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儒家思想十篇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1

【关键词】儒家；礼义；节欲；用财；侈俭

本文拟以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荀子为重点，对儒家用财思想的主要论点及在生成和演进中的特色进行阐释和分析，以进一步认识儒家伦理思想在用财即消费问题上的发挥和表现。

一、富贵之欲，礼义节之

先秦儒家并不否认人皆有欲的合理性，但是都主张要用反映名分等级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生理欲望和消费需求进行节制，保证国家的财用支出和人们的生活消费符合礼义的限定和要求，从而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稳固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之间的和谐。

在节欲问题上，荀子的思想尤具特色，也是其用财思想的主要论题。他一方面也承认人生而有欲，“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荀子・性恶》）这些欲望是人类性情的一种表现，属于客观事实，它们具体表现在：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荀子・性恶》）

在荀子看来，一方面人们的吃穿等消费欲求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客观本性；另一方面，这些消费欲望还具有无限性，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欲望会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而且会因“不知足”而永无止境。因此，他认为人的欲望虽是秉承自然的天性，但追求欲望满足的行为必须受到理性的支配与节制，以实现“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主张以“礼”来调节人的欲望，就可以使无尽的欲望得到限定，对不能消除的欲望予以节制，所谓“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是从人的欲求出发，荀子针对但当时社会情势，提出“制礼明分”，以在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上对人的消费欲望进行限定和节制。

二、用财之道，礼义为本

礼义在古代具有极大的社会作用。礼规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等级名分，并依照等级名分对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行为进行规范，义又以内在的道德追求对人们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进行约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十分强调礼义的重要，在用财上积极推崇社会伦理制度和道义的规范和约束，以礼义作为衡量用财之量和度的根本。

荀子提出用财以礼，将等级消费观进一步细化和深入。他还主张用等级消费来处理“欲”与“物”之间，也就是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荀子认为社会群体之间因为身份和等级地位的不同，各自的消费也应该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物品供应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在此意义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然是人情之所同欲，但如果人人都从天子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婚也。” （《荀子・荣辱》）因为“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荀子・富国》） 如果人们的消费等级并无区分，那么在自然欲望的驱使下其消费需求也会不断膨胀，一旦满足不了供应，必然会导致社会纷争甚至国家灭亡。对此，他提出以礼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礼制为核心来划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等级，这样才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这显然继承延续了孔孟儒家的等级消费思想，引导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调节消费欲望，使不同等级的人各得其宜，从而达到消除争乱，物、欲平衡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维护以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望为主导的等级消费格局，但荀子把按等级消费看做是处理“欲”与“物”的矛盾的手段，以调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一定意义上说已经看到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

三、侈俭取舍，礼义为先

崇俭节用，是古圣先贤的共同理想。要财源不竭，必须以节用为保证，否则难免会入不敷出。但是与墨家不同，在侈俭问题上儒家是以等级名分制度作为判定依据的。强调“奢不违礼，俭不伤义。”越礼即为奢，循礼才是俭，而且虽然尚俭，但并不是有悖礼义的过度节俭，儒家强调以反映等级名分的礼义为标准的节用消费观。

荀子总结和发展了孔孟以及先秦其他诸子学派的学术思想，提出了更为辨证的侈俭观。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嗜欲有节，用财有制。即使统治阶级也不能超越礼义的限定而贪求侈靡享乐，只有“强本节用”，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国裕民。同时他还认为节俭是为了有备无患，为将来消费做准备。“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善藏其余。” （《荀子・富国》） 即倡导国家应依礼节用，使人民手中保留充裕的剩余产品以备将来改进和发展再生产，只有“节用裕民，善藏其余”才能“固本”，提高社会生产率。他在《荀子・荣辱》提到：

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锓，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後，而恐无以继之故也？於是又节用御欲，收a蓄藏以继之也。是於己长虑顾後，几不甚善矣哉！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2

[关键词] 孔子；儒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195-1

牟宗三先生说“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释道及西方的哲学，宗教等都指引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在中国，儒学则是安身立命之道，儒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价值理想。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对各个层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艺术品格和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成为了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风格和心理架构。

孔子作为儒学创始，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冲破了当时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而且对于弟子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并行，奠定了儒学一派能够延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而后率领弟子，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修订，这是儒学学派最早的基本教材。并且孔子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儒学学说，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探讨了摆在时代面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构建了最早的儒学理论框架。

孔子以“书”的形式立编年史，名《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根本含义在于正名，维护传统伦理秩序，“礼”，就是周礼，奴隶制下的宗法等级中道德标准等，孔子强调，“以国为礼”，强调“礼”要以“仁”为基础，要达到“礼”“仁”的统一。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方面，创立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在个体有差异的学生面前，以言传身教。例如“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儒家学派在孔子远去后，由于弟子众多，各有各自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派系。借用韩非子的描述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从后世影响来看，孙氏之儒和孟氏之儒是影响最大的。子思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也是不容忽视的。

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颜氏之儒的思想特点是安贫乐道，重在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这其中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

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此派别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世勇敢。属于任侠一派。

仲良氏之儒兼有曾参和子夏两家之学。

儒家学派的划分并不一定是由于韩非子对于八家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学术鉴定，还有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儒家在百家争鸣时期，都认为各自是儒家学派的正统。

曾子是儒家学派孔子过渡到孟子的关键人物，曾子把孔子所持的道概括为忠恕之道，非常合乎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并且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正是孔子所要求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忠信是仁的品格，曾子将温习师传列为三省之一，说明其对孔子学说的笃实。且曾子为人处世严守克己复礼，符合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曾子对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张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对维护孔门的“正名”思想有重要意义。

之后是子思之儒，讲的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体系。《中庸》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论语・子路》说。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这些讲中讲和，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子的美德。

《中庸》一书代表子思的思想，即便后世在三十三章中有所添加，但基本思想肯定是子思的思想。《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子思在天道和人性两个根本性问题上展开了论证，《中庸》开宗明义的提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天命谓之性”而后提出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讲的致中和的办法。笃行慎独都是其方法，为达到致中和的目的。

孟子是儒家大师，在宋朝时期获得亚圣的称号。孟子虽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是其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以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首先是行仁政，孟子把仁政思想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民为本，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之后是正君心，要求君主有自己的道德。修心养心来端正自己的德行。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成为一套很细密的思想体系，成为“道之正统”并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孟子深化了儒家学派的孔子的“仁”，并推进到了“义”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体系。孟子说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有积极方面，比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乐正氏之儒所著《大学》的主要思想简单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且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家国二者关系密切。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包括宋明时期，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汉唐时期儒学重名物训诂，宋儒以后则以义理为主，主要有气学，张载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大高峰。

这是当时儒家八派的思想，后经汉学，宋明理学，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儒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3

关键词: 传统儒道思想文化 北朝佛教艺术 莫高窟 渗透

外来佛教初传中国,即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发展,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思想文化的交融中,佛教及佛教艺术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1]同时也反映在佛教艺术中。

一、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对北朝佛教艺术的渗透

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支柱,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非常注重与儒家的关系。早期佛经翻译为迎合儒家的圣人观念,将“释迦牟尼”译成“能仁”,为使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相联系沟通,将“无我”译成“非身”,以此强调“儒佛一家”。东晋名士孙绰在《喻道论》中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东晋名僧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论证:“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齐梁文学评论家刘勰在《灭惑论》中提出“孔释教殊而道契”的观点。

然而佛教是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理论和修行方式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出家修道等均与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相对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儒家越来越排斥佛教,郭祖深攻击佛教“蠢俗伤法”;[2]荀济曾上书皇帝“论佛教贪淫、奢侈、妖妄”,指责僧尼“不耕不偶,俱断生育,傲君陵亲,违礼损化”;[3]范缜批评佛教“浮屠害政,桑门蠢俗”,认为佛教的危害已“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4]甚至于南北朝时,为佛教的基础理论“神不灭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与佛教“有神论”开始了中国哲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宗法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就必须与之妥协。因此,佛教为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作出了调整。佛教的思想体系加入了忠孝仁义等儒家内容以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反映在佛教壁画艺术中,则出现了许多顺应儒家孝道的图像。莫高窟北朝后期壁画中多次出现了“须提本生”、“子本生”、“善事太子入海求珠”等故事画,宣扬的是儒家的“忠君孝亲”思想。供养人像则出现了画像群和通壁画像行列,并且有了榜题。这是顺应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儒家祖先崇拜思想。中国早在汉代时就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与此方式融合,产生了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供养人像。这种供养人像在印度佛教石窟壁画中并未发现;在西域的龟兹,在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里,题铭也很少。莫高窟北朝至西魏时已发展为一家一族的画像。儒家化的趋势更明显了。

儒家道德伦理思想认为,佛教艺术中呈现在壁画中不够雅观,不符合儒家的审美习惯。所以在莫高窟壁画中将古印度或西域流行的或半的形象进行修整。如第272窟的降魔图,在构图形式上采用了新疆克孜尔石窟“孔雀洞”的模式。三个妖艳的魔女和对应的三个丑陋的老妪。不同的是莫高窟里魔女已上下着衣,而克孜尔石窟中的魔女则无遗。[5]古印度流行男女成组的飞天模式及西域流行的男女成组的听法菩萨,在莫高窟北魏第254窟窟顶藻井中两身组合的飞天,第428窟窟顶两处两身一组的飞天,相互依偎,有一种亲密感。这种两身一组的飞天数量很少,且多采用对称结构,在佛像的两侧分布,呈现双身双飞天的形式。在西魏第249、285窟中也能见到这种对称飞天。与印度、西域不同的是,莫高窟的双身双飞天没有表现出性别特征。至于飞天,在第285窟南壁有两身塑造为孩童形象的飞天,此外北周壁画中曾出现过13身飞天,但都为男性。然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北周后,莫高窟飞天再未出现。

菩萨的造像在大乘佛教中地位仅次于佛,介于佛与信徒之间,普渡众生,接引信徒超升入西方净土世界,为芸芸众生指引脱离六道轮回的途径。而对菩萨的信仰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据考,中国艺术图像中的观音有33或35种变相之多,而在印度原始佛典中仅提到少数几种,其余均为中国佛教的创造性成果。[6]观音菩萨造像在北凉北魏时期多表现为男相,西魏呈非男非女,北周开始出现男身女相,呈较典型的女性特征。这些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和儒家传统的审美习惯是分不开的。

二、传统道家思想文化对北朝佛教艺术的渗透

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依附于黄老之学和道教方术而传播。早期佛教译经中,将“世尊”译成“众佑”,将释迦牟尼转变成福佑众生的神灵。最早来华译经的安世高,在他所翻译的佛经中,广泛运用中国道教“元气”、“无为”等概念。为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东晋十六国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等也多借助阴阳星算、神咒等方术影响民众。对佛陀的祭祀也是依附于对黄帝、老子的祭祀进行。王仲殊先生认为:“中国早期佛教是与方士们祠祀神仙之类混合在一起的,佛教的推行往往依附于神仙道术。”[7]同时道教的“白日升天”、“即身成仙”也需要借鉴佛教的“灵魂升天,来世成仙”的内容,来满足人们对超脱生死界限的愿望。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不盛于南阳荆襄或大河以北,而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的原因是佛教入华时被视作道术,[8]即“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方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9]

魏晋时,佛教般若学又依附玄学传播。僧人以玄学思想诠释般若理论,产生“格义”学,这种方法始创于晋代的竺法雅。即以儒道思想、老庄哲学的名词比附般若经典里的概念和范畴,易于佛教思想的理解。南朝时,有名僧博览六经,奢谈老庄,而使般若学与玄学糅合在一起了。佛道之间相互吸收,尤其是道教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仪礼规范等方面,多模仿佛教。初传之时,佛道的矛盾并不很尖锐。在“老子化胡说”提出后,佛教曾长期予以认可,然而到南北朝时期,佛道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

佛教需要独立发展,无法长期容忍道教“老子化胡”之类的言论,因此开始反驳,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佛化震旦说”。佛教的日益壮大,使道教更加排斥佛教,认为佛教是“夷戎之教,悖理犯顺,有违孝道,不如道教来得更为适合华夏民族”,[10]又贬佛教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的祸害。佛教徒则攻击道教“诳以仙术,极于饵药”、“伤政荫乱”的道教才是真正的祸害。[11]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道之间的斗争多为理论攻击,而北朝则表现得较为激烈,其最终的结果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大肆灭佛,提倡儒道思潮,并要求佛家弟子入观学《老子》、《庄子》、《周易》等。“当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老、庄玄旨,而老、庄玄旨又成了普遍真理而无需思索时,它就成了一种‘资源’和‘背景’,一种接引和理解外来思想的本土资源和背景”。[12]

佛道在斗争中并存发展,其过程同样体现在佛教艺术中。莫高窟北朝西魏第249窟的窟顶壁画出现了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等道教形象。画面所处的位置和描绘的复杂性与北周第294及296窟壁画中的西王母东王公形成鲜明对比。北周时期,西王母东王公的画面显得较小,位置也从窟顶挪移到正壁龛外两侧,而此类题材在莫高窟延伸至隋代后,则不再出现。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反映了佛道思想文化之间融合、斗争、分化的过程。

三、结语

外来的佛教及佛教艺术自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及审美风尚产生了冲突,佛教及佛教艺术为顺应新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一方面积极依附于道教,一方面努力修改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相违背的教义。在漫长的斗争、融合,相互发展的过程里,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对佛教及佛教艺术持续不断的渗透,反映在佛教艺术中,呈现出大量儒家提倡的“忠君孝亲”等伦理纲常的图像及道教神仙、羽化升天的图像。即使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莫高窟也清晰表现出复杂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洪修平.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30.

[2]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3]广弘明集(卷七)・荀济传.

[4]梁束(卷四十八)・范缜传.

[5]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问题初探[C].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198.

[6][印]巴格雅拉克失弥・铁德拉塞卡兰著.杨富学译.中国观音述论[C].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未刊稿:68.

[7]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教经[J].考古,1985:7.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61.

[10]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4

关键词：道家；道教；黄老

一、 道家思想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关于道家思想何时产生历来是众说纷纭的，有些学者主张战国中后期，有些学者主张汉初形成，这里笔者认为道教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期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②。因为从道家的代表人物的活动范围及其年代来看，他们主要以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为中心，而稷下学宫的形成是在战国中页“田氏代齐”之后的事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谓：“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也就是说黄老思想是在公园前386年之后，大概在公元前320年左右形成的一个学派，《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而“道家”此概念最早出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汉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于此处所说的 “道家”，就是“稷下黄老”。“黄老道家”即“黄老学”实则为关于如何治国、称王的学说，和后期道教所宣扬的扬善惩恶、修身炼性是大相径庭的。

后期汉代学者刘向也持与之相似观点：“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当代学者蒙文通先生在其论文《略论黄老学》当中也对黄老道家与后来演化生成道教的主要思想作了详细的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言兼刑名，理归仁义，黄老学和周秦各派的异同区分，尚即在此。③

由以上分析可见，道家思想是应当时齐国执政者需要，繁荣于稷下学宫以假托黄老之言为主体的，兼采法家“刑名”主张的学派。黄老道家之所以兴盛于当时，是由于它提倡的是一种“绝圣去智”的维护统治阶级的权术思想。这种思想的繁荣兴盛对以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④。

二、道教的形成的背景及其思想来源

道教形成于东汉中期，最早出现道教这一概念的经典是《老子想尔注》，在此之前，只有“黄老道”见于史书，“黄老道”一名最早出现自《后汉书•王涣传》：“延熹（公元158―166）中，桓帝事黄老道，悉废诸房祀”。道教形成经历了统治阶级思想两次大的变革：

汉武帝前期，统治阶级倡导以黄老思想来统治人民；汉武帝即位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中国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步入了“大一统”的封建社会。

汉朝开国时期，可以说是个民生凋敝，千疮百孔的社会。汉朝在开国之际竟找不出一辆像样的马车，以至于汉初出现了布衣丞相坐牛车上朝议政的局面。然而，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原因（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继承秦朝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了“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主张，《史记•曹相国世家》谓：“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在经历了汉初的“与民相安无事，休养生息”之后，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书•食货志》谓：“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景之治”的出现可以反应出道家黄老思想在汉朝前期的繁荣状况。首先说汉朝与秦朝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定义为汉承秦制，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朝的地方行政及官吏制度是完全继承于秦朝的制度。而秦朝得以强盛是通过韩非、商鞅变法来实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家思想在战国中后期及汉朝前期是可以说是真正的显学⑤。

汉武帝即位以后，国家的方针策略有大的转变。武帝即位前期，国家从一个“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国家走向了“文景之治”。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维护其封建王权统治，在思想上采取了“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这说明在汉朝前期一支独大的道家思想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取代，这一点可以从《史记•郑汲列传》中看出：“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献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武帝时期，从其所任用的官员出身来说大部分出自儒门，从公孙弘、张汤，到后来的主父偃，直到董仲舒，统治阶级的思想从尊儒斥道发展到“独尊儒术”。但武帝时期提倡的儒家是“神”化的儒家，其中也杂糅了许多道家及原始鬼神信仰的思想，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莫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善恶报应说。《春秋繁露》谓：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多福者，非谓人也，事功也，谓天之所福也。”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可以说董仲舒是将儒学宗教化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学说中首先提出了一个有意志的“天”的存在，这个“天”创造出世间万物，并规定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而帝王也要顺从于“天”的意志，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如若违反天的意志行事，天就会降灾祸于人世：

“所闻曰：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

“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灾害起。”

在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学说的影响下，当朝儒者以托神意制造政治预言的谶语和以神的意志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大肆兴起，这种思想对后期道教的形成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东汉光武帝还因为桓谭反对谶纬神学责斥其“非圣无法”。

以上事例说明谶纬之学的思想在汉朝当时的大环境下世根深蒂固的，所以在东汉五斗米道、太平道组织的农民起义中都出现谶语验世也不足为奇了。

至此，汉朝思想变革过程已经完成。前期以老子“无为而治”为当时主流思想；从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并非凭借官方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旧有文化并不会即刻消失，相反可能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下来，这点可以从早期道教产生过程中得以说明。

除了道家思想和儒家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外，道教还受到原始神鬼思想和墨家鬼神崇拜的影响。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由来已久，但真正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崇拜思想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论语•泰伯》谓：“子曰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汉书•郊祀志》谓：“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史记•封禅书》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名堂以配上帝。”

《墨子•明鬼》谓：“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

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对于鬼神信仰是存在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当中的，其根源无非是为了麻痹百姓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这些鬼神信仰在道教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道教教派的神鬼谱系是释儒道三教当中最为完善的。这点可以从道教有关神仙传记和戒律的文献当中观察到。⑥

经过以上的整理，我们可以对“道家”与“道教”这两个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道家”主要是指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一个哲学流派，其组成主要为以下三分支：1. 稷下黄老学派；2. 盛行于秦晋的法家刑名学派；3. 南方“庄周”学派。在此三派中，对后期道教教义形成影响最大的当为庄学。“道教”则是一个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以老子为教主的教团组织，其初创时期的主要思想源于道家思想、儒家天人感应学说、谶纬神学和原始鬼神信仰，其教义内容庞杂，涉猎医药、养生、伦理道德、文学政治等诸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道家思想”，对后世道教发展及中国哲学发展影响颇深。（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注解：

① 道家思想是受到老子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根据老子生活的年代来推断，我们可以推断道家思想是战国中期产生的。

② 参见注①

③ 蒙文通先生在其著作《略论黄老学》中，将道家思想概括成三个流派，即以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北方道家，以秦晋为中心的法家刑名学派和以庄周为代表的南方道家。

④ 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就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

⑤ 关于当时哪种学术为当世“显学”，《韩非子•显学》谓：“世之显学，儒、墨也。”但笔者认为整个战国中后期直至汉武帝前期真正的显学是“黄老道家”，因为从战国七国变革者（商鞅、慎到、管仲等）都是黄老学说的代表。

⑥ 可以参看《列仙传》《女青鬼律》

参考文献：

［1］ 《论六家要旨》司马谈

［2］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刘向

［3］ 《略论黄老学》蒙文通

［4］ 《史记》司马迁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5

悬空寺原名玄空阁，是恒山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极目远眺，悬空寺拔山而出，犹如琼楼仙阁，凌空悬挂。山风吹过，还给人摇摇欲坠之感。然而，1400年来，它却一直屹立于万仞绝壁之间，见证了一个民族思想碰撞融合的沧桑历史。悬空寺将中国古建筑艺术推上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人们用“奇”、“险”、“巧”来概括。进入新世纪，悬空寺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最珍奇的十大建筑”之一。入此列的中国建筑仅此一家。

我前后四次登临悬空寺，早已领略了这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而此次，伶牙俐齿的解说员赵晓婧饶有趣味的解说词，将我引领至一个新的境界。

“……悬空寺不仅以它的险奇巧著称，它的宗教氛围也与众不同。悬空寺一反常规，把佛、道、儒有组织地排列于一处，形成了融三教之精华、纳十方之神灵的净土，是一处信仰自由、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探真元的宗教自由天地。悬空寺共有12个佛教殿堂，5个道教殿堂，一处三教合一的殿堂，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全部集聚一处，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全寺最富有特色的就是这座最高层的三教殿。儒、释、道三教鼻祖同居一室：佛祖释迦牟尼以客人身份端坐于中，左首黑胡子这位，是儒家的教主孔子；这边是道家的鼻祖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之量屈居佛右。儒释道三家教主坐于一堂之中，这是咱们中华民族最早的和谐思想了。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开会，持不同政见的三教教主同处一室各抒己见……”

赵晓婧风趣幽默的话语，引起作家们一阵会心的笑声。

三教合流溯源南北朝

我问赵晓婧：“这种三教合一的格局，始建时就这样?”

赵晓婧：“始建的时候在北魏，当时陶弘景就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他是最早提出的。但是那时候三教合一思想还没有成型。真正成型是在唐朝。大唐才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大度气象。”

赵晓婧所说的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齐梁时的道士，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士，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仕齐，官拜左卫殿中将军。后隐居旬曲山(茅山)，从东阳孙遍游名岳大川，受符图经法。梁武帝礼聘不出，但每逢朝廷大事，必亲恭咨询，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思想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称之“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并撰《真灵位业图》一书，阐述其理论观念。

如果加以考证，最早提出儒释道观点一致的是东汉末期苍梧郡(今广西苍梧)人牟融(170－238)，比陶弘景还要早300年。牟融是一个饱学之士，后人尊称其“牟子”。他原是一介儒生，据《牟子理惑论・序传》载：“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正是牟融这种博学杂读的治学态度，达成了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才产生了三敦兼容并包的思想。牟融生于东汉末年乱世，“将母避世于交趾(在今越南境内)”。当年交趾是中外文化的交会之处，学术空气活跃的地方。在交趾的不少学者，崇信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融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同时，面对动乱的社会，他又以老子“天下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作为座右铭，过着隐居生活，“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他的这种处世之道，引起当时儒学之士的非议，说他背离了儒学精神。对此，牟融著《牟子理惑》一书，谈到佛教与儒家的关系时说：“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明确表示，他信奉佛教，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儒家。牟融认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为中国本土所接受，必须尽量用中国熟悉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语词来解释。他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

讲到“佛道”，牟融用中国道家对“道”的描述来解释“佛”：“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这里，牟融所讲“无为”是初期翻译佛经对“涅”或“解脱”的一种译法，与我们后来所讲的道家“无为”不是一回事。牟融所说“道”，包括“天道”、“人道”、“道德”。牟融说：“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官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五常”本是儒家的道德主张，牟融把它与道家观点糅合在一起，用来说明儒释道的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迅速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佛教的碰撞。佛教传人之初，由于老庄学说自然恬淡的人生情趣、虚无为本的哲理和返璞归真的社会理想与佛教颇有互通之处，所以佛教徒对老庄颇有好感。牟融在回答别人非难佛教“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与儒家相悖时，就抬出老子的“道”来，说“道”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尔之曰道”。所以佛论虽虚，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又处处有用，’与道家没有差异。在解释人的形神关系，为佛教人死可复生论辩护时，他也用了老子的话，“吾所以无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又何患?”以此证明无身亦可，而且无大患，所以人死可生，生而可死。

由于佛教那种空阔玄虚的理论与老庄道家的飘逸无形的教旨十分相近，人们对两者一直没个清晰的区分，如东汉楚王刘英，既“喜好黄老学”，又“为浮屠斋戒祭祀”，既“诵黄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之仁词”。所以，当时就有“老子人夷狄为浮屠”之说。

融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东晋葛洪到南朝陆修静、陶弘景，一大批土大夫出身的道士，受佛教的启发，开始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与重建。在理论上他们把老庄哲理、魏晋玄学与巫觋方术相结合，形成了道教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仿效佛教，整理道书，编纂三洞四辅七部道经，又炮制神像，构成一个包容天地、阴阳，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庞大而复杂的神谱；在行为实践中，他们参照儒学之礼制和佛教之戒律，制定出种种严厉的规范，每天须做早坛、午坛、晚坛功课，从早到晚诵经、祝香、念咒、存思，每个道士须遵循“三戒”、“五戒”、“九戒”、“十戒”等。在道观的建造上，也仿照佛寺建筑的特点，制定了殿院阁楼坛的格局及神像、钟磬、香炉、旌节、帐幡等用具的制造使用的法度。

其实作为一种对生存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儒释道从一开始就有着诸多理论上的犬牙交错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会趋势。

对儒教与佛教只要作一稍为深入的比照，就能悟出佛教“法”的精神和儒学“礼”的规范之间，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血缘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种简单的等同。佛教中关于法的精神，乃是印度佛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猛烈碰撞和长期交融而成的混合物。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之境的佛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多么近似!

我们只要稍加留心还可以发现，在佛教、儒教中，有许多用佛教术语所表达的儒学精神，也有许多用儒学术语表现的佛教精神。这种融会贯通是一种革命，一个被忽略了的“精神革命”。谢选骏在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一书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演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教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又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法－理’这个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尽管它遭到佛教的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这段关系，标志着一个文化关系的模式。”

这种“三教合一”的见解在中国思想史上，从上述葛洪、陶弘景到刘勰、韩愈、二程(程颢、程颐)，从《梁书》、《南史》到《经学理窟》、《朱子语类》等等，连篇累牍屡有论述。慧海《大珠禅师语录》卷下《诸方门人参问》中记载：“问：‘儒、释、道三教，为同为异?’师日：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面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

不同观念的融会，只会激括一种思想的生命力，而不会窒息它。

宗教成为权杖的杠杆

然而，某种宗教学说的兴衰，又往往受制于或服从于当朝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驭民需要。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暂且按下不表。

佛教是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我国，这种超然于乱世寻求精神上解脱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以佛教在南北朝曾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魏洛阳一地便有寺庙1300多座；南朝的建康(今南京)也有寺院500多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是这一繁荣局面的写真。但到北周武帝时，佛教经历了传人以来的第一次“灭法”之灾，北周武帝悍然取缔佛教，拆毁寺院，让僧尼还俗。而到了隋朝，佛教又重新走向兴盛。唐立国之后，佛教达到鼎盛。然而，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佛教的感召力危及到皇室利益，唐武宗会昌五年下诏灭法。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法行动，据史籍记载，当时共毁掉大小寺庙44600多座，还俗僧尼26万人之多。继位的唐宣宗又开始兴佛教，但距会昌灭法不到百年，世宗柴荣又一次灭法，废毁寺院三万多座，还俗僧尼六万多人……佛教的沧桑沉浮无不与统治者的好恶密切相关。

道教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这与李唐王朝认为老子李聃为其始祖有关。武德八年(625年)唐太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贞观十―年(637年)，唐太宗再次重申：尊奉道教为国教。但李世民毕竟是明君，他在推崇道教的同时，对佛教、儒教也并不排斥，持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那个亡国之君宋徽宗却是在大力推崇道教的同时，对佛教采取了抑制和排斥的态度。宋徽宗即位之初即规定，道士女冠的序位在僧尼之上，并多次下令对佛教活动加以限制。在政和、宣和时期，下令凡僧尼若愿归心道门，改为道士女冠者，立赐度牒紫衣；命凡佛经中有诋谤道教和儒教之语者皆予焚毁；下诏佛陀改名为大觉金仙，其他皆名仙人、大士，僧改称德士，易服饰，寺院改称宫观，僧人道学习，依道士法等。使佛教从属子道教，佛寺也大量为道教所占有。

宣扬彰显仁爱的宗教，一旦蒙上权力的阴影，就表现出了排他的血腥。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6

中:射箭和道德修养

欧阳南野良知说析论

王船山的气论与生死观

佛教传入前中国思想里的“情”

生活政治与礼乐文明

从“孝”看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

论朱熹传统主义的经典诠释方法

朱熹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

儒家、太平天国与现代性

静坐在儒家修身学中的意义

早期儒家对周代宗法的理念型刻画

从身体观诠释董仲舒之天人感应

修身与治国:董仲舒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礼乐和合的社会治理与理想秩序

论墓葬与儒家的孝道观念

《谦》卦与儒家谦德之养成

出土《周易》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孔子“晚而喜《易》”新论

《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

从“言意之辨”看《易》“象”的功能

《周易》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

《周易·大象传》所见古代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

“诵《诗》三百,亦奚以为?”——身体性的思维和早期儒家的修身

“定性”作为工夫的哲学内涵与主体性本身作为超越性

比兴:诗学与儒学之本源观念——朱熹《诗集传》再检讨

“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论坛纪要

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相遇——略论现代儒门学者对中西问题的理解

从“性”“气”关系看张载、二程工夫论之异同

工夫与效验——从程明道论“识仁”看朱子对《大学》新本的阐释

“天礼”、明堂制度及其儒道关系——以出土文献为线索

礼治与法治:中西方制度的基础比较

以礼释《论语》:简论《戴氏注论语》的礼学色彩

礼在古今之间——“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荀子政治哲学中的礼:以人性、优良政府和正义为中心的考察

礼与中国人的“多层级锥形网络存在意识”:以朱熹的礼学及其实践为中心

“礼”的反思:以《荀子》“礼”、“乐”、“法”为论

道不远人:儒家礼仪之道的形成

礼教下延及其德育化转型——清末新学制中的礼教困境

晚明乐论的“节奏”观及其治世关怀

先秦礼治与法治初探

礼治与贤能政治:以《礼运》为个案的分析

公民宗教:儒教之历史解读与现实展开的新视野

荀子人性论的理论预设:围绕“性伪之分”的讨论

“位”与“德”之间——从《周易·解卦》看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纠结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在理解孔子正名思想上的差异

礼学与理学的互动——吕大临的《礼记解》与宋学的发展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7

没有一个大学，是比拥有我们从未使用过的能力的大自我和人类意志与理智所创造的现实，更能包罗万象的了。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岳麓版历史必修3第一单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单元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一、孔子与老子(一)孔子：

1、生平著述：春秋鲁国人，“三家一创”;《诗》《书》《礼》《易》《春秋》和《乐》

2、学说：

①政治学说：A.“仁”(仁者爱人 ); B.“礼”(“克己复礼”);C.“为政以德”

②哲学观点(天命观，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

③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影响最深远，打破官教限制) ;“因材施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仁不让于师”

3、历史地位：

①当时为受到重视，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体系被后人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③后人整理孔子言行为《论语》，尊孔子为圣人，历世景仰。

保守的一面：主张按照周礼的制度达到名正言顺，贵贱有“序”，承认等级制度也阶级压迫。

4、反映了春秋晚期诸侯纷争,民不聊生,礼崩乐坏。

5、孔子的政治主张对现在有何现实意义：对今天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礼”的观念，德治)

(二)老子：

1、生平著述：道家学派创始人;《道德经》

2、学说：

①哲学思想：

A.“道”是万物的本源，“天法道，道法自然”。 摒除了天命的绝对权威。

B.辩证法思想：事物是矛盾对立的，并可互相转化。

②政治学说：“无为而治” ，“无事取天下”。

3、历史地位：

①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1、(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时局动荡造成思想和言论的空前自由)。

2、(文化思想)私学兴起，教育相对普及，培养了大批人才

，各学派之间和同一学派的个流派之间的相互斗争。

3、(政治)动荡的兼并局势，各国君主都想称霸争雄，所以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

4、(经济)井田制瓦解。

5、(阶级关系)士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活跃。

(二)儒家：孟子和荀子 (他们的学说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

1、孟子

①孟子的思想核心：民本主义

A.仁政学说;B性善说;C义利观：养浩然之气;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②历史地位：A.《孟子》成为四书之一;B.他被称为“亚圣”

2、荀子

①荀子的思想：

A.“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B、性恶论;C 政治思想：“以礼为主，礼法并施”

②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 A.被视作儒家异端;B.唯物思想在中国哲学上具有深远影响。

(三)墨家

1、墨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2、墨家思想：①兼爱;

②非攻,春秋无义战; ③尚贤、尚同 尚力、节用、节俭

3、墨家思想历史地位：

①代表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

②战国一度成为显学，之后不被重视

(四)道家

1、庄子与道家

2、庄子的思想：

“齐物” “逍遥” 天与人“不相胜”(天命观)，顺应自然

(五)法家

1、韩非与《韩非子》

2、韩非的思想：

①法、术、势相结合，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②今必胜古、主张变法革新

3、法家思想的历史地位

①在当时适应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②在后世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注】区别现代法制：法家的严刑峻法来维护统治,是统治者的法律,完全为了君主的利益。

(六)兵家

1、《孙子兵法》

2、孙膑与《孙膑兵法》：重视战争规律，注意利用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重视人的作用。

(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历史意义

1、儒家学说：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

2、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思想。

3、法家学说：其中的变革思想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

三、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一)汉初的黄老之学

1、出现的社会背景：经济残败，百业待兴，休养生息政策的需要

;吸取秦亡的教训。

2、主要内容：

①黄帝的学说：治身(养生);

②老子的学说：治国(无为而无不为，积极无为)

3、特点：兼采众家、积极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4、作用：西汉初年的指导思想，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元气，但到汉武帝时被新儒学取代。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原因：汉武帝大一统事业的需要。

背景：(经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思想)黄老之学不适应。

2、新儒学理论来源：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和法家思想

。

3、新儒学内容：天人感应学说(基础);

君权神授;大一统;施政应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人伦道德标准,”王道之纲”。

【注】天人感应思想：一方面是将君主作为最高象征;一方面制约君主.

4、新儒学的影响：

有利于君主统治和巩固国家统一; 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作用。

5、新儒学的特点：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实质是思想文化专制。

即宣扬君权神授，又继承和发挥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的思想;外儒内法，兼采各家思想，儒学披上神学外衣。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所以成为正统思想。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及其影响：

①从此儒学在政治上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这是汉武帝采纳的根本原因)。

②使儒学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③推动重视教育的文化风尚。

④利用王权对思想进行干预,禁锢了文化思想发展,限制了民主思想自由发展。

四、宋明理学(一)理学兴起的社会背景：

1、(危机出现)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广泛传播使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2、魏晋南北朝以来，到唐宋达到鼎盛的“三教合一”潮流，各家思想互相渗透。

3、(重新光大)儒学志士吸收佛、道思想，探讨匡时济世的新儒学体系。

4、宋代重文，学术氛围活跃。

(二)宋明理学：

1、程朱理学(开创：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内容： “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从哲学高度论证专制统治和君臣父子尊卑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①“理”是世界的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②把握“理”的方法 “格物致知”。

③存天理，灭人欲。

(2)历史地位：

①南宋后逐渐发展成官方哲学。

②明初确立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③流传到外国，影响深远。

2、陆王心学

(1)内容：

南宋，陆九渊：

①“心即理也”

②通过“发明本心”以求理 (进行内心反省)

明中期，王阳明：

①“致良知”，内心反省，克服私欲

②知行合一

(2)历史地位：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反对束缚，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

3、宋明理学的评价：

消极：压抑人性，扼杀人生自然欲求。

积极：重视主观意志力、崇尚气节强调社会责任感等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同异之处：

同：

①内容：都是儒学的表现形式;都继承了孔孟的”仁”“礼”思想;都认为世界本原是“理”，都强调社会秩序。

②影响：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积极影响。

异：

①宇宙构成：理学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心学则认为“心外无物”“心即理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②道德主张：理学主张人应该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心学则主张人应通过内心的自省达到良知。

五、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一)异端思想家李贽

1、李贽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明朝万历年间

①(政治)专制统治腐败,农民起义打击;

②(经济)商品经济繁荣,冲击下人们竞相逐利;

③(文化)纲常礼教士人强烈追求个性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2、李贽思想主要内容：《焚书》《藏书》

①批判孔孟儒家思想，揭露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

②万物源于阴阳二气，根本上否定天理的存在。

总结：否定孔孟学说;批判程朱理学;倡导个性自由;追求物质享受;主张男女平等;是批判地继承了儒学。

(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1、代表人物：王夫之《船山遗书》：系统批判宋明理学，建立教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黄宗羲《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限制君权，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学务实。

2、三大思想家的共同主张：

①(思想)：经世致用;提倡务实学风和行为。

②(经济)振兴工商;“工、商、皆民生之本” 。

③(政治)批判君主专制，提出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鼓吹早期民主思想。

3、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思想评价：

①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冲击。

②给后世民众以深刻启迪。

③关注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深远，构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洪流，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六、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和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经济)农耕经济高度繁荣;

(政治)国家统一，政局稳定;

(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

(社会)对外交往与民族融合

(一)四大发明：

1、造纸术：西汉植物纤维纸;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

2、印刷术：

①唐：现存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②北宋毕升，活字印刷术。

③13世纪出现金属活字，后传入朝鲜、欧洲。

3、火药：

①唐：发明火药，孙思邈《丹经》记载，唐末用于军事。

②五代、宋：广泛应用。火炮、火箭、突火枪等。

③14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4、指南针：

①战国：司南。

②北宋：人工指南针用于航海。

③13世纪：传入欧洲。

(二)天文学

①战国：《甘石星经》中《石氏星表》为世界最早的星表。

②东汉：张衡——水运浑象仪;地圆说早1000多年;地动仪早1700多年。

③唐：僧一行——黄道游仪;世界首次测量子午线长度;水运浑象仪。

④元：郭守敬——简仪早300年;《授时历》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

(三)数学：

①春秋：九九乘法表;度量衡;筹算

②西汉：《周髀算经》勾股定理早500年

③东汉：《九章算术》

④南朝：祖冲之圆周率点后七位，早1000年

(四)四大农书：

①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农业，畜牧业;因地制宜。最能反映时代特点：民族交融)

②元：王祯《农书》介绍工具改进

③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开始汲取西方科技思想)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 ：总结农业和手工业;反映工业因素萌动时期

(五)医学：

①西汉：《黄帝内经》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

②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介绍四诊法;华佗发明麻沸散，创立“五禽戏”

③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创立世界最先进分类法

(六)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和巩固统治的需要。

第二，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验性。

第三， 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有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

(七)中国古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原因：

A.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农耕经济的高度繁荣，是中国古代科技取得辉煌成就的要本保障。

B.各朝代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

C.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的先进成果充实和发展自身，在历史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

D.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富有创造力。

E.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保证了中华文明免受外来势力的冲击。

F.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多与社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易于在社会上传播。

(八)中国古代有着如此辉煌的科技成果，而自明清以来，多出现一些总结性的著作，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想一想为什么明清时期在科技发展方面会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1.中国古代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科技一旦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就失去了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2.为巩固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古代统治者重视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中缺乏自然科学教育的成分。

(九)明清中国古代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启示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创造力；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90-02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一）“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二）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三）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9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早期的儒家思想篇10

西方文明中，几千年来都只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竞争和斗争，所以他们也活得很吃力，他们的祖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精神道德上的支撑，于是，就人为的创造了一个彼岸的世界，来规范做人的心理底线，这就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上帝”观念。

今天，我们引进西方文明，西方技术上的东西一学就会，可是，西方道德价值观的东西，就跟A型血配B型血一样，是根本没办法融合的。所以，技术上的东西可以借过来用，灵魂上的东西却格格不入。这就是今天社会不诚信、不和谐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我们丢掉了传统道德的价值观。表面上看，人们的物质生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丰裕，可精神却十分空虚，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算计、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芸芸众生都活得实在吃力。

所以，企业不仅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也需要心态平实的人才，需要吃苦耐劳的人才，需要能为企业增创效益和价值的人才，需要能与企业的壮大发展同心同德、共生共死的人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早在千百年前就被应用于商业，故有“儒商”的提法。早期儒商主要是指商人诚实经营，不把谋取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把“济世救民”放在自身利益之前。新时代的儒商，是不同于传统“儒商”的，它把儒家文化以及传统“儒商”思想创造性的应用于市场经济，成为社会营销的经营理念。概括地说，新时代儒商的内涵包括：具有现代人文道德、具有竞争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现代管理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

中国作为21世纪人类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敬佩。所有炎黄子孙都为伟大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骄傲，儒商群体在世界上也因国家强盛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自豪，我也深感包括国内外儒商群体在“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儒商群体千百年形成的独特个性也受世人崇尚。“儒商之道”是儒商群体发财之道和商业道德的融合，也是儒商群体个性的集中体现。

儒商文化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双赢”的哲学。在当代新形势下，儒学智慧创新和儒商文化如何贯穿经贸往来之中，增进文化交流、突出和谐诚信，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课题。如今中国在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儒商文化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无可取代的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化伦理遥相呼应。

孔子的“义利之辩”、“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的道德准则；中庸之道，求同存异，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同志的“以德治国”方针和主席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都与儒学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全面提高。

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注重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以人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倡导道德修养和智慧创新，树诚信新风。

诚信是生产经营的最高境界，没有诚信，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谐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追求，缺少道德没有和谐，社会便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条件。商务诚信和商业智慧是诚信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经营管理者，在打造商务诚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放眼世界，瞩目全国，企业活、经济活，企业兴、经济兴，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自主创新、完善管理、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弘扬儒商文化，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新跨越，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事业的成功历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孟的中庸、忠恕、仁义礼智等思想，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人、华侨的精神中。中华文化主张勤劳节俭而致富，许多华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崇尚以礼为先、以诚信为准则，信誉第一、义利并重。他们大都经历了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逆境中能够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从儒商的形成及其历史定位，我们可以看到儒商在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旨在寻求经济活动与文化精神间的沟通，推进商业和伦理的结合，借助儒家思想的价值效应，塑造商人的人格形象，以提高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总之，就其精神特质而言，儒商力图建构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观念体系。

就新形势下现代儒商如何成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诚信的中坚力量而展开论坛，突出“诚信”、“和谐”、“智慧”、“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古今中外历代仁人贤士孜孜以求的社会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