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范文10篇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已经被大家反复论及，这里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他们早期救国思想的形成以及这一思想呈现的面貌和意义。因为“救国”这样一个关键词，无论对于他们二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都是百说不厌的论题，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论题。

一人生道路的选择

鲁迅与周作人作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经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出生在同样的家庭，有着基本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样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归国后不久从事新文化运动。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他们不断被人们关注，而且不断得到人们称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鲁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周氏兄弟离开故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是为了寻求“别样的知识”和“别样的人生”。鲁迅说过，他看惯了故乡人们的脸，决定走出绍兴，即使寻找到了“野兽和魔鬼”，也并不想回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旧式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应该放弃什么，也就从而知道了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一个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没有选择经商，也没有幻想做“幕友”，放弃了挣钱发财、光宗耀祖的臆想，这不仅是选择了崇高，同时也是选择了明智。二周走出绍兴，南京时期是追求的开始，他们共同走过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过程，特别是鲁迅，还走过了从相信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到相信医学救国，最终执著于文学救国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说鲁迅是伟人，最重要的证据表现为：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然而，二周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鲁迅主要接受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觉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显然接受了淡然处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在，感受了风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两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说到救国，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不知道西洋还有所谓的文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是败于军事，于是认为中国需要“船坚炮利”，需要科学，需要维新。他们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救国意识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了，只要赶上来，中国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焕发光彩。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开始翻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甲午战争中日议和以后，各国相继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清廷的腐败日甚一日，进步知识分子也发现清政府的政治存在着缺点，西洋还有先进的政治文化。这样一来，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学，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适诗中写的“关不住了”，只要一开闸，洪水就一涌而来。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20世纪之初的中国风起云涌，纷乱的思想界影响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们的思想一度处于徘徊状态中。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说他此时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种思想的洗礼之后，做出了吸收、继承、超越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到了南京学新学，与其说是对科学技术有热情，不如说是对西学产生了兴趣。他如此热情地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即是个证明，因为这部书就是启发我们自强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于学军事、学开矿的放弃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片面地说原来的选择是一种错误，而是应该看到他选择的动机中有着怎样的指导思想。鲁迅赴日本留学的目的，抱定了医学救国的认识。这里有鲁迅思想的转折，他说自己是为了医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能治的病，当然打起仗来也可以当军医，将救国与救民合为一个整体，在于改造中国、改造国民的“东亚病夫”形象。但是他在“幻灯片”事件后发现了中国人的身体有病是次要的，主要应该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中国人的“弱”是与“愚”连在一起的，这是他弃医学文的关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决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他整个人生的最光辉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强国之策，因在他之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仁学》《新民说》、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说法都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和周作人主要是从精神革命即思想启蒙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诸种要素中，精神是最重要的。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精神是优于中国的，所以就要吸取西方的长处和普遍行之有效的精神，以促进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周氏兄弟批判西方物质文明，选择精神革命，主要源于尼采的影响。基于20世纪初西方人本思潮和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周氏兄弟绘制了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建国方略，两人选择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健全发展。

二为人性重造的文学

鲁迅认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有力的方法是提倡文学。而提倡文学的路径虽然很多，他却也有自己的思路。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译介国外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表明鲁迅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鲁迅的选择中已经包含有启动新文学的意识。因为对旧诗、旧词、旧散文，那些滥俗的声调他读厌烦了，连屈原的《离骚》他也认为“反抗社会，威力非强”，最终也是以自沉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对国家的作用不大。传统文学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就要“别求新声于异邦”。周氏兄弟懂得要用文学的力量改变人性，改变人生。1907年夏创办《新生》杂志是周氏兄弟文学救国实践活动的第一步，这次失败后，周氏兄弟又迈出了文学救国的第二步———在《河南》杂志上和译书。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从理论上把文学救国概括为“不用之用”的文学观。由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是那个时代文艺思想的主流，早在周氏兄弟之前，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把文学视为救国的利器，高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从表面上看，周氏兄弟与梁启超等人在推崇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仍然受到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把文学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小说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一种“载道之器”，仍然是“道”的附庸，并未取得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周作人批评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轻视小说的艺术规律、偏重实用主义是其思想根源。鲁迅和周作人着眼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声”来重建“国民精神”。鲁迅从纯文学观角度出发，认为文章有利于国民精神，“文章之用益神”，“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也认为文章为精神的依托，是发自内心的，“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而且文章还有科学所达不到的用处。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和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的麻痹作用都进行了批判。其次，二周的文学救国之策在于相信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精神。鲁迅和周作人都认为，文学可以重建“国民精神”。此时的周氏兄弟已经由文章启蒙发展为文学救国。鸦片战争之后，在惨重的失败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才开始反思自己对待西方的态度及其得失，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性学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还必须更加注重对西方“思想”性学术的吸收和借鉴，势必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而这种借鉴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日益式微、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的现实。“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周氏兄弟对当时国情的共同认识。这就成为近代文艺启蒙的重要历史背景和精神内涵，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周氏兄弟早期文化选择的思想起点，周作人也把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概括为民族主义，“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在《摩罗诗力说》文章开篇前，鲁迅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从而提出了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成为周氏兄弟借文艺改造社会的一种希望，兄弟二人共同编选了《域外小说集》，选择的特点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二是偏重被压迫民族。在谈到为什么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鲁迅说：“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周作人也说：“一面又因为《民报》在东京发刊，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译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是与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符合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并不都为时人认可，林语堂就曾讽刺鲁迅“今日介绍波兰，明日介绍捷克文豪”。兄弟二人工作十分辛勤，选择也非常精当，可是社会的反映非常冷漠。总结起来，第二次文艺救国失败的原因：一是译本只有两册，而且所选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二是文体不被人们所接受，当时文坛盛行的依然是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短篇小说虽已崭露头角，但小说界的主将们还没有以提倡短篇小说为己任。基于此，读者反映冷淡也是必然的事情。

当17世纪欧洲第一批移民到达美洲新大陆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与欧洲的迥然不同。在这块欧洲冒险者认为是终极机遇之地的地方，有着数不尽的自然资源。最主要的当然是大量的土地，这在欧洲是极为稀缺的。这里一半以上的土地由茂盛的森林覆盖，森林中有大量的自然生物。这块陌生的荒野充满着无限的生机，让美国作家倾注了无限情感，也为他们提供了肥沃的文学想象土壤。正如史密斯所言：“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192。”

一、自然中的宗教

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宗教因素占据了很大成分，这时对自然的描述和冥想也多是基于宗教思考。布雷兹特里特(AnneBradstreet)的长诗《沉思录》(Contemplations)被称作美国第一首自然诗。在这首具有高度宗教意味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如何巧妙地将自然、人性、神性相结合，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听到蝈蝈和蛐蛐鸣叫时，诗人很自然地想到世间的一切，认为蝈蝈和蛐蛐都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的象征，它们的举止都是对上帝恩惠的颂扬。诗人虽然关注大自然，但并没有停留在对自然之美的赞扬上，而是转向大自然的造物主，并对其进行深层的思索，认为自然之美是上帝威力的再现，诗人歌颂大自然就是歌颂上帝的伟大。像诗人弥尔顿一样，她终生试图阐释上帝对人类的各种方式。她曾说道：“我并非要展示我的写作技能，而是要表明真理；并非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2]。”浪漫主义诗人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上一阶段诗人的自然观。布莱恩特(WilliamCullenBryant)的自然也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对于布莱恩特来说，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且时刻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在诗篇《飓风》(TheHurricane)中，诗人充满激情地呼号：上帝“展开长袍，带来了飓风”，“我”的每根血脉都在颤抖，“等待着飓风的到来”[3]110。飓风在这里成了上帝的象征。在《护佑悲伤的人》(“BlessedareTheythatMourn”)中，布莱恩特劝慰人们应该平和地去接受每件事，“因为上帝已经标记了每一个受难的日子/记住了每一滴隐秘的眼泪/而且天堂里无尽的幸福应能够赔偿/上帝的孩子们在人间所受的苦难”[3]34。在《森林颂》(AForestHymn)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布莱恩特坚定相信上帝是创造者的角色。他写到，“圣父，你确曾俯瞰毫无遮蔽的大地/然后用你的双手/养育了这些庄严的圆柱/编织了翠绿的屋顶/排成了这美丽的森林”[3]72。在布莱恩特的眼里，自然就是无处不在的上帝的显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显示出上帝的无所不在。正如布莱恩特所说，树木抽出新枝象征着“上帝的精神，以及他无处不在的力量/以及无法触及的庄严”[3]72。而且，在布莱恩特看来，自然不仅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城市、村庄等非天然的景观，这一切都是上帝精神的体现。自然可以说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思想的核心与基础。他在《论自然》和其他作品中详尽地论述了自然及其要义，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对美国文学的独立贡献很大。宗教是爱默生自然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这里所指的宗教更多偏向于精神性。在爱默生看来，上帝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而世界(包括灵魂和自然)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上帝)的流溢，是对最高的普遍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自然是上帝精神的象征，人与自然的交流，就是与上帝在沟通，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爱默生的自然包含着深层的宗教元素。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主要来自爱默生。他没有爱默生那样系统的哲学论述，他的自然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众多的自然作品和笔记中。此外，梭罗的自然观还受到印度教思想和印第安人思想的影响。他从爱默生那里接触了印度教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在《瓦尔登湖》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印度教的人物和思想。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

二、自然中的道德

在早期美国自然写作中，书写自然不仅只是书写自然本身，更多是抒发作者的某种道德情感。布莱恩特的自然诗歌就充满了道德教诲。《死亡冥想》的开篇便倡导人类与自然的交流，而当痛苦来袭时，也只有走向自然，倾听自然的教诲方能纯净心灵。诗人称：“去开阔的田野吧，去听听/自然的教诲，听听那从四野里——/大地、河川和新鲜的空气中——/传来的静谧而寂寥的声音[4]——”《致水鸟》(ToaWaterfowl)描写了诗人孤寂之时抬头看见一只水鸟独自在空中泰然自若地飞翔，通过一系列的自我追问，诗人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已离去，深邃的天空，吞噬了你的身影；但在我心上，却深深地镌刻下了一个你留下的教益，不会轻易被遗忘。他，无处不在，在无垠的天空指引你的飞行，也会在我独自跋涉的征途上为我正确导航[3]26-27。《黄色的堇香花》(TheYellowViolet)通过描写黄色堇香花在初春时节绽放，默默地把幽香散播在冰雪之上，不与百花争艳。堇香花谦卑地朝向大地，而不是开在高处，令诗人想到了现实。他感叹道：“是啊，变得富起来的人们/忘记了朋友正在受煎熬。/我悔恨，自己步他们后尘，/竟然会模仿他们的倨傲[3]14。”诗人娴熟地从自然中生发出道德评价，给自然涂抹上了一层道德的光环。布莱恩特的这种做法在《写在进入森林》(InscriptionfortheEntrancetoaWood)表现的最为显明。在诗人看来，自然具有给人以快乐和安慰的功能，能够提供道德教诲意义。在《冬日》(AWinterPiece)这首诗里，布莱恩特谈到，当疾病疼痛折磨我的灵魂，当不平静之事扰乱我的心境时，我会走向森林，寻求精神的慰藉。在森林里，小径上散落的阳光就像是我的挚友，陪伴我一路走去。蜿蜒的山川，潺潺的小溪在若隐若现，就像是在邀请我去探胜。诗人指出，森林就是“一个平和的社会/与我交谈，慰藉抚慰我……”，在诗人看来，鸟儿的欢唱、溪流的潺潺，以及清新空气温柔地拂过脸颊“让我忘记/那些打扰我平静的思绪，而我又开始/在山峦的边缘重拾天真”[3]5。爱默生十分重视伦理学和伦理原则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而梭罗则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探讨人的存在问题。爱默生之所以重视伦理学是因为他坚信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向我们昭示道德法则和道德真理。和爱默生一样，梭罗相信自然能增进人的道德，因为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是衡量我们的道德自然的参照，他说:“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5]。”在梭罗看来，在大自然中实践某种新的简朴严肃的生活能够让人的“心灵降入他的肉体内去解救它，并以与日俱增的尊敬之忱去对待自己”[6]566。

三、自然中的社会变革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虽然田仲济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学研究会”已经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但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近年来，有学者揭示了长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2］(P418)言论，另有学者再次把革命文学的源头明确追溯到“文学研究会”，认为“文学研究会才是初期革命文学的最先倡导者。”［3］这些不同观点的出现，其意义不在确认谁是革命文学的首倡者，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其实，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闻名，但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文学的使命的。它倡导“革命文学”，也是立足于“文学”。无论是要求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还是要求展示未来社会的光明;无论是强调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的悲惨，还是强调要担当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都是以“文学”为轴心，在强调“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学家具有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强烈的文学功利性目的与相对的文学独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统一。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就是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出发，强调“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共存，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中，以与郑振铎同样的思路来说明: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认为:“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是“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断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5］(P82、81)郑振铎、李之常的观点合乎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意见。文学研究会在提倡“为人生”的功利性文学观时，就强调“文学”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应该成为“治文学的人”的“终身的事业”［6］(P72)。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由最初的着重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扫除“游戏消遣”的文学，当然有与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学阵地和读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消遣”的文学既像“载道”文学一样具有宣扬“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戏”的态度纯粹把文学当作“工具”而不是“终身的事业”，因而对“文艺”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作为民族文化基本组成部分的文学则是“民族国家形成主体文化传统的关键因素，是构成民族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1]（导言）要理解和追溯美利坚民族文化传统就不能不考查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作为重要集体记忆的载体———早期美国文学。本文将通过对早期美国文学代表作品的分析来探寻美国文化传统中崇尚个人自由、宣扬民主和平等、倡导务实和追求财富等理念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一、崇尚个人自由

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从1620年“五月花号”驶抵普利茅斯算起的话，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当初的北美移民大多数是因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及阶级压迫而历经千辛万苦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的。他们中很多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希望在“新大陆”上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可以说，个人自由是当时北美拓殖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追求在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来自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杰出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就于1767年底至1768年初在费城一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四篇题为《宾夕法尼亚农民来信》的系列文章。他极力主张个人自由，认为北美民众需要“让这样的真理永远写在心中：不自由，就无幸福可言。”[2]P1371768年他在爱国歌谣《自由之歌》（“TheLibertySong”）中也表达了对个人自由的向往：“‘我们生于自由也将生活在自由里……’”。[3]由此可见，自由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外，作为当时北美个人自由代言人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于1775年7月谱写了一首爱国诗歌《自由之树》（“LibertyTree”）。他在诗歌结尾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以“捍卫自由女神所赋予他们的‘自由之树’”。[3]而发表于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则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该文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等方面的问题，正缘于此，马克思称其为“世界上第一部人权宣言”。

早期美国文学不但提倡崇尚个人自由，而且还有作家探讨了自由的内涵。作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Winthrop）曾主张建立开明的贵族专制统治，让民众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但是这一设想遭到了殖民地法院的弹劾。为了给自己正言，他在法庭上做了关于自由的著名演讲。后来该演讲收录在他的《日记》（TheJournalofJohnWinthrop）里。温斯罗普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无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这与禽兽无异；另一种是“文明或联邦”（civilorfederal）自由，这是受到道德和政治法律法规约束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权威“扬善惩恶，维护正义和忠诚管理”[4]P233此演讲不但平息了民众对他的误解，让他继续担任总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观念。

二、宣扬民主和平等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决定着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和发展”。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观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括民主和平等。每当谈及美国的民主和平等，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当属《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两个历史性文件，因为它们充分描述了美国人所热衷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三权分立等政治观念。但是这两部历史性文件并不是北美殖民者最早言及民主和平等的文献。早在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前，他们就在甲板上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TheMayflowerCompact），上面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公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4]P182这份文书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人们可以以自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再由权威说了算，而是通过公议的契约来组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就认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对于民主意识的表达。”[6]P9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早期美国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论及民主和平等的观念，约翰•克雷夫科（JohndeCrevecoeur）就是其中一位。他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并于1759年来到北美大陆，后来成为了一名自由自立的美国人。在1774年前后，克雷夫科就开始撰写系列散文来描绘北美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后来他把这些散文改为书信并以《一个美国农夫的来信》为题在英国出版。通过这十二封信，他热情洋溢地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北美“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这里没有贵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那一小部分掌握着极大的无形的权力的人”。[4]P641在第三封信中，他提出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历史问题并且回答道，美国人在“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里，恢复了人的真正的尊严与自信，美国人是独立自主而自给自足的农夫，其农庄给予了他在旧世界无法得到的自由和平等。[4]P642克里夫科讴歌了北美大陆的民主平等和丰饶富足，点燃了北美民众向往自由的渴望，鼓舞了他们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志，而他所提出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也将永载史册。潘恩可谓早期美国文学中宣扬民主和平等思想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一书以严谨的逻辑阐明了北美大陆与英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关系，强烈表示北美人民不应再与英国保持“兄弟”关系。他号召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争取民主和平等，要为独立的宏伟事业做战斗准备。[4]P698-699这为北美的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为《独立宣言》这部重要的政治文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一、引言

纵观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岛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国外研究范畴以及对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开展的。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翻译和介绍岛崎藤村及其作品。这个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对岛崎藤村《新生》的翻译；20世纪八十年代内再次出现翻译热潮。第二类则是运用各种理论解读岛崎藤村的创作思想和单部作品的比较，或将之与某位中国现代作家加以比较研究，例如邱岭的《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刘晓芳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等。遗憾的是，作为深受日本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格影响的创造社作家群像在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没有涉及和体现。

二、文化之桥———创造社作家群体对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

1872年2月17日，岛崎藤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名门望族。1891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开始作为老师在明治女子学院教授英文。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响，与其创立了杂志《文学界》。明治30年独自创作了诗集《若菜集》，从此蜚声日本文坛。明治39年发表小说代表作《破戒》，并一举确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上的代表地位。诚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1］结合当下学界对岛崎的研究成果来看，第一个将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徐祖正。徐祖正早年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创造社，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于岛崎藤村极为推崇，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翻译了岛崎藤村的小说《新生》（北新书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说形式，将岛崎的小说作品引入中国。陶晶孙在《给日本的遗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徐祖正翻译《新生》的过程，说“想到藤村时，自然会想到他”，并指出“这位徐祖正氏便是将藤村介绍到中国的人”［2］。然而由于历史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直到1954年和1958年岛崎藤村最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并成为目前中国大陆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955年国内又出现了两个翻译的版本，分别是上海文艺和平明出版社翻译的版本。应该说，徐祖正先生对于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而从创造社另一位创始人张资平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很容易就会找到岛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例如他在留日时期创作的《木马》、《银踯躅》、《一班冗员的生活》；回国后创作的《一群鹅》、《寒风之夜》、《明珠与黑炭》等等，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描写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岛崎的小说作品，有些可以说就是岛崎藤村小说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将张的《梅岭之春》与岛崎的《新生》相提并论。在《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岭外的世界，不满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农妇，在教会学堂读书的时候与远房表叔吉叔之间萌生了一段不伦的“叔侄恋”，并在吉叔被学校解职后完成了两人的“灵与肉”结合。然而，在强大、落后的宗法势力眼中，这种有悖伦常的“自然之爱”是万万不能饶恕的，最终两人都带着巨大的身心创伤回归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从小说表现的悲剧中，读者可以看到，童养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与吉叔之间构成巨大的障碍，这种理想的从萌芽的开始便已经决定了痛苦、悲剧的必然结局。在当时以封建礼法作为社会、伦常第一要义的中国社会里，自然的情感、与欲望的需求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的。可以说，从对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的冲突构成上，这篇作品显然具有模仿岛崎小说《新生》的痕迹。

三、岛崎藤村与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义”特色

在创造社未成立之时，对于以何种文学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炽的这个问题时，指出要用“新罗曼主义”［3］。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而对于郭所言的“新罗曼主义”，及新浪漫主义则需要在这里进行深入诠释。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作品一直以来能够排列在美国文学书架，是因为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体现新兴美国特征，具有美国民族优秀品质的人物形象———纳蒂•邦波。邦波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的一个神话，一种象征，他身上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后来为许多美国作家所沿袭，成为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所谓原型，“也即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1］142本文在这里不准备按照神话—原型批评的老套路对纳蒂•邦波这一人物作一个神话式或宗教式的观照，找出这一人物身上与《圣经》或神话中的某些人物有过一些什么相似之处，而是像弗莱一样“向后站”，把纳蒂•邦波放在整个美国文学宏阔的坐标系上，探析这一人物在美国文学史上各个阶段或向心或离心的移位，从而确定其在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原型意义，这种原型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美国文学特色的三类人物身上。边疆的拓荒者纳蒂•邦波这一形象来自约翰•菲尔森在他的《肯塔基的发现，移民和现状》一书中的历史人物丹尼尔•布恩，后来乔奇•C•宾厄姆在他的油画《丹尼尔•布恩的移居》中再次表现了这位著名的肯塔基人带领家人和一批移民移居梦幻般美丽的荒原的故事。关于这一在很多历史著作中提到的人物形象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在库柏的笔下最后统一为纳蒂•邦波———这一最早也是长时期受着美国人民喜爱的美国文学形象。边疆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有着特殊意义，它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伊甸园，是他们“美国梦”开始的地方，他们相信“西部永远意味着新的边疆、新的土地、新的自由和新的机会”。［2］52这些早期的拓荒者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向西部进发的。库柏的故乡库柏镇是他父亲一手创立的，他的家族亲身经历了西部拓荒，他很自然地将这一线索贯穿于《皮袜子故事集》的始终。这便是美国早期边民和本土印第安人如何在白人的殖民开发进程中一步步向西撤退，寻找他们新的乐土的过程。

按照故事人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库柏让年轻的“皮袜子”邦波在《杀鹿人》中“首次出征”，在美丽的湖边，我们了解到了早期边民拓荒生活的严酷环境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紧接着，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探路人》和《拓荒者》中，库柏以18世纪50年代英法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混战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印第安人在英法两国殖民者的欺诈之下，怎样一步步被这些“文明人”驱赶到西部空旷无人的森林和草原，成为边疆开拓的急先锋的过程。在这一开拓过程中，拓荒者在建立社会新秩序时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却毫不客气地惩罚了他们的急先锋，让纳蒂•邦波和他的印第安人朋友感到无所适从，不得不再次向西部更广袤的草原和森林开进，从而成为又一批拓荒者的探路人。在《拓荒者》一书结束时，库柏写道:“他已走向落日———他走在一帮拓荒者的最前面，那帮拓荒者在为整个国家横跨大陆开辟道路。”

美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周而复始的交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库柏最后在《大草原》中为这个自然法则的维护者安排了一个神话式的结局，文明降临到了无人涉足的荒野，纳蒂•邦波最后终老于神秘辽阔的大草原，完成了库柏对拓荒者故事的最后叙述。按照弗莱阐释神谕世界的分析公式:人的世界=人类社会=人，邦波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就对应为:美国社会=拓荒运动=拓荒者(邦波)。纳蒂•邦波是美国文学中拓荒者的原始意象，是美国文学人物中一个未经移位的神话，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文明与野蛮和谐一体的精神特质，后来成了美国文学中一个高不可及的神话。弗莱认为，自然界有四季，这四季分别对应着文学叙事的四种类型:“喜剧，即春天的叙事结构;浪漫传奇，即夏天的叙事结构;悲剧，即秋天的叙事结构;反讽和讽刺，即冬天的叙事结构。神话体现了文学总的结构原则，它包括了四种叙事结构的全部雏形。”［1］8(再版译序)对美国人而言，美国的历史就是一段边疆不断西移的历史，是一段移民不断垦殖的历史。美国西进运动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对他们来说，拓荒精神是他们的民族之根，邦波是北美殖民地开拓时期第一批拓荒者的代表，是属于“原始的、非移用的神话”，这一神话原型在后来的美国文学的不同时代中不断呈现各种变异。

19世纪20～60年代的“南方风情小说”是纳蒂•邦波式的拓荒者的第一次原型移位，如卡拉瑟斯的书信体小说《肯塔基人在纽约》、詹姆斯•波尔丁的《往西去》、凯瑟琳•赛奇威克的《克来伦斯》等，这些小说喜欢用一种浪漫幽默的笔调反映南方当地的殖民拓荒经历及早期移民的生活，强调南方的独特气质和性格特征。只不过，在这批南方作家的作品下，库柏笔下原始纯真、乐观坚定、富有传奇色彩的“皮袜子”被一群勤劳、朴实而又带着南方人特有的浪漫和诙谐的垦殖者所代替。到了惠特曼，库柏笔下充满生气与神话色彩的“皮袜子”又再出现，他以一首《自己的歌》为我们概括了美洲大陆上那些“亚当的孩子们”，他们是一群“友爱而自在的野蛮人”，“话语如绿茵一样的朴实”，惠特曼把这群拓荒者，直呼为“莱瑟斯托金的儿子们”，莱瑟斯托金是纳蒂•邦波的又一称呼，邦波这一人物在惠特曼笔下已经成了拓荒者的代名词。这些描述南方种植园生活和拓荒经历的文学作品正好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进运动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这两次高潮时期正好是弗莱所理解的春天和夏天的叙事结构，是喜剧和浪漫传奇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拓荒，奠定了美国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初步开发，这些作品中的拓荒者显得都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和动力，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垦殖事业和即将到来的生活充满坚定和乐观，这是邦波神话的第一次移位。到了威拉•凯瑟和舍伍德•安德森笔下，这一时期的文学拓荒形象集中体现了美国西进运动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即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综合开发时期。美国的拓荒叙事经历了春天的希望和浪漫传奇的夏天叙事后，进入到了悲剧的秋天叙事。这一叙事阶段中，早先带着原始纯朴气息的拓荒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执着地守卫着自己的疆土，并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拓荒领地的步步退缩表现出无限惆怅与缅怀的移民。在《啊，拓荒者》中，柏格森先生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了守卫父亲拓荒的成果，继续拓荒，勇于创新，早期对荒野的征服变成了对拓荒地的守卫。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发生了新的变化，这里的拓荒者面对的不再是一片原始而荒凉的原野，而是一个已经转型了的美国中西部社会。在《穷白人》和《我们中的一个》中，他们继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叙述拓荒者的新传奇，正如安德森所感觉到的“一个新型的巨人正朝我们走来”，这个巨人让他们悲叹时过境迁，对美国拓荒者逐渐失去的纯真与生机感到困惑，从而使美国拓荒者的历史叙事顺利移位到了下一阶段。

以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为代表的拓荒者描述，是美国西进运动的最后阶段的真实反映，美国进入现代社会，在斯坦贝克笔下，拓荒者连自己的最后一片土地也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失去了，亚历山德拉心中的梦想在滚滚发展的工业潮中烟消云散。乔德一家在农业工业化的压力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不得不挤上一辆破卡车向西部艰难行进，等待他们的会是一片新的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原野吗?这是邦波拓荒者神话的第三次移位，经历了春夏叙事的开拓与冒险，经历了秋天叙事的困惑和感叹之后，拓荒者的传奇开始介入反讽和讽刺的冬天叙事，在这一叙事结构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美国文学中对拓荒历史的深思与反省。小说的结尾，一无所有的乔德一家从洪水里逃身到一处高地，刚生过孩子的罗撒香慷慨地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个气息奄奄的陌生人，新的亚当诞生了。这个近乎神话式的结尾让我们看到，边疆拓荒者的故事在这里正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冬天的叙事又开始向着一个新的神话还原。文明社会的逃离者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中，真实地表现了纳蒂•邦波在美国社会文明化进程中一步步被驱赶到荒无人迹的大草原的史诗般的迁移过程。“皮袜子”面对“文明人”的进攻和威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对荒野自由生活的热爱，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削弱他对荒野冒险的无比乐趣。虽然，邦波的这一抗争仍然抵挡不住“文明者”前进的脚步，邦波固守的最后一块领土也被文明的脚步侵袭了，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白人，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也在自己的同类面前面临崩溃。作品的结尾，“皮袜子”扛着他心爱的猎枪，大步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离去，象征着他对这种文明的逃离。

“在库柏看来，自然界与印第安人所代表的原始生活方式是白人应该追求的最高文明原则……在他的作品中，这种体现人类文明最高要求的文明便是与自然为伍，用自身的道德品质自律，从而实现这种纯洁、原始、无污染的文明”。［2］14邦波这一文明的逃离者形象的第一次移位出现在马克•吐温的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一篇评论文章中曾经历数库柏写作中所犯的诸多毛病，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最后不愿意受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制约，孤身一人决定漫游到西部去，其思想、行动与邦波却又何其相似。哈克最后在黑人吉姆回到老家后，再次说道:“不过，我估计我得在其他两位前头赶快跑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因为莎丽阿姨她想收养我、教化我，我可受不了这个。我过去已经受够了。”［5］298邦波厌恶文明的进攻者对他赖以生存的自然进行无度的破坏，只有一步步地逃离文明者圈定的势力范围。而哈克则讨厌父亲的毫无道理可言的残忍折磨和道格拉斯寡妇令人窒息的“体面”、“规矩”生活，追寻着一种最自然的天性和未经驯化的自由。为了自由，他敢于逃离体面的，有着家的温馨，有着学校的文化教养的优裕生活，独自一人在密西西比河的狂涛骇浪中漫游，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改其衷。美国文学史上从来就不乏这种在文明社会拼博冲击中败下阵来后，转而追求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天性的人物形象。在美国文学中，乐观天真，纯朴自然的美国人天生有着一种对“蒙昧人身上所体现的最高文明原则”的追求，表现出对其所处的文明社会的一种叛逆和逃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在追随盖茨比经历了一番文明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乱象后，终于醒悟:“可他(指盖茨比)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身后，已经迷失在这个城市广袤的朦胧后面，这个共和国的黑暗田野在夜色中从那里延伸向远方。……我们奋力往前划，却被载着不断地倒退，退回过去。”［6］139美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在被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中像泡影一样幻灭了，最终只能想象回到过去，回到未经开拓的纯真原野才能找到自己心中的真梦。《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把这种文明社会与人的对抗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再次通过主人公尤索林的种种遭遇呈现出来。尤索林在现代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的束缚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想逃离这张人为制造的文明网，却在疯与不疯的巨大反讽中，悲哀地发现，整个束缚他的文明制度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即第二十二条军规。最终，尤索林不得不狼狈逃窜到瑞典———这个他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奥尼尔在《天外边》中借奄奄一息的罗伯特之口，喊出了无数美国人的心声:“别为我伤心，你没见我最后是幸福的吗?———自由了———我自由了———从农场解脱了———自由地去漂游———永远漂游!”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作品一直以来能够排列在美国文学书架，是因为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体现新兴美国特征，具有美国民族优秀品质的人物形象———纳蒂•邦波。邦波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的一个神话，一种象征，他身上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后来为许多美国作家所沿袭，成为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所谓原型，“也即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1］142本文在这里不准备按照神话—原型批评的老套路对纳蒂•邦波这一人物作一个神话式或宗教式的观照，找出这一人物身上与《圣经》或神话中的某些人物有过一些什么相似之处，而是像弗莱一样“向后站”，把纳蒂•邦波放在整个美国文学宏阔的坐标系上，探析这一人物在美国文学史上各个阶段或向心或离心的移位，从而确定其在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原型意义，这种原型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美国文学特色的三类人物身上。边疆的拓荒者纳蒂•邦波这一形象来自约翰•菲尔森在他的《肯塔基的发现，移民和现状》一书中的历史人物丹尼尔•布恩，后来乔奇•C•宾厄姆在他的油画《丹尼尔•布恩的移居》中再次表现了这位著名的肯塔基人带领家人和一批移民移居梦幻般美丽的荒原的故事。关于这一在很多历史著作中提到的人物形象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在库柏的笔下最后统一为纳蒂•邦波———这一最早也是长时期受着美国人民喜爱的美国文学形象。边疆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有着特殊意义，它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伊甸园，是他们“美国梦”开始的地方，他们相信“西部永远意味着新的边疆、新的土地、新的自由和新的机会”。

这些早期的拓荒者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向西部进发的。库柏的故乡库柏镇是他父亲一手创立的，他的家族亲身经历了西部拓荒，他很自然地将这一线索贯穿于《皮袜子故事集》的始终。这便是美国早期边民和本土印第安人如何在白人的殖民开发进程中一步步向西撤退，寻找他们新的乐土的过程。［3］5按照故事人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库柏让年轻的“皮袜子”邦波在《杀鹿人》中“首次出征”，在美丽的湖边，我们了解到了早期边民拓荒生活的严酷环境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紧接着，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探路人》和《拓荒者》中，库柏以18世纪50年代英法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混战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印第安人在英法两国殖民者的欺诈之下，怎样一步步被这些“文明人”驱赶到西部空旷无人的森林和草原，成为边疆开拓的急先锋的过程。在这一开拓过程中，拓荒者在建立社会新秩序时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却毫不客气地惩罚了他们的急先锋，让纳蒂•邦波和他的印第安人朋友感到无所适从，不得不再次向西部更广袤的草原和森林开进，从而成为又一批拓荒者的探路人。在《拓荒者》一书结束时，库柏写道:“他已走向落日———他走在一帮拓荒者的最前面，那帮拓荒者在为整个国家横跨大陆开辟道路。”

美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周而复始的交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库柏最后在《大草原》中为这个自然法则的维护者安排了一个神话式的结局，文明降临到了无人涉足的荒野，纳蒂•邦波最后终老于神秘辽阔的大草原，完成了库柏对拓荒者故事的最后叙述。按照弗莱阐释神谕世界的分析公式:人的世界=人类社会=人，邦波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就对应为:美国社会=拓荒运动=拓荒者(邦波)。纳蒂•邦波是美国文学中拓荒者的原始意象，是美国文学人物中一个未经移位的神话，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文明与野蛮和谐一体的精神特质，后来成了美国文学中一个高不可及的神话。弗莱认为，自然界有四季，这四季分别对应着文学叙事的四种类型:“喜剧，即春天的叙事结构;浪漫传奇，即夏天的叙事结构;悲剧，即秋天的叙事结构;反讽和讽刺，即冬天的叙事结构。神话体现了文学总的结构原则，它包括了四种叙事结构的全部雏形。”［1］8(再版译序)对美国人而言，美国的历史就是一段边疆不断西移的历史，是一段移民不断垦殖的历史。美国西进运动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对他们来说，拓荒精神是他们的民族之根，邦波是北美殖民地开拓时期第一批拓荒者的代表，是属于“原始的、非移用的神话”，这一神话原型在后来的美国文学的不同时代中不断呈现各种变异。19世纪20～60年代的“南方风情小说”是纳蒂•邦波式的拓荒者的第一次原型移位，如卡拉瑟斯的书信体小说《肯塔基人在纽约》、詹姆斯•波尔丁的《往西去》、凯瑟琳•赛奇威克的《克来伦斯》等，这些小说喜欢用一种浪漫幽默的笔调反映南方当地的殖民拓荒经历及早期移民的生活，强调南方的独特气质和性格特征。只不过，在这批南方作家的作品下，库柏笔下原始纯真、乐观坚定、富有传奇色彩的“皮袜子”被一群勤劳、朴实而又带着南方人特有的浪漫和诙谐的垦殖者所代替。到了惠特曼，库柏笔下充满生气与神话色彩的“皮袜子”又再出现，他以一首《自己的歌》为我们概括了美洲大陆上那些“亚当的孩子们”，他们是一群“友爱而自在的野蛮人”，“话语如绿茵一样的朴实”，惠特曼把这群拓荒者，直呼为“莱瑟斯托金的儿子们”，莱瑟斯托金是纳蒂•邦波的又一称呼，邦波这一人物在惠特曼笔下已经成了拓荒者的代名词。这些描述南方种植园生活和拓荒经历的文学作品正好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进运动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这两次高潮时期正好是弗莱所理解的春天和夏天的叙事结构，是喜剧和浪漫传奇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拓荒，奠定了美国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初步开发，这些作品中的拓荒者显得都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和动力，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垦殖事业和即将到来的生活充满坚定和乐观，这是邦波神话的第一次移位。到了威拉•凯瑟和舍伍德•安德森笔下，这一时期的文学拓荒形象集中体现了美国西进运动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即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综合开发时期。美国的拓荒叙事经历了春天的希望和浪漫传奇的夏天叙事后，进入到了悲剧的秋天叙事。这一叙事阶段中，早先带着原始纯朴气息的拓荒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执着地守卫着自己的疆土，并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拓荒领地的步步退缩表现出无限惆怅与缅怀的移民。在《啊，拓荒者》中，柏格森先生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了守卫父亲拓荒的成果，继续拓荒，勇于创新，早期对荒野的征服变成了对拓荒地的守卫。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发生了新的变化，这里的拓荒者面对的不再是一片原始而荒凉的原野，而是一个已经转型了的美国中西部社会。在《穷白人》和《我们中的一个》中，他们继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叙述拓荒者的新传奇，正如安德森所感觉到的“一个新型的巨人正朝我们走来”，这个巨人让他们悲叹时过境迁，对美国拓荒者逐渐失去的纯真与生机感到困惑，从而使美国拓荒者的历史叙事顺利移位到了下一阶段。以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为代表的拓荒者描述，是美国西进运动的最后阶段的真实反映，美国进入现代社会，在斯坦贝克笔下，拓荒者连自己的最后一片土地也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失去了，亚历山德拉心中的梦想在滚滚发展的工业潮中烟消云散。乔德一家在农业工业化的压力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不得不挤上一辆破卡车向西部艰难行进，等待他们的会是一片新的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原野吗?这是邦波拓荒者神话的第三次移位，经历了春夏叙事的开拓与冒险，经历了秋天叙事的困惑和感叹之后，拓荒者的传奇开始介入反讽和讽刺的冬天叙事，在这一叙事结构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美国文学中对拓荒历史的深思与反省。小说的结尾，一无所有的乔德一家从洪水里逃身到一处高地，刚生过孩子的罗撒香慷慨地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个气息奄奄的陌生人，新的亚当诞生了。这个近乎神话式的结尾让我们看到，边疆拓荒者的故事在这里正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冬天的叙事又开始向着一个新的神话还原。文明社会的逃离者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中，真实地表现了纳蒂•邦波在美国社会文明化进程中一步步被驱赶到荒无人迹的大草原的史诗般的迁移过程。“皮袜子”面对“文明人”的进攻和威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对荒野自由生活的热爱，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削弱他对荒野冒险的无比乐趣。虽然，邦波的这一抗争仍然抵挡不住“文明者”前进的脚步，邦波固守的最后一块领土也被文明的脚步侵袭了，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白人，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也在自己的同类面前面临崩溃。作品的结尾，“皮袜子”扛着他心爱的猎枪，大步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离去，象征着他对这种文明的逃离。

“在库柏看来，自然界与印第安人所代表的原始生活方式是白人应该追求的最高文明原则……在他的作品中，这种体现人类文明最高要求的文明便是与自然为伍，用自身的道德品质自律，从而实现这种纯洁、原始、无污染的文明”。［2］14邦波这一文明的逃离者形象的第一次移位出现在马克•吐温的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一篇评论文章中曾经历数库柏写作中所犯的诸多毛病，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最后不愿意受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制约，孤身一人决定漫游到西部去，其思想、行动与邦波却又何其相似。哈克最后在黑人吉姆回到老家后，再次说道:“不过，我估计我得在其他两位前头赶快跑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因为莎丽阿姨她想收养我、教化我，我可受不了这个。我过去已经受够了。”［5］298邦波厌恶文明的进攻者对他赖以生存的自然进行无度的破坏，只有一步步地逃离文明者圈定的势力范围。而哈克则讨厌父亲的毫无道理可言的残忍折磨和道格拉斯寡妇令人窒息的“体面”、“规矩”生活，追寻着一种最自然的天性和未经驯化的自由。为了自由，他敢于逃离体面的，有着家的温馨，有着学校的文化教养的优裕生活，独自一人在密西西比河的狂涛骇浪中漫游，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改其衷。

美国文学史上从来就不乏这种在文明社会拼博冲击中败下阵来后，转而追求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天性的人物形象。在美国文学中，乐观天真，纯朴自然的美国人天生有着一种对“蒙昧人身上所体现的最高文明原则”的追求，表现出对其所处的文明社会的一种叛逆和逃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在追随盖茨比经历了一番文明社会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乱象后，终于醒悟:“可他(指盖茨比)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身后，已经迷失在这个城市广袤的朦胧后面，这个共和国的黑暗田野在夜色中从那里延伸向远方。……我们奋力往前划，却被载着不断地倒退，退回过去。”［6］139美国人心中的“美国梦”在被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中像泡影一样幻灭了，最终只能想象回到过去，回到未经开拓的纯真原野才能找到自己心中的真梦。《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把这种文明社会与人的对抗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再次通过主人公尤索林的种种遭遇呈现出来。尤索林在现代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的束缚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想逃离这张人为制造的文明网，却在疯与不疯的巨大反讽中，悲哀地发现，整个束缚他的文明制度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即第二十二条军规。最终，尤索林不得不狼狈逃窜到瑞典———这个他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奥尼尔在《天外边》中借奄奄一息的罗伯特之口，喊出了无数美国人的心声:“别为我伤心，你没见我最后是幸福的吗?———自由了———我自由了———从农场解脱了———自由地去漂游———永远漂游!”

美国社会的高度发展，带给人们高度物质文明的时候，却在一天天地束缚着他们一直向往，一直渴求的自由天性，他们精神的伊甸园正在这文明的脚步声中日渐远去。逃离，像邦波一样，不断地往西，向着荒野，向着了无人烟的大草原前进，远离文明的圈地，才能找到他们自由的精神家园。哈克的漫游是美国社会发展早期拓荒文明与大自然发生碰撞时的必然反映，是超验主义重视个体天性回归的哲学表现;尼克的逃离是经历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一战后，美国人在历史和现实的考验面前表现出的困惑与迷惘;而尤索林和罗伯特的逃离则是二战后美国人在文明的日益科技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看到了文明对人性的束缚与禁锢，看到了物欲对精神的异化后的深刻反省与沉思。这三种逃离者反映了美国文明发展中美国人对自己精神家园追寻的三个阶段，这种文明与自然的碰撞，物质与文明的对立，物欲对人性的异化最早都呈现于邦波被迫一步步向西的历史撤退中。他们的逃离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变异，但始于邦波的对自由的热爱与渴求从未改变过。后来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纳蒂•邦波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神话象征意识，“他身上没有多少文明，但却具有常在未受过教育的人身上反映出的文明的最高准则;他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与这些崇高的行为规范并非互不相容。”［7］34这一形象是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体无意识的形象沉淀。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是一种神话形象。”［8］120邦波身上所表现出的对原始文明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逃离，是美国建国前期长期的原始拓荒经验的积淀，是荣格所说的同一类型的无数心理经验的心理残迹，是美国的一个本质神话。它们都根植于美国人无意识的深处。由邦波始，美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这一系列文明社会的逃离者形象，是美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现代文明对纯朴人性的侵蚀，面对板斧对原始自然的无情破坏，面对这样一个日益繁荣的沦陷世界，他们的道德、良心、正义和责任感不得不作出深刻反省的形象反映。这种对返朴归真的文明原则的追求，也源于美国早期的超验主义思想。孤独的硬汉提到“硬汉”，我们头脑中最熟悉的形象莫过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海明威也因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而广受欢迎，并最终因成功塑造了桑提亚哥这一硬汉精神的代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美国文学中，最早具有硬汉精神气质的文学形象是纳蒂•邦波，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硬汉形象的文学原型。继邦波之后，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以表现这种个人主义的硬汉精神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如麦尔维尔的《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后来风靡一时的美国西部小说中的西部牛仔公牛比尔，杰克•伦敦小说中的革命者、猎人、水手、拳击师、掘金者、医生，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系列等，这些硬汉形象基本上沿袭了邦波身上的这些特质，我们主要以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与邦波对照来剖析美国文学史上这些硬汉形象的发展脉络。“他脚蹬鹿皮靴，腰挎那把“鹿见愁”，头戴河狸帽，出没在纽约州北部边疆的森林与草原，在落日的余晖中大步向西，向西，再向西……”［9］1库柏笔下的纳蒂•邦波一直就是以这样一幅硬朗、粗犷的西部汉子形象陈列在美国文学的书架上。纳蒂•邦波是个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具有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中的双重才能，能够克服荒野中的任何危险。”

一、女性文学及英美文学概念简介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女性文学和英美文学都是非常熟悉的文学形式，但是对于它们的概念的界定，却很难准确的实现。只有了解了英美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女性文学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解读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

1、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历经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发展，英美文学或自由婉约，或浓烈多情的风格一直在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我们认为，英美文学是指以早期英美文学家的作品为基础的，反映英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等内容的文学形式。

2、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有时也被称为女性解放文学或者女性主义文学（在有些观点中把女性解放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看作是女性文学的分支流派），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它是指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充分结合女性的思维方式，审美理念以及女性的世界观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女性特有的情感和细腻的写作方式，以女性命运、女性权利等为内容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由于女性文学是以女性的思维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文学形式都显示出温柔又不失刚烈，渴望权利又不失尊严的特点。对于女性文学，一直存在一些误区，最常见的两个误区就是只要是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女性文学，另一个误区则是只有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女性文学。事实上，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女性文学的范围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有一些外延作品我们也把它纳入到女性文学中，比如男性创造的但是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也可以认为是女性文学，但同时，一些女性创作的，但与女性生活、视角等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作品并不是女性文学。由此可见，女性文学的界定应该以创作角度或者创作内容为依据。

摘要:《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

关键词:《银幕艳史》;白话现代性;身体;视觉研究

AdventureofAnAmorousFilm2Star

———FemaleStarsasEmbodimentof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eseEarlyFilmCulture

(DepartmentofFilm&MediaStudies,NewYorkUniversity,NY10012,USA)

Abstract:Asadocumentaryfeaturefilmcharacteristicofself2exposeandvernacular2modernity,AdventureofAnAmo2

摘要:《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

关键词:《银幕艳史》;白话现代性;身体;视觉研究

AdventureofAnAmorousFilm2Star

———FemaleStarsasEmbodimentof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eseEarlyFilmCulture

(DepartmentofFilm&MediaStudies,NewYorkUniversity,NY10012,USA)

Abstract:Asadocumentaryfeaturefilmcharacteristicofself2exposeandvernacular2modernity,AdventureofAnAm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