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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7:41:01

政治民主思想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1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领袖人物，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忘对政治民主原则的关怀。有关他的政治民主思想，尚少见有论述者。本文拟就此试作研讨。

一、共和国国民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出生成长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先后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清王朝，尽管当时也颁布了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政权仍为军阀官僚所把持。强烈地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作为的积极参加者，虽然还处在学生时代，但已关注着民主共和制的真正实施。针对广大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连他们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都不了解，曾做过启蒙民众政治意识的工作。他撰文将民初约法中关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条列出来，除各种自由权利之外，人民享有“请愿于议会之权”、“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应任官考试之权”，“应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他提醒民众：共和国国民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厢（项）事情，终总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吾说应该做的做上去，不过不要溢出公认法律外就好了”。他还对平等、自由作出解说：“从前专制国家……因势利而享特权，这不是共和政治所宜有的。所以，共和政治的法律，必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这说的是平等。关于自由，他说：“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为限”。1这里，在启发民众，要懂得和实施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要有独立的人格去享受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显然，年轻的早就在宣传和呼唤民主和人权了。

五四时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应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步走有了初步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第一步要实行民主政治。“大家要干涉政治，具体说起来：第一，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第二，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所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2从上述可知，当政治上觉醒，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即对实行民主政治非常关注，着意宣传，并认为，只有先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方可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纲领。

二、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3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精通的。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4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在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一九二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5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观察到的却是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致）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苏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6

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本来是装饰品，装装样子有什么要紧），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作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7

是理想主义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个”选民，揭发“一切”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又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这恐怕又是纯学理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8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着又是一回事。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确实真诚地孜孜以求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即罢免权）、改选权。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一百0六期翻到一百二十八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9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三、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要实行政治民主必然遇到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的理论问题。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既然党的决定指示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政治民主呢？或者，党的组织预先决定了的事情再经过一道民主的程序，就是走走形式吧？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施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如何处理党与党外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共产党能否迅速扩大革命势力和革命根据地能否扩展和巩固。专门撰文论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这也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除了论述党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满足群众切身的局部利益，等待和帮助群众一道前进等观点外，专门论及党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和党的决定须要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认为：“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10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党老爷”，这是实行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党必须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道理，为贯彻民主原则作理论论证。他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使他们能更好的领导群众。”11不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马列主义现有的原理终归是有限的，而“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如果党只管自己作决定发指示（纵然这些决定指示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不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能行吗？

进一步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12勇敢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党的决定有可能不完全正确，或是错误的，那时要由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修改党的决定，或是“党必须抛弃”错误的决定，采取新的决定。这里涉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程序的关系问题。那种认为党的决定天生地或永远地是正确的（正像后来所说：“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13），无须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见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论述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和要由群众实践经验来检验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从实际工作程序和认识论两方面论证，为实施政治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中华民国特区。原先的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府，设置了参议会。为了保证边区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产党员成份，中共中央还规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指出，在党与党外关系方面，在政权建设方面，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倾危险，表现在民主精神的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在党领导的地区，“既然党领导整个工作，那党就应该包办一切——这就是这些同志的‘哲学’，因此对于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也就表示了消极。”他分析说，没有民主，统一战线就无法存在，“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没有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策，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既然是统一战线，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地位，就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就应该受到注意，他们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许一党一派的包办。”14他批评说：“党包办一切的办法好像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发扬高度的‘党性’，其实这是一种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因此，这种倾向必须适时纠正。”15对实行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不能由一党包办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白。

那么，在统一战线党派合作中如何实行民主呢？指出：基本原则“就是一切要取决于大多数，经过大多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意见，但经过共同讨论之后，最后的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只有为大多数人所采纳的意见，才能经过大多数而见诸实行。”共产党提出主张，“必须采取提议的商讨的方式，而不采取强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时“欢迎其他党派其他人们的其他提议、其他意见，而且一样郑重的讨论他们的提议与意见。”这里最要紧的是，不能认为共产党提出的主张都是对的，其他党派和党外人士提出的主张都不好。说：“如果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张中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应修改。如果发现其他党派的意见中有很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采纳。务使大多数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党一派的意见，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有人们共同的意见。”16这种尊重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按照大多数意见办事的主张，浸透着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

最警辟的观点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但自己也不能搞。他说：“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均应加以贯彻。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应该自己做出实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地区内……处处表示我们拥护民主、尊重民主、实行民主。”他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拿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派专政对立。在我们领导的地区，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17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彻底的，因而也是非常真诚的。

统一战线中还包括党外的无党无派人士。要做好党派合作和与无党无派人士合作，首先要解决正确看待党外人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对人要有伟大胸怀和气魄，要有宽宏大量待人的态度，规劝共产党人要正确看待党外人士。他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之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间有才干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18只有这样具有宽阔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才能对党内偏狭关门主义和垄断政治的错误倾向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评，说出这样正大光明磊落无私的话来。而宽大胸怀和包容气度正是实施政治民主所必需的文化心理素质。

五、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体察到实施民主的重要性，对发扬民主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其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只能撮要介绍几点警妙的见解。

警觉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后最容易犯，也是最危险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党（同时还有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容易将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应为勤务员与主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19“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20

在党与政府关系方面，他提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21由此，他提出，要“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不能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22当然，也不能把人民代表的会议只当作形式，关键还在于它的内容。他指出：“人民代表会要能开得好，必须发扬民主……让到会代表自由大胆地发表意见……没有丝毫顾虑”。“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有权“清除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可以将他撤换”。23

在党与社会团体方面，认为，“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工作给否定了”。他认为，“党领导一切……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24他还提出重要论断：“集中统一下的民主...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25

感受最深、思索最多的，是共产党内发扬民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他重视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重视民主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石作用。他提出了党的领导权力，包括党的中央机构的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26的论断，道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他强烈感到，党内应该创造民主气氛，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实行集体领导。针对50年代后期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27的情况，深感忧虑。他就提出学习海瑞精神的说法，发表意见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说话而不害怕”。28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又针对的话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29当时，连、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都感到：中央内部有些问题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30后来总结说：“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31他并针对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作法，提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能完全一样，而常常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32有关党内批评，他指出：“领导者对于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33他的论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34

对党内民主问题感受最为痛切，论述亦最透辟。但他从实际生活中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实施政治民主并非易事。他说：“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作风不容易。”35他又写道：“无产阶级民主……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何以如此呢？他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36六实施民主是的政治理念

大致从参加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奋斗中，始终抱着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他想把德谟克拉西融入苏维埃政体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实施民主自由，共产党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身上浸透着追求民主的顽强精神，心中树立着实现民主的坚定理念。他真诚地执着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

当“左”倾错误思潮竭力强调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是暴力镇压，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对全部社会生活实施强力控制，在一切领域包括上层建筑思想意识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曲解为脱离民主的绝对集权制甚至领袖个人独裁制（以领袖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最高指示”，若稍有异词，就要全党全国共讨共诛）的时候，却在列宁主义那里寻求民主原则，从学理上加以论证。在他的思想里，民主制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相容的，能够统一的。他在晚年读列宁著作时体悟到，应“容许国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应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自下而上的监督等。37他是努力将列宁主义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他从列宁谈到对苏维埃政府实施监督，中央监察委员在实施监督时，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时，联想到中国古代大官化装微服私访。38在共产党人中，是一位在中国实施民主的不懈思考者。

的政治民主思想渊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自1917年他进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起，就接受了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青年》启发了的思想觉醒。从此，“他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39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通晓英文，能阅读和翻译外国论著和文学作品，视野开阔，通晓西方历史文化。他到过日本，特别是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体察过西方的生活、制度和文化。他从阅读、翻译西方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程，观察社会，剖析人生。在他的思想深处，种下了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种子，“永远追求着的只是真理和正义”。40因此，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不同，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浸染薰陶较深，当他成为列宁主义者后，心灵深处仍然埋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底蕴。

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他的人民本位观念。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是勤务员，党不能超过国家，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国家要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使人联想起古代以孟子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41深深挚爱人民，为了人民的疾苦，他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反对浮夸冒进，反对个人专权。他反对党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党老爷”。在党内不拉帮结派，对党外也主张不要以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相对立。他是真正毫无偏狭私心胸怀博大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和思想里才真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是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似乎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要求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对政府干部除了有选举权，还有“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报刊要揭露官僚主义的真相；他主张尊重群众团体的自主独立性，尊重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自由；在党内，党的领导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他要求领导者对于一般党员和下级组织提出的批评即便是完全不正确也要虚心倾听等，距离实际生活显然相当的远。但他关于国家生活、党内生活民主的各种原则，无疑是民主政治应有的轨范。事实上，正如前述，从切身体验和晚年冷静思索中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还要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他在所处历史环境里感到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从这一方面看，还是个现实主义者。

总体而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框架之内所作的思索，是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成果。他许多有关政治民主的论述还是以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样的角度作出发点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有时还只限于要求营造民主气氛（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希望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能容忍发表反面意见。他还不可能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度上考虑政治民主问题，提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高度民主这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但这无损其政治民主思想的理论光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这样对实施民主政治不倦思索、作出理论思考，并提出那么多精辟见解的，尚罕见其匹。

为实施自己应有的党员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应有的政治权利遭受过打击迫害，无疑他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失败者。但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探讨政治民主问题的思想财富而给人启示。从这一点来说，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胜利者。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人们不应忘记的名字。注释：

1：《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评论）》，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选集传记组、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页。

3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引自程中原著《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页。

4：《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文集》第二、三、四卷出版版次均同），第394页。

5同上，第393页。

6同上，第394-396页。

7同上，第399页。

8同上，第398页。

9：《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0：《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页。

1112同上，第32页。

13：《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页。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页。

15同上，第109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8页。

18《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页。

19《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页。

20《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1《正确建立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页。

22《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张四卷，第479-480页。

23《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24《社会主义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文集》第四卷，第369页。

25《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6《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8－819页。

28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一书，选集传

记组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29《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页。

30萧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第36页。

31《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页。

32《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页。

33《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张四卷，第502-503页。

34同上，第503页。

35《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页。

36《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页。

37《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38同上，第419页。

39《洛甫自传》，1941年1月14日，引自张培森主编《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9页；又见《1943年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2

一、共和国国民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是理想主义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个”选民，揭发“一切”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三、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

四、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

五、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

为实施自己应有的党员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应有的政治权利遭受过打击迫害，无疑他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失败者。但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探讨政治民主问题的思想财富而给人启示。从这一点来说，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胜利者。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人们不应忘记的名字。转注释：

1：《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评论）》，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选集传记组、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页。

3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引自程中原著《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页。

5同上，第393页。

6同上，第394-396页。

7同上，第399页。

8同上，第398页。

9：《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0：《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页。

1112同上，第32页。

13：《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页。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页。

15同上，第109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8页。

18《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页。

19《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页。

20《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1《正确建立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页。

22《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张四卷，第479-480页。

23《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24《社会主义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文集》第四卷，第369页。

25《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6《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8－819页。

28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一书，选集传

记组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29《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页。

30萧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第36页。

31《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页。

32《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页。

33《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张四卷，第502-503页。

34同上，第503页。

35《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页。

36《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页。

37《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38同上，第419页。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民本思想；民主；现代民主；民主建设

一、民本论与现代民主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它起源于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自西周以后，统治阶级就已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治国之道中。民本论一直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几千年的流传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人物对它的表述和理解有所不同，既有程度上的深浅之别，又有角度上的差异，但其基本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民为国本，治国为民，追求民权，反对专制。

“民”是一个政治意义的名词，在古代是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广大庶民。民为国本，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平民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因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民是战争胜负、事业成功、王朝兴亡的决定力量。苟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既然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其政治活动就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治国就要为民。于是，爱民、重民，安民、救民，富民、利民和教民，成为统治者治国为民的主要内容。民权，即是指民众的政治主权和行政参与权。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其基本的政权模式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拥有最高主权和一切政治事物的仲裁权。民权思想在传统民本思想中只体现在理论层面上，但是，这种肯定民权、反对专制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现实的政治。民本思想深入到统治者的心中，使其认识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之理。

现代民主，主要是指在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指导下的西方民主，是我国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政治思想。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一思想最终在我国得以确立。“民主”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从词源上说，它是由“人民”和“权利”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之意。由人民行使权利共同治理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思想，它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主权在民、人权平等和法治三个方面。主权在民，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君权神授”论而提出来的，指国家的的一切权利永远属于人民。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利。它是人民自己权利的体现。正如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所言：“民主就是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人权平等，是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理念下提出的，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前提是必须实现人权平等，即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权利平等。就民主权利的本源而言，这种人权的平等性，实质就是确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民主是与法律分不开的，因为民主制度的实施，必须要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从事一切活动。因此，法治是民主不可缺少的基本内涵之一。

二、民本论与现代民主的异同

（一）不同点

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到不同事物的内在区别。比较发现，民本论与现代民主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权利承担主体不同。传统民本论认为君主的权利是神授予的，君主是权利的源泉，主张为民做主。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民众认为自己命运的福祉完全来源于统治者，因此把A己的命运交给父母官做主，并形成对他们的期盼与依赖。现代民主不承认“君权神授”说，而认为君主的权利来源于人民，统治者只是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办事。民众的命运应由民众自己把握。民本论把君主作为权利的承担主体，而现代民主把人民大众作为权利的承担主体。民本论的实质是由君为民作主，而民主思想的本质则是由民自己作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统治。

（2）价值目的不同。民本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追求的价值目的是稳定、巩固封建专制政权。传统民本论的重民。爱民、利民等思想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讲的。如程颢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管仲说：“知予只为取者。政之宝也。”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权，而非拥护民权。而现代民主思想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人民自治。显然，两者所建构的价值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民本论下的爱护民众之举，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它是在豢养人民，以使人民为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与贡献。现代民主所追求的则是实现个人的真正价值，实现民权，即实现人民自治。

（3）实现方式及途径不同。民本的实现靠的是人治。而民主的实现靠的是法治。民本思想是为了让统治者懂得民众的巨大历史决定作用，从而自觉地去重民、爱民、利民。不做有害于人民的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它的施政主体是君主以及各级官员，因此对统治阶级的自身道德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讲究以德感化天下。由此可见，民本的实现方式是人治。现代民主思想的主旨是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个人独裁和专权，这靠统治者的自身道德是无效的，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法律可以认定民众的权利和权威。从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有效地保障民众的利益。所以说，民主的实现途径是法治。

（4）依存的经济基础不同。民本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而民主则以商业经济为基础。在封建小农经济下，小农人口数量固然众多，但他们都是自给自足，彼此间不经常进行商品交换，因此民众之间形不成一定的经济联系。从而在政治结构中也形不成目标一致的政治团体。而商品经济不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否定了以往以血缘、门第等观念所划分的高底贵贱，只承认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它奉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协作。因此，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开不出现代民主的花朵。现代民主只能生长在商品经济的土壤里。

（二）相同点

民本与民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内在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民本论与现代民主都体现了重民思想。由于统治阶级认识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统治真理，所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其统治过程中。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极其重视民众的利益，把爱民、利民等作为其善政措施的指导思想。如明成祖朱棣所言：“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日‘惟天惠民’，又日‘安民则惠’，然天子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现代民主的使命就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实现民众的自由与平等，显然也是把民众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2）民本与民主都有反对专权、专利的思想。反对专权、专利这一思想，很早就被提出来了。如成书与战国时期的《商君书》中就说：“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擅一国之利是专利，管一官之重是专权，两者都是对国家的危害。民本论者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从而提出一些学说来限制王权。现代民主的首要内涵是要求主权在民，因此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因为只有有效的限制王权，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

三、民本论对现代民主建设的启示

（一）培育民众参与意识，提高民众参与程度

在传统的由官为民做主的民本思想影响下，至今我国广大基层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都不强。为了我国民主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培育人民民主的参与意识，并且拓宽其参与渠道，从而提升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人民的参与程度既是我国人民主人翁地位的体现。又是衡量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尺度。这种参与意识的培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改变人民的传统观念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在通过教育等方式来培植的同时。还要完善与其相配的法律法规。我国民主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任务在基层，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健全基层人民自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能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公务员之家

（二）坚持以人为本。清除“官本位”思想

我国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以人为本”是我国民主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现象。个别政府官员脱离人民群众，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困苦，既使给人民做些实事，也往往是以主人的心态认为是对人民的恩惠，而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传统的重民、爱民等民本思想应得到提倡和发扬，并且将其融于当今的“以人为本”思想中。使国家公务员切实养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型工作作风，从而推动和促进民主的现代化建设。

（三）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法治程度

传统的民本思想突出的是人治，广大民众的权益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和实现。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就必须加强民主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还不够高，人民的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得不到充分的实现。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主现代化的进程。要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法治程度。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4

但也有少数党处境艰难，地位不稳。

一、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政治民主压力与挑战

最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在政治上普遍面对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多重民主压力，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动，受制因素增多，行动能力受到局限，出现了多种社会综合症。

(一)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增多并趋于凸显

其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不少国家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及社会的转型，一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较大分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展。据统计，俄罗斯、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则达1亿多人，南非、巴西、秘鲁、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像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国的富裕阶层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并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不断向执政党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像俄罗斯等国的新富阶层则公开向执政当局提出权力分享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执政党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传统的中产阶级落人贫困阶层队伍，加上有些国家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赤贫阶层队伍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时常利用民主的武器来牵制执政党的决策。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起“无地农民运动”，甚至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劳工党也带来一定冲击。印度的广大农民阶层在2004年的大选中，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印度人民党赶下了台。

其二，一些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给执政党的协调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多样化日显，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影响明显，部分知识精英时常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要求本国执政党，对现行执政体制进行鞭挞。一些国家妇女参政意愿增强，要求执政当局在实现政治、经济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也不时给本国执政党施压，期望满足会员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一些国家的教会组织也参与乃至干预政治，如菲律宾教会支持反对派势力对执政联盟进行施压。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弱小部族、种族要求执政党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决权。当今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南非、菲律宾等国执政党大都处于上述多种挑战之中。

其三，国内反对党或反对派对执政党所构成的政治压力明显加大。当今亚非拉不少国家执政党都程度不同地面临来自本国反对派的挑战，特别是政治民主方面的挑战更加凸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执政党开放党禁，期望通过选举向政党化转型。南非人民大会党指责非国大破坏新党的活动是“民主的倒退”，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观察员来监督南非在200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哥伦比亚几个反对党也曾联手反对右翼保守党领袖乌里韦谋求连任，强调这会动摇本国的民主基础，要通过结束乌里韦的专制统治来挽救哥伦比亚的民主。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反对派阵营在安瓦尔的率领下，高举结束巫统独断专行的旗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打破了国民阵线“一党独大”的稳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动本国政治生态向多元化的方向变革。

其四，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也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带来一定挑战。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日益开放，NGO也在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国目前分别有大约60万、60万、22万、10多万、2万人参加了NGO。这些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广阔，特别是涉入政治领域的情况日益增多。这使得公民社会、NGO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它们高举民主、良政、公平、

自主等口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和治理，参与本国的选举、司法维权和促进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动，坦桑尼亚的NGO还与执政党一起讨论国家修宪问题，尼日利亚的NGO积极推动本国的良政、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活动。亚非拉一些NGO有时还直接参与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的统治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二)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挑战明显增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资讯获取的便利和人们通讯交流的便捷，使得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国家传统的执政体制及方式遭到挑战，执政理念受到外部思想的冲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就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压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因素。西方的民主、良政、政权、自治等观念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亟待寻找新的应对方略。

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实力优势，加紧推销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赤裸裸地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政治民主”。美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表示，其在全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国家，还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公开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限制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剥夺了自由”，推行的是“暴政”。美国还于2004年初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期望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改造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欧盟也极力配合美国着力推进这一进程；西方又利用经援、人道主义援助等手段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及个别亚洲、拉美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作为其政治民主的衡量标准，要求受援国家“对号入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西方相继把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等多个发展中国家认定为所谓的“暴政前哨”、“邪恶轴心”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公开的打压、政治干预，甚至公开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专制政权。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把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压力付诸行动。它们相继对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施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恫吓和军事打击。西方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党、埃及的穆兄会、津巴布韦的民革运、蒙古的等，来对本国执政党施压。它们还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分化、渗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部分NGO，暗中支持和怂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缅甸等国的反对派掀起“颜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向执政党发难，并在把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赶下台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西方国家还利用宗教活动，借传教布道之机，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思想理念，影响其国民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近期就强调，美国“传教团”比共和党人布什的单边行动对世界和独联体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主要应对举措与制度安排

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对内外政治压力，注意从本党本国实际出发，在推进本国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体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举措。

(一)在内外环境制约下，不得不或者被迫实行多党制，并结合国情进行制度改造。面对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民主化大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没有逆潮流而动，而是推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定期进行公开、透明与自由的选举，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党民主体制靠拢。至今，在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已有大约130多个国家不得不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剩下的多为无党制国家。

还应看到，那些实行和后来改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许多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多党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性改造，即所谓借“西方的壳”，筑“自己的核”，探索建立符合自身政治发展要求的多样化的政党制度，表现在：一是拉美少数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的国家(如牙买加、圭亚那、哥伦比亚等)实行了两党制。二是多数国家建立了“一党主导”型的多党制，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实行的是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制度，贝宁等实行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三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中亚等国实行以政坛强人为核心的多党制，政权党主要依靠政治强人而起作用，其他政党允许存在但基本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也在多党制名义下实行威权领袖型体制。四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马里等和拉美左翼当政的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则是实行带有过渡性的不稳定的政党体制，执政党也处在重塑过程中。

(二)确立并不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权力体制与运作方式。实现执政资源的重组和有效利用，确保执政党较长时期地掌控政局。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实际特别是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国家权力构架，多数拉美、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采取总统制的权力体制，部分国家采用半总统议会制或议会制的权力体制。印度尼西亚近期的政体改革突出了国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淡却了总统长期专权的阴影。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通过部族头领、酋长会议和执政联盟政党领袖定期会晤来予以辅助，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至少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平衡，不过度集中于一头。在政府构成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减缓压力，化解矛盾，实行较为灵活的政策。贝宁和马里等国推行由无党派人士出任总统，不设执政党，主要政党基本都参政的模式。津巴布韦在内外压力下，实行执政党与反对党分权的模式，总统、总理各属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党近些年来即使在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也不搞一党执政，而是拉奉党人阁，向内外展示联合执政架势。

同时，又要看到，由于全球化、国际民主化潮流带来的风险增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体制近来出现向“重集权、轻竞争”方向变异的趋势，在宪法上大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共和政体，大权集中于个人尤其是执政党领袖，包括俄罗斯和拉美左翼等一些国家近期还推动修宪，延长总统任期或扩大总统权力。俄罗斯把每任总统任期从四年延至六年，有利于日后俄政坛强人更长时间掌权，委内瑞拉修宪则为查韦斯继续谋求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在选举制度上，为缓解内外压力，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宽了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条件。但是，包括新加坡、俄罗斯、南非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议会选举上则通过改革选区制、提高议会门槛率等举措来限制小党特别是挤压反对党，增大执政党获胜机率。

(三)确立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为执政党凝聚民心提供思想武器。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利用“软实力”治国，注重塑造为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顺应形势变化和民意夙愿，调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较为激进的指导思想。像坦桑尼亚革命党、蒙古人革党改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吸纳部分社会主义的思想。马来西亚巫统则倡导广泛的民族主义，强调无论是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都是“一家人”，提出各族“一家亲”的口号，强调在“国旗下的忠诚”。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包括巴西劳工党、秘鲁阿普拉党等在内的拉美一些执政党在吸纳原民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和推行新民众主义思想，淡化意识形态，在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注意兼容其他思想的有益成分，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主张对外开放，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和保护弱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扩大就业。俄罗斯的统俄党则基于其大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秉承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思想，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地选择民主模式，探索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民主：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国民思想团结和精神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俄执政当局把“主权民主”视为主流价值观，符合国内大多数民众的心愿，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

(四)稳妥处理与反对派、宗教等势力的关系，减缓体制内外的冲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实际，对于反对党或反对派的利益诉求给予一定回应，加快政体改革，放宽新闻管制，允许选举中出现“低水平的竞争”现象存在。多数较强势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把反对党限定于“存在”，但又“不发挥实质作用”的范围内。有的侧重于对反对党的安抚，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执政党重视对反对派的拉拢。埃塞俄比亚革命阵线党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对话、谈判等手段处理同反对党的关系，党的领袖、总统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并形成总统出访必随带一名反对党成员的惯例，从而弱化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态度。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对反对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政策。蒙古人革党2008年对反对派发起的骚乱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同时又拉最大反对党人阁，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政局和社会局势的稳定。针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各国执政党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范和挤压，柬埔寨人民党通过拉拢人权党等办法来分化森朗西党，甚至曾在2005年冻结森朗西等三名议员的豁免权。并判处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在推进政改的同时，又通过修宪禁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航空公司(《邮报》拥有25％的股份)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邮报》进行整治，并乘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五)综合应对西方的分化和渗透，同时又注意吸纳国际上的一些进步思想理念及基本做法。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注意做足姿态，部分地回应西方对其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以显示其民主、透明和公正。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认为“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的坚定选择”。

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非常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注意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的得失及相关思考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针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和挑战时，所应对的矛盾焦点有所不同，所采取的举措各有侧重，因此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国家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数国家则留下惨痛的教训。

(一)任何一种执政体制的确立都必须切合本国国情，反映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诉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族宗教传统等因素的高度凝结，这是决定一国政治体制要素组成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因此一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迄今并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哪一种政党制度、政权模式是公认的典范，一定优越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只要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较好地改善民生，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实现高效施政和政府廉明，这样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就必然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拥护的政治制度。新加坡、突尼斯、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执政党并没有模仿和套用西方政党制度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设计，甚至敢于顶住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其所确立的政党制度运行效果较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部分独联体和非洲国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制度为蓝本，盲目照搬西方来构建本国的政党制度，有的还以此作为融入西方世界的跳板，或以此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反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导致国内党争不断，利益集团厮杀激烈，造成国家政局动荡，有的甚至引发军事政变，以致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像乍得、几内亚比绍、格鲁吉亚等就是写照。

(二)执政党应以变革精神对待本国的政治体制，及时调整，善于进行制度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执政党作为本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或引导力量，应当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敢于对传统的政权体制、政党制度进行适度和必要的调整革新，改革过时的体制机制，补充新的内容，使之保持一定的生机与活力。执政党要以开放的战略眼光看待当今的世界，打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善于吸取对己有利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对某些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则，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坦桑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巴西、秘鲁等诸多国家执政党近些年来都进行了权力体制的改革，针对宪法、党政关系、选举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党的自身建设以及与反对派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调整，缓解了内外压力，取得了主动权。也有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在调整中改革力度过大，尤其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重大转向，导致改革失控，反对党坐大，自己丧失了执政地位。在亚非拉国家还有一些执政党不思改革或者改革失误，导致党自身陷入困境乃至危机中，教训深刻。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也是新时期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党和人民对这一理论的初步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搭建了基本框架，并指明了发展路径。

一、创立人民民主理论，揭示和充实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状态的重要标志，其实质是政治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采取“议政合一”的形式，并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视文明为一种社会品质，指出在阶级对抗、国家统治的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资产阶级文明是以征服自然力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共产主义文明，则是对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旧文明”的超越。它使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和自己的社会结合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从而结束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时代”，开始了真正的人类文明史。列宁把社会主义文明也看作“一种国家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作为国家形态继续存在。他在对改革和完善苏维埃民主制度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后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新型民主，是人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所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内在要求。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以“国家民主化”、建设“民主制度”和实现政治“自由”为目标导向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新中国建立后，他更把政治民主化目标表述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把民主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统一起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政治思想的新超越。

以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重视民主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传统，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说。他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认为人民民主并不是一种空泛的意识观念，而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首先体现在国体中。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的历史决定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性质，既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个政权中，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鲜明地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统一，突出了两者的相互结合和人民民主这一主体。它不仅在形式上直接标明了我国的阶级状况和民主性质，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国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片面性，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要比单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更广泛，也更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表明，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又在阶级构成的广泛性、组织形式、名称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人民民主专政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对其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他多次强调要“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同建设人民民主”。他的人民民主理论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指南。

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基础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创建起来的，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架构和基本形态。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一制度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代议制的思想、总结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抗战时期,就把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推行民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相联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政府应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也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地反对革命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但在本质上由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而且在形式上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权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至高无上的原则。同时，这一制度实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相结合的国家权力体系，采用民主协商与多数决定相结合的工作程序，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建立为人民管理国家、行使主人翁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成为我国实现人民民主权力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各派进行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并且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他指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是一个阶级专政和，“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合作的”。并认为，给派以充分参政议政的机会，既可以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又可以监督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正确处理同其他政党关系的基本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创造。这一制度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充分体现了各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创新。

第三，提出和创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独特的、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民族制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民族关系原则和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把人民主权原则和“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原则运用于处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上，确立了单一制国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方针。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机构，按照本民族的意愿管理其事务，真正体现了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上的完全平等，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提供了制度保证并树立了典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障了自治地方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保障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关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在处理多民族关系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又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三、强调中国特色，指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根据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断探索和总结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且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

首先，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控制和影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资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稳步推进。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主是经过共产党来领导的，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一切不正之风。他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更严格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推进依法治国，从而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其次，强调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近代中国模仿西方政体屡屡失败的教训，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照搬别人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正是在对国情的深入广泛调查和科学分析基础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如，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进一步丰富民主生活，重视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民主建设的进程必须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来确定；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总结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手段；经济上要实行“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做到生产经营民主化，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工人参加管理，做到管理民主化，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军事上要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艺术的不同风格和形式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反对用行政手段干涉文化和学术，等等。这些基本经验应该说仍然是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

再次，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执政党掌握很大的公共权力，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党内民主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体现了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想。文章强调，斯大林晚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逐渐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执政党内部民主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所领导的整个国家的民主，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家民主的关键。一再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正确途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党内民主需要监督作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让人民监督政府”。1945年7月，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概括性地提出了“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为保证群众监督，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行使监督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为此，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等群众管理形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领导者。同时，还提出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实践证明，在推进党内民主的同时更加注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特别是派的监督，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最后，强调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形式。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并区别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实行民主的形式。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大民主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主要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小民主主要是指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地进行思想教育。认为，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不宜采取大民主的做法，而应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还认为，用小民主的方法，也可以克服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抵制由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造成的党内上涨的享受风。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加剧，开始把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民主搬到社会政治舞台，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有利于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加以大力提倡，结果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挫折。

此外，强调“三个建设”协调推进。在民主革命时期，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同时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完整纲领，并明确指出必须将这三者“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认真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点，提出了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将其归纳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的“三个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一段时期的实践中虽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却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经济民主

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忽视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研究。事实上，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经济民主，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1](p)，以开拓者的无畏勇气，提出了完整、科学的经济民主理论，并运用它制定了改革的大政方针。认真研究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来源

1、群众路线。邓小平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并把群众路线提到了事业成败的高度，即“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我们就得到成功；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2](1-p221)因此，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制定，各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决策都必须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经济民主的群众基础。

2、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2-p175)，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4](1-p312)。在实践中，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从党内生活扩展到所有的机关、团体、乡村、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工作中，尤其是经济工作中，形成了经济民主集中制思想，是经济民主的决策基础。

3、经济民主思想。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积极贯彻和执行经济民主。他多次强调，在军队中提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5](1-p347,2-p83)，既关注军队的经济民主问题，更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民主问题。尤其是认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6](2-p83)，并深刻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集中抓住了“发扬经济民主”这一核心问题[7](2-p145)，从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民主理论。

二、形成过程

1、萌芽时期1938—1949年，邓小平在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提出的“经济民主”政策，提出了一些经济民主观点。如，一切工作中都有民主的问题[8](1-p21)，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反对遽然打破原有经济结构[9](1-p83,112)，坚持贸易自由[10](1-p83)，经济问题成立专门机构专门研究[11](1-p120)，反对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12](1-p123)。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萌芽。

2、发展时期1950—1966年，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的指示精神，积极探索经济民主。他强调工厂管理的民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13](1-p176-179)；加强工会作用，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和实行群众监督[14](1-p271-273)；克服困难的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15](1-p321)；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16](1-p167)；反对经济工作中不适当的过分集权[17](1-p227)；生产关系的选择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为标准等思想[18](1-p323)。这些思想标志着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初露端倪。

3、形成时期1975—1982年，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经济民主理论，并将之运用于指导改革实践。他强调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总原则[19](2-p130,196)，并进行了深刻阐述：集中和分散都要够[20](2-p199)，并力主下放权力[21](2-p131,145-146)，要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积极性创造性[22](2-p145,362)；民主的目的在于调动积极性[23](2-p232-233)；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4](2-p146)，用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地方、企业、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25](2-p147)；坚持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26](2-p137)，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党的领导、权利与义务相结合[27](2-p176)；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8](2-p146)，走经济管理民主化道路[29](2-p336)。必须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2-p236)，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31](2-p311)。至此，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已经形成。

4、完善时期1983—1997年，邓小平把经济民主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改革，并在改革中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他重申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办事的思想[32](3-p130)，并进一步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是调动积极性最中心环节[33](3-p178)，权力下放是调动积极性最主要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34](3-p242)等论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35](3-p192)，实行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36](3-p154)；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37](3-p203,364,373)，衡量改革得失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38](3-p372)；实现经济民主化必须实行政治改革[39](3-p146)，并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卓识远见。

、基本目标

1、调动积极性创造性。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人的行为动力、质量和结果。实行经济民主，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喷发泉涌。因此,邓小平把调动积极性作为加强民主、发展民主的目标[40](2-p232-233)。他在总结经验时强调，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41](2-p233)，面貌就改变了。可以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42](3-p242)。实践证明，解决了积极性创造性问题，才能解决生产力、国力和生活水平问题。

2、发展生产力。早在50年代邓小平就指：“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43](1-p148)。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44](3-p6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45](3-p116)，“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46](3-p63)，“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7](2-p314)。因此，经济民主必然指向生产力，否则毫无意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进一步解决调动积极性创造性问题。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富裕的历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切国家的最高的政策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追求共同富裕。因此，实行经济民主，无论调动积极胜、发展生产力，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的提高生活水平。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8](2-p314)。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积极性创造性、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这是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的基石。

四、基本内容

1、坚持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首先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49](1-p228)，尤其是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力求实现法制化，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实行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50](2-p360)，强调中央权威和宏观管理，维护全国政令与市场的统一[51](3-p277-278)。三是坚持首长负责制，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合作相结合[52](2-p341)，反对“一言堂”、“个人说了算”[53](2-p360)。四是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充分讨论、协商，作出决定，必须服从[54](1-p228)。五是充分集中、充分分散。集中不够分散不够，肯定不行。“该集中的必须集中”[55](2-p199-201)，也反对经济工作中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56](1-p227)。这一方面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财产权利分散化”，或者说“产权的分立”的基础，不仅指向了经济自由，同时也指向了经济民主。

2、坚持民主和法制相结合。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必须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特权就会产生垄断和腐化，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57](2-p146)，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准则。三是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基本方针[58](2-p147)，人人享受公正的法律保护。四是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59](3-p154)，“这两只手都要硬”[60](3-p378)。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民商事行为的实质，是民主的核心、法制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一是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61]（2-p175-176）。二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享有权利的一方，也必须是承担相应义务的一方，反之亦然。三是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任何一方的权利的实现都依赖另一方的义务的履行，任何一方享受权利的同时都必须承担响应的义务。四是同权同利同义务。实现经济民主，必须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62](2-p176)。

4、权责利统一。邓小平十分强调权责利的统一，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改革实践中。一是下放权力。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63](2-p131)，“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64](3-p180)。二是责任约束。要解决各地企事业单位与党政各级机关中“无人负责”的现象，“既要考虑给企业干部的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65](2-p131)。“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66](2-p151)，反之亦然。三是利益驱动。在农村改革中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从而使农村改革释放了巨大能量。城市改革依据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思路，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探索和实践股份制的实现环境、体制、机制和方式。实践表明，它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正确思路。

5、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经济民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现民意，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67](1-p323)据此，邓小平提出了改变中国面貌的三大经济政策：共同富裕[68](2-p152)、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体现了民意，极大地激发了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生产力。

6、管理民主化。邓小平对管理民主化最注意。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69](1-p272)，相反“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70](1-p321)，实现管理民主化。一是民主选举。解决任何问题，“根本的问题是选举”[71](1-p321)。只有通过民主选举，人才问题、领导核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二是民主决策。必须让群众参与管理[72](3-p180)，参与决策。群众最富首造性，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73](1-p273)三是民主管理。“‘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地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妥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74](1-p176-177)。四是民主监督。需要各方面的监督[75](2-p205)，必须实行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76](1-p270-271)。当前经济领域的监督已经刻不容缓。五是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77](1-p123,2-p149-150)。管理中的经验主义使人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使人脱离群众，这是经济民主的大敌。

五、理论意义

1、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丰富和发扬经济民主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创立了经济民主理论，开拓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领域。

2、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形成于经济改革过程之中，并指导着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改革过程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承认并推行产权分散化，突出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民主化过程。实践证明，经济民主是解放生产力的大法宝，是一种生产力。

3、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理论。在宏观上必须按照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进行各项经济制度的创新，在微观上企业运作和价值的市场实现必须遵循多数决定原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也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

4、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服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民主的措施、进程与成果，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化法制化，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7

二、形成过程

三、基本目标

四、基本内容

五、理论意义

【摘要】：邓小平经济民主理论是邓小平组成部分。它形成于经济改革过程之中并指导经济改革全过程，坚持利益主体的独立、自主，积极性、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良性循环，权责利三位一体，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党的领导、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强调经济民主化、法律化。实践证明，经济民主是解放产力的法宝，更是一种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和贯彻经济民主。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经济民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8

一、“经济民主”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时，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因为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为根本和终极目的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他们进一步提出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中，人们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行科学、民主管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愿意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描述，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未来的状况是由未来的具体实践决定的，所以对“经济民主”他们也没有做出太多阐释，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原则性地提出“经济民主”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内容：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经济自治等。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必然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1］（P287）；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也意味着还劳动权于人民，也就是将支配资本的权力还于人民，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支配，即“把资本转化为公共的属于社会主体成员的财产”，也就促进“生产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1］（P287）。可以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的承担者，即使在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在阶级社会中，这一优势地位是剥削阶级的特权，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已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2］（P297－298），而表现为劳动条件与劳动相一致，从而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二、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把握上，确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的经济民主思想体现了长时段的发展性涵义。

（一）作为经济改革启动钥匙的经济民主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1978年，他在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3］（P145－146）。很显然，发扬经济民主的命题为中国之后的改革确定了基调，为经济建设确定了方向。人们会认为，邓小平并没有在以后使用过“经济民主”，所以认为邓小平具有经济民主思想未免牵强。事实上，邓小平确切地具有经济民主思想，并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把经济民主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落到了实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于在提出“经济民主”后，他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这一说法，应该是这个睿智的政治家通过认真思考后的选择，因为“经济民主”必然地与“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按照唯物史观以及实事求是原则，抽象的讨论代替不了现实的发展，所以他事实上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把经济民主付诸实施，并不断丰富它的内涵，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它。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也就是说改革是针对已有的问题，寻求对策，有了思路，付诸试验，成功后再一步步推进的。而经济民主也就是对以往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错误的纠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是照搬照抄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验，这种模式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是先进生产力，而不顾国家的现实基础；认为只要依靠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就足以推动社会的大幅度前进；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大二公三纯”，从而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的推行铺平道路。在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不可避免地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智慧无法得到发挥和运用，以至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就是针对这一历史形成的困境，邓小平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对策，概念清晰，目标明确。但在这里，经济民主还仅仅是就狭义上的经济管理模式而言的。而从整个邓小平的思想发展来看，其“经济民主”思想经过实践的反复论证逐渐发展，最后丰满了起来。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化的要求

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民主经济。可以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中国的市场化从改革之初的探索，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最后定调和定向，都是以经济民主思想作为主线的。一般来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总是同决策的分散、商品生产者的自主经营联系在一起的，而整个市场化改革就是不断践行和深化经济民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民主本质大体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1．市场主体多元化。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生产主体多元化，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中国以往的所有制结构使得市场主体单一化，这也是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的根本原因，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在原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之外，出现了很多新鲜的主体形式，如私营、中外合资、外资独资、联营组织、企业集团、个人独资、农村承包经营、个体工商和个人合伙等。这些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灵活选择，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各个层次，并在社会需求中形成“物质流动”，使市场日益活跃、经济快速增长。

2．政府管理经济民主化。按照市场经济民主本性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由以前单一的计划行政模式转变为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综合模式，直接的微观管理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强制性行政命令转变为非强制性的行政指导。

3．经济运作体制民主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经历了运作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最为典型的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历了国有国营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厂长责任制到构架企业法人内部治理结构，从工厂制到公司制改造，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从分散经营到横向联合和集团化，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内部改革到制度创新，从试图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到通过有抓有放从而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从单向改革到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寓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之中的。

4．市场主体内部管理民主化。经历了市场浪潮的大洗礼，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市场主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来确保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也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为此，中国通过立法来支持和保障相关民主权利，如企业法规定的职工代表大会、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等。

（三）经济民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

经济民主必然落脚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上。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中，他提出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经济民主思想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解放，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始终坚持这个理想，又要紧密结合中国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实践，确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针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4］（P110），“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4］（P155），“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P373）。应该说，这是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准确把握。如果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少数人垄断了改革成果，那改革就会背弃人心，就会最终“转向”。而要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就是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前提下，确保经济发展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当然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里又有一个逻辑结构，以前由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的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富”。在这个框架里，中国制定了很多富民政策，有效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走上令世人瞩目的致富道路。

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在当前的实践意义

从经济民主的逻辑演进来看，当前中国在启动改革激发活力和市场化改革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第三个层次上遭遇了现实的困境：在“蛋糕做大”之后，那些为做蛋糕付出艰巨劳动的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享到蛋糕的甜蜜，这是与“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内在要求相悖的，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危险”的。而这些年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背离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共同富裕”上来看，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表现得极为严重：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资料显示，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2．37∶1，1985年缩小为1．72∶1，2003年扩大为3．2∶1。如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和福利等因素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得多，有人认为达到了5∶1或6∶1，为世界之最。

2．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资料显示，2002年收入最高的5％人群组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近20％，最高收入的10％人群组占社会总收入的32％。在富裕阶层扩大的同时，低收入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陷入绝对贫困。

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据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行榜显示，最发达省份是最不发达省份的10倍多。

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9

思想界更是依据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将城市自治视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所在,积极要求推进城市自治,改革城市政治。作为寻求社会政治改良的方案,城市自治思想还与20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相伴随,成为城市近代化在政治诉求方面的主要内容,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走向。尽管城市自治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但客观上有助于近代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观精神动力。

一

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自治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鸦片战争前后,地方自治思想随着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传入中国。近年来,学界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对清末城市自治运动也多有涉及①,但是对清末城市自治思想的形成、流变及其对20世纪较长时段内中国城市发展走向的影响尚缺乏梳理,本文拟在此宏观角度作些努力。

城市自治思想尽管形成于清末,然而对西方

①研究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论著有沈怀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等。研究清末城市自治运动的论文有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英:《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

城市自治制度的介绍却开始于19世纪50～60年代,与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几乎同步。从自强新政开始,相继走出国门、身历目睹域外城市文明的驻外使臣和留学生中已有人注意到国外独特的城市管理制度。1866年斌椿游历欧洲后,对英国的城市自治制度就有简略介绍:“英属各乡镇,皆公举一人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1](p118)曾纪泽到伦敦后,对英国的城市管理制度也有所留意,记有:“英之各城皆有城主,能赏罚城中之民??惟每城岁一易主。”[2](p70)1876年,任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对英国城市自治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涉及城市自治机构的人事构成、选举办法、职责范围、经费来源、任期限制、就职仪式等内容,较为符合英国城市自治制度的实际。这也是驻外使臣详细介绍城市自治制度的文献。需要注意的是,刘锡鸿在对比英国的城市自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乡遂里正制时,还隐然表露出对英国城市自治制度欣赏、赞许的态度。[3](p138～140)

郭嵩焘也记录有伦敦的城市自治制度。他注意到英国“在一千一百八十年后,设立伦敦买阿尔衙门,令民自选”的史实。[4](p370)买阿尔(mayor)即市长。他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此其立国之本也。”论者经常引用其中关于议政院的论述来说明郭嵩焘的西方议会民主观念,却忽视了他对于城市自治制度的重要论述。其实,郭嵩焘认为巴力门(parliament)和买阿尔同是英国立国之本,所以他在谈论英国政治制度时总是把二者并举。如他讲:“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百数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4](p373)以此说明提倡民权容易受到人民的支持,政权有稳固的基础。郭嵩焘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剖析是深刻的,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基层民主政治的支柱,而议会则是建立在地方自治民主制度上的中央议决机关,二者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相互维系,缺一不可。在郭嵩焘看来,巴力门和买阿尔相对比,城市自治制度比国家议院更具有稳定性,更能反映民意从而得到民众支持。

此后,张德彝、洪勋、宋育仁等也陆续记录有国外的城市自治制度。但除郭嵩焘对城市自治制度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外,绝大多数人士对城市自治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尚缺乏认识,只是偶尔流露出赞许的态度,还没有提及在国内仿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焦虑和期盼中,最早走向了世界、内心又萌动着对城市文明新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要将城市的发展进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联系。这种着眼于国内现实需要考察域外城市的倾向,是近代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显著特点。[5]这从他们走出国门之始对国外城市自治制度的大量介绍中体现出来。这种认知思路的发展,使得城市自治思想到清末大力倡行地方自治时,伴随着先进人士城市观念的深入及对西方政治制度认识的深化而日益凸现。

二

“清季以来,谈国是者,咸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基础。”[6](p840～841)从戊戌时期开始倡行的地方自治思想,到20世纪初年达到高潮。在对地方自治的讨论中,以周官乡遂之制、汉代乡亭之制、朱子吕氏乡约遗规等旧制来附会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言论相当普遍。康有为即以各地兴办的团练、善堂、书院等地方事务来证明中国也有“纯乎地方自治”[7]。与这种将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与中国传统乡官制度混同的认识不同,梁启超经过1903年到美洲新大陆的短暂游历,提出了对近代地方自治明显高人一筹的见解。

梁启超着重考察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原则。

美国独立以来,殖民地时期受英国政治制度影响而形成的以市镇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传统向全国推广。19世纪末,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城市获得的自治权限也越来越大。[8](p146)20世纪初时,城市不仅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且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即从美国城市这一视窗敏锐地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其民主政治的基础,从而第一次准确触及到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质。他得出的结论是:“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9](p160)在此,梁启超准确地阐述了城市自治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自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

梁启超继而对美国的华人社会群体进行了考察,结果令他颇感失望,认为华人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阐述说:“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镇,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9](p144～145)梁启超注意到,缺乏市制自治传统、无市民资格的华人即便以个人资格在美国“最自由之大市”生活“,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这一缺陷乃“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非朝夕之功所能改观,所以他提醒说:“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9](p145)可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梁启超到晚年仍坚持中西分属族制自治和市制自治的思想。在所著《中国文化史》的社会组织篇中,对比中西乡治和都市制度时,他又多次重申了“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

故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的观点。[10](p52)西方的市制自治与中国的族制自治使之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析为两途,梁启超在此准确地区分开了中西地方自治的不同精神旨趣。西方的地方自治肇始于城市,受欧洲中世纪政治结构中“政教分离”、城市与国家二元对立等历史传统的影响,在相对独立、自由的自治城市里最先出现社会束缚松动、自由意识伸张、市民社会兴起等社会变动,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的近代民主国家;而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城市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市民受到政府的严格约束,无法产生相对独立的自治城市,也不会有享受一定政治特权及经济、法律等权利的自治市民。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是由封闭的宗族组成,虽然宗族内部有较为严密的组织,但是宗族之间实际上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无法凝聚成一个社会。乡村的宗族又是由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士绅来控制,缺乏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性,因此和封建城市一样难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以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11]梁启超能够透过美国城市表象,准确把握中西地方自治的实质性差异,其思想之敏锐令人叹服。梁漱溟先生评价说,梁启超在游美期间对中西地方自治的“略点”一二“,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见正自不差了”。[12](p254)综上所述,梁启超从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认识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族制自治,与西方的自治精神大相径庭。这表明他对近代地方自治的实质以及城市和地方自治的内在关系有比同时代人深刻得多的认识和理解。理解的深入势必推动国内的地方自治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

三

在20世纪初年要求推行地方自治的舆论中,有相当多的人士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自觉地将城市与地方自治联系在一起,呼吁以城市为重心实施地方自治。不过,这一时期鼓吹地方自治者的思想比较芜杂,其城市自治思想既明显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但又接受有康有为等认为的西方近代地方自治中国古已有之的观念。总之是互有取舍,糅杂中西地方自治的差异。不过,争取实现以城市为主导的地方自治是此后地方自治运动发展的潮流。如有论者主张应在城市中推行地方自治,“内参朱子吕氏乡约之遗规,外取列国市府议会之新律,合之以吾国之内情,酌之以今日之现势,定为成宪,俾天下相与遵守”,以此奠定立宪之基。[13]建议地方自治先在城市实行的依据是:“美国立国之初,其中数州,自治之治,亦仅先行之都市。”论者还以周官乡遂之制附会法、德等国的市制,主张“今用周官之古意,仿诸国之新制,参酌损益,先行之于都市”,则地方自治“顺而易成”。[14]有论者直接指出:“今日欲求真实立宪之制,渐次成立,在势诚不得不汲汲于地方自治矣。”“则今欲求自治,著乎之点,即不可不先从事于市政。”[15]主张先实行城市范围内的地方自治,以此改变专制制度。

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情况看,城市范围内的地方自治是主流,各地自治运动主要倚重城市来推行。在最早自发兴办地方自治的上海,当地绅商受租界影响在全国率先设立自治性质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主持局务的李平书、祝承桂等堪称为城市自治运动的先驱。[16](p271)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地方自治运动由各地自发举办,转入在清政府的督导下全面推行阶段。为减少阻力、尽快见效,各地官绅有意识地主要围绕城市推行地方自治。社会舆论根据国民智识低下、国土辽阔、风俗悬殊等客观情况,也提倡“宜于各省省会与夫市镇之繁盛者,先令实行地方自治之制。行之数年,有成效矣,各省人士见闻日习,政才日裕。且既有模范可以近取而则效也,则可渐推而行之府县乡村。十年以往,教育愈兴,民智愈启,自治之制,自可遍行于通国,而无复纷扰之虞”。[14]各省官员多是选择繁盛城市试办地方自治,以开化风气。如湖北“,借武、汉两府为试办自治之地,使人民咸晓然于职务范围之所在,然后推行尊办,庶不致法立弊生,徒滋纷扰”[17](p769)。直隶“,查清苑县为省会首善之区,已饬令组织城议事会、董事会,为各属模范,以利推行而期普及”[17](p809)。就各省地方自治的办理情况看,城镇自治机构的设立普遍比乡村自治机构提前完成。安徽在宣统二年已将全省“城厢自治一律办齐”。[17](p782)同年,湖北“各属城治之自治公所,已据报告,一律成立,自治研究所亦次第开办”。[17](p785)城镇自治实际走在了乡村自治的前面。

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末城市自治运动的发展并不充分。尽管如此,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成立的城市自治公所超过850个,镇自治公所超过530个,乡自治公所在1970个以上。[18](p92～93)考虑到当时城乡数量的悬殊比例,完全可以认定,地方自治运动的重心是城镇而非乡村,城市自治运动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

四

清末城市自治运动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地方自治的附属物,《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近代市制被引进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城镇与乡村区分为两个行政系统。市制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与附属的性质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衰决定着市制的起伏。自治运动和近代城市发展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国学者在检讨中国的市制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清末政治改革中将市制与地方自治进行自觉联系这一影响深远的趋势。顾敦鍒在《中国市制概观》中,分析了“向来重乡治而忽市政”的传统在清末被大大改变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受到西洋三种影响所致:一是“交通频繁,商业逐渐发达”;二是“机器的输入,工厂并设”。这两种原因使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启动并缓慢发展的迹象。

西洋影响的第三种原因“是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德谟克拉西的影响”。他具体阐释说:“清末,内政不修,外交失败。有识之人,咸知非取法西洋,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晚清新政运动“与市政有极大的关系。原来所谓西洋政治,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初步,就是地方自治;而市政的推行,就是地方自治的一部分的工作”。[19]顾敦鍒在此指明,中国近代对市政开始注意,关键因素在于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在探索救亡图存方略时,找到了地方自治特别是城市自治这一西方民主政体的根基,从而自觉地将民主政治与作为地方自治重要构成部分的市政紧密相联,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

清末各地以城市为中心建立的自治机构,采用了西方议行分立的组织体制。议决机关为议事会、执行机关为董事会,两者互相监督,是大众参与政治的重要环节。民主选举、议行分立等民主化因素在城市最先出现,对推进城市政治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在地方官员的监督下,以日益城市化了的绅商为主体的推动力量,关注近代城市的发展,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他们的活动以及城市的自身优势,使得自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个别大城市自治机构的行政权限已经包括财政、工务、警务、学务、卫生、司法等。[20](p635)1909年成立的汉口各区基层自治机关,已具有对地区性公益事务进行管理的权限,俨然是城市基层政权。[21](p100)城市自治机构的权限日趋扩大,适应了清末以来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启动和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迫切需要有相应的市政机构来承担城市管理职责、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客观要求。然而也应看到,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以官治色彩较浓的日本地方管理制度为样板,其宗旨是协调官府和民间的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城市自治机构作为官治的附属和补充,要受到地方各级官府的监督和严重掣肘,在专制权力面前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和弱势地位,无法成为拥有独立行政权的一级政权实体。事实上,清末以市民自治为基础兴办市政的模式和以官府操纵控制、排斥民主化因素为特征举办市政的模式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这种对立发展到民国初年,终以地方自治运动的被扼杀而告终。

民国初年,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沿用清末旧制,继续推行地方自治,但是延续时间相当短暂。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重申地方自治的宗旨是“辅佐官治,振兴公益”“,决非离官制而独立”,他还诋毁各自治团体“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并于1914年3月“,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2](p83～84)!至此,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遭到专制权力的扼杀,“市制也不再存在”[23](p324)。尽管此后内务部颁布有《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分调查整理、提倡与实行三个时期,但“实属故意延宕时日,毫无施行自治之决心也”。[24](p26)该条例一直未能实行“,地方自治运动大受顿挫”。[25](p705)五

近代先进人士对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追求是长期不懈的,其主流又是追求城市自治,培养市民的自治精神。这种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一直贯穿于近代市政史中,并在20世纪20年代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1921年7月,北京政府公布《市自治制》,恢复了市的行政建制。此外,联省自治运动中,南方颁布的省宪均有关于市制的规定。这些都直接刺激和诱发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地方自治热情,城市自治运动又开始重新活跃。时人有言:“故年来地方自治之声浪洋溢于耳,各大通商口岸之居民复因种种需要与刺激,感觉创办市政之必要,于是乎市制度乃极为一般人所注目。”[26](p2)北京市民为反对官府督办市政,还拒交警捐,要求提前设立市自治会,由市民自办市政。[27][28]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实现城市自治和改革城市政治制度有浓厚的兴趣。

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再度高涨,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城市行政近代化的背景下,一批青年留学生受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政改革运动的影响,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城市自治、改善市政体制的途径来实现改良全国政治、建立真正民治国家的目标。他们推动国内城市发展和城市自治运动的基本信念是:“都市自治为培养民主国民自治之智识而达成真正民治之阶。”[26](p1)“市自治系地方自治之中心,为厉行民治者,必先着眼之点。”[29](p1)“市自治制度是自由国家的精华。一个国家虽可以建设自由政府的体制,若没有市自治制度,不能有自由精神。”[30]他们希望依靠市民,通过城市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构想,无疑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探索实现民主政治的新路径。

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径,和清末城市自治思想以及清末民初地方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新路径是清末已经显露出来的,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民主化侧重城市优先发展趋势的历史延续。20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不仅像梁启超那样从欧美各国城市发展历程中认识到西方民主,而且还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各国市政改革潮流中汲取思想资源。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城市观念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所以比清末先进人士对城市的认识有所深化,而美国市政改革运动正是影响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最重要的时代性因素。从城市改革入手推进城市自治,实现民主政治目标,在他们那里已是日益明晰的思想路径。它基本决定了此后中国市政的发展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对不可抗拒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对工业化以来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把握住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还表达出以城市为中心,以推动市政改革为途径促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期盼。①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追求既有历史继承的一面,如对以城市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的探索方面始终与清末保持着连续性;但更多的则体现

①关于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城市观念及其对市政体制改革的探索,参阅赵可:《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5期。

出历史超越和发展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先进国家城市发展鲜活的现实经验中认识到城市的主体地位,以及从世界性市政改革浪潮中受到启发而构建的通过市政改革推动近代中国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变革的道路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使他们取代了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成为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新兴社会力量。而20世纪经过市政改革后的美国城市也取代了日本,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效仿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和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相联系,主动融入世界城市发展潮流之中。

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城市近代化新兴推动力量,对从城市改革入手实现民主政治目标新路径的积极鼓吹,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市政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在20年代以后,相继展开以健全城市政府职能、强化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提升。但是在国民政府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官治专制下,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无法实现,城市政治民主化进程长期严重滞后。留学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市自治为核心培养市民自治精神,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并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归于幻灭。

从清末初露端倪至民国时期明显凸显的城市自治思想,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在认同近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所找到的通过城市自治改革社会政治的方案,它在政府的有限度扶持下付诸了一定的实践。近代知识分子基于由城市自治道路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理念,而倾注于20世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浓厚民主化指向,使近代城市发展越发明晰地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城市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指出:城市应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这种制度的精髓就是城市自治。[31](p35)现代城市具有与中世纪和近代城市一脉相承的属性,实行市民自治的市政体制已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制的基本特征。城市可以在一定区域内,由当地人民自行选举组织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自主管理。但是近代被引进中国的市制却长期发育不良,城市自治原则被执政当局严重漠视,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更是用“党治”面目出现的官治完全取代市民自治。此后的市制基本上只是一种城市型行政建制,其结果不仅忽略了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开性、自由性,而且不利于吸引市民关心地方政治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延滞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陈之迈指出:西洋人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以都市为注意集中点,“中国的情形似乎与此相反,一般论地方自治的人多以注意力集中于乡村自治,对于都市自治反不十分注意”。[32](p150)将都市自治“只视为一种附庸,而不认其为主体。在西方国家中,都市人民自治的程度比乡村为高,在我国则反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往往忘却了都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其造因恐怕唯有求之于几千年的意识”。[32](p143)

从世界经验来看,自治创始于城市,并在城市中日臻完善。基层民主就是在城市中通过市民自治率先发展并推广开来的,城市自治扮演着基层民主摇篮的角色。城市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比乡村更具优势和潜质,“都市是领导着乡村向自治的大路上走的”。[32](p150)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正前所未有地被社会所承认。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凸现出来。尽管中国缺乏欧洲中世纪那样悠长的城市自治历史传统,但清末以来的城市自治思想及实践,使城市具有的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仍是当今健全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完善城市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新型城市社区可供发掘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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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思想范文篇10

一、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特征及生成路径分析

迄今为止，东南亚宪政主义成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新闻传媒也相对比较自由；多党竞争型政治体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开始发育成长。比较东南亚宪政主义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鲜明特质，而这些特质，又是与东南亚宪政主义生成路径有莫大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空的短暂与窘迫

近现代宪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300年前，整个地球上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西方宪政主义的兴起和普及，则打破并改变了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耗时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比较短暂，除了菲律宾在战后成功移植美国的宪政制度并发展出形式上的宪政民主体制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改革历时都比较短暂。

总体观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缺乏自然缓慢的演变过程，不够均衡和不易稳定。例如泰国的宪政改革经历了民主抗争的喋血街头、血雨腥风政治动荡不定的过程，而菲律宾的民主转型虽然相对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回归，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没有在菲律宾政治土壤里茁壮成长，相反，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因素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未来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传统的崇尚权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仍有一定市场，使得宪政改革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步履维艰，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或右倾就难以实现裂变。

(二)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对分离。

经济自由对政治集权有一个从依赖到扬弃的过程。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对分离，经济发展先于自由民主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按照西方宪政标准来看，长期以来，东南亚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远远不能和他们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相提并论，政治自由严重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初期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推行经济市场化，主权在民仅仅是宪法表面的承诺，并无实际的体制和机制来兑现，政治上宪政化程度很低或几乎不具宪政色彩。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是依托于强势政府的领导。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处于威权统治的阴影之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在民主转型的前夜都曾经长期处与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之下。这种威权主义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场经济取向；二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P54)东南亚的威权主义体制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把“经济自由”和政治集权比较和谐的连接在一起。但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结果也证明:威权主义体制既是宪政转型的必要中介，也是宪政转型的破解对象。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知识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成长后，报禁、党禁逐渐放开，原有的威权主义体制渐渐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条件，于是民主转型、宪政改革就应运而生。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泰国的宪政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宪政主义发展路径并无一定之规，经济自由化的起点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宪政化的终点之间，存在多元的宪政发展道路。

(三)宪政文化的缺失与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与西方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内发的、稳固的法治历史和政治传统、成熟的公民文化、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条件。若追根溯源，上述条件又是从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契约以及法治的崇尚、代议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坚持等要素演化发展而来，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东南亚宪政国家能找到相似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仅存在于西方论文的宪政之中，因而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面临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宪政实践基础十分薄弱的问题。例如法治的重要性在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就远不如西方古典宪政那么凸显。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一直靠非正式规则而繁荣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正式法律只是作为一套底线规则而存在，决定行为的不是正式法律，而是基于关系的合同、网络和族群团体的社会规范。”[2](P10)如果剖析西方古典自由民主宪政的成长经验，其宪政生长及其维持不但曲折，而且艰辛，那么，与之相比，传统和基础更为薄弱的东南亚宪政发展之成果，其得来本属不易，其巩固则更加艰难。东南亚宪政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四)国家至上、强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较突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并不鲜明

限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民主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如麦克尔文所说:“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3](P5)有限政府、限政几乎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代名词。但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经验对传统的最小政府理论提出了挑战，强大的政府能力、庞大的官僚政府与自由经济似乎能一起共舞。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飞阶段对政治稳定和强国家能力的需求有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二是东南亚文化传统中被统治者们习惯于服从威权和忍受等级的文化因子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权主义体制的存续易于获得自身的继承基础。因此，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往往强调国家权威的重要性，市民社会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不利于未来民主的巩固。

(五)宪政的动力来源以外源型为主，国际环境因素持续作用于国内政治的变迁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动力来源是内发型的，宪政生成和发展呈现出自发的、自上而下的、缓慢的渐进变革和渐进积累的过程，是文化积累、思想启蒙和社会、经济共同推进的结果。在那个国家间竞争尚不激烈、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员交流并不频繁的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并不明显，文明转型的示范效应尚不突出。而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泰国除外)，其宪政主义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力的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最终导致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菲律宾战后依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变革都有十分明显的国际环境影响背景，其外部因素的影响将持续作用与未来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模式与进程探讨

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生成过程是一个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设于一体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南亚国家的立宪过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其选择的宪政发展模式也有其独特性。东南亚国家以立宪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开始的，其宪政转型普遍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二阶段是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一阶段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至80年代基本结束，在这一阶段，东南亚主要国家普遍放弃了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今尚在进行中，其显著标志是政治体制向适合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向调整和过渡，政党制度获得完善和发展，选举由具有较少竞争或没有竞争开始过渡到具有较多的竞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开始活跃。

(一)从民族独立走向威权主义

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后建立的政府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政府的贫困化意味着国家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停滞、维持社会生活安全、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刻困境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改组行政机构，通过威权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4](P188~189)东南亚国家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外抗列强，内治割据、凝聚民心的政府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对于它们而言，不论是军人执政还是文官政府，不管是采取专制形式或是宪政形式，只要能够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它。而脱胎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威权体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以盛行，与这种社会的经济需求和民众接受有关。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经针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动荡不安，提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5](P41)但这个辩解把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与威权主义体制的主观愿望混为一谈了，威权主义成为宪政破解的对象基本上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东南亚的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实践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东南亚国家人民渴望实现现代化，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为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空间。而且威权主义国家确实在一定的历史纬度内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二)从威权向政治民主化转型

威权政治的过渡性注定了其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和政治功能的先天不足。威权政治曾经在东南亚国家造就了“亚洲式民主”的神话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奇迹，但是国家内部政治与经济、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秩序等诸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只是被暂时压制了，尔后，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一次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脆弱性即刻便暴露无遗。并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了政治转型。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民主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明显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维护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注重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6](P12)东南亚国家要避免经济和政治动荡，就得向宪政民主国家转换，从而厘清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利益集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如斯蒂芬·海格尔德(StephanHaggard)所说，“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理由认为，在解决与发展相联系的集体行动层面，威权主义国家有独特的能力。威权主义国家这种能力的缺乏，使人们开始希望，新兴民主化国家将会发展出既有益于政治自由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7](P110~117)比较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东南亚国家，尽管他们转型和改革的社会成本高低不一，社会成员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度大小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改革开放意识，尊重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关系，重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自由，注重培育市场和扶持企业，重视对民间资本进行合理扶持和利用。始终坚持国家稳定和社会有序的价值取向优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价值取向。尊重和保留过去的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化起飞的现实起点，在维持传统文化因子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

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足以证明其宪政模式是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宪政成长模式。因为，威权主义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普遍有效的。事实上，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集权强势政府，但并没有出现超常规增长的经济奇迹，相反，战后绝大多数实行集权或威权体制的国家的经济缺乏生机、停滞不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根本上说，集权体制不具备使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因为它以垄断为基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它动辄不顾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现存的法律制度，强制推行其攫取财富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压制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积极性，防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造成经济的低效和浪费；由于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往往置国家利益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于不顾，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昏庸低效，以至于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集权体制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践踏人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就是如此。总之，威权主义体制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表现说明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威权主义将最终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终究是该地区的人民发现、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反思才慢慢步入民主转型和宪政发展的道路。公务员之家

三、东南亚民主巩固:前景与展望

自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政权和家族集团等权威主义统治纷纷垮台，同时建立起了自由选举、多党角逐的多元民主体制。此后他们都面临着民主体制的巩固问题。政治转型绝不意味着民主化就此完成，相反，一个更为艰辛的持久的巩固民主的进程刚刚开始。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转型后民主政权经历磨难，风雨飘摇，在与各种不安定势力的斗争中摇摇晃晃地向前发展，其原因主要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阶层发育的程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因此，民主巩固的具体路径与结果也就存在明显差异。未来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民主巩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比较平稳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生政治转型时一般来说政治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这主要包括:国内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出现了一个堪为中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育也较为成熟。这种类型的政治转型较为成功，转型后民主政体可以继续维持，民主政治可以不断的深入社会生活，并促进了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体化进程。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马来西亚。

第二种类型是在民主的巩固阶段充满了坎坷，社会危机深重，民主政权经常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一类型的国家在发生政治转型时的情况一般是社会经济和市场化已经有所发展，但市场经济未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还不够成熟；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势力并存，新旧势力的角逐还未分出胜负。但人民对旧的威权主义政权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已经压抑不住，政治转型势在必行。政治转型是在人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抗议基础上由反对党通过选举或强行夺权完成的。因此转型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变革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一大堆经济和社会难题，如通货膨胀恶化贫困与失业问题严重等，人民对民主体制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落空，对新政府的信任减弱，此时旧势力就会进行反扑，甚至威权主义体制的复归也有可能。这一类型的典型情况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各国虽然普遍建立了民主宪政框架，政府也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产生，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还远未得以稳定和巩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显了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问题。在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在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尽管民主化的进程没有因此中断，但是政治和社会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另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政权的顺利交接，但后来的社会秩序仍然动荡不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随着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立法机构的作用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反对党的力量日益增长，由一党独大向竞争性多党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变得活跃这四个方面趋势的出现，昭示着东南亚民主巩固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球化把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建构与发展纳入了世界轨道，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治变迁与国际化压力处于互动之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宪政发展模式，是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关键，由于国情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并非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套用某种固定的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发展实践证明，一味地迷信西方民主思想，机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探索本国政治改革之路才是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