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模式范文10篇

新兴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置入式广告；电影作品；效果

电影，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和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她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同时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因此它成为了最直观、最广阔、最细致的信息载体。她通过最形象、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因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电影置入式广告的发展概况

电影置入式广告又称“植入式广告”、“嵌入式广告”、“隐性广告”，指：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甚至服务内容策略性融入电影内容中，给观众留下对产品、品牌的印象，继而达到营销的目的。

据调查，世界上最早的电影置入式广告出现在1951年由凯瑟林•赫本和亨莱福•鲍嘉主演的《非洲皇后号》(TheAfricanQueen)上，在该片中出现了戈登杜松子酒的商标，且可以明显看到男女主角畅饮戈登杜松子酒的镜头，并且可以明显看到戈登杜松子酒的商标。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电影隐性广告是在1982年亨利•托马斯主演的《外星人》中，主人公用一种叫“里斯”的巧克力豆吸引外星人。《外星人》是电影广告发展的里程碑，在此之后美国电影中的隐性广告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受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广告手段也层出不穷。

我国的电影隐性广告起步较晚，冯小刚的《没完没了》首开电影隐性广告的先河，2004年贺岁片《手机》刮起我国电影隐性广告的狂潮，在影片《手机》中所有角色都使用摩托罗拉手机，他们用着不同型号的摩托罗拉手机出现在各种场合，还有男主角严守一到哪里都开着那部宝马汽车以及中国移动通讯的广告画面。而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更是把电影隐性广告发挥到极致，整部影片嵌入的隐性广告品牌达到14个。

二、电影置入式广告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2.1电影置入式广告的特点

（1）电影置入式广告的隐蔽性。

电影置入式广告与传统的广告不同，传统广告通过直接的表白和诉求唤起受众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欲望。而电影置入式广告则通过编剧和导演精心的策划把产品或者品牌安排到电影的某个情节当中，使它们成为电影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观众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受关于产品或者品牌的信息，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可以说电影隐性广告跳出了传统广告的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式潜入观众的视野，轻而易举的突破受众对广告的心理防线。

（2）电影利用明星的号召力，增强说服效果。

现在商业大片无不是明星云集，随便请其中任何一个来做产品广告和品牌代言人都可能花费不菲。但借助隐性广告，商家只需要较低的价格就可以让众多明星为自己的产品或品牌服务，如《手机》中的葛优，《天下无贼》中的刘德华、刘若英等，更何况还有重量级的导演和精良的制作班底。一般认为，名人、明星具有比较好的可信度和知名度，用名人做隐性广告的代言人，观众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达到传播的效果。

（3）广告成本较低，可以充分利用电影资源，借电影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广告产品。

电影置入式广告可以充分利用电影画面、情节、电影明星、场景、电影播放时间及场地，拓展了广告空间、还有重量级的导演和精良的制作班底。这些有利因素都将为置入式广告而服务。例如，宝马汽车公司为007系列《黄金眼》中的皮尔斯•布鲁斯南提供坐驾，精良的拍摄角度完美的表达了宝马汽车的外观性能，可以通过电影让大众了解了宝马，这使宝马汽车公司多卖出了价值2.4亿美元的汽车。这都说明了只有精良的广告才会产生良好的广告效果。

（4）电影置入式广告效果持续时间长而且影响广泛。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可以反复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相对于15秒或者30秒的电视广告所能带来的瞬间记忆而言，电影作品在受众的脑海里所停留的时间本身就相对长久且牢固。如果是一个优秀的电影作品，产品与情节配合紧凑，这个产品广告的影响将是其他仅仅十几秒的广告所无法匹配的，它延长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记忆时间和记忆程度。

2.2电影置入式广告存在的问题

（1）置入式广告的合法性遭到的质疑，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

根据广告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做为新兴的广告方式，置入式广告与以往的广告形式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将广告从显形转变为隐性。这就使得广告不再像以往的广告一样具有可识别性。所谓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指的是通过大众传媒所的广告应当与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严格地讲，这说法对电影置入式广告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同样也缺少了相应的法律支持。

（2）置入式广告在电影中的次要地位不利于提高品牌知名度。

电影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商品都有品牌标志，电视、报纸、杂志和户外媒体也登满了广告。因此影片中出现商家的品牌和广告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电影导演为了避免使用真实的产品品牌，就如电影《大腕》中所反映的，杜撰一个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品牌，观众反而会觉得影片脱离了现实生活，不真实。因此，除非导演把商标或广告拍得醒目到干扰观众正常看电影的程度，观众不会意识到影片中的商标或广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天下无贼》中，Canon和Nokia的标志在画面中都不太明显、不太突出，观众不会意识到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北京晨报》的报名更是挤在列车过道的一张告示旁边，即使专门寻找和注意广告，也只能看清楚“晨报”二字，其它文字和标志几乎无法辨认。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注意力主要放在演员的表演上，几乎不会注意到背景上的小广告。观众会也许不会留下深刻印象，更不会跑去买《北京晨报》。

（3）电影置入式广告无法充分地表达产品的功能或品牌的内涵。

在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产品或品牌，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没有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如它的官方网站所宣传的“有效抑制发动机内产生的黑色油泥，减少活塞沉积物，保持发动机清洁”等特长。由于是生硬地插入电影情节，因此难以通过电影情节来表现产品特征。

（4）电影隐性广告插入的内容和位置存在对品牌形象不利的安排。

《天下无贼》火车站一场，盗窃团伙打扮成一个旅行团，手上举着印有“淘宝网”字样的小旗。这一情节，或许会给淘宝网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可能使不熟悉淘宝网的观众形成淘宝网是“掏包网”的印象。冯小刚的《大腕》一片，已经反映了他对广告的厌恶。在该片中，众多厂商为了挤进葬礼作广告，什么位置都要，连死人的眼睛也要掰开一只，放入一只无形眼镜片。片中即将死去的美国著名导演泰勒被称为“大腕”，众多厂商拼命要把自己的广告塞到“大腕”的葬礼里去，实际上是在“傍大腕”。也许他是在暗示：众多厂商和社会上向富豪们卖身的浅薄女子没什么两样。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人们视死亡为不祥之事，中国企业的广告都避免涉及死亡、死者等，在葬礼上大做广告是很不吉利的，把商业广告和葬礼牵扯在一起，实际上是在诅咒商业广告。公务员之家

三、结语

电影置入式广告是一种新兴广告模式。它用一种新颖的手法将电影和广告合理而又有效的联系起来。它的出现最重大的意义在于用一种方式开发出一个广告媒体。它形式新颖，置入方式灵活多样，可以有效提高广告效力。电影置入式广告的有效使用，我们可以由此预见置入式广告今后必将大行其道，使得广告更加贴近我们生活，更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新兴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跨国经济立法/全球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有关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学界已多有研究；而本文拟探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形成的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

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间的张力。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加快国际经济立法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来看，其意味着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密切。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原理分析，随着各国间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广度的增加、密度的加强、频率的加快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创制更多的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将有利于减少各国经济交往的成本。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已波及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问题不断被跨国化，并进入国际经济法的视野，从而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予以调整。

因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至少可分为协调问题和公共问题两类。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各种国际经济交往，如果仍由各国自行其是，使用不同的规则，则各国规则间存在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将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于此类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创制相应的国际经济习惯。如果硬性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国际经济习惯难以形成，也可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或由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相互承认对方标准之协议的方式加以协调。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伴随着更多的公共问题，包括经济领域“全球公共物品”的创制和使用问题（如“免费搭车”和“掠夺性使用”等问题）和各国国内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等。在这些公共问题上，单个国家不太可能将其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最好的选择是建立可行的统一法律规则来推动经济合作的进程。总之，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加，对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需求也将上升，而期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则必不可少。

从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来看，在各国国内都有一个中央立法机构依靠公权力“垂直式”地制定和修改国内经济立法，当国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仅靠一个中央立法机构无法满足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现代各国都采取“授权立法”等方式加快国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没有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缺乏中央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各国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水平式”博弈，制定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由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就不可能像国内经济法律制度那样充裕。

近代国际立法深受实定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该学派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础，而共同同意的形式无非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相应地，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基于各国明示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条约；二是基于各国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国际习惯。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制定国际法，势必造成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生成不易之结果。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190多个国家组成，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由为数众多者联合提供“公共物品”，往往会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搭便车”、“理性冷漠”等问题）。同样，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其一。其二，当代国际经济法在性质、参与者和功能上均有异于传统国际法。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由此建立的以最低限度共存规则为取向的国际法制度，当然容易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国际经济法属于现代“合作国际法”的范畴，其功能不同于消极维持国际最低秩序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是在于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此观之，作为现代“合作国际法”一部分的国际经济法的创制，显然要比传统的“共存国际法”更为复杂，而以国家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经济法作为“合作国际法”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立法模式往往并不考虑各国国内因素对本国政府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行使“同意权”的影响，其因循的是一种从“国际”到“国内”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即先有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制定国际法，然后通过转化或纳入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各国国内的个人和团体。而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双层博弈”的结果。从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来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不是“外生”或“给定”的，国家只是国内社会中个人、团体的人，而正是这些个人、团体间利益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利益和偏好的形成，从而最终决定国家是否同意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西方国家政府因受国内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即使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制从整体上对本国而言利大弊小，但该国政府仍有可能无法作出顾全大局的决策。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改良实践

在当代，就国际法的创制而言，恰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国家间“同意的原则本质上仍然未变，但是已经放松。”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相互间很难通过实践行为的默示协调而形成国际习惯；而且国际习惯比较适宜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像国际经济法这样的“合作国际法”需要采取国际条约的形式，以便获得更快的创制速度。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制定进程的路径也趋向多样化。这些路径可大别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路径主要是引入“共识”机制，以内在地弱化各国共同同意这一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基础。传统上作为立法基础的各国共同同意是指每个国家都必须明确表达对国际经济条约的接受；而现在所谓的“共识”则是指，只要谈判方没有明示表示反对，国际经济条约即告通过。显然，这种“不反对即为赞成”的推定放宽了对同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共识”机制实际上对小国不利，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出于掌握的信息不足等原因，小国有时无法提出确切的理由反对或推翻一项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条约，只能消极地放任该条约通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该条约本身。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现象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际经济条约没有几个国家真正予以支持，但也没有多少国家正式表示反对，在“共识”这一操作方式下居然也算获得了议决。目前，在WTO体制内就广泛采取这种以取得“共识”为基础的缔约方式。从表面上看，在“共识”方式下，每个WTO成员方对缔约都保留了最终否决权，该项缔约制度似乎对小国有利，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发达成员方仍能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谈判的结果；⑧相反，发展中成员方往往暴露出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当谈判进展到最后之时，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所谓“双赢”或“共赢”（各国均有绝对收益）的结局，但大小国家间存在着“赢多赢少”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相对收益分配失衡）。于是，对发展中成员方而言，在WTO“共识”方式下缔结的条约便出现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效应”。

第二类路径主要是通过采取适当的外在谈判策略，在制定国际经济条约的过程中促成各国共同同意的最终取得。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合作往往并非一步到位之举，而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相应地，许多国际经济条约的定制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其间，各国之间应采取适当的合作路径，方能达到目的。这些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类。

其一，“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识的少数国家之间达成国际经济条约，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条约推及其他国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个小的国家集团内，因为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彼此间相互监督的便利等，容易实现合作，达成相关协议。⑩例如，以复边协议作为缔约进程的起点，往往就反映了“由少至多”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策略。OECD1995年开始的有关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就属典型一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发达国家首先谋求在内部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再软硬兼施，将该协议“推销”给外部国家。例如，把俄罗斯接受该协议作为其加入OECD的前提条件；又如，将该协议作为新的《洛美协定》的一部分，“搭售”给非、加、太国家等等。

其二，“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各缔约国承担义务的水平。例如，在起始阶段，WTO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就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的义务，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安排。在WTO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因此，在“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下，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发达国家以比较低的标准引诱其接受某些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

其三，“从软到硬”的方式。各国参加国际经济条约，意味着要对其他国家做出确定的承诺。为了保持本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不愿为之，从而导致缔约的失败。反之，国际经济“软法”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这样的法律规则不会对各国形成过大的压力，有时反而容易得到各国的认同。(11)例如，劳工权利既关系到各国对人权的价值判断，也涉及国家利益，因为劳工标准的提高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等。因此，在许多劳工标准上，国际劳工组织只有制订“软法”，才能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这些“软法”逐步聚拢各国的观念和引导各国的行为，进而消弥相互之间的分歧，以至最终将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劳工标准写人有关国际条约。然而，跨国经济“软法”的制定和适用，往往是具有“软实力”之西方大国向他国“输出管理经验”的过程。

其四，“从粗至细”的方式，即在起始阶段先谋求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因这样的协议只涉及对议题的基本共识，因而磋商的难度往往比较低，但可为各方后续谈判具体的权利义务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就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WTO各成员方共同发表的《多哈宣言》对此定下了基调，即《TRIPs协议》的实施应有利于公共健康，同时还专门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在这两个宣言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各成员方经过磋商，2003年终于就该议题项下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具体协议——《实施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六段的决定》。

其五，“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即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国际经济条约，而不能挑三拣四。采取这种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地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假如就多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议题“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例如，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就采取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交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处换得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并非出自后者心甘情愿地妥协和让步。缘此，即使就这些议题双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纸面上的协议，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常推三阻四，不愿兑现全部承诺。在多哈回合发动前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近百个要求予以落实的有关WTO协定的执行问题。这些执行问题的出现，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一揽子协议”的内在缺陷有关。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变革理论

不难发现，以上各国有关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创制的改良实践，只是从技术上软化了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的国际立法基础，并非从实质上对之加以变革，其对缓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求矛盾的作用程度毕竟有限。鉴此，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夸大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变革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削弱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必趋式微，在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上，他们提出了“集权化”和“分权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相应地，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也将出现或合或分的激变。这些主张都以国家主权的销蚀为代价，对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集权式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

一些学者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集权化为特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虽未完全衰亡，各国间仍可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但是，国际间将出现拥有立法权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犹如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朝着“有政府状态”的方向演进。在国际经济领域，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需要成立“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超国家的治理。在此类“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应包括“超国家立法机构”，由它负责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既然在区域层面上欧盟已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成功经验，那么这种模式将来也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

无疑，在现行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主张建立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设想，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一种独立的力量——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来平衡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凭添的无非是一条新的死胡同；第二，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高高在上，远离所要解决的各种全球经济问题，几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其民主性和合法性；第三，在组建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国际间生产出一个变异的“利维坦”。即便按照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由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必然会导致信息缺失、无效率以及寻租等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情形的出现。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在各国哪怕是在西方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催生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论调，始终是曲高和寡。

（二）分权式的国际立法模式

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分权化为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兴起，形成了由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全球秩序。

“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有关分权化的“后国际体系观”。1648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然而，自20世纪末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历史发展可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回到未来”——进入所谓的新中世纪时代。这是一种“权威重叠”的国际体系，国家不再大权独揽，其让出的权力失散于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组织（如欧盟）、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跨国宗教组织（如罗马教皇）及跨国公司等。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时，权威既来自教皇、主教、教会等，也来自皇帝、国王、贵族、行会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布尔提出，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某些趋势，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中世纪时代已经来临。此后，新中世纪主义理论一度沉寂，直至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该理论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晚近倡导新中世纪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相竞争的二元普世主义，就像中世纪宗教普世主义和世俗普世主义的对立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角力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落败和消亡，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国家发挥组织化的政治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身份在全球文化的进程中，将不断地得到建构和复制，从而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全球化冲击和市场力量的挤压下，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将不复存在，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权力的分享（权威的重叠）。

按照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在“权威重叠”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国际立法权的垄断地位也将终结，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开展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它们不但通过敦促和提供支持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间制定“国际公法”的过程，而且还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之外广泛创制其他各种跨国法律规则，包括由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乃至跨国公司制定的各种“国际软法”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立法模式。倘若如此，在将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与国家并驾齐驱，共同行使国际经济立法权，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力度将不断加大。

无可否认，新中世纪主义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权威重叠和忠诚交叉”的现实。然而，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为了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生，问题是在推倒该体系之后，谁能保证随之而来的新中世纪时代必定是“回到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重新进入类似于中世纪那样的混乱状态？首先，新中世纪主义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分权体制，一旦这种体制陷入冲突和混乱，国际社会应有的秩序和安全将如何保证？其次，在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下，各国政府要对选民负责，而在分权后的新中世纪时代，又何以建立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民众的责任机制？再次，在新中世纪时代，对于大权在握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就其创制跨国法律规则等行动，公民只能在最低限度上加以控制，难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由此可见，在新中世纪主义理论憧憬的国家权威丧失和个人忠诚模糊之后的时代，人类社会必定会陷入难以克服的、诸如秩序和安全、负责制和合法性等方面的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扩张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给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仅仅对该传统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本身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无疑是不够的。如以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取而代之，则显然失之激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呼唤着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诞生。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是一种“中心—”立法模式，即仍应坚持以“国家间经济立法”为中心，并继续对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国际经济立法基础进行适当的软化处理。但是，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就国际经济立法作出分权安排，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下，“法出多门”的结果使得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应将趋于丰裕。

“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可援引“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潜伏多年的经济、安全、政治、生态和文化等全球危机渐次显露，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方式已无法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大有渐成显学之势。

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的分权立法这一特点，就得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普遍支持。

首先，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民族国家已日益显现出独力难举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肯定国家仍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同时，更加强调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行为体，独揽国际经济立法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必将向上、向下或横向分流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就跨国经济立法而言，民族国家的立法权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组织，向下主要是向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由此，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加入跨国经济立法主体的行列，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人才等资源，并发挥其高效、制度创新等优势，从而形成“多元的立法程序”。

其次，从全球治理的方式来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各种路径的综合”，主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应通过协调等手段，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实行调节性的管理，从而打破由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以强制力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其中显然包含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制定国际经济“软法”的倚重。国际经济“软法”虽主要依靠各国的自愿遵行，不像作为“硬法”的国际经济条约那样，可以对违反者进行报复和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性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经济“软法”者，可能面临着无法进入别国市场的风险，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谴责。这种“群起的羞辱”将使违法者声誉扫地，并极大地损害其经济或商业利益，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另一方面，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继续构成“跨国经济立法”模式核心这一特点，则可得到这种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持。

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中，激进的学说往往过分夸大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张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并将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此类论调显有夸大其词之嫌疑，而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虽也强调应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权力，但认为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丧失。该派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牺牲品，而是助推器和建构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构成本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强有力后盾。全球治理机制深嵌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国家不但赋予其它治理主体以形态，且为它们提供合法性，并确保其责任性。在权力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作为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控制多元群体和多种标准之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实现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以及使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被缝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肯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可从国际关系理论上佐证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仍然是“跨国经济立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划清了该立法模式与新中世纪主义等激进的分权式立法模式的界线。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立法将趋于活跃，但仍然是非主流的，只能对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起到补充作用。首先，从立法的性质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毕竟是国际经济“软法”。其次，从立法的权力来看，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存在着合法性和责任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政府间组织而言，各国人民赋予本国政府以权力，各国政府又授权于政府间组织。由此可见，政府间组织只不过是权力链上的新环节，然而，权力链过长会实质性地削弱公众权威。

其二，就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而言，其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在制订国际经济“软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责任性的问题。而且，相对于由国家通过正式途径共同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而言，产生于跨政府网络中的“软法”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渊源。

其三，就跨国非政府组织而言，其自诩为全球市民社会的代表，意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然而，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谁的意见，为何能够代表以及如何代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未有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方面，至今也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规范机制来解决由谁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并承受相应的代价，以及由谁对其行动负责等问题。

其四，就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在全球市场上，它们权力的取得并非经过民主的程序，其虽谈不上非法，但也没有得到合法化，处于一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跨合法”或“亚合法”的状态。在国家之间创制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的过程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主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的基础要比国家薄弱得多，这也决定了其制定的国际经济“软法”不可能成为“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中坚力量。wWw.gWyoO

五、尾论

在从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向“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选择回避，否则就有被边缘化的威胁，而当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却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新兴模式范文篇3

在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的资本需求特征及其财政金融支持方式如下。技术准备阶段的项目或产品处于构想状态。此阶段不仅要面临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可能还面临研发人员、管理团队的缺乏。因此吸引外部投资相对较难，但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除了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之外，外部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天使资本、国家财政资金和场外交易市场组成。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是创新项目的论证与决策等。该阶段不仅不可能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带来市场回报，而且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小，存在技术风险，对资金需求量较小。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性资本极少涉足。所以，此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愿意进行科技价值投资的资本组成：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创新基金、信用担保基金）、风险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技术中间试制主要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试制、初期改进，以及成果的初期入市。该阶段试制所需资金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成功概率相对较小。中间试制所需资金比研发所需资金更多，且较产业化批量生产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当然回报期望也较高［1］。此阶段所需的资本仅靠常规的信贷财政金融支持渠道是不行的，这时就急需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担保资金、创业板市场的支持。产业化阶段时，新技术与新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取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加之产品的生产规模效益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稳定的市场回报，因为此阶段的资本投入风险低、收益高，成为各种资本的青睐对象。这一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该主要以信贷资本、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组成。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模式。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情况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在技术准备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天使资本。在技术研发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大量的风险资本介入，因为我国的风险资本青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期。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与实现产业化投入的比例为1∶0.5∶100。而国外经验表明，三者的比例只有达到1∶10∶100才能使科技成果较好的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因为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在技术中间试制阶段战略性新兴企业很难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财政金融支持，而仅有少量的风险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和银行信贷资本介入。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生产阶段，财政金融支持组合包括风险资本、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我国风险资本之所以青睐产业化阶段，而没有大量进入自主创新的初始阶段，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了赚取投资对象上市前后的差额利润，大量投资产业化阶段。而信用和担保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银行对中小新兴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场外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的欠缺，导致在产业化阶段仍然欠缺资金［2］。综上所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模式如图2所示。

三、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也就意味着各种资本会在相应的阶段进入，也会在相应的阶段退出。那么，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各种资本的顺畅对接，需要构建的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模式来实现。通过财政性资金、风险资本、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这样就保证了各种资本在进出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各个阶段时，能够顺畅对接，而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同一创新阶段，相应的资本也能有效结合。如果财政性资金也确实能够在新兴企业初期阶段起到引导作用；风险资本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先锋作用，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足够的复合型财政金融支持。银行信贷资本一方面能够通过与财政性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风险资本的相互配合，降低风险，有望改变“惜贷”现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产业化生产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实风险资本，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从而继续保持在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资本市场为其他各种资本之间的实质性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并购平台，加上自身的多层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无缝隙财政金融支持，继而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引擎。综上所述，可构造具备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机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模式。

四、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的措施

（一）由财政性资金引导带动其它资本进行联动支持

1.综合利用财税政策引导风险资本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

目前风险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的投入较少，而对产业化生产阶段投入较多，因此风险资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对此，可以根据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周期（平均是5～7年），综合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引导我国内资风险投资公司发挥其先锋作用。比如，（1）如果6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之后的2年，减半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2）如果60%以下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所得税。（3）如果100%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产业化生产阶段，可以对风险投资公司征收100%的暴利税［4］。

2.财政性资金引导风险资本和担保资金联动支持

目前，我国主要是直接针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采取财税政策来促进其自主创新，比如对战略性新兴企业优先政府采购、进行银行贷款贴息、担保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但忽视了对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等资本的支持，这样无法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因此，可以利用行政手段，采取财政支持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发展。比如，可以考虑允许风险投资公司向政府申请创新基金，再由风险投资公司将创新基金自行选择投入战略性新兴企业并决定投资数额。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投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项目的组合，这样可以极大地发挥创新基金的杠杆作用。

3.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性金融联动支持

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指定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行，将资金划给行，并由其根据规定的财政金融支持对象、范围、金额、利率水平和期限结构等具体运用资金；政府性金融机构通过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向战略性新兴企业提供的商业性贷款给予偿付保证、利息补偿或再融资，间接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5］。

（二）各种资本通过“捆绑”式联合进行整合支持

1.政府创新基金、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风险资本整合支持

我国可以考虑在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银行与新兴企业之间引入第四方和第五方，即政府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其运作模式如下：首先，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府创新基金，如果能得到政府创新基金的支持，证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自主创新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因为申请创新基金要经过较为严格的专家论证和审批程序。然后，风险资本可以按照创新基金一定的放大倍数出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同时政府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可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而若战略性新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或者自主创新项目失败，其债务可由风险投资机构、政府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按照出资比例偿还。这种运作模式既充分发挥了政府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又大大降低了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与银行的风险。

2.科技保险资金、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信贷资本结合支持

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财政或科技部门和政策性银行实施组合财政金融支持计划：凡是参加科技保险的项目，可以同时获得创新基金和政策性金融贷款的立项支持。财政既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科技保险提供补贴，也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策性金融贷款提供担保。同时，若项目失败，科技保险赔偿资金可以转化为银行利息代偿资金。这样既降低了政策性银行的风险，也充分体现了科技保险和创新基金的扶持作用。

（三）各种资本通过“联姻”方式进行整合支持

1.银行与风险资本结合，设立风险投资银行

我国的风险投资银行可以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的经验，将银行服务与风险投资结合起来。为了支持中小新兴企业发展，可允许风险投资银行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资金管理，按照利率市场化原则，逐步放宽管制约束，在国家法定利率与民间自由借贷利率之间，以市场规则求得均衡点。在税收政策方面，风险投资银行设立的前几年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一定年限后减免征收。

2.利用资本市场平台，鼓励风险投资公司（基金）上市融资

目前我国《证券法》和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均允许投资公司上市，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上市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在创业板上市融资，使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众资本，迅速扩大风险资本的规模，增强风险承受能力；引入战略投资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风险识别能力。

3.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拓宽风险资本来源的渠道

新兴模式范文篇4

新兴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一般认为，所谓新兴阶层即伴随体制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所兴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旧有阶层的各个社会阶层。当前，我国的新兴阶层在广义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群体:一是个体户阶层，主要靠自身经营劳动获取报酬；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通过投资管理、使用雇佣劳动获取较高收入；三是专业技术及管理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及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均是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当然，对于新兴社会阶层还有许多称谓，如有学者称之为“新中间阶层”，也有学者称之为“中产阶层”，等等。对于当前关于新兴阶层不同称谓的出现，多是伴随着不同人以不同标准对社会阶层重新划分出现的。关于新兴社会阶层，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一些:

1、中间阶层和中产阶层是不是一回事？

当前，关于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关于新兴阶层讨论的焦点之一。由于二者概念模糊，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二者可以等同，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中所谓上、中、下分层是相对的、模糊的，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有人认为，二者不同，理由是二者的划分衡量标准不同。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有中等收入的人群，但“中间”并不见得就是“中产”，二者的关系应当是中间阶层包括中产阶层。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确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就一般意义上讲，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或称中产阶级，这是针对发达国家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来讲的。但就我国现实来讲，由于社会阶层尚在分化、组合之中，社会结构很不稳定，人们对自身定位尚不完全清晰，因此，中间阶层不能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至多二者大致相同。

2、官员是否属于新兴社会阶层？

官员是否属于新兴阶层，也是当前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官员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中产部分。近年来，有人从其社会地位、财富占有状况出发将其列为社会管理者阶层或社会资产阶层；还有人认为，有腐败行为、占有巨额社会财产的部分官员应当属于社会资产阶层，而没有这些行为的应当属于中产阶层。

笔者以为，当前官员中绝大多数人仍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中间或中间偏上部分，并未形成具有新兴特质的新兴阶层。而那些极少数已经腐化的并且存在剥削行为的官员，由于人数很少，并因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而日益递减，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形成稳定的新兴阶层的条件。因此，就目前来看，官员并不属于新兴社会阶层。

如何看待新兴社会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变动中所涌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培育中间阶层、整合各阶层利益以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利于利益的整合、社会的稳定。因此，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形成“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国内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从整个新兴阶层来看，人们对新兴社会阶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仍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肯定，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改革。另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引起警惕。第一，新阶层地位较高，所涉经济利益较广，与原有的社会利益群体必然存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第二，随着新阶层的逐渐发展，原有体制下的一整套管理模式日渐失灵，阶层矛盾和冲突会逐步显现。第三，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动所带来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原有社会道德风尚产生极大的冲击。

如何协调新兴社会阶层与其他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

当前，关于如何协调新兴社会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学界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转变职能说。该种观点认为，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关键是政府。应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通过再分配调节过高收入；将政府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促进社会公正为中心；加大征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力度，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协调各种关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市场主导说。这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是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分配方式，用市场信号向经济主体提供资源信息，调整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从而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使各自合理、合法的利益得以实现。

文化心理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的意愿、需求、取向、偏好和预期等社会心理因素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所以，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应更多关注人们的文化心理建设，营造各阶层和谐的气氛。

新兴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新兴媒体风险投资策略

新兴媒体泛指那些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盈利模式的媒体，如网络杂志、视频分享网站、商业楼宇媒体、移动电视、3G手机媒体、IPTV、触摸媒体、网络综合平台等。当下正处于一个媒介内爆与融合加剧的时代，任何一种创新的传媒科技马上会得到普及，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任何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马上会被克隆。但媒体由萌芽、发育到成熟的阶段，资本运营问题往往成为其壮大发展的瓶颈。同时中国传媒业具有严格的资本准入制度，一般的资本形态难于进入传媒资本市场。而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以其运作灵活、政策壁垒宽松等特点很快进入中国新兴媒体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IDG成功注资百度、腾讯、当当网、土豆网，软银成功孵化分众传媒、淘宝、阿里巴巴、共合网……学会与风险投资打交道，擅长与风投共舞成为新兴媒体的一门必须课。

一、新兴媒体的资本渴求

首先，在发展初期新兴媒体的传播样式还不为人知，Blog和SNS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新兴媒体还没有建立基本的认知和使用体验，更谈不到用户的粘性，作为新生事物其“创新一扩散”过程需要集聚一定的市场势能和用户人气。其次，新兴媒体的发展市场尚不明朗。其市场预期处于一时间难以评估的状态。而新兴媒体要发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传媒资源的卷入，对于资本的渴求异常的强烈。一般情况之下在发展的初期。新兴媒体一般都是资本投入期，处于“烧钱”的阶段。新兴媒体创业者往往是有技术、有想法、有创新、有激情，而无资本、无经验、无业绩。在这样巧妇无米的困境之下，新兴媒体遭遇融资的困境。

一般的融资渠道难于适用于新兴媒体的创业与发展。传统媒体的出资人和创办者一般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而新兴媒体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很难获得传统资金来源垂青。商业银行的首要投资原则是信贷的安全。新兴媒体由于其市场前景、媒介环境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信任。同时银行的贷款一般需要按期支付利息和可靠的担保，对于尚且处于事业草创阶段的新兴媒体，资金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个难题。对于高额的贷款利息更是难于及时偿还的。上市并且以创业板的形式进入股市大规模融资是新兴媒体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股票市场一样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只有像“华谊兄弟”这样成功的创业媒体才能获得股市的认可。较之其他的融资方式，风险投资不回避风险，并且力图驾驭风险，不需要严格的信贷担保，不要求在短期内偿还本息，甚至不需要传媒马上进入盈利的状态，风险投资能够满足新兴媒体创业的资金需求。

二、风险投资的注资意愿

风险投资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有数十亿计的风投资本瞄准中国传媒业。在互联网高涨时期，网络媒体被其青睐；现在影视制作更加被风投垂青，三个月内就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得到风投机构资助。风险投资之所以对中国的新兴媒体偏爱有加，表现出强烈的注资意愿一般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出于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潜力。自2001年起，中国传媒业利税总额已经超过烟草业，成为利税总额第四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媒体更是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仅以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17日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38亿人，其中宽带网民3.2亿人，网站数306.1万个，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国。广大的市场意昧巨大的商业价值，没有人会在市场面前踟躇，没有人会对巨大商机犹豫不决，注资中国新兴传媒领域的市场回报巨大。二是中国的传媒市场逐渐向非公有资本有限开放。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产业存在严格的政策壁垒，限制了非公有资本的进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在传媒领域内的作为，也给风险投资注资我国传媒业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05年起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传媒行业资本构成的单一局面，为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传媒行业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风投资本注资传媒业具有了基本的合法性。这样的背景之下，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新兴媒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DG、软银、凯雷、鼎晖等风险投资纷纷注资孵化新媒体行业。受益于风险投资，搜狐、百度、腾讯、易趣、3721、当当网、土豆网、分众传媒、共合网、PPLive等一批新兴媒体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媒体公司。

三、挑战与策略

在使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媒体的经营某种程度上处于被监管的状态。自身独特理念难免受人左右，独立的媒体品格难以形成，同时更要防止资本对于媒体内容的侵蚀。一个新兴媒体的公信力最终要靠市场、靠受众的承认而不是风投。所以新兴媒体一定坚守自身的传媒品格的底线，在使用风投的同时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内容传播品质，不为资本劫持，不为一时小利而饮鸩止渴。在风险投资引入、使用和退出期应该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策略。

1.风投引入期

适时原则。风险投资的引入应该以促进媒体事业的扩大为前提,而不是在传媒经营运转出现困难时引入风投。很明显在传媒经营捉襟见肘之际，能够对风险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成功引资也难免在谈判的环节因为无牌可打陷入被动的局面，为日后媒体与风投的合作埋下隐患。

坦诚原则。和风险投资打交道，要坦诚的与对方推心置腹，不仅把传媒未来的美好前途描绘给风险投资商，同时也要把传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坦诚的告诉给风险投资商。因为对于风险投资而言，有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不可控。坦诚的交往能与风投建立起双方合作的信任感。

平等原则。在资本的引入期，新兴媒体往往由于对资本的巨大渴求，而饥不择食。媒体创业者需要始终明确与风投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媒体以其独特创新传播理念和明晰的盈利模式作为创业成本，保证未来可预期获得报偿。很明显只有在引资阶段就确定平等关系才能为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适度原则。在引入风险投资时，引入多少是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你提出的要求一旦被满足之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好利用好引入资本，能不能将引入的资本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传媒价值的保值增值。所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就非常必要，适合传媒发展的中短期需求，适合传媒的现实消化能力是传媒的引入风险投资的适度原则。

多家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尽可能不要从一家风投引资。单一风投的引入容易使传媒公司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与多家风险投资展开合作，可以使媒体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如果一家风险投资撤出资金，也不至于使资金的流动性受到毁灭性威胁。公务员之家

2.运作期

获得风投的管理扶助。风险投资并不是单纯提供资金的金主，与其他募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于新兴媒体的全程培育。风险投资通常有一整套科学的企业治理经验，可以为新兴媒体提供传媒战略决策制定、传媒市场的分析、相关技术市场应用前景评估、潜在风险分析、成本控制及其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支持，此外还可以帮助传媒企业进行招募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是传媒企业的创业孵化器。通过与风投的合作，传媒企业可以避免走弯路、错路，尽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对压力，增加动力。引进风投之后只是传媒企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一般风险投资在注资之后都会要求传媒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在无形中给传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传媒注资1250万美元，要求分众传媒当年必须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完不成，股权就要被稀释。2007年lO月兰馨亚洲投资基金等4家VC注资炎黄传媒3500万美元之后，给炎黄传媒的任务是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3.5亿元，利润率为50％。可见，在风险投资运作期，传媒企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风险投资对利润的渴望与追逐。传媒企业唯有积极运作，与风投展开合作才能够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实现盈利目标，除了上文所说的借助于风投的管理扶助之外，传媒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无从回避的。传媒企业必须始终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强大的资金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既定的盈利模式，如何掌握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确保信息对称，规避道德风险。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风险投资与新兴媒体合作的过程之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新兴媒体在创业的初期主要依靠一些创新性的关键传播技术和模式等无形资产，一般会被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一般会被少数的媒体创业者所掌握；新兴媒体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和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信誉记录。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兴媒体与风险投资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双方的合作潜在着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担心风投资本被以做假账、过度投资、滥用资本等方式侵吞。新兴媒体企业应该根据风险投资运作的特点，及时、对等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新兴媒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烧钱”的阶段，但是应该明明白白把怎么烧钱告诉风险投资商。

3.退出解除期

新兴模式范文篇6

关键词新兴媒体风险投资策略

新兴媒体泛指那些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盈利模式的媒体，如网络杂志、视频分享网站、商业楼宇媒体、移动电视、3G手机媒体、IPTV、触摸媒体、网络综合平台等。当下正处于一个媒介内爆与融合加剧的时代，任何一种创新的传媒科技马上会得到普及，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任何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马上会被克隆。但媒体由萌芽、发育到成熟的阶段，资本运营问题往往成为其壮大发展的瓶颈。同时中国传媒业具有严格的资本准入制度，一般的资本形态难于进入传媒资本市场。而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以其运作灵活、政策壁垒宽松等特点很快进入中国新兴媒体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IDG成功注资百度、腾讯、当当网、土豆网，软银成功孵化分众传媒、淘宝、阿里巴巴、共合网……学会与风险投资打交道，擅长与风投共舞成为新兴媒体的一门必须课。

一、新兴媒体的资本渴求

首先，在发展初期新兴媒体的传播样式还不为人知，Blog和SNS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新兴媒体还没有建立基本的认知和使用体验，更谈不到用户的粘性，作为新生事物其“创新一扩散”过程需要集聚一定的市场势能和用户人气。其次，新兴媒体的发展市场尚不明朗。其市场预期处于一时间难以评估的状态。而新兴媒体要发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传媒资源的卷入，对于资本的渴求异常的强烈。一般情况之下在发展的初期。新兴媒体一般都是资本投入期，处于“烧钱”的阶段。新兴媒体创业者往往是有技术、有想法、有创新、有激情，而无资本、无经验、无业绩。在这样巧妇无米的困境之下，新兴媒体遭遇融资的困境。

一般的融资渠道难于适用于新兴媒体的创业与发展。传统媒体的出资人和创办者一般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而新兴媒体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很难获得传统资金来源垂青。商业银行的首要投资原则是信贷的安全。新兴媒体由于其市场前景、媒介环境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信任。同时银行的贷款一般需要按期支付利息和可靠的担保，对于尚且处于事业草创阶段的新兴媒体，资金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个难题。对于高额的贷款利息更是难于及时偿还的。上市并且以创业板的形式进入股市大规模融资是新兴媒体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股票市场一样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只有像“华谊兄弟”这样成功的创业媒体才能获得股市的认可。较之其他的融资方式，风险投资不回避风险，并且力图驾驭风险，不需要严格的信贷担保，不要求在短期内偿还本息，甚至不需要传媒马上进入盈利的状态，风险投资能够满足新兴媒体创业的资金需求。

二、风险投资的注资意愿

风险投资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有数十亿计的风投资本瞄准中国传媒业。在互联网高涨时期，网络媒体被其青睐；现在影视制作更加被风投垂青，三个月内就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得到风投机构资助。风险投资之所以对中国的新兴媒体偏爱有加，表现出强烈的注资意愿一般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出于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潜力。自2001年起，中国传媒业利税总额已经超过烟草业，成为利税总额第四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媒体更是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仅以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17日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38亿人，其中宽带网民3.2亿人，网站数306.1万个，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国。广大的市场意昧巨大的商业价值，没有人会在市场面前踟躇，没有人会对巨大商机犹豫不决，注资中国新兴传媒领域的市场回报巨大。二是中国的传媒市场逐渐向非公有资本有限开放。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产业存在严格的政策壁垒，限制了非公有资本的进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在传媒领域内的作为，也给风险投资注资我国传媒业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05年起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传媒行业资本构成的单一局面，为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传媒行业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风投资本注资传媒业具有了基本的合法性。这样的背景之下，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新兴媒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DG、软银、凯雷、鼎晖等风险投资纷纷注资孵化新媒体行业。受益于风险投资，搜狐、百度、腾讯、易趣、3721、当当网、土豆网、分众传媒、共合网、PPLive等一批新兴媒体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媒体公司。

三、挑战与策略

在使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媒体的经营某种程度上处于被监管的状态。自身独特理念难免受人左右，独立的媒体品格难以形成，同时更要防止资本对于媒体内容的侵蚀。一个新兴媒体的公信力最终要靠市场、靠受众的承认而不是风投。所以新兴媒体一定坚守自身的传媒品格的底线，在使用风投的同时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内容传播品质，不为资本劫持，不为一时小利而饮鸩止渴。在风险投资引入、使用和退出期应该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策略。

1.风投引入期

适时原则。风险投资的引入应该以促进媒体事业的扩大为前提,而不是在传媒经营运转出现困难时引入风投。很明显在传媒经营捉襟见肘之际，能够对风险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成功引资也难免在谈判的环节因为无牌可打陷入被动的局面，为日后媒体与风投的合作埋下隐患。

坦诚原则。和风险投资打交道，要坦诚的与对方推心置腹，不仅把传媒未来的美好前途描绘给风险投资商，同时也要把传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坦诚的告诉给风险投资商。因为对于风险投资而言，有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不可控。坦诚的交往能与风投建立起双方合作的信任感。

平等原则。在资本的引入期，新兴媒体往往由于对资本的巨大渴求，而饥不择食。媒体创业者需要始终明确与风投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媒体以其独特创新传播理念和明晰的盈利模式作为创业成本，保证未来可预期获得报偿。很明显只有在引资阶段就确定平等关系才能为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适度原则。在引入风险投资时，引入多少是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你提出的要求一旦被满足之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好利用好引入资本，能不能将引入的资本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传媒价值的保值增值。所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就非常必要，适合传媒发展的中短期需求，适合传媒的现实消化能力是传媒的引入风险投资的适度原则。

多家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尽可能不要从一家风投引资。单一风投的引入容易使传媒公司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与多家风险投资展开合作，可以使媒体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如果一家风险投资撤出资金，也不至于使资金的流动性受到毁灭性威胁。

2.运作期

获得风投的管理扶助。风险投资并不是单纯提供资金的金主，与其他募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于新兴媒体的全程培育。风险投资通常有一整套科学的企业治理经验，可以为新兴媒体提供传媒战略决策制定、传媒市场的分析、相关技术市场应用前景评估、潜在风险分析、成本控制及其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支持，此外还可以帮助传媒企业进行招募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是传媒企业的创业孵化器。通过与风投的合作，传媒企业可以避免走弯路、错路，尽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对压力，增加动力。引进风投之后只是传媒企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一般风险投资在注资之后都会要求传媒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在无形中给传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传媒注资1250万美元，要求分众传媒当年必须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完不成，股权就要被稀释。2007年lO月兰馨亚洲投资基金等4家VC注资炎黄传媒3500万美元之后，给炎黄传媒的任务是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3.5亿元，利润率为50％。可见，在风险投资运作期，传媒企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风险投资对利润的渴望与追逐。传媒企业唯有积极运作，与风投展开合作才能够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实现盈利目标，除了上文所说的借助于风投的管理扶助之外，传媒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无从回避的。传媒企业必须始终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强大的资金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既定的盈利模式，如何掌握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确保信息对称，规避道德风险。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风险投资与新兴媒体合作的过程之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新兴媒体在创业的初期主要依靠一些创新性的关键传播技术和模式等无形资产，一般会被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一般会被少数的媒体创业者所掌握；新兴媒体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和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信誉记录。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兴媒体与风险投资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双方的合作潜在着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担心风投资本被以做假账、过度投资、滥用资本等方式侵吞。新兴媒体企业应该根据风险投资运作的特点，及时、对等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新兴媒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烧钱”的阶段，但是应该明明白白把怎么烧钱告诉风险投资商。

3.退出解除期

新兴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新兴媒体；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法。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文化形式体现，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媒体时代，新兴媒体是社会信息传播机，也是社会舆论的引领者，运用新兴媒体建设法治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拓宽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的必由之路。

1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作用

所谓新兴媒体，指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等新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新媒体形态。常见的新兴媒体有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交互性、共享性等特点，其使用范围、受众群体都较广。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型媒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新兴媒体具有立面接触面，其传播面是双向的。2）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路径是双向的，其传播速度异常迅速。几乎所有的新兴媒体都能进行即时传播。3）新兴媒体成本低廉，生存度是动态的，媒体参与交互性强，各类媒体和受众都能依据新兴媒体而突破时空限制，进行开放交流。以信息网络为主要动力的新兴媒体是技术发展的潮流，也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兴媒体出现后，拓宽了民意空间及民意表达路径，也给舆论传播态势带来了影响。以信息网络为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连接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纽带，信息网络为国家企事业单位日常管理、职责履行提供了便利，也使国家政治生活、政治管理更加透明。在全媒体开放的格局下，企事业单位也只有掌握各种信息，才能为科学决策打好基础。具体到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各级党政组织和工作人员，只有通过积极通过新兴媒体收集信息，接受善意的批评，认真履行舆论监督职能，才能占领舆论高地，才能加快法治文化建设进程。

2运用新兴媒体深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2.1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兴媒体出现较晚，新兴媒体管理起步晚，发展慢，大量出现的新兴媒体纠纷如“腾讯与360事件”等，暴露了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新兴媒体管理机制亟待完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结合新兴媒体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我国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结合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现状可知，政府在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方面，要做好以下方面。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公民自觉参与的新兴媒体治理格局。因为新兴媒体管理是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公民共同的责任，新兴媒体管理规范也要由各方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来制定。因此，我国政府也要结合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方式，建立以行业自我管理为主、政府指导、企业和个人相互配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将新兴媒体要求贯穿到新兴媒体技术、产业、内容与安全的各个方面，明确新兴媒体管理原则，秉承“科学利用、持续发展、依法管理、保障安全”的方针，将新兴媒体发展与管理统一起来，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2.2细化新兴媒体治理制度

新兴媒体治理与利用，需要统筹立法、行政、行业自律、网民行为与道德自律等多种手段。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要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将统一管理与分层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职权分明、统分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具体来说，政府要在新兴媒体管理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多部门管理、政出多头的管理模式，集中统一的职责，加大各部门联合发文、一致行动的力度，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与改革，完善地方新兴媒体管理部门的管理机制，界定各方在新兴媒体管理中的职责、权限和义务，细化新兴媒体保护管理制度，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禁止过度干预和损害新兴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做法，僵化新兴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效果。如有必要，有关部门还要对现行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增强新兴媒体管理的成效，避免新兴媒体应用不当等问题。

2.3建设法治文化平台，占领法治文化舆论高地

面对日趋活跃的新兴媒体，政府文化部门、管理单位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占领社会舆论高地，将新兴媒体打造成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新兴媒体技术研发资金投入，采用新兴媒体技术手段，尝试着建立覆盖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检测指挥系统，开通法治文化宣传和政务微博，以博客、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形式，为各部门资源共享、信息对接提供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文化部门还要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监督与管理，采用信息技术对上传至新兴媒体的信息内容进行内容审查和分级管理，过滤与封堵不良信息，通过网站注册、使用权限控制、数字加密等手段，提高新兴媒体管理效率；设定单位新兴媒体发言人，增加政府法治工作的透明度，宣传法治文化；建立法治网评队伍，成立新兴媒体宣传部，培养一批新兴媒体评论员与管理员，通过与公众“秒互动”、舆论舆情监督和引导牢牢占据新兴媒体宣传阵地。

2.4提高行业自律意识

当前，我国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利用力度和广度不够；不成规模，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吸引力不够。究其原因，我国新兴媒体使用者整体水平参次不齐，新兴媒体行业对公众需求把握失准，在法治文化宣传和法治节目定位上只关注公众浅层次的需求，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宣传中的作用有限。如我国新兴媒体法治节目大多以庭审纪实、举案说法为主，信息传播始终按照传播者的传播意图来进行，受众兴趣根本不受重视。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政府要从社会层面强化民众对新兴媒体的认识，做好新兴媒体产业、行业协会管理工作，要求新兴媒体行业制定和完善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提高自律意识，并开通政府法律咨询新兴媒体通道，建设公益性的法治文化宣传平台，为公众法律咨询与服务提供便利。新兴媒体产业倡导者和参与者要结合新兴媒体的特征，改变那种以灌输为主的宣传方法，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知识贯穿于社会传播的方方面面，在法治文化传播、节目制作中突破旧有框架，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现状重点进行知识产权、劳动法、会引发、社会保障宣传，提高法治文化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5大力弘扬法治文化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逐渐对公众形成包围之势，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众仍旧具有选择性接受媒体传播内容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在新兴媒体宣传中，媒体一味进行暴力犯罪、司法不公等不良社会现象披露和曝光，只能让受众产生“社会不公、秩序混乱”的想法，给其带来心理错觉，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政府要加强媒体引导，做好新兴媒体产业把关和信息把关，还要利用新兴媒体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法治文化传播体系，大力弘扬法治文化，以提高法治文化的覆盖面，提高优秀法治文化的渗透力。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利用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构建法治文化网站、法治文化博客、论坛与微博，开发法治文化游戏，并将法治文化以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网报等形式进行推送，开展大范围的法治宣传教育，以教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作者:安莹 单位:《乌鲁木齐人大》编辑部

参考文献:

[1]张汉涛.运用新兴媒体努力打造法治文化传播新平台[J].中国司法，2012（3）：94-96.

新兴模式范文篇8

一、我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的做法和成效

作为泉州市中心城区，鲤城区新兴行业发展迅速，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我区现有新兴行业三大类144家，从业人员2940人。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跟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抓紧在新兴行业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一个时期以来，区委认真借鉴非公党建工作经验，加强工作研究，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开展新兴行业党建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一是组建组织及时化。据调查，我区新兴行业现有共产党员129人。按照“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巩固一个”的要求，我们及时抓好符合条件的新兴行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近年来先后组建了11个新兴行业党支部，扩大了党的覆盖面。群团组织的组建也同步推进，目前已在新兴行业中组建了7家团组织、4家妇女组织。同时，重视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目前已有入党申请人473人，建立入党积极分子队伍185人，发展了26名新党员。

二是党建活动正常化。我们立足新兴行业的实际，在已组建的11家新兴行业党组织中，坚持“小型、分散、灵活”的原则，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的两个作用。例如，区人才交流中心党支部提出“创服务名牌，揽四方人才”的目标要求，抓党员教育，抓优质服务，抓制度落实，较好地促进了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民办成功医院党支部致力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育党员“苦累面前多思得，职务面前多思责”，经常组织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基层开展义诊、义治活动，积极投身抗击“非典”斗争中；泉州七中分校党支部积极发挥党员教师在教学管理中的骨干作用，去年共有20多名支部党员获得省、市、区、校表彰。对于未组建党组织的新兴行业党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组织他们参加主管部门，或者挂靠单位，或者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党建活动。

三是管理模式多样化。新兴行业从业党员的教育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过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坚持分类指导，针对不同情况，除已组建党组织管辖的党员外，我们或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实行归口管理模式；或按照“挂靠单位、条块结合”的要求，实行挂靠管理模式；或按照“统一协调、属地管理”的要求，实行属地管理模式，使我区的新兴行业党员基本上都纳入党组织的教育管理范畴，能够在某一个党组织中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

四是工作机制规范化。在已组建的新兴行业党组织中，我们注意加强建章立制工作，及时建立健全党内各项制度以及各种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如泉州七中分校党支部，在学习方面建立支部学习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在工作方面建立支部工作制度、民主集中制、干部基层分工责任制度；在监督方面建立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廉政勤政制度、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等制度，有效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我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这项工作领域新、基础薄弱、情况复杂，工作中也遇到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一些党务工作者对在新兴行业中建立党群组织认识模糊，重视不够，有的认为现在实行市场经济，抓新兴行业党群组织建设尤其是在松散型的社团组织、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群组织意义不大；有的认为新兴行业专职人员中党员人数少，有3人以上党员的新兴行业组织更少，党组织建立不起来。部分新兴行业负责人心存疑虑，怕惹麻烦，有的担心组建党群组织，会对自己的经营管理增加一层监督，会削弱自己的威信；有的担心党群组织开展活动，需要提供经费、场所和时间，会影响生产经营，增加自己的负担。

二是组织建设难扩展。调查表明，我区大部分新兴行业经营规模较小，从业人员即使加上兼职人员，全区平均一家新兴行业只有20人左右，许多单位从业人员都在10人以下，而且大多数是兼职或临时聘用的，党员数量少且分布散，党的力量基础薄弱，党组织组建困难，即使群团组织建设也十分滞后。据统计，全区新兴行业仅有7.6%建立党组织，仅有4.9%建立团组织。

三是作用发挥不充分。我区新兴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高，其中大专以上的1571人，占总数的53.4%；35岁以下的1232人，占总数的41.9%，是一个年轻人居多、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党建工作应该也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项工作起步时间不长，党建工作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调查中发现，有的党支部党员数量偏少，且受到时间、场所和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开展活动的次数、形式、质量缺乏保障，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个别新兴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对党务知识知之不多，且存在“怕”的心理，后顾之忧比较多，不敢放开手脚开展工作，未能发挥好“领头雁”、“带头人”的作用；一些从业党员频繁流动，党组织难以对其开展经常性、针对性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党员的带头作用不明显。

三、加强我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的对策与思考

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兴行业党的建设，必须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决党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新兴行业党建工作新路子。

1、找准切入点，大力营造党建工作浓厚氛围。加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首要是加强宣传发动，统一思想认识，创造一个有利于新兴行业党建工作发展的环境。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宣传新兴行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努力营造一个新兴行业党建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要通过走访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积极主动与新兴行业负责人接触、交流、沟通，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增进彼此了解，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今后在新兴行业中开展党建工作少点别扭多点顺畅，少些阻力多些助力。特别要注意加强党务干部自身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克服和纠正那种以为新兴行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小、党员人数少、党建工作抓不抓无碍大局的错误认识，那种以为新兴行业差异大、情况复杂、党建工作无从抓起的错误观点，那种以为新兴行业是业主说了算、党建工作受限多难有作为的错误思想，看到新兴行业党建工作在党的建设中逐渐凸显的作用，找准党建工作与新兴行业发展的切入点，使之步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良性发展轨道。

2、攻克薄弱点，积极组建新兴行业党群组织。搞好新兴行业党群组织的组建，是加强新兴行业党的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当前的一大难事。要认真借鉴组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做法，灵活运用“建、联、挂、靠、派、统、跨、升”等设置形式，以改革的精神抓好新兴行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努力做到新兴行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组建到那里。在组建党组织的过程中，也要重视把群团组织的建设纳入“大党建”范畴，健全配套组织。特别是对一些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单位，更要积极组建新兴行业的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打好党建的工作基础。

3、扣紧共振点，灵活开展新兴行业党的活动。在新兴行业中开展党的活动，要找准党建工作与新兴行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从实际出发，讲究灵活性，增强针对性，注重实效性。要紧紧围绕促进新兴行业的依法经营管理和健康发展，紧紧抓住党员职工关心的热点问题，讲究方法、因情制宜地开展党的活动，切实做到“为单位所需要，为业主所理解，为党员所欢迎”，不断增强新兴行业党建工作的生机和活力。要坚持“小型、分散、灵活”的原则，发挥党员各自专长，充分利用重大的节假日开展各种活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要切实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好党内各项制度，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帮助解决党员的实际困难，维护党员职工的合法权益，激发党员职工的工作热情，引导他们在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4、把握关键点，不断强化党群组织自身建设。新兴行业党建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党群组织的战斗力是否强大，在于党群组织的自身建设是否加强。首先要配强班子，尤其要选党性强、业务精、作风正、能力好的党员当支部书记。要根据工作需要，适当配备责任心强、熟悉业务的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具体抓好日常党建工作。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采取“纳、转、荐、派”的工作方法，不断壮大新兴行业党的力量，特别要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要进一步探索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渠道新途径，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新兴模式范文篇9

中国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为中国新兴铸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铸管），从1994年开始在企业内部推行预算管理，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在全国57家地方钢铁骨干企业中，新兴铸管规模居第29位，但是通过推行预算管理，其利润总额却由1994年的第5位，上升到1995年的第4位，人均利润由1994年的第2位，上升到1995年的第1位，至1998年6月，新兴铸管人均利润仍居第1位。

新兴铸管预算管理中编制的企业预算，无论是总厂的年度预算还是各级责任预算，其主要的指标都是货币计量价值指标，这样增强了预算的可比性，有利于各环节预算衔接，形成"全方位联系、全方位考核"的局面；新兴铸管把企业预算管理的着眼点放在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资金管理上，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规划、控制和协调的功能，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调度，有效地将资金管理从被动应付转为超前控制，体现了预算管理的中心地位。

新兴铸管预算管理的特点为：（1）针对冶金行业生产不中断和产品品种不易转换的特点，提出"赶三超一，争上台阶"的具体要求，在确定目标利润和各部门上预算中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时，进行综合测算，使每一项指标都要求进入同行业的前三名，争取达到第一名。以此框架下再进行指标之间的微调；开展军钢杯管理大奖赛，鼓励各单位"赶三超一"；每季考核一次，半年评比兑现一次。（2）以销售为龙头，以成本费用控制为重点，以资金平衡为准绳。全厂预算编制首先由销售部门分析市场走势，制定销售预算，以销定产。推行预算管理时，始终把成本费用控制作为重点；首先抓生产一线的物料消耗，将成本费用指标层层分解到各车间班组，在预算指标分解时，贯彻指标与措施同步的原则，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并建立了保证预算落实三项制度，即正常的追踪制度、正常的评价制度、严格的考核制度。同时提高成本费用指标的考核力度，将其在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数提高到20%，使成本高低与俱的经济利益挂钩。其次，对期间费用大到各单位资金占用，小到各部门电话费、办公费、招待费都科学预算，落实到部门、科室、个人，使成本费用控制扩展到企业每一个员工。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新兴铸管"量入为出"，编制现金预算，实行日计划、周调度的统一管理，增加现金回笼，减少资金占用。（3）制定合理的配套管理制度。新兴铸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公司的《预算管理规则》，明确了预算的要求以及产品物资购销、经费开支、非生产性开支、分厂（车间）技改和设备大中修开支权限，使之成为推行预算管理的"宪法"。根据这个《预算管理规则》，各单位又制定了各自的《预算管理办法》，具体指导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形成一套多层次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①。

二、对企业加强预算管理点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来，国有企业及企业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预算约束化，企业内部统一性差。但国有企业有搞得好的，如新兴铸管、宝钢、邯钢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靠集体确定的预算统一协调，从而完善了机制，规范了运作，严格了管理。企业预算管理是国外大中型企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现代管理机制。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关于这种现代管理模式的理论方法和成功经验日益被我国企业所重视。新兴铸管的经验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现代化水平的预算管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者、经营者与各部门及职工之间关系有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如何有效的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力的预算制约手段。

其次，资产的安全完整需要严谨高效的预算管理。确保资产安全完整光靠单一的资产管理法规和制度显然不够，必须辅之必要的预算手段。否则资产管理孤立于预算管理之外，资产管理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第三，优胜劣汰机制、激励约束机制需要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管理。任何一个预算管理松懈的企业必然难寻降本增效之源，注定要在低效率和低效益中走向失败。如果企业真正严格预算管理，就会责、权、利明晰，也就不会存在诸多的"懒汉"部门和"懒人"。因此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约束机制，离不开规范化的预算管理。由此可见，学习新兴铸管，在我国大中型企业推行预算管理是多么必要和紧迫，但预算管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一）企业预算管理本质的认识

第一，预算管理是一种权利控制管理，是一种机制安排。预算不等于预测或计划，预算制定后如同企业内容的"宪法"，各责任单位必须执行。预算本身不是目的，预算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预算使各责任单位的权利得以用表格化的形式体现，这种分权，是以不失去控制为最低限度。预算是权力控制者采用的合理方式，即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目标下，明确各单位的权力范围。在此范围内，各预算单位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为自己该为之事，且多为不行，少为亦不行。因此，预算的决定性作用是权力控制。这种权力控制是通过机械化程序形成的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制度控制。不认识这一点，预算就可能形式主义的东西，空是花架子。新兴铸管制定的《预算管理规则》权责分明"违者必究"，就很好地体现了预算的权力控制的内涵。

第二，预算管理是一种"全面预算"管理，具有全面控制的能力。企业预算既是由企业销售、采购、生产、盈利、现金流量等单项预算组成的责任指标体系，又是公司的整体"作战方案"，还是到期（年终）奖惩的标准，激励和约束制度的核心。它通常以企业目标利润为预算目标，以销售前景为预算的编制基础，综合考虑市场和企业生产经营诸因素，按照目标明确的原则，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讨论通过的企业未来一定期间经营思想、经营目标、经营决策的财务数量和经济责任约束依据，这种依据用于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领域，并将各个预算统一总预算体系，所有是"全面预算"。它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而是企业综合的、全面的管理，是具有全面控制约束力的一种机制。新兴铸管预算管理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则在于新兴铸管贯彻"全面预算"的原理，并加以合理运用。

（二）企业预算管理的运作技巧

1．通过预算管理，落实"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体制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必须在母子公司权限划分方面，按照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通过预算明确母子公司的不同职权范围。其次，建立三个层次的预算规范体系：（1）建立董事会层次的预算规范，如体现在《公司章程》各股东大会决议中的关预算条款；（2）建立在经理层次的预算规范；（3）建立在各管理部门层次的具体预算制度与管理办法。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强调协调，并使责、权、利三结合原则能真正落实到实处。预算管理从董事会、经营者、部门乃至每个员工的责、权、利管理角度出发，明确他们各自的权限"空间"从而科学地管理和可靠地执行，使预算决策、预算行为与预算结果得到高度的协调与统一。可以说，正是由于不同主体在预算管理上的"分工"，才强化了预算的全方位管理与控制，使最高决策层的战略思想得以细化落实，并最终带来效益的提高。

（2）选

择适宜的预算起点，夯实预算管理的基准。公司预算起点的模式主要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生产量为起点的模式；改革开放至今以销售为起点的模式；以成本为起点的模式；以成本为起点的模式；以现金流量为起点的模式。随着产权主体的明晰化，以及出资者对经营者约束的强化，出现了以利润（或出资权益）为起点的预算模式。

我们认为大型企业集团应该以一个起点为主，其他为辅，实行"一国两制或多制"。如以平均利润为标准的利润预算；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销售预算；以强化内部管理为基础的成本费用预算；以发展创新为目标的投资预算；以财务务收支为主体的现金流量预算。按照目标利润-销售预算-成本预算-采购预算-现金流量预算编制程序，遵循三结合的原则，即由总到分和由分到总相结合、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相结合、由内到外和由外到内相结合，在反复策划、调整的过程中，寻求实现预算目标的最佳预算组合。新兴铸科"赶三超一"的需求确立目标利润，并测算和分解销售、生产、采购、技术开发、行政管理等具体预算约束指标，然后由部门分别编制单位预算，有力地促进了预算指标的实现。

（3）围绕实现企业预算，落实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控制和约束力。预算一经确定，在企业内部具有"法律效力"，企业各部门在生产营销及相关的各项活动中，要充分地按预算办事，围绕预算开展经济活动；企业的决策执行机构按照预算的具体要求，按季滚动下达预算任务；建立每周资金调度会，每月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会等例会制度。按照预算方案跟踪实施预控制管理，重点是围绕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两大主题，严格执行预算政策，及时反馈和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适时实施必要的制约手段，把企业管理的方法策略全部融会贯通于预算执行过程中，最终像新兴铸管那样形成全员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局面。

新兴模式范文篇10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已经赶超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明显已经向出口导向型转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年度发展会议中首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定义为新兴工业国家，虽然这十个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层面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由于出口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安东尼•范•阿戈塔米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兴市场的概念，意指那些经济处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经济体。在众多科学院所和研究机构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分析研究中，分析角度、切入方式都有所不同，在选取经济体的样本时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的进步，都在经济工业化发展中不断变革，本文所研究的新兴经济体是站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得到快速的发展，其规模和发展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转变，而且新兴经济体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主力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增长方式和相关经济政策也随之快速的转变。进入新世纪，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和世界主力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对新兴经济体的负面声音也不断出现。但是有关数据表明，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的生产总值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疑。可见，为了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持续、高速地发展，并使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对现阶段的发展困境与发展出路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二、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危机过后，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性回落，世界上一些经济学家在面临该问题的出现时在增长方式转变方式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面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其近年来在电子软件方面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日中天，但其经济发展阻力也比较明显：比如高贫困率、国内消费与储蓄之间具有较高不平衡性，主要面对的是自身经济增长，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直接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这种内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出现，是我们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2．新兴经济体国家外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各成员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甚至是快速下滑，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在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新兴经济体国还保持着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新经济时期而进行的快速经济转型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新兴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要快速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从而解决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3．新兴经济体间激烈的竞争挑战

由于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经济竞争，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合作方面的矛盾。例如，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能源争夺战以及俄罗斯、巴西的能源价格战等，而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损伤，进而阻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三、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路径

1．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构建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

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金融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不足，并且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断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做出反倾销、反补贴裁定。面对外部需求萎缩以及外资抽逃，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明显受到抑制。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必须扭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拉动。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针对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导致消费疲软的普遍现象，新兴经济体：首先，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要健全失业保障金制度通过发放失业保障金使失业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并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其次，新兴经济体要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完善劳动力市场，推动行业、职业和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最后，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来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新兴经济体各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调控，优化信贷投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努力拓宽企业的投资空间，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生物技术、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投资新兴产业提供保障。

2．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