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认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哲学认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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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知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a)-0164-01

近日通读了一遍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禁不住有想表达点“思想”的欲望。在通才教育倡导者眼中:“职业教育传授的是经验而非知识,因为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似乎是谋生。”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

1 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围绕着高深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思想及其演变,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其观点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局限和不足:

(1)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强化了政治论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发展因素的影响,弱化了认识论的价值。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学校存在的合法基础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这种观念是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而殖民地时代又是从欧洲继承下来的。”从这种历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主要是从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化来论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鲁贝克后来提到的“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论。而很难从其中看出认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2)偏重描述性地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化过程,以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合理性,也无法对未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变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布鲁贝克在导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学变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行动,集中抨击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布鲁贝克认为导致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的需要。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

(3)布鲁贝克将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的哲学基础,预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是认识论和政治论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否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只有一个中心(认识论的或政治论的),还是两个中心(认识论和政治论并存)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 缺失了自由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哲学》里,布鲁贝克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主义大学”或曰“非大学”(nonuniversity)。在这样的大学里,学生不受传统、刻板的学术要求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绘画、录音等,也可以学习非理性的东方文化,决定什么时候离校、什么时候继续学习。

我们说,技术问题在深层次上就是人的再生产问题。因为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人类受到科学技术的束缚、限制和迷惑,其自身也逐渐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成为可预测、可计算的技术对象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支配的自由,从而变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奴隶化”。在这种前提下,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强烈的功利色彩。理性主义思维高扬,而人的主观性、情绪化、意志品质等主题恰恰被教育所遗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布鲁贝克的“两点论”之外寻找一个教育人类学的基础。

当美国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十余年终于平息下来时,人们也终于意识到大学是个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思考当下的问题,也要思考未来的甚至是乌托邦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要考虑直观、情感、体验、感悟等非理性因素,更与逻辑、理性与科学态度等紧密相连。

3 知识价值视角的建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归结于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即缺乏对高深学问也就是高深知识本身的变化的探讨。从知识价值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发现:

(1)高深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知识具有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产生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布鲁贝克在谈到认识论哲学时,认为“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自由并不是产生高深学问客观性的前提条件,相反,应该说客观性是高深知识的本质特性,正是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教授在学术活动中遵循价值自由的原则。

(2)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决定了知识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认识价值要求知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应用价值要求知识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社会要求大学除了承担纯粹认识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研究之外,还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任务,甚至于直接参与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4 结语

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上,虽然自由教育最初是“自由人”的教育,是一种上层社会的特权,但自由教育的追求理性发展理智美德的特点并不是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同样,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并非是平民阶级才需要。大学既应该重视普通教育也应该重视专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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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转向 认识论 存在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刘庆杰（1958-　），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陈光辉（1972-　），男，四川乐山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理论、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及教育经济与管理；邓会君（1976-　），女，四川江油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河北 秦皇岛　0661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82-02

“语言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思潮，也被称为是区分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界标。斯鲁格在《弗雷格》一书中指出：“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过程。”①这概括了“语言转向”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虽然，我们依然处在这一语言哲学话语体系的边缘之上，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扩张，这一历史必然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且延伸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输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作为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形构（discourse　formation）也必然被纳入其中。因而，正确地分析和借鉴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构的建设，正确理解和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认识论理解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为了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实现其为上层建筑培养政治意识、训练政治素质的目的，它的话语形构也必须要做出转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首先要从形式上确定语言的合理性，其次才能验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本质及其真理。从认识论层面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就是对语言本身和语言艺术表现在形式上的技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它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②。然而口头语言因为是一种听觉载体，其信息传播具有即效性和共时性，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且依靠记忆留存信息，致使信息传递出现偏误。书面语言则是通过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形成书面语，是一种延时载体，具有历史性，反映思想也较深刻、准确，但是也要求信息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则可能因文字语言本身和语言的接受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等而产生信息理解上的随意性，失去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本真意义。因此，要有效地避免这两者的缺陷，准确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本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客观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们在进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理念的过程中，首先要用逻辑的分析方法去澄清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概念本身的偏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各种问题，其次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字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来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用严谨的科学的语言去进行描述和解释以规避其理解的差异和误用，在形式上准确地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要有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做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

人本主义存在论赋予了我们关于语言转向新的理解维度，即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借助语言并在语言中才能得以把握。因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的探讨中，就不能只仅仅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而要将语言研究推向更深一层的理解空间，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语言不再是其表象，而是其核心。关注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政治信仰，促进学生素质修养的提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它必须继续前进以至对它的直接状态有所意识，它必须扬弃美好的伦理生活并通过一系列的形态以取得关于它自身的知识”③。这为我们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关注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与知识，而更多的是伦理与实践。这一理念恰好契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理念。所以人对思想、精神的需要，人对目标、理想的追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源。那么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体生活方式和交往领域日趋多元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积极介入到这些新的群体和领域当中，探求和掌握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发展规律，做到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意义。

因此，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内容上只有转向于与我们的教育生活、教育实践紧密联系的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本真意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的引领与建构”这一宏大主题。正如胡塞尔所言，只有将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将其作为人价值存在的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理性整合

语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向的逆转。传统哲学把抽象的观念对象化、实体化、凝固化，并且以此作为说明世界、规范人生的根本原则，它遮蔽和扭曲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必须要摧毁拆解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话语，从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中找回存在的本真意义。语言转向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理念中应运而生。无论是认识论把语言转向看作是对混乱或误用的哲学语言的净化，强调用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语言和认知；还是存在论把语言转向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以及人本身的生存，它们的核心主题都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毋庸置疑，这一批判和拒斥是现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它拓宽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增大了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

然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的尴尬。认识论的形式逻辑和知性逻辑常常会脱离思想内容来考察思维形式，因而也就避免不了思维的主观任意性。存在论则因为对逻辑本体论的抗拒，致使哲学家们忽视了对事物的思辨性思考，容易受到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导致存在哲学过分强调人的经验和本能意识，把科学说明和人文理解对立起来，从而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

因此，在把西方哲学关于语言转向的分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中，一方面要肯定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遵循一定的理念和准则对现存的思想、观念、行为等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逐渐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同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要用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的精神文化，用人类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去塑造和发掘大学生的内在潜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客体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务必要把握住这两者间的尺度，合理地借鉴与扬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转向，体现在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形式上的分析，即语言的艺术或技术上的分析，这里语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内容上去把握，把语言当作人存在之根本来加以分析。前者要求我们更多地用认识论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去解构和澄清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本身的偏误或不合理性，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或手段上做到严谨、准确，同时要做到个性和共性的对立统一，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表达方式并加以联系和比较，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从而避免认识论只带来抽象的共性却缺失对个性的理性认识。因此，先从语言的形式上给予理性澄清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思考中，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则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探讨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④，“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⑤，表明了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作为其存在方式才是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本质。这与存在论的理念旨趣是如出一辙的，但在借鉴存在论所倡导的语言是人存在的根本的同时，应摒弃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站在实践的维度上来验证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不管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因——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素质最终要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离开社会实践谈论思想政治素质，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⑥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只有无限贴近于现实、符合于现实的需要，才能提升和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因而用科学的逻辑思辨的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回归于现实生活中，理性地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对象的规律和人主体自身的规律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挥精神的动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本质诘问。

四、小结

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拥有世界的方式，无疑是人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理解来考察和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转向，对我们来说，不是要提出某个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或某种具体的套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哲学成果，正确表达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唤醒和提升符合人性、符合语言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

［注释］

①（美）汉斯·D.斯鲁格.弗雷格［M］.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

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④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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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篇4

[摘要]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范式演进，揭示其教育学和哲学认识论渊源。认为教育哲学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反思与哲学二元认识论向交往实践论范式的转换是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论的认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1-0083-05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的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界定和分类直接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和根本任务的完成。然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界定、分类及其与原理其他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的阐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存在理论前提与分类标准不一致，逻辑不周全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为提出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提供依据。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范式

迄今为止，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的理论范式主要发生了以下三种形态的演变。第一种形态是从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度，提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即“教育者主体说”。一些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它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相对应的，对一定的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同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一般的物质客体不同，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接受教育影响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具有主体性的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分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和组织机构组成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指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人和组织机构组成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是单极的而是多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统一体。”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两极运动，而是一个多主体与多客体之间的多极的、复杂的运动，即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核心或辐射源的主客体关系群。”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而言，是施教的主体，具有能动性、诱导性，但他的能动性受到对象(客体)的理解能力、文化水平和学习进程的制约”。

第二种形态是在重新审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并强调发挥其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共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双主体说”。陈秉公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而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既是教育的主体，也可以成为教育的客体。当教育者或受教育者进入行为者(教育者或受教育者)行为对象性系统，成为行为对象时，他便居于行为客体地位，进入客体系统，成为客体。”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把对方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时，自己是主体，对方是客体；当二者在与其他教育客体发生认识与实践关系时，他们则分别在不同主客体关系中充当主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二者是以教育资料为共同客体的一种双主体协同发展的关系。”并且提出“国家是本体性主体，教育者是实践性主体，教育对象是自我教育主体”。

第三种形态是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角度提出二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平等的主体，二者之间构成“主体际”关系，或者叫“主体间性”关系。张耀灿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一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一客体，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要回归生活，树立新的教育理念，体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主体间性”的内涵，可以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即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而不是教育者的单边活动；另一方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是通过相互理解，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方法来实现人的思想品德的提高的。可见，主体际所要求的教育过程应当是一种“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交往实践关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的价值

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当展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主客体概念，从哲学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尝试抽象、解构、建构主客体论，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律的认识。主客体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中纷繁复杂的人的关系抽象为辩证的主客二元概念，使复杂现象本质化，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及其特征。正如祖嘉合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当我们着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作用的性质时，在描述它们生动丰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概念就显得有些词不达意了。引进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更清晰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同时，主客体概念的引入有助于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相关理论的建构如价值论、方法论、载体论、管理论等提供内涵确定的研究范畴，使各个部分的理论建构具有逻辑一致的理论前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体系自身的逻辑自洽。

第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主客体范畴，源于对受教育者思想发展变化实际及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反思。将受教育者提升为教育过程主体来认识的“双主体说”、“多主体说”、“主体际说”等一系列强调思想政治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具有主体地位的“学说”，都是在充分注意到受教育者思想特点的变化及其主体性基础上提出并系统构建的，它是时代精神及其发展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现实表现。这一系列学说生动描绘了教育理念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再到与教育者平等对话、积极参与教育活动的教育思想的深刻变革。尽管各个学说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陷与不足，但其中所蕴含的对受教育者主体价值的认识与尊重应充分肯定，折射出时代的进步、思想的

发展、主体的觉醒。说明只要存在改变着，认识就在改变。

第三，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呼唤。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不断突破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主客体理论范式的窠臼，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发展的内在冲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为活跃、最为基本的一对矛盾统一体的认识成果，必然肩负与时俱进地回答现实挑战的使命。目前的研究及理论范式的演进至少回应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存在关系本质的认识，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教育实践对象化活动使其本质力量向对象渗透和转化，对象具有主体的特性；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教育实践中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重要特性。双向对象化活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教育实践关系的本质。

三、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研究的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形成以上态势主要受教育哲学中教育主客体分类和哲学认识论主客体演变思潮的影响，二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和研究依据。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观察与阐释自然会受到教育学中关于对教师和学生关系认识思想的影响。可以认为，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研究及其分类成果的直接理论渊源，来自于教育学关于教育主客体的界定。无论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主体说”都无法完全摆脱赫尔巴特“教学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的影响，即认为道德是通过学习方式获得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掌握者，而学生是接受教育的客体，从而使学生处于受动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提出，受主体性教育思潮的影响，吸取了“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教育活动”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际说”则是主体间性教育哲学思潮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反映。正如冯建军在“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一文中指出的，“主体间性教育哲学理论认为教育就是一种交往行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结成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教育过程就是交往过程，主体间性内涵于教育过程中。”

从认识论上来说，基于教育哲学主客体观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论其实质可以分为两种，即主客二分论和“主体际”论。“教育者主体说”和“双主体说”，从本质上说是“主一客”二元认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两种学说无论是单一主体还是复数主体，本质上都是从“主一客”二元视角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二元论源于笛卡儿唯心主义认识论，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对象性的认识关系。在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中，二者相互转化，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就是把主体的意志、目的、能力对象化、外化，使客体发生形式或本质的转变；客体主体化就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主体把客体的属性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教育思想就是教育者在教育受教育者的时候把自己的意志、目的、观点能力对象化，同时受教育者也向主体渗透和转化，使教育者发生形式或本质上的转变，从而也就发生了在教学活动中受教育者转变成教育者，教育者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情形。总之，“教育者主体说”和“双主体说”教育思想的根源主要是主客二元认识论。

“主体际”说基于“主体间性”哲学思潮，跳出了受教育者客体宿命的藩篱，突破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提出“主一客一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际关系模式，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平等、共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视角来解释二者关系。因此，“主体际说”是建立在交往实践观基础上的，“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一客体’与‘主体一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结构。”亦即认为交往实践观是实践论发展的结果，它主张多极主体在以共同的客体为中介的、物质交往实践为基础的平等地交往，在交往中实现互识，进而达成共识，参与实践活动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依附及支配的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研究的问题与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三种理论范式的演进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步的结果，但是深究其内在机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并面临着挑战。

首先，把教育者看作主体、受教育者看作客体的“教育者主体说”是抽象概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反映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主动引导地位，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负载的根本任务。但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易于不自觉地把受教育者看作认识改造的工具对象，难免最终落入“填鸭式”、“单向灌输”的窠臼。从实质来看，把受教育者放在被支配的地位，依然没有摆脱二元认识论模式的思维惯性。它只能阐明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过程的特征，不能完整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教育实质，将其一成不变地应用于主要是由人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不恰当的。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反映了主体性教育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局限性。这种学说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地位的平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施教，充分彰显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性。但是，在教育与自我教育阶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具体地位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主客对立关系，特别是对于客体如何转化为主体只是具有认识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操作性的价值。简而言之，主客二分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是科学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反映，是理性主义教育的表现，是一种强调对知识的认知性教育，体现在教育理念上必然要求通过知识传授式的教学模式来实现，知识传授式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核心途径。这种理性主义的教育理念势必会过分注重和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和绝对权威，因其内在地规定了教学的主体是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受教育者则被认为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的对象，从而必然削弱对受教育者价值理性的重视，使人的主体性面临发展的危机。

第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际说”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积极扬弃。”“主体际说”应当说是交往实践观的现实应用，它为准确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及彰显受教育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任平认为，“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可见，交往实践观的“主一客一

主”模式中的客体是中介客体，是多极主体“改造和创造”的对象，而“主体际说”“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显然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不相符合。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普通的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塑造，教育者在教育过程当中应当起到主导、引领的作用。而交往实践观所倡导的无主次的多极主体的交往，能否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运动的矛盾，则有待商榷。

总而言之，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质的理解，应当是解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谜的钥匙。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非线性的复杂关系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表述和阐释，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和当代哲学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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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争论双方实质上都是简单地把“客观存在”与“物质”完全等同了起来，从而认为观念的东西不能用“客观存在”去规定。如果教师也这样理解，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样不能摆脱二难推理。

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客观存在”这一命题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范围，“客观存在”的含义和内容就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只有辩证地理解“客观存在”这一命题，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它的全部含义，合理地解释和说明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一）

在本体论领域，按照哲学的观点，“客观存在”是指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对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存在”，哲学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128页）与之相对立的意识范畴则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7页）可见，在本体论领域，作为客观存在的只能是物质现象。高二《思想政治》教材中“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人们周围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一些观点，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客观存在”这一命题的。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的主观意识现象，无论是人类意识的整体，还是单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是“客观存在”本身。

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就是说，只有物质才是客观存在的，才是世界的本原。如果把意识也当做“客观存在”，就会背离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导致唯心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前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演化出形形的事物和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在实际工作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要在实践中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使实践获得成功，就必须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谓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计划、工作方法等主观的东西。与此相反，如果在工作中不是力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是从主观出发，用主观去剪裁客观，必然会违背客观规律，导致实践的失败。

显然，在本体论领域，在涉及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同主观的意识现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在这个范围内，别人的思想当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主观的东西。

（二）

在认识论领域，“客观存在”除了泛指作为总体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外，还具有特殊的规定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认为，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般原则，它回答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路线和出发点问题。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把认识奠定在实践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主体和客体作为一对范畴，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规定的，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统一的。

首先，认识的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主观的思维和意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着的人，是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作为社会基质的物质性的人同具有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精神性的人的统一体。

其次，同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客体，不再完全等同于与思维、意识相对立的客观物质现象，而是指同人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心理因素、实践能力相关并在实际上进入实践过程的认识的对象。对认识的客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由于物质世界的无限广大性、多样性、复杂性，由于一定阶段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物质世界不可能全部进入现实的实践过程而成为认识的客体。客观事物能够成为认识的客体总是有限的。第二，同认识的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认识的客体，除了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物质现象外，还包括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传统习俗等精神现象。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精神现象是人们面临的客观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人们面对的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人的思想相对于具体的认识主体而言，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对象，马克思称之为“思想客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把精神现象看成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的观点能够成立吗？当然能，因为实际情况本来就是这样嘛！比如，思想史一类的科学，诸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说史等，就是把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作为研究、认识的对象。虽然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本身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便又成为一种认识客体。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成为遍及全球的红学家研究的对象，你能否认它是认识的客体吗？心理学是以人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思维科学是以人的思维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思维科学认识的客体当然是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常说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如果否认人们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赖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意识而存在的认识客体，那么，这是从何而来的“实际”？总之，“思想客体”也是认识的客体，尽管它本身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只要它在实践中同认识的主体相联系，就成为认识的对象，即认识的客体。就“思想客体”来说，人们接收它所储存的信息，在实践中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认识，其目的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

所以，在认识论领域，在分析具体的认识过程时，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思想看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

篇6

    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中国的教育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教育过程中师生主客体关系”开始,到90年代讨论“教育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以及近年来讨论的“主体间性教育”问题,争论的一个焦点围绕着:谁是教育中的主体,谁是教育中的客体?教育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使人们之间结成了相互存在的社会关系,使人的本质真正表现为人的社会联系,也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始终处在社会关系的制约中。然而,如果人们将实践理解为“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那么必然产生“主体-客体”两极框架的“对象”实践观,其严重缺陷在于“它撇开了实践主体之间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使实践中的主体、结构和关系单一化,将实践活动自觉不自觉地视为没有‘主体-主体’关系介入的片面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过程。”①

    1.从“单一主体说”到“双主体说”

    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物,在体验自己生命的存在,有效地发展自己以及创造自己生存价值的时候,他会始终将自己放在与对象世界之关系的主体性地位。“单一主体说”是在“主体-客体”模式基础上肯定实践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是近现代人类实践所突现主体的理论概括,但突出实践中的主体性并不等于指称主体的单一性。实践主体是一个复合概念,在教育中其主体既表现为不同的个体,也表现为某类个体或群体的不同集合,在抽象的直观上其集合表现为多极异质主体(主要是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对象-教育对象)。教育的“单一主体说”具体可分为:教育者主体说和教育对象主体说。前者认为,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发动者,因而教育者是主体;后者认为教育者是为教育对象的成长、发展服务的,因而教育对象是主体。单一主体说只承认教育过程中的一个主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主体-客体”关系。正如祖嘉合教授所言:“单一主体说坚持了教育管理主体的一元论,但因两种观点同时否认各自对方的主动性而陷入片面性。”②教育不仅是一项实践活动,而且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这里既涉及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主体能否以及如何认识、再现、把握客体?又涉及认识过程中多极异质主体间的认识交往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多极异质主体间如何建立对话、理解、接受、整合从而达成共识?面对“单一主体说”的弊端,人们认识到教育诸不同主体的存在和他们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双主体说”应运而生。“双主体说”也可分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互为主客体和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主体两种说法。前者认为:从施教过程看,教育者是主体,教育对象是客体;从受教育过程来看,教育对象是主体,教育者是客体。后者是从哲学认识论中关于主体界定的视角来看的,即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双方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互为主客体说将教育活动局限在“主体-客体”框架中,没有摆脱“单一主体说”的局限,其实践活动本质上还是一种对象性活动,认识的逻辑是物的逻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人与物之间存在“我-它”的关系模式,在“我-它”结构中,人以物为生活的基础,他改变它们、使用它们、占有它们、支配它们,当他对他的同伴采取同样的态度时,他人就变成物化的人,他可以对其为所欲为。从哲学认识论主体界定的双主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它混淆了主客体的基本概念,过高地估计了教育对象(学生)自我教育的作用,模糊了教育者(教师)的责任意识,忽视了教师与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应有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2.主体性教育的瑕疵

    主体性教育是主体性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开始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认为主体是存在的根基,并将主体性确立为哲学的第一命题;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奠定了主体性哲学的基础;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莱布尼兹的“单子”等是对主体性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主体性认识论哲学的“存在”范畴不是客体性的就是主体性的,是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在教育中,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

    主体性是近性启蒙的产物,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主流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对主体性的张扬以及强化了的人类中心论,构成了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近代工业以来生产的基本原则是专业化、标准化、集中化和同步化,这也成为工业社会教育的基本原则,这实质上是用制造物的方法来培养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时代,在工具理性中,人作为主体,高居于所有的客体之上,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世界也开始以一种新的图景出现,每一件东西都是可通约的、可代替的,它是一堆无生命的、冷冰冰的东西的聚集,可由纯粹的主体所操纵统治。事实上,主体性教育是试图凭借教育者在理论、知识、能力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对教育对象进行单向度的投射活动,而教育对象成为投射和蕴涵教育者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的被改造、控制和驾驭的对象。这种“从物的逻辑无论怎样去强调人不同于物,到头来仍免不了把人理解为非人”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教育模式无论是单一主体说还是双主体说,从本质上都没有超越“主客体”的认识范畴,都是受主体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主体哲学在认识活动中分主客体,并预设主体的优先地位,人们用“对象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与物,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利用、控制与占有,而忽视双方各自尤其是客体一方的特殊性,双方“之间”的关系平衡遭到破坏。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信息由单向传递走向双向甚至多向传递,由历时传递走向共时传递,促成了教育对象主体地位的实现,这为教育主体的平等交流提供了平台。平等并不意味着教育者没有特殊的主导性或权威性,也不意味着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觉悟和知识能力上的均等,这里的平等是指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人格上的平等。值得指出的是,教育者的主体性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体现为实施主导性,后者体现为接受主导性。教育者的主体性要得到张扬首先必须接受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从而真正确立教育者的主体身份;其次,教育者要认识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要素,选择切实可行的教育方式。教育对象主体性的体现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明确教育者为其所展现的、自己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并通过对实然的自我进行比照认识,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应然状态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才能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另外,作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应形成“整体同一”的本体论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最重要或者说最明显的标志是“之间”的边缘地带关系,“主体间性”就是强调要珍视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边缘地带”。

    教育中的“主体性”包括“人主体”和“任务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对‘主体性’的强调,既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如何各尽所能完成思想教育‘任务’。前者从人出发,后者从任务出发。”④从“任务主体”的视角出发,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肩负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命,虽然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但我们不能认为人生来就有政治觉悟。因此,思想政治的“灌输”、“改造”、“驾驭”是不可或缺的,只是我们要从传统的主体性教育方式中走出来,重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选择适宜的教育方式。教育中的“人主体”表明:教育的对象不是物,而是现实中活动着的人,教育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教育是“人为的”和“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形成“整体同一”的相互作用行为。

篇7

在本体论领域，按照哲学的观点，“客观存在”是指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对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存在”，哲学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128页）与之相对立的意识范畴则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7页）可见，在本体论领域，作为客观存在的只能是物质现象。高二《思想政治》教材中“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人们周围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一些观点，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客观存在”这一命题的。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的主观意识现象，无论是人类意识的整体，还是单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是“客观存在”本身。

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就是说，只有物质才是客观存在的，才是世界的本原。如果把意识也当做“客观存在”，就会背离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导致唯心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前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演化出形形的事物和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在实际工作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要在实践中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使实践获得成功，就必须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谓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计划、工作方法等主观的东西。与此相反，如果在工作中不是力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是从主观出发，用主观去剪裁客观，必然会违背客观规律，导致实践的失败。

显然，在本体论领域，在涉及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同主观的意识现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在这个范围内，别人的思想当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主观的东西。

（二）

在认识论领域，“客观存在”除了泛指作为总体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外，还具有特殊的规定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认为，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般原则，它回答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路线和出发点问题。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把认识奠定在实践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主体和客体作为一对范畴，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规定的，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统一的。

首先，认识的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主观的思维和意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着的人，是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作为社会基质的物质性的人同具有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精神性的人的统一体。

其次，同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客体，不再完全等同于与思维、意识相对立的客观物质现象，而是指同人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心理因素、实践能力相关并在实际上进入实践过程的认识的对象。对认识的客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由于物质世界的无限广大性、多样性、复杂性，由于一定阶段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物质世界不可能全部进入现实的实践过程而成为认识的客体。客观事物能够成为认识的客体总是有限的。第二，同认识的主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认识的客体，除了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物质现象外，还包括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传统习俗等精神现象。既定的社会事实、已经形成的精神现象是人们面临的客观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人们面对的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人的思想相对于具体的认识主体而言，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对象，马克思称之为“思想客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把精神现象看成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的观点能够成立吗？当然能，因为实际情况本来就是这样嘛！比如，思想史一类的科学，诸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说史等，就是把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作为研究、认识的对象。虽然已经形成的人类认识成果本身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便又成为一种认识客体。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成为遍及全球的红学家研究的对象，你能否认它是认识的客体吗？心理学是以人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思维科学是以人的思维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思维科学认识的客体当然是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常说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如果否认人们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赖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意识而存在的认识客体，那么，这是从何而来的“实际”？总之，“思想客体”也是认识的客体，尽管它本身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只要它在实践中同认识的主体相联系，就成为认识的对象，即认识的客体。就“思想客体”来说，人们接收它所储存的信息，在实践中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认识，其目的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

所以，在认识论领域，在分析具体的认识过程时，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思想看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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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后，自然科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自然科学革命。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从棉纺织时代进入到钢铁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1]。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使得拥巨额资本的大企业、大公司不断出现，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开始了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

于此同时，世界工人运动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学说广泛传播，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当纷纷成立，并通过罢工等手段，积极开展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工人运动的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各国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统治策略，并利用垄断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本国工人的上层分子，致使一些国家的和工人革命意识减弱。在此情况下，如何解答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成为各国者面临的新考验。

列宁认为，正确把握时代特征，要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去考察，不能只局限于个别国家的特点。如何科学认识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正确把握新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当时的者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列宁哲学思想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俄国革命形势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概括和总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列宁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哲学著作。列宁在批判以波哥丹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哲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要哲学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述，从而发展了哲学。

列宁在对马赫主义的物质概念和经验概念的批判中，进一步指明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定义关系到两条哲学基本路线。马赫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感觉”、“要素”。“感觉”和“要素”就是经验或“纯粹经验”。他们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为了否定经验中包含的客观内容，主张唯一存在的只是感觉、经验，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列宁指出，经验“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能不能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主张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是，某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俄国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歪曲和攻击恩格斯对不可知论的批评，把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批评歪曲为对“自在之物”的存在的批评。列宁在关于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比较中，驳斥了这个观点，指出休谟和康德这两个哲学家的共同点是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恩格斯所批评的不是承认“自在之物”存在的观点，而是关于“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观点[3]。

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的……（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3）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第一个结论是关于认识的唯物主义前提，肯定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是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思想在认识论中的贯彻和发挥；第二个结论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知论，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第三个结论是关于认识论的辩证法[4]。这三个重要结论，准确概括了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三、《哲学笔记》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发展

《哲学笔记》是列宁在1895―1916年间研读哲学著作和探讨哲学问题时所写的摘要、短文、札记和批语[5]。这本笔记体著作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方面，在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构想方面，以及在认识论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特别是辩证法。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作了充分阐述。在列宁看来，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首先，一般与个别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一般不是个别，个别不是一般。个别是指现实存在的具体的单一的事物，又指事物的个性；一般指具体的单一的事物所属的一类事物，它是在许多个别事物中重复出现的东西，是把许多个别事物联系起来的相似点、共同点，因而他有事事物的共性。但是，一般与个别又是同一的，个别与一般相连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具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命题，即使是最简单的、最普通的命题，“就已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

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事物到抽象的一般概念，是一个过程，一个认识和思维的辩证过程。按照认识发展的规律，一般、概念以及关于任何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在认识的发展中，人们在认识一种新的具体事物时所具有的或遇到的关于该类事物的既定概念，“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6]。这些概念一定会在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得到检验、修正、充实和发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思想，这是对哲学的重要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规律的论述是列宁作出者结论的思想资源。列宁正是通过对《资本论》的阅读和评价作出了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结论。他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来解决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哲学笔记》是列宁为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所作的哲学理论准备。虽然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的辩证法体系还没有呈现，还仅仅是以种计划、构想，并且它的有些内容还有待补充，有的表述有待精确化，还有些原则有待彻底贯彻，但是距离这样一个体系建构的实际完成，已经不远了。列宁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资本论》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研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哲学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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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柏拉图；人性论；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范岚（1987-），女，陕西汉中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06-02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全书共分十卷，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王应该为国家的统治者，倡导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正义”为主题，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人性中的德性思想，开启了西方史上人性“知、情、意”和价值“真、善、美”三分的先河，休谟和康德的哲学理论皆以此展开。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理想国得以实现。因此卢梭认为《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论著，而是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的最好论文”。[1]

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理想国》人性和教育思考的影响

1.社会基础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为争夺希腊霸权，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不但使雅典丧失了希腊霸权，而且使雅典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战争使雅典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国内民主制度遭到挑战，政权逐渐落到贵族手中，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走向衰败。这使得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对城邦怀着极大责任感的思想家开始思考雅典的前途，他们设想组织一个理想的城邦，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和谐的。

2.哲学基础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1）理念论。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理念”的知识是人的灵魂先天具有的真正知识，可知的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理念的派生物。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各式各样的事物有各式各样的理念。不同的事物组成了事物的世界，而由它们的理念所组成的总体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前者是可感世界，后者是可知世界。柏拉图曾经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来论证两个世界的学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日喻说”。柏拉图把可见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大地生物的关系，认为：“太阳不仅使看见的对象能被看见，并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虽然太阳本身不是产生。”[2]

（2）辩证法。黑格尔曾明确指出：“在古代，柏拉图被称为辩证法的发明者。就其指在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学的形式，亦即以客观的形式出现而言，这话的确是对的。”[3]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指通过谈话展示思想之间的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和综合，进而求得真理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辩证法不是诡辩术，它是论证理念的重要手段。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可以看出辩证法是最高等级认识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通过辩证促使探索理念之间的关系、学会建构理念体系的方法，提升逻辑思维及想象能力。

（3）认识论。认识论是柏拉图获取理念的方法。柏拉图的认识论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理念不能依赖于人的直觉。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在理念世界存在的本体，即“相”。“相”是沟通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第二，认识论要经历三个阶段。柏拉图认为最低等级的认识，它的心灵状态是想象，所以认识过程尚需继续深化，最后才能以理性思考获得善的理念。第三，认识理念是为了认识自己。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对外部世界及理念的认识才能使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理念是先天的，即每个人天生就是拥有理念的，所以他认为，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不是一种后天的积累的学习，而是对已经存有的理念的回忆，这个回忆的过程就是对外部世界认知的过程。所以柏拉图的认识论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论，通过回忆，进而认识自己，寻求善的理念。

正如波普尔所言，柏拉图的国家哲学最终“可以扩大为关于‘万物’的普遍哲学”。[4]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伦理道德出发，以追求善的理念为目标，追求人性和灵魂的完善。国家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没有对人及人性的深刻分析，政治便失去了正确的逻辑起点，因为社会是人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对人类社会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人性问题上。

二、《理想国》中的人性观点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探讨“什么是正义”及其柏拉图对“灵魂”的认识和反思。“灵魂”的解读和“正义”的剖析也是对“人性”诠释和展望。正如R. Waterfield 所言“柏拉图提请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应当将他所建构的城邦的诸多特征作为理解我们自己内在心灵的地图或钥匙”，“个体内在的心灵世界是本书的关切之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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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康德；唯理论；经验论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63-03

一、唯理论与经验论争论历程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几乎从哲学诞生时刻起就早已存在。西方哲学史中，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争论，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与毕达哥拉斯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倾向之别，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将争论延续下去。到古希腊哲学的繁盛时期，柏拉图主张先验的“理性”，而亚里士多德则重实体，主张对于个别事物的重视，师徒二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学术分野，在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柏拉图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由此可见哲学家对于自己哲学见解的坚持，这些坚持也造成了后期两方面思想的延续。到了中世纪神学阶段，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不管是极端派的还是温和派的，都将一般与个别、经验与普遍的思想争论传承下来。

在近代哲学那里，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可谓达到了。经验论的典型代表弗朗西斯・培根、休谟、洛克、贝克莱等，唯理派的典型代表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各学派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也不尽都是纯粹的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其间各人思想也会部分兼涉其他理论的思想，而争论是主要的。正如洛克和斯宾诺莎的直接争论，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张白板，经验在白板上留下印记，而莱布尼茨则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具有纹路的大理石，是先天的存在。唯理论在莱布尼茨那里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在休谟那里走向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两个学派的生机已不复存在，均走向了末路。康德将唯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和经验论的结论扩张性结合起来，使哲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史称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二、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焦点

唯理论与经验论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欧洲大陆总体上属于唯理论哲学，因为受罗马教会和经院哲学的影响较深，而较少受到欧洲经院哲学传统影响的英国大体就属于经验论派了，而唯理论和经验论争论历程久，形成了诸多分歧。

关于认识对象，理性主义大多认为认识的对象属于先天的理性，唯理论开创者笛卡尔认为认识起点是思维主体的运思，继任者斯宾诺莎认为认识起点是真观念；经验论者认为人类知识源于个别具体的经验事实，经验论开创者弗朗西斯・培根就认为，归纳比演绎更科学，洛克与贝克莱、休谟都认为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在认识主体的分歧上，唯理论者认为认识来源于通过经验刺激从而发现人心灵中先天蕴含的天赋观念，经验论者则认为，认识来自于主体对经验的归纳总结，是经验世界的产物。

关于认识真理性，理性主义者相对坚信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与规律，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洛克则认为人类知识不能超出观念范畴，范围有限，知识范围比观念范围狭窄，人类难以真正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上述的三个分歧，认识真理性的争论是最为根本的争论，在康德看来真理性的知识必然是同时满足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两个要件。而不管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无法两者都满足，唯理论运用理性演绎的方法，所得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征，然而知识的客观性却无从谈起；经验论者以平常的经验事实为依据，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等，使得所得知识具有客观性，然而归纳样本和主体意识的主观随意性，所得知识难以保证普遍必然性。由于两者各自的缺憾，两大理论一直互相攻讦，各自理论的发展又不得不陷入了困境，康德就是在哲学这样的发展情况下应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使得哲学重新焕发了生机。

三、康德的伟大贡献

（一）康德其人及其思想流变

康德在哲学上本来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最初其思想属于唯理论阵营。在18世纪的德国和欧洲大陆，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被奉为“通俗哲学”，被官方所提倡，然而这一体系已经完全抛弃了辩证法思想，成为完全论证宇宙不变和上帝存在的学说，现实世界完全被机械的力学规律所支配，思维与存在处于无矛盾的“前定和谐”状态，康德指出该体系的基本错误是“武断”，康德在牛顿自然科学理论影响下，开始逐渐的转向经验论。“开始偏离唯理论而逐渐转向经验论，企图通过经验的途径来论证因果性等理性原理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论学说对他的这一倾向起了一种支持和加强的作用。可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休谟对于因果性的怀疑论学说的新思考，却对康德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1]”康德将休谟的怀疑视为一种方法来进行哲学思考，是对休谟怀疑论的纠偏。

英国经验论发展到休谟阶段，休谟认椤耙磺卸疾怀出感觉经验”，知觉是知识的唯一对象，否认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康德指出休谟的“漠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没有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对理性及其思维范畴本性缺乏正确的理解。与此同时，康德也受到了休谟的启示。

（二）康德先验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休谟哲学明显的怀疑论倾向给予康德巨大启示，启发康德转化了思维路径开始用怀疑的方法来思考哲学问题，康德把以往的知识依靠对象，转化为对象依靠知识，这便是找到了解决休谟不可知论问题的答案，正如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对以往的“地心说”的完全颠覆，意义之重大，被称为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是近代第一个打出先验论旗号的哲学家，其哲学是一种先验的哲学，其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可谓是对先验哲学的集中阐述。纯粹理性是在开始实际的认识活动之前，对理性本身认识能力的“批判”：判段纯粹理性有哪些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在何范围运用能提供“客观知识”，纯粹理性能否认识自在之物。此书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基础的奠定。

康德的先验哲学从逻辑上的判断概念入手来分析，将判断分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综合判断主宾词之间没有同一性，该判断起源于经验，借助于直观或感觉，属于一种后天的判断，是一种扩充性的判断，但是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而分析判断主宾词之间具有统一性，宾词蕴含在主词之内，内含有一种三段论的逻辑演绎，由此可见该判断起源于理性，是一种先天的判断，它不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因而不具有扩充性。由此可见经验论知识由后天判断构成，唯理论知识由先天分析判断构成，也巧妙地道出了各自理论的优势和缺陷。

经验论者洛克曾把“概念感性化”（理性认识）生硬地归结为感性知觉，而唯理论者莱布尼茨曾把“直观理性化”（感性知识）看作理性认识低级或模糊的阶段，康德反对把概念感性化和直观理性化，康德指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康德按照人的认识能力，把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直观――悟性思维――理性综合。感性直观是主体通过运用先天形式接受对象刺激而得到对对象的直观，是人的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得到的知识乃是单个的观念。悟性思维是主体通过先天形式对直觉或单个的观念加以整理、统一的活动思维，是以感性直观的概念为质料的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通过悟性思维阶段形成的认识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正是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由经验来为判断提供质料，使判断具有新的知识内容，由理性来为知识提供形式，使判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就使得知识同时兼备了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初步解决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走向末路的难题。

（三）康德经验哲学领域的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向度

康德的先验哲学处于其体系的基础地位，说明康德受唯理论影响更为根本，然而他并不排斥经验向度领域的考察。可以说康德的自由是一种先验自由向经验自由的下降之路，康德的整个自由观念体系从先验自由、实践自由、审美自由再到政治自由，其中实践自由是本体，先验自由是预设，给实践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实践自由在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领域的应用，由此可见康德的自由体系中先验范导着经验，本体（实践自由）范导着现象，道德范导着知识，自由范导着自然。而受经验论影响最明显的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极具思想内涵。

审美自由建立在审美判断基础上得到的关于美的认识、美的体验，而审美判断建立在反思判断力基础之上，反思性判断力是从特殊寻求普遍的能力，使得自然和自由，知性和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审美自由依赖于个体的审美心理体验，是一种经验事实的感性判断、个别判断，因而可以说是深受经验论的影响。而政治自由的阐述集中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康德将政治自由界定为“基于道德法则的内在应用的自由”，政治自由需要法权的保障，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按照一个普遍自由的法则与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可以看出政治自由是处理经验生活领域的理念，具有形而下的特征。先验自由和审美自由、政治自由相结合，是将唯理论与经验论相结合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将一种理想的社会理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四、康德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康德首次解决了唯理论与经验论对立的哲学困境，为哲学进一步推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可以说康德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努力也是受到了近代科学的影响。当然毋容置疑，康德的思想由于受当时时代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康德哲学的问题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继续发展的背景与机遇。

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将科学知识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两方面根本对立，科学知识内容来源于经验，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本身，突出了对于知识的充分重视，另一方面，又将科学限制在现象领域，仅仅属于经验领域，是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从而又贬损了知识，不能为经验所了解的知识就为留下了地盘。而且知识内容起源于经验，体现了康德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知识形式为先天理性所共有，体现了康德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导致了康德哲学也并无统一的来源，这就决定了康德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综合，是两种来源各不相同而彼此割裂了的感性认识与悟性思维形而上学的外在的结合，从而可以说康德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混合物。

另外康德区别了知识的形式、内容，现象和自在之物，将先天的形式看作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根据，自在之物是超验的、彼岸的，所以它的主导方面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其科学知识重视知识内容的经验起源和知识形式的认识功能，对自在之物达不到穷尽的认识，把上帝从知识领域中排除出去，@些都反映了其认识论存在的问题。

最后，其整个自由体系中，实践自由虽为本质，但是没有具体的内容，这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康德本人在行动上是一名温和的改良派，不改变现实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内容空洞，形式超验，奏效甚微，在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下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需要的是实践是行动，这也都反映了康德理论的缺陷，需要后任继承者们进一步发展。黑格尔批判继承了康德的观点，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

参考文献：

[1] 江科世.康德的纯粹理性和自我意识[J].商情，20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