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范文10篇

政治权威范文篇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教训，确定了“健全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中共十五大在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纪伊始，我们又将“依法治国”与“文明”联系起来，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下考察与认识“法治”。

一、建设政治文明，是当今社会之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以往我们实际上采用了“文明两分法”，讲“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后来，学术界率先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自2001年起，这一概念开始见诸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之中[1]。从此便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笔者认为，就层面言，“文明”之“两分法”与“三分法”各具其合理性与性，区别只在分类的角度上。“两分法”以世界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部分所构成的理论为视角，视物质世界之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世界之文明为精神文明。这里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文明”的主要，----按照列宁观点，政治、制度和设施等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因而可以归结为“思想的社会关系”[2]。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将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归于精神文明之中，便是一例。“三分法”则以人类社会分为“”、“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理论为视角，作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三分。

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在理论上虽无高低优劣之别，但，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将“政治文明”的内容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由“两个文明”的理论发展为“三个文明”的理论，显然有利于凸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与地位，有利于“三个文明一起抓”，整个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化的伟大目标。

值得注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决非某种主观意志所使然，而是适应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果说，文明即指人类的创造成果，那末，正是“需要”推动着人类在各个领域内的创造。“需要”是引导人们进行创造的导师，“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按笔者理解，在当今中国，推动我们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至少有以下三种。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

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利益的分化与清晰化，传统的社会结构正朝着分层化、多元化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越来越认清并重视自身利益之所在。正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与维护，人们就越来越需要进行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而法定的政治权利恰恰又赋予公民向政治决策系统表达利益要求的资格与勇气。——政治权利不再流于“概念化”，也不再仅仅作为法律上的“条文”，而开始获得它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利益驱动转化而至的政治参与需要。应当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利益表达的渐趋强烈，人民群众除了物质、文化两种需要在日益增长外，其政治（参与）需要也在“日益增长”。

日益增长着的“政治（参与）需要”必然呼唤“政治文明”。道理很简单，如同任何一种合理行为一样，政治参与也应当追求其可行性、有效性。为此，光有“权利”还不够，还需要相关的政治资源予以配套，----主要是体制、法制、机制等。而这些均有赖于“政治文明”的建设。如果不是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不努力提供健全的体制、法制、机制等民主管道，那末，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参与或者会成为一句空话，或者会自生自灭，或者会在体制与法制外泛滥失序，甚至会演化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碰撞、冲突与对抗。这就很可能会导致“享廷顿公式”[3]所示的后果——政治不稳定，从而阻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损害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鉴于此，执政党制定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4]的方针，并强调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政治权威转型之需要。

新中国是在“枪杆子里面”诞生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造就了少数极具传奇色彩的超凡人物。在“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开国元勋、“政治强人”仅仅凭借其个人魅力、个人威望就足以统合、控制、引领整个社会，他们有时可以弥补法律与制度的短缺，有时又可以作出以个人权威冲击法制的现象。且不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给社会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仅就社会历史的发展看，随着造就“政治强人”的那种革命战争年代的远去，一个在总体上属于正常的、和平的、建设的社会，是不可能造就出前述的那些开国元勋、“政治强人”的。这样，继而涌现的后辈权威也就不可能将统合、控制、引领整个社会的希望系于个人的魅力与威望之上，而必须更加依赖于民主与法治。只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法治权威才能有效地达到统合、控制、引领社会之目标。一一这并不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是变迁所致。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种[5]，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政治权威的转型一一从“魅力型”转向“法理型”。如前所析，这种“转型”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与健全民主法治的需要，易言之，也就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在笔者看来，执政党将“两个文明”的理论发展为“三个文明”的理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第三，营造国际环境之需要。

从启动改革开放到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继而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随之，中西方因经济体制差异而产生的摩擦、冲撞渐趋减少。然而，西方世界依旧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目为异物、另类，故而指责不断、干预有加，往往迫使我们不得不抽出一定的精力去辩驳去回应，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更加集中精力地去从事国内的建设与改革大业。

依笔者所思,我们将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归结为“政治文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减少来自西方世界的摩擦与冲撞，有助于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因为，文明是人类的创造成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所创造的不同成果，尽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特色，但毕竟也反映着人类作为同一个“类”所具有的某些共同需要、共同特征，都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组织部分。对于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明，既不能抹煞其适合特殊环境、特殊国情的民族性与特适性一面，也不能否认其适应人类共同需要的世界性与普适性一面。鉴于此，明智的态度应当是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共进，而不是激起“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对抗”。笔者注意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同志访美时已经向布什总统表达了这种愿望，而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更是鲜明地向世界作出了这样的宣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但同时也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主张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看来，将“政治”归结为一种“文明”，倡导“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确实也是适应了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需要。

二、法治，是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政治领域内的创造成果。至于“政治领域”之涵义，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的观点是，政治领域即为“公共权力的领域”，简称“公权领域”。人类需要解决公权的归属、产生、配置、运作、监控与功效等，从而在公权领域内创造了各种成果。历经几千年之积累，人类政治文明蔚为大观。其主要结构与，已有不少学者作了阐述。笔者则主张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加以。

首先，政治文明之横向结构。有学者认为，人类政治文明在横向上是“三层次（要素）”结构，即：意识、制度、行为。[6]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四层次（要素）”说，其中三个层次（要素）基本上与前述一致，只是另增第四层次（要素），有的增“组织”（机构），有的增“法治”。[7]笔者也持“四层次（要素）”观点，但，认为政治文明的横向结构由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构成。政治意识，包括各种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政治学说、政治、政治原则等。顺便指出，政治意识也属于精神文明的内容。因此，可以将其视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部、重叠处。现实三大领域的界限本来就有模糊性，三种文明的区分也只能是相对的。政治制度，表现为规定的“法内制度”与惯例、传统等的“法外制度”——简而言之，是指规范政治行为的各种准则。包括根本制度、具体制度乃至可操作性很强的各类机制、规则、程序等。政治主体，是指政治领域中产生政治行为的国家、政党等政治组织（机构）与公民。政治行为，包括政治组织（机构）与公民的各类政治活动。

其次，政治文明之纵向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包含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四大部分。这完全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也可以更加宏观地将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归纳为先后两大板块，即古代（或传统）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一般来说，前者包括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后者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这两大板块分别以农耕文明与文明为背景，其不同特征是鲜明的。古代（或传统）政治文明，虽然也含有雅典民主政治、罗马贵族政治一类的个案。但，就其总体言，是以专制政治为基本特征的。借助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分析，我们就很容易认清这里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农耕文明下的小农，“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8]。也就是说，古代农耕文明“一定要”（请注意前引马克思的两处“一定要”）有专制政治为主体的政治文明与之相适应。

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其过程中也泛起过专制独裁一类的沉渣，然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政治。毫无疑问，由古代专制政治演进到现代民主政治，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即便考虑到古雅典民主与近现代民主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也不可否认前者是局部的、短暂的、城邦的、直接的民主，后者是普遍的、持续的、民族国家的、间接（代议）为主的民主，——后者对于前者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民主政治之所以在现代得以萌发与成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业文明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沃土。工业的发展如法术般地增强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力量，从而使之有欲望、有勇气向政治（政权）提出民主诉求；作为“天生平等派”的商品经济与工业相伴而行，为近代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准备了必要的观念与理论武器；工业不断走向社会化，商品不断扩大其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天地，使近代资产阶级能够克服小农“马铃薯”般的弱点，而不可容忍高居其上、“不受限制”的“主宰”。……现代民主的出现是与资产阶级的状况紧密相关的。但是，时至当今，民主早已突破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已成为整个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已成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诚然，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但至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不一定不犯错误，但，多数人的智慧通常可以“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9]因此，民主可以少犯错误，也容易纠正错误；民主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弊端，但“民主政治各种弊端的救治办法是实行更好的民主”，[10]而不是否定民主。

还需要指出，现代（代议）民主政治必不可免地伴生出政党现象与现代法治。

民主政治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但由于多种原因，对政治有深刻理解，从而最积极参与政治的总在少数。这少数积极者为了有效地参与政治、参与政权，往往会组合成一个或数个不同的政党。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民主政治制总是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11]“事实上，联邦共和国的一切政治决定都是由政党和它们的代表来作出的。”[12]在笔者看来，政党以不同的方式领导、操纵、控制着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又一基本特征。

民主政治较之专制政治来，行使政治权利的主体明显扩大。为了让众多的主体有序地参与，所有公民共同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是必不可少的。民主政治重在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利与自由，故而必须给政府行为设置“禁区”，以防止政府及其官员滥用权力而侵害公民的权利。鉴于此，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家在倡行民主政治之同时，大多主张实行“法治”。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是一个典型。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阐发了与民主理论紧密相联的一系列法治思想。他指出，法律乃公意之纪录，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就是民主共和国。[13]

必须注意，传统政治文明中也有法律与法制的地位。然而，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法治，与传统社会中某些人重视法律作用，主张实行的所谓“以法治国”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后者以专制政治为基础；前者表达全体人民的意志，后者体现专制君主的意志；前者重在“治民”、“法胜民”[14]，后者重在“治官”、“法护民”；前者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者维护专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

笔者认为，实行法治也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综合起来说，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其伴生物政党、法治三者的统一。

三、重视法治与民主、政党三者的统一性

从文明的视角下考察“法治”，必须重视其与民主、政党的紧密相关性，重视三者之间的统一性。这里我们联系实际，着重一下法治与民主以及法治与政党的关系。

民主不可离开法治。人民群众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通过所规定的管道，有序有效地参与政治，向政治系统表达各种利益要求；人民选举并实行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将人民群众中共同的意愿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为法律规范；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监督相关国家机关依法对进行的公共管理与司法活动，从而实现、与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在实践中，公民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尚缺乏一些法定的具体管道。例如，有的选民难以找到忙于本职工作的兼职制人大代表，不少进城的农民工无处反映自己的困苦遭遇，意欲通过法律程序捍卫自身权益的某些公民因程序过长过烦而却步……。可见，现有的法律制度还需朝着更有利于公民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方向逐步完善。

法治不可离开民主。这是因为，离开民主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很容易会滑到“法胜民”那种所谓的“以法治国”境地的。事实上，某些部门、某些官员时常会“忘”了“民主”而高喊“法治”。一位基层干部就曾向笔者反映过这样一件事：某乡官听到有农民给自己提批评意见，便大叫“现在是依法治乡了，你还嚷嚷什么!”在这名乡官眼中，“法治”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有力工具。至于有些法律（含法规、规章）在制定时就已经潜伏着“忽视民权、扩大官权”的危险，一旦付之实施，便很容易成为某些“执法”者乱收费、乱摊派，甚至乱拘人的“法律依据”。应当说，这是一种很值得引起注意的倾向!它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完整地宣传法治，必须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认识法治，必须在坚持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加强法治，必须切实保障任何立法、执法、司法活动都应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笔者郑重提议，在强调“民主法制化”之同时，亦有必要强调“法治民主化”，这可以避免我们的法治偏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轨道。

法治不可离开政党。现代法治与政党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伴生物，均不可离开民主而存在。而现代法治与政党互相之间也是须庾不能离开的。在西方，法律形为议会所立，实际上说到底只是不同政党搏弈的产物。在我国，一切法治活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共十六大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笔者认为，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肩负着领导民主政治、领导法治的共产党，必须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若这样，那么，党的主张与人民的意志便是统一的，“法治离不开政党”与“法治离不开民主”也是完全一致的。

政党不可离开法治。现代法治要求，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法律，党也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中活动，党首先要求自己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唯有如此，党才能以其表率作用带领政府依法行政、带领法院检察院公正司法，带领全体公民自觉守法，在全社会形成现代法治的氛围与环境，从而顺利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十六大多处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执政”的概念。笔者理解，这是有针对性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的一些同志片面地理解党的“领导”与“执政”的涵义，从而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多次提出“党政职能分开”的思路，情况有所好转。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事情上，有的党组织实际上至今还在不适当地干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依旧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存在。严格地说，这违反宪法与法律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规定，也违章的相关规定。其后果是，我们党带头守法的形象，影响我们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有悖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任务。

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党内开展“依法执政”的宣传。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认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与全体党员、干部能认识到，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政党活动也不能偏离法治的轨道，从而能自觉地成为遵守宪法法律的模范。

注释：

[1]同志第一次使用“文明”这一概念，是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2002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了“建设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同年7月16日，他在考察社会院时，又一次讲到“政治文明”；同年11月8日他在中共十六大上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3]参见［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79页及“译者前言”。

[4]见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第五部分。

[5]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与社会》第三章，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6]参见许耀桐：《政治文明九议》，《时报》2002年9月16日。

[7]参见熊云：《也谈政治文明的要素与结构》，李元书：《政治文明的涵义》，程竹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策略》，分别载《学习时报》2002年11月18日、2002年10月21日、2003年3月24日。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3页。

[10]［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1页。

[11]参见［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0、327页。

[12]［联邦德国］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孙克武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政治权威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新权威主义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一个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纪西方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一、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三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因此，这三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十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一探讨。

二、“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化模式。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一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和的实行，无视实际条件和经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斗争，不断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P25）。这种思想的最后总爆发就是“”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4]（P386）但因为的存在，这些问题很少被广大政府重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因为的个人魅力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1976年随着的逝世，权力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树权力合法性的任务。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十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三、“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三人，对他们的思想作一、归纳。

（一）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一文。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一个国家在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三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一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宪政，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指80年代改革之时），我国处于这种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就是说，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5]（P17）中国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由第一阶段步入第二阶段，即“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性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的转换，建立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5]（P2）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二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十分脆弱，无法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的自主权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一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一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一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二，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由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向“经济——政治”的二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一，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却十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主义国家化的必要阶段

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立足于，但他并不把中国改革中需要的模式归为新权威主义，而把它说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10]（P36）。萧功秦对中国现代化中政治体制的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他先后发表了《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以及《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新权威主义出发，分析其概念、特点，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动中，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归于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于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1]（P54）选择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发展、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特点是：“①在经济上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主流趋同；②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③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④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实行开放的政策。”[12]在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时，萧功秦指出，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但因其借助传统思想整合社会，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就需要发挥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来监督政府活动，才有可能避免这种祸害的最终发生。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日趋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中产阶级逐渐初露头角。因此，萧功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totalisrianregime）”，而已进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阶段。”[16]（P3）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四）“民主派”，反对的声音

在“新权威主义”高涨时，其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出现了黄万盛、荣剑、于浩成、远志明等“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的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需要加进民主化进程。下面将他们对新权威主义的反驳与进行简要归纳：

第一、新权威主义者忽视了中国上“——”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化早期所必经的道路。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17]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础上的，在此种中经济已经商品化、市场化，和企业家阶层独立化，经济与政治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即使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没有理顺，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体系不仅管理政治事务，还统治经济事务。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体制”高度一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因此中国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实行分权与民主，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说的集权。

第二、新权威主义者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的动乱，把民主权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是个严重错误。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基础，过早的实行民主会带来政治的动乱，形成“暴民专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合社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央权威。对此，民主派认为权威是具体的，不同的权威性质亦有不同：中世纪教会权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识形态基础上，东方社会权威建立在宗族家长制基础上，这两种权威都阻碍个人自由；现代权威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就必需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他们认为，“暴民专政”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暴民专政”下，看似人民决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体系和法治观念，它实际上是专制实质下的民主外壳，中国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体制下“集权不受任何约束性的特点，使其可以强奸民意，运动群众按照一个意志模式把社会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决这个唯一的是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权威主义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新权威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出发，认为中国缺乏中产阶级，人们没有公民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实施，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民主派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贵在实践。黄万盛将民主的含义分为“理想的层次”、“体制的方面”、“民主的实践”三个层次，其分别对应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会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实践过程。“民主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18]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因此，中国现在关键是政府正确的引导民主化的发展，而不是集权。

此外，民主派还从民主与自由，民主、权威与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叙述了。

四、“新权威主义”争论的现实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模式选择的又一次思考。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焦点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新权威”与民主的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9]（P370）在现代化中两者能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两者又会呈现一种什么关系？这正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争论所在，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必需面临的问题。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借鉴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选择中，又似乎是以苏联模式为起点，选择一种新的模式：集权或分权？国家主义或民主主义？“四小龙”模式或美国模式？

自由民主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但“欲速则不达”。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英、美式的分权民主制，这种主张在辛亥革命后赋予广泛的实践。但中国长期小农经济社会土壤孕育的“德政”、“王道”等思想已扎固人心，即使浸受西学的胡适也只能寄希望于“贤人政治”式的“好人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0]（P14）因此，我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是混乱的政局和暗杀。1927年上台，他通过一系列战争整合了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经济改革，仿效德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观念，希望以此巩固政权，实现国家之强盛。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本人权力欲望所带来的思想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的现代化也夭折了。1949－1978年中国援引的苏联模式，如前面所言，亦未使中国的现代化顺利进行。

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失败，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了起点。“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就是要为中国选择一条现代化的政治模式。不可否认，“新权威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现代化的奇怪现象：为什么愈是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现代化中的政局愈是动乱？一个国家该不该实行民主，不是制定了民主制度就能一了百了，这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的素质配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制度决定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心态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民主派”主张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制度决定论”此种心态的。他们强调“权力”和“权威”的分别，但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弱化是很难同时进行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因为各个阶层社会动员程度的不同、对稀有资源拥有多少的不同，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会有扩大的趋势，从而产生不稳定。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21]（P2）因此，新权威主义强调的集权稳定是有必要的。倘若中国当时也如苏联、东欧诸国积极推进民主化，现在的中国也就可能是现在的俄罗斯。

但是，也应看到新权威主义亦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短期的宏观分析，没有具体化。新权威主义强调集权，但它并未指出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张力该是如何。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市民社会亦是需要不断培养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性引导，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政治的监督力量。其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否认“民主派”对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中国90年代以来的许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权威主义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条式化开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始终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资格和权力。”[22]（P211）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以来就着力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如以往仅通过建立政权、政治思想的宣传获得执政的合法化，发展经济，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是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支持。“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此时起，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80年代后期出现的物质紧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央集权，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通过财政、经济等多方面改革，在两年多内消化了80年代“过度”放权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告中国将告别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市场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使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在90年代表现的较为平缓。在坚持80年代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外，中央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塑造政治权威。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但十分强调中央对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监控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软着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中国共产党才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显目位置：①确立新型党政关系。中共“十五”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使“党通过执政来进行领导”的原则上升到法律高度，使中国的民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②适度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扩大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不断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新的现象都加快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结语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立足于中国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鉴用了这一理论。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执政者又非按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适时的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说明实践操作借鉴理论，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又会综合各种甚至是相对立的理论，促进现实的发展。

：

[1]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许纪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建国以来文稿》[M].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孙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90年代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张炳久.《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张炳久认为传统经济包括村社家长制经济、以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以农业和手相结合为特征的经济等多种形式。

[7]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载于《世界经济导报》[N].1989年1月16日.

[8]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提纲》.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9]《激进的民主还是稳健的民主——吴稼祥、张炳久对话录》.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31日.

[10]萧功秦.《中国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战略与管理》[J].1998年第5期.

[11]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载于《光明日报》[N].1989年3月17日.

[13]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于“世纪中国”网.

[14]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5]“软政权”是指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规则被任意破坏等而引起的综合现象。

“分利集团化”指在市场发育过程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用某种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力量，以非市场规则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详见《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一文.载于萧功秦.《萧功秦集》[C].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

[16]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载于《战略与管理》[J].2000年第6期.

[17]荣剑.《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载于《文汇报》[N].1989年2月22日.

[19]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相关》.载于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0]英克尔斯·史密斯.《走向现代》第5页.转引自布莱克.《比较现代化》[C].译者前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政治权威范文篇3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治权威“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一些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政治权威具有这样的合法性，政治权威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就能获得被治者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使政治统治成为了“正当”、“合法”的统治，而且能使政治统治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持久稳定的统治，法治的实现也因此而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政治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呢？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③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近代以来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则主要以政治权威出自于民主程序、服从法律和公众对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为基础。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基础之上。随着的结束，中国执政党原有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领袖“走下神坛”标志着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就否定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大生产”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由此，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①，用邓小平的表述就是“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二是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合法性基础。虽然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的必然性，但为建立民主合法性为目的几次政治体制改革均因危及稳定的较大风险而停滞。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执政党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政绩的合法性使其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但是，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在90年代未又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20年的改革，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公平问题却突显出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0.288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0.388，15年间增加了10个百分点③。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在增加，报复社会的案件和有组织犯罪的逐年增长就是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一种反映；其次，社会分层复杂化，作为执政党传统的阶级基础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其社会地位在下降。而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按照执政党的传统理论，很难进入利益表达的官方渠道。第三，就是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人们甚至怀疑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上述三种社会现象对执政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损害并未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看来政治权威的政绩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当这种“政绩”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时，政治权威体制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调整，这种“政绩”给现有政治权威带来的合法性将走向反面。

为解决新形势下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适时地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单纯的政绩转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上。同时通过对“三个代表”的阐释，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期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方式，以期将党的领导同法律权威统一起来，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增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逻辑上讲，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的。因此，要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克服政治腐败，增强合法性基础，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尊重宪法和法律，并按照法治原则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制进行设计和创新。

三、执政党政治权威体系的法治建构

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企图建立一种法理型的权威结构。如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党的名义制定和法律文件（取代人大行使立法权）的作法；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党委对政府进行对口管理的党政高度一体的模式；在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总的说来，执政党的法理型权威模式的建构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讲了多年的“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并未取得多少预期的效果。因为，党政分开是西方多党制下的政治运行模式，由于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永久执政，政党与政府①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界限，再加之有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所以执政党执政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领袖组织内阁（政府）并通过内阁来主持政务，贯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政府之间容易建立某些固定联系，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及至出现党政合一的现象。虽然中共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的大胆尝试，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这一尝试基本停止了。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向党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又部分恢复了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②有学者将目前党政合一现象概括为党的权力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具体表现为全面掌握政治录用（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利益表达（通过控制舆论工具和对各种代表的遴选）、利益综合（通过“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资源配置（主要通过控制政治资源而支配其他资源）的权力。③这种现实表明，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企图通过“党政分开”，然后再建立党政之间良性互动的法治框架的制度设计几近空想。既然党政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而法治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法治架构的设计就不能抛开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而空谈国家权力结构的法治化。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条法治社会的公理成了政治权威进行合法统治的根据。当然这是指国家权力，而对于实际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其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政党来说是明确的，因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议会民主中发展起来的，议会政治需要通过政党的竞争产生议会、总统或内阁，以帮助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国家现政权的贡献与支持，来源于公民根据宪法所进行的选择。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缔造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有体现党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至于宪法，只是把这种革命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政治记录而已，其必然的逻辑就是成为执政党“办事的参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党的章程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说是“人民给的”，但“是我们打出来的”的潜意识却无处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打出来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说服力。如前所述，执政党也通过提出建设法治国家重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标志就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定期选举，以获得选民“同意的统治”，通过定期选举赋予政治权威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威予以约束。人民的授权以及对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精髓之所在。我国也进行着定期的选举，但迄今为止，选举一直是间接的，既使在县乡两级也只能是直接选举代表。况且，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执政党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领导职务的提名权（有的要与派协商），加之大部分领导人产生于等额选举之中，于是选举流于形式。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选举行为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证明什么的工具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度必然下降。根据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在各种选举中，选民不经动员主动参加选举的不到被调查者的50％。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④这样的选举会使政府的民意基础下降，同时由于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提名程序）的透明度低，也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增强选举的竞争性，既然在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的选举难以形成竞争局面，那么首先就将增强竞争性的重点提前到执政党内的提名程序中，科学设计“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程序，①同时在政府选举中，不再实行等额选举制度，大大提高差额选举的比例，以增加选民选择的机会。这样经过党内“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候选人，再一次经过大差额比例的竞争性政府选举，当选者既有执政党的支持，又具备较雄厚的民意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也会由于本党当选者（一般为执政党某一层次的领袖）的民意基础而得到巩固。

2．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任期制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所谓绝对的权力，不仅是指在空间范围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是指在时间长度上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力。因此，从保障自由、防止专权和厉行法治的目的出发，给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威确定一个法定的任期，而且不得终身任职，就成为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②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威的任期制就为政治家、制宪者所重视，形成了“终身任职不符合人民主权和民主选举的理念与逻辑要求”的共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指出：“理性和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国家元首那样连选连任，就是一个终身官职。当一代或两代证明这是一个终身的官职的时候，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甚至外国干涉。”③到1951年，美国22条宪法修正案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上升为宪法规范。

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绝大部分部级领导职务有“不得超过两届”的任职限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未作规定），而地方领导职务却没有连续任职限制。问题在于党政不能分开，而党又居于领导地位的体制下，撇开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而考察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是没有意义的。而作为党内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领导职务的连续任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执政党也为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范，如司局级60岁退休，省部级65岁退休等。但是取消终身制与设置任期制毕竟是两个问题。前者的重点在于防止领导层的年龄老化；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公民平等，轮番为政的民主意图。这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不同的思路。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党内职务无连续任职限制，国家职务的连续任职限制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职务，那么执政党就可通过掌握的政治录用权在某人的某一职务任职届满时，“安排”到其他国家职务上去。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国家职务间流转，逃避了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延续了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使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限制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实际违反宪法和法治原则的作法，极易形成政党的官僚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堵塞广大公民和普通党员进入管理层的道路，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减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既然党政未能分开，又选择了法治道路，党的章程和规定在形式上和实际运作中不得违反宪法，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要求。其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制，设计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制，取消党内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任期，按照宪法规定任期届满不得轮换它职。这不仅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要求，也是防止“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治本之策。

3．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法治理论对公共权力予以约束的观点来自于以下两种基本共识：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性是民主与法治秩序的最大威胁，如果不对其严加约束，那么，它必将形成专制的力量。二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存在着矛盾的，要保护公民权利就必须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与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限制，否则公民的权利必将受到破坏。这里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是由公务人员行使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我国党政不分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政治权力具有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要实行法治，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就必然延伸到党内来。对这一问题执政党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可见，体制创新成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法。笔者认为，在党政不能分开的情况下，约束权力的体制创新也应先从党内的体制做起。

目前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主要有横向的集体讨论和纪委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党内选举。但是这些监督制度都缺乏透明的、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党章第4条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员还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即是对党员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党内决策的监督。但是，关于党员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时间、效力、方式，以及有关组织不予答复的后果及纪律责任，则没有具体规定。缺乏程序支持的规定只具有宣告的意义，不具有实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效果。笔者认为，所谓体制创新在党内约束权力方面则必须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程序制度建设，使党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成为刚性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则。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20多年来，的确发挥了维护党章党纪，纯洁党的作风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是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主要力量。但是，制度设计上的缺憾使之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和制约功能。首先，制度设计上存在矛盾之处。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但是却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据说这样规定是由于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但这样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党章还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前者对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它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领导决策、党纪监督的职权。其次，党纪监督体制上存在盲区。根据党章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检查党员和党的组织执行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但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4条）也就是说，纪委无权单独对同级党委常委立案调查。由此，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减弱。更令人不安的逻辑结论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于已无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无立案检查权。对党的中央一级的纪律检查和权力监督就成了空白。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党的最高决策层永远不会滥用权力；二是即使有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的情况，自己也会迅速纠正。但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制度设计则是：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的监督和制约。

4．执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和政治责任制度。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并不等于就是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反法治的。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5条）执政党服从宪法和法律，是他们政治权威地位被尊重和服从的基本前提。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公职人员所受到的尊重，与其说由于他所掌握的权力，远不如说是由于他自己对于法律的尊重。”①如果政治权威自己背弃法律，他就无法去号召被治者自愿服从法律和他自己。因此，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必须同时建构使自己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体制。笔者认为，这样的体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依据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体现执政党的领导。二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以落实执政党的政治责任。

对于第一个方面，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对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目前各国宪法和法律对政党加以规定的不多。但是，鉴于政党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必要将政党立法放在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基本原则，但是对党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没有任何规定。至于执政党如何将自己的意志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组织如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与人大产生分歧时的协调和处理程序、执政党在人大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各级人大中执政党党员的比例等都无法可依。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只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往往不能落实，一些人甚至利用立法空白大搞政治腐败。②为此，有必要修改宪法和制定政党法，形成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制度体系。

对于第二个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主体，以地方权力机关为补充的体制。审查范围主要是以一府两院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为为对象。至于政党的行为并不在审查范围之内。对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存在政党式竞争选举，执政党的决策失误或政治腐败往往成为败选的原因。因此，对执政党行为的违宪审查并不显得那样重要。即使这样，不少实行宪法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也将政党行为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以规范政党行为，明确政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我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形成政党竞争选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并不审查政党行为。从而使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权力的执政党实际上处于无监督的政治格局中。这不仅与法治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由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腐败，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目前政党体制下，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将政党行为纳入到违宪审查范围，使执政党承担与其权力相应的政治责任。这里的问题是人大能不能通过违宪审查监督执政党。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按照我国宪法，“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执政党违宪必在受追究之列，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又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定职责，因此，执政党接受人大监督和违宪审查，并承担违宪责任是符合法理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施领导，并不排除人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和违宪审查。一个循法而治，依律而为并具有明确政治责任的执政党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路9号

电话：0311－6839576－8387

①周淑真著，《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程燎原、江山著，《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96－21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②[美]加布里埃·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36－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德]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①[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第58、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①在本文中指广义的政府。

②参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第273页，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③沈远新，《政党政治与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腐败》，《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④《中国能不能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南风窗》，2002年3月19日。

①有人将参选各方非以政党名义参加的选举称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笔者认为，在一党之内为争取候选人提名而进行的竞争性选举也可称之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参见：崔之元，《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非政党式竞争选举》，《今朝风流》网站，。

②程燎原、江山，《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8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③《杰斐逊选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1023－10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①[法]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政治权威范文篇4

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

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不同它和人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同。例如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皇帝是天子而人民则是从属于他的臣民。但这种关系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因而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权威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必然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贯彻得越彻底则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带到现代政治中来从而降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受保障的程度。人民享有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人民要实现自己的主权其前提则是必须享有为进行政治活动而不可缺少的各种政治权利。然而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由于实际上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必须由国家给予保证和保护。国家对于人民政治权利保障的状况便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在保障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肯定人民群众这种争取和捍卫政治权利的要求和行为。通过这种肯定来反思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足。这才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应该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五个方面是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要想做得好必须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一个国家如果能为政治参与很好地提供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至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人民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和积极性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感受。关键的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一旦有了这种要求时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是否很充分、很通畅。所以我们说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仅仅指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而且指在人民群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的时候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方面的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是否总是很充分。政治文明是从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六个方面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环境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程度。如果政治环境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就反映政治存在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那么政治环境如何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呢?这就需要在切实保证人们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适应人们政治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提供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条件和途径。

对人们的政治权利保障得越好提供的条件和途径越适当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七个方面是人们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的程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并不一定表现在人民经常积极参与上但一定表现在人民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状况而且取决于人民的状况。

一个在民主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应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所谓自我约束就是能自觉地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也要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要求而且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而是肆意妄为毫无章法那么也就反映了其政治文明的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与自我约束相联系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状况。人民的自我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我管理主要并不是指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主要是指人们管理自己小群体的事务例如管理社区的事务等等。这种自我管理是相对于政府的管理而言的。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政治管理体系中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说是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但在其自己的小群体中则人民群众自己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对象。而且主体和对象之间可以不断地互换。这种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状况和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八个方面是人民思想的自由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其人民不仅在行为上能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且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应该是很健康的。行为的文明需要加强约束而思想的文明则要求较少的约束。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并不能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的自由度应该是衡量政治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指标。

政治权威范文篇5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形成如此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当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的主导有关，但它同时也是这种主导与改革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博弈，使结局未必与主导者的设定和预期完全一致，而成为多种设定和预期在复杂历史时空中相互整合与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主导力量权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对诸多外来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础。在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许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鉴外部经验却主要产生于本土的新权威主义（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种种设计，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说，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在与时俱进中保持了自己传承性的表述风格，但人们却又都可以在这些表述以及变化后的政治社会特征中找到与上述理论的若干暗合之处。而之所以强调是改造性吸收，则是说为政者可能更愿意选择这些理论的功用性因素，而减少其价值内核，以达成既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又稳固政治权威结构及其符号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便承担起了其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即在高度强调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固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权威来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不过，这一模式的成功运作尚需要广大民众和非政治的主流社会精英支持和认可。就广大民众而言，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绩效无疑构成世俗化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日益壮大的工商阶层和技术与文化知识精英，除了对经济及社会绩效的认可，其自身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能够参与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与改革主导者达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无疑，市场经济和愈益开放的社会有助于能力优异者和机遇幸运儿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跻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仕”又成为体制对成功者给予奖励的重要渠道，并以此来满足他们分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期望。与此相伴随，“贤人政治”和“咨询政治”也成为新时期有特色的政治风景。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竞争性的行政化管道将成功者吸纳进体制，扩大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为为政者吸收有利于稳固秩序和发展社会的各种理论主张打开了通道，由此，凡是认同，或者至少接受现有制度安排的建设性主张，无论其以何种价值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这一变化也相应导致思想界价值立场的变化，虽然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论抬头（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坏力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总体言之，以中庸、理性与务实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理念开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与体制的良性互动，从而丰富了治理理念，增强了对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种以务实和功效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此，它在稳固政治权威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又确保政治权威和基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难逆料。

不过，由于这一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其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两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直接构成对发展模式本身的解构，成为影响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

因此，人们期望以不断深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解决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优化发展模式，使之能够既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权力与资本结合和社会分化过大等负面因素。并且防范和化解各种边缘化激进思想对政治秩序的威胁和冲击。

政治权威范文篇6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形成如此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当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的主导有关，但它同时也是这种主导与改革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博弈，使结局未必与主导者的设定和预期完全一致，而成为多种设定和预期在复杂历史时空中相互整合与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主导力量权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对诸多外来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础。在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许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鉴外部经验却主要产生于本土的新权威主义（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种种设计，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说，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在与时俱进中保持了自己传承性的表述风格，但人们却又都可以在这些表述以及变化后的政治社会特征中找到与上述理论的若干暗合之处。而之所以强调是改造性吸收，则是说为政者可能更愿意选择这些理论的功用性因素，而减少其价值内核，以达成既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又稳固政治权威结构及其符号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便承担起了其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即在高度强调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固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权威来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

不过，这一模式的成功运作尚需要广大民众和非政治的主流社会精英支持和认可。就广大民众而言，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绩效无疑构成世俗化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日益壮大的工商阶层和技术与文化知识精英，除了对经济及社会绩效的认可，其自身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能够参与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与改革主导者达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无疑，市场经济和愈益开放的社会有助于能力优异者和机遇幸运儿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跻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仕”又成为体制对成功者给予奖励的重要渠道，并以此来满足他们分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期望。与此相伴随，“贤人政治”和“咨询政治”也成为新时期有特色的政治风景。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竞争性的行政化管道将成功者吸纳进体制，扩大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为为政者吸收有利于稳固秩序和发展社会的各种理论主张打开了通道，由此，凡是认同，或者至少接受现有制度安排的建设性主张，无论其以何种价值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这一变化也相应导致思想界价值立场的变化，虽然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论抬头（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坏力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总体言之，以中庸、理性与务实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理念开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与体制的良性互动，从而丰富了治理理念，增强了对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种以务实和功效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此，它在稳固政治权威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又确保政治权威和基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难逆料。

不过，由于这一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其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两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直接构成对发展模式本身的解构，成为影响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

因此，人们期望以不断深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解决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优化发展模式，使之能够既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权力与资本结合和社会分化过大等负面因素。并且防范和化解各种边缘化激进思想对政治秩序的威胁和冲击。

政治权威范文篇7

本文正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的一个初步探讨。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和判断中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第二，过去五十年中共政治中出现周期性危机现象的成因是什么?第三，这种周期性危机及其成因是否依然存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换言之，改革开放有没有改变这种政治危机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

一、规则与权威的危机及暴力合法化:周期性的四次政治危机

讨论中国的周期性政治危机，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危机?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政治危机形成了周期性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具体的标准，据以判断和划分中国的政治危机周期。

简单地说，本文以下列三项指标来观察和定义所谓的政治危机。

第一，迅速地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失序，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则(rules)和现行制度(institutions)大部分被突然打破。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所谓的“政治规则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根据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概念，即将之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互动的规则(North1990;Thelen&Steinmo1992)。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总是被组织为一定的“制度”、遵循其规则的。因此，规则一旦失效，政治活动必然失序，政治危机就无可避免。

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当部分的高层政治领导人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更动和替换，政治权威的来源出现短暂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不妨称之为“政治权威的危机”。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权威是政治生活的焦点之一(Bendix1960/77)。因此，政治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危机。

第三，在这样的变更过程和失序状态中，出现了相当大范围和程度的政治暴力(violence)，这种政治暴力的使用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国家(thestate)在组织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Weber1947)。因此，一旦暴力大范围出现，甚至被合法化，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在上述三项指标或其中的大部份指标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政治危机。由于规则的松弛和暴力的出现，政治危机因此必然体现为治理(governing)的危机，一般都伴随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动荡;由于领导人的更替和制度的破坏，政府的主要产品之一即政策，也必然发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转折。所以，“社会动荡”和“政策变迁”，也往往可以成为观测政治危机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看，当这样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一定节奏而呈现重复出现的状态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危机的周期。根据上述三项指标，我们发现，自1949年以来，这样的政治危机一共出现了四次。

中共1949年建政，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建立了新的政治规则和政治权威，也结束了主要以战争形式体现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但是，到1959年前后，情况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首先，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前声，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在建政之后第一次受到来自党外人士如章乃器、罗隆基等的质疑;另一方面，所谓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之一。接着，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为标志，一方面，在共产党内，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受到来自党内领导人如、等的挑战;另一方面，毛则采取粗暴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并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大批更换高层领导人(李锐1989)。总的来说，这次政治危机没有导致多大程度的社会动荡，但是却同时具备了“政治规则的危机”、“政治权威的危机”和“政治暴力的合法化”等三项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随着的开始，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次政治危机。本文倾向于把这次危机的时间确定在1967年前后。一般说来，初期是在的权威掌控和强力动员下发生的。而在这种大规模动员逐渐完成以后，当进入比较纵深的阶段时，政治危机所具有的前述三个特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在规则危机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当然包括政治秩序的大混乱(White1989);在权威危机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和名义上的所谓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和中央小组以外，各级政治权威机构都在被夺权之列，而位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大批政治领袖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批判和清洗(例见:Dittmer1974);至于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可以说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而遍及社会政治活动的各个层面(White1989;徐贲1997)，从学生打老师到大规模武斗(王友琴1996a;王友琴1996b;Hinton1972;唐少杰1996)。渡过了从1966年至1968年大约三年左右的高峰之后，虽按照官方的说法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经转入比较平稳的阶段(刘国凯1997)。虽然中国的社会政治依然持续经历着所谓的“十年动乱”，但此后的发展却已具备相当不同的性质(Robinson1971;刘国凯1997)。以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1968年9月)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1969年4月)为标志，政治权威得到重建，新的政治秩序逐渐浮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和社会动荡告一段落。

当代中国第三次政治危机的出现，是在1976年到1978年间。当时，等领导人相继去世，毛的遗孀及其他三人被捕，接着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被实际架空，邓小平等在中被逐的领导人返回权力核心，构成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权威的危机及重建。同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重新提出和所谓工作着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一系列旧有的政治规则遇到了危机，而新的领导集团引进了一整套新的政治规则。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性暴力合法化行为，因此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是，一方面，使用武装暴力手段逮捕高级领导人以解决高层权力、路线之争的行为(即“粉碎”)，首次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出现，可以认为是暴力合法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民众自发的政治抗议活动，作为社会失序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新形式，也在1976年的“四五”中出现了。

1989年的又一次，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政治危机。在北京历时约五十天的街头抗议运动中，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政治秩序基本解体，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声音压倒一切(Han1990);事件直接促发和导致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非制度化更迭，一批政治精英在“六四”镇压后遭到清洗;最后，政府甚至出动武装部队以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所谓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因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都表现了中国政治的严重危机。

综上所述，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发生了四次严重危机;而它们的出现在时间间隔上则呈现出了相当规律的周期特点，大体上每隔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从1949年到1959年，间隔约十年;再到1967年，间隔约八年;再到1976年，间隔约九年;从1978年到1989年，这次间隔约十一年。考虑到偶发事件在引发类似政治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吴国光1997:125)，则这种时间节奏应该说是相当整齐的了。

二、合法性、政治竞争及国家─社会冲突:探讨政治危机周期的成因

现在，本文转而探讨: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上述特点的政治危机?为什么这种政治危机又是周期性地出现?

我们知道，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相当低，政治权威的来源也模糊不清。根据韦伯的分类，政治权威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所谓的传统型，比如父死子继，依赖人们传统上形成的认受来实现其合法性(legitimacy);一是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即依赖某种特殊性格而形成其广泛的认受性[1];又一是所谓的“理性”型，比如民主制度，就是诉诸人们的理性而建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Weber1978:215)。一般地说，的权威即具有“charisma”的特点。这种类型的权威，横向来说比较难以与日常化(routinized)的运作相兼容，纵向来说则是难以传递和承继的，因此往往制度化程度很低，其认受性完全依赖于领袖的“英明天纵”。一旦这种“英明”的神话在政治生活中被证明错误的时候，其权威自然发生危机。这就是1959年前后以庐山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当权力继承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政治权威同样也会发生危机。这就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政治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样也在第四次政治危机的背后发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治权威的危机和政治规则的危机，都是合法性的危机，也是制度化的危机。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进一步说，当政治权威不能制度化地产生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的运行规则不足以产生合法的政治权威的时候，政治竞争及其无序化必然加剧。这些竞争或冲突可以导致体制内不同政治集团相互斗争的形式出现，也会反映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直至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为在社会层面出现政治利益竞争(Schattschneider1983)。在规则不健全、权威不足、又缺乏约束力的状态下，竞争或冲突趋向恶质化，往往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暴力行为泛滥。反过来，暴力往往成为最后解决社会冲突、结束政治竞争的主要手段，新的合法性在暴力基础上产生(Dillon1994)。这就强化了暴力在政治行为中的合法性。

在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伴随着竞争的加剧，政治暴力使用的范围或程度不断升级，而暴力的政治合法性也不断升级。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很小范围和很小规模的肢体暴力，发展到1989年公然以武装部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正是没有规则的政治竞争不断加剧并持续恶质化的结果。进一步说，如果政治的冲突是以暴力来做结论，则每当暴力稍微减弱的时候，类似的冲突会再次出现，而新一轮的冲突也就引来更大规模的暴力。这就形成了政治生活中以暴力压制竞争和由冲突引发暴力的循环周期。

在这样的政治危机周期背后，还隐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国家在治理上的失策、错误、无能与腐败，社会利益不能得到一定的表达，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在危机中如果没有通过重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解决矛盾，则这种矛盾虽然可以在危机过程中通过一定程度的爆发而宣泄和减缓，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则必定再次激化乃至爆发，从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

在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制度下，国家完全渗透社会、完全掌控社会(FriedrichandBrzezinski1956)，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所谓“制度内”方式表现和爆发，社会要求的表达是通过一些政治领导人对于社会矛盾的体认而形成;而国家对于这种要求的压制，则往往伴随着对这部分领导人的镇压和清洗。对等人的举措，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的变化，使社会因素逐渐显现(Linz1975)，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就越来越直接地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了。在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逐渐权威主义化(吴国光1994)，采取社会抗议方式而呈现的政治危机，正象1989年所表现的那样，就越来越占据中心舞台了。

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竞争的无序及国家──社会矛盾的加剧，还不足以解释政治危机周期的一定节奏。这里，我们必须引入Hirschman有关动员(mobilization)与反动员(demobilization)交互起伏的周期理论。根据这位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人们的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参与公众活动与专注私人空间、入世(vitaactiva)与出世(vitacontemplativa)、失望和希望之间的交互循环(Hirschman1982)。在前一种状态下，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以集体行动的社会抗议来表达不满(voice)，乃至促发社会变革;而在后一种状态下，人们退回到私人生活，专注个人利益，以与社会保持距离和寻求个人“出路”(exit)的方式来表示对政治生活的不满(Hirschman1982;Hirschman1970)。在民主制度下，社会运动因此也呈现波浪状态，周期性地出现(Tarrow1989)。而在非民主制度下，由于社会抗议与当局暴力之间的互动，我们还可以增加“宽松与镇压”一项循环变量，来解释为什么社会抗议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政治危机会周期性地出现。

上述四项，并不是中国政治危机周期的全部原因，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政治原因。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同的原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此外，还要强调，经济发展本身的周期性以及它对于政治的作用(Velentine&Ellis1991;Belongia&Garfinkel1992;Bergstrom&Vredin1994)，它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后果(Simonovits1992)，对中国当代的政治危机周期应该也具有重大的作用。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层面。至于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对中国当代政治危机周期的研究，则有待于将来的努力。

三、跳出周期，还是走向新的危机?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那么，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政治是否已经走出了这种危机周期呢?如果这个问题因为1989年的危机而显然得到否定的答案的话，那么，不妨更准确一些地来提问:在1989年“六四”这次重大政治危机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相当深刻的变化，高层权力的交接也相当平和地从革命家一辈手中转移到了“技术官僚”手中，这是不是就表明，中国政治的运作已经出现了某种新机制，从而跳出了上述危机周期的循环特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检视那些造成政治危机周期的深刻成因是否已经被改变。无疑，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在二十年的改革中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政治层面的变化也不可忽略。但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依然脆弱;有规则的、公开的政治竞争，即使是在共产党内和在由共产党高度控制的国家的不同机构之间，也依然被严格禁止(例见，O’Brien1990)，更不要说在共产党和其他政治组织之间;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仍然是高度权威主义的(Wu1998)。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还很难说已经找到了可能消除危机的道路。在其他导致危机的政治经济因素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一旦动员和反动员的周期发展到一定阶段，危机就可能再次爆发。研究表明，在社会心理再次进入“动员”的高潮的时候，甚至政治的高压手段也难以有效地控制社会抗议(Tarrow1989;Tarrow1994)。在目前这个时刻，在对于中国政治的判断中，有什么根据可以说，中国民众的动员已经度过了周期率的高峰阶段，而不仅仅是在一个从低度动员向高度动员的周期中回升呢?

在相当极端的情况下，抗议和危机的周期可以引发革命(Tarrow1994:25);反过来，也可以说，这种周期一般也并不引发激烈的制度变革。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它会导向何种后果，这尚未被研究清楚(Tarrow1994)。如何认识和驾驭政治危机及其周期，看来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有趣的是，作为政治专制者的，曾经体认到政治周期的某些规律，而主动地寻求自上而下地、有控制地“动员”民众，“七、八年又来一次”(1966)地发动政治运动以转移和宣泄社会矛盾。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周期性危机的爆发，究竟有什么联系，本文也还没有来得及探讨。

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民主政治与政治周期之间的密切关联。1942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那段广为人知的谈话中，曾经说过，跳出“其兴也忽，其衰也忽”的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民主制度本身已经包含了有关政治周期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周期制度化的(Schumpeter1942/1975;Huntington1991)。无疑，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缓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将政治竞争制度化(Dahl1971;Dahl1989)，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周期非危机化。能不能在中国适时地启动民主化进程，可能就是回答“能否走出政治危机周期”这一问题的根本条件。

此外，民主化过程本身，也是与政治周期性现象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在历史上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周期性现象(Huntington1991);另一方面，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的崩溃，以波兰甚至整个东欧为例来说，也都是政治危机周期发展的结果(Tarrow1994:167)。在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是否有新的因素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危机周期的发展，从而推动政治危机走向制度变迁，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相当规律的危机周期。所谓危机，往往同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危机、政治规则的危机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化，从而往往导致相当大范围的精英替代(Pareto1935)或曰领导人更替，以及相当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危机，在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以大体上每十年一次的节奏和间隔呈周期性地出现;并在周期中有发展，即危机的程度愈来愈深，社会卷入的因素愈来愈增加。大体上，政治权威缺少认受性，没有公开、公正的政治竞争机制，国家和社会处于比较对立的状态，是构成这种政治危机的主要政治原因;而民众的动员与反动员周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强化与削弱的周期，以及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businesscycles)，则可能是这种危机不断反复出现而呈周期性现象的基本原因。

1978年以来的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消除构成危机的政治原因，同时却有将动员、控制、经济等周期明朗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不经过以后比较长时期的一段历史发展的验证，很难有根据断言，今天的中国已经跳出了上述的危机周期。如果这种危机周期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如何将它的发展、到来和出现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战略选择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注释】[1]Legitimacy这一概念，大陆译为“合法性”，海外译为“认受性”，本文博采之，在行文中视上下文而分别使用。

【参考文献】

李锐，1989，《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

刘国凯，(1997，“是三年，不是十年”，载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PleasantHill，CA: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第7至16页。

，1966，“给的信”，转引自王年一编，《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6页。

唐少杰，1996，“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载刘青峰编，《: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65至79页。

王友琴，1996a，“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刘青峰编，《: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17至36页。

王友琴，1996b，“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载刘青峰编，《: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37至48页。

吴国光(编)，1994，《国家、市场与社会:中国改革的考察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徐贲，1997，“论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载罗金义、郑文龙编，《浩劫以外:再论》(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第53至80页。

Dittmer，Lowell.1974.LiuShao-ch’iand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ThePoliticsofMassCriticism.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Hirschman，AlbertO.1970.Exit，Voice，andLoyalty:ResponsestoDeclineinFirms，Organizations，andState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Huntington，SamuelP.1991.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NormanandLondo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

North，Douglass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c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政治权威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发展地区差距

一现代化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才孕育着公平。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走公平优先的发展道路，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现代化历史正反两面表明，改革前的公平优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后期的“”期间。改革后的历史证明，地区差距对于提高效率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同时也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环境而纳入各种政治决策分析之中。我国历史发展表明，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发展现代政治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不是虚无的空穴来风，而是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把现代型民主的精义精采地概括为两个内核（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与一点保障（中央集权化）。这意味着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不再是一小部分统治者的专利，而是全体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定向思维形成了民主发展的悖论：或者采取小国寡民而实行人民民主权利，或者是建立帝国而忽略人民民主权利。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西方的学者提出了代议民主制（JohnMill）；除此之外，合理的地区差距也可以成为其主要的解决方式。

其一，个人独立与地区差距的互动。大一统是对于个人独立发展最大的障碍，历史证明在社会循环的发展中，“乱”才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合理的地区差距取代了历史上的“乱”而成为个人独立发展的动力保障；合理的地区差距才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推动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其二，地方自由与地区差距的互动。任何地区都有自身历史、自然、社会和文化特色，保持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维护地方特色的条件，也是地方自由的本质内容；地方自由的充分发展也会导致一定的地区差距。个人独立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主体——政治人，地方自由塑造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环境——政治文化，两者一起推动了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

（二）推动有机型政治整合依据吉登斯（Giddens）的界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个人的逐步“国家化”。事实上，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糅合”即表现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有机性整合上，其基本条件是合理的地区差距；或者说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现代社会进行有机性政治整合的基础。“在中国的政治整合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只能是有机性政治整合。

在传统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仅仅被限制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就会变得无能为力。韦伯在论述传统的中华帝国权力时所指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而无所作为了。”韦伯的论点不免夸张了点。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传统的国家行政为代表的公共权威从来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过有机的政治糅合；在行政权之外，存在广泛的非公共权力。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对人身监视力不断加强，传统国家状态下的相对抽离的地方主义开始逐渐得到整合。其原因不仅在于吉登斯所阐述的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国家化的军事暴力手段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还应该在于其合理的地区差距。首先，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肇始的，为各地区间的有机联合增添了共同对外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政治整合主体——中央政府——的弱化；其次，我国各地区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发展参差不齐，从而为有机的政治整合提供了互补互学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整合手段——信息、行政、国家性暴力——的弱化；再次，合理的地区差距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整合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地区相对自立在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一条缓冲带，保证了政治主体——政治人——的独立，进而保障政治整合的持续进行。

（三）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还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也逐渐向法理型权威转变。事实上，上述三种权威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广泛的传统型权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或者说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还应该是法理型政治权威。

法理型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可；《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本地区的重大事情有参与决策权、民主监督权，而此正是法理型政治权威产生的基础，同时也要求各地区之间存在合理的地区差距。第一，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建立起法理型政治权威，采用化整为零的策略实现了卢梭所无法实现的人民主权；第二，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政府培育人民群众的现代法理意识，进而与法理型政治权威的培育形成良性的互动；第三，合理地区差距带来政治统治的差异性有利于国家的制度创新，进而为政治权威的再造打下基础。

（四）塑造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在政治文化中的反映，它充分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然而以柔为美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现代政治发展所必备的竞争力，因此如何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是中国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彻底转变的关键。

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在这一点上，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塑造我国的竞争性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历史形成了各据特色的地区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部分地区政治文化从形成时就带上了竞争型政治文化的色彩（如上海）。这样不仅有利于从外部为竞争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增添由于相互的压力带来的动力，而且从我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自身观之，其与生俱来便具有西方文化入侵客观上带来的竞争性因子，从而弥补了中国古代以柔为美而缺乏竞争气质的政治文化。二地区差距是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以效率优先所进行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引导社会进行的规范性变迁；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地区差距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过度发展也会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巨大障碍。早在90年代初，我国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已极为显著：1992年广东珠海市人均GDP为28400元，而贵州晴隆县人均GDP为331元，前者是后者的13.6倍！从国际可比较范围看，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按省级比较的地区差距已接近解体前的南斯拉夫的情况。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威胁政治稳定在后发超大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政治稳定是基本的保证。然而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主导性因素。其一，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落后地区不稳定。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政治稳定受到的挑战尤为显著。这不仅表现在非正式权威超越了正式权威的影响力上，而且表现为权威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三宗”权力的日益兴起及其运转的非规范化为政治稳定蒙上了阴影。其二，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地区间不稳定。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可以成为地区发展的动力。但当落后地区对天堑般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发达地区的嫉恨，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地区保护，造成地区间的不稳定。其三，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弱化。由地区差距导致的地区保护使得地方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是采取有选择的执行态度，规避了对本地发展不益的政策，这样经过过滤的中央政策便难以反映甚至违背中央的本来意图，弱化了中央的政策效能。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超大型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是潜在的政治不稳定之源。严重的地区差距迟滞了民主建设的进行，在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形成了二难困境：发展民主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维持政治稳定又会影响民主的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解决和控制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任务。

（二）影响政治一体化无论在传统国家还是在现代国家，以中央权威为主导的正式权威是维护政治一体化的前提，是进行政治整合的保证，只不过现代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的手段与传统国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前者的政治整合难以彻底进行，所借助的手段源于暴力；后者的政治整合较为彻底，且其借助的手段加上了信息化和行政网络等。由于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政治一体化的基本保障——中央政府的权威弱化直接影响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

首先，在我国目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初期的抵御外侵的目标已经不再成为新时期政治整合的目标，严重的差距使得地区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为敌，由共同所产生的动力转化为政治整合的阻力，干扰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其次，由于严重的地区差距存在，我国地区的自然、社会性差距从弥补行政、信息化不足转变为愈演愈烈的“诸侯割据”局面成为政治一体化的阻力；再次，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问题实质是个民族政治均衡的发展问题。由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要根源，处理不好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苏东骤变可以说是其国内各民族政治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目前，鉴于地区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地区格局局面：中央政府占整个国家财政比例越来越小，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地下。地方政府或者对中央政策有选择的实行，或者干脆进行政策规避；而且其选择标准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地区差距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而且也不利于地方的政治发展。

（三）削弱政治合法性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通常在于下述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现代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政治选择的感悟能力；其二是权威的基础发生冲突或变得不合时宜；其三是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制约的政治竞争；其四是权威理由的解释不被社会接受，与此相关的是过分刺激的社会的期望；其五是政治社会化与现存权威合法性的不一致。地区差距虽然不能直接削弱政治合法性，但却是导致政治合法性流失的根源性因素。

首先，政治权威的存在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缺乏有效的、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是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因素。“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需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依赖于合理性的地区差距；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其政治合法性也随之发生动摇。其次，发达地区的政治发展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参考；当国家企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政治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政治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落后地区就会对现行政治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流失。再次，过度的地区差距导致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的竞争。地区差距的过分发展导致地方经济格局的“诸侯化”，反映到政治上来即是基于经济力的不平等而导致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政治权力的过度而又非规范化的竞争不仅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会将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主导异化归源为传统国家的政治主导，进而导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

（四）扰乱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政府引导社会在文化领域内的规范性变迁，它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即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和传媒，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显然，政治社会化是在一定的政府主导下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将“先进的”文化普及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不是对旧有文化的割裂，而是有“长期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和各种创新构成”，是在旧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孕育新的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过程奠基于合理的地区差距基础之上；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它即会扰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第一，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时空难度。政治社会化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作为先导，它是对特定的客观现实的概括而又稍高于客观事实。过度的地区差距阻碍了具有相对统一标准的理论的形成；即使强加以理论指导，也会由于地区差距的过大而造成地方实施标准的异化。第二，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情感难度。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别，先进地区带上了优越感心态；落后地区却可能导致极端的消极低沉。当落后被归因于不平等时，政府就会失去落后地区的信任。“贫困是不平等造成的一种精神痛苦，明显的不平等甚至使人感到比贫困本身更令人难以接受。”显然，在如此抗拒性情感的主导下，政治社会化便会难以进行。第三，为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的前提是制度必须具备广泛的适应性。从政治利益观之，它不仅要符合政治既得利益者的要求，也要符合新生政治利益集团的需要。因此，新生制度要能够生存下来，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鸿沟不能过大，否则难以弥补。由于过度的地区差距而导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制度变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制度无以带上整体性特征而被加以推广。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在逐步扩大，它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为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因此，寻求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实行适度的公平政策已经提到了我国的议事日程，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中央政策效能中国的现代化要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提高政策效能，特别是中央的政策效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

提高中央政策效能必须做到：第一，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现代化较成功的各个国家观之，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不是提高政策效能的唯一因素，但却是非常的主要因素之一。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经过了从小到大的过程。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补贴等形式而加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整合。第二，强化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中央政策是以整个国家的姿态出现的，并且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由于强地方势力的出现，导致中央政策执行不力；以此为参照，形成了对中央政策执行弱化的“多米诺骨”效应。为此，必须强化政策执行力度，从行政过程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能。第三，重塑中央政府的政策权威。政策权威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弱化——重塑的循环过程。革命后的中央政府借助革命的余威能形成高度集中、高度效能的中央政策。然而，这种权威、高效的中央政策经过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地区差距的洗礼，越来越受到削弱。

（二）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又形成了巨大的地区差距。因此，中国既不能象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象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而是要实行有限政治平衡战略，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意味着尽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因为公平战略而牺牲了地方的发展，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兼顾公平意味着尽可能地实现地方的均衡发展，不因为效率战略而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从而影响政治平衡。

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央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过度的地区经济差距是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我国状况观之，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地区倾斜型发展战略，政策优惠向落后地区转移；先富地区的再发展不能再仅仅依靠政策优惠，而要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经验、技术等。二、引导基层政治发展。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体目标是发展经济，政治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如何，最终取决于基层政治发展。托克维尔早就警告人们：“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基层政治。

政治权威范文篇9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如果我们探究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渊源，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史的主流思想就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布丹的君主主权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契约论，孟德斯鸿的论法的精神，菲尔默的君权神授说，卢梭的公意说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合法性问题的哲学探讨。不过，明确把“政治的合法性”当做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对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韦伯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3].韦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帕森斯、利普塞特等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的观点。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4]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5]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6]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而且不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就越能长期稳定地存在。

按照上述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权威为什么会得到服从？某种统治依据什么正当理由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7].韦伯强调，这三种合法性统治的基础都属于纯粹的类型，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和历史中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但不同类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可能有差异，因而某种现实的统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类型。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8].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结构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则意味着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系统的掌权者即可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政治结构能赋予其执政者合法的地位；而合法性的个人基础是指执政者个人能赢得系统中成员的信任和赞同。然而，并非所有的执政者都真正具有超凡魅力，但通过营造一种虚假的魅力他们也能够操纵大批的追随者，上述三种合法性源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的基础。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虽把合法性基本理解为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支持，但也表现了一定的价值取向。正如洛文索所说，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均有自己一套界定合法性的方法与标准，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当代的背景下，一个长久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建立一套明确一致的运作规则；统治者与民众拥有一套广泛的价值共识；民众深信既定的运作程序，以完成共同的价值共识[9].

哈贝马斯将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井批评其各自的片面性，然后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认为：“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仍是根据那些隶属子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得到承认’的问题”[10]这种合法性概念，是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统治的合法性，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或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它的忠诚和支持的就是合法性统治。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就是属于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以大众是否赞同的经验作为合法性存在的基础。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是符合永恒的美德、正义的，即使它得不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是合法的。苏格拉底的正义理论就是一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具有价值绝对主义的性质。哈贝马斯认为上述两种合法性概念都有片面性。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将有效性，亦即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有效性基础的说明，缺乏对大众的赞同、认可的依据的说明，从而陷入了“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其实，不合法的统治也会得到赞同，否则这种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例如，在古代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这些统治者真的具有合法性吗？对此，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在这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为一身，合法性解释或证明完全只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工具，因而难以赢得大众的忠诚；即使大众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忠诚和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存在合法性，因为从中无法解释在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曾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理智基础究竟是什么。显然，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是有缺陷的。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概念与此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不同，但是他并未由此走向完全排斥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相反，他也批评了那种完全排斥经验性的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他认为，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去寻求一种合法性的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11]在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这个定义中，他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可的价值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能有效地证明这种政治秩序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认可的。政治统治者是通过当时的社会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才是真正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顾社会规范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强迫被统治者认可；被统治者是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认可与这种规范相一致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这一点是理解哈贝马斯关于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亦即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同神话、宇宙论、新自然法的社会规范相联系的。古代文明帝国取代早期的家族统治，现代国家取代古代帝国，是伴随着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规范的更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程序化类型是由卢梭创立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社会的新的行为调整原则，它表明正义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当每个人把自己的所有自然权利整个地交给共同体时，就形成了“总意志”，这个总意志能够合法地表达公共利益。国家的“总意志”的合法性来源于此。哈贝马斯认为，卢梭的理论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证明国家的合法性的社会规范类型。另外，哈贝马斯还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即世俗化的价值观、理性的法则、抽象权利的观念、主权思想和民族意识，具体阐述了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的合法性主题，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规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得到了证明，大众也是通过这些规范认同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12].在现代社会，合法统治应以法理型的统治为归宿。法治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它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更制约政府的行为。亨延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指出，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13]当然。政治体制不是通过颁布法律就必然获得合法性的，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社会大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产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做自己的义务。这就需要政治制度不仅要有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内在的道义价值。

二、合法性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

1.合法性与政治角色。

继韦伯之后，帕森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尤其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的社会基础。帕森斯认为，无权者之所以服从有权者的指挥，其原因是有权者行使着代表整个社会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权力。合法性对帕森斯来说就变成了如下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作出约束他人的决策？为什么有些人作出的决策被看做代表了整个社会？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社会，权力是广泛地配置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因此从现实来看，不可能清楚地区分谁是有权者，谁是无权者；在政治社会中，只是存在着相对有权者的角色如选任的官员和相对无权者角色如选民。

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有权角色的人，有如下三个原因：首先，他们服从有权者，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因为担任有权角色的个人的品性。比如公民角色在服从选任的政府官员时，其所真正服从的是后者的角色，而不是后者作为个体的品性。而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其原因就在于公民角色本身包含着作为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因此，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地位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相互负有义务的功能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保证了个人权利的有效性：所谓我们对于某一个体有义务，就是说我们对他的权利作了承诺，这是以这个个体也将赋予我们权利为先决条件的”[14].那么，怎样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得以持久，或者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呢？这要求有一些约束公民行为和政府官员行为的具体安排，这就是作为政府官员角色的义务和作为公民角色的义务。因此，公民的义务实际上是保障政府官员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政府角色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但是并不能充分地保证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因为有时候，公民可能对其所享有的权利不满意，或者觉得公民义务太约束人，想要摆脱义务，这时就需要有制裁机制，如运用强制性的威胁或惩罚措施，来迫使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俯首听命。强制性的惩罚和制裁是有权者约束无权者行为的强有力的机制，这是无权者在一般情况下所没有的优势。因此，保证政府官员等有权者指挥无权者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潜在的可使用武力。不过，帕森斯并不因此而认为武力是有权者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帕森斯指出，要了解武力在社会中的作用，就要了解是什么给予那些特殊角色的承担者使用武力的权利？因此，有权者最终极的合法性根源是一个社会的政治角色中所包含的价值和规范，也就是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这些规范因素经过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成为有权者角色和无权者角色的行为准则。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因素（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种结构之中。比如美国宪法就赋予总统和国会代表整个国家的制策权；同时，宪法还解释了规范，阐明了价值观，在这种特殊而重要的情况下，上述规范和价值观认为，一些角色的承担者，如公民，必须服从另一角色的承担者，如总统和国会的活动。所以，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是以该社会最高价值观为依据[15].

2.合法性与法律。

合法性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合法性定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通常把合法性表述为“符合法律的事”。合法性（legitimacy）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文件中，保留了与法律相一致的意思。合法性概念的政治特性是在认为授予权力的方式是正确时才被强调。合法性被等同于合法建立的治权，并被视为一种合法有效的政治活动。在神权思想衰败后，现代立宪主义的发展和成长中的法律理性主义，促进了成文法所起的作用和在合法性的发展过程中法定性（Legality）准则的重要性。的确，法律实证主义倾向于将法定的统治（legaldomination）等同于合法的统治（legitimatedomination）。如韦伯认为，“今天，最普遍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形式是对法定性（Legality）的信仰，即接受形式上正确并按照法律制定的法规。”[16]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国家的决议只要符合合法的程序，就足以体现政治的合法性而没有必要考虑价值观。韦伯法律实证主义概念的问题在于，他对法定性的信念能否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而且，虽然他为纯粹形式的法律概念作辩护，但是他对这种信念偶尔也猜疑不决。因为要为法定统治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来确立合法性的论断辩护，就意味着法律的应用是合法性的多种表现成为多余的东西。这就等于肯定认为，国家效能能够产生合法性，是用中立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参加者来看待和评价问题。但是，认为法律程序无须考虑公正就被接受下来的想法是与合法性的概念不相容的。如果凡是法定的就都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在权力面前就将是被动的，这是违背合法性的实质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合法性的理念本身就成了问题，因为不可能说明法定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体现了合法性概念的重要性和意义。法规、法令和命令为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断增加，无论从哪种角度，其本身都不意味着对法律的遵从。合法性不局限于法律，法定性对于建立治权是不充分的，这一点也被法律不能单独引起对合法性的信仰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政治制度不合法并且没有能力树立法律的尊严时，法律的膨胀会更趋激化。

起草法律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法定性等同于合法性。现代立宪主义者认为，一个法律，即使是一个自由选举和公开辩论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根据严格程序一致通过的法律，而且法律通过后由一个严格认真的执行机关根据相关的程序规则实施，但只要这一法律侵犯了人类尊严，它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显然，遵守公认的程序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充分的[17].据此，对法定性的信念必须要求两个附加条件。首先，司法政策必须和决定社会认同的价值相一致。因为这些价值既是法律的源泉又是法律的保证。法律只有在直接从价值中产生出来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有当法定性表达一个团体的认同时，合法性才能被认为与法律一致。其次。法律决议必须以某种值得信赖的方法促进社会价值的实现。否则现实中它们将最终遭到否定，有时还会引起对某些基本价值的怀疑；当价值没有找到社会中的具体的体现时，这些决议最终将成为没用的东西。

因此，只有当法定性遵从社会的利益时，遵从法律才能成为合法性的标尺，才会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和认可。权力的正确行使离不开合法的法律。合法的法律通过具体的方式划定了权利和责任的界限，并起到统治者拥有被统治者都必须服从的权威的象征作用。因此，法律是合法性的一个条件。然而，它是在社会中个人的承诺下并在这个社会的基本规范下分享这种地位。因为法律不是合法性的独立形式，它的公正性必须得到证明。为了使法定性在合法性的发展中起作用，即为了使遵守法律成为合法政府的标志，法律与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

3.合法性与有效性。

所谓有效性。是指政治体系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人们在合法性问题上往往有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只要政府能满足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就能够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实际上是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而有效性并不具有合法性所蕴涵的信念力量。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利普塞特认为。政治权力或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8].利普基特认为，从短期眼光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另一方面，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效率主要意味着不断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国家，内部的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或者会培养新的强有力的象征[19].对于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罗斯切尔德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即使一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仅仅蚀耗其合法性[20].只是，合法性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传统、法理、结构和个人品质诸方面，单靠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

4.合法性与合利性、合道德性。

合利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共同构成政治制度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标准分别是秩序、权威和自由。合利性评价又叫功利性评价。对政治制度而言，其存在的直接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为社会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政治制度的功利性评价标准应该是政治秩序。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制度的首要前提就是能有效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是政治制度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在某种政治体制下，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反过来，如果在同等条件下采用某种政治体制能带来更稳定有效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较合理。在国际法中，一国承认新政府，以“有效统治”原则为根据，事实上也是由政治秩序这个政治制度的功利性标准引申出来的。合道德性评价又叫正义性评价，即评价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看它与所在社会人们所公认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是否相统一，以及统一到什么程度。政治制度的合道德性评价标准主要是政治自由。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从自由原则来讨论其合法性问题的。赫费认为政治的正义是非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正义性，交换涉及人的行为自由。自由的保障只有通过自由的限制才是可能的。政治自由作为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贯穿于全部政治活动的内在要素，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制度化的方式和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权利。自由是政治制度的应然性道德标准。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既能从政府得到好处，同时又能回避它对自由的威胁，我们必须实行法治，对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加以限制，以保证更大的政治自由。

合法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这三种评价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合利性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利益基础，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权力基础，而合道德性主要是指其道义基础。合利性主要属于事实评价，合道德性主要属于价值评价，而合法性则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对形式的事实评价，又有对内容的价值评价。就三者的联系而言，三者相互渗透，共同融人一个合法的政治制度之中。作为一种制度，首先更能维持政治秩序，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而要使一种政治制度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必须要赢得其合法性基础，树立政治权威，获得公众的承认、接受和认同。而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规范的运作规则以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性理想和人们对其的信念的力量。因此，合法性评价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利性评价的成分和合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的成分[21].

三、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合法性危机”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表明了在当代合法性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甚至政治体系的崩溃。因此，对合法性危机的研究也是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危机井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一切较早的文明，甚至在古代社会中发现合法性冲突本身的存在。由于过去把合法性力量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力量，统治者本身拥有合法性解释权，国家可以自我宣称拥有合法性并使人民接受，结果随着国家机器力量的不断强化，它便容易丧失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起义等暴力活动便不断发生。民众与种种权威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合法性冲突。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才得以改变。由于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国家通过允许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确保了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市民社会中公共文化领域的空前发展则自觉地为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论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融，经济危机直接诉诸政治形式，民众不是把克服经济萧条的希望寄托于系统自身，而是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应维持在选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也不断地商业化，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前构成政治系统的边界条件并获得保障的文化事物落入了行政规划的领域”，因此“产生了合法性要求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负面效果”[22].约翰？基恩也指出：“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的这种削弱，对正统的合法性自由主义理论有着深远的令人不安的影响。”[23]

利普塞特认为，合法性就其性质而言，本可与多种政治机构形式（包括高压形式在内）发生联系。合法性危机主要是近代的一种历史现象，群体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由于大众传播，这些群体能围绕不同于过去认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那些价值观念组织起来。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它的根源。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以“有效性”为理由）[24].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民主性，而且还在于它的有效性。民主制度一旦丧失民主性（即出现“政治参与危机”），就会导致其合法性危机；如果缺乏有效性，也同样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利普塞特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制度在有效性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他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在此，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制度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的J型曲线理论（亦称相对剥夺理论或革命发生论）也认为，政治不稳定根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当社会实际满足低于人们的需求期望时，人们便由此产生一种期望挫折感（即“相对剥夺感”），进而滋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需求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

利普塞特认为，一切民主制度固有的内在威胁是群体冲突。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势，要求政治制度有能力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如果让宗教问题、公民权问题和集体谈判问题积累起来，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就会在一大堆问题上日益激化，分裂和冲突的基础愈雄厚，牵连愈广，政治上容忍的希望也就愈小。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乱、起义、革命战争、政变屡屡发生，政治的不稳定困扰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佩鲁恂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其中一种就是“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又是与从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等密切关联、互为因果的[25].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较普遍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是与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分不开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正像亨廷顿所说：“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26]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普遍实行威权政治[27]，即使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绩效良好，也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合法性，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长治久安。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和台湾在经济上是相当成功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的威权体制却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并终于走向民主体制。亨廷顿在分析当今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时认为，面对合法性危机，威权统治者可以采取五种方式来应对。首先，直接拒绝承认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将权力保持下去。其次，威权政治体制可以用日益残酷的镇压，实际上是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第三，挑起国外的冲突，并试图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第四，为他们的政权装扮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第五，威权体制的领导者可以毅然决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导入民主体制。在这五种办法中，“除了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民主制已经开始被看成是任何威权政权的惟一合法和可行的一种选择”[28].

四、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自此帝制传统不再成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民主的权威并没有因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事实上得以真正的确立。具有个人魅力权威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4天就下野了，继任的袁世凯一心复辟帝制，不足以担当统治中国的大任。于是，中国政治的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武力便成了惟一的合法性基础，有枪便是王，各路军阀轮流坐庄。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统一了中国，才彻底结束了这一权威真空状态。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之所以能够由强力的统治变成权力的统治，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不过，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是千古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经过几十年的历程，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特殊的领导人也已经故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法治尚不成熟，尚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法理的合法性基础，法治的现状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己经逐渐削弱。第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第四，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的源泉，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譬如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治安恶化、农民负担加重等问题，依然是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解决，就会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按照戴维斯的J型曲线理论的原理，不断滋长的期望挫折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乱或政治动荡。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性化，有学者认为：“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在不断下降；……对抗政府政策法令的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央政府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无法顺利施行；怀旧心理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更普遍存在的是一种逆反现象，凡是来自上边的意图、决定，都会引起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29]也有学者提出：“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元化，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隐患。”[30]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适当的权威是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物质保障，也是政治统治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只要经济发展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中国政府是有效的，从而通过有效性争取合法性。在经济发展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经济及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尽可能多地满足民众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合理的需求希望，使民众普遍感受到实际生活水平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2）在推出每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时，应预先充分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负面联动效应和民众对改革举措的承受能力，以避免引起过大的社会震动招致民怨。（3）应建立起规范经济行为的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建构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经济活动尽早进入规范化、有序化、法制化轨道，减少经济生活中的投机现象。（4）在收入分配上力求消除不公正现象，尤其是要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悬殊现象，当这种现象较为严重时，应及时采取经济、法律乃至行政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免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化初期甚至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是财富分配比以前更不均等。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5）应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抑制经济现代化初期最可能盛行的腐败现象。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第二，健全与发展政治体制。政治稳定不仅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相应的经济环境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还需要政治系统本身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亨廷顿在分析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标志。”[31]他强调，政治稳定有赖于政治制度为希望参与政治的个人或团体提供参与的通道；在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率。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便以赤裸裸的形式直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因此，我们应加强民主建设，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用足选举与投票这两个工具。但是，应该注意到，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应加强有利于民主稳定的政治文化建设，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否则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爆炸，从而破坏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高制度化层次的现代政治系统具有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参与广泛化和政治结构分化三大特征。因此，提高制度化层次，实际上也就是建设现代政治系统。现代政治系统建设的内容包括：包容新法统的治理制度；提供参与团体进入治理通道的参与制度；提供负行政功能之责的官僚制度[32].只有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建立起大众参与和结构功能分化的现代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才能获得根本保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巩固政治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如果政府能力低下，那么，实行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政治就变得毫无意义。强化政府能力有赖于巩固政治权威。亨廷顿指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造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3]当然，强调巩固政治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把以传统习惯和个人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政治权威，转变为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发展中国家一旦建立起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贯彻能力就可以提高，政治发展就可以走向稳定变迁的轨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的确既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扎扎实实的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从而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法理型的民主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确定正确的改革战略。要发展就要改革，但改革会面临种种矛盾。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看，政治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改革本身所引发的，即改革的阵痛或失误导致了某些政治不稳定现象。因此，确定正确的改革战略对于维持政治稳定非常必要。所谓改革战略，就是要基于改革效益和政治稳定双重目的的考虑，精心设计出系统而有效的总体方案，在分析各项改革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排列出各项改革目标的优化序列，依据各项改革的轻重缓急制定出改革方案的实施步骤。从总体战略上来说，农村改革应先于城市改革。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例高，推行以土地所有权分配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可以便农村趋向稳定，进而为城市改革奠定政治稳定的基础。经济改革应包容政治改革。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经济建设的需要与进程，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政绩突出，人民就会支持政府，拥护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自然就牢固，只要经济发展了，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当然，从长远来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还需要在政绩合法性基础上建设程序的合法性基础，完善与健全宪政改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中国政治的长治久安。

第四，厉行法治，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努力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让广大民众具有安全感。这实际上也可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第五，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更新僵化的、过时的意识形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

注释：

[1][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2][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3]参见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4]S.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53（March1959），p.86.

[5]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

[6][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7]MaxWeb，EconomyandSociety，Vol.1，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80.

[8][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318页。

[9]R.Lowenthal，“PoliticalLegitimacyandCulturalChangeinWestandEast”，SocialResearch，V.46，NO.3（1979）。p.402.

[10][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11]同上书，第184页。

[12]参见陈炳辉《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吁，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4][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15]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2页。

[16]转引自[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17]参见[美]沃尔特·F·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3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8][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19]参见[美]利普塞特：《政治人》，第57-58页。

[20]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p.38－39.

[21]参见周燕平《合利性？合法性？合道德性》，载《探索》2000年第6期。

[22]J.Harbermas，LegitimationCrisis，Heinemann.1976，p.71.

[23][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2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第53－54页。

[25]转引自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2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0页。

[27]从理论上来看，威权体制不允许各种政治势力公开竞争政府权力，以减少或者排除随政治竞争而来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威权体制在政治安排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党政治受到限制。各种政党对权力的竞争或表达不同利益的政党政治受到严格限制。二是政府权力组织中行政组织的地位高于立法和司法组织，行政组织对于立法组织和司法组织占有优势，能够控制后者的行为。

[28][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

[29]孙立平：《集权·民主·政治现代化》，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

[30]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1][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政治权威范文篇1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提出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和谐政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冲突与矛盾、和谐与稳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和特征，政治就是用来控制冲突、化解矛盾以及获取和谐与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政治。

1．政治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政治生活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了生存，早期的人类靠采摘植物果实为生，但这种生活方式无法保证长期的生活需要。火的发现使人们得以围猎周围的小动物，人们在实践中渐渐地学会了集体围猎的方法。弓箭的发明带来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样一来，食物的来源进一步增多。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人们逐渐懂得了组织力量的强大，产生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和对氏族、部落的公共权力进行运用的原始民主。这样，人类的生活便逐步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无组织走向有组织，由一般的社会生活走向氏族社会的政治生活。其次，虽然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但经济的发展却离不开政治的反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政治现象都能在经济中找到原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决定了当时的原始民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增多以及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商人阶层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开始出现。这时，一些人开始在管理和交换的过程中把公物据为己有。攫取财富的群体为了保住其财富，就设立法院，建立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其财富合法化;另一些群体则竭力想维持旧有的财产平等以及原始民主的生活方式。在两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国家产生了。从此，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社会财富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一旦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一旦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就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恩格斯在描述国家产生时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再次，权力和权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由此成就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强制与规范作用。人类最初的权威是来自同自然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时人们不但惧怕自然界，还惧怕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后来出现了能够解释并说明这些现象的所谓的“先知”，他们便在氏族和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围猎、战争中有威望的“先知”们率领人们战胜自然，掠取财富，这又反过来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地位。这种原始权威最初靠习俗和道德来维护，但更多的是依靠宗教。国家产生以前的政治权威主要依靠原始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占卜和宗教的方式实施。而国家产生以后，政治权力便主要在国家层面展开。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结构，依靠国家暴力机关而获得强大的强制力量，它承担着积极组织和保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职能，并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对社会起着巨大的强制与规范作用。

2．政治关系和谐是全部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体系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所凝结和体现的现实政治关系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关系相互适应，既是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条件和表现。文明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既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从社会关系构成的链条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是所有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这一命题成立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全局性的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从形式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国家权力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政治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便有着最大范围的，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关系具有全局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其他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如学者们看到的那样:“从社会层面上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受到政治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的。因此，人际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又可以归纳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2］第二，从本质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各种社会价值或人们通常所说的利益如何分配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的话，那么，由于政治关系的重心在于利益的分配，它对社会关系便具有根本的影响。因此，所谓的政治关系和谐也就是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机制健全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公平正义。从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或者说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和谐，或者说社会领域公平正义的前提。

3．和谐政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首先，借用系统分析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六个方面之中的政治作用进行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中，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置，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特征，而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其一，民主法治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来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反映，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同时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制度保障社会各阶层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其二，民主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民主的发展有利于培养人们对利益诉求的正当表达，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表达和倾听意识，有利于培育人们的互助友爱精神;法治的完善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地交往。其三，民主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通过发展民主政治和加强法制建设，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创业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成果，形成鼓励人们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充满活力、公平竞争。其四，民主法治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制度保障。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分歧和冲突。而民主政治制度则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协调差异;法治则借助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其五，民主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民主法治的形式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条件。其次，从系统分析理论本身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对和谐政治的要求。系统分析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影响最大的分析方法之一。系统分析把一切政治实体都看成由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整体与环境和诸要素处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一般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输入来自环境和系统要素，包括需要和支持。进入系统的需要和支持经过系统的处理，被转换成政策或决定等，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输出由政治系统到达环境，以满足社会系统成员的需求，并控制和指导成员，组织、动员和集中资源，以求达到系统的目的。在伊斯顿那里，对系统输出的政策或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由反馈显示。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同。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进而影响政治决策，才能维护自身利益需求，而政治系统也只有在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基础上，才能作出合理的利益均衡和资源整合决策。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是民主的系统，是制度化的系统，是互动良好的系统。再次，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政治系统是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政治系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协调运转。确实，从政治的起源来看，它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时而产生的。政治系统的核心主体是国家，可以说，政治和国家是一体的，只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它们分离开来。并且，在社会大系统中，政治系统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关键。

二、和谐政治的基本内涵

要理解和谐政治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政治。在孙关宏教授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中，是这样定义的:“结合政治内涵本身的演变及当代政治科学研究对政治的理解，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政治的内涵。就狭义而言，当代的政治主要是国家的活动及其形式和关系。就广义而言，当代的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及其关系。”［3］这一定义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公共权力，不仅仅是关系，还包括公共权力活动和形式。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则认为，为满足政治这一概念范畴的周延性、确定性和本质性，“政治应该定义为:在特定时候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4］。这一定义将政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又涉及三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利益、政治权力、政治权利。其中，利益关系是基础，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是政治关系的核心内容。俞可平教授在其著作中特别指出:“概括地说，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与其他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

总的来看，无论在哪种定义中，政治都离不开社会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基本特性就是单向普遍强制性和公共性。既然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那么，政治不仅包括公共权力的关系，还包括公共权力的活动。政治的外延则是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活动和关系。利益是政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认同的观点，但不能将利益等同于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把政治看做一个系统或体系，并没有解释政治是什么，只是为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既然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那么，和谐政治应该是公共权力系统内部以及公共权力和与其相关联的要素之间的协调有序的关系。第一，从政治系统状态看，和谐政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治权力系统内部配置科学合理，运转协调，并对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导向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二是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有序，这一协调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力客体对于政治权力主体运用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的广泛认同;三是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的顺畅、有效、协调与平衡。和谐政治这三方面的协调有序，必须通过不断的政治发展来实现。根据阿尔蒙得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法定的执政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使政治系统的变革与社会阶层变化对政治的要求相适应，使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运转与民主政治发展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第二，从政治结构状态看，和谐政治一是约权政治，二是大众参与的政治。在政治权力的结构安排和制度设计上，约定政治权力的行使界限和程序并约束政治权力依规定的范围和程序行使，以制止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犯和防止政治权力的腐败。因为政治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是一种要求服从的强制力量，如果没有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很容易滥用权力，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滥用权力的后果之一是政治权力显示出自我扩张与膨胀的本能，滥用权力的后果之二是政治权力侵犯私人权利，滥用权力的后果之三是导致掌权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这些都是政治不和谐的“高音调”。因此，和谐政治的结构性前提是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约定、约束与控制。对权力约定、约束与控制的延伸就包括监督，监督一方面是监察权力是否按约定的范围与程序行使，另一方面是时时督促权力按照约定的范围与程序行使。而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只注重权力自身的结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由于利益的驱使，很难避免掌权者之间的互利、互让、互护的非规范用权行为，因此，在政治结构和制度的设计安排上，必须给予大众参与政治的空间和时间。大众参与政治不仅有利于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同时也是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首先，大众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有利于促进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其次，大众参与政治是平衡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力杠杆。既然政治权力有着不断扩张的内在冲动和本能，那么，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仅是在体制内以权力制约权力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借助大众参与政治的公民权利以构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曾指出:“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此显而易见: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