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思想范文10篇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1

克洛德•勒福尔（1924-2010）于1924年生于法国巴黎，17岁进入卡尔诺中学就读，并师从梅洛•庞蒂，在其精神启蒙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为《现代》杂志撰稿。20岁进入亨利四世高中就读，在此期间加入了法国的托派组织，23岁那年，结交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并与其成为好友，一同创立了“肖利尔•蒙塔尔”派，后来与托派分子决裂，成立“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由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分歧，勒福尔坚决站在老师的战线上，于1958年离开了该组织，并退出政治领域，致力于理论研究。后来在雷蒙•阿隆的推荐下，勒福尔来到卡昂大学任教，并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1968年，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合作出版了《1968年5月：突破口，关于那些事件的最初思考》，1971年以论文《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任职。此时，他开始系统分析东欧官僚政权，并于1975年出版了专著《一个多余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研究论文集》。1981年他出版了《民主的发明：极权统治的局限性》一书，阐明了极权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后来，他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于2010年10月与世长辞。

二、梅洛•庞蒂的反整体性本体论思想的影响

勒福尔在卡尔诺中学读书时，梅洛•庞蒂是他的老师。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两人结成了终生的良师益友关系。可以说，在法国以外的理论界，勒福尔以研究梅洛•庞蒂的思想而著称。长期受老师的耳濡目染，他从不迷信权威，并保持对问题进行最真诚而又彻底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对于政治现象的关注，他比同时代人更加敏锐，并努力将其拓展至政治哲学领域。梅洛•庞蒂晚年发展了总体本体论，并逐渐增强对早年的共产主义抱有同情情结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勒福尔尾随其后，在认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梅洛•庞蒂的这种努力，并试图发展梅洛•庞蒂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和反整体性的本体论思想。沿着这一方向，我们在梅洛•庞蒂的最具神秘性的遗著即1949年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为斯大林的审讯做辩护的《人道主义与恐怖》，1955年他又出版了以谴责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主题的《辩证法历险》，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创作于这两本著作的中间时期。在这本遗稿中，针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他为马基雅维利做辩护。即使人道主义日益遭受现象学渗透，并担忧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变异，但是梅洛•庞蒂依然试图把马基雅维利纳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之中。他把人性的概念作为一个问题，把共同性作为争论点，是因为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轮廓中发现了把政治本体论化的倾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通常把政治看作为理所应当的，而不是将其看作为现代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基础。当然这也与他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范式逻辑有关。从梅洛•庞蒂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他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复兴的可见性，由于他没有提供有力的理论证明，却使之变成了一种争论。这一争论在勒福尔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著作中得到了阐明。正是这一争论，勒福尔被看作为20世纪70年代法国反极权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更促成他成为法国政治思想转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政治思想在法国仍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文本研究，勒福尔发展了自己导师的理论，并消解了上述争论。他试图以社会对立和斗争实践为依据来摸索这一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政治”概念。对于勒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社会想象成一种同一性。但是社会现实是不能通过同一性来通达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对象。

三、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和法国政治现状的显微影响

伴随中世纪神学秩序的崩塌，勒福尔认为，现代性问题实质上是由脱离实体的社会引起的。典型性在于，随着主权的丧失，国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实体，主权蜕变为虚无，沦为了一种空场，成为了社会中没有身份性的独特场所。当一个人物，例如一个具有魅力的领导者、政党或者国家的官僚试图填补这一空场，并占有这一虚无时，极权主义便产生了。而当空场隐藏起来，“政治”也随之被遮蔽了。真正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地对未来开放，并试图通过坚韧不拔的手段来协调幸运的偶然性的意志。而这种偶然性要自如地应对这样的事实：非神圣的知识要么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基础，要么能预兆未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实践和对政治的理解并不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勒福尔同样集中于将“政治”的时间性孤立起来，并将其作为回归到世俗政治的主要理论来源，将这种时间性悬置在工业化和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生之前。对“政治”的这种“回归”和它虚设的世俗性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法国研究领域得到反响。从世俗化哲学的历史和由勒福尔的学生马歇尔•戈榭创立的民主的产生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弗雷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革命的划时代的拒绝，都是在对原极权主义即雅各宾主义的民主合法性空场的占有并重新编码的名义下产生的。勒福尔的哲学研究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政治思想的联盟过程中起着模棱两可的作用，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名义上他保持了中间派的立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断然地向右派转移。实际上，这一转变不仅跟法国革命复辟有关，而且也跟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相连。尽管在法国思想中并未起到重要的影响，勒福尔在与萨特同行的过程中，由于长期与阿隆共处，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开始走向了终结。而这也与法国在反苏冷战联盟中易变的国家地位的表现分不开。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东欧异议分子展开了对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左”倾的批判，但这并不能被讽刺为一种反动。这些左派分子的善意的行为迅速在法国高深莫测起来，然而这些异议分子发动了地方性斗争来反抗国家政治强硬化，即社会主义者共同议程和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带来的威胁。而在20世纪80年代，反极权主义的右翼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国际化和标准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融合雷蒙•阿隆的狂热的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梅洛•庞蒂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勒福尔发展了一种政治哲学化的模式。作为一种庇护，他不仅倾向于消除反动的革命标签，而且主张积极地排除与政治理论的关联性。对于勒福尔来说，他把对“政治”的存在主义研究看作民主多元化的一个方面和“野蛮人民主”中平等理想的价值。勒福尔政治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理论主张本身和它们采用的哲学形式。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和法国自由主义概念复兴一样，勒福尔试图努力为法国现象学提供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贯穿着把“社会”本体论化的努力，从而实现把“政治”存在主义化的目的。当然，对本体论的质疑明显地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尽管方式不合时宜，渗透着诸多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主体性，通过对世俗哲学的拒绝，以无限的有限性的意识为基础，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间性。就像他的哲学通常表现的那样，他对马基雅维利研究的核心仍然同时保留了对一种明显的后海德格尔式的悬置的本体论的运用。可见，国际环境和法国的政治现状，都推动了勒福尔理论立场的转变。

四、马克思主义的显性渗透

在青年时期，勒福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官僚主义的看法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思考的。他认为，官僚阶层与国家紧密相连，不是从私有财产中产生的，它依赖于国家权力。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力量，官僚主义与其成员的卑微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的特权主体，只有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被异化时，官僚阶层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他认为异化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才能在反对自身中不断被分离出去，最终消灭私有财产和取消社会的分化状态。因而，他反对苏联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后期，勒福尔放弃了这种观点。虽然被马克思吸引，但是，他强调要带着问题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欣赏马克思思想中表现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即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与自己原先的思想分离，看重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对立。但是倘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一种确定的既成的思想体系，他就要放弃这种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思想本身是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又是确定性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参与托派的经历中，他更加坚定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他认为，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实质上是一种小型的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官僚阶层，由此，他怀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理论的实践可行性。尽管在勒福尔的早晚期思想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但是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勒福尔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首先是他的恩师梅洛•庞蒂的影响，他的反整体性理论使勒福尔特别强调思想的不确定性，在他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条痕迹。其次是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法国的现状为勒福尔思想铺设了历史境域，一方面他的政治理论立场开始右移，另一方面他突出地强调政治的本体论特性，试图将其存在主义化。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正是透过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他认为马克思也强调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还是贯穿在其政治哲学的始终。

参考文献：

[1]MauriceMerleauPonty,Signs[1960],trans．RichardC．McCleary,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EvanstonIL,1964．

[2]KnoxPeden．Anti-revolutionaryrepublicanism——ClaudeLefort’sMachiavelli,Rad-icalPhilosophy182,November/December,2013．

[3]ClaudeLefort,MachiavelliintheMaking[1972],trans．MichaelB．Smith,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EvanstonIL,2012．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2

一、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尽管不再像以往那样轰轰烈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吸引众多学者参加，但相关研讨会每年都在进行。主办研讨会的领军者是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自2003年以来，研究会持续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第11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有数十名学者与会，主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21世纪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2004年8月，第12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委党校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2007年8月，第14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会议主要就《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展开研讨。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央机关、全国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以“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并对这个主题涉及的众多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哲学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了研讨。2009年9月，第16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观点即实事求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群众史观展开讨论，认为它们既是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2010年12月，第17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显然，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持续召开学术会议，为加强全国各地学者的学术往来、提高研究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省市的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也持续不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的召开。2004年，研究会年会召开时有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围绕“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三个永远铭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重庆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思想与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等问题。作为故乡的湖南湘潭大学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来对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成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纪末，全国高校及党校系统的哲学思想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撤销，哲学思想不再单独列为高校的课程。在这种背景下，湘潭大学的思想研究机构却得到加强。它所属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办为所)，2002年更名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遴选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机构所不具有的优势。早在2001年，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开展思想研究，双方商定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该中心现设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所、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同志纪念馆、图书馆(后两者隶属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它尽管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为全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学术阵地。到2010年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纪念馆还和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联合举办全国“论坛”，至2011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源起于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发起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及其思想研讨会”，2002年它更名为“首都理论界及其思想研讨会”，2005年起邀请外地部分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会后更名为“论坛”。“论坛”自2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举办过三届不定期的活动。同时，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刊物《理论视野》发表有关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近些年来也加强了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成为该所研究生学位论文重要研究题材之一。同时，中山大学的刊物《现代哲学》也时常发表一些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显然，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给哲学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国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专门刊物，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委主办的《思想论坛》，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会主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然而，《思想论坛》、《思想理论与实践》因各自原因先后停刊，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学思想研究》则易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并且发表的有关思想研究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所以，《研究》的创办，《现代哲学》、《理论视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栏目的设立，使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得以扩展。它们与《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一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纳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中坚和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

二、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涉及各个领域，即除了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外，还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广义的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学科。同时，对著作的文本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学者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强调《实践论》、《矛盾论》是像古贤那样的“发愤”之作。“它不仅是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认为:“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焕章则从哲学史角度来认证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列宁在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挥［3］。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是从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的实践哲学的。他指出:“的‘实践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河北师范大学王玉平教授等学者则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追求世界本体的思辨的逻辑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实践哲学。它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特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底蕴，具体诠释了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内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实践哲学的特征。曾有综述文章这样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条件、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实践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是其根本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其价值取向。这无论在实践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在其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6］在分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前生研究员指出:“生前虽然未曾写出价值学的专著，但是在他宏伟而又深邃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套严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他正是用这套价值观去观察世界，去评价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不仅个人终身信仰、尽力实行这套价值观，而且自觉地用它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内容包括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周直教授亦强调:“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促进社会公平，提倡全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8］绵阳师范学院袁纪伟副教授等人则阐发了的荣辱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地汲取中国历史上有关荣辱观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荣誉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荣誉观形成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给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准则;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有诸多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教授和李捷教授的文章。石仲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国60年完成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未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演变和革命变革。改革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准备了根本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30年又是开放之前30年校正方向的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哲学的3个基本思想为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作出根本性指导。对于新中国60年的辉煌，实事求是思想是其辩证唯物论基础，矛盾对立统一思想是其唯物辩证法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其历史唯物论基础。”

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教授的文章认为:“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地从思想那里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继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11］学者们对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发动“”的错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试图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认为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正是这种对肉体死亡不畏惧的“幸存者”情结，使他产生了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于是试图通过频频发动政治运动来消除其晚年的政治焦虑［12］。萧延中亦试图借助外国学者的方法解释“”。他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论文以展示出其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以证明发动“”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萧延中借用史华慈的观点指出:中国那些权威实践的最极权主义的特征，或许更多地应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而不是中国的传统秩序，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又根源于西方传统。如果否定等级、身份和权威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那么，列宁主义政党是把一个由精湛娴熟地懂得社会科学的“社会工程”精英所构成之效率统一体的思想，溶汇进了由完美地体现人民公意之美德先锋队的雅各宾思想之中去了。在这种统治制度下，所展现出来的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如“”中的)，就是一个已被赋予了历史意志和群众意志之混合形态的集体领导［13］。萧延中同时强调史华慈的这个结论未必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赞成，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所包含的集权主义因素，更是中国政治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他认为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这不仅对中国“”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与“”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河南大学何云峰教授在文章中提出: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4］。台湾政治大学关向光副教授则对“晚期思想”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中国大陆学界在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应是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却引起不少反对的看法，也冲击了对“思想”的界定。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产生如此困扰的根由在于对“思想”理论上的界定不完备。大陆学界对“晚期思想”有两项争议:(1)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应定在何时;(2)“晚期思想”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就后一个争议而言，赞同运用“晚期思想”概念对本人的思想作阶段性的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本人思想转变的有关问题［15］。学界对的其他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进行了研究。例如，福州大学蔡维良博士认为:经典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由思想。在哲学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真谛是学术自由。在政治上，认为政治自由是人民争来的，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政治自由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实践上存在着失误。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16］。天津商业大学李勇军讲师等认为，平等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既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又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以平等为重、以平等为先的策略。为此，不仅发动了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权、分配制度和干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种种政策安排。尽管时代后期的政策价值主导取向选择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过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平等、公平、正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7］。

另外，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通过详细考证指出:董乐山的中文译本将埃德加•斯诺所撰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中的人物区声白误译为朱谦之，这导致学术界在讨论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造成了错误认知。邬国义对此作的考证与论析，有助于澄清史实，纠正讹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早期实际的思想状况及其后逻辑的发展，以及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相关问题［18］。又如，中山大学周兵博士对在延安时期著作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仔细考证，认为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他还指出，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19］。再如，湘潭大学王向清教授从哲学角度对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后来它被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20］。由于发表的论著数量太多，这里不可能充分述及。中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学界发表有关的文章约17769篇，出版相关著作1397部。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党建、教育、管理、民生、军事、教育、人口、文艺、新闻、哲学、语言、宗教、生态、人物传记以及综述等20个类别以上。这众多的论著中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哲学思想，例如有关的国家利益思想、生态环境论点、宪法与国际法思想、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等，与利益观、生态哲学、法哲学等等密切相关。限于篇幅，只能割爱不论。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3

一

我们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的立场论，是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的观点论，是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的方法论，是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应用哲学思想是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二

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

三

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四

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4

一

我们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的立场论，是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的观点论，是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的方法论，是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应用哲学思想是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二

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

三

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四

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现代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基督教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中国期间，陈独秀、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艺术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既是对中国哲学的批判地继承，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其将当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作为起点，以此来解决和指导当今存在的现实的哲学问题，从而对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哲学起源于封建社会，其依附于农耕文明为基础进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当时的哲学思想在封建时期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由此可知,我国的传统哲学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存在着诸多与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相符合的思想。例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和的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朴素的生态观念等，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要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进行归纳,不仅要将之革故鼎新地继承和推陈出新地诠释，还要将其与现有的哲学思想融合锻造并勇于创新,使其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代表新时代的精神。敢为人先的气魄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在将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崭新的哲学理论系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便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为根,以中国的哲学传统为本,汲取了提升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只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那么，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指日可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与不断创新。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发展与创新，并要做到为我所用，就要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现时代，更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其变为我们所需的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与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只有将二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为我所用,才能开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新篇章。而要想做到这些，就必须针对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文化竞争作出相应的战略对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和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相结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精神文明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的基础就是我国的传统哲学体系。其对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其的发展重视起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所以，也可以说其哲学思想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我国悠久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哲学，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优秀的民族时代精神。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的发展阶段，根据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形成了新的精神风貌。故而历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和创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是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深入到社会不同领域中去，逐渐使其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互为表里，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对于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从实质上看目标是统一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党的报告指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的整体定位，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明确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发力点，强调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可见,精神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根本思政探讨所在。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引导,哲学对于实践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早已成为了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发展，并将其与我国当今的国家发展相融合，既对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发展作用，又起到了对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作用。由上述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继承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进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全面的指导作用。因此，将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通过自身新的理论创新，对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在达到新要求完成新目标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就适时的发挥出了承上启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内涵与新的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内涵

精神文化是属于个人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展现了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并且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精神文明建设自我国成立之初就在进行不断地发展。尽管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纵观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史可以发现,我们一直是在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进行的。其通过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国外的优秀文化，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有的发展背景下,我们要始终坚持和贯彻中华民族的传统，坚持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发展道路。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就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发展的根本。我国的领导集体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保持我们的中国特色，提出了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然而，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中都有不适宜当代社会发展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提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我们要加大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让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优秀的精神内涵。我国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弘扬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对其批判地继承和理论创新。通过当代各种先进事迹的不断涌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使我国的精神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这也展现了我国在精神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理论探索并结合实践取得的优秀成果。通过对于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的弘扬和发展,极大地加深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而这些优秀的成果也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武装。我党在新的阶段将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诠释,而且将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结合新时期发展新的哲学思想指引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精神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特质之一，并且也是现阶段要完成的重要目标。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它也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提升全民的思想境界、精神动力和行为保障，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因此，以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正在指导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通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和统领作用，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竭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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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7

哲学被认为是研究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重要问题的学科。哲学对其它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思维、认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会对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提出质疑，并在对思想的拷问中得到升华。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学思想的具有统摄其他科学的地位。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一个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无论关于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有如何的评价，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手段。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想，很多经济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即使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后，哲学关于经济起源的研究，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以及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关于哲学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术机构专门设立了经济哲学研究中心，①近年以这一主题研究著述大量涌现。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机构的组织下，连续举行了两次以经济学和哲学对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③可见学者没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学观点来指导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要哲学观点，反过来很少有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相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前述的关于哲学和其它科学关系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不是具体的人类活动。虽然如此，但是哲学研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的行为则是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简略探讨一下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相关问题。

基本假设及哲学研究的经济性为了方便论述，这里首先假设哲学是一种产品。哲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不可或缺的产品。它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研究、传播、学习它的人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才反映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来。于是本文将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一种隐性的“思想制度产品”。又假设哲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对其它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人们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忽略不记(哲学公共产品是由哲学家和其他传播者，比如国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纪相信反经院哲学的思想并不是无成本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公正产品的性质是因为哲学观点、哲学思想也是属于人类的知识或者认识系统的内容，人类的各种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就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具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哲学论述及其论著，由于哲学论著论述的问题和特殊的哲学语言系统等原因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哲学论著，理解哲学思想的人群相对来说很狭小。这导致哲学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哲学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因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寻找沟通信息的人，哲学人就是受哲学直接影响的人。他们会根据个人或者社会的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较通俗的解读，用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体系“翻译”哲学论著。虽然这种翻译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差，④但其对更多人(包括又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织)的思想意识，进而使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哲学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表现出来公共产品的特点。最后是关于哲学家的假设。哲学家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生产者。他们在哲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研究成果不被认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况，哲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和多数人有很大差别，但这并不能说哲学家不满足经济人的假设。大部分哲学家无论其和普通人所关注的满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能为世人接受，能够影响后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人类。这部分哲学家会主动著述，并成为了哲学观点的生产者。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哲学家，均是经济理性的，只不过其需求、效用评价和偏好与普通人有差异而已。因此本文假设对于对西方近代哲学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都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品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主体———上帝，人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经院哲学成为了一种神学工具，教会垄了的哲学产品的提供，同时是解读哲学的垄断人，人们被迫消费这种公共思想制度产品。这种哲学公共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而消费这种产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会的迫害。教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着垄断这种产品带来的巨大收益:经济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贵金属，政治上凌驾于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进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更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私有财产热烈追求。人们对私有产权重视的行为，对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制度产品的消费提出了要求，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迎合和指导私有产权的发展。教会在哲学产品提供上的垄断生产者的地位将受到新的哲学产品的挑战。“文艺复兴”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变更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向认识论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重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们对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学家如果还在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毕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视，其哲学思想不会受到认同，不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为人们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导活动。虽然这不一定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连———哲学本身不一定会因形势的变化而认为某种问题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主题会因为对哲学思想的需求变化而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行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没有了市场，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工、雇佣劳动的推行使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紧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渗入到哲学中。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哲学研究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思想制度产品的需求，他们的哲学思想因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哲学研究的需求，还产生了长期的外部效应。一方面社会形势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者致力与新的哲学公共产品的生产。有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认识论的哲学制度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和更新，经院哲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出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些哲学制度产品是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其所需要的哲学公共产品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这种选择行为不会减少其它人的选择机会，不具有排它性。在当时，从单个人来讲其选择成本来自于消费这种产品带来的与选择并消费其它不同思想制度产品的人或组织(教会、封建政府)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对抗和冲突。而其收益便是实现与代表新生产力阶级的认同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人的因数中不断积极进取，创造私人财富而获得的间接效用。从资产阶级整体上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进了思想解放并增强了其认识和征服世界的能力，这种改变影响了社会总的偏好倾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文基本假设所论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即使主观上没有想将其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公共产品提供给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个人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在这次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

西方近代的哲学家的研究主题由本体论转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认识等哲学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哲学论著作为记录、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手段。这些论著的内容不是浅显易懂的，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新的哲学制度产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各哲学家各流派的影响不同)如果看作一种思想制度产品正好迎合和满足了这种需求，它打破了教会垄断生产哲学产品的格局，给需求他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8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现代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基督教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

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中国期间，陈独秀、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艺术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9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政治哲学思想范文篇10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哲学思想是科学、是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只能是逐渐深化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达到绝对真理。同样，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如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关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论点，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或主要动力的观点等都值得在理论上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