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范文10篇

政治权力范文篇1

1、关于权力的定义

“权力”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很早就对“权力”这个概念进行过探讨。在中国“权”的概念有三种基本的含义:一是指衡量审度之义,如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二是制约或控制别人的能力。如早期法家人物慎到认为,“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又如《庄子?天运》说：“亲权者不能与人柄。”三是指平均或平衡，如清代学者刘大??在《井田》一书中说：“取天下之田，与天下之民，合计其数而权之，而民各分其可得之田。”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学者彼德?布劳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将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德国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就是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迈克乐?罗斯金认为：“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人的活动涉及他人的时候才存在权力，权力总是具有人指向性的，意味着权力主体对他人实施控制以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

2、公共权力的定义

恩格斯认为:原始形态的公共权力就是人们所共同掌控的、协调和管理社会共同生活的权力；原始形态的公共权力产生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其基本功能是调解和处理人们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原始形态的公共权力以确认和保障自然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平等地位、民主权利为前提和基础。[3]近代社会中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权力的公共性做出了充分的理论证明,形成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共识,比较典型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有“君权神授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

3、政治权力的定义

有关政治权力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2）政治权力就是在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3）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并作为社会整体代表的、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治权力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当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后才有的一种独特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权力这一概念突出的是权力主体与客体间“公”的关系,即这一权力是众人赋予的,权力必须为众人服务,也必须受众人的监督,这样,公共权力的行使就不可能是单向的,而必须与权力的授权者即社会公众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政治权力这一概念突出的是权力主体对客体“治”的关系,即对众人的管理权,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权力,这种管理权很容易演变为专制、统治甚至压迫,产生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是历史的产物，它具有历史性。

二、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不同点

1、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本质不同,公共权力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政治权力是建立在阶级利益之上的

公民、权力机构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公民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权力机构,权力机构由具体的官员负责实施,对公民负责,受公民监督。在这种多层委托关系中公民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君权神授论”、“暴力说”、“社会契约说”等。政治权力的行使是高度集权的和单向的,权力的运作脱离公民的监督,处在政治的黑幕之后，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2、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同

合法性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指合乎法律规范和原则；二是指被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与建立在物质动机、情绪动机或价值合理性动机上的服从愿望不一样，后者不是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任何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都要唤起对合法性的信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指被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社会成员把自己的公民权交到得到社会成员所认可和信任的权力机构，由权力机构和行使，成员可以监督其权力的运作，一旦权力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出现重大失误，社会成员可以重新选择他们的权力人，公共权力起作用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

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合乎法律规范和原则。合法性与法律规范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在国家出现后，有了法律法规等相关原则和规范之后才真正形成和得到保障的，政治权力起作用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3、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价值取向不同

公共权力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力，维护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基本利益，权力机构所行使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所交出的权力，它只是社会成员的人，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它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政治权力是由部分利益集团或阶级精英所行使的统治其客体的权力，它代表的是其主体的基本利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部分统治精英的价值取向。

4、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追求的目标不同

公共权力所追求的目标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且让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提高，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政治权力为一定的统治集团所有，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保证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利益基础上维护社会最基本的稳定，以此最大限度的维护和追求统治集团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5、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不同

公共权力的动力机制来自社会公众，政治权力的动力机制来自统治集团内的上级；在运行方式上,公共权力必须采取开放运行，政治权力是封闭运行的；公共权力的运作透明度远要高于政治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在公共权力下，公民的利益是公共权力机构运作的核心，公民对其满意度评价决定它的命运。在政治权力下,行政科层的等级晋升是政治运行的轴心,赢得上级的满意与欢欣决定着官员的政治前途,这种动力机制典型地表现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政体中。

6、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约束机制不同

政治权力范文篇2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一、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

社会分层已经存在，政治学就应该认真地利用和凭借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些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后，中国出现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不管是陆学艺提出的十个阶层还是孙立平提出的七个阶层，②这些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了研究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合集，到底涵括了那些成分。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联邦当人等等经典作家开始，政治学就对政治权力构成形成了诸多阐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外延，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成为政治权力运行体系的最为基本的规则。

作为政治学的黄金法则，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是维持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石。存在了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斗争的集合体，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阶层内独享，中世纪更是产生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牵制；到了启蒙运动高涨时期，不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明确的提出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建立共和国，联邦党人更是以非天使原则来论证权力分置的合理性；达尔在《民主的理论前沿》中总结了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学说。

在西方的政治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中，社会各个阶层存在，通过各自的利益集团将本阶层的利益通过各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体系中进行利益表达、协调、整合、实现。这个是西方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在法治、民主社会影响的借鉴。

二、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面临这个全新的问题，社会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有何影响，必须认真对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重新阐述。

（一）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打破工人-农民二分，产生多个社会阶层的现状的实际中提出的。中国原有社会是单纯的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照顾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增速，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差异明显，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就显得格外复杂。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执政方式和公共政策没有改变，一个群体在没有利益代言的前提下，利益表达、主张、整合与实现都如同无源之水，必然忽视了很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漠视。正是中央考虑到了阶层多元化的现状，就明确在执政方式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展现和理内涵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综合反映。

在这个逻辑上，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总理撰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这样必然促使政府的行政权在各种行政行为重点照顾到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在权力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兑现的过程，在行政权力的涉及范围内，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多元化处理。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行政权力来说，就要对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的利益进行倾斜和关注。从现在政治现实来说，免除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收了上千年的农民头上的重负——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针对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民生政策，无不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行政权力的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民意得到表达和主张的社会。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机关的各种形式的形式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不管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都是要对选民的利益、主张和要求进行认真的反映。因此，在代议制的代表本身的组成上和代表的代议行为上，都要体现将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立法机关进行表达和整合。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使得在立法机构中各种声音出现得以可能，也是各种声音在制度的渠道内进行对话、交流、整合、妥协，最终在一定的基石上达成一致。

这种方式的演进，必然使得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原有的选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体化、真实化。从最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作为独立候选人的选举主体不断出现，这些特殊的候选人通过一定的选举方式，结合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群体，进行选举攻势，在某个特定纽带的连接下，组成一个稳固的选举机构，往往在最近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毫无悬念的胜出。而且越来越多的阶层在涌现自己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为其合法利益进行声张。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明确指出，在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存在农民工的代表，也是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最高国家权力体制中的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保护和表达。这样，以社会阶层为经度，以地域和民族为纬度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方式，使得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从制度性安排上面，开始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各个阶层的实体利益倾斜，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得到实现，各个阶层可以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将自身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将所有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妥协保护。这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虽然中国政治体系中明显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安排，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权利体系，但是司法权力还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底线的救济制度，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可获取的角色。中国社会阶层的存在，改变了原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划分，司法权力的工作中心就原来的专政机构转变为一个维护司法秩序、提供司法救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后的一道保险和屏障。

这种转变，使得原有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最为专政机构的性质而进行运转的司法机构逐渐淡化，甚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专政的作用相对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司法权处理更多的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事务。如此的变化，整个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和设置都会发生彻底性的改变，立足点就必然转移到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和裁判上来。

司法权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和公平正义的底线，在各个阶层之间纵横捭阖之间，觥筹交错的把各个阶层的张力和冲突缓解在制度性框架之内，追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解体在司法规范内，也使上访制度缓和为一种良性的制度内的司法程序。此外，通过司法救济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声张、维护和巩固起来，这样使不同阶层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中凝塑一种和谐的精神砥砺。

（二）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

如此诸种，都是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来表明阶层的出现对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出现，还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并承认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且在政治权力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照顾到了这个现象，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努力践行这个愿景，由此观之，社会阶层存在已经在默认的话语下获取了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阶层的出现带动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为只有社会各个阶层自己组织起来，还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主张和表达，而且只有集体的反应，才能发出一种阶层的最强音。个人自由对自己利益最为清楚、关心也最为深切，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在阶层分析中也仍然成立，最为真切的个体利益需要通过阶层力量表达出来，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势力在政治行为中显现本阶层的诉求和力量。这种过程又慢慢的强化了自组织能力和结社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社会自组织逐渐取代了政治强制的组织方式，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其权力生长点上就开始改变了割裂传统的传统，建立起科学、良性的政治生态起始点。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原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更加完备和强势。

以阶层形式反映到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运行从上到下的政府、政党推动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从下往上的草根自发型。从现有社会现状来说，平民化、草根性的活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习性之一，通俗音乐、流行歌曲、超级女生等等，都是在普通的视域中存在一个美的享受，这样必然改变原有等级差距和身份意识为现有的平等、平民的生活方式。这种平等的意识，会消磨权威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把等级身份逐渐玉润为一种“去魅”的大众文化。在不断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必然要转换牵引的大动力、新燃料的引擎，才能继续拖动中国这两大火车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运动式，动员型的共产党行政主导的体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政治要求，迫使其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改变恩赐、给与的官僚主义情节，在一种真正的公务员的服务的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公共政府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张力的明显，确证了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国家，利益多元就要求政治权力多元，这样权力制约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维护。同时这种多元的背后就是出现了宽容、妥协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演绎了这种生活方式，尊重了这些价值观。此些宝贵的精神和生活，都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或却得政治实践和经验。

其次，对中国政治体系划分来说，阶层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要建立多中心治理，④这些学说本身背后都是对政治体系划分的认识。各个阶层出现，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体系必然受到挑战，继续坚持这种权力配置体系，必然会忽视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受损。因此，阶层多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中心也不断展开，向下发展，符合无缝隙、多中心的这种思想实质。在中国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控制，在保障中央政府的政治汲取力的前提，不仅仅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在公共服务方面，最为最为基本力量，来展现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看到中国由于阶层的出现，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而且如果要重视这个现象，确保主导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就要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改变，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利益冲突和阶层张力，重新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量度来平衡现在的社会收入差距。

总之，从现实分析和长远发展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表面上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中权力配置，还是长远的深层次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构建与生成，创造一种制度的表达、整合机制作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途径⑤，提供了一种动力和全新的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制约权力的经验，开辟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新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的先河。

特别是在当下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间，通过阶层在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比对，找到阶层的自身历史定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期不仅要强大的国家，还要有强大的人民权利。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光谱中间，通过阶层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对立、冲突和整合过程中，能够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结果是逐渐出现一个多元阶层的公共空间，使用多元阶层的公共话语来进行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妥协，即在权力配置中出现应有的制约平衡机制，逐渐的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

注释：

①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边燕杰：《市场转轨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变迁》，《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年61期；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上著作都对阶层的划分标准、划分阶层、存在问题、讨论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社，2007年2月26号

政治权力范文篇3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一、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

社会分层已经存在，政治学就应该认真地利用和凭借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些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后，中国出现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不管是陆学艺提出的十个阶层还是孙立平提出的七个阶层，②这些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了研究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合集，到底涵括了那些成分。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联邦当人等等经典作家开始，政治学就对政治权力构成形成了诸多阐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外延，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成为政治权力运行体系的最为基本的规则。

作为政治学的黄金法则，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是维持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石。存在了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斗争的集合体，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阶层内独享，中世纪更是产生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牵制；到了启蒙运动高涨时期，不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明确的提出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建立共和国，联邦党人更是以非天使原则来论证权力分置的合理性；达尔在《民主的理论前沿》中总结了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学说。

在西方的政治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中，社会各个阶层存在，通过各自的利益集团将本阶层的利益通过各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体系中进行利益表达、协调、整合、实现。这个是西方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在法治、民主社会影响的借鉴。

二、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面临这个全新的问题，社会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有何影响，必须认真对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重新阐述。

（一）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打破工人-农民二分，产生多个社会阶层的现状的实际中提出的。中国原有社会是单纯的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照顾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增速，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差异明显，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就显得格外复杂。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执政方式和公共政策没有改变，一个群体在没有利益代言的前提下，利益表达、主张、整合与实现都如同无源之水，必然忽视了很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漠视。正是中央考虑到了阶层多元化的现状，就明确在执政方式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展现和理内涵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综合反映。

在这个逻辑上，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总理撰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这样必然促使政府的行政权在各种行政行为重点照顾到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在权力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兑现的过程，在行政权力的涉及范围内，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多元化处理。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行政权力来说，就要对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的利益进行倾斜和关注。从现在政治现实来说，免除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收了上千年的农民头上的重负——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针对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民生政策，无不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行政权力的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民意得到表达和主张的社会。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机关的各种形式的形式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不管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都是要对选民的利益、主张和要求进行认真的反映。因此，在代议制的代表本身的组成上和代表的代议行为上，都要体现将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立法机关进行表达和整合。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使得在立法机构中各种声音出现得以可能，也是各种声音在制度的渠道内进行对话、交流、整合、妥协，最终在一定的基石上达成一致。

这种方式的演进，必然使得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原有的选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体化、真实化。从最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作为独立候选人的选举主体不断出现，这些特殊的候选人通过一定的选举方式，结合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群体，进行选举攻势，在某个特定纽带的连接下，组成一个稳固的选举机构，往往在最近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毫无悬念的胜出。而且越来越多的阶层在涌现自己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为其合法利益进行声张。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明确指出，在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存在农民工的代表，也是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最高国家权力体制中的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保护和表达。这样，以社会阶层为经度，以地域和民族为纬度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方式，使得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从制度性安排上面，开始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各个阶层的实体利益倾斜，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得到实现，各个阶层可以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将自身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将所有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妥协保护。这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虽然中国政治体系中明显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安排，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权利体系，但是司法权力还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底线的救济制度，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可获取的角色。中国社会阶层的存在，改变了原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划分，司法权力的工作中心就原来的专政机构转变为一个维护司法秩序、提供司法救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后的一道保险和屏障。

这种转变，使得原有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最为专政机构的性质而进行运转的司法机构逐渐淡化，甚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专政的作用相对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司法权处理更多的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事务。如此的变化，整个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和设置都会发生彻底性的改变，立足点就必然转移到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和裁判上来。

司法权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和公平正义的底线，在各个阶层之间纵横捭阖之间，觥筹交错的把各个阶层的张力和冲突缓解在制度性框架之内，追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解体在司法规范内，也使上访制度缓和为一种良性的制度内的司法程序。此外，通过司法救济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声张、维护和巩固起来，这样使不同阶层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中凝塑一种和谐的精神砥砺。

（二）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

如此诸种，都是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来表明阶层的出现对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出现，还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并承认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且在政治权力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照顾到了这个现象，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努力践行这个愿景，由此观之，社会阶层存在已经在默认的话语下获取了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阶层的出现带动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为只有社会各个阶层自己组织起来，还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主张和表达，而且只有集体的反应，才能发出一种阶层的最强音。个人自由对自己利益最为清楚、关心也最为深切，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在阶层分析中也仍然成立，最为真切的个体利益需要通过阶层力量表达出来，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势力在政治行为中显现本阶层的诉求和力量。这种过程又慢慢的强化了自组织能力和结社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社会自组织逐渐取代了政治强制的组织方式，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其权力生长点上就开始改变了割裂传统的传统，建立起科学、良性的政治生态起始点。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原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更加完备和强势。

以阶层形式反映到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运行从上到下的政府、政党推动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从下往上的草根自发型。从现有社会现状来说，平民化、草根性的活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习性之一，通俗音乐、流行歌曲、超级女生等等，都是在普通的视域中存在一个美的享受，这样必然改变原有等级差距和身份意识为现有的平等、平民的生活方式。这种平等的意识，会消磨权威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把等级身份逐渐玉润为一种“去魅”的大众文化。在不断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必然要转换牵引的大动力、新燃料的引擎，才能继续拖动中国这两大火车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运动式，动员型的共产党行政主导的体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政治要求，迫使其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改变恩赐、给与的官僚主义情节，在一种真正的公务员的服务的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公共政府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张力的明显，确证了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国家，利益多元就要求政治权力多元，这样权力制约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维护。同时这种多元的背后就是出现了宽容、妥协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演绎了这种生活方式，尊重了这些价值观。此些宝贵的精神和生活，都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或却得政治实践和经验。

其次，对中国政治体系划分来说，阶层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要建立多中心治理，④这些学说本身背后都是对政治体系划分的认识。各个阶层出现，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体系必然受到挑战，继续坚持这种权力配置体系，必然会忽视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受损。因此，阶层多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中心也不断展开，向下发展，符合无缝隙、多中心的这种思想实质。在中国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控制，在保障中央政府的政治汲取力的前提，不仅仅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在公共服务方面，最为最为基本力量，来展现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看到中国由于阶层的出现，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而且如果要重视这个现象，确保主导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就要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改变，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利益冲突和阶层张力，重新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量度来平衡现在的社会收入差距。

总之，从现实分析和长远发展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表面上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中权力配置，还是长远的深层次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构建与生成，创造一种制度的表达、整合机制作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途径⑤，提供了一种动力和全新的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制约权力的经验，开辟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新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的先河。

特别是在当下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间，通过阶层在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比对，找到阶层的自身历史定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期不仅要强大的国家，还要有强大的人民权利。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光谱中间，通过阶层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对立、冲突和整合过程中，能够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结果是逐渐出现一个多元阶层的公共空间，使用多元阶层的公共话语来进行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妥协，即在权力配置中出现应有的制约平衡机制，逐渐的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

注释：

①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边燕杰：《市场转轨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变迁》，《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年61期；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上著作都对阶层的划分标准、划分阶层、存在问题、讨论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社，2007年2月26号

政治权力范文篇4

【正文】

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中，有些问题被学者称做是“永恒的难题”，如民主和效率的矛盾、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等。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政策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期待政治体系选择的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智而不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人们也期望在公共问题存在或发生的场合，政治体系能够迅速反应，及时提供有效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制定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上述难题相类似的难题，即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矛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强调政治权力意味着排斥科学分析，但排斥科学分析势必增加公共政策失误的风险，使人类社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强调科学分析意味着排斥政治权力，特别是排斥专断的、个人的权力，但排斥政治权力势必拖延决策，使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正确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确立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就成为公共政策体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对立

考察人类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公共政策制定研究中，强调政治权力的观点与强调科学分析的观点都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在那些曾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中，政治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有约翰•密尔和主张自由民主的理论家；分析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主张系统分析的理论家。为便于讨论起见，姑且将强调政治权力的观点称为政治观，将强调科学分析的观点称为分析观。有意思的是，两种论证的根据或出发点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或者是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者是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

（一）政治观对分析观的诘问

政治观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每一代人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较之上一代人的认识都有所发展，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认识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不因为人类的世代延续而改变，因而人类的认识永远只能不断趋向于绝对真理而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分析观将公共政策制定系于所谓的科学分析，但分析日益暴露出的弊端，恰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其一，分析是不准确的。人类有限的分析能力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差距是难以弥补的。人类可以动用书本理论或科技手段扩展自己的分析能力，但即便如此，人类也很难使自己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和预期。面对日益增多且相互联系的公共问题，人类常常冥思苦想，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有时人类也确信自己找到了这种方法，但随后的事实却会证明，这些方法或者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或者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带出了那个问题。例如，解决了人口过多、过快增长问题却带来了独生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却带来了失业问题；允许提前退休，缓解了就业压力却带来了养老压力等。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大致可能的认识。

其二，分析是不统一的。分析是由分析者提供的，由于每一个分析者独一无二的思维定势和知识结构，因此，每一种分析都是分析者的分析。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认识，不同分析者之间的对立有时是相当尖锐、难以折中的。例如，一些权威经济学家担任了政府的经济顾问，但他们提出的经济主张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世界上每天都有大量学术著作出版，但学术观点的对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同“盲人摸象”，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某种角度或某个方面的认识。

其三，分析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信息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或条件。信息过多、信息过少和信息不准确、不完全等，都会加重分析的难度或造成分析的失误。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分析者经常处在信息过少或信息过多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分析信息过少，分析者无从分析；另一方面，分析信息过多，分析者又难以完全驾御这些信息。在现实政治中，各级政府官员对难以计数的政策提案很少进行充分的讨论，凡遇到超出他们熟知领域的问题时，他们就简单地步其他官员的后尘，原因是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信息或知识近乎于零。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少数有限认识。

其四，分析对价值冲突的无能为力。在现实政治中，由于价值的冲突，对于同一项公共政策，可能会得到肯定或否定两种相反的评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那么，当一项政策可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分析者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或选择呢？对此有人提出了“多数人标准”或公共利益标准，即认为多数人的选择应该高于少数人的偏爱，公共利益应该高于特殊利益。但是，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就是正当、合适的选择，而寻找公认的公共利益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对于各种价值或利益冲突而言，政策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一种折中的、妥协的认识。

其五，分析的过高成本。持久的分析耗时、耗资，代价昂贵。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已经花费了几十年时间用以分析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但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在现实政治中，一个政府官员每天都要做出决定，即使把其中的部分问题拿来进行分析研究，也将耗尽政府的财政预算。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政府资助过哪项大型且近乎完美的政策分析，原因就在于分析的成本过高。因此，政策分析只能提供对问题的简单、表层认识。

政治观在提出了上述对分析观的诘问后指出，在政策制定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科学分析而是各种政治权力、政治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政策问题特别是重大政策问题都是由这种相互作用决定的。例如，在经济领域，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解决了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且不需要任何人的分析论证；在政治领域，普通公民与公民代表的相互作用（代议制）解决了直接民主面临的诸多难题。政治相互作用的各方最终都会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由政策制定者采用投票方式决定政策的取舍，而投票方式恰好是典型的政治方式，集中体现了政治的基本原则，诸如“多数人原则”、效率原则等，这些原则在总体上是倾向于政治而排斥分析的。

（二）分析观对政治观的反诘

分析观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首先，人的认识是反复的，反复每增加一次，人的认识就深入一层。例如，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从分子层次进入到原子层次，又从原子层次进入到电子、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层次，随着科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认识还会进入到更深的物质结构层次。其次，人的认识是无限的，人的认识对象即客观世界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的认识的无限性，人的认识和实践必然是一个无限发展、无限深入的过程。人的认识每深入一步，都更加趋近于那个完整、真实的客观世界。人的认识的这些特点，既说明了政策分析的完全可能，同时也反衬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或政治相互作用的缺乏理性甚至粗鲁不堪。

其一，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党派意见。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分析，所有政治体系都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以及组成政治结构的政治角色。现代政治体系一般包含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等六种政治结构。[1]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是对各结构利益表达进行筛选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满足的是某些而并非全部政治结构的利益要求。因此，当认为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他人而不利于自己时，各结构就会采用诸多方法影响政治体系的公共政策制定。例如，政党通过游说由本党选票选出的议员，影响议员的看法、态度或投票行为等。这种发生于政党和议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相互作用，显然主张的是党派意见，甚至是党派偏见。诚然，党派意见并不必然违背公共利益，但党派意见毕竟是以党派利益为基础提出的。如果这种意见与公共利益有某种契合，那么这种契合也只是出于巧合而并非出于自觉。

其二，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强迫与交易。说服、控制、威胁、交换、协商等是政治相互作用的一些常用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相互作用的各方可能会达成某种妥协。尽管各政治体系都规定有相互作用的规则，但由于相互作用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相互作用的各方都无法保证对规则的严格遵守，也都无法避免幕后交易的发生。一些权钱者手中拥有的权力和金钱，往往使他们在相互作用中处于有利位置。有权者可以采用说服、控制甚至威胁的方法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有财者可以采用金钱交换的方法买到有利于他们的立法。这些相互作用中的强迫与交易，使得缺乏组织的普通公众在政治相互作用中处于更加孤立无助的弱势地位，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严重破坏。

其三，政治相互作用中的非理性。如前所述，政治相互作用的各方最终都会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由政策制定者采用投票方式决策政策的取舍。但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是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代表者，所以他们对同一政策问题的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由此引发了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发展到极端会堕落成斗殴，然后再重新回到桌面上进行谈判或投票。但是，无论是政治家之间的斗殴还是投票，都说明了政治相互作用的非理性。首先，政治家之间的斗殴说明政治家政治品性和人格品性的低劣，说明由政治家决定政策的不可靠性。其次，按照“多数人原则”投票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同样不能说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因为，在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历史上，先进科学认识受到压制甚至被视为异端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分析观在提出了上述对政治观的反诘后指出，公共政策同样是一种认识，是公共政策制定者根据公共问题提出的一种对未来发展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提出不仅需要严格的程序，而且需要科学的论证，否则就有失误的风险。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应当尽量减小政治权力的作用而逐步加大科学分析的分量。尽管政策分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却是必须的。反复的、严谨的政策分析无疑会增加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使人类免遭由于缺乏理性而给自身带来的灾难，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根本区别。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美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政策科学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实验。实验过程为：把一些老鼠放在环境适宜的实验室中令其自由发展，老鼠就毫无节制地繁殖起来。当老鼠繁殖的数量达到所给实验室环境容纳不下时，老鼠之间就开始了相互残杀，直至全部灭绝。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轰动，人们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人们意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理智，人类只有充分运用理智实施自我控制，才能避免重蹈上述老鼠社会的覆辙，而人类自我控制的主要手段即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

二、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统一

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政治观和分析观关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首先，政治观的论点固然反映了人的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动荡。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动荡，要求有政治权力的存在，说明政治权力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可排除性，其作用集中在公共利益的选择、执行与维护上。其次，分析观的论点倾向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分析，要求政策制定者以理性分析而不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进行公共政策选择，这对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并最终建立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首先，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是对立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且二者的作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强调科学分析会降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强调政治权力又会减弱科学分析的作用。其次，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又是统一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应该是充分运用科学分析的权力，而科学分析则应该是充分考虑到政治相互作用的分析。

（一）政治相互作用中的科学分析

各政治结构之间围绕公共政策制定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应该是充分运用科学分析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仅仅通过交换、威胁、控制等手段的相互作用。政治相互作用中的科学分析对于引导政治行为和实现政治说服都有重要意义。

1.政治行为中的科学分析。研究表明，在复杂化程度加剧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行为主要依据于分析而不是情感，从“党派投票倾向论”到“问题投票倾向论”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党派投票倾向论”和“问题投票倾向论”都是美国学者提出的。“党派投票倾向论”认为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依据于竞选者所在的党派而不是其政策主张。“问题投票倾向论”则认为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依据于竞选者的政策主张而不是其所在的党派。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的中心理论一直是“党派投票倾向”论，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党派投票倾向论”开始被“问题投票倾向论”所取代。相比之下，“问题投票倾向论”显得更为合理。原因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就其性质来说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政策主张。选民考虑追随自己所喜好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某个党派显然是务实的。而当选民考虑政党的政策主张并投票赞成或反对时，选民已经对政党的政策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否则他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一种政策主张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或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

2.政治说服中的科学分析。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各方如欲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以便使政策按照他们的意愿制定，往往要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说服可以是简单的，例如标语、口号、广告词等，也可以是分析的。但是，简单说服的效果显然值得怀疑，绝大部分的说服要依靠分析，特别是对于那些政治家或学识渊博的官员来说，分析性的说服就更为必要。例如，制定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有关人员就需要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发展的规划、发展的可能与困难、发展的预期成果、发展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论证。再如，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得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赞成，北京奥申委除做扎扎实实的物质准备外，还需就诸多问题提出分析论证，包括运动场馆、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安全保卫、通讯传媒、医疗卫生、宾馆设施、民众态度等。在有多个申办城市竞争的情况下，“最佳分析取胜”的说法是毫不夸张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那些被绝大多数人选择或接受的政策，其实就是一些按照通常标准进行了充分分析的方案。

（二）科学分析中的政治相互作用

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各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科学分析的作用就是对社会多元利益结构进行全面检视，而不是只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或意愿。这对于超越党派意见和肯定公共利益都有重要意义。

1.科学分析对党派意见的超越。不可否认，分析确有工具的性质。从工具的角度看，分析可以为任何运用它的人提供服务或为任何党派意见提供支持。但是，科学分析的终极目的或至上功能是寻找出超越党派意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科学分析的这种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被历史所证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内围绕“奥本海默事件”（注：奥本海默是犹太裔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担任罗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所所长，主持过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战后，奥本海默担任美国核能委员会委员，因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被贴上了“赤色分子”的标签，并遭受批判，这即所谓的“奥本海默事件”。）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政策争论，在“原子能应优先用于和平还是国防”的问题上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意见：有人主张原子能应优先民用，有人主张应优先军用，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一些原子物理学家则明确主张和平利用核能。当时，奥本海默等人的科学见解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从其后美国政府采取的实际政策看，和平利用核能的意见还是受到了重视，战后美国政府国防和民用支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比变化证实了这一点。见下表。

美国政府支出（包括各级政府）按职能划分支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比

时间1950196019701980

民用14.816.723.127.8

国防8.311.39.15.3

资料来源：R.A.穆斯格雷夫等著：《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科学分析对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的支持。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是确实存在的。例如，控制大气污染、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捕鲸、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冲突，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社会长远利益等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而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近期利益与社会长远利益之间也确乎存在矛盾。例如，关闭污染企业会减少政府税收、打破区域经济封锁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加入WTO在一段时期内会对中国民族工业带来冲击等。在这方面，科学分析的功能是帮助人们认识、选择并支持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自觉抵制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的行为与政策。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分析的这种功能已日益显露出来。正如美国政策科学家R.M.克朗所说：“系统分析在帮助政治家变得成熟起来方面是很起作用的，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系统分析也为广大选民提供了帮助，帮助他们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更加科学的分析。当问题的复杂性超出广大公众把握的程度时，所谓民主是有缺陷的。”[2](P210)“不管怎么说，尽量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整个系统的诸因素，对价值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的分析，以及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对可行性所做出的判断总是有利无害的。”[2](P216)

三、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

鉴于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对立统一，如何处理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关系就成了公共政策体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建立起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对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与效率至关重要。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应包含如下理念和制度：首先，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其次，在社会发展和分析工具改进的情况下，应注意加大科学分析的投入而减少政治权力的作用。上述理念和制度表明，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作粉以共政策制定中的对立统一，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决定着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公共政策制定不能没有政治权力，也不能没有科学分析。但是，也正如每一对矛盾都有主次方面一样，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长远利益来考虑，科学分析和人类理性应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导。公共政策制定应更多地加大科学分析，以便使科学分析或人类理智真正成为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在这方面，不少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

例如，美国是政策科学的起源国，政策分析投入已呈立体化趋势，政策分析投入既包括政府的，也包括民间的和专业的。美国联邦政府数十年来加大了政策制定所要求的专门信息和分析的范围，联邦政府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的开支已增至5亿～10亿美元之间。在美国，政策分析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社会组织、私人公司和利益集团，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活动。通过著书立说，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公民也会成为有关政策问题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府还利用大学和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进行专业政策分析。这种政策分析的一个典型尝试就是新泽西州的“保证收入实验”。为了研究保证收入是否会降低人的工作积极性问题，经济机会局通过威斯康星大学的贫困研究所进行了一项有1000多户家庭参加的实验。参加实验的家庭从实验机构领取全部现金收入，研究人员将领取现金的家庭与没有领取现金的家庭对照组加以对照，从而分析出保证收入与人的工作积极性之间的关系。[3]

比较而言，专业政策分析有两大优势。首先，专业政策分析是全面与系统的。专业政策分析全面铺陈有关政策问题的各种因素，并运用数理模型加以系统研究，故这种分析往往是全面的而非片段的、周密的而非支离的、客观的而非流于偏见的。其次，专业政策分析是有效的。专业政策分析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上具有独特的作用。所谓“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往往不仅指那些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指那些政策各方都乐于接受的方案。

当然，科学分析也确实面临着多种约束条件。从客观上看，科学分析受价值观、时间、资源、距离、知识水平、工具（技术）以及政治可行性等条件的约束。为了摆脱这些约束，政策科学家建议政策分析人员注意改进政策分析系统。其方法是：确认有哪些约束条件在起作用；了解这些条件为什么和怎样起作用；创造性地扩大选择范围用以改变或消除这些条件，或者在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以便在将来做到这一点；在约束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提供规范模式或指导原则以更有效地达到系统的目标。从主观上看，科学分析受分析者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科学分析也并非是完全理性化的。政策分析人员应超越个人狭隘眼界，以高度的负责态度和人文精神关怀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对此，R.M.克朗指出：“系统分析人员应该投身到那些有高度的可能性对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改进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里去工作，而不要为那些把暗杀、延长人的痛苦、残酷地利用无辜的人质、或者大屠杀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价值系统服务。因此我希望系统分析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和政策科学家们的价值观，不会和诸如十一、十二、十三世纪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第三帝国的纳粹主义，或者红色旅的恐怖主义等等发生共鸣。”[2](P212)

我国在1978年之后初步建立了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所需的信息与咨询系统，这一系统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县级以上政府设置的专司政策研究的职能机构、附设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省市一级政府设置的专家顾问团、从中央到省市的科学研究院、各大学的研究所等。我国政府的政策研究系统在收集政策信息和辅助政策制定方面确有建树，但由于多方原因，特别是制度原因，其功能特别是系统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不少政府部门及政府首脑的决策依然采用个人式和经验式，既没有分析投入，不讲科学程序，也没有决策监督，统辖政策制定的依然是政治权力，甚至是专断的、个人的权力。因此，建构思想库制度并加大政策分析投入，将是现时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政策制定体制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重视人类理性的观点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18世纪70年代初，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就呼吁：“人的理性受到各种神学教条的愚弄，放弃了自我认识，怀疑自己的力量，拒绝经验，害怕真理，轻视健全的思想并且否认它，而盲目地屈从于强力。……让人的理智回头来研究自然的事物、易懂的对象、明显的真理和有益的知识吧！但愿统治各民族的虚无缥缈的幽灵烟消云散，但愿合理的思想在似乎永远注定要成为谬误的牺牲品的理智中自动地发育生长。”[4]如果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能够尊重理性，尊重客观规律，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少走许多弯路。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R.M.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政治权力范文篇5

一、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

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到来,“信息”和经过加工提炼的信息———“知识”,已经不争地成为决定、甚至是界定权力的最重要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深刻的变化。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确立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睥睨群雄的强势地位。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的分崩离析,无疑是世界权力的巨大转移。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早在其1990年底出版的《权力变移》(PowerShift)一书中指出:全球有三个巨大的权力转移:第一个是“东方阵营的解体”;第二个是“南方国家的分裂”,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个是“日本和西欧的崛起,成为美国的对手”。“所有这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力转移,与工业主义的衰退和新的知识驱动的经济的产生有关。”托夫勒进而指出:“今天历史性的力量转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造成了权力的两个最基本的来源—暴力和财富—愈来愈依赖于第三个来源:知识。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推广和相对自由的思想传播,美国、欧洲和日本已能在经济上把社会主义国家甩在后面。但是,同样的技术也使军事力量的巨大飞跃成为可能。”〔1〕托夫勒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知识实际上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变移的关键。”〔2〕

托夫勒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罗马俱乐部以最先倡导全球环境保护的远见卓识而著称于世。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1992年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中着重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3〕

托夫勒出版那本书的时候,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还刚刚在美国处于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萌芽阶段。而后互联网的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把信息革命推向深入。2000年3月22日,加拿大著名的AngusReid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报告称: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突破3亿,预计到2005年,这一数字将高达10亿,而1996年全球只有约4000万互联网用户。不仅如此,互联网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2000年4月美国著名的在线新闻研究公司ZatsoInc.的一项调查指出:23%的美国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而在1996年这一比例只有3%。这就表明,互联网正在逐渐成为美国人的重要新闻信息来源,互联网以其新闻信息极高的灵活性和实时性而显示了它对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是高效地运用、处理信息以及知识的综合性结晶。它把本世纪70年代以个人电脑出现为标志的数字化信息革命推向了大规模商业化阶段,从而触发了一场新兴知识经济替代传统工业经济的革命。美国及时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变。

2000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一年一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美国经济已创下连续107个月增长的历史记录,目前的失业率是30年来最低的,并形容美国经济是正处于“黄金时代”、“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美国自1991年3月开始的这一经济扩张,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奇迹。一般认为,其原因是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给企业经营方式带来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德克萨斯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说,1999年互联网经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5070亿美元的产值、230万个就业机会;互联网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3000亿美元)和民航(3550亿美元)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7500亿美元)和保健产业(1万亿美元)。

正是由于抓住了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美国才自90年代初期起又逐渐恢复了其对日本和西欧的经济优势,在80年代被转移出去的国际政治权力又重新转移回到美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版图上,美国重又确立了它对其它大国的优势地位。

据前述加拿大AngusReid咨询集团的那份调查报告,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全球互联网使用量的39%。这种全球互联网使用量分布的不平衡,意味着极有可能出现下述情况: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它的优势地位。

二、互联网中的软权力

由于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或注定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国际政治的一些体制和规范(即国际政治的权力使用方式),也正在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们热情地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认为互联网上奔跑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亲“民主”的天性。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WalterB.Wrist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已经形成的规范”。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4〕可见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无疑有助于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基于此种态势,“软权力”的概念得到了战略性的重视。

“软权力”的概念是前美国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JosephS.Nye,Jr.)的精心之作。早在1990年,他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一书中经典性地指出:“软权力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诱导而非强制来实现期望结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权力合法地镶嵌于他人的观念之中,并建立鼓励他人引导或限制他们行为的国际机制,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不必要花费如此之多的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5〕一言以蔽之,美国要在国际政治中建立其一言九鼎的霸权,不仅要依赖于军事权和经济权等硬权力,而且也要依赖于软权力。正如前文所说,信息和知识是界定权力的最重要要素,美国建立其在互联网上的领导地位,无疑就是建立这样一种软权力。

美国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美国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浏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包揽制造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T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工业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1999年美国出版的《电信地理学-1999》披露:在全球数亿网民赖以“生存”的全球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中,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可见,美国通过它控制上述互联网技术层面而形成的互联网“高位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例如,美国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进行有利于它的加工、处理,然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到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呼风唤雨,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沃尔特·赖斯顿为互联网能够帮助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而欢呼了。相反,处于互联网“低位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就很难把它的价值观念传播到美国等处于互联网“高位势”的国家。举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事例,英语是互联网的通用语言,如果发展中国家某网民向美国某网民发送非英语的电子邮件,对方计算机如果没有装配特别的应用软件,就会常常面临着邮件乱码的问题。

三、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斗争方式变化

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十分明白,互联网并不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而只能是改变国际政治的斗争方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指出:“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政治中的交流渠道的数目———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而非以前那样个人被束缚于等级的官僚体制里。可是,信息革命是在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里活动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里流动,而是在业已存在的政治空间里流动。……传统的政治基本问题———谁来统治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统治,对于互联网造就的虚拟世界仍然是至关重要的。”〔6〕根据这种判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把互联网上的信息分为自由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三种基本类型,并强调互联网上的信息质量的重要性。

互联网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非政府组织(NGOs)借助于互联网的低成本联系和协调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活跃力量,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因而比以前多样化了。赖斯特认为:“信息革命增加了个人的权力,打破了等级组织结构,使得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7〕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指出:“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人们想象自己是一个单一小组的成员,而无视他们互相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多么遥远。”〔8〕

1999年11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由于受到了近三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骚乱而被迫延迟了五个多小时。可以认为,这是NGO借助于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斗争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抗议的发起者是美国的一些劳工、人权和环保组织,例如美国劳联—产联。示威者们相隔千里、互不相识且具有不同的信仰。然而,他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万众一心地聚集在西雅图,完全得益于费用低廉且传播迅速的互联网络。早在1999年3月,游行发起者就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组(一种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长时间交谈)来组织这次抗议集会。随着世贸组织会议的临近,示威者们建立了众多的网站来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各种信息的交流,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了周密策划和安排,甚至连示威者在西雅图住什么饭店、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等等,发起者都在互联网上做了精心调查和安排。

由于互联网的无所不在和极端重要性,一种新兴的战争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网络战,即利用互联网打入敌方电脑系统中的秘密“程序”,获取敌方情报,散发恶性病毒破坏敌方系统或使之超载瘫痪,以提高己方的军事和情报能力。可见,在网络战争中,比特同子弹一样具有强大的杀伤力。网络战争已经被运用到1999年春季科索沃战争的实战之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1999年10月承认,在科索沃空中战争期间,美国军队曾利用计算机网络攻击南联盟。这位陆军上将拒绝透露细节,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们可以设想我们使用了某些计算机系统。”

注释:

〔1〕托夫勒的上述思想观点,可参见阿尔温·托夫勒著:《权力变移》(PowerShift)中文译版,361—36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2〕同注〔1〕,16页。

〔3〕E·拉洛兹:《决定命运的选择》(DestinyChoice:SurvivalOp-tionsfor21stCentury),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译版。

〔4〕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Bits,Bytes,andDiplo-macy),载于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7年9—10月号。

〔5〕约瑟夫·奈:《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BasicBooks出版社,1990。

〔6〕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PowerandInterdependenceintheInformationAge),载于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8年9—10月号。

政治权力范文篇6

一、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

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到来,“信息”和经过加工提炼的信息———“知识”,已经不争地成为决定、甚至是界定权力的最重要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深刻的变化。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确立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睥睨群雄的强势地位。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的分崩离析,无疑是世界权力的巨大转移。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早在其1990年底出版的《权力变移》(PowerShift)一书中指出:全球有三个巨大的权力转移:第一个是“东方阵营的解体”;第二个是“南方国家的分裂”,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个是“日本和西欧的崛起,成为美国的对手”。“所有这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权力转移,与工业主义的衰退和新的知识驱动的经济的产生有关。”托夫勒进而指出:“今天历史性的力量转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造成了权力的两个最基本的来源—暴力和财富—愈来愈依赖于第三个来源:知识。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推广和相对自由的思想传播,美国、欧洲和日本已能在经济上把社会主义国家甩在后面。但是,同样的技术也使军事力量的巨大飞跃成为可能。”〔1〕托夫勒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知识实际上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变移的关键。”〔2〕

托夫勒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罗马俱乐部以最先倡导全球环境保护的远见卓识而著称于世。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1992年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中着重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3〕

托夫勒出版那本书的时候,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还刚刚在美国处于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萌芽阶段。而后互联网的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把信息革命推向深入。2000年3月22日,加拿大著名的AngusReid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报告称: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突破3亿,预计到2005年,这一数字将高达10亿,而1996年全球只有约4000万互联网用户。不仅如此,互联网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2000年4月美国著名的在线新闻研究公司ZatsoInc.的一项调查指出:23%的美国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而在1996年这一比例只有3%。这就表明,互联网正在逐渐成为美国人的重要新闻信息来源,互联网以其新闻信息极高的灵活性和实时性而显示了它对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是高效地运用、处理信息以及知识的综合性结晶。它把本世纪70年代以个人电脑出现为标志的数字化信息革命推向了大规模商业化阶段,从而触发了一场新兴知识经济替代传统工业经济的革命。美国及时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变。

2000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一年一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美国经济已创下连续107个月增长的历史记录,目前的失业率是30年来最低的,并形容美国经济是正处于“黄金时代”、“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美国自1991年3月开始的这一经济扩张,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奇迹。一般认为,其原因是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给企业经营方式带来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德克萨斯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说,1999年互联网经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5070亿美元的产值、230万个就业机会;互联网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3000亿美元)和民航(3550亿美元)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7500亿美元)和保健产业(1万亿美元)。

正是由于抓住了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美国才自90年代初期起又逐渐恢复了其对日本和西欧的经济优势,在80年代被转移出去的国际政治权力又重新转移回到美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版图上,美国重又确立了它对其它大国的优势地位。

据前述加拿大AngusReid咨询集团的那份调查报告,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全球互联网使用量的39%。这种全球互联网使用量分布的不平衡,意味着极有可能出现下述情况: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它的优势地位。

二、互联网中的软权力

由于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或注定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国际政治的一些体制和规范(即国际政治的权力使用方式),也正在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们热情地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认为互联网上奔跑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亲“民主”的天性。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WalterB.Wrist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已经形成的规范”。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4〕可见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无疑有助于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基于此种态势,“软权力”的概念得到了战略性的重视。

“软权力”的概念是前美国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JosephS.Nye,Jr.)的精心之作。早在1990年,他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一书中经典性地指出:“软权力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诱导而非强制来实现期望结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权力合法地镶嵌于他人的观念之中,并建立鼓励他人引导或限制他们行为的国际机制,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不必要花费如此之多的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5〕一言以蔽之,美国要在国际政治中建立其一言九鼎的霸权,不仅要依赖于军事权和经济权等硬权力,而且也要依赖于软权力。正如前文所说,信息和知识是界定权力的最重要要素,美国建立其在互联网上的领导地位,无疑就是建立这样一种软权力。

美国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美国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浏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包揽制造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T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工业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1999年美国出版的《电信地理学-1999》披露:在全球数亿网民赖以“生存”的全球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中,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可见,美国通过它控制上述互联网技术层面而形成的互联网“高位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例如,美国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进行有利于它的加工、处理,然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到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呼风唤雨,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沃尔特·赖斯顿为互联网能够帮助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而欢呼了。相反,处于互联网“低位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就很难把它的价值观念传播到美国等处于互联网“高位势”的国家。举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事例,英语是互联网的通用语言,如果发展中国家某网民向美国某网民发送非英语的电子邮件,对方计算机如果没有装配特别的应用软件,就会常常面临着邮件乱码的问题。

三、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斗争方式变化

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十分明白,互联网并不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而只能是改变国际政治的斗争方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指出:“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政治中的交流渠道的数目———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而非以前那样个人被束缚于等级的官僚体制里。可是,信息革命是在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里活动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里流动,而是在业已存在的政治空间里流动。……传统的政治基本问题———谁来统治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统治,对于互联网造就的虚拟世界仍然是至关重要的。”〔6〕根据这种判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把互联网上的信息分为自由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三种基本类型,并强调互联网上的信息质量的重要性。

互联网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非政府组织(NGOs)借助于互联网的低成本联系和协调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活跃力量,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因而比以前多样化了。赖斯特认为:“信息革命增加了个人的权力,打破了等级组织结构,使得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7〕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指出:“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人们想象自己是一个单一小组的成员,而无视他们互相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多么遥远。”〔8〕

1999年11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由于受到了近三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骚乱而被迫延迟了五个多小时。可以认为,这是NGO借助于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斗争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抗议的发起者是美国的一些劳工、人权和环保组织,例如美国劳联—产联。示威者们相隔千里、互不相识且具有不同的信仰。然而,他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万众一心地聚集在西雅图,完全得益于费用低廉且传播迅速的互联网络。早在1999年3月,游行发起者就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组(一种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长时间交谈)来组织这次抗议集会。随着世贸组织会议的临近,示威者们建立了众多的网站来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各种信息的交流,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了周密策划和安排,甚至连示威者在西雅图住什么饭店、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等等,发起者都在互联网上做了精心调查和安排。

由于互联网的无所不在和极端重要性,一种新兴的战争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网络战,即利用互联网打入敌方电脑系统中的秘密“程序”,获取敌方情报,散发恶性病毒破坏敌方系统或使之超载瘫痪,以提高己方的军事和情报能力。可见,在网络战争中,比特同子弹一样具有强大的杀伤力。网络战争已经被运用到1999年春季科索沃战争的实战之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1999年10月承认,在科索沃空中战争期间,美国军队曾利用计算机网络攻击南联盟。这位陆军上将拒绝透露细节,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们可以设想我们使用了某些计算机系统。”

注释:

〔1〕托夫勒的上述思想观点,可参见阿尔温·托夫勒著:《权力变移》(PowerShift)中文译版,361—36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2〕同注〔1〕,16页。

〔3〕E·拉洛兹:《决定命运的选择》(DestinyChoice:SurvivalOp-tionsfor21stCentury),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中文译版。

〔4〕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Bits,Bytes,andDiplo-macy),载于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7年9—10月号。

〔5〕约瑟夫·奈:《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BasicBooks出版社,1990。

〔6〕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PowerandInterdependenceintheInformationAge),载于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8年9—10月号。

政治权力范文篇7

[关键词]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改革与发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1978年至今25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25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25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25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民主政治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可能不会否认，我国25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比如，就经济模式而言，从计划经济，到有限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最后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模式转变的轨迹鲜明清晰，而每一次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就非公经济成份的地位而言，从“资本主义残渣余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它索性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中途虽有波折，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今天甚至是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大陆经济成份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实际上，了解中国传统政经合一体制特点的人士都不能否认，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经济性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的这些纯粹的经济变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模式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成份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中间阶级”的理论是每一个社会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能够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越来越多了。

第三，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另外一种无声的变革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的变革：终身制变成了任期制；党政不分变成了党政分开；干部制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制；基层人事任命制变成了民主选举制，实行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等等。尽管这些机制的变革还十分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它所确立的方向和原则理念已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25年来我国政治权力改革取得的成就分析

25年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进步可以概括为“中心权力分离”，即传统政治体系中核心权力结构所掌控的实际权力逐步被分化，从而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体制创新的主要方面，因而，也是25年来改革成就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众所周知，25年前我国传统的政治架构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设想组建起来的、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合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结构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管理为模式。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中，核心权力结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时期：（1）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实施全面的高度的政治控制。（2）建立政治权力与非政治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政权力部门构成，实现政治挂帅的集中管理。（3）建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中央政府和机关构成，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计划管理。（4）建立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各级党委和机关构成，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上述这些传统集权主义权力结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中心主义、中央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权力）处于至高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关系中，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权力处于核心位置；在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是党的领袖）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内，而非党外的其他权力结构。

在今天看来，上述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全能主义的集中管理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严重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政治挂帅的权力安排和集权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严重背离经济规律，中央高度集权的人财物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地方、集体、组织和个人缺乏自主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办事效率；党政不分以及党的大权独揽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造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徒有虚名，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背离政治权威的理性化，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其他政治权力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1978年以后，我国经过以下六个阶段的改革，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实行权力下放，确立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地方和企业管理自主权。主要成果是实现工作重心由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恢复“”前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权力结构和机制。其意义体现在权力中心向非政治领域转移。第二阶段：1980年8月邓小平讲话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放权力，政企分开；全面推广新的自主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成果是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厂长责任制；探索政治改革思路。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开始活化；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第三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主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第四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主要成果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进一步活化。第五阶段：1997年党的15大召开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民营经济争得了合法地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探索。第六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现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25年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正是中心权力被分离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核心权力逐渐得到弱化，而社会权力则逐渐得到强化，不断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权力结构也日益多元化，社会自主权限不断扩大，地方适度分权和政务公开原则基本形成。严格说来，25年我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突破传统全能主义集权管理体制的种种束缚和制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5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权力结构被分离弱化、新生权力结构要素，包括个人和社会自主权利、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这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由“强政府、弱社会”逐步走向“小政府、强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社会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权力实体是政党、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和公民个人，它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能力；“经济权力”是企业等经济实体，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而具有的生产经营权、财产支配权、利润分配权、劳动人事权等支配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则指由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掌控一切，权力结构单一。25年来我国改革虽然没有自觉划分上述几种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恰恰实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适度分离。

25年我国的整个改革体现了制度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权力结构重心位移为核心标志内容的体制创新，造就了我国改革的成就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继续推进25年来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有作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制度性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所谓的“市民体系”和政治党派及公民个体）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国政治发展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度化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自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中国政治发展也应包括国家（或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进步。从国家（或政府）这一层面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25年我国改革表明，政府推动的改革路线，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25年中国改革也表明，中心权力分离与弱化是改造传统集权体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途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造就了25年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纳入国际体系的决策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沿着25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中心权力分离弱化的路径，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坚持以民为本，应该是今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限制和规范“公权”方面，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未来5到10年内，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中心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贯彻“有限政府”原则，继续将“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权力”；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真正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的经济权力；四是贯彻分权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权；五是将国家政治舞台由执政党内转向国家权力机关，并为此探索一条实现顺利转轨的路径。

近期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切断政府与垄断性行业的关系，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实现行业改造；坚决整顿公检法等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与政府形象直接相关）的部门，这是遏制政府权力商品化的有效措施。

限制“公权”(publicpower)、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平衡，给公民个人与社会以更多的自治权和更有力的监督权。在限制“公权”的同时，也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公权”不受限制的“强国家”模式下，一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秩序良好、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公权”不被重视的“弱国家”模式下，也不一定必然生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权”的收缩和受到限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在社会和个人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公权”的收缩，则极有可能为社会不良势力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国家作为历史现象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又要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与制约，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形成公正、公开等行使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推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行政业务的再造，推行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政府在线服务(gov-ernmentservicesonline)。

总而言之，我国在明确界定“公权”范围、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行为干预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行为的各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社会公共责任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共责任机制的确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68.

[2][美]派伊.政治发展诸方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美]阿尔蒙德科尔曼.发展中地区的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0.

[4]施九青,倪家泰.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5]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6][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美]林毓生.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8]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行政管理学(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9]郭小聪.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10]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政治权力范文篇8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一、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

社会分层已经存在，政治学就应该认真地利用和凭借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些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后，中国出现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不管是陆学艺提出的十个阶层还是孙立平提出的七个阶层，②这些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了研究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合集，到底涵括了那些成分。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联邦当人等等经典作家开始，政治学就对政治权力构成形成了诸多阐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外延，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成为政治权力运行体系的最为基本的规则。

作为政治学的黄金法则，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是维持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石。存在了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斗争的集合体，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阶层内独享，中世纪更是产生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牵制；到了启蒙运动高涨时期，不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明确的提出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建立共和国，联邦党人更是以非天使原则来论证权力分置的合理性；达尔在《民主的理论前沿》中总结了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学说。

在西方的政治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中，社会各个阶层存在，通过各自的利益集团将本阶层的利益通过各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体系中进行利益表达、协调、整合、实现。这个是西方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在法治、民主社会影响的借鉴。

二、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面临这个全新的问题，社会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有何影响，必须认真对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重新阐述。

（一）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打破工人-农民二分，产生多个社会阶层的现状的实际中提出的。中国原有社会是单纯的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照顾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增速，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差异明显，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就显得格外复杂。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执政方式和公共政策没有改变，一个群体在没有利益代言的前提下，利益表达、主张、整合与实现都如同无源之水，必然忽视了很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漠视。正是中央考虑到了阶层多元化的现状，就明确在执政方式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展现和理内涵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综合反映。

在这个逻辑上，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总理撰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这样必然促使政府的行政权在各种行政行为重点照顾到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在权力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兑现的过程，在行政权力的涉及范围内，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多元化处理。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行政权力来说，就要对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的利益进行倾斜和关注。从现在政治现实来说，免除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收了上千年的农民头上的重负——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针对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民生政策，无不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行政权力的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民意得到表达和主张的社会。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机关的各种形式的形式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不管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都是要对选民的利益、主张和要求进行认真的反映。因此，在代议制的代表本身的组成上和代表的代议行为上，都要体现将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立法机关进行表达和整合。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使得在立法机构中各种声音出现得以可能，也是各种声音在制度的渠道内进行对话、交流、整合、妥协，最终在一定的基石上达成一致。

这种方式的演进，必然使得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原有的选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体化、真实化。从最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作为独立候选人的选举主体不断出现，这些特殊的候选人通过一定的选举方式，结合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群体，进行选举攻势，在某个特定纽带的连接下，组成一个稳固的选举机构，往往在最近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毫无悬念的胜出。而且越来越多的阶层在涌现自己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为其合法利益进行声张。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明确指出，在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存在农民工的代表，也是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最高国家权力体制中的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保护和表达。这样，以社会阶层为经度，以地域和民族为纬度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方式，使得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从制度性安排上面，开始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各个阶层的实体利益倾斜，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得到实现，各个阶层可以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将自身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将所有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妥协保护。这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虽然中国政治体系中明显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安排，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权利体系，但是司法权力还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底线的救济制度，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可获取的角色。中国社会阶层的存在，改变了原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划分，司法权力的工作中心就原来的专政机构转变为一个维护司法秩序、提供司法救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后的一道保险和屏障。

这种转变，使得原有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最为专政机构的性质而进行运转的司法机构逐渐淡化，甚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专政的作用相对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司法权处理更多的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事务。如此的变化，整个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和设置都会发生彻底性的改变，立足点就必然转移到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和裁判上来。

司法权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和公平正义的底线，在各个阶层之间纵横捭阖之间，觥筹交错的把各个阶层的张力和冲突缓解在制度性框架之内，追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解体在司法规范内，也使上访制度缓和为一种良性的制度内的司法程序。此外，通过司法救济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声张、维护和巩固起来，这样使不同阶层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中凝塑一种和谐的精神砥砺。

（二）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

如此诸种，都是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来表明阶层的出现对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出现，还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并承认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且在政治权力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照顾到了这个现象，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努力践行这个愿景，由此观之，社会阶层存在已经在默认的话语下获取了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阶层的出现带动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为只有社会各个阶层自己组织起来，还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主张和表达，而且只有集体的反应，才能发出一种阶层的最强音。个人自由对自己利益最为清楚、关心也最为深切，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在阶层分析中也仍然成立，最为真切的个体利益需要通过阶层力量表达出来，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势力在政治行为中显现本阶层的诉求和力量。这种过程又慢慢的强化了自组织能力和结社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社会自组织逐渐取代了政治强制的组织方式，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其权力生长点上就开始改变了割裂传统的传统，建立起科学、良性的政治生态起始点。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原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更加完备和强势。

以阶层形式反映到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运行从上到下的政府、政党推动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从下往上的草根自发型。从现有社会现状来说，平民化、草根性的活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习性之一，通俗音乐、流行歌曲、超级女生等等，都是在普通的视域中存在一个美的享受，这样必然改变原有等级差距和身份意识为现有的平等、平民的生活方式。这种平等的意识，会消磨权威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把等级身份逐渐玉润为一种“去魅”的大众文化。在不断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必然要转换牵引的大动力、新燃料的引擎，才能继续拖动中国这两大火车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运动式，动员型的共产党行政主导的体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政治要求，迫使其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改变恩赐、给与的官僚主义情节，在一种真正的公务员的服务的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公共政府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张力的明显，确证了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国家，利益多元就要求政治权力多元，这样权力制约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维护。同时这种多元的背后就是出现了宽容、妥协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演绎了这种生活方式，尊重了这些价值观。此些宝贵的精神和生活，都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或却得政治实践和经验。

其次，对中国政治体系划分来说，阶层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要建立多中心治理，④这些学说本身背后都是对政治体系划分的认识。各个阶层出现，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体系必然受到挑战，继续坚持这种权力配置体系，必然会忽视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受损。因此，阶层多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中心也不断展开，向下发展，符合无缝隙、多中心的这种思想实质。在中国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控制，在保障中央政府的政治汲取力的前提，不仅仅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在公共服务方面，最为最为基本力量，来展现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看到中国由于阶层的出现，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而且如果要重视这个现象，确保主导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就要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改变，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利益冲突和阶层张力，重新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量度来平衡现在的社会收入差距。

总之，从现实分析和长远发展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表面上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中权力配置，还是长远的深层次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构建与生成，创造一种制度的表达、整合机制作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途径⑤，提供了一种动力和全新的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制约权力的经验，开辟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新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的先河。

特别是在当下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间，通过阶层在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比对，找到阶层的自身历史定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期不仅要强大的国家，还要有强大的人民权利。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光谱中间，通过阶层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对立、冲突和整合过程中，能够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结果是逐渐出现一个多元阶层的公共空间，使用多元阶层的公共话语来进行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妥协，即在权力配置中出现应有的制约平衡机制，逐渐的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

注释：

①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边燕杰：《市场转轨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变迁》，《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年61期；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上著作都对阶层的划分标准、划分阶层、存在问题、讨论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社，2007年2月26号

政治权力范文篇9

摘要：阶层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和视野，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认识出发，结合中国阶层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现今中国社会阶层在政治权力配置和运行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多元阶层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一、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

社会分层已经存在，政治学就应该认真地利用和凭借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些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后，中国出现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不管是陆学艺提出的十个阶层还是孙立平提出的七个阶层，②这些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了研究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合集，到底涵括了那些成分。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联邦当人等等经典作家开始，政治学就对政治权力构成形成了诸多阐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外延，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成为政治权力运行体系的最为基本的规则。

作为政治学的黄金法则，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是维持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石。存在了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斗争的集合体，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阶层内独享，中世纪更是产生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牵制；到了启蒙运动高涨时期，不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明确的提出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建立共和国，联邦党人更是以非天使原则来论证权力分置的合理性；达尔在《民主的理论前沿》中总结了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学说。

在西方的政治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中，社会各个阶层存在，通过各自的利益集团将本阶层的利益通过各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体系中进行利益表达、协调、整合、实现。这个是西方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在法治、民主社会影响的借鉴。

二、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面临这个全新的问题，社会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有何影响，必须认真对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重新阐述。

（一）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打破工人-农民二分，产生多个社会阶层的现状的实际中提出的。中国原有社会是单纯的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照顾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增速，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差异明显，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就显得格外复杂。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执政方式和公共政策没有改变，一个群体在没有利益代言的前提下，利益表达、主张、整合与实现都如同无源之水，必然忽视了很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漠视。正是中央考虑到了阶层多元化的现状，就明确在执政方式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展现和理内涵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综合反映。

在这个逻辑上，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总理撰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这样必然促使政府的行政权在各种行政行为重点照顾到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在权力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兑现的过程，在行政权力的涉及范围内，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多元化处理。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行政权力来说，就要对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的利益进行倾斜和关注。从现在政治现实来说，免除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收了上千年的农民头上的重负——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针对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民生政策，无不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行政权力的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民意得到表达和主张的社会。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机关的各种形式的形式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不管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都是要对选民的利益、主张和要求进行认真的反映。因此，在代议制的代表本身的组成上和代表的代议行为上，都要体现将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立法机关进行表达和整合。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使得在立法机构中各种声音出现得以可能，也是各种声音在制度的渠道内进行对话、交流、整合、妥协，最终在一定的基石上达成一致。

这种方式的演进，必然使得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原有的选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体化、真实化。从最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作为独立候选人的选举主体不断出现，这些特殊的候选人通过一定的选举方式，结合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群体，进行选举攻势，在某个特定纽带的连接下，组成一个稳固的选举机构，往往在最近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毫无悬念的胜出。而且越来越多的阶层在涌现自己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为其合法利益进行声张。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明确指出，在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存在农民工的代表，也是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最高国家权力体制中的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保护和表达。这样，以社会阶层为经度，以地域和民族为纬度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方式，使得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从制度性安排上面，开始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各个阶层的实体利益倾斜，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得到实现，各个阶层可以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将自身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将所有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妥协保护。这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虽然中国政治体系中明显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安排，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权利体系，但是司法权力还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底线的救济制度，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可获取的角色。中国社会阶层的存在，改变了原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划分，司法权力的工作中心就原来的专政机构转变为一个维护司法秩序、提供司法救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后的一道保险和屏障。

这种转变，使得原有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最为专政机构的性质而进行运转的司法机构逐渐淡化，甚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专政的作用相对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司法权处理更多的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事务。如此的变化，整个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和设置都会发生彻底性的改变，立足点就必然转移到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和裁判上来。

司法权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和公平正义的底线，在各个阶层之间纵横捭阖之间，觥筹交错的把各个阶层的张力和冲突缓解在制度性框架之内，追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解体在司法规范内，也使上访制度缓和为一种良性的制度内的司法程序。此外，通过司法救济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声张、维护和巩固起来，这样使不同阶层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中凝塑一种和谐的精神砥砺。

（二）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

如此诸种，都是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来表明阶层的出现对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出现，还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并承认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且在政治权力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照顾到了这个现象，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努力践行这个愿景，由此观之，社会阶层存在已经在默认的话语下获取了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阶层的出现带动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为只有社会各个阶层自己组织起来，还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主张和表达，而且只有集体的反应，才能发出一种阶层的最强音。个人自由对自己利益最为清楚、关心也最为深切，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在阶层分析中也仍然成立，最为真切的个体利益需要通过阶层力量表达出来，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势力在政治行为中显现本阶层的诉求和力量。这种过程又慢慢的强化了自组织能力和结社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社会自组织逐渐取代了政治强制的组织方式，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其权力生长点上就开始改变了割裂传统的传统，建立起科学、良性的政治生态起始点。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原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更加完备和强势。

以阶层形式反映到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运行从上到下的政府、政党推动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从下往上的草根自发型。从现有社会现状来说，平民化、草根性的活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习性之一，通俗音乐、流行歌曲、超级女生等等，都是在普通的视域中存在一个美的享受，这样必然改变原有等级差距和身份意识为现有的平等、平民的生活方式。这种平等的意识，会消磨权威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把等级身份逐渐玉润为一种“去魅”的大众文化。在不断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必然要转换牵引的大动力、新燃料的引擎，才能继续拖动中国这两大火车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运动式，动员型的共产党行政主导的体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政治要求，迫使其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改变恩赐、给与的官僚主义情节，在一种真正的公务员的服务的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公共政府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张力的明显，确证了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国家，利益多元就要求政治权力多元，这样权力制约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维护。同时这种多元的背后就是出现了宽容、妥协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演绎了这种生活方式，尊重了这些价值观。此些宝贵的精神和生活，都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或却得政治实践和经验。

其次，对中国政治体系划分来说，阶层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要建立多中心治理，④这些学说本身背后都是对政治体系划分的认识。各个阶层出现，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体系必然受到挑战，继续坚持这种权力配置体系，必然会忽视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受损。因此，阶层多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中心也不断展开，向下发展，符合无缝隙、多中心的这种思想实质。在中国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控制，在保障中央政府的政治汲取力的前提，不仅仅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在公共服务方面，最为最为基本力量，来展现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看到中国由于阶层的出现，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而且如果要重视这个现象，确保主导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就要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改变，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利益冲突和阶层张力，重新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量度来平衡现在的社会收入差距。

总之，从现实分析和长远发展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表面上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中权力配置，还是长远的深层次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构建与生成，创造一种制度的表达、整合机制作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途径⑤，提供了一种动力和全新的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制约权力的经验，开辟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新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的先河。

特别是在当下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间，通过阶层在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比对，找到阶层的自身历史定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期不仅要强大的国家，还要有强大的人民权利。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光谱中间，通过阶层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对立、冲突和整合过程中，能够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结果是逐渐出现一个多元阶层的公共空间，使用多元阶层的公共话语来进行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妥协，即在权力配置中出现应有的制约平衡机制，逐渐的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

注释：

①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边燕杰：《市场转轨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变迁》，《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年61期；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上著作都对阶层的划分标准、划分阶层、存在问题、讨论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政治权力范文篇10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

寻找适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必须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必须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认事物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态，一是表现为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既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异而互相作用的状况；二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方向上的确定性；三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这就是说，我们所寻找的概念工具必须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过去我们理解得比较狭窄，即仅仅是指国家政权及其派生物。但是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概念的涵义大大地扩展了，并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把权力作为一种广泛的影响力来看待。因此认为，一般地说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即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这样就赋予这个概念以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学领域中使用权力的概念，就应将它具体化为政治权力，以区别于其他领域中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这个定义中包含着政治权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权力主体；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强制力（亦包括非强制力的借用）；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第五，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向与方式；第六，权力格局；第七，权力关系的稳定程度。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所反映的是各种政治体（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状况，并强调这种影响、作用和制约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实际结果。只要我们不把各种政治体看作是孤立的和静止的，那么在其相互关系中就必然贯穿着权力现象。所以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既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排斥政治权力概念，而是应该把它吸收进来作为自己在中、微观层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学体系，即体现着“实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学体系。这样，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个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为了进行“实然”的研究，仅仅有政治权力这个概念工具还不够，还必须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个基本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主体；第二，政治权力行为；第三，政治权力关系；第四，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权力主体所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能量的源泉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在政治过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其结构而转化的。因此就应该研究主体的特征和结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权力主体的状况。

政治权力行为所涉及的是权力主体如何作用于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问题。这就要研究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关系，研究各种政治行为模式。

政治权力关系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体之间以政治行为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这种格局所体现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而研究各种政治关系模式等等，就使我们能进一步认识政治权力的运动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则是要研究政治权力运行的总的规律，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政治权力能量形成的机制、结构与功能转化的机制、政治行为的运行机制等，从而使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把上面这几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所构成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可能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体系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作为新的认识工具，它应能使我们认识原来认识不到的东西，犹如显微镜和望远镜那样。

例如关于民主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权力现象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一般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决定由社会上的哪些人去充当管理者，这是以选举和授权形式实现的；二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这是人们运用政治权利采取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实现的。

民主是以政府即政治管理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民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是在政治管理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因而是从属于政治管理的。独立于政治管理之外的民主是没有的。但对于政治管理来说，有没有这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制约却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就是专制性的政治管理，而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则是民主性的政治管理。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性的政治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主实质上是政治管理的特殊形态。因此，衡量一种民主制的发达程度，主要就是看被管理者多数人对管理者少数人的制约状况。即：制约手段和途径的多少；这些手段和途径的有效程度；人们的这种制约要求的自觉程度和强烈程度；国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对这种制约的保障程度；在制约过程中权力运行渠道的通畅程度；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质量，以及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种制约的适应程度，等等。只有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才能真正看出民主发展的实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