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范文10篇

新兴市场范文篇1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性障碍，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性障碍，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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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增长为什么减速

投资减速反映了抵消非常良好金融条件的一系列因素，其中良好金融条件包括创历史新低的借款成本、充足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以及很多国家非金融私营部门国内私人信贷的快速增长。但是，很多不利因素抵消了截至2016年后期的历史上最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出口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活动、疲弱的增长前景和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严重下跌（即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陷入困境的主要经济体减速并且波动的资本流动、私人债务的快速累积和多次出现的政策不确定性。我们估算了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影响投资增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一）中期不利因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产出增长的放缓只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放缓中的很小一部分。贸易条件冲击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更加重要；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即外国人为所有者的投资）流入的减速是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私人债务负担和政治风险造成了主要影响。实际上，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由于2014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贸易条件冲击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左右,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速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以上。私营部门债务对GDP的比率过度地影响了投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深化）对投资的益处不断地被过度负债的有害影响所超过。但几个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后债务的减少已经消除了这些投资增长障碍中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在几个非能源大宗商品出口国中，过高的私人债务已经阻碍了投资。另外，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可能占了自2011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减速的1/10。（二）不确定性的提高。全球性和国家特有的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是拖累投资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其中，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投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比如欧盟,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投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可以用波动率指数(VIXIndex,追踪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来衡量，是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路径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在该指数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例如，波动率指数上升10%可能会极大地降低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年内降低0.6个百分点）。欧盟的数次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在2010—2012年欧元区危机期间）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合作伙伴产生了溢出效应。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在2011年的6月到9月期间（欧元区危机的最高峰）显著提高。这种不确定性的快速提高可能降低了投资，特别是欧洲和中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除了这些跨境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以外，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也加重了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疲软。（三）主要经济体的负面溢出效应。在过去7年中，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疲软，多次低于预期，令人失望。鉴于这些经济体巨大规模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其增长减速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美国和欧元区疲弱的产出增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造成如下影响：在一年内，美国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0.8个百分点，欧元区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将会造成这些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率对此的反应是其产出增长率反应的两倍左右（达到2.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的政策驱动型增长减速和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措施也影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由于中国目前是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产出和投资增长减速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在一年内，中国的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会伴随着其他大宗商品进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以及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由于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因此中国降低投资的再平衡措施对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更大。

二、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投资增长率从金融危机前的历史高点下降，这会对长期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速度，长期疲弱的投资增长可能会妨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数年的潜在产出增长。在200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投资增长率差异为15个百分点左右，而到2015年，该差异几乎为0，是21世纪初以来最低的（图2）。而且，因为增长是最有力的减贫方式，所以对增长的任何阻碍都会危及全球的减贫目标。除了使资本积累减速以外，疲弱的投资还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中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反映了技术和效率的变化）增长减速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投资对于采用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非常关键。生产率减速最明显的是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投资增长率最低的经济体。而且，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反映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时产出）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是长期实际（扣除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三、如何加快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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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国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督，能够在较早阶段就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2）区域最终贷款人。危机之后，有关建立区域性最终贷款人的呼声甚高。区域性的最终贷款人应该是对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补充。区域内的各国更熟悉彼此的情况，更容易给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改革建议，所以能够更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目前，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共同抵御货币危机，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3）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可能是导致货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多为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对其出口和吸引外资都十分不利。这些经济体可能面临着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的两年选择。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实行非常“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如阿根廷曾经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但是阿根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货币局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无法依赖于所盯住货币的发行国作为最终贷款人。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盯住的是美元，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只是袖手旁观。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似乎能够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汇率联动机制，既消除了区域内部的汇率波动，又能够保持区域货币与区域外货币的自由调节，兼得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利。

新兴市场范文篇4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浣鹑诖嗳跣员┞队诠首时臼谐∶媲埃硕嗬暮凶泳痛蚩恕?/P>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新兴市场范文篇5

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政府执政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独立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政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官方政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下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自从钉住汇率制崩溃以来，许多国家转向以监测通胀为目标的浮动汇率制近年来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明显减少反映了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汇率波动更有弹回性改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经使汇率波动到通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货币失谐已减少，这也减少了货币贬值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职能削减和产量的急剧缩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为浮动制有其优点，它能防止汇率高估，也可以帮助稳定资本流

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对干预的依靠显得日趋减少，但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对汇率的波动性听之任之干预会部分地反映一国和地区保持对其宏观经济或金融稳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货币的忽然贬值是随通胀上升紧跟而来的，这就要求提高通胀的目标新兴外汇市场也更倾向式的单方决策和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会受制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与此相应，许多国家把外汇市场深度缺失当作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外部平衡在浮动制下该会更缺少关注但是实际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汇储备量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上，央行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外汇储备量许多央行试图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开始的，其他的一些试图减少增长或储备水平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指导干预工具的标准和选择，调节外汇储备量：汇率影响市场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如控制通胀维持竞争或维护金融稳定性然而，干预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随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各国央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通过干预支持其固定汇率制，更有可能作为“做市者”的角色，为欠发达的汇市提供流动性因而，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为了防止市场过度辐射或者减慢汇率调整速度，同时，在金融压力下提供流动性，还有就是控制外汇储备量，或者为积累干预所需的硬通货，或者为减少运输成本而减少储备等

三外汇市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

据IMF道，2001年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将近有82%的干预是针对现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另外，在对不同外汇干预方法的调查中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即对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则相反实际上，央行不时地关注透明度问题是为了减少它们对汇率的影响当存在投机性攻击的风险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时，央行大多会考虑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预Canales-Krijlenko的调查表明将近半数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央行在干预时并不公开对外公布干预时金融工具的选择是现货外汇交易，而远期衍生物和货币间债务工具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数市场中，央行通常用电话与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过经纪人服务机构与经纪人顾客直接交易这种情况下，经纪人所喊的价即为央行所接受的价，或者调整价格以刺激做市者触到该价格在许多国家，电子经纪商与做市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都要求央行公开在市场上进行假如短时间内不能对参与者公开，则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方法如与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机构，然后与做市者进行交易，在特定价格限制下，使交易达到特定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据主导交易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市场上所用的技术，尤其对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选择的最大流动性的技术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大多数央行表明偏好“匿名”，这也表明在非市场交易中他们有时将直接与大公司进行交易当外汇储备量增加不影响汇率时，需要频繁的但小规模干预;若影响汇率时，则需要大的而非频繁的干预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所部署的技术和方法很明显比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干预方法要广泛的多这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过拍卖出售期货合约;外汇债务单位或指数化作为补充工具的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干预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对大规模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且最具流动变现的部分的现货交易

四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外汇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央行作为市场供求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处于市场的中心地位，不管政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动无条件的承担被动的外汇市场干预是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实现的，由此导致了被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其供需，会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外汇市场的出清转变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被动参与外汇买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央行的调控集中在外汇即期市场，外汇同业拆借市场和远期等交易手段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后者却不会像即期交易那样导致本外币的直接转化，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很小，可减少稳定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冲突另外，我国央行的冲销干预手段持续时间长干预规模大，在进行外汇干预时稳定汇率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大外汇市场的规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关的配套制度

首先，应当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波动完善外汇账户治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积极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这样才可能使中心银行摆脱在外汇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汇远期货币互换等交易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开发和培育新的调控工具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主体的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国际上已经有利用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对付游资冲击的先例，而且干预外汇及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我国应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Canales-Kriljenko，JI：“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May.

RamonMoreno：“Motivesforintervention”，BISWorkingPapersNo.24b.

新兴市场范文篇6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新兴市场范文篇7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变得空前脆弱，来自于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遗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在应付其成员国的货币与支付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显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援助也总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紧缩性调整方案。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在不确定性日趋显著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承受着高昂的代价。

政策含义

针对以上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无疑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利益进行了近乎完美的阐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却不断地表明，资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事实上，资本过度流入不仅可能引起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审慎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可能更为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投资一般与实体经济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伴随着进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这类资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证券资本流入和银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资本的过度流入，因而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中，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总比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从鼓励资本流入、扩大利用外资，以及减少资本外逃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解除资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利于资本的流入，因为它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国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并且出现了资本流入与外汇储备同时快速增长的局面，那么，适当限制资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将成为更为可取的政策选择。因为这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进而减缓官方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同时，在一国存有大量官方储备情况下，减少资本流出限制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该国的海外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既有利于提高国民利益（因为私人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通常会高于官方储备的收益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其次，在存在资本净流入的情况下，必须设法保持经常账户的适度逆差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际收支的均衡并防止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为此，当局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适当扩大公共支出水平和降低企业与个人的税收负担，以便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国内需求的扩大，一般会带动进口的相应增加，从而减少经常账户的顺差；同时，还会减少利用出口刺激国内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在通货紧缩时期，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通过扩大出口来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和就业机会。尽管这样的策略通常会取得成效，但它的另一个后果往往就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方面的压力将会显著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也会相应减缓。

新兴市场范文篇8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公务员之家

新兴市场范文篇9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革命后的150年期间，先是法、德、美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又赶了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大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了大约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曾引起世人的称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钦羡。

当今我们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与过去历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这些国家数目众多，不像过去那样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而是成为一个群体。它们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载文说，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称，目前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文章说，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估计，已不是像当年克林顿那样，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人们都特别重视其中的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把它们一并冠以BRICs(被译成“金砖四国”)的称号。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这些新兴国家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东欧、中亚、中东等各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与过去的新兴国家只限于某一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也不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员经济关系密切，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在迅速加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美国高盛公司早已提出，BRICs四国之间互补性强，关系密切。它们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载文，援引“某经济界人士”话说：“这四国都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它们之间己形成良性循环。”他解释说：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给俄罗斯和巴西注入了资金，其中俄罗斯是石油生产大国，而巴西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里且不说这些大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的增强。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上述种种特点，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全球国家分类中，被视为单独一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过去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2004年开始，将全世界国家重分为两大类：先进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原因

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如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例如，在这20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印度约为6%。新兴国家的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更要高得多。在上述两个十年间，后者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9%和2.6%。即使增长率较低的拉美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也高于这个水平。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文章谈到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说：“在老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济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的时代。在新兴世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

如此之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以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呢？

首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开始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之前，都已走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发展路程。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获得独立时算起，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十年。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国，更早在19世纪初就已获得政治独立。至于俄罗斯，其前身的苏联，经济有了更高度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增长之前，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其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次，这些国家在其不算短的发展过程中，都在寻找最适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其间，有得有失。不少国家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挫折，如中国长达十年的浩劫，拉丁美洲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债务危机，俄罗斯更是十年之久的转轨期的沉沦。这些国家都从它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了宝贵的经验，更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顺应世界的潮流，以适当的步骤，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这样做了的国家，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

最后，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立斗争的局面成为历史，两个互相平行、互相隔绝的市场开始结合成统一的大市场，世界真正迈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各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互联网在全球的日益普及为世界各国间更加紧密的交往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新一轮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拥有相当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行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趁势而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是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

快速发展的内涵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是什么，是我们应予探究的。这个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是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自然过程。农业经济是停滞的或发展十分缓慢的，只有实行工业化，转向工业经济，才会出现快速增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跃进式发展。这就是它们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当时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发展中国家独立之初，也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它们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先走了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走这一步。

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的内容和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也不相同，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当初英国实行工业化时，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过去有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或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农业，这个国家就算是完成工业化了。如按这个标准，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完成工业化了；后来美、德等国进行工业化时，它们首先发展的也是轻工纺织业，但当时已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它们以更大力量发展重化工业，以及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电机、石油和更先进的机器制造业。美、德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化时，不仅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而且这些新兴部门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看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起步并加快进行时，正值战后新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之时，它们起初也曾发展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向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用电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及飞机引擎等。当它们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时，不仅工业生产和就业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农业，而且工业中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更大大增长，成为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它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愈益提高。

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基本内涵仍然是推进工业化。但此时与“四小龙”崛起的历史时期又大不相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中，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了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变成知识经济，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一新时期，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能沿着老工业国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信息化。信息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有更大发展。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商业、运输业等服务业，而是采用信息技术的、高效的、多样化的服务业。新兴市场国同样也必须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总之，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工业化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是一种跨越式工业化。其实，过去经历过的工业化，也都有某种跨越性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才更高，发展势头也更强劲，速度也更快。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进行这种新型工业化，一方面，其难度会更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的经验看，这些国家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速度会更快，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至于这种新型工业化的进度应以怎样的指标来衡量，怎样才算完成，何时才能完成，这是需要多方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目前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国家的GDP总量何时才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这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的特点和进程，虽有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持续发展问题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四大新兴国家(BRICs)时曾提到，如果这四国经济发展顺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CDP将超过六个主要发达国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0年内，则将超过这六大国。该公司的经济学家曾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四国”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大于G-7(英国《经济专家》周刊，200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后五年，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6.8%，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占全球产业的2/3。这些预测都设有前提条件：“如果这四国发展顺利”，“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如果照此下去”等等。

在谈到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时，有些评论都提到当前正值世界经济的新一个增长周期，而没有对它们更长远前景的展望。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能不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直到基本完成工业化，或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发达国家呢？它们目前的快速增长是周期性的高增长，还是超越生产周期的一种长期趋势呢？

应该承认，2003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又一次衰退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就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也有了起色。根据历史经验，这一增长周期仍将持续几年。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新兴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年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对进口石油的国家不利，但对石油出口国家，如俄罗斯以及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则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对于新兴国家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周期波动，或是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个别因素，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更不会中断这种趋势。这是由于，从历史经验上得知，当一个国家已走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它都会持续进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产业革命为起点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战略的韩国等，都经历过超越经济周期的较长快速增长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脚步。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是这样。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也有所论及，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9月)载文，把当今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带动世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状况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和1870—1913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相比，认为21世纪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文章说：“只要新兴经济体迈向自由开放的市场，保持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发展更好的教育体系，它们的长期前景被看好。”美国耶鲁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腾撰文说：“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发达国家免不了要发生经济衰退，这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不大可能单独爆发大范围的危机。”(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前所述，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是由它们进行改革开放推进和激发的。但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必须进一步深入进行改革，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教育和医疗落后，官僚主义和贪腐现象相当普遍，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妨碍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已引起重视，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减轻和解决。

理论上的简要说明

为了对当前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有深入的理解，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所得产品的价值，除用来支付工资和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固定资产之外，没有更多地投入下轮生产，那么其规模就不会扩大，这是简单再生产。反之，如果能有更多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并转化为资本投入下一轮生产，生产规模就会扩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只有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才能加速增长，而为此，资本积累规模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就要求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加强劳动强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加速进行之时，也正是其资本积累加速扩大之日。众所周知，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仍继续从加紧占领和掠夺殖民地中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源泉。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发展，也必定是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实行过资本原始积累，更没有占领和掠夺过殖民地，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独立时，这些国家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它们通过外国资本国有化和掌握了一定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之前，也从本国工农业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中进行了一定资本积累，它们又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举借外债，吸引外资，获得了一些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后，其内部资本积累规模和外部来源更不断扩大。

马克思主义另一条基本原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社会生产就会受到阻碍和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正是生产力空前迅速进步，出现科技革命的时期。当时这些国家为适应这种形势也都曾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一定调整。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更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包括国内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定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生产方式和旧观念，为生产力大发展开阔广阔的天地。

关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也可资参考。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W.W.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若干成长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罗斯托的理论史观是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分析，认为人类的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但他从经济历史发展经验的概括中提出的“起飞”概念，却已为人们普遍采用。如果依他所说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当可认定新兴市场国家已走过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正处于起飞阶段或甚至正向成熟阶段迈进。依他所说，“起飞阶段”是克服了妨碍经济不断成长的旧的障碍和阻力的时期，这一阶段，有效投资可能大致从占国民投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新工业迅速发展，新的企业家阶级日益扩大，工农业都推广了新技术。而“向成熟推进阶段”，则是虽有波动，但仍在持续前进的很长时期。现代技术已可推广到其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国民收入约有10%—20%经常用于投资。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由于采用了较精深和较复杂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已能生产它要生产的任何东西。当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他认为有些国家都在先后“起飞”，他并没有料到以后许多国家会遭遇到种种挫折。

此外，还可以提到康德托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50年左右的长周期，每一周期由大约25年的上升期和同样长的下降期组成。这一理论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后，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即使赞同者中，对如何产生长波的原因，也其说不一。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技发明和创新是长周期背后的动力。每一次长波的上升时期，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大量涌现，并得到应用，世界市场迅速扩大。这时，通常总会有一些后进国家趁势而起，加入这一上升的浪潮，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致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推动力。按照这一理论，目前应是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期。而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次经济长波上升期的最重要的表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基本完成工业化时，韩国经济学家金永镐曾发表文章(日本《经济评论》杂志，1987年)，把经济长波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自从18世纪末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长波，也相应地经过了“四代”工业化。首先是第一次长波(1790年到1844—1851年)期间，英国完成的第一代工业化；其后是第二个长波期间(1844--1851年至1890—1896年)，由法、德、美等国完成的第二代工业化；继之是第三次长波(1890—1896年至1948年)期间，由意大利、日本、俄国等进行的第三代工业化；其后是在20世纪下半期第四次长波期间，由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完成的第四代工业化。他具体对比了历次长波的时代特点和相应各次工业化的特征。照此推演下来，当前的工业化就应是第五个长波期间由新兴国家进行的第五代工业化。如前所述，这次工业化浪潮规模之宏伟，参与国家之众多，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都是过去历次工业化所不能比拟的。

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过长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时至今日，它们在经济水平、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各方面，大体上是处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位置。在这一位置上，它们与发达国家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都愈益增强，从而与这些不同类别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都在迅速加强。前边援引的耶鲁大学加腾教授所说的：“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把“中心”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国际剥削中心，则这一论断是不错的。

具体地说，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归纳如下：(1)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和日本，9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也已明显减弱，而新兴市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显著加强。

(2)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提高，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27%增长到33%以上，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制成品，又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从这种商品贸易中，双方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来说，廉价商品的进口，不仅满足了其消费需求，且对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近年来经济的复苏，也是与它同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出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新兴国家生产的快速增长，对能源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这必然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开发国内资源，另一方面，与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其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中的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加强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3)新兴国家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流人对象。据加腾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流人这些国家资本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与90年代不同，这一次不是股票债券投机，而是国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近年来，这些国家净外来投资增加了92%，股票债券的净投资额略有下降。目前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大跨国公司纷纷计划今后大幅增加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西方大企业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规现象。

(4)新兴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加腾把这些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个“关键变化”。他说，直至20世纪末，这类公司还是凤毛麟角，如今，主要国家的各行各业已经出现了1000多家新兴的热门企业。它们能获取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时也以低成本为当地提供产品和服务，有些则带动当地的革新。许多公司将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创建浑然一体的全球性企业。作为一种新类别的企业，它们将拉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关系(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此看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积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但美国有些人却把它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归咎于中国，如他们认为，中国把大量低廉产品销往美国，导致了某些行业工人就业的减少。其实，这些年来，美国总体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如果不同产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减不一，这主要是美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美国又有些人把美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不断扩大，也归咎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其实，美国经常项目不断创造新记录，主要在于美国这个一向保持高额消费和过度消费的国家，进口经常大于出口，这个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主要是由来自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予以弥补，只要美国的过度消费不改变，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扩大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新兴市场范文篇10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公务员之家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