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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6:56:32

早期范文篇1

一

青年时期受儒家头脑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布局看法。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异，也便是贤愚差异，把教诲「小人」视为「天」赋予「君子」的政治使命。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承袭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诲的分外存眷。

1913年10-12月，在条记《课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私家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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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给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黎锦熙写信：「自揣固未尝发愤，敷衍宇宙、敷衍人生、敷衍国家、敷衍教诲，均茫乎未定，怎样教书、服务？」信中说他「久思布局学堂，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概为准」。

这封信叙述了他所度量的抱负和议决教诲「救世」的筹划。他说：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迷恋，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这是说，由于「小人」同为「吾宇宙之一体」，君子应「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对「小人」有教诲的责任。

他试图议决教诲来补充人的「天分之不齐，境遇之差异」。他以为4：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尤宜护惜，况且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分之不齐，境遇之差异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几个月后，这种假想议决「准备夜学」得到实现。

1917年10月，一师的弟子布局「学友会」改选，当选为总务兼教诲研究部部长，现实主持会务，并准备夜学。

1917年10月30日，用口语文写出得当工人看的〈夜学招学广告〉，枚举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几件事：「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广告夜学教学的内容、时间等。同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函称：「敝会提倡夜学，原欲防备知识于社会，经尽师范本分。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修业之人，……望老师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议决广告宣传，报名夜校者达百余人5。字串9

1917年11月，在《夜学日志首卷》中，先容了泰西的履历6：

泰西号称教诲普遍，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神经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诲者，而不忍恝置也。

为佐证议决教诲救「小人」的头脑，在上述给黎锦熙信中，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据7：

孔子知此义，故立清静世为钨，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树德、立功、

立言以努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这里所说的从「据乱、升平二世」，进「清静世」，是指汉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近代改造派理论家康有为的「大同观」。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反响出他对康有为主张的儒学传统大同头脑的认同。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大同的寻求。到秦汉之际，《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抱负，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加以阐释，以为人类社会是凭据据乱、升平、清静的序次生长的，封建社会是「据浊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清静世」。他说：「盖自据乱至为升平，升平进为清静，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无差异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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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览全地」，他借用西方进化论，提出的中国近代大同论，创建在历史进化论之上。其目的是驳倒封建制度，推许「天赋人权」，主张推进民主，生长经济，创建新式学堂，作育今众人才。他的弟子梁启超以此作为生长教诲的理论依据：「吾闻之，年岁三世之义，据浊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相互胜，清静世以智胜。」他以近百年来，欧洲列国以智取胜为例，得出了「天下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克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作为兴学的依据，这在19世纪末的晚清黑白常先进的头脑9。

（2）页

虽然，康有为的大同观，承认生长是一个不停演进和历程，但不承认人类社会的生长更是一个不停实现社会变革的历程，有它的范畴性。对康有为的大同头脑，在40年月末，还曾重复提及，年轻时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虽然不再是「打扫国家权利」，而是要在「工人阶级向导和共产党向导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打扫阶级和实现大同。」10字串2

早期范文篇2

（一）早期纠正措施。近年来，聊城中支在推进存款保险制度落地的工作实践中，针对风险信息监测、收集、研判及纠正评估等环节进行了积极探索，对促进投保机构健康发展、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取得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在风险监测上实行“嵌入式”即报。为深入开展风险分析监测工作，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经营中蕴藏的隐患，有效应对金融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聊城中支对全辖投保机构开展了“嵌入式”风险监测工作。“嵌入式”风险监测，是指依据法定管理职责，通过建立固定联系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及时通报当期新发生的风险苗头和既定事实，共同研究制定应对措施，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该模式要求县支行提取不良资产、流动性管理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对风险状况和变化趋势做出总体判断和评价；要求各县（市）支行与投保机构指定专人负责风险监测制度，确定联系方式和频率，确保第一时间掌握风险苗头、制定应对措施；对紧急重大信息，要求必须做到一事一报、即发即报、急事急报、特事特报、大事快报。2.在风险报告上要求“预、快”结合。为及时捕捉风险苗头，聊城中支先后建立了风险隐患排查制度和风险信息快速报告制度，列明了具体排查内容和风险报告事项。排查要求各机构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每季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外部形势安排重点项目，结果按照风险点分布、问题集中度和变化趋势及化解措施等建档造册，并报人民银行。快速报告制度要求各金融机构坚持“预警预报”和“即发即报”的原则，对于监测发现的风险苗头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进行书面报告，按“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的原则，及时跟踪续报事态进展及处置结果；对性质复杂且处置时间较长的风险事件，实行日报制度，必要时随时续报。3.在责任落实上进行全面明确。聊城中支针对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存款保险工作推进、早期纠正“四项内容”制定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责任制度》，建立起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工作分级落实、金融稳定工作跨部门协作的责任体系。组织签订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责任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责任书》，明确人民银行对法人金融机构的13项风险管理责任和9项监督管理内容、法人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9项义务。对投保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技术水平、落实金融管理政策、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早期纠正成效。1.推动风险化解。针对现场核查出的问题，聊城中支和县支行两级人民银行约见其全部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谈话，分析了业务发展缓慢和风险持续暴露的原因，就目前存在的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同时指定监管专员，贴身监测该行，保证随时掌握其数据、材料、经营动态、风险处置进展和重大事项。并督促该行寻求发起行帮扶，争取优惠政策，尽早处置不良贷款。该行针对人民银行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一是制订了具体的不良贷款清收、核销的压降措施。截至2017年5月末，该行清收不良贷款近100万元；二是申请主发起行承接超出监管指标即年末五级分类不良率高于5%以上的部分不良贷款，拟于9月份实施，年底前到位；三是主发起行委派了专职董事长，选配了行长。推行了首席风险官机制，切实加强风险管理。至2017年6月，高级管理人员已逐步配备到位，待银监部门审批后即可履职；四是制定不良贷款处置落实时间配档表。2017年8月21日，下发《存款保险早期纠正通知书》，提出早期纠正要求：一是调整贷款五级分类，如实反映资产质量。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核算，确保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准确。二是压降不良贷款，提升不良资产质量。采取“一户一策”的策略，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对于无法自身有效化解的存量不良贷款，申请发起行帮扶，确保2017年末不良贷款降至5%以内，拨备覆盖率达到150%，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三是加大资本补充力度。进一步制定可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提升计划，加大补充力度，确保201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2%。2.实现早期纠正目标。一是对高风险贷款实施名单制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落实专人跟踪掌握借款人经营动态及财务状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全力清收不良资产。成立由董事长任组长、行长任副组长的不良清收领导小组，“一户一策”制定化解方案。2017年全年累计清收不良贷款183.99万元。二是积极向主发起行申请重组不良贷款，2017年9月份主发起行出资422.93万元重组该行不良贷款3584.13万元。承接后，该行重点监管指标均能达标；截至2017年11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427.53万元，不良贷款占比3.72%。三是改变经营策略，严控增量授信风险。坚持“风险可控、支农支小、实体经济、抵押为主”的授信原则。并强化风险防控、严格贷款“三查”制度，加大问责和责任追究力度。最终，该行通过整改，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展，经营逐渐趋于稳健，于2017年末达到早期纠正要求，并退出问题银行名单。

二、基于实践的几点思考

（一）从法律上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权力。基于审慎监管目标的需要，《存款保险条例》（或升格为《存款保险法》）应当明确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投保机构的流动性、资本及风险指标可能触发早期纠正标准时可以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包括：对投保机构股东的监管措施;对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措施;对投保机构本身的监管措施；以及对目标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对目标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持续更新的监管;对目标机构的风险评估等，以解决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二）对存款保险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进行详细设计。我国《存款保险条例》在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权力内容上的原则性设计给《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功能的实现留下了一定的障碍，需要进一步进行充分设计。一是明确早期纠正措施的启动条件。结合风险监测指标内容，明确早期纠正措施的启动条件。如当不良率率超过2%或资本充足率低于8%时需要进行预警，不良率超过5%或资本充足率低于4%，需要进行限制经营或资产业务，资本充足率为负，需要进行接管等。在启动条件的设计上需要做到科学合理、具体全面。二是出台早期纠正措施相关的办法与流程。防止投保机构出现风险问题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处置、不会处置，最终造成风险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置，进而影响存款保险的权威性。（三）进一步明确存款保险管理机构与银保监会的权力配置。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定属性不明确，与央行、银保监会的关系模糊不清，其监管权（早期纠正权与风险处置权）的设计没有与中国银保监会的监管权形成有效衔接、缺少监管措施适用依据和可选择具体措施的法律指引。因此，需要从立法上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组织构成及其与中国银保监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配置，确保实现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保证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效履行法定职责。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宣传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8.

［2］周永胜，刘鸿伟，彭慧.《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般指引》及启示.金融发展评论，2017.（7）.

［3］黄志凌.问题银行的判断与破产早期干预机制，金融研究，2015.

［4］葛红玲.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管理世界，2001.（4）.

［5］杨松，魏晓东.次贷危机后对银行监管权配置的法律思考.法学，2010.（5）.

［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12.

早期范文篇3

(一)妊娠成立的机制

妊娠的成立包含有排卵、受精、着床、发育四个过程。

1.排卵排卵指卵子从卵巢排出。每一个月经周期通常只有一个卵泡发育成熟，破裂后将卵子排出于腹腔内。这个过程需要垂体前叶分泌的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生成素发挥作用；排于腹腔的卵子由输卵管伞部捕获后送人输卵管，又因管内的纤毛上皮的纤毛运动而输送至输卵管壶腹部。

2.受精卵子与精子的结合谓之受精。受精部位一般在输卵管的壶腹部。

3.受精卵的发育、输送与着床受精卵开始进行有丝分裂的同时，借助输卵管蠕动和纤毛推动，向子宫腔方向移动，约在受精后第3日分裂成由16个细胞组成的实细胞团，称桑椹胚，也称早期囊胚。约在受精后第4日，早期囊胚进入子宫腔，在子宫腔内继续分裂发育成晚期囊胚。受精后第6～7日，晚期囊胚透明带消失后开始着床；晚期囊胚侵入到子宫内膜的过程，称为受精卵着床。

4.发育受精卵的形成是新生命诞生的标志，至胎儿成熟离开母体而娩出均是胎儿的发育阶段。

(二)早期妊娠的临床表现

1.症状

(1)停经：停经往往是已婚妇女妊娠最早与最重要的症状。

已婚育龄妇女，平时月经规则，一旦月经过期10天以上，应首先怀疑妊娠。因为受孕发生，正常月经周期中，子宫内膜剥落的现象停止，所以月经没来。若停经达8周，妊娠的可能性更大。值得一提的是，哺乳期妇女的月经虽未恢复，也可能再次妊娠。但停经并不等于妊娠，例如月经延迟、情绪变化(焦虑、害怕等)、压力或一些慢性疾病均可能造成停经。

(2)早孕反应：据估计约有50～70％的孕妇在妊娠早期经历头晕、乏力、嗜睡、容易疲倦，以及恶心、食欲不振、晨起呕吐、喜食含酸食物或厌恶油腻物品等，称为早孕反应。通称为害喜。疲倦感的产生，可能是因怀孕时孕妇血糖消耗较快，而造成低血糖；而真正引起晨吐的原因并不清楚，但可能与体内HCG浓度增加，糖类代谢改变，胃的活动降低、贲门括约肌松弛等改变有关。一般约在停经之后6周出现，12周之后会消失，不须特别加以治疗，但部分孕妇会持续较久；甚至造成妊娠剧吐，常需住院治疗。

(3)尿频：在怀孕的头三个月，渐渐增大的子宫在盆腔内压迫膀胱，可引起尿频。待孕12周以后，子宫体进入腹腔不再压迫膀胱时，尿频症状自然消失。等到近分娩期时，胎儿的先露部下降至盆腔，尿频的情形又变得更严重。但必须注意的是，泌尿系感染或骨盆肿瘤亦可能造成尿频现象的发生。

2.检查与体征

(1)乳房变化：怀孕时乳房因受体内激素增加的影响而结构、组织发生变化，以预备将来产生乳汁哺喂婴儿。孕早期，雌激素的分泌促进乳腺腺管的发育，而孕激素则促进乳腺腺泡的发育；妊娠8周起，乳房、乳头增大，孕妇常感乳房轻度胀痛和乳头疼痛，初孕妇较明显。怀孕时乳晕的颜色变深。乳晕周围可看到因皮脂腺(蒙哥马利氏腺MontgomeryGhnd。)胀大充血，而形成粉红色突起之小结节，称为蒙哥马利结节(MontgomeryTuber.des)，能分泌油性物质，保持乳头和乳晕之皮肤，避免干燥皲裂。哺乳期受孕者，乳汁分泌往往减少。这些乳房变化，在月经过期时，雌激素过多或脑下垂体肿瘤时也会出现，因此，不能作为妊娠的诊断。

(2)生殖器官变化：随妊娠周期的增加，子宫的大小、形状发生变化，自梨形，到球形，前后径增长。至孕8周时子宫体约相当于非孕子宫的两倍，孕12周时子宫体约相当于非孕子宫的3倍。孕6～8周行阴道窥器检查，阴道壁及子宫颈充血，呈紫蓝色。双合诊多发现子宫颈变软且峡部极软，子宫颈与子宫体似不相连称为黑加征(Hegar’ssign)易误诊为卵巢肿瘤。

(三)辅助检查

1.妊娠试验

利用孕卵着床后滋养细胞分泌大量hCG，约在40天后可由尿液中验出排出之hCG的原理，从而检测受检者血或尿中hCG含量，以协助诊断。

(1)生物学试验法：是最早用来作为测定妊娠的试验，有小白鼠试验、雌兔试验、南非洲雌蟾蜍试验、雄蟾蜍试验，由于敏感度低等一系列原因，现已废用。

(2)免疫测定法：依据hCG为糖蛋白激素，具有抗原性，将hCG注入动物体内，能使动物血清中产生抗hCG抗体，利用特异性抗体与相应抗原作用的原理，于体外进行hCG定性、半定量或超微量测定。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是凝集抑制试验。在受检者含有足够量hCG的尿液或血清内加入能中和hCG的可溶性抗体剂后，再加入hCG包被的颗粒(如乳胶颗粒、羊红细胞)时，便不会发生凝集，故称凝集抑制试验。(3)放射免疫分析法：放射免疫分析法是70年代开始应用的超微量检测hCG的方法。利用放射同位素特点与免疫学原理互相结合，具有特异性强，敏感度高(10ng/ml)的优点。即应用放射免疫分析的竞争结合原理，使不具放射性的hCG与标示有同位素之hCG竞争和抗hCG抗体的结合。当血清中无放射性之hCG含量增加时，标示有放射性同位素的hCG和抗体结合的百分比值会随着降低，借此就可以此法测出血清中hCG的含量。此试验需在实验室内进行。操作复杂，需特殊设备及有放射性污染危险，hCG抗体与黄体生成激素(LH)抗原有交叉反应，以及需时较长，故广泛应用受到一定限制。β-hCG放射免疫测定法与hCG放射免疫测定法基本相同，但所用抗原为hCG的8-亚型，其抗血清含抗β-hCG抗体，不与LH抗原发生交叉反应。测得数值小于3ng/ml为阴性，大于6ng/ml为阳性。

2.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

(1)B型断层显像法：在增大子宫的轮廓中见到来自羊膜囊的圆形妊娠囊(Gestationalsac)、妊娠环(GestationalRing)，其中间为液性暗区(羊水)，最早于孕5周时，妊娠环中见到有节律的胎心搏动和胎动，可以确诊为早期妊娠。

(2)超声多普勒法：最早于孕7～8周左右，可以用超声多普勒仪测得有节律的单一高调胎心音，胎心率多为150～160次/分，同时常可听到脐带血流音，即可确诊为早期妊娠。

(3)A型示波法：出现宫腔波分离及液平波、子宫体增大及胎心搏动3项指标可以确诊妊娠。

3.黄体酮试验利用体内孕激素突然撤退引起子宫出血的原理，对既往月经周期规则，此次月经过期，疑为早孕的妇女，每日肌肉注射黄体酮20～10mg，连续3～5天，如停药后3～7天内出现阴道流血，表示该妇女体内有一定量的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子宫内膜由增生期转变为分泌期，停药后激素水平下降，内膜剥脱引起阴道流血，可以排除妊娠，无阴道流血者，则可能为妊娠。

早期范文篇4

一、崇尚个人自由

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从1620年“五月花号”驶抵普利茅斯算起的话，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当初的北美移民大多数是因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及阶级压迫而历经千辛万苦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的。他们中很多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希望在“新大陆”上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可以说，个人自由是当时北美拓殖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追求在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来自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杰出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就于1767年底至1768年初在费城一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四篇题为《宾夕法尼亚农民来信》的系列文章。他极力主张个人自由，认为北美民众需要“让这样的真理永远写在心中：不自由，就无幸福可言。”[2]P1371768年他在爱国歌谣《自由之歌》（“TheLibertySong”）中也表达了对个人自由的向往：“‘我们生于自由也将生活在自由里……’”。[3]由此可见，自由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外，作为当时北美个人自由代言人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于1775年7月谱写了一首爱国诗歌《自由之树》（“LibertyTree”）。他在诗歌结尾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以“捍卫自由女神所赋予他们的‘自由之树’”。[3]而发表于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则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该文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等方面的问题，正缘于此，马克思称其为“世界上第一部人权宣言”。

早期美国文学不但提倡崇尚个人自由，而且还有作家探讨了自由的内涵。作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Winthrop）曾主张建立开明的贵族专制统治，让民众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但是这一设想遭到了殖民地法院的弹劾。为了给自己正言，他在法庭上做了关于自由的著名演讲。后来该演讲收录在他的《日记》（TheJournalofJohnWinthrop）里。温斯罗普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无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这与禽兽无异；另一种是“文明或联邦”（civilorfederal）自由，这是受到道德和政治法律法规约束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权威“扬善惩恶，维护正义和忠诚管理”[4]P233此演讲不但平息了民众对他的误解，让他继续担任总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观念。

二、宣扬民主和平等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决定着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和发展”。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观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括民主和平等。每当谈及美国的民主和平等，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当属《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两个历史性文件，因为它们充分描述了美国人所热衷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三权分立等政治观念。但是这两部历史性文件并不是北美殖民者最早言及民主和平等的文献。早在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前，他们就在甲板上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TheMayflowerCompact），上面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公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4]P182这份文书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人们可以以自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再由权威说了算，而是通过公议的契约来组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就认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对于民主意识的表达。”[6]P9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早期美国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论及民主和平等的观念，约翰•克雷夫科（JohndeCrevecoeur）就是其中一位。他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并于1759年来到北美大陆，后来成为了一名自由自立的美国人。在1774年前后，克雷夫科就开始撰写系列散文来描绘北美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后来他把这些散文改为书信并以《一个美国农夫的来信》为题在英国出版。通过这十二封信，他热情洋溢地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北美“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这里没有贵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那一小部分掌握着极大的无形的权力的人”。[4]P641在第三封信中，他提出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历史问题并且回答道，美国人在“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里，恢复了人的真正的尊严与自信，美国人是独立自主而自给自足的农夫，其农庄给予了他在旧世界无法得到的自由和平等。[4]P642克里夫科讴歌了北美大陆的民主平等和丰饶富足，点燃了北美民众向往自由的渴望，鼓舞了他们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志，而他所提出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也将永载史册。潘恩可谓早期美国文学中宣扬民主和平等思想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一书以严谨的逻辑阐明了北美大陆与英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关系，强烈表示北美人民不应再与英国保持“兄弟”关系。他号召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争取民主和平等，要为独立的宏伟事业做战斗准备。[4]P698-699这为北美的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为《独立宣言》这部重要的政治文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倡导务实和追求财富

在美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以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尤为突出。实用主义讲究务实，注重脚踏实地的动手精神，主张以目标明确、行为具体和效果实际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准则。其实这一文化理念可以追溯至北美拓殖之初。早期的北美移民大多是清教徒，他们受到了加尔文主义的极大影响，不注重理论的钻研而热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可以在早期北美清教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得到印证。如果说文史哲所追求的是真善美，那清教文学中的美就是“有用与规律”。[7]P16所谓有用就是指文学作品应以个人救赎为目标，而规律就是由上帝制定的人间生活秩序。到了北美启蒙文学时期，世俗的清教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也做出了文学讲究实用的论断———“只有有用的东西才是好的或美丽的。”[7]P31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历书》（PoorRichard’sAlmanac）中的诸多务实格言，如“时间比金钱更重要”和“自助者，天助之”，对当时北美移民们有很大的启蒙作用。而其《自传》（TheAutobiography）中也写道：“生活秩序意味着为每件日常事务留有一定的时间。”[4]P581为此，他自定了十三条美德，并要求自己每周着重于其中一条，每年循环四次，如此不懈地努力以使自己完善。这可谓是倡导务实的实用主义行为准则的最佳例证。除了倡导务实外，早期美国文学还不乏提倡追求物质财富思想的作品。这或许要归因于当时人们的清教背景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清教徒们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而辛勤劳作，以丰硕的劳动成果来得到上帝的“救赎”。再者，为了生存和发展，面对北美“新大陆”丰富的资源，他们显得野心勃勃，向往富裕充足。克里夫科就曾写道：“那些北美的移民们此前会认为两百里地的尺度过长，而如今却不再这样想了。他们接触到这块新的土地，立即增长了自己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抛下进入美洲之前的旧计划，开始了此前认为是妄想的新计划。可以肯定，新移民族们的这种改变时在他们踏入北美土地以后出现的，他们很快便入乡随俗了。”[8]P6克里夫科在这里指明了早期殖民者拥有积极谋利的动机。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德历书》的序言“致富之路”（TheWaytoWealth）也强调了财富的价值，并认为节俭和勤劳是获得财富的最佳途径。[4]P493-498当然，追求财富并不是早期移民者唯一的目标。温斯罗普在题为“基督慈善的典范”（“AModelofChristianCharity”）的布道中就谈到不能为了物质繁荣而放弃精神追求的观点。[4]P215被视为物质成功典范的富兰克林在强调财富和勤劳的价值的同时也告诫人们获得财富的行为务必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因为这是成功地追求任何目标的先决条件。

早期范文篇5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本调查随机抽取丰泽区实验幼儿园小、中、大班120名幼儿及其家长(其中小班30名、中班30名、大班30名)。采用的调查方法：1、问卷法：问卷调查家长的教育观念,对幼儿早期阅读功能的认识，对书籍选择、指导方法等方面的情况。2、个别访谈法：了解幼儿阅读书籍及指导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三、调查结果和分析：

1、家长已初步具有对幼儿早期阅读重要性的认识：86%的家长认为对幼儿进行早期阅读是必要的，早期阅读对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有积极作用;8%的家长认为可有可无，顺其自然，可以等孩子大些再加以引导，只有6%的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进行早期阅读，他们认为孩子听听故事就行了，阅读是识字以后的事了。

2、家长对阅读的作用和教育观念、目标的认识不足：培养幼儿早期阅读并不单是开发智力，还可以从书中可以获得情感体验，分辨真、善、美的能力。这是和整个幼儿期教育目标相吻合的。调查的结果却表明家长对阅读的作用和教育观念、目标的认识不足。如表一：家长认为孩子一定要读的书籍种类：类别比例凡是有益孩子成长的书8%没有哪一本书使孩子一定要读的26%科普读物、智能训练类图书40%故事类图书和儿童刊物26%由此表可见：

(1)最大比例人群----40%的家长认为，智力发展是幼儿期最主要的内容。

(2)26%的家长认为孩子要看儿童刊物及故事书。这其中以低学历家长为多，这部分家长教育意识比较模糊，没有科学的教育目标和计划。

(3)另26%的家长认为没有哪一本书是一定要读的，这其中高、底学历的家长都有。他们认为孩子成长顺其自然，没有必要加予引导。

(4)只有8%的家长认为凡是有利与孩子成长的书是孩子可以阅读的内容。这部分家长有比较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明确的教育目标。他们懂得情感、品德教育与智力发展同样重要，兴趣、潜能必须以人格健全为保证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

3、家长为幼儿选择的儿童读物还是童话、经典故事唱主角：表二：家长、幼儿最喜爱的书籍种类的占有量：百科知识类著名童话故事外国现代儿童读物中国现代儿童读物不知道家长27%44%2.3%3.7%22%幼儿18%39%8%14%21%从此表可见无论是家长还是幼儿都以最大比例人群选择了著名童话、经典故事，而国内现代儿童读物只占孩子喜欢书籍总量的14%，这以社会发展的速度和需要是不相符的。孩子们需要符合他们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的好书和有趣的故事形象，如三毛孙悟空等都在调查中为家长、孩子所肯定。但是这些好看又被孩子关注的书太少，一些好书一经掌声雀起，马上被改头换脸，滥编得面目全非。这样的书只是风光一时，很快会被孩子遗忘，是经不起时间推敲的。

4、家长对书籍的喜好、选择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喜好、选择：(如表二所示)从统计数字上看,家长喜爱的书籍类型与孩子爱的书籍类型基本一致。可以看家长的喜好、选择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喜好、选择。如22%不知道喜欢哪一类书的家长也造成了21%孩子不知道喜欢哪一类的书。说明有高达22%的对孩子阅读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认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父母的地位、影响是不可代替的。因此，家长必须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以此来施与孩子正确的学习目的，从而多角度地选择有益孩子成长的图书。

5、逛书店成为培养幼儿早期阅读兴趣的有益手段：表三：家长带幼儿逛书店与家长向孩子推荐图书的比较：是否偶尔经常带孩子逛书店36%11%53%经常向孩子推荐图书37%11%52%由此表可见：数据十分接近，有百份三十几的家长是有目的地带孩子逛书店的，在逛书店的同时向孩子推荐家长认为优秀的书籍，使孩子在逛书店的过程中成为主动者，这样会提高孩子逛书店的兴趣，让孩子和书交上朋友。但是，家长与孩子不同问卷上反映逛书店的情况却不同。如表四：家长、幼儿不同问卷反映的逛书店情况：经常带孩子逛书店偶尔带孩子逛书店从来没有家长36%53%11%幼儿11%/89%由此表可见：

(1)家长和孩子回答的差距较大。一部分家长只是自己逛书店时带上孩子，孩子和书店和书之间没有联系，即使父母带孩子逛的次数再多，孩子对书店的印象还是不深刻，甚至没有印象。有的家长的确想通过带孩子逛书店，来加强书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与书成为好朋友，但是缺少了必要的引导，以致孩子在书店中是被动的、盲从的。家长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

(2)半数以上家长对带孩子逛书店或向孩子推荐图书都是无目的的，对向孩子推荐图书和带孩子逛书店能提高阅读兴趣的作用不大了解。

(3)还有11%的家长从来没有带孩子逛过书店，这些家长显然没有注意到指导孩子阅读应走进书店这一更生动、直接的方式，他们不仅自身对知识需要的缺乏，还对环境给孩子的影响力的认识也十分缺乏。

四、建议：

1、幼儿园或社区应广泛且高质量地开设家长学校、家长建议讲座，让家长明确教育目标，端正教育观念，了解正确的阅读指导方法，并定期向家长推荐阅读书目。教师、家长加强联系以获得幼儿阅读的进展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同时结合三t即：talking-交谈、谈论，telling--讲述，thinking-思考。使孩子与老师、父母在三t活动中，通过听、说、想多种手段的训练真正提高阅读能力。

早期范文篇6

卵巢癌在诊断时多为晚期，晚期患者五年存活率小于30%，而在Ⅰ期就明确诊断的患者通过常规的细胞减灭术和铂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其五年存活率可达90%以上。近年由于对肿瘤标记物的研究，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性。

1.1存活素（survivin）

存活素是新近发现的一种细胞凋亡抑制基因，因其具有组织学分布的特异性和强大的抗细胞凋亡能力，现已被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认为存活素可作为上皮性卵巢癌的标记物，用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良恶性鉴别。LiguangZ等通过RTPCR测定114例卵巢组织样本的存活素mRNA，并测定这些样本中存活素mRNA的水平。结果显示，在正常的卵巢组织中没有存活素mRNA表达，在良性肿瘤中表达率为19%，在交界性肿瘤中表达率为47%，在卵巢癌中表达率为73%。故认为存活素mRNA的水平与卵巢肿瘤的不同的分级和临床分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KleinbergL［3］对220份卵巢肿瘤渗出物、60份原发癌、103份转移病灶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存活素的表达，发现存活素的细胞质在88%（194份）的卵巢肿瘤渗出物、92%（55份）的原发癌、99%（102份）的转移癌中有强烈的表达，而在正常的卵巢组织中没有表达，在47%的交界性肿瘤中有表达。这些研究证实存活素可作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指标之一。

1.2CA125CA125是目前研究最深入、应用最广泛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普遍使用的早期诊断工具之一。BenjapibalMB等为了证实在CA125水平超过35u/m时提前诊断卵巢癌的敏感性、特异性、精确性，采取120例卵巢肿瘤患者血清样本，测定其CA125水平，结果发现卵巢癌59例占49.2%，卵巢良性肿瘤61例，占50.8%。其敏感性、特异性、精确性分别为83.1%、39.3%、60.8%。

MilojkovicM对212例卵巢肿瘤患者研究发现卵巢癌Ⅰ、Ⅱ期患者术前CA125血清水平高于35u/m和65u/m的患者分别为67.8%和52.5%，而Ⅲ、Ⅳ期患者则为96.1%，认为术前测定CA125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作出早期诊断。同时，术前CA125血清水平也可以作为判断一期卵巢癌的预后指标，CA125>65u/m的存活率明显低于CA125<65u/m患者［6］。不足之处，是CA125的诊断特异性较低，仅为39.3%，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有混淆的可能。故提高它的特异性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的研究表明，将CA125与,CA724,CA153等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查联合应用可以明显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

1.3LPA(plasmalysphosphatidicacid)LPA（血浆溶血磷脂酸）是近年发现的肿瘤标志物，其血浆浓度在良恶性肿瘤中有显著的差异，WangP［8］等发现，LPA的三种亚型LPA1、LPA2、LPA3的mRNA在卵巢正常组织、良性、恶性组织中也有不同的表达。在用RTPCR技术测定三种亚型的mRNA表达水平时，发现LPA1的mRNA在卵巢正常组织的表达高于良恶性肿瘤，LPA2、LPA3的mRNA在恶性肿瘤的检出率和表达水平高于良性肿瘤和正常组织。用蛋白质印记法测定三种亚型的蛋白质水平时，发现LPA2、LPA3的检出率和表达水平在恶性肿瘤中为92.6%、92.6%，在良性肿瘤中为45.5%、45.5%，正常组织中为43.8%、43.8%，并发现LPA2、LPA3在肿瘤Ⅲ、Ⅳ期中的表达水平高于Ⅰ、Ⅱ肿瘤。而且有研究认为LPA的存在显著的刺激了卵巢肿瘤的生长和转移。TVS，，经阴道超声(TVS)检查因其形象直观，经济方便，容易普及等优点在广泛应用于妇产科临床中,大量研究表明，采用经阴道超声(Tvs)检查，可以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降低其死亡率。VanNagellJRJr［10］等对25000名无症状、但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病人进行每年一次经阴道超声检查，发现其中364（1.4%）例患卵巢癌肿瘤，经过腹腔镜和剖腹探查术切除该肿瘤，其中Ⅰ期占28例，Ⅱ和Ⅲ各占8例。故认为TVS的敏感性为85.0%、特异性为98.7%、阳性预测值为14.1%、阴性预测值为99.9%。HenrichW等也认为，通过经阴道超声(TVS)检查，早期诊断卵巢癌既敏感又无创，可以很好的判断卵巢癌肿瘤的大小，是否合并腹水，入侵邻近脏器和腹膜转移等情况。由于影像学检查对卵巢癌早期改变的提示和卵巢滤泡囊肿，黄体囊肿，瘤样病变，输卵管卵巢囊肿，卵巢良性肿瘤等病分辨不清，故还应将TVS与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查相结合，以提高其对卵巢癌的早期诊断率。

2治疗

2.1手术治疗

卵巢癌的基本治疗原则为最大限度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及多疗程的术后化疗，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手术切除肿瘤，特别是原发瘤，发现时已较大，不予以切除，其他的治疗方法难以收到预期效果。手术方式主要为肿瘤细胞减灭术或肿瘤大块切除术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术。适宜的肿瘤细胞灭减术能延长卵巢癌IV期患者的生存时间。CotteE等对81例卵巢癌复发和对化疗耐受的患者给予肿瘤细胞灭减术和腹腔化疗联合治疗，明显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而盆腔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的清扫可以使早期卵巢癌患者避免术后化疗，可以使晚期患者延长生存时间和减少复发率。手术途径有开放式和腹腔镜两种。腹腔镜应用在卵巢癌分期手术中可有利于提高腹腔冲洗液细胞学检查的准确性，发现上腹部的转移灶，还可避免术后再分期时不必要的第二次开腹。另外也可利用腹腔镜进行二次探查手术，CloughKB对开腹和腹腔镜二探术进行对比时发现,腹腔镜二探术阳性预测值可达100%,但有59%的病例因为广泛的盆、腹腔粘连而未能达到探查效果，其认为腹腔镜二探术的主要障碍是术后粘连。因此将剖腹和腹腔镜二探术相结合，可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尽管有研究认为腹腔镜二探在诊断方面不可能达到剖腹二探那样的准确程度。但由于腹腔镜二探手术创伤小，失血少，手术时间快，住院日短，近年依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由于更易于被患者接受，而成为今后研究热点。另外，减少二探的创伤和成本才能改变其临床上的低应用，以发挥其评价治疗和确定方向的重要作用。

2.2化疗

除手术以外，化疗是卵巢癌治疗最重要的手段。近年来，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极大地提高了卵巢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使化疗成为卵巢癌术后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因此，对化疗的探索，有着重大的意义。近年来，对化疗新领域的开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继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显著提高了卵巢癌的治疗效果以来，紫杉醇的应用更为其带来了新的希望，而将铂类和氟胞苷联合应用，对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以及对铂类耐受的卵巢癌有明显效果。另外由于雷公藤具有改变抑癌因子P53和NF活性的作用，近年认为雷公藤可以作为一个潜在性的治疗卵巢癌的化疗药物，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将雷公藤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使用能显著减少肿瘤细胞的发展。另化疗方式又分为静脉和经腹腔用药，近年，卵巢癌腹腔化疗成为研究热点，大量临床研究已证实，术后一线腹腔化疗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特别对Ⅲ期患者能显著延长总生存时间和生存时间。

早期范文篇7

一

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动，尤其是已经出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迹象和趋势，是早期宪政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渗透，中国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皇权至上为基本政治特征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早期改良派的“护商为本”和“以工为本”的经济主张屡屡受挫之后，很快提出了摆脱封建特权桎梏建立市民社会的要求，以追求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为底蕴，强烈要求设议院、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康梁倡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但却强有力地动摇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在国内民主革命力量的强大压力之下，1908年清政府被迫抛出了旨在维护皇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种假定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伎俩，不仅没有延长清王朝的寿命，相反却进一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义旗，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于1912年制定、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上台后，一步一步地向革命派发动进攻，千方百计地消除资产阶级革命的痕迹，先是在1913年抛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继而在1914年废除《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不仅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废除了资产阶级国会制，甚至确定了封建军阀专制的总统独裁制。不仅如此，已经被手中权力冲昏头脑的袁世凯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公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黎元洪又于1916年重开国会，继续玩弄“制宪”手段，以达到愚弄人民、实行封建统治的目的。

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纷繁动荡的年代，还在他幼年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就关心时事，立志为解救中国而钻研学问。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专攻政治和法律。1914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研究法律、经济、社会学等理论。在求学过程中，还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活动，先后发表多篇有社会影响的政论文章。动荡的社会环境，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他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

早期宪政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既有从学理上进行探讨的宪政理论，又有针对现实提出的宪政措施，还有其积极倡导的宪政精神。

（一）在宪政理论方面，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1.宪法至上性问题宪政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首要地位，是根本法，是其他各种法律的源泉。所以，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在当时使用的教材——《法学通论》的“宪法”一章第一节“宪法的种类及性质”中划下了这样一段话：“宪法与一般法律区别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宪法非拥有立宪权者不能制定，其他法律则可由依照宪法具有立法权的机构制定；（二）在修正方面，虽说因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通例为：对于一般法律，由政府或议会提出修正案即可，而宪法的修正则必须由国家元首提出动议；（三）在法律效力方面，宪法在其他诸法律之上，相应地，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当然视之无效。”[1](p53-54)他说：“夫宪法乃立国之根本，尊严无上。”[1](p588)国家元首和臣民一样，必须共同遵守宪法。

1913年袁世凯起草宪法期间，针对其企图夺取宪法公布权的行为，运用自己的法学理论知识，写下了《论宪法的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一文，系统论述了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其公布权应属于宪法会议。他指出：“宪法之与法律所以异者，以其为根本法，居至高地位也。而其所以葆其至高之尊严，则必有其特殊形式以隆之。其特殊形式，恒表征于其制定之机关及其程序。机关既别，形式自殊；程序不同，效力乃异；高下强弱之分所由起也。”[1](p628-629)接着，分析了制宪与普通立法相区别的缘由。首先他认为宪法与法律相区别的原因是由于制定程序不同，制宪是基于国家主权进行的，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影响，被称为造法；制定普通法律是基于宪法的规定，需要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被称为立法。其次是由于制定机关不同，宪法的制定机关是宪法团体，法律的制定机关是立法机关。由此可知，“造法者宪法团体之所有事，立法者立法机关之所有事也。立法之结果，为法律之议决；造法之结果，为宪法之制定”[1](p630)。这样，就从制定机关、制定程序和法律效力三个方面说明了宪法与普通法律相区别的原因。

2.制宪原则问题在看来，善良的宪法必须是衡平的宪法。“谓宪法之善，在乎广被无偏，勿自限于一时一域，勿自专于一势一体。”[1](p675)而“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1](p675-676)。也就是说，制宪时只有遵循一定原则和程序，才能获得衡平宪法。首先，“制宪之事，有不可失之律二焉：一即调和，一即抵抗是也。夫调和与抵抗，其用相反，其质相同。宪法实质之备此二用者，惟在平衡。但宪法之实质，必如何而能致平衡之境，则征之各国通例，制宪之际，必将各方之意思情感，一一调剂之，融合之，俾各得相当之分以去。而各种势力，亦均知遵奉政理，而能自纳于轨物之中，则法外之势力，悉包涵于宪法，而无所于不平。宪法之力，乃克广被既，以垂于永久”[2](p409-410)。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充满矛盾和斗争，各种社会势力之间存在严重冲突，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认为，中国要实行宪政，必须将各种势力都纳入政权之中，在制定宪法时，既要考虑到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又要注意照顾、调和各方面利益，才能制定出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宪法。所以，他把宪法当作调和各种势力的平衡器。其次，“制宪者须知今日制宪虽采成文主义，而不可尽背不文主义之精神也”[2](p411)。因为，“不文主义之特长，乃在性柔而量宏”[2](p411)。他坚决反对不分巨细地罗列宪法条文，致其繁缛复杂，包罗万象，而主张吸取日本的制宪经验，提出“篡定宪法以简要为主，规定大体而不以繁缛求功，为留恢阔之余地，俾得涵盖万端，笼罩一切，以其详细事项让之于他法”[2](p412)。也就是说，宪法规范应简明扼要，突出概括性、原则性特点，切忌不分巨细，繁缛冗长，这些原则即使在当今也是制宪时应遵循的。

3.“弹劾”适用问题“弹劾”是指议员依据法律规定，对政府首脑及其成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控告，要求加以审判或裁决的制度。对于弹劾制度是在法律范围内使用，还是在政治和法律范围内同时使用的问题，《临时约法》颁布后，人们在认识上一直存在分歧。把政府责任分为法律上的责任和政治上的责任，关于政治上的责任，各国有三种处理方式，即逮捕条例、课税拒绝和信任投票，其中信任投票被广泛采用，“故凡立法部有纠责行政部政治上责任之权者，其内阁之生死，罔非于不知不识间伏于信任投票制权威之下而不自显”[1](p557)。也就是说，信任投票适用于处理政府政治责任问题，而“‘弹劾’一语，宜专用于法律问题。”[1](p556)即弹劾只适用于政府在法律上所负的责任。

4.政党及其作用问题非常重视政党在立宪国家中的作用，并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1](p602)。近代以来，凡实行宪政的国家，一般多有政党，各政党为取得执政地位，互相竞争，纷纷以不同的政治见解和政策主张赢得选民，从而推动了国家昌盛，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多党轮流执政还可以防止政府专制。凡“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议院制的内阁，同时又为政党内阁，甲党在朝，乙党在野，甲党一有失政，乙党必将击之不遗余力，政府既为舆论所不容，其内阁立即倾倒，乙党即起而代之，断不容其恣睢暴戾，为所欲为也”[1](p616)。由此可见，当时的是十分推崇多党制的政治制度的。

5.法律颁行程序问题将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与议会之间在法律颁行过程中的职权范围分为三种：裁可权、批行权和不裁可权。裁可权指国家元首对议会同意的法案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使它成为法律或不成为法律；批行权是指国家元首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案仅看它是否依正常程序制定，对法案的内容却没有裁决的权力；至于不裁可权，以美国国会与总统颁行法律的程序为例，详细解释了它的运作过程。他说：“凡议会议决之法律案，咨请元首公布，元首不置允诺，得于公布期内，声明理由，咨回议会，请其复议，是即不裁可权也。”[1](p635)美国国会议决的法案，必须由总统签署公布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该法律案，就在公布期内将其法案并理由一同退回国会复议，如果国会两院复议都通过了此法案，那么，此法案就可以不经总统签署而直接成为法律；如果此法案在任何一院被以三分之二票否决，它将永远不得成为法律。认为，不裁可权有两大好处：“一以为行政部保其宪法上之权力，俾其意思得表示于法律；一以防有时遭政治的激昂易为躁妄恶劣之立法，而以救其敝。实宪法上最完善之规定也。”[1](p636)

6.内阁体制问题一战爆发后，英国、法国的内阁纷纷发生倒阁或内阁改革，在政体上出现无部阁员或二重内阁等新事物。无部阁员指内阁中的一些议员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他们多以在野党成员身份加入内阁，目的是为使内阁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二重内阁则指战争期间，为军事决策迅速以免贻误战机而增设的军事内阁，它与原内阁并称二重内阁。曾专门撰写文章对它们进行分析、介绍。他指出：“军事内阁之组织，其主要原因，虽在阁员人数较众，议事每欠敏活，或致贻误军国，故依是以缩小其局量而迅锐其机能；而无部阁员之增设，其唯一旨的，乃在求加重内阁之品量，广罗异派之中枢，以分政府之责任，而固一致之基础。”[2](p534)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因时变革，代议制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战争期间却暴露了它的弊端。因此，一战时，英、法为了应付战事，采取增设军事内阁和增加无部阁员的举措。认为，此二者“久而久之，必将以此变革为世界立宪政治开一新纪元”[2](p535)。可见，他是赞同变革的，并希望在变革中产生更合时宜的宪政体制。

（二）在宪政措施方面，针对《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提出了以下措施：

1.裁都督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认为，中国实行宪政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都督林立，军阀割据，中国无法形成统一局面。他说，面对宪法，都督竟“视若无物”，“今人不察，徒yín＠①yín＠①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且政府违宪，制以都督，都督违宪，又将奈何？……吾民不欲拥护宪法则已，如欲拥护之，当斯之际，舍首行裁撤都督，其将奚为？”[1](p588)实行宪政，必先遵守宪法，拥护宪法则必先裁都。都督一日不裁，则宪政一日不能真正实现。为了达到裁都，真正实现宪政的目的，还提出了四项具体方法，即由中央收回军政实权、简任省尹、划分军区及废除都督名义。

2.实行一院制近代以来，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两院制，当时中国也有不少人主张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二院制乃英伦历史上之遗物，迄今已成强弩之末”[1](p614)。这种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首先，从国民状态来说，“统察社会，实无阶级之可言，较之欧美大有殊异，益以共和告成，五族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固不容有所轩轾，平民政治制度，更不容特设阶级，则此说之不容于民国，勿俟喋喋矣。”[1](p615)其次，就议政慎重而言，二院制虽有慎重的优点，但也有迟滞的缺点；一院制虽然有轻率的缺点，但却有迅速的优点，所以两相比较，“利害得失，适相平均，决非二院制独优，一院制独劣也”[1](p616)。而且“吾华人性素迟缓，一事之败，败于轻率者少，败于游移者恒多，与其防轻率之弊，不如防延缓之弊之为愈也”[1](p616)。实际上，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已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最后，就调和冲突来说，与其沿用二院制，不如直接采用议院制的内阁制。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实行一院制容易导致专制政府的观点，认为只要在内阁制中引进政党竞争机制，实行一院制就不会产生专制。

3.实行间接选举、限制选举选举制度是实行宪政的最基本要求，认为，“立宪政治之精神，权舆于选举制度，……苟为立宪国家选举制之适宜与否，其国治乱安危之枢也，又乌容忽？”[1](p643)因此，他研究了英、法、德、普等11个欧洲国家的选举制度，写下《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一文，希望“神州旧制初更，新猷未建，其于选举制，究当何取，国情先例，两相鉴衡，庶或无失”[1](p644)。与主张一院制相适应，此时的由于受其世界观的局限，主张在中国实行间接选举和限制选举。他说：“吾虽主张一院制，而与选举法殊有关联之处，以吾民今日之普通程度，决不足与图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与选举制度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佐辅，若贪企共和国之公例，骤欲行直接普通选举，则吾愿宁牺牲所主张之一院制，转取二院制，庶于国体前途尚减多少之危险也。”[1](p617)

4.实行省制1916年段祺瑞重新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期间，“省制”一直是议员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考察了省制的渊源以及中国历史上地方分权的趋势和集权论与分权论对抗的由来，澄清了人们对联邦的误解，指出：“联邦绝非与统一相背而驰，且为达于统一之捷径也。”[2](p425)“今者文明潮流之所荡激，个人解放之声日高，地方之对于中央又焉能长安其钳制也。”[2](p427)认为，宪法均有渊源，而云南宣言就是中国宪法的渊源。他充分肯定了云南宣言的如下精神：“一曰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2](p428)因此，他主张将省制写入宪法，并专门提出11条草案。

（三）在宪政精神方面，结合自己在学理上、实践上的探讨和留学日本期间实地考察其宪政的经验，深切体会到：要实行宪政，必须造就国民的如下精神：

1.民主精神受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熏陶的，回国后立即写下了《民彝与政治》一文，提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2](p338)。他认为，中国只有信民彝、彰民彝，才能求得一个适宜的政治，“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2](p339)。不久，即指出上述的政治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2](p655)。他对民主精神的体认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先他更多地使用“惟民主义”（或惟民主义），然后使用“民主主义”，再后来则使用“民治主义”，实际上这三个词的意思大体相同。他说：“语其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政府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其实现自己于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2](p738)

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提倡民主，必然否定专制。通过对专制政体和立宪政治的比较，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2](p735)。具体来说：“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自见其我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斯其民之智能，必能共跻于一水平线而同＠②并育。彼其众庶，立于水平线以上，以驱策英雄俾为民用可也；降于水平线以下，以待英雄提撕，听英雄之指挥不可也。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此实专制国民服事英雄与立宪国民驱使英雄之辨，亦即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之所由殊也。”[2](p350-351)通过以上比较可知，民主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自由精神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一向推崇西方的代议政治，但是，代议政治绝非设立了议会、组织了政党就能轻易实现的。它首先需要广大民众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正如他所说的：“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橥其名，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俾群己之权界，确有绝明之域限，不容或紊，测性瀹知，习为常轨，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2](p340)不仅如此，还将自由看作是人生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法来做保障，“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需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2](p432)。他尤其强调思想自由，认为思想自由除需提供法律保障之外，也需要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自由，否则便不能形成自由争辩的精神和实行宪政的社会环境。他说：“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以去。最后彖定之辞，勿得轻用，终极评判之语，勿得漫加。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2](p354-355)同时，对于思想自由的内涵及其与宪政的关系，他作了如下解释：“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凡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而社会之受之者，亦当虚心察之，不当以成见拒之；当以尚异通之，不当以苟同塞之；当存非以明是，不当执是以强非；当以反覆之讨论求真理，不当以终极之判断用感情。如是则真正之理实，适宜之法度，始得于群制杂陈、众说并进、殊体异态、调和映待之间，表著于政治。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所以可贵，而代议政治之所以为良也。苟行代议政治之国，此类尊重自由之风习，必使熏陶培养以弥纶乎社会个人之间，奉为金科玉律。其持己之严，至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2](p507-508)

3.法治精神立宪政体实质上是法治政体，它与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几千年的人治，不仅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依法行政，养成了专断习性，广大民众也几乎没有法治观念，养成了盲从的奴性。认为，“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2](p350)。提倡法治精神，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和法制作保障，而当时的中国要么无法可依，固守封建人治的恶习，要么从形式上照抄西方国家法律条文，形成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理法不存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理法互补，相依并存的主张。他说：“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2](p356)国家以法律为存在前提，人以理为生存价值。“故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2](p356)所以，必得理之力与法之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促进，“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2](p357)。实际上，这时的已经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三

由上述可知，的早期宪政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有些内容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限制，当时的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早期宪政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是：

（一）由于当时的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思想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少本质的认识。例如，他曾一度对袁世凯抱有极大幻想，他所提出的裁都主张，虽然目的是为了打击地方军阀势力，但也打击了南方的革命党，客观上帮助了袁世凯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的行径。

（二）从早期的一系列宪政主张来看，基本上局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的范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积极参加关于宪法的讨论，并创办《宪法公言》专门研究制宪事宜，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间接选举、限制选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改变国体，这些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只能陷入空想。

（三）早期宪政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调和主义色彩。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及后来的论述中，多次提出制定宪法要调和各种势力的利害冲突，完全没有认识到当时的民主进步势力与封建专制势力是无法调和的，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宪政。

早期范文篇8

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注：“蓟下”指北平：“烽烟……”指20世纪30年代侯外老与李达老、吕振羽等在社会史论战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因胸怀北斗，所以意气如虹。)。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一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证据的问题。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以批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于那些否定“早期启蒙说”的人们而言，侯外老对大量的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碍。不正视这些史料，而空诬为“伪问题”，足见其学风浮躁而已。第二，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侯外老在思想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的辨析。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以下问题：“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而在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中，关于明清之际学者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清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狠下一番功夫。在这方面，侯外老表现出极深蕴的功力和极敏锐的眼光。如论王船山学说与程、朱、陆、王的关系，论定王船山“对朱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为肯定式的扬弃”(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又如论黄宗羲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侯外老指出，梨洲虽然在思想体系上犹保留了“明道之余技”而留连于理学的“枝叶”，但在基本上则自觉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反省于社会活生生的人类(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关于全祖望与黄宗羲学说的关系，侯外老指出：“全谢山笔削枝叶，不失学者态度。明人好为晚年定论之说，在晚年定论一命题下便渗入了后学的新观念，于根柢上发展了前儒，全谢山亦然。不明这一点，无以言‘史’的思想过程。梁任公先生虽有夸大清学之病，而把根柢放大，犹可见其一面，而冯友兰先生抹煞根柢，重视清儒之‘留连’者则失实远甚。”(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35-136页。)这些论断，在我们看来，都是合乎实际的确然不易之论。第三，它科学地揭示了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本质。在侯外老以前，梁启超、胡适之皆曾认为清代学术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现象形态的类比；而侯外老用“启蒙”二字来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才真正揭示了时代思潮的本质。侯外老把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形态归结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说：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肯定王夫之具有“人权平等”的思想，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其中“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并且“由人权的平等推论到法律的平等”；又进一步阐说黄宗羲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指出“人文主义的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哲学脉络相贯，而为近代启蒙者的精神”，“崇拜个性”是启蒙学者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又肯定傅山反奴性思想“具有启蒙期个性解放的进步性”。他认为顾炎武的“清议”论，“含有近代‘大宪章’里的‘自由’的内容”，“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又说顾炎武的“经济思想的前提，是自由经济与私有恒产”，而顾炎武之所谓“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更体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自由、平等、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石，是“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由以上论述可见，侯外老是深刻地把握了“启蒙”的精神实质的。第四，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思想之发展的关系。与梁启超偏重于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考察“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观点相区别，侯外老是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的过程入手，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思想启蒙的曲折道路的。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即16世纪中叶。从嘉靖到万历，即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转折点，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新旧矛盾作了考察。一是考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土地私有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他极力说明，这种状况与19世纪在俄国发生的情况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即在于由身份性之转变为非身份性”，土地日益卷入商品流通之中，经营地主的势力在扩大，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在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才以“一条鞭”法的法典的形式确立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二是考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16～17世纪的中国，则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场。三是考察中国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侯外老指出，在中国的16～17世纪，“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对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仅沿海苏、浙、闽、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营组织，内地的川、陕、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想家的思想上。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老为我们树立了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二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没有说过，倒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现象形态的考察上发现清代学术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侯外老透过现象而洞察本质、提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启迪。因此，如今学术界流行的那种认为早期启蒙说是“唯物史观的教条”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侯外老不存学派偏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并获得启迪，由此而自创新说，正表现了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襟和理论卓识。“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第一，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在西方，“东方文化否定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而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侯外老引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歙县风土论》，来说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看中国的资本生活史从“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的发展状况；又引《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苏州府志》，来阐述资本主义萌芽发达地区的阶级关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那些充当皇帝的奴仆的学者之外，还有许多不肯服从皇帝的命令的学者。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他除了努力发掘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以外，特别重视揭示16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学者反对专制蒙昧、争取自由权利的心路历程。他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正是先进的中国学者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之写照。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1959～1962年极“左”思潮盛行之时，他却着力于研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寻索其在“笔墨之外”的“有讥有托”的曲意。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书中，他表彰汤显祖“对于黑暗现实的抗议”，表彰敢于仗义直言、敢于为民请命的豪杰之士，揭露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的制度性的腐败，谴责假道学“对于黑暗世界装上了鲜丽的花朵，而其本质却使世界历史的发展格而不通”；与此同时，又讲到了“大儒大侠惟患天下人有生而无食”，讲到了“免除贫困和欺压的人权思想”等等。对于汤显祖的研究，既表现了侯外老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寄托着他情之所钟的自由理想，同时也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早期启蒙说”证明，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做“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第二，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合的研究，通过把16～19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放到世界历史的总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在侯外老提出“早期启蒙说”以前，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倾向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之势。梁启超、胡适之的论学思路，明显地倾向于普遍主义，即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官能心理是相通的，故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出大致相同的思潮和思想学派。所以他们都把清代学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与此不同，钱穆先生的思路则是特殊主义的，他强调中国自有中国道理，与西方截然不同，尤其痛恶“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强调学者当以“得君行道”为职志；因此，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只能按传统学术的思路讲，诸如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等等，目的是“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这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争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皆以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为特征，从意大利学者维科到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全都持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而19世纪后期产生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鲍厄斯学派，则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否认进化发展和一般规律。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完结。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的认识的基础上，把思想文化进步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文化的多元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先生的一大理论贡献。侯外老是在首先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史以后再来研究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说史的。他发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是希腊、罗马、日耳曼和中国社会发展遵循的普遍规律，但进入文明的具体途径却有不同，因而有“古典的古代”、“日耳曼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区别。“古典的古代”遵循的是由家族到私有制到国家的途径，氏族制的枷锁被彻底摧毁；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则遵循的是由家族到国家、“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途径，是在保留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的，“死的抓住活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长期处于难产状态之中。“其思想发展的特征是由畴官世学而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由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而开创私学的孔墨显学，由孔墨之学而百家并鸣之学，以至古代思想的没落。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死的抓住活的”的情形，影响到汉代以后的中古社会，更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侯外老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资本主义要排斥身份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这就是16、17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形。这种情形反映在思想上，就表现为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旧的传统的束缚。侯外老晚年反复致意：“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国情。”(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在侯外老看来，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特殊国情”的话，就在于旧的传统的势力太过强大，而这恰恰又是根源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坚固性强有力地抵御着商品经济对它的分解作用。“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如此紧密相关!侯外老积一生之追求和思考所凝结成的这一深刻思想，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认真记取。三侯外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关于“早期启蒙说”的争议仍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思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启蒙学者的学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诘难，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如何看待这一思潮?我们认为，对于启蒙，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反思，而在于如何反思、怎样反思。人类的认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不断地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反思的结果。启蒙作为近代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思想内容具有非同寻常的广袤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的不同学者们那里，思想倾向也不尽相同。英国与法国不同，法国与德国不同；同在法国，伏尔泰与卢梭不同；同在德国，康德与黑格尔不同。在世界性的启蒙反思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理论失误和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受到了深刻的批评，我们就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和必要的。然而，在“启蒙反思”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借反思启蒙来质疑乃至推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麦金太尔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者。他认为权利(自由)、公正(平等)、宽容(博爱)、和平(秩序)等启蒙理念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假设，从来无法用经验事实和实证方法来加以证实。这种“用启蒙的武器反对启蒙自身”的论证手法，逻辑地将启蒙的理念引入无法论证的“失败”境地。由此，“启蒙失败论”便迅速蔓延到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拒斥启蒙理念的鼓噪亦甚嚣尘上。在一些人的眼中，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正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样是“伪问题”，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研究要完全拒斥西方的概念和学理，实现彻底的“本土化”。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奋笔撰文来批评“启蒙反思”中的这种错误倾向。例如吴冠军先生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通过阐说康德的启蒙遗产，对麦金太尔的“启蒙失败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注：吴冠军：《什么是启蒙》，《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康德是启蒙理念的坚定捍卫者。他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为自由的最无害的自由，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诚然，“天赋人权”的原则是先验的，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是得不到经验事实的论证的，但在康德看来，它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先验法则。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第一条绝对命令就是：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法则永远能够成为普遍的道德律。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被剥夺自由权利，那么你就不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当做工具，那么你就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权利的普遍原则就是从这条最高的道德律中所推出：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即人人自由而不得侵害他人之自由。因此，尊重人权乃是道德的绝对命令，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尊重人权，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世界的“永久和平”。通过以上论证，康德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启蒙理念，用康德的思想来驳斥麦金太尔等人对启蒙理念的挑战，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当然，康德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启蒙理念的忠实捍卫者，是启蒙理念的更为强有力的论证者。康德是以人的内心的实践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马克思则直接以人类的历史实践为人类自身立法。从人类的实践中，马克思看到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启蒙理念正是人类历史实践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怒斥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宣传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权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热烈地呼唤：“(启蒙)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德国)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他的社会理想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曾一再强调，这句话是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所在。马克思在论述中国的未来时，憧憬着中国的万里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9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在实践中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启蒙者的理念正是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赋予了启蒙理念以人类普遍价值之公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确认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人才成其为人，亦才能使被长期的专制蒙昧扭曲了的人“解放成为人”。侯外老作为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论证了启蒙的现代性理念不仅产生于西方，而且也产生于中国的观点。为我们突破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体用两橛、中西对峙的思维方式，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接着侯外老往下讲，我们认为，应当从我国16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其理由是：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是以古代文化的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起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更新。直到晚清和“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者们皆不忘从早期启蒙思潮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这充分说明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二分的，也不可用人为的“断裂”去割断它。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不能无视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现代性的历史根芽，另外去寻找所谓“返本开新”之路，而应把早期启蒙思潮看做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第二，早期启蒙思潮既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其体其用自然是内在地统一的。这表明，中国文化之体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之体，而是历史地更新着的。用这种自我更新了的中国文化之体去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自然不存在“中体”与“西体”之间的捍格不通，也不致导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体用两橛、徒使严又陵耻笑的荒谬理论。而体用两橛论者的根本失误，即在于他们为了拒斥西学，竟抛弃了我们民族体用一源、不执固定之体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化之体看做固定不变之体，否认了它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第三，正因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中国文化之体的自我更新，所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认同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真可谓“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而弗失固有之血脉”。如此，所谓中西对峙、中学与西学水火不容的狭隘观念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自我更新了的中学与西学既无时代性之隔膜，则民族性之微妙差别自会相互补益，由此而综合创造出人类的新文化。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文明冲突论”者所鼓吹的儒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是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会通融合，这对于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尤为重要。“早期启蒙说”及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历史接合点”的论说，逻辑地指向当代中国哲学的“新人学”的建立。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冯友兰先生的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新理学”，有贺麟先生的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新心学”。当新理学、新心学问世之时，侯外老独辟蹊径，表彰明清之际“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安知他没有建立一种接着早期启蒙学者往下讲的“新人学”之意?我们认为，从李贽呼吁复“童心”、做“真人”，到王夫之“依人建极”、怒斥“申韩之儒”，到戴震提出“血气心知”的人性学说、批判“以理杀人”，其理论归趋无不通向扬弃伦理异化的新人学的建立，与同时期以“人的发现”为主题的西欧思潮的变迁具有本质上相通的东西方可比性。接着李贽、王夫之、戴震往下讲，既坚持了中国哲学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主体性，又有利于融摄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一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新哲学。这是侯外老未竟的事业，想必这一定是他的在天之灵热切地期待我们去努力实现的。“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是如此密切，它为我们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关系问题提供了契入点和路径，为我们直接参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接力赛”设立了最近、最佳的接力点。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认真记取侯外老关于中国之现代化何以“难产”的深刻见解，坚持“首在立人”的启蒙事业，以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正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而崇高的使命。

早期范文篇9

一人生道路的选择

鲁迅与周作人作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经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出生在同样的家庭，有着基本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样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归国后不久从事新文化运动。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他们不断被人们关注，而且不断得到人们称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鲁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周氏兄弟离开故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是为了寻求“别样的知识”和“别样的人生”。鲁迅说过，他看惯了故乡人们的脸，决定走出绍兴，即使寻找到了“野兽和魔鬼”，也并不想回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旧式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应该放弃什么，也就从而知道了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一个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没有选择经商，也没有幻想做“幕友”，放弃了挣钱发财、光宗耀祖的臆想，这不仅是选择了崇高，同时也是选择了明智。二周走出绍兴，南京时期是追求的开始，他们共同走过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过程，特别是鲁迅，还走过了从相信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到相信医学救国，最终执著于文学救国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说鲁迅是伟人，最重要的证据表现为：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然而，二周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鲁迅主要接受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觉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显然接受了淡然处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在，感受了风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两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说到救国，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不知道西洋还有所谓的文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是败于军事，于是认为中国需要“船坚炮利”，需要科学，需要维新。他们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救国意识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了，只要赶上来，中国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焕发光彩。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开始翻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甲午战争中日议和以后，各国相继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清廷的腐败日甚一日，进步知识分子也发现清政府的政治存在着缺点，西洋还有先进的政治文化。这样一来，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学，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适诗中写的“关不住了”，只要一开闸，洪水就一涌而来。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20世纪之初的中国风起云涌，纷乱的思想界影响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们的思想一度处于徘徊状态中。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说他此时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种思想的洗礼之后，做出了吸收、继承、超越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到了南京学新学，与其说是对科学技术有热情，不如说是对西学产生了兴趣。他如此热情地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即是个证明，因为这部书就是启发我们自强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于学军事、学开矿的放弃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片面地说原来的选择是一种错误，而是应该看到他选择的动机中有着怎样的指导思想。鲁迅赴日本留学的目的，抱定了医学救国的认识。这里有鲁迅思想的转折，他说自己是为了医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能治的病，当然打起仗来也可以当军医，将救国与救民合为一个整体，在于改造中国、改造国民的“东亚病夫”形象。但是他在“幻灯片”事件后发现了中国人的身体有病是次要的，主要应该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中国人的“弱”是与“愚”连在一起的，这是他弃医学文的关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决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他整个人生的最光辉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强国之策，因在他之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仁学》《新民说》、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说法都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和周作人主要是从精神革命即思想启蒙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诸种要素中，精神是最重要的。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精神是优于中国的，所以就要吸取西方的长处和普遍行之有效的精神，以促进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周氏兄弟批判西方物质文明，选择精神革命，主要源于尼采的影响。基于20世纪初西方人本思潮和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周氏兄弟绘制了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建国方略，两人选择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健全发展。

二为人性重造的文学

鲁迅认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有力的方法是提倡文学。而提倡文学的路径虽然很多，他却也有自己的思路。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译介国外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表明鲁迅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鲁迅的选择中已经包含有启动新文学的意识。因为对旧诗、旧词、旧散文，那些滥俗的声调他读厌烦了，连屈原的《离骚》他也认为“反抗社会，威力非强”，最终也是以自沉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对国家的作用不大。传统文学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就要“别求新声于异邦”。周氏兄弟懂得要用文学的力量改变人性，改变人生。1907年夏创办《新生》杂志是周氏兄弟文学救国实践活动的第一步，这次失败后，周氏兄弟又迈出了文学救国的第二步———在《河南》杂志上和译书。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从理论上把文学救国概括为“不用之用”的文学观。由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是那个时代文艺思想的主流，早在周氏兄弟之前，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把文学视为救国的利器，高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从表面上看，周氏兄弟与梁启超等人在推崇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仍然受到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把文学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小说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一种“载道之器”，仍然是“道”的附庸，并未取得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周作人批评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轻视小说的艺术规律、偏重实用主义是其思想根源。鲁迅和周作人着眼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声”来重建“国民精神”。鲁迅从纯文学观角度出发，认为文章有利于国民精神，“文章之用益神”，“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也认为文章为精神的依托，是发自内心的，“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而且文章还有科学所达不到的用处。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和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的麻痹作用都进行了批判。其次，二周的文学救国之策在于相信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精神。鲁迅和周作人都认为，文学可以重建“国民精神”。此时的周氏兄弟已经由文章启蒙发展为文学救国。鸦片战争之后，在惨重的失败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才开始反思自己对待西方的态度及其得失，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性学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还必须更加注重对西方“思想”性学术的吸收和借鉴，势必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而这种借鉴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日益式微、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的现实。“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周氏兄弟对当时国情的共同认识。这就成为近代文艺启蒙的重要历史背景和精神内涵，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周氏兄弟早期文化选择的思想起点，周作人也把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概括为民族主义，“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在《摩罗诗力说》文章开篇前，鲁迅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从而提出了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

早期范文篇10

【关键词】脑卒中早期康复

随着医学的发展，脑卒中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其致残率仍居高不下，达80%以上［1］。此类病人生活质量降低，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促进病人各项功能的尽快恢复是医务人员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康复治疗能够明显改善病人的各种功能和预后，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本文将脑卒中后早期康复治疗的近况作一综述。

1早期康复治疗的机制

脑可塑性和大脑功能重组理论是康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CNS）损伤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缪鸿石等［2］认为，通过反复的特定的康复训练可使脑损伤区丧失的神经功能由原不承担该区功能的脑区部分代偿。经失神经超敏反应，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及轴突出芽等机制［3］可实现CNS的功能重组。早期康复治疗可以促使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大脑对刺激发生反应性的突触形成，周围神经组织通过轴突的侧枝芽生，可能使临近失神经支配的组织重新获得支配，病灶周围组织的代偿使神经反馈回路得以重建。

早期康复针对病灶周围半暗带，通过增加脑血流量(CBF)，从而改善短期内尚存活的脑细胞。李飞等［4］的研究证实，早期康复组大脑平均CBF比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CBF的增加对减少半暗带区神经细胞死亡有益，反复的感觉冲动传入中枢，对轴突出芽，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早期康复治疗开始的时间

以前普遍认为脑卒中后半年以内开始的康复治疗都属早期康复治疗。目前，康复医学专家普遍认为，只要急性脑卒中病人生命体征稳定，神经系统症状不再进展，48h后即可开始康复治疗，也有学者认为早期康复在生命体征稳定后12h开始［5］。对于中枢神经损伤的再生与修复过程而言，有研究认为偏瘫病人运动功能的恢复可在发病数日开始，1～3个月可达到最大程度的恢复，3个月后恢复减慢，6个月后有90%的病人恢复达到顶点［6］。由此可见，脑卒中后开始康复治疗的时间越早越好。

目前还有学者提出了超早期康复训练。宋成忠等［5］将68例急性脑梗塞患者随机分为超早期康复组（生命体征稳定后12h）、早期康复组（生命体征稳定后24h），观察超早期康复训练对急性脑梗塞患者心身功能恢复的影响。结果显示超早期介入康复训练，对脑梗死患者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改善焦虑及抑郁状态有积极的意义，且比较安全。

3早期康复治疗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脑卒中康复治疗都是在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尚没有单纯使用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的临床报道。目前广泛应用的康复疗法有Bobath技术、Brunnstrom技术、Rood技术、运动再学习技术（MRP）、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CIMT）、反复抗阻力练习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借助于机械的训练方法。大量文献报道以上康复方法均是有效可行的。程立山等［7］在神经内科常规处理基础上，运用早期康复疗法治疗脑梗塞偏瘫患者200例，与单纯静脉滴注和口服药物治疗作对照。结果显示早期康复疗法的康复质量高于对照组。目前国内倾向于常规康复治疗与其他治疗方法结合形成综合的早期康复方式，临床上应用的康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1早期康复治疗与药物结合这一方式在国内应用较多，多是早期康复疗法与西药或中药相结合。这一方式的临床疗效也被大家认可。

3.1.1早期康复与西药结合李国辉等［8］用早期康复结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塞60例，治疗组和对照组均于入院后第1天开始康复训练，治疗组同时加用依达拉奉30mg+生理盐水250ml静脉滴注，2次/d，14d为1个疗程，于治疗前及治疗后1月对患者进行NIHSS评分、Fugl-Meyer评分和Barthel指数比较。结果治疗后30d依达拉奉组NIHSS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Fugl-Meyer评分及Barthel指数均明显提高，但依达拉奉组提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张新等［9］采用早期康复加低分子肝素综合治疗急性脑梗塞52例，显效率（痊愈+显著进步）88.5%，与对照组51.9%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

3.1.2早期康复与中药结合吴佳明等［10］应用早期康复结合中药制剂金纳多治疗缺血性脑卒中40例，与早期康复加低分子右旋糖酐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血脂、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均降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值、肢体运动功能及ADL增加值均高于对照组(P<0.05～0.01)。曾凡均等［11］采用早期康复并三七提取物对脑梗塞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微循环及血液流变学的变化，结果取得显著疗效。刘惠宇等［12］采用早期康复训练结合应用中药水蛭干粉及血栓通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也取得明显疗效。

在早期康复与中药结合这一方面，还有其它许多方式，如早期康复与中药烫疗、中药足浴等理疗方法的结合。如王恰如等［13］针对患肢有血液循环障碍及易出现患肢的肌张力过高和肌挛缩的特点采用中药烫疗疗法治疗，同时开展对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治疗，有效地改善了脑卒中患者的运动障碍。

3.2早期康复治疗与针灸结合在早期康复治疗时常将现代康复方法与针灸疗法相结合，如康复结合头针、康复结合体针、康复结合头体针并用，疗效以康复结合头针最为显著［14］。马来莹等［15］用早期康复及针灸治疗脑卒中38例，取得满意疗效，还指出用药物治疗的同时配合合理的针灸与现代康复既注重局部，也注重整体，以脏腑经络辨证为指导，标本兼治，能促进瘫痪肢体功能恢复。陈增力等［16］通过临床研究探讨针刺结合康复对脑卒中偏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及ADL的影响，总结出针刺结合康复给脑细胞早期运动的信息，对偏瘫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明显优于单纯的神经内科治疗，并且指出针刺结合康复的介入时间越早，疗效越好。

3.3早期康复治疗与治疗仪器结合张德梅等［17］用早期康复配合神经网络重建仪治疗脑卒中25例，治疗组用神经网络重建仪治疗配合康复训练，对照组仅用康复训练。患者病情稳定后即开始早期康复训练，同时使用神经网络重建仪治疗，20～30min/次，1次/d，5次/周，总疗程3～6个月。治疗后Brunnstrom分级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此外尚有肌电生物反馈仪、脑循环功能治疗仪等等其它诸多仪器，均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3.4早期康复治疗与其它方法结合苏国栋［18］将早期康复治疗与高压氧结合起来治疗脑卒中，将80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各40例，高压氧治疗在两组患者病情稳定后开始，1次/d，10d为1疗程，平均2～3个疗程，康复组在脑梗塞生命体征平稳48h，脑出血病情稳定、神经学体征不再进展10～14d即开始进行康复训练，经过30d高压氧结合早期康复治疗，康复组FMA评分和MMSE评分的提高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王艳玲等［19］用静脉充氧(高氧液)结合早期康复治疗观察对脑梗塞病人愈后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氧液配合功能训练治疗，对改善肢体功能预后，降低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具有满意的疗效。田贤先等［20］还将点穴疗法和早期康复治疗结合起来用于治疗脑卒中偏瘫患者，效果优于单纯使用早期康复疗法。此外，与早期康复结合运用的还有推拿、按摩等等。

4早期康复治疗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脑卒中患者大多起病急，无心理准备，得病后对预后情况不了解，病人表现为痛苦、悲观等不良情绪，因此，必须做好心理工作。适当的心理治疗不仅可以唤起病人的积极情绪，发挥心理防御能力，还可改善、消除病人的抑郁情绪。早期康复治疗的同时开展心理干预，不但能帮助病人改善运动功能，而且能减轻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提高病人的日常自理能力［21］。早期康复训练要注意因人施治，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宜的训练方式，由易到难逐步适应。训练中要随时观察患者的反应、肌力改善情况。尽量不引起患者疼痛，训练要缓慢进行，勿使患者疲劳，切勿过猛粗暴地活动每个关节［22］。此外，在康复过程中正确地判断患者运动模式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异常的运动模式予以抑制，对丧失了的正常运动模式进行诱发训练，是偏瘫运动功能能否恢复好的关键［23］。

综上所述，脑卒中后早期康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早期康复治疗作为脑卒中患者康复的第一站，要把握好治疗的时机，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遵循规范的治疗模式，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以促进脑卒中病人各种功能最大限度地恢复。21世纪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脑卒中的发病率将继续上升。因此，对于脑卒中的早期康复研究应该更进一步深入，康复的方法可以更加多样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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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缪鸿石.中枢神经系统（CNS）损伤功能恢复的理论（一）［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1995，1（1）：1.

［3］缪鸿石.中枢神经系统(CNS)损伤功能恢复的理论(八)［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1997,3(3)：97.

［4］李飞,邓时慧，谷德祥，等.早期康复治疗对脑梗塞患者脑血流量等的影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1996,2(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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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国辉，陈惠.依达拉奉结合早期康复治疗急性脑梗死60例疗效观察［J］.实用老年医学，2006，20（1）：51.

［9］张新，蒋居臣.低分子肝素加早期康复综合治疗急性脑梗塞疗效观察［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03，3（3）：8.

［10］吴佳明,陈冬青.金钠多结合早期康复治疗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功能结局的影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5,11(12)：985.

［11］曾凡钧，陈宗华，蒋庆华，等.三七提取物并早期康复对脑梗死患者微循环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4，8（31）：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