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事论文十篇

政治时事论文篇1

枯燥的理论知识灌输使学生成为了学习机器，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应付习题和考试，可以说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仅仅是个被动接受者。而将时政话题引入课堂教学中，也就将发生在身边的时事热点和课本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可以主动地从听到的、看到的政治现象中把握课堂讲解的内容，并通过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现象。与此同时，新课改也对高中政治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要想恰当地把时事政治与政治课本有机结合，教师必须丰富备课内容，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随时关注和了解热点时事，建立自己的时事政治库，丰富政治知识，提高政治专业水平。教师可以在一堂课开始的五分钟说出一件政治时事或者一个政治现象，让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或者先说出本堂课的教学目标，然后让学生充分联系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政治现象，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从而达到深刻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比如在讲解“收入分配”一课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统计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月收入、年收入和平均收入，比较不同职业和劳动强度下收入的差异，从而引出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并且在全班同学的讨论中更加直观地了解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原本单调的政治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身能动性。

二、讨论社会热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时事政治信息，但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作为一名新课改环境下的政治教师，应该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索需求和求知欲望，将近期发生的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引入政治课堂中，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时事政治进行讲解和分析，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深刻理解内涵的基础上激发继续探索学习的兴趣。比如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很多学生都会关注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而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各国的外交政策，教师就可以在政治课堂上引入这一话题，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畅所欲言描述国家主席同志和不同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情景，进而通过引导和分析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我国和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再比如讲解“对外贸易”一课时，由于话题比较宽泛和不贴近生活，生硬的讲解往往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图片、视频等教学方式介绍在中国举办的南亚博览会、深交会等贸易活动，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贸易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再层层递进地引入学习内容，这样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学习的过程也会充满乐趣。

三、创造政治情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高中政治课本理论较多，内容相对滞后，传统的教学又仅仅停留在应付考试的层面，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和政治素养的培养，与当今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严重不符。将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不同的政治情景和设置相关的政治问题，将学生分成各个讨论小组，鼓励学生深入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新课改后的课堂教学不能拘泥于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传统形式，尤其政治课堂更要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和老旧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不同的政治情景，让学生参与其中，提高主动思维的能力。比如讲解“中国领土”一课时，教师可以将“事件”引入其中，让学生提前上网搜集有关事件的素材和评论文章，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课堂上分成若干个讨论小组，讨论面对日本将国有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可以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演讲，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结语

政治时事论文篇2

对于学校来说，其要时常聘请专业老师来校举办专题讲座，如有关国家最新颁发法律的详解、最新新闻的观点畅谈等，这样一系列有关政治方面专题讲座的开展，可以给学生枯燥乏味的高中学习中增添灿烂的色彩，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有所提高。同时对于文科生而言，热爱政治课程，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课程中，以活跃课堂氛围，同时组织专题讲座进校园，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真正做到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全方面综合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

二、政治材料在政治教学中的正确运用

政治材料的正确运用在政治教学中是一条有利于学生发展和教学目的达成的良好途径，但是如何才能正确运用，成了教学成功的关键。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合理运用政治材料于政治教学中的具体措施。

1.教师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教师在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时，要从教材和学生接受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者，自己则是课堂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在一旁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政治课程的学习中，而不是自己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忽略学生的心理感受，要把指导作用发挥到极致，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对政治时事热点的热爱。

2.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整个教学的成功，教师应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对于政治学科来说，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老师讲好课程的基础，开朗乐观的心态、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是老师内在修养的体现，老师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3.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方法来说，其要紧跟时代潮流，因为现今教育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彻底激发综合能力的教育，这就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抛弃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就是让学生探究自主性质，关注身边的事情，不仅因为高考而学习，更是因为成才而学习。

三、采取合理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功能

在教学方法的确定上，政治老师要把带领学生到社会中感受最新民生民情，以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展课外活动，通过让学生对活动进行研讨、分析、调查、结论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使课堂教学得以顺利完成。这就说明现代教育功能的合理发挥和辅助手段的合理采取共同保障课堂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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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之间密切相连、互通有无。时事政治的学习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和途径，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但学生大多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新的负担，由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很多，学生为了应对考试必须要把这些牢牢记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时，时政反而会给学生留下枯燥、无味又无用的坏印象。所以，在课堂内外，必须调动学生学习时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时政学习变得游刃有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突围策略：优化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是时政的显著特点，但大多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甚少，让学生感到生疏、提不起兴趣也实属正常。但如果教师能优化教学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代替死记硬背，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就可以拉近时政与学生的距离。例如：2014年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上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教师应提前让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谈对此次会议的感受，做出简单点评，如在此次会议上明显少了官话套话，多了与群众间的联系，让人倍感亲切、真实，这就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所得到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多关心国家大事。在课外了解在课内加以巩固，让时政在学生脑子里的印象更深，达到更好的记忆效果，并给学生创设活跃、宽松的课堂气氛，以便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更加游刃有余地学习时政。

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四、突围策略：课后习题精心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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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事政治；初中政治；兴趣；时效性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4007401

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中的内容，会融入当前的热点新闻作为政治教学的重要素材，或者组织学生对时事政治热点进行讨论、分析或竞赛。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一、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新课程标准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成了教师需要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学生提升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十分重要的，要凸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政治是一门相对枯燥的课程，而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渗透时事政治，能够一改政治课堂死板枯燥的情况，让学生能够在时事政治内容的刺激下，转变传统政治课堂枯燥死板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可以在政治课堂中设置新闻讨论环节。新闻讨论环节是让学生对有兴趣的新闻进行事件背景、事件缘由、事件解决策略等方面的讨论。教师组织开展的新闻讨论环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学生阅读新闻、联系教材讨论新闻、教师最终点评。教师在组织新闻讨论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紧扣教材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时政新闻。在讨论过程中要及时开展指导工作，对学生提出的论点进行鼓励与引导。例如，在教学“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时，教师可以联系2015年10月政府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来进行讨论分析。在对这一新闻的讨论中，教师可以紧扣教材，指导学生从是什么、为什么、要怎样的角度进行分析，联系教材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进行讨论分析。这种在初中政治课堂中渗入时事政治的新闻讨论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改以往沉闷的政治课堂氛围，学生能够时刻跟随教师的脚步来进行新闻讨论分析。可以看出，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

二、可以丰富政治教学内容

在传统初中政治课堂中，学生往往只是针对教材进行固定模式的学习，虽然教材中涵盖的知识十分全面、系统，但是在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固定的政治知识内容难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往往导致初中政治教学出现严重的滞后性。并且，传统初中政治教材中的知识点陈述枯燥，理论过多，缺乏相关的事例加以支撑，从而导致学生对初中政治教学失去兴趣。而在初中政治课堂中融入时事政治，则可以大大丰富教学内容，让教师能蛟诮滩慕萄е余开展时事政治教育。例如，教师可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时事政治竞赛活动，结合教材针对故宫博物院迎来成立90周年院庆、“一带一路”经济路线问题等进行竞赛，让学生在上课前进行相关资料的详细搜集，在课堂上以竞赛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安排小组代表发言，让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身的见解。

三、让政治课堂具有时效性

初中阶段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不单单是要让学生掌握教材中的知识，更加需要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课外知识。特别是对于初中政治课程来说，其中的知识点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时事政治内容，让政治课堂具有时效性。将时事政治运用到课堂上可以组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思考、分析，让政治课堂不仅局限于教材。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与生活性，让学生密切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政治课堂的前五分钟，组织学生轮流朗读《时事报告》等杂志上的新闻，在给学生一定讨论时间后选择一至两名学生来回答问题，然后进行点评。这种方式不单单可以让初中政治课堂更加具有时效性，同时还能够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融入时事政治是十分重要的，教师灵活、科学地使用时事政治材料可以弥补教材的固定性、滞后性，有利于教师组织学生结合教材对时事政治事件开展分析，进而提高学生利用政治知识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总的来说，初中政治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时事政治的重要性，并努力提高自身应用时事政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金文平，张淑华.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 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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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时事论文篇6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政治时事论文篇7

【关键词】高中政治 ； 教学策略 ；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转变教学观念是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大家都认为，要想学好政、史、地这些文科课程，就必须下大力气去死记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更多的还是在延续着这样的教学模式，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生进行各个知识点的解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就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背诵记忆。政治老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们不断地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实际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贯彻落实新课改的指导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广大的高中政治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政治教学理念，积极学习新的高中政治教学理念，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指导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学习。

二、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传授方法

由于面临升学压力，高中学生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很重，因此分配给高中政治的课时比较少。在有限的政治课堂上，老师很难把所有的政治题目都完全仔仔细细地给学生进行一一讲解，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学生的疑难问题都一一地进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学习方法的教授，使学生们在正确的政治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从而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师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学习方法，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们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传授，从而可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性强是高中政治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学这部分。但是，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让学生们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老师一定要注重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注重时事政治。

时事政治是高中生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让学生用学习过的相应的政治理论对时政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学生们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对于时事政治学习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举时政方面的例子，引导学生们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逐步培养学生用政治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其次，高中学生自己本身要积极和主动，毕竟政治课堂一起学习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学生们在课下自己还要多下功夫，多多的关注新闻，并试着用政治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

2.广泛的关注社会现象。

各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如何去挖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师要多留意一些社会现象，以社会现象为基础，可以开展各类的课外时间活动，启发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政治课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增强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创设政治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高中政治老师要鼓励学生们进行大胆的质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解疑的过程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时机。高中政治老师在设置政治问题的时候，要以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设置出难易程度比较适合的问题，从而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进行探讨，交流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类问题，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优点，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还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信心更加十足。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学习活动

1.组织多种多样的小型政治辩论会。

由于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组织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为了有效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政治老师可以提前从学生们中征集辩题，学生自主进行准备，老师只是起到指挥性的作用，学生们负责整个辩论会的各项事宜。经过辩论，学生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学生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同时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

2.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政治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会使学生们的政治学习效率低下。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要求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同时还要组织好书面的语言。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高中政治课程与初中政治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政治学科本身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师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们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广大的政治老师，要以新课改的要求为基础，积极的尝试课程教学方面的创新，发散思维，积极借鉴和学习，促进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政治时事论文篇8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态度;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44-02

1.政治态度的概念。政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态度进行了界定。有的学者偏重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比如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态度视为个人对政治系统、系统中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自我角色的以及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1]。有的学者则兼顾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特征与功能,如雷诺兹将其规定为对政治人物、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倾向,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种要素[2]。笔者赞同政治态度是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3]

2.大学生政治态度概念。大学生政治态度就是指大学生对现有政治目标与政治情景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政治态度包含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倾向三个层次,因此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把握,也就是考量大学生对目前的政治系统、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相关政治方面的知识或信息知不知道、认不认同、参不参与,从中体现出他们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差异[4]。

1.经济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经济环境的好坏等将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环境和谐有序,将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如果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经济环境混乱无序,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两个方面。政治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会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这些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真正发挥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和创新作用,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其政府作风清廉,办事效率高,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高,政治参与热情也高,大学生耳濡目染,政治态度一般会朝积极方面发展。反之,则会朝消极方面发展。

3.文化因素。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两个方面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而且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消极因素往往是浑然一体、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会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消极的政治文化随之传播,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带来不利的影响。

4.社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上述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对大学生产生影响。

5.家庭因素。家庭居住地的差异,家庭收入水平和家长文化水平都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5]。

不同家庭居住地的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政治态度更为肯定、乐观、积极。

家庭收入水平和家长文化水平高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容易产生消极影响。

6.学校因素。学校是个人政治社会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是指塑造与传递政治价值与观念的过程。个人经过政治社会化,逐渐形成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感情与判断标准,以及对政治事务与情势的应付与处理之道,并对自己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有了一种固定的认识与看法,且依据此种认识与看法,形成了其政治态度与行为。”[6]学校作为青年大学生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之一,其教育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教育理念均会影响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预期目标。

7.互联网的影响。网络政治信息多元化的影响。互联网上各种政治信息鱼龙混杂,导致一些政治辨别力不强的大学生政治态度上的混乱。

网络政治信息失真的影响。网络现在是大学生理解时事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网络本身又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信息管理的难度很大,这样就导致大量不真实的政治信息存在于网络当中,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一)党和政府应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奠定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奠定物质基础。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政治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为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提供政治保障。

3.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优秀文化环境。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优秀文化环境。

4.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良好社会环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二)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建设先进的校园政治文化,为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1.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应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进一步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突出时代特征,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时代、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真实可信。教学方法要更加灵活多样,运用参与式、互动式等方法调动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高校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实践,在实践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建设先进的校园政治文化。第一,开展好校园内党团政治活动,规范高校政治社团组织的发展,引导好各类社团活动,组织大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第二,开展各种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活动,如结合重大节庆日、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等进行座谈、学习、讨论等,定期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第三,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作用,让大学生直接参与民主管理。例如,参与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学校共青团、学生组织的管理活动和选举活动,校长接待日活动、各级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让大学生自己来集中表达自己和集体的权益诉求,倾听和考虑不同群体的权益诉求,思考协调不同利益诉求的方法,进而参与和制定一些管理制度等。

(三)大学生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关注时事政治,为端正政治态度创造主观条件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端正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理论前提。当代大学生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要真学真信,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进入头脑,并且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而端正自身的政治态度。

政治时事论文篇9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政治时事论文篇10

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政治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中心教授，广州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曾任日本同志社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1995），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2006）。因教学成果显著而获评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之一。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荣誉证书。除了圆满完成科研教学工作之外，每年应邀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部队、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学术讲座、时事报告，并多次应邀到省内外各种名家讲坛、教育基金会等为广大市民、乡村小学教师举办公益讲座，弘扬优秀文化。并在2011年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行讲座。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出版主要著作《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主体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2009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问题研究。代表作《对“发展问题”再思考》（企业家，1996年第16期）；《亨廷顿的政治发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当代中国反腐败的理论原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思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1997年）；《从入世谈我国政府职能模式重塑》（《论WTO与政府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代表作《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刘天旭 张星久）；《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农村为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儒家思想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价值。代表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兼论“儒家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4期）；《文化传统差异看中西政治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楚天名家讲坛》，武汉出版社，2007年）。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卷2000年3期转载）；《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14期论点摘编）。

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代表作《论合法性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天命观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以儒家为中心》（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5年卷）；《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

三、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所主编的《台湾政治风云》是大陆较早系统全面介绍台湾政治发展的著作；《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尝试着突破以往历史、官制史的视野，注意增加政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在体例和理论性、学科性方面都有新颖可观之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等则运用政治学的知识和眼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得失、在对政治问题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发展问题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克服片面经济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全面协调发展；也较早提出，要重构反腐败理论的“人学”基础，着眼于现实的人性的复杂、自私等消极方面，构建解释腐败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