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十篇

早期文学论文篇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篇2

但长时间以来，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人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

早期文学论文篇3

1.1一般资料

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均经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诊,为本院2010年2月~2014年2月期间病例。其中男63例,女37例,年龄50~79岁,平均年龄64.8岁。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合并有高血压患者有27例(所占比例为27.0%)、合并有糖尿病患者6例(所占比例为6.0%)、合并有高脂血症共18例(所占比例为18.0%)。

1.2方法

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入院后立即实施CT检查,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的6h内实施CT检查。在本院CT室内,患者取仰卧位,对患者进行全颅脑扫描(层厚为10mm、层距为10mm),当扫描区域发现有异常影像学改变时,对异常区域实施增加5mm的薄层扫描。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发病24~48h后,重新进行全脑的CT扫描复查,并和入院时扫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结果

100例患者CT全脑CT扫描结果显示：提示为脑左侧病变患者55例、提示为脑右侧区域病变患者26例、基底节区域病变患者15例、小脑区域病变患者3例、桥脑病变患者1例,上述患者均为病变所在区域的脑血管阻塞而引起缺血缺氧相关症状和体征。在本组100例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所占比例为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CT检查影像学异常主要表现为灰白质的分界模糊,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本组100例患者中,脑部出现3种以上的影像学异常特征患者共64例(所占比例为64.0%)。

3讨论

脑梗死发生后对脑梗死的诊断手段较多,特别是影像学方面的检测设备较多,如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DSA)等,上述检查手段均可不同程度的获取脑梗死区域方面的影像学改变征象,但核磁共振、DSA等设备操作较为复杂,且检查成本较高,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而CT影像学检查具有操作简单、检查成本患者尚可接受等优点。急性脑梗死患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中,而脑梗死是脑部血管阻塞或狭窄所致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引起的相关临床症状和体征,当脑组织缺血1h后,细胞因为缺氧而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钠离子水平改变而导致脑细胞水肿,当脑部缺血6h后,脑部可出现血管源性的水肿,脑组织中的水会增多而导致肿胀程度提高。在本组100例脑梗死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占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占32.0%。所以在脑梗死发生的早期,对此类患者进行CT扫描检查,大部分患者能够在脑梗死早期发现脑部影像学改变,但要注意其影像学改变特点,如脑中的灰白质的分界模糊不清,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等,这些是影像学异常特征。在对患者进行早期脑梗死诊断中要注意上述特征。

4结语

早期文学论文篇4

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地剥开历史迷雾的考古学家。甘于寂寞、甘于付出的他，用丰硕精深的研究成果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学者形象。他以他的经历向社会宣告：考古不是挖宝，而在于求真求是、考古为今。

综合梳理史前文化谱系、论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钟情于文化谱系研究，因为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汉，后扩展到北方乃至全国。重点在新石器时代，兼及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2000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励。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基本确定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谱系。恩师严文明评价其“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该书也获得2007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北京先秦考古》一书，则首次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研究。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他发表的《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等论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概念，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是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

鉴古察今。韩建业以扎实而严谨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数千年以来早期中国历史的轮廓。

揭示北方地区人地关系

2004年，韩建业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他综合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全面梳理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经济形态状况，并深入探讨了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还从资源利用、经济方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是“迄今为止有关先秦时期我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项目成果不但被国家社科办鉴定为优秀，同名专著还获得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此外，韩建业还有另外一项收获。《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一文提出，先秦时期中国长城地带存在一条“陶器北界线”，界线南侧主要分布着以农业一半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人群，界线以北分布着以游猎一游牧经济为主的游动性人群。主要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陶器北界线在不同时期南北摆动，界线两侧人群间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发生交流。

捡拾历史的碎片，复原出一幅生动的人地关系图景，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重绘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韩建业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课题“史前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发表的《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确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传播的“彩陶之路”，是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则具体对马家窑文化南渐青藏高原并最终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态，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态的研究也是韩建业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他的《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认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社会普遍发生明显变革，表现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逐渐形成三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社会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三种模式共存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疏理》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时期的屈肢葬分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这三大传统正好对应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屈肢葬传统。《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传统和若干支系，并讨论了各不同传统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联系。

这些研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宁静淡泊，做真学问

韩建业长期以来还一直关注着一块颇受争议、但自己却最为感兴趣的领域――五帝时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虽为兴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项目成果，但韩建业坦言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该书重点讨论了禹征三苗、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涿鹿之战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进一步探讨了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的渊源、三大集团交互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以华夏为核心的五帝时代的古史体系从考古学上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观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学不为有所求，而始于兴趣所在，也只有这样的境界，方能成就真正的学问。

早期文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wWW.133229.Com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brown的观点,认为约7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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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学论文篇6

[主持人语]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95华诞，在此之际，受《决策与信息》编辑部委托特组织4篇文章，纪念这个盛大的节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使落后的中国，变成了先进之中国；亚洲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之中国。请看《略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三个问题》。

武汉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不仅在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她不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二个中共早期组织，而且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在中共一大期间，就独立成立了一个具有共产党性质的共存社团体。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先进分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外来因素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请看《恽代英独立探索建党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是作为近代救亡的思想武器加以引进的，所以在引进之初，传播者就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共一大前一个月，在武汉出版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初步剖析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号召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联起手拯救国家。小册子代表了党的最高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大造舆论。请看《建党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新评》。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取得伟大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进行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请看《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新发展》。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是我国学界的一个热点，成果丰硕，但分歧较大。通过求证历史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我国半个世纪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在思想领域文化革命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应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20.5）为自发、自觉传播阶段；第二阶段（1920.9-1922.1）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阶段；第三阶段（1922年初-1927.7）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理论的雏形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最重要的元素与标志性特征，因而“早期中国化”肇始标志应为中共二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010-08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最辉煌灿烂的一章。十月革命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得到广泛传播，迅速掀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使落后的中国，涌进了现代化的世界大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17-1927，以下简称“早期传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硕果累累，议论纷呈，对此笔者发表一孔之见，以飨读者。

第一，“早期传播”是我国半个世纪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在思想领域文化革命的客观需要。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种观点十分流行，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而是外来政治势力切入的结果。正确的结论不是在头脑里产生，应该从历史中得出。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民族解放与中国富强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两大时代使命。要救国就要有先进的思想作启蒙，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告别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拥抱先进的工业文明。按照近代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梁启超的说法，在“五四”前，中国救亡运动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自强运动；甲午战争至民国初，“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改变制度运动；辛亥革命近十年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文化运动。其间西方各种思潮：进化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蜂拥而至，作为新思潮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捧；各种近代政治制度：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代议制、总统制、内阁制、联邦制、地方自治等，均在中国实验、演绎过。甚至到20世纪初，效法英美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都无法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命运。

正当此时，世界与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的“破罅一齐暴露”[1]，清楚地向中国人民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使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苏俄革命的初步胜利，清楚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条使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新路。使这两种觉悟汇合：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失望，对社会主义的无比憧憬，促使中国救亡运动焕然一新。在这个伟大历史拐点上，西学东渐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从各种西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我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文化。对于这场思想上的革命风暴，历史清楚地记载：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是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2]

人士如是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3] 2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是说：“社会主义这个名辞输入诸国，也将近有二十年了。民国元年江亢虎等大轰了一阵，又居然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党一段小小的历史，并且有为这主义而死的人。但是中国真正有人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这自然是大战的反动，俄国大革命的影响，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4]

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如是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5]

这些历史话语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强势文化，受到我国知识界、舆论界的热烈欢迎，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民意。正是中国引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古老的中国融入了世界先进的潮流，落后的中国一下子跃进到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第二，“早期传播”的阶段性研究。该问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然而阶段性呈现出“早期传播”的一个鲜明特点，并展现出传播渠道、传播队伍、传播内容的变化。“早期传播”分三个阶段，其分界线十分清晰。

第一阶段从1917年到1920年5月，为自发、自觉传播的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次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步入世界现代潮流。同年11月，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纵情欢呼“十月革命”，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革命彰显了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可抗拒。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结合，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也要随着世界思潮之方向发展。

这个阶段传播的队伍多元化，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涌现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杨匏安、李季、袁振英、、蔡和森等一批青年俊杰。人士是“早期传播”的主干力量。朱执信、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林云陔等在1919年下半年，就发表了尝试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历史、现状的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革命！何故？为何？》《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其他进步人士也加入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北京大学张西曼是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前辈。《晨报》记者陈溥贤与可谓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1919年4月1日起，他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连载《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际，在《晨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与同时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拉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序幕。

这批新生的先进文化大军，自发自觉地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引领着新文化运动后期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日本是“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传播者翻译、译述了河上肇、山川均、片山潜、■素之、■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传播主要报刊有《新青年》《星期评论》和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晨报》等。1920年5月，《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联合出版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

第二阶段从1920年9月到1922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的阶段，主要标志就是《新青年》成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刊物。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南迁。陈独秀到上海后就与《星期评论》等刊物同人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事宜。同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进一步促进建党的进程。同年6月中旬，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及陈公培等6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第一个决定就是将《新青年》变成党的刊物，陈独秀邀请中共党员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加入编辑部，使杂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变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传媒。

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杂志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杂志封面中心是地球，东西伸出的手紧紧相握，有两种理解：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一是劳动人民与苏俄、西欧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这一期《新青年》内容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中国社会、政治。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新青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还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月刊，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及山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党的地方早期组织，通过《劳动周刊》《武汉星期评论》等党团控制的报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等团体，有组织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早期党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新青年社、社会主义研究社、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马格（克）斯（思）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马克思主义贫瘠的中国大地上播撒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粒。《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成为传播主渠道由日本向苏俄移位的主要标志。

第三阶段从1922年初到1927年7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早期中国化”）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中国化。“早期中国化”是“早期传播”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早期传播”的最高层次。

先进的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非常清楚，是将其作为拯救国家历史命运的科学思想武器。在1919年就提出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围绕着中国的“实境”。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明确宣布，刊物的使命就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接着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适合我们中国，如果我们不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必将遭“天谴”[6]。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其原因在下一个问题论述。至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的结合有了质的飞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进入了大革命时期。

此阶段，“早期传播”的特点十分鲜明：一是列宁主义在我国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特别是列宁的东方理论，成为国民革命的直接指导思想。我国革命、进步的媒体宣传列宁主义的力度不断加强。党团刊物重点翻译、宣传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导性的文件。1922年9月新青年社出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全文翻译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关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文献，使中国人民学习、运用列宁东方理论有了原始文本的依据。1923年6月，《新青年》以季刊的形式复刊后，开辟了“共产国际号”“列宁号”等专号，着力登载介绍列宁著述与东方理论。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等出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今译《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列宁经济学》《帝国主义浅说》（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列宁经典著作，特别是诠释列宁思想的中译本《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今译《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 “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今后更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7]。随着国民革命运动不断纵深发展，特别是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特殊社会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主力军、同盟者，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使思想萌芽，成为“早期中国化”的理论结晶。

以上三个阶段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逻辑起点，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品德，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传播到自觉传播，再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演绎。

第三，与前一个问题有着密切相关的就是“早期中国化”的标志问题。对于“早期中国化”的起止时间、内容等基本问题，学界分歧较大。王小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研究述评》，对学界20多种见解加以归纳，分成“前中共成立说”“中共成立说”“后中共成立说”三部分。他认为，“前中共成立说”和“后中共成立说”研究视角本身存在先天缺陷，只有“中共成立说”符合了界定“历史起点”的唯一标准，即“就是看其是否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学界对该论题的研究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在于对“中国化”的标准没有统一。笔者认为，制定“中国化”的标准，首先要弄清楚概念实质，以上三种分法实际上是将初期传播、中共创立与“中国化”三个概念混同，虽然这三个概念有密切联系，但不是同一事物，这在逻辑上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

要确定“早期中国化”的标准，必须紧紧扣住“中国化”“早期”两个关键词。所谓“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中国实际。正如所说，再好的理论，如果不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实际，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将毫无意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与归宿；后者是前者凝炼出来的理论，又成为前者的指导思想。所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活动，所谓理论形态是在这个结合中产生有中国革命特色的精神成果。“早期”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产生、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早期，首先，它必须具备“中国化”的基本形态，但由于是早期，不是“中国化”的完善形态，而是初始形态，也就是说它仅是“中国化”理论形态的雏形；其次，早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因革命实践刚刚开始，经验非常缺乏，其理论形态只能具备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基本元素，离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

根据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早期中国化”应该具备4个基本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是“早期中国化”的活水源头；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是“早期中国化”实践自觉的主体；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这是“早期中国化”理论的实践基础与发展动力；四是具有初步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这是“早期中国化”在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理论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抽象出来，并对实践进行指导的科学结晶，体现了“中国化”的最高层次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理论的雏形是“早期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元素与标志性特征。

作为“早期中国化”肇始的标志是中共二大，因为中共二大具备以上“早期中国化”的四个基本条件。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在全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向中国人民提供了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其二，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创立，成为“中国化”的主体。其三，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深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全党有了初步的革命实践，这是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的最基本社会来源。其四，中共二大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革命实践与经验的最初总结。它正确判断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据此正确地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进行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革命策略；制定了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中共。中共三大、四大使中国革命特色理论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汹涌澎湃的国民革命浪潮。到武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即思想的萌芽，成为“早期中国化”的理论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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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1921，（4）.

早期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电影理论 早期电影 白话现代主义 集体感官机制 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 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 － 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 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快感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快感”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快感”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快感”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 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快感。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妓女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妓女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 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 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 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国民党、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film culture,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vernacular experience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miriam bratu hansen, fallen women, rising stars, new horizons: 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film quarterly 54.1 (2000): p10-22. 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and vernacular modernism, 1896-1937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yingjin zhang（张英进）, ed.,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ikwan pang（彭丽君）,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 zhang, teahouse, shadowplay, bricolage: laborer's love 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p27-50.

(5)linda williams, ed., viewing positions: ways of seeing fil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6)sue tuohy, metropolitan sounds: music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 ,in y. 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7)tom gunning, an aesthetic of astonishment: early film and the (in)credulous spectator,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14-133; tom gunning,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garde, wide angle 8.3-4 (1986): 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672 页。

(9)参见yingjin zhang,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2004), 第二章。

(10)zhen zhang,bodies in the air: the magic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the early "martial arts"film in china, post script 20.2-3 (2001): p43-60.

(11)同(8)，第771 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 xiao（萧志伟）, anti-imperialism and film censorship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in sheldon lu（鲁晓鹏）,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38-41.

(13)mariam 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williams, viewing positions, p140.

(14)有关30 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 期（1997 年8 月），第116 － 127 页。

(15)同(8)，第1338 页。

(16)同(8)，第1079 页。

(17)zhen zhang,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the actress as vernacular embodiment in early chinese film culture， camera obscura 48.16 (2001): 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19)hansen, early cinema, late cinema， p147.

(20)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3.

(21)jenaro talens and santos zunzunegui, toward a true history of cinema: film history as narration, boundary 2 24.1 (1997): p28-29.

(22)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344, 348.

早期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德国诗学；浪漫派；话语形态；社会功用

1.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话语形态

诗学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到诗文、散文、小说等多个方面，是文学理论内容的一种体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中对诗学中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对应分析，将各项浪漫派文学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早期浪漫派诗学体系。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话语形态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研究内容。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品中诗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一种话语表现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其诗学内容完成对话语的理解和研究。这种话语形态不仅可以体现诗学创作所表达的中心内容，还可以展现诗学创作中的经验及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品具有典型的叙事特征，主要以研究叙事类诗的规律为主，通过对其普遍规律的分析完成诗学话语形式的划分，形成了不同的诗学话语形态。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研究过程中将重心放在了诗学语言上及诗学技巧上，从诗学话语形态内容出发形成了对应的艺术特征形式。该话语形态对诗学内部特征进行了充分挖掘，以浪漫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对应的早期浪漫派诗学语言、结构、技巧等，为德国浪漫主义诗学体系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知识系统。在上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内容下，德国浪漫主义诗学形成了普遍性、真理性的内容结构体系，其诗学框架得到非常好的规范，为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话语形态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从《诗学》内容出发，借助《诗学》中的话语形态结构实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的对比和分析。该过程中要首先确定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基本结构，依照自然学内容对诗学规律进行阐述，从而确定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框架，依照框架形成具体诗学分层。其次要确定诗学的“种差”。依照诗学媒介、对象及方式对诗学话语形态内容进行分析，确定诗所想表达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效果，形成对应的诗学维度，确定诗学话语形态的形式及本质。最后，要确定对应的诗学关系，依照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中的层次结构及“种差”对诗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寻找诗中话语形式的共性及异性。要依照上述内容明确诗学话语形式对表达效果的作用，确定话语形式的价值，明确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式的本质。

2.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社会功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在创作的过程中秉承诗化人生理念，将生命本体论内容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展现在了诗学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诗文体系。这种诗学并没有特别严谨的结构，但其内容异常丰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风格。该诗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文学发展，为文学体系的构建及完善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并非单纯为浪漫诗学，还包含着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是对人生的一种浪漫化、诗意化。这种诗学将艺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对人生意境和诗学意境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可以充分展现人们的精神向往，以浪漫化手法完成诗学内容的丰富，将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弗・施莱格尔在诗文学写作的过程中就充分将浪漫主义元素融入到了诗歌中，他将一切诗意的东西灵活运用到诗歌中，形成了宏大的艺术体系，让诗学的魅力得以充分展现。除此之外，诺瓦利斯也认为诗歌需要一种浪漫化的东西，要将浪漫化的质提升，给平凡的事物披上华美的外衣，从而是有限的东西向无限转变，形成一种视觉和感觉上的未知。上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对浪漫诗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思想下，浪漫诗学在生活的基础上得到了非常大的丰富，生活的魅力和神奇得以充分展现，这种诗学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人挣脱心灵的枷锁，挣脱生活的桎梏，提升了艺术的作用。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完成了从艺术环境下生活的蜕变，这种蜕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进步，对社会发展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可以充分展现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通过浪漫化手法对审美进行救赎，实现审美与道德的融合。康德指出浪漫主义诗学是精神向往的体现，在上述体现的过程中审美价值观可以得到充分展现，具有高度的美学救赎效益，加速了德国文学发展进程。在该过程中审美活动与浪漫主义诗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内容结构，人们可以从诗学中充分感知人性美及艺术美，对审美观念的培养和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3.总结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是德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浪漫主义及审美救赎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德国文学的社会功用，大大改善了德国文学发展进程。在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要把握好其话语形态，依照话语形态内容确定诗学体系中的艺术特色，深入挖掘诗学体系社会功用，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深化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研究层次，提升其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宁. 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和神秘主义气息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7：240.

[2] 王国豫，王梦颖.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生态伦理思想[J]. 伦理学研究，2013，03：50-54.

早期文学论文篇9

[关键词]早期读写；常规读写；读写知识与经验；阅读准备；读写萌发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5-0001-06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学前期是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学前期获得的读写经验将直接影响儿童进入小学后的阅读成绩，学前儿童早期读写经验的获得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例如，美国儿童早期教育学会和国际阅读学会将学前儿童读写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促进儿童“读写探索意识(awareness and exploration)”和“尝试性的阅读、前书写技能(experimentalreading and writing)”的发展，并提出了具体的教育建议；我国2001年颁布实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在语言领域专门提到早期读写教育的目标和实施的原则要求。

近些年来，在早期读写发展和教育方面，我国学者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如探讨早期读写行为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其他发展领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是在目前有关早期读写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鲜有学者对早期读写的概念、早期读写能力的构成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幼教界长期存在的将早期读写等同于“提前识字”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因此，本文拟从早期读写的概念、能力构成和早期性特点人手，分析早期读写概念中“早期”的具体含义，以期为有关早期读写的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的“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的要求提供参考。

一、早期读写概念的演变

按照传统的理解。读写开始于学龄期准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时。直到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才开始关注早期读写。1925年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提出“阅读准备”(reading readiness)的观点，并将0-6岁看作是“为读写作准备”的时期。阅读准备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儿童在进入小学开始读书写字之前需要具备一些有关口语与读写之间关系的知识经验。

20世纪50年代前，阅读准备一直是早期读写的代名词。被看作是正式阅读开始前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本技能。是因生理和心理成熟而形成的一种准备状态。也就是说，儿童只有在身心发育成熟的前提下才能正式学习读写。阅读准备概念的提出，目的在于通过测试发现具备读写准备状态的年龄或通过诊断筛选出在读写方面尚未准备好的儿童。此时的研究只关注儿童读写准备经验的自然获得过程和不同年龄儿童的读写准备水平，并不关心如何借助外部的帮助提高儿童的读写准备水平。

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阅读准备不是因生理和心理成熟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而是因环境影响而形成的读写准备经验，儿童读写准备经验的获得不是自动的过程，而是对成人或环境影响的被动反应过程。相关研究的重点也从关注何时才能对儿童进行正式读写教育，转向探讨儿童是如何主动获得读写知识和经验的，以及如何提供优质的教育。促使儿童在学前期获得读写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准备。

Teale和Sulzby认为。这种观念的改变除了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环境决定论”或者“教养说”的影响外。以下几个因素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人们发现，在小学一年级中普遍使用的读写准备练习和测试对学生的读写能力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研究发现，学前儿童的读写经验远比之前人们想象的要多。

(3)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前苏联心理学的研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当时教育中的“等待儿童成熟”而不提早干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4)一些倡导社会地位平等的人士指出，大批少数民族儿童因为自身文化背景与主流社会不符，所以只有等到上小学后才有可能弥补发展上的不足，这显然对他们将来的学业发展不利。

当人们还在争论早期读写能力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时。有学者开始对阅读准备这个概念提出挑战，认为持阅读准备观的研究者努力寻找的儿童准备好学习读写的时间点是不存在的，从早期读写到常规读写(conventional literacy)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这些学者认为，早期读写能力既不是儿童自动获得的，也不是成人直接教会的，而是一个儿童主动参与其中持续习得的过程。因此，阅读准备这个概念已经不能概括早期读写发展的特点。clay首先明确使用了读写萌发(emergent literacy)这个概念，用以表示幼儿在“读书”和“写字”时的一些并不完全是常规意义上的读和写的行为。她还针对当时读写准备只关注阅读而忽视书写的倾向提出质疑，她认为，在早期读写发展过程中。阅读、书写与口语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没有发展的先后顺序之分。遗憾的是。Clay的这一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得到普遍认可。

持读写萌发观的研究者反对以往严格按照年龄区分读写技能准备和常规读写的观点，主张将读写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在读写萌发的过程中，学前儿童“不断提出有关文字的假设，然后检验这些假设”，从中获得初步的文字理解和运用技能。因此，研究者反对将早期读写仅仅局限在读和写的初步技能的学习上，更反对将读写指导直接指向念读字母、重复书写字母、为通过读写准备测试而进行机械练习。他们也不同意早期读写能力发展完全受制于生理成熟的观点。他们提出，尽管生理成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儿童可以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主动建构有关文字的知识，从而实现对生理因素的控制和调整。近20年来。因为社会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读写能力的发展不仅受到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到个体的家庭、文化背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在描述早期读写现象时使用的概念不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是以下有关早期读写的假设或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1)早期读写不是超前读写或读写准备，而是常规读写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与常规读写有关的行为、技能以及有关文字的概念、知识和经验。

(2)读写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开始于接受正式读写教育之前的婴幼儿时期，而且已经融入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之中。多数学前儿童已经能够理解文字的特点和功能，大部分2-3岁儿童甚至能够辨认生活中的一些标记和符号，也能在游戏中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符号和文字。

(3)读写经验是在儿童主动参与的有意义的读

写实践之中获得的。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儿童的读和写具有明确的交往目的或意图。如阅读街上的标记或符号，扮演医生为病人写处方，等等。儿童是在与不同书面材料接触过程中主动形成对文字材料意义的理解。并学习使用这些文字材料来表达自己的交往意图。

(4)文字丰富的环境是促进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与文字和其他书面材料进行充分的互动。

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通用的“读写准备”“早期阅读”等词均不能全面概括学前期所有的读写现象。“读写准备”关注学前儿童在学习读写前应当获得的与早期读写有关的经验，但是否认早期读写本身就是人生读写发展过程的起点：“早期阅读”只是指一种早期读写现象，不能涵盖另外一种早期读写现象――“早期书写”。因此，笔者认为，使用“早期读写”或“读写萌发”指称学前期的读写现象更加合适。

二、早期读写能力的构成

对早期读写概念的界定始终伴随着对早期读写能力内涵的解释和分析。最早出现“阅读准备”概念时。早期读写仅仅局限在对字母和文字的辨认和意义理解上。持读写萌发观的研究者认为，早期读写能力包括在掌握常规读写技能前获得的一系列与常规读写有关并能预测常规读写能力水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但是，因研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不同的研究者对早期读写能力构成提出不同的见解，有些研究者关注读写的外部行为技能，有些研究者则关注与读写行为有关的认知技能：有些研究者只将早期读写限定在图书和文字的解码和编码上，有些研究者则将早期读写的内容延伸到读写和口语之间的关系上。

Gunn等人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34个有关早期读写的研究。并从早期读写的不同领域对这些研究获得的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大致勾勒出早期读写构成要素的基本轮廓。即早期读写能力包括读写知识和读写经验两部分内容。

直接关注早期读写知识的研究涉及早期读写知识五个方面的内容：文字意识，即了解文字的常规、目的和功能；有关口语与文字之间关系的知识，即知道口语和文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文本结构知识，即知道文本有多种风格，每一个文本都有一些相同的构成要素(如故事发生的情景、情节、语言组织的特征、人物特征等)；语音意识，即知道说出来的一个词可以分解为多个音素；字母知识。即了解字母的命名和书写规范。这些知识是进行常规读写的前提，因此倡导读写准备的研究者将其看作是早期读写的全部内容，直到现在仍将其作为早期读写评价的主要内容。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早期读写知识并不是儿童在个体成熟过程中自动获得的，而是在使用文字实现一些实用目的的活动之中主动建构的，因此，一些研究者将读写知识学习的具体情景纳入早期读写能力的范畴，认为图书阅读、社区和家庭阅读以及与本民族文化有关的阅读过程构成了早期读写的过程经验。与读写知识不同的是，读写经验并不主要表现为认知技能，而更多地表现为与读写有关的情感态度，如对周围环境中的文字产生兴趣等。也表现为个人特殊的读写经历，如形成固定的与成人每天分享阅读、与成人讨论书中相关内容的习惯等，还表现为与本人所属文化、社区、家庭有关的特殊经历，如社会鼓励的读写习惯、成人对早期读写的期望等。

从读写知识与读写经验两个方面认识早期读写能力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早期读写知识是进行常规读写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学前儿童读写的习得性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读写知识的掌握始终离不开具体的情景。学前儿童对读写知识的建构发生在真实使用绘画、模拟书写等方式与他人进行互动的过程之中。

在认识早期读写能力的构成要素时需要防止“窄化”和“泛化”两种倾向。“窄化”倾向是指只将读写知识纳入早期读写能力的范畴，而将读写经验仅仅看作是影响早期读写知识建构的因素。这种倾向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教师只注重直接指导儿童学习读写知识，却忽视了儿童获得这些知识的过程以及在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其他有意义活动时获得的情感体验。“泛化”倾向则是指将与读写能力发展有关的所有其他能力均归为早期读写能力。例如将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归为早期读写能力等。的确。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可能对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不加区分地将所有与读写发展有关的内容纳入早期读写能力，既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早期读写的发展规律。也可能对教育实践产生误导。

三、早期读写的早期性特点

之所以将学前儿童的读写冠之以“萌发”或“早期”字样，是因为学前期已经是一个人一生正式读写的开始，在这一时期获得的读写知识和经验是“读写能力发展之根”。但与常规读写相比，学前儿童对文字材料的理解和使用尚处在“萌发”状态和早期阶段。

早期读写的萌发性意味着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目前国外的研究对早期读写知识发展的阶段性表现的描述比较清晰，例如在Snow等人有关优秀阅读者早期读写的行为表现和美国“爱荷华州早期学习标准”列举的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年龄达标水平中。对“前图书阅读”“前识字”和“前书写”等读写知识发展的描述很多，但涉及早期读写经验的内容相对较少。从研究者对早期读写能力行为表现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与常规读写相比，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早期性特点非常明显。这种早期性特点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学前儿童读写能力发展明显不完善。要准确而熟练地进行读写，个体需要熟悉本民族书面语言系统的实用性知识，如英语国家的学龄儿童需要认读和拼写字母、了解字母构成单词的基本规律等，而学前儿童的读写能力尚未达到这一水平。例如，3-6岁儿童能在听到熟悉的内容或者读自己写的文字时指认对应的文字，能复述、扮演或表演全部或部分故事情节。但无法一字一句地念出完整的故事；他们试图使用涂写、图画、模拟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意图，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人很难理解他们的意图和表达的内容；他们可以告诉他人自己绘画和模拟书写的意图和目的。但无法用文字写出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单词中的字母顺序代表读音顺序。知道许多字母和读音的对应关系。但还没有掌握基本的字母组合及读音规则，也不能根据字母组合规则读出一个单词。

(2)早期读写能力与其他领域的能力尚未完全分离。常规读写中阅读和书写技能之间、读写技能与口语技能之间尽管存在内在的联系，但已经相对独立和分化。而相关研究发现，学前儿童的阅读、书写和口语是同时发展的，而且在同一读写环境中是相互影响的；早期读写能力中还融合了视知觉、想象、思维等认知能力。例如，3-6岁儿童能够有目的地涂涂写写，画出像字母一样的图形，学习使用各种各样的书写工具或其他可操作的物体自发地进行涂鸦，告诉他人自己绘画和模拟书

写的意图和目的，通过复述、表演等方式表明自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等，这表明口语、艺术、思维、想象、动作等方面的技能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能力，涂鸦、绘画、表演、复述、告知、想象等看似与读写无关的行为成为早期读写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学前儿童尚不能独立获得早期读写能力。自主阅读(independent reading)是指在没有他人帮助的前提下个体能熟练而轻松地阅读，而且很少出错，对阅读材料的理解也比较准确。自主阅读是优秀阅读者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对学前儿童来说，他们很难达到完全自主阅读的水平。早期读写能力是儿童在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在早期读写能力发展过程中，成人的指导和帮助必不可少。成人为儿童创设一个有意义的文字丰富的物质环境，鼓励儿童为了真实的目的而模拟阅读或书写。鼓励儿童参与多种形式的口语交流。这些都是促进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有效方法。

四、结论与启示

早期文学论文篇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1917-1927）”（项目编号：2016M601073），中央编译局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以武汉为例”（项目编号：15C07），湖北工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本研究”（项目编号：BSQD14069）和湖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委托课题“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17-1927）”（项目编号：2016SW02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曾银慧（1980-），

女，湖北荆门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张艳丽（1980-），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由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新青年社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文本。文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该书亦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 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114-04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学理上的研究，而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求爱国救亡的思想武器。那么，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便立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具体认识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客观上开启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之旅，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成果，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社会主义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可谓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经典。《讨论集》是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由新青年社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2种，共510页，定价大洋7角，多次翻印。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与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论争，坚定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讨论集》收录了25篇论文，是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论争，聚焦在取何种主义作为救国方案，走什么道路以振兴中华。

首先，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揭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的序幕。故陈独秀把该文作为《讨论集》的首篇收录其中。其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问题。以区声白、郑贤宗、郑太朴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1] 3。陈独秀则批驳到，“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绝不是科学的。……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谬误。”[1] 6-7 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认为“无论何种形式何种热莸墓家，政府――中央集权都不合理”[1] 231。李达则正面批驳道，“这种议论都是从大小的矛盾的前提出发而得（出）的矛盾的结论，纵使劳农俄国的独裁政治不是多数派的独裁而为劳动者的独裁，他也是要反对的”[1] 23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反对一切强权而反对资产阶级，因而缺乏科学的逻辑。三是关于斗争手段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用“少数人的暴动”和“教育”手段来获得革命成功，这遭到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指出，“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得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画（划），全靠参谋部筹画（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 [1] 242。可见，革命成功是靠阶级斗争取得的，而不能依靠教育救国，这与无政府主义观点截然相反，泾渭分明。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即共产党，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取得真正成功，这对中共建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东荪、梁启超等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李汉俊、陈独秀等在围绕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兴国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调和起来使国家复兴，即成立“盖协社（引者注：工会、合作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1] 56。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旗帜鲜明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方能使国家复兴，即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1] 217。实行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的乱源上，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贫乏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李汉俊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中却驳斥道，中国的乱源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各局部相互间的进化程度不太一致，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底进化程度间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三，是因为中国底资本阶级与世界底资本阶级争夺中国这市场的表现。”[1] 330-331二是在发展中国的道路上，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了发展实业的错误想法，认为在中国走改良方案行不通。“这种慢性的改造（即改良），乃是一件太不经济，并且是很难能的改造……实是痴想”[1] 462。因此，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救治中国。“在中国的现在情形之下，尤其不能不赶快的改造。军阀的敲剥，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如不赶快改造，恐中国就要处于外国资本的公共掠夺政权之下了，那时候，想革命，一定势比登天还难”[1] 465。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最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

第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更好厘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陈独秀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学说》编入其中，让读者一目了然。他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4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首谈“剩余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其他旧经济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1] 156。同时介绍了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成立以及其实现与分配三个方面内容，以此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1] 163-164。再谈“唯物史观”。陈独秀开宗明义道，介绍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1] 165。最后谈阶级争斗和劳工，以此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途径，即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解放，并把劳工作为“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1] 172，以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具体剖析中国国情及社会问题。早期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考察中国命运的工具，初步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文章的主旨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 430-431，其中最大的一个理论亮点就是探讨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论文指出：“在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筑成以前，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在这里就要有一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就从资本主义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 [1] 434因此，中国革命需完成民主革命第一步之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第二步革命，以实现共产主x的最高纲领。从中早期中共党人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 [1] 435。

《讨论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通过论争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促进了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其次，通过论争进一步分清改良与革命的区别，确定用阶级斗争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的复兴中华的道路；再次，通过论争，加速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内部的解体；最后，早期中共党人在论争中探寻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元素，基本掌握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理论形态。因此，《讨论集》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典文本，自然是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之一。《新青年》季刊第1期曾刊登广告：“此书是陈独秀先生年来和国内的学者，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内中：各派社会主义之精髓，及其组织方法；叙论綦[甚]详。各派社会主义之争点，及其排挤；例证繁多。他如马克斯（思）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及其附带问题――无不讨论备至；足为研究社会主义者之参考。总发行所广州昌兴马路新青年社。”[2]同期，封底刊登“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广告中，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点推荐。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M].北京：新青年社，19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