，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祭"文昌帝君"的范围，而广泛地参与包括佛教和民间宗教的许多祭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洞经会从年头到年尾，做的会不下三十来种。如"上九会"、"关圣会"、"土主会"、"吕祖会"、"龙王会"、"地母会"、"朝斗会"、"天官会"、"地官会"、"火神会"、"朝山会"、"真武会"、"娘娘会"、"城隍会"、"财神会"、"瘟蝗会"、"雷神会"、"太乙会"、"中元会"、以及"安龙奠土"、"驱瘟除邪"、"解冤释结"、"庆寿"、"送殡"等，几乎搬用了道教的全套科仪。

随著经会范围的不断扩大，采用的表文，圣诰，神咒也越来越多。常用的表文有《请神表》、《送神表》、《庆诞表》、《求雨表》、《祈吉表》、《文昌表》、《关圣表》、《先师表》、《第君表》、《观言表》、《斗姥表》、《地母表》、《玄天表》、《三宫表》、《功曹表》、《雷祖表》、《灵官表》、《金仙表》、《真官表》、《地藏表》、《城隍表》、《灶君表》、《土地表》、《谢恩表》、《太乙表》、《南斗文》、《北斗文》、《九皇文》、《奠土文》、《吃素文》、《祭亡文》、《白龙文》、《勾销文》、《净厨文》、《虫蝗文》、《解冤文》、《雷火文》等上百种。常用圣诰有《元始天王诰》、《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观音诰》、《关圣诰》、《真武诰》、《灵官诰》、《雷祖诰》、《三丰诰》等一百多种。神咒更是多如牛毛。

第六，经典增多。洞经会最早只用一部《文昌大洞仙经》。但随著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使用的经典越来越多。各地因做会的要求不同渐有所谓"八洞经"、"十洞经"、"十二洞经"、乃至"三十六洞经"和"七十二洞经"之说。最常用的经书有《文经》、《武经》、《皇经》、《雷经》、《明圣经》、《宏儒经》、《玉枢经》、《报恩经》、《三官经》、《太上感应篇》、《十王经》、《血湖经》、《救苦经》、《五斗经》、《道生经》等。

四、余论

由上可知：洞经音乐的确是天师道後裔上清派宣扬道教的手段和工具。此派因有广大仕人举子阶层为门徒，而在元明清时发展迅速。洞经音乐毫无疑问确是道教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四川产生以後便逐渐向外地拓展，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又吸收了其它音乐成份而成为古朴典雅韵律悠美的珍贵乐种。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完全应该加大对洞经音乐这笔宝贵资源的开发力度，使之更好地为发展旅游经济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服务。

①②③④《中华道教大辞典》。

⑤王家佑《梓潼的演变》(梓潼报97年1月13日)。

⑥黄海德《文昌大洞仙经》考述之一(梓潼报97年10月25日)。

⑦胡传淮《刘安胜为四川蓬溪县人》(梓潼报98年5月9日)。

⑧⑨刘长荣《话说梓潼文昌宫》(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0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B11黄枝生《洞经音乐发源於文昌祖庭梓潼》(梓潼报98年5月9日)。

B12、B13谢焕智《牧瘟摄毒说瘟祖》(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4、B15、B16、B22、B23、B24、B25雷宏安《昆明洞经音乐调查笔记》。

B17、B18唐鑫《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油印本)。

B19雷宏安、彭幼山《云南洞经音乐探索》，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1987年3期。

B20吴学等搜集《通海洞经音乐》(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