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态观范文10篇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1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欧洲殖民者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势地位。面对欧洲强势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识之士对历史进行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印第安文化日渐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难免。起先，淳朴的印第安人还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示好，教他们如何建房、耕种、狩猎等实用生存技巧以度过北美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但是，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换来的却是欧洲人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倾巢而出，烧荒、伐木、狩猎、开矿，破坏植被，浪费资源，为所欲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被驱赶到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朝不保夕。

几经周折，英国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也随之建立。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资源掠夺型”经济：即把森林(Forest)、皮毛(Furs)、鱼类(Fish)和农场(Farms)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点价值。他们是这样一群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WASP)：勤劳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发展正迎合了他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的心理取向。

随着欧洲市场经济体系逐渐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场竞争、自我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等新兴观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欧洲殖民者天真地认为美洲地大物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他们强调的“人类独尊”思想更加剧了定居者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殖民经济的大发展对新大陆的环境保护而言无异于自戕——这股恶性膨胀的生态冲击波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种群减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恶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兰的风光已与昔日欧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径庭了：殖民地的重工业生产区，到处是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尘烟滚滚，噪声隆隆，垃圾遍地，哪里还有当年阳光、绿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活生生地拖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19世纪初的美洲见证了印第安人自发环保实践的无奈终结。

二、两种生态观碰撞所引发的环境危机

纵观17、18世纪的北美大陆，狩猎，特别是对海狸、水牛和鹿群等动物的狂捕滥杀，俨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欧洲人刚踏足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约有6000万只海狸。海狸同人类一样，属哺乳动物，它们全身是宝，尤因其皮毛在欧洲备受青睐，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来杀身之祸。春夏季猎杀海狸时，设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猎杀过程通常要繁琐一些，欧洲猎人们先是拿着利斧在事先选定的几十处海狸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猎犬追赶猎物直至逮获；然而，如此肆意妄为的猎杀行动多数时候却并非只是为了充饥——人们想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海狸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长期对海狸无节制的捕杀并没有引起欧洲定居者的足够重视，按照其“一切为了发展殖民经济”的惯性思维，环境所受的破坏性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严格控制海狸捕杀数量以及限定其狩猎季节等生态保护政策的最终出台却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

相反，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历代印第安人却从未对海狸的种群构成过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生态原则：人们狩猎只因果腹之需。印第安人保持着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狩猎仪式，旨在与海狸等猎物有心灵的交流，这无不透露出美洲土著为保持与动物界的和谐相处，对所捕杀的动物表示敬意和祈求宽恕的良苦用心。在米克马克人心里，狩猎不是人类对动物界的战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或追求利润而对其进行的疯狂掠夺。鉴于此，他们从未囤积过海狸皮，够吃够穿也就满足了。米克马克部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而断定动物能与人沟通交谈，进而心灵相通。印第安人与自然能达到如此超脱的和谐境界让我们这些奢谈环保的现代人委实艳羡不已。

水牛，同样是狩猎者的选择，当然也难逃欧洲人的掠杀。秋天是这些移民外出打猎大量捕食，以备其家庭冬日享用的日子。北美洲水牛在其繁盛时期曾数次出现迫使火车运输中断整整一天以静候这些庞然大物悠然自得地跨过铁路线的壮观场面。然而，随后被大肆捕杀，其量之大，数以百万计，难怪仅仅几十年以后，水牛便遭遇濒临灭绝的悲惨命运：1833年前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再也寻觅不到水牛的踪影了。［2］126此情此景令人深思：白人在庆幸他们开始了新大陆迈向人类开发的第一步，而印第安人却在为此撕心裂肺地哭泣。没有了自然界的朋友、同伴，印第安人顿失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殊不知，那仅仅才是这些原本北美大陆的主人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开始。

众所周知，北美大陆的另一大资源是森林。据史书记载，由于英国欲壮大其远洋航行队伍，扩充其海外领地范围，因而国内对海船的风帆等木质构件的需求量猛增，从而使新大陆的木材生意顿时兴旺起来。黄金时期，英国法律曾为此明文规定：美洲白松专供皇家海军使用。新大陆的林木量在刀砍斧劈中随之骤降，这甚至引起了殖民地日常柴火价格上涨之虞。然而，森林原貌的恢复无奈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移民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不已：当地气候多变，水蚀和风蚀作用加剧，土壤龟裂，排水不畅，洪水肆虐。幸而英王于1730年颁布法令，禁止对北美森林的破坏，违者予以重罚。［1］77

广袤无垠的森林曾被看作北美大陆扩大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到17世纪末，50万hm2的林地已被辟作农耕用地。诚然，移民都是新大陆土地的开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以农业生产为生。以南方为例，庄园主已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棉花。1850年前后，近一半的南方棉田由于疏于管理、过度使用、频遭棉虫危害等主客观原因，已无法再进行耕作。虽有法律条文明令要求彻查这一危及南方农业的天敌——棉虫，但收效甚微，南方棉农遭遇产量和数量上的滑铁卢在所难免，这便是那些经济作物的耕作者们对土地的无情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耕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再次向人们昭示了19世纪北美洲的生态危机已积重难返。

在1849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已逐渐开始升温。印第安人的泛灵信仰终于和多数18世纪的欧洲移民关于矿业的想法有了可喜的交集，他们都相信岩石、金属是有生命的，是其生长的土地孕育了它们。按常理，人们应该更细心地呵护它们；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人们一夜暴富的畸形心理，背井离乡，蜂拥而至是他们追逐利润的最好注脚，西部从此变得满目疮痍。加利福利亚是水力采矿的重灾区，其下游居民对此怨声载道：采矿后留下的废弃物大量涌入萨克拉门托河和旧金山湾，河谷地带的农民更是深受其害，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法院起诉过这些山里的水力采矿者。直至19世纪后半叶，水利采矿才被明令禁止。一哄而上的西部采矿业终于在人们的指责和咒骂声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生产者也随之在加利福尼亚取代了采矿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尽管淘金热给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农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它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深深的痛楚。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无法狩猎或捕鱼，因为几乎所有的猎物都已被驱逐出了矿区，鱼类又因水源污染而大量死亡。悲伤失望之余，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宿命的神话故事：一旦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神就将从北方引来滔滔洪水，所有白人无一幸免，因为这一切都是白人造的孽，需要他们自己来血债血偿；而印第安人的双手是清白的，他们无愧于大自然，无愧于心。总之，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留给土著人无尽的哀伤。

从欧洲传入北美殖民地的不仅有基督教，皮毛生意等新鲜事物，而且还有诸如天花等致命的传染病，这使对此瘟疫尚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招架，因而死伤无数。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从祖先的环保传统中蜕变出来，以适者生存的姿态被迫适应欧洲移民带来的强势文化理念。像易洛魁(Iroquois)部落，后来在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中，抑或直接受聘于狩猎贸易公司，抑或自己组队驰骋于北美大陆捕杀海狸用于交易。［2］176但是瑕不掩瑜，他们为了继续在这块弱肉强食的殖民地生存下来，对自身生态传统的些许叛离或许是淡忘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的一剂良药，毕竟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是其生存的底线。

三、结论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环境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都竭力坚持各自截然不同的环境理念，故在美洲大陆上曾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环保传统而战，他们始终坚信，人可以通过意念与自然交流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终极目的。尽管印第安人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朦胧的阶段，但他们至少使相关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并非是万物的中心。［3］因而，印第安人甚至被当今学者们誉为美洲历史上的“首席环保专家”。简言之，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堪称美国早期环境史中的典范。

美国早期环境史启迪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生态观。从生物中心论的观点看，所有生命种群都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日趋扩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避风港，以躲避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管怎样，人类终究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珍视美洲印第安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生态观。

参考文献：

［1］CAROLYNMERCHANT.MajorproblemsinAmericanenvironmentalhistory(documentsandessays)［M］.Massachusetts:D.C.HeathandCompany,1993.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2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欧洲殖民者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势地位。面对欧洲强势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识之士对历史进行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印第安文化日渐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难免。起先，淳朴的印第安人还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示好，教他们如何建房、耕种、狩猎等实用生存技巧以度过北美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但是，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换来的却是欧洲人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倾巢而出，烧荒、伐木、狩猎、开矿，破坏植被，浪费资源，为所欲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被驱赶到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朝不保夕。

几经周折，英国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也随之建立。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资源掠夺型”经济：即把森林(Forest)、皮毛(Furs)、鱼类(Fish)和农场(Farms)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点价值。他们是这样一群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WASP)：勤劳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发展正迎合了他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的心理取向。

随着欧洲市场经济体系逐渐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场竞争、自我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等新兴观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欧洲殖民者天真地认为美洲地大物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他们强调的“人类独尊”思想更加剧了定居者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殖民经济的大发展对新大陆的环境保护而言无异于自戕——这股恶性膨胀的生态冲击波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种群减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恶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兰的风光已与昔日欧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径庭了：殖民地的重工业生产区，到处是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尘烟滚滚，噪声隆隆，垃圾遍地，哪里还有当年阳光、绿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活生生地拖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19世纪初的美洲见证了印第安人自发环保实践的无奈终结。

二、两种生态观碰撞所引发的环境危机

纵观17、18世纪的北美大陆，狩猎，特别是对海狸、水牛和鹿群等动物的狂捕滥杀，俨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欧洲人刚踏足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约有6000万只海狸。海狸同人类一样，属哺乳动物，它们全身是宝，尤因其皮毛在欧洲备受青睐，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来杀身之祸。春夏季猎杀海狸时，设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猎杀过程通常要繁琐一些，欧洲猎人们先是拿着利斧在事先选定的几十处海狸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猎犬追赶猎物直至逮获；然而，如此肆意妄为的猎杀行动多数时候却并非只是为了充饥——人们想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海狸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长期对海狸无节制的捕杀并没有引起欧洲定居者的足够重视，按照其“一切为了发展殖民经济”的惯性思维，环境所受的破坏性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严格控制海狸捕杀数量以及限定其狩猎季节等生态保护政策的最终出台却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

相反，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历代印第安人却从未对海狸的种群构成过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生态原则：人们狩猎只因果腹之需。印第安人保持着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狩猎仪式，旨在与海狸等猎物有心灵的交流，这无不透露出美洲土著为保持与动物界的和谐相处，对所捕杀的动物表示敬意和祈求宽恕的良苦用心。在米克马克人心里，狩猎不是人类对动物界的战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或追求利润而对其进行的疯狂掠夺。鉴于此，他们从未囤积过海狸皮，够吃够穿也就满足了。米克马克部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而断定动物能与人沟通交谈，进而心灵相通。印第安人与自然能达到如此超脱的和谐境界让我们这些奢谈环保的现代人委实艳羡不已。

水牛，同样是狩猎者的选择，当然也难逃欧洲人的掠杀。秋天是这些移民外出打猎大量捕食，以备其家庭冬日享用的日子。北美洲水牛在其繁盛时期曾数次出现迫使火车运输中断整整一天以静候这些庞然大物悠然自得地跨过铁路线的壮观场面。然而，随后被大肆捕杀，其量之大，数以百万计，难怪仅仅几十年以后，水牛便遭遇濒临灭绝的悲惨命运：1833年前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再也寻觅不到水牛的踪影了。［2］126此情此景令人深思：白人在庆幸他们开始了新大陆迈向人类开发的第一步，而印第安人却在为此撕心裂肺地哭泣。没有了自然界的朋友、同伴，印第安人顿失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殊不知，那仅仅才是这些原本北美大陆的主人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开始。

众所周知，北美大陆的另一大资源是森林。据史书记载，由于英国欲壮大其远洋航行队伍，扩充其海外领地范围，因而国内对海船的风帆等木质构件的需求量猛增，从而使新大陆的木材生意顿时兴旺起来。黄金时期，英国法律曾为此明文规定：美洲白松专供皇家海军使用。新大陆的林木量在刀砍斧劈中随之骤降，这甚至引起了殖民地日常柴火价格上涨之虞。然而，森林原貌的恢复无奈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移民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不已：当地气候多变，水蚀和风蚀作用加剧，土壤龟裂，排水不畅，洪水肆虐。幸而英王于1730年颁布法令，禁止对北美森林的破坏，违者予以重罚。［1］77

广袤无垠的森林曾被看作北美大陆扩大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到17世纪末，50万hm2的林地已被辟作农耕用地。诚然，移民都是新大陆土地的开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以农业生产为生。以南方为例，庄园主已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棉花。1850年前后，近一半的南方棉田由于疏于管理、过度使用、频遭棉虫危害等主客观原因，已无法再进行耕作。虽有法律条文明令要求彻查这一危及南方农业的天敌——棉虫，但收效甚微，南方棉农遭遇产量和数量上的滑铁卢在所难免，这便是那些经济作物的耕作者们对土地的无情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耕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再次向人们昭示了19世纪北美洲的生态危机已积重难返。

在1849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已逐渐开始升温。印第安人的泛灵信仰终于和多数18世纪的欧洲移民关于矿业的想法有了可喜的交集，他们都相信岩石、金属是有生命的，是其生长的土地孕育了它们。按常理，人们应该更细心地呵护它们；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人们一夜暴富的畸形心理，背井离乡，蜂拥而至是他们追逐利润的最好注脚，西部从此变得满目疮痍。加利福利亚是水力采矿的重灾区，其下游居民对此怨声载道：采矿后留下的废弃物大量涌入萨克拉门托河和旧金山湾，河谷地带的农民更是深受其害，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法院起诉过这些山里的水力采矿者。直至19世纪后半叶，水利采矿才被明令禁止。一哄而上的西部采矿业终于在人们的指责和咒骂声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生产者也随之在加利福尼亚取代了采矿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尽管淘金热给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农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它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深深的痛楚。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无法狩猎或捕鱼，因为几乎所有的猎物都已被驱逐出了矿区，鱼类又因水源污染而大量死亡。悲伤失望之余，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宿命的神话故事：一旦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神就将从北方引来滔滔洪水，所有白人无一幸免，因为这一切都是白人造的孽，需要他们自己来血债血偿；而印第安人的双手是清白的，他们无愧于大自然，无愧于心。总之，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留给土著人无尽的哀伤。

从欧洲传入北美殖民地的不仅有基督教，皮毛生意等新鲜事物，而且还有诸如天花等致命的传染病，这使对此瘟疫尚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招架，因而死伤无数。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从祖先的环保传统中蜕变出来，以适者生存的姿态被迫适应欧洲移民带来的强势文化理念。像易洛魁(Iroquois)部落，后来在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中，抑或直接受聘于狩猎贸易公司，抑或自己组队驰骋于北美大陆捕杀海狸用于交易。［2］176但是瑕不掩瑜，他们为了继续在这块弱肉强食的殖民地生存下来，对自身生态传统的些许叛离或许是淡忘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的一剂良药，毕竟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是其生存的底线。

三、结论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环境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都竭力坚持各自截然不同的环境理念，故在美洲大陆上曾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环保传统而战，他们始终坚信，人可以通过意念与自然交流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终极目的。尽管印第安人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朦胧的阶段，但他们至少使相关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并非是万物的中心。［3］因而，印第安人甚至被当今学者们誉为美洲历史上的“首席环保专家”。简言之，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堪称美国早期环境史中的典范。

美国早期环境史启迪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生态观。从生物中心论的观点看，所有生命种群都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日趋扩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避风港，以躲避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管怎样，人类终究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珍视美洲印第安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生态观。

参考文献：

［1］CAROLYNMERCHANT.MajorproblemsinAmericanenvironmentalhistory(documentsandessays)［M］.Massachusetts:D.C.HeathandCompany,1993.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3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2.城址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址的选择也是城郭筑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原始社会聚落时期，人们选择居住在离水不远的地方，以便取用。进入阶级社会后水源仍然是城郭选址的重要因素，而且扩大到了生态环境的层面。李民先生在探讨盘庚迁殷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迁都的影响作用。“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已日趋激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知奢侈淫乐，不管民众死活，人民厌倦生产，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条件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仍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⑥这样的例子远不止一个。周人在营建辅都洛邑之时，即经过了反复考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曾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初步确定了营建洛邑的方案。后来周公又反复进行过具体选择。据《尚书•洛诰》记周公之语:“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他的这种卜宅，实则是对建都地望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反复观察和慎重思考。春秋时期，晋国的一次迁都更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于城址选择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这一场围绕迁都问题的辩论，更多地注意到了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二、修建城池的时间

三代时期，人们通常在什么时间从事修造城池的工作呢?《左传•隐公七年》载:“夏，城中丘。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曰: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急需，而又妨害农工。《左传•隐公九年》:“夏，城郎。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冬，城漆。书，不时也。”杨伯峻注:修筑城邑，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应在农闲时。此时以秋城漆，但不敢于秋日修筑城时告祖庙，故意迟至冬闲始告祖，故经书“冬城漆”。从以上杨伯峻先生的注文来看，春秋时期，修建城池、大兴土功的活动当在农闲时节，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也认为“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看来，春、秋两季不宜动土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但笔者在翻阅《礼记•月令》时，却发现略有差异。杨宽先生认为:“《月令》当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原则是‘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数。’”⑦《月令》中有关于城郭和宫室修建时间的记述如下:

“孟春之月”，“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以上三条材料都明确指出在春天之时，不要从事土建尤其是城郭的修造，以免妨害农业生产，而应将精力放置在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的筑造上。那么秋天能否从事城池的修建工作呢?“孟秋之月”，“完堤防，谨雍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意思是在孟秋七月，要完善堤防，检查水道有无雍塞以防止水潦，修缮宫室，修补毁坏的城墙和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意思是在仲秋八月，可以修建筑内外城郭，建造城邑，挖掘圆窖方窖，修建圆仓方仓等一些储存粮食的窖穴。“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

以上关于孟秋和仲秋的两条资料让人很是费解，秋天正是秋收秋种之时，此时修建城池不妨碍农事吗?是不是《月令》的记载有误?细加考察后发现秋收和修建城池并不矛盾。“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以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进入秋季后，国家已经留出了专门的时间用于收获庄稼。收获之后，大批的粮食晾晒之后需要入库，对以往的仓库进行检查修缮是理所应当的。同时，秋天收获之后，还要严防外敌的入侵，对宫室城郭进行筑造和修缮是必要而紧迫的。因此，在孟秋七月和仲秋八月，民众们一边继续收获未完的庄稼，一边抽出人力物力进行城邑的建筑和修补。综上可知:三代时期，城邑的修建时间会避开春耕时节，主要是在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敌的入侵。

三、城郭的规模

三代都邑的考古资料，总体面貌较清楚的要算商代早期。商代早期的都邑，至少可分两个层次，首先是商王朝的都城，其次是方国的城邑。商代早期的都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近年在郑州商城的南、西两面还发现一道夯土城墙，有的学者推测是“外郭城墙”。城内东北部一带是宫殿区，在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址。其中有一座房基(C8G15)，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13.6米，可复原为四周围以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殿堂。城垣外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以郑州商城为中心，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俨然是一座大都邑的规模。商代早期方国城邑的考古资料，较为清楚的是湖北黄坡盘龙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内面积7.5万平方米，有城墙、城门和护城壕等设施及手工业作坊。宫殿基址坐落在城内南北中轴线上，其中Fl、F2组成为“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Fl宽39.8米、进深12.3米，比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殿堂还要稍大一些。⑧

周代城郭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周王都城(称为“王城”或“国”);第二类是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类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左传•隐公元年》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也就是说，诸侯之城分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国的1/3，“中都”(侯、伯)为1/5，“子都”(子、男)为1/9。此外，文献中亦有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城则方七里(公)、五里(侯伯)、三里(子、男)以及卿大夫方一里的记载。这说明周代各级城邑的严格等级关系，但是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执行，不得而知。就目前所知资料，还不能充分反映上述情况。自东周以降，周王室权威日渐衰微，各地诸侯势力不断膨胀，于是出现了所“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因此各地诸侯的城邑筑造，就更加不受规定的约束而任意自行发展了，这里仅就周王城与各诸侯国的国都面积作一比较。

周代早期都城丰、镐早已湮没。在周王城洛邑发掘中由于叠压情况复杂，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此城形状大体呈方形，面积约10平方千米。⑨

鲁曲阜城: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国之都城，遗址在今山东曲阜，旧有面积为今曲阜县城之六倍，面积约为10平方千米。齐临淄城:周初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先构都于营邱，公元前894年始迁临淄。临淄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魏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系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城整体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3平方千米，建造时间为战国前期。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郑市，平面形状甚不规则，南北最长处达4.5千米，东西最广距离为5千米。楚郢都:楚国都城，位于湖北江陵市北5千米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此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6平方千米。秦雍城:秦国早期都城，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境雍水以北，始建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此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之方形，面积约10.6平方千米。

总体看来，周代的城郭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小城占地约1至5平方千米，大城10至30平方千米，面积已大大超过了西周时的礼制规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约合1.15平方千米，而春秋时期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实测面积是16平方千米，为规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积10平方千米，齐临淄、韩新郑之面积均约20平方地，秦雍城与鲁曲阜则约10平方千米。它们都大大超过封建城制的规定。

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城郭的初建阶段，城郭的主要功能是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筑造城郭时，一般会避开农忙，不误农时，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可有效防范外敌的入侵。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周代城郭面积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4

关键词：养殖；林下；生态鸡

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是一种将林间绿色生态环保环境充分利用起来，结合传统鸡养殖技术以及现代鸡养殖技术将鸡于林间进行生态散养的技术。利用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养殖出来的鸡由于主要靠采食昆虫、野草辅以适量无公害豆饼、玉米等食物，因此能够最大程度确保养殖出来的鸡的绿色安全无公害性，并且肉质鲜嫩、口感鲜美，有着极强的市场发展潜力。

1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

1.1科学选择鸡场林下生态鸡养殖的鸡场通常选择在林场草地交界之处，确保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接近水源，禁止连片养殖，以实现养殖风险的降低。鸡场地势应相对较高且相对平整，可选择将一层颗粒沙堆铺于鸡场的地表面，以便于生态鸡们沙浴以及采食。鸡场还应环境安静优美，易于消毒清扫，有着较好的通风条件。在对生态鸡的鸡舍进行建造的时候，对于建造材料的选择应以实用性优先，因地制宜，减少鸡舍建造成本。而对于鸡舍大小，通常情况下如果养殖的每批生态鸡数量在2000只左右，那么建造的鸡舍大小可以控制在80m2左右就足够了。建筑的鸡舍还应注意能够做到防暴晒、防雨、防风，确保鸡舍内部有着干燥的环境，这对于生态鸡的休息与生长息息相关。可安排两层鸡架，并放上相应的饲料池及补水器，需注意所选择的饲料池及补水器应有利于养殖人员清洗以及消毒。而对于生态鸡的运动场地，其大小应确保每只生态鸡至少有不小于1m2的活动空间，并用塑料网将运动场四周围上，防止鸡走失。同时塑料网围栏外还应挖一条深沟（60m以上宽度），以便于排水。

1.2合理选择雏鸡在选择林下生态鸡雏鸡的时候，应优先选择本地鸡通过自然孵化的鸡仔，或是选择将防疫工作做得较好的孵化场孵化出来的鸡仔，然后再按照相关健康标准来对鸡仔予以选择。通常情况下应尽可能选择大小适中、腹部柔软有弹性、羽毛整洁、好动且叫声清脆的鸡仔，之后再将合理选择好的鸡仔以适合方式运回育雏舍。需要注意的是，在运输鸡仔的过程中，应定时检查鸡仔的状况，防止鸡仔因为不适应运输环境而在运输途中生病，同时也要防止鸡仔在运输途中被压死或闷死情况的发生。当将鸡仔成功运回鸡场以后，还要进行隔离观察，隔离时间为2周，通过隔离观察，确保鸡仔是健康之后才能够将其放入鸡场予以混养。

2林下生态鸡养殖注意事项

2.1做好防应激相关工作林下生态鸡的早期放养过程中，应注意放养距离应做到由远及近，放养时间也应伴随鸡的适应情况而适当慢慢延长。林下生态鸡虽然主要靠采食昆虫、野草，但是还是需要辅以适量的无公害辅食，并将复合维生素、维生素C等适量加入辅食之中，有利于防鸡群受惊应激。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放养林下生态鸡期间，应不定期检查鸡舍情况，确保没有漏洞存在，如果有漏洞，应及时予以补漏，并做好日常巡逻及值班工作，尽量杜绝其他兽类（比如蛇类、鼠类、黄鼠狼等等）进入鸡场，避免生态鸡因受到惊吓而产生应激反应，进而影响到生态鸡的正常生长发育。

2.2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在林下生态鸡养殖过程中，由于生态鸡四处啄虫觅食，长期处于散养环境，所以养殖人员如果认真做好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很容易忽略了生态鸡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比如有的生态鸡如果生病了，而养殖人员未曾及时查觉并将其隔离治疗，那么就很可能导致病害迅速蔓延，从而使得更多生态鸡被传染患病，进而给林下生态鸡养殖户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林下生态鸡养殖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日常巡查检查工作，不定期清点生态鸡数量，认真观察生态鸡状况，一旦发现有生态鸡出现异常情况，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妥善处理，尽可能避免事态向不好的一面发展。

2.3做好日常消毒管理在林下生态鸡养殖过程中，日常消毒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做好日常消毒管理工作是抑制致病菌生长、清灭致病菌源的最主要手段。早期可以选择烧碱水溶液喷施消毒，而后用福尔马林（15mL/m3的）熏蒸消毒。同时，做好放养场地消毒工作，掐灭病原体有长时间存活的可能。而为避免耐药性的形成，这里还建议最好是轮换使用多种消毒药剂。

3结语

总而言之，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是一种不需要较大投入以及较高技术要求的鸡养殖技术，即使是普通农户稍微经过培训也能够很快掌握，因此值得大力推广应用。文章先详细介绍了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然后介绍了其注意事项，希望能借此给予相关人员一定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玲玲,任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引领带动富民增效[J].农业与技术,2018,38(24):180.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5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中期的陕西大荔[4]、偏晚的河南南召[5]、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华阴横阵村遗址[19]、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江苏刘林早期[22]、江苏新沂花厅[23]、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新郑沙窝李遗址[47]、陕西临潼白家[48]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同6

8同6

[1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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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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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同2。

[55]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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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同3。

[69]同3。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6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7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竞争力；乡村生态旅游

环境竞争力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概念，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地区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能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对这一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竞争力。

一、花茂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贵州省在生态环境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花茂村位于黔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山川清奇，风景秀丽，接下来就是将花茂村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03年开始，花茂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种植园进行生态治理，使花茂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15年6月，在花茂村调研考察时感叹，在这里找到了乡愁，花茂村依托田园风光建设美丽乡村有了成效。花茂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开始改善人居环境，将旱厕茅房、乡间小道、老旧电路等基础设施更新，在花茂村原有的田园风光基础上优化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了农业技术且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摒弃了传统农耕方式，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和管理模式，增加了生态产品的产量。如今，花茂村的果蔬、陶土工艺品已经成为特色品牌，极具竞争力。

二、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理念困境

花茂村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理念困境在于村民总是被动接受环保教育，很少主动关心环境治理。花茂村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污染问题，虽然通过宣传让村民有了一定的环保意识，但他们对生态环境治理关心度不够，对环境竞争力的认识不足，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对绿色发展、生态产品等缺乏了解，未能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是花茂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些企业盲目开垦、乱挖湖泊，消耗自然资源；部分村民自营的农家乐随意倾倒垃圾，污染环境，只关心物质财富增加，漠视生态环境破坏，这些理念上的滞后会阻碍环境竞争力的提升。

（二）技术困境

花茂村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技术困境在于技术研发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花茂村早期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大部分青壮年出去打工，村里的老年人接受能力低，仍使用传统的耕种方式，效率低下，导致土壤水土流失严重。花茂村的陶土工艺即是优势也是其特色之一，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多，单个的陶土制作不能满足需求，但是，陶土制作体验、农业采摘都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

（三）制度困境

花茂村在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制度困境在于花茂村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花茂村在早期发展时，过分追求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造成水体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浪费等问题。造成了极大地资源浪费，而生态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花茂村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监督体系。

三、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的经验启示

（一）创新技术助力生态治理及环境竞争力提升

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初期，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由于缺乏环保意识，造成污水大量排放，河中水生物大量死亡，淤泥大量堆积,河水发臭。在意识到不能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发展，花茂村决定采用新技术，利用人工仿生态系统通过土壤的层层的浸透及微生物的分解对污水进行净化，净化后的水可以循环利用，再接着灌溉农田养殖鱼虾，人工湿地净化污水不仅能节省能源，还可以美化乡村的环境，提升花茂村的环境竞争力。

（二）用绿色发展理念鼓励村民共治提升环境竞争力

1.增加经济效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要鼓励村民参与生态治理，仅仅通过宣传教育培育环保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让村民体会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帮助村民长远树立绿色发展观。花茂村将农产品培育、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旅游业三者结为一体，建设了生态农业采摘园，游客可以进入农业园亲自体验采摘过程，品尝绿色产品，还可以参观现代化农业系统。经过生态环境的治理花茂村的农产品有了竞争力，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从实践中理解了绿色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自觉担当起生态治理的义务，树立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2.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加强农户技能培训。花茂村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教授农民现代化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掌握和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不仅实现了绿色发展，而且提高了村民的环保意识，增加了村民的劳动技能水平。花茂村还开展了环保知识竞赛，提高村民学习的积极性，通过邀请专家定期开展培训，培养生态治理的专员和监督员，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污染防治工作。

（三）用生态制度体系规范旅游发展及环境竞争力提升

1.加快相应管理制度的制定。制度具有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花茂村在早期旅游业开发方面存在混乱无序的问题，旅行社、村民自营农家乐崛地而起，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行业规范，如村民为了经济利益与游客发生矛盾，生态环境保护更是缺乏监管，造成花茂村旅游口碑受损。于是，在正式制度制定方面，花茂村依据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规范村民及游客的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制度，按照景区的规范配备相关专业人员，运用摄像头等信息技术加强社会管理。另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乡规民约并发挥其作用，培育文明乡风，厚植“乡愁”文化，重视农村生态教育宣传，引导农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村民对环境竞争力的认识。2.建立环境保护利益激励机制。除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还要考虑到制度执行的长效性，花茂村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利益奖励机制激发村民的主体作用，形成人人参与的生态治理新格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村民并不能主动承担起生态治理的义务，如果缺乏监管，制度就成为一张空纸。为此，花茂村设立了河道巡查员、山林防护员，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突出贡献的村民给予荣誉称号，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村民也给予相应的奖励。花茂村基层党组织还建立了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举措和成效纳入考核当中，同时配套相应的奖惩机制，对生态环境治理起到监督作用。

四、结语

花茂村从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一个富裕村，与其因地制宜，利用自身优美的生态环境提升竞争力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分不开的。花茂村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始终践行的“两山论”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贵州省政府相关部署，既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又保住了绿水青山，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和农产品业的发展，通过加强村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革新技术、增加技能培训、建立环境保护奖惩制度等方式，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让当地的居民切身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主体功能区中提供生态产品地区、经济落后山区，走出生态环境治理和提升环境竞争力困境提供了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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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生态观范文篇8

1对象与方法

2005年8月至2010年10月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SAP)99例，男56例，女42例;年龄28～72岁，平均(42．5±12．3)岁;APACHE评分在8～20分，按入院时顺序随机分为3组，每组33例。分别给与全胃肠外营养(TPN);普通肠内营养(GEN);生态营养组(EEN)。3组在年龄、性别、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营养制剂:(1)20%英利匹特、乐凡命、安达美、水溶性维生素、维他利匹特等。(2)GEN制剂:能全力。(3)生态营养EEN制剂:金双歧+膳食纤维+能全力。

综合治疗措施包括:禁食，持续胃肠减压，抑制胰酶分泌，解痉止痛。早期补充血容量及纠正水电解质失衡，防止感染及各种并发症的常规治疗，必要时尽早行ERCP及EST干预胆源性急性重症胰腺炎。

在综合治疗基础上予营养支持:(1)TPN组:全程治疗使用TPN;(2)GEN组:经TPN治疗48～72h，肠蠕动功能逐渐恢复可放置鼻空肠营养管，并逐渐过渡到EN。具体方法:在胃镜辅助下，经鼻插入螺旋鼻空肠营养管，越过屈氏韧带30cm以上后固定，24h后即可开始滴注肠内营养液(能全力)。营养液应保持在40℃左右，每天24h均匀缓慢滴入。逐日加量，并逐渐减少TPN的能量供应。直至满足能量70～85kj/(kg•d)，氮量为0．25g/(kg•d)后停止TPN。(3)EEN组:在GEN组基础上每日管饲双歧杆菌(金双歧2．0tid)。

肠道菌群检查及肠道菌群失调症的诊断:以无菌操作采集SAP患者发病后7～10d的大便接种至大肠埃希菌、肠球菌、乳杆菌、双歧杆菌培养平板，分别行需氧及厌氧培养、计数。肠道菌群失调症的诊断以在应用治疗过程中，如突然发生腹泻，或原有腹泻加重，并经粪便培养出葡萄球菌感染、白色念珠菌感染、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或其他耐药细菌者。

统计学方法: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菌株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与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SPSS15．0统计软件分析。

2结果

3组肠道菌株比较:在SAP发病后7～10d，采用肠外营养支持的TPN组和采用肠内营养支持的GEM组和EEN组，肠道内的4种优势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肠埃希菌及肠球菌数量明显增加，而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数量明显减少，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肠道菌群失调发生比较。

同时，ENN组腹痛缓解时间(t=4．994，P＜0．01)，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t=5．071，P＜0．01)均明显缩短，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χ2=11．943，P＜0．01)，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3组治疗结果比较。

3讨论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9

［关键词］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公众参与;多样性;社会性

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1］。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和东部工业化均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2］。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美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掀起了一场持久的环境保护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基本框架的建构。本文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对美国现代环保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探讨美国环境治理的有效经验，为缓减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参考。

1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发展演变

1．1兴起背景。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环境灾害事件接连不断，导致环境恶化加剧。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关心工业污染问题。民众的不断觉醒促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战后生态危机、价值观的转变及社会运动共同推动了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3］。1．2发展历程。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环保主义力作《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拉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序幕［4］。20世纪70年代，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快速发展，环境立法进程加快，民众保护环境的热情高涨，环保运动进入高潮阶段。80年代，奉行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上台，反环保势力来势迅猛，环境保护的“第三条道路”出现，多元化趋势凸显。90年代，主流环保组织开始体制化，环境正义运动如火如荼，环保运动进入转型期，多元化态势进一步增强。进入21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环保运动与可持续理念不断融合。但是，由于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的影响，环境运动一度陷入低潮。

2公众参与的概念及内涵

公众参与的概念常被用于不同领域，但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公众参与，也称民主参与，在国际上已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被普遍应用。一般认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是社会团体、公民等环境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利益相关的决策，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民切身利益的行为［5］。在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行为主要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和领域、参与形式与途径等内容。公众参与的主体为公众，既包括社会大众，也包括法人、社会组织或团体等。参与对象是指公众参与制定的政策等相关的内容。参与方式包括座谈会、听证会、游说等多种形式。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公众表达环境诉求的现实途径，有利于化解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从而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3美国公众参与现代环保运动的特点

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既是美国公众表达环境诉求的行为，也是他们自下而上参与环境事务的结果。总体来看，美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社会性。3．1公众参与环保运动的主体多元化:由精英主导到精英和公众共同主导早期的环保运动主要由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发起，旨在有效利用自然。以乔治•马什和约翰•缪尔为代表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然保护思想，唤醒了民众保护自然的意识，催生了一批民间自然保护组织，为环境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问题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塞拉俱乐部等传统自然保护组织和环境保护基金会等新兴环保组织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环保知识，积极参与化学污染、核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环境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环保组织的成员往往以白人精英为主，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明显，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不够［6］。1970年，“地球日”庆祝活动成功举行，是美国环保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美国各界两千多万民众，从政治家、科学家、教授到普通市民、失业者，都参加了此次庆祝活动。基层民众的支持是整个活动成功的关键［7］。70年代，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联邦政府设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律，环境问题逐步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进一步壮大了环境保护的队伍。80年代，美国底层民众纷纷觉醒，先后在上千个社区成立了环境正义组织，坚决捍卫自己的社区不受有毒有害物污染。随着基层环境运动的快速发展，底层民众成为争取环境权益平等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美国现代环保运动超越了种族、阶层、教育程度的界限，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3．2公众参与环保运动的方式多元化:从主流组织主导到主流组织与基层组织共同主导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非政府环保组织一直是美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方式。环保运动早期，塞拉俱乐部、荒野协会等传统自然保护组织多次领导环保斗争，制造公众舆论。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入，传统自然保护组织逐步转变为家喻户晓的全国性环保组织。转型后的环保组织依靠选举和游说等政治手段，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倡导在现有体制内推进环境保护，常被称作主流环保组织。环保运动进入高潮期后，主流环保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许多组织组建了专门的专家和律师团队，积极开展专业研究，专业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体制化后的主流环保组织参政水平明显提高，常常通过选举来影响政府环境政策;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与污染者之间的纠纷。主流环保组织日益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的不满。新一代环保组织积极创新活动方式，通过雇佣职业政治工作者和组织工业会谈来解决污染问题，推动了环保运动的又一次发展。这些基层组织多以社区为基础，主要依靠底层民众开展环保斗争。到1992年底，美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多达1万个。总之，参与现代环保运动的环保组织数量众多，规模各异，既有财力雄厚、管理专业的全国性环保组织，也有为应对特定环境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公民团体。各级各类环保组织保护环境的手段各不相同，却共同为美国公众广泛深入地参与环保实践提供保障。3．3公众参与环保运动的主题社会化:从自然与资源保护到污染控制再到环境正义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是早期资源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延伸。早期的环保运动主要以荒野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为目标，主张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二战后，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推动美国向中产社会过渡，公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提高，工业污染成为社会热点，环保运动关注的对象就从早期的自然和资源保护逐步转变为污染控制，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化学污染等环境问题，环境议题逐步与社会问题相结合。随着环保运动的不断深入，主流环保组织逐步体制化，其职业化、官僚化的弊端日益凸显，环境正义运动应运而生。底层社会民众等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社区免受有毒有害物的污染，把矛头直指污染企业和各级政府，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响应。在“拉夫运河事件”和“沃伦抗议”斗争的推动下，政府不得不有所作为，污染企业被迫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弱势群体开始成为环保运动关注的对象，环境公正也成了环保运动的新目标。作为主流环保运动的有益补充，环境正义运动促使环境问题与社会平等相结合，进一步延伸了环保运动关注的范围。在公众舆论的持续压力下，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推动联邦政府先后设立了国家环保局、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环境正义办公室等环保机构，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等一系列环保法律，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还极大地提高了环境问题的政治地位，扩大了环境组织的影响力，环境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到1990年，《清洁空气法》实施20周年，废气排放量从原来每年2500万吨减少到1000万吨以下，空气质量明显改善［7］。尽管如此，美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不容乐观。一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垃圾制造国，垃圾总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臭氧和全球变暖等国际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

4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从1973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到2018年生态环境部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但是几十年来积累的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美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史是一部社会力量的觉醒史［8］。我国的环保工作仍由政府主导，公众环境意识薄弱，参与环境事务的自觉性较低，民间环保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参与环境事务的影响有限。中美两国国情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照搬美国“自下而上”的环保模式。在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下，要调动公众的力量，发展社会协同治理，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公众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4．1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如前所述，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公众参与。我国环境问题的改善自然也离不开公众的支持与参与。因此，普及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是调动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全面深入地开展环境教育要求我们不断创新环境教育的内容，改革环境教育的方式。把环境教育纳入现代素质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学校层面系统开展环境教育，让环保意识成为公民必备的素养，有助于培养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利于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重视发挥社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定期在社区举办环保讲座、知识竞赛、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环境体验等主题活动，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环保，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关注和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此外，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导向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及时发现并树立环保模范和典型，为公众参与环保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4．2优化公众参与的法制如果说环保意识是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内驱力，那么完善的法制体系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保障。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推动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促使环保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推动我国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必须坚持法制先行。第一，根据我国环保现状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发挥好政府治理作用的基础之上，逐步健全公众表达诉求、行使权利的机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体系。第二，有序推进环保基本法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及修订，完善配套政策，确保环保部门及相关企业的信息公开透明，为公众参与提供保障。第三，逐步拓宽公众参与环保的范围，明确参与的程序与途径，进一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第四，严格依法依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执法力度，以规范公众参与的秩序。完善的法制体系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从而确保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4．3完善公众参与的途径美国公众参与环保运动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非政府环保组织。不论是传统的资源保护组织、新型的全国性环保组织，还是基层环保组织，都致力于普及环境意识，促进环保立法，从而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环境保护。因此，调动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需要着力搭建公众参与的平台，积极培育和扶持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团体，以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畅通。必须协调好政府与环保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合理监督制约的同时，充分保障环保组织的独立性，以便大力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教育、政策制定、执法监督等方面的影响力。政府与环保组织的精诚合作，有助于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从而确保公众更加规范、深入地参与环境保护。

5结语

早期生态观范文篇10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城市化、工业化飞速发展，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化发展[1]。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地球是人类社会目前可知的唯一可生存的星球，这是毋庸置疑的。以此，国际上逐渐重视到对环境影响的评价，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现状

环境影响评价所指为：对拟议人为活动可造成的环境影响展开分析、论证，并在此前提下提出预防措施和对策。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技术与科学，个人与组织都能运用这一方法，并以此为社会开发活动提供指导[2]。我国政府自2009起颁布《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使得环评工作得到发展，为了使环评理论能够得到实践，我国先在各个地区选择试点，在取得可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在各个省市中得到推广，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条件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制度，以此使环评工作进程得到推进。环评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以目前环评有关工作来看，也受到较多问题的阻碍，比如规划评价方法不完善等。

2我国环评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2.1规划环评重视度不够、评价技术方法不完善。在国际上，有较多国家采取的战略环境评价方式为自我评价，该评价方式存在以下特点：提出规划、计划与政策方面为评价的主体，信息方面是最为全面的；不使现有决策机制成本过于增加，程序较为快捷；实践与价值取向有弊端；评价公正性不足；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环境评价问题能够有效进行应对[3]。自评这一方式，运用中宜在决策链前端融入环境条件的考量，以此使环境评价最初目的明确。我国国内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发展的相对更早，如今也较为完善，规划环评发展更晚，在实际工作中后者容易向前者借鉴。我国环评主体按照《环评法》可以做自我评价，也可模拟建设项目评价第三方评价。虽然第三方评价在各个方面的环境的评价中均可以保障评价科学性、客观性，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环评问题能够进行应对。但由于现状对规划环评重视度不够，规划环评在规划编制过程参与度不强，往往在规划后期介入，进而只能根据已制定的规划方案进行评价，并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由于未能在规划早期介入，导致规划环评对规划的指导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另外，规划环评与建设环评存在差异，前者更具有总体性、战略性，而后者则相对更具体、细致，在环评方法上，两者也存在较大差异。但目前，我国项目环评导则、技术方法较完备，而规划环评评价技术导则、方法欠缺，常常参照建设项目技术方法，也制约了规划环评的发展和事前预防作用的发挥。2.2项目环评周期长。某地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处于县城周边工艺品集中加工区，具体为铁件工艺品加工。按照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目录以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该项目是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种类，需要进行环境影响报告标的编制。但业主委托环评再到环评文件得到批准，所费时间为4个月整，这明显暴露了时间过长的问题。在得到批准的报告中，有根据环评导则进行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及对应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委托书、生态功能区化等文件，同时附录了投资主管部门备案表、工业园区准入证明、政府批准签章、当地乡镇国土部门用地证明、天然气供应合同、排污指标确认函、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等。业主表示，环评编制及报批中的流程繁复、名目众多、时间冗长，如果不与专业机构合作，业主是万没有能力及精力、时间提供相对应的材料。而进行委托机构代办，需要一笔价格不菲的费用。近年我国国务院、党中央对于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提高了重视程度，将职能转变、放权简政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中对放管服工作进行了全面分工和部署，并进行相应标准文件的印发。国家出台的政策措施，对于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的优化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仍然存在着环评审批慢的问题，除了经办人员、审批部门思想认识不足之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需要进一步清理完善也是重要原因。

3环境评价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3.1环境影响评价整体的思路在开展环评模式的改革中，要将的生态文明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贯彻党的会议精神，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整体工作的核心，并将宏观指导强化、微观管理简。化作为导向、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动力，着力进行“三线一单”、排污许可、建设环评、规划环评互相衔接的固定污染源管理体系。3.2整体环评改革原则。首先，要大胆创新改革，探索有效的环评改革措施，并将其整理成能够推广、复制的经验与制度，将各项改革措施因地制宜的在当地落实；其次，对“三线一单”空间管控进行强化，并以此对区域规划环评宏观指导进行优化，建设环评管理进行简化，并进行排污许可的衔接，强化事中事后监控；最后，将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底线，将风险高、造成生态环境较大影响、建设项目的展开进行重点的管理，保证严格的管理态度。风险能够控制、造成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则能够简化管理，能够省略的环节便省略。3.3改善规划环评的工作实际效果。达成规划环评工作实效改善，主要对规划环评、三线一单的宏观管控效能进行强化，并将其作为产业布局、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简化建设项目环评的实际条件。在已经展开规划环评的区域，对建设项目环评内容及程序可适当简化。在实际工作中，规划环评中要明确需重点保护的生态空间、生态环境准入条件、污染排放总量上限。在进行规划环评工作开展之后，根据建设项目及环评的要求实施环境质量监测和管理，并定期进行规划环评的跟踪评价。针对完成的规划在适用期限、范围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调整的，需要重新开展规划环评。规划环评得到的有关成果，要有相应的共享、公开途径，建设项目环评根据规划环评进行相应的环评内容及要求的简化。强调规划环评早期介入、全过程参与环节。要重视并强调规划环评早期介入、全过程参与原则，强化规划环评在制定规划全过程中的参与度及积极性，优化规划与规划环评的互动，充分发挥规划环评对规划的优化调整及指导性作用，从源头降低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完善规划环评评价技术导则、技术方法。根据规划环评内容及要求，结合各类规划内容，参照项目环评技术导则及方法，制定规划环评评价的技术导则、技术方法等指导性文件，完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支撑体系。3.4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的改革。优化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对于风险高、造成生态环境影响大、污染强的行业，要制定环评重点行业名录，加强环评方面管理。对于造成生态环境重大影响的冶金、采掘、生态类、医药、采掘等行业，都需要添加到行业名录。在日常环评管理中，也要重视鞣革、印染等行业聚合发展，以此使污染治理实现集中化，此类重大影响行业在规划环评中，必须经过省级生态环境厅的审查，而建设项目环评则是市级相关部门进行审批。重大影响行业名录之外，项目可以进行简化，节省环评管理资源。3.5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简化。对于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简化，能够有效节省环评管理资源，将环评工作重点侧重于重大影响行业名录中。目前，有以下几种简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3.5.1 豁免制。对于能够符合环评管理相关要求的建设项目，可以将其列为豁免名录，不作为环评管理目标。环评管理相关要求包含有：行业不与危险品或者毒害品配送、仓储等产生环境影响有关；不与环境敏感区相关的民生水利基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碧道建设等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项目建设；与新增用地无关，且污染排放种类及数量不增加的建设项目；没有被建设环境分类管理名录列入的项目。3.5.2 环评告知承诺制。对于专业园区内开展规划环评，需进行环境影响报告编制的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告知承诺这一制度，但要符合相应条件：开发区或者其他区域中能够达成生态准入、规划环评要求的建设项目；相应的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充沛的城市设施、房屋建筑工程、服务业及社会事业等项目；和新增用地不产生关联，同时不会使得污染数量及种类增加的扩建项目；省相关政策中所要求实施的告知承诺制建设项目；污染防治技术成熟，出现的生态环境影响能够通过监管执法进行纠偏的建设项目，比如高速公路互通立交等。3.5.3 建设项目编制内容简化。对于达成生态环境准入条件以及规划环评要求的开发区建设项目，环评管理要求和区域的规划环评进行联动，对以下方面进行简化：对于区域的规划环评中已经存在的环境功能区分、编制依据、环境现状评价和调查、环境敏感点、环境经济损益影响、环境影响预测等资料或者内容，再或者是区域定期环境质量跟踪监测资料、年度区域环境状况评估报告中含有的内容，都不需要再另外进行调查和编写；建设项目所实施的环保措施能够达成国、省污染防治技术要求，不需要对经济技术可行性进行论证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的过程中，要将报告书的章节减少，或者将其简化为边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对于环境评价编制的过程中，要免予张贴征求公告、展开网络平台信息的公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及公开要将时间缩短期限；环评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部门要全程进行环评相关信息的公开；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要进行简化环评管理，海岸工程中与海有关的部分，除了要单独进行立项之外，不需要进行另外的海边环评文件编制。此外，要重视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融合，对于固定污染源建设环评、排污许可证两者内容的衔接进行强化，要逐步进行管理要求的统一。排污许可申请、试点环评可以统一、同步进行受理审查。

4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环境管理中也会更加严格，但过于严格又较容易导致经济发展退步。为此，就需要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重视，保证其能够为环境管理提供充分的依据，保证环境有效管理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张杰.当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遇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J].环境与发展,2018,138(01):35-37.

[2]李娜,尹中晓.浅谈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问题及措施[J].化工管理,2018(01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