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发展十篇

新兴经济发展篇1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新兴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新兴产业；低碳经济；能源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2011年11月，我国政府出台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1]如何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壮大新兴产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直接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新兴产业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发展问题，旨在促进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特点

我国传统生产模式下的产业过度依赖石油、煤炭等能源，这些能源不可再生，且在应用消耗的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而与传统的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则有效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逐渐摆脱工业生产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兴产业具有低碳特点，与传统生产模式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不同，新兴产业经济环保、高效节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我国营造健康、绿色的生活空间。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发展新兴产业的对策

未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是资源、能源的储备较量，谁拥有丰富、大量的资源，谁就能在市场调控下占据优势。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措施，我国具有前瞻性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全面贯彻低碳技术与低碳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积极的意义。

1.调整产业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更大的挑战，我国迫切需要调整与改革产业结构。为了应对能源逐渐枯竭的严峻形势，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我国要从根本着手，从产业源头减少碳污染。因此，我国应加大产业调整、改革的力度，更新耗碳量巨大、耗电能极高的陈旧设备，采用具有节能减排效用的技术与设备，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同时，我国应进一步严格控制落后产能，号召各企业单位做好执行项目开工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工作，统一并加快以低碳、高效、少污染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我国各企业单位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新形势下力求与时俱进，调整内部结构，引入环保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进而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贡献。

2.制定低碳产业发展规划

为了有效地改善环境污染局势，缓解能源的消耗压力，我们必须全面、清晰地认识高碳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必须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长远的低碳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各企业认识低碳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明确发展思路，确定目标任务。只有这样，我国各企业单位才能顺利地调整内部结构，为实施低碳可持续战略奠定基础。

3.大力开发低碳能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能源技术正朝多元、高效、环保、可再生的方向发展。过去我国为发展经济应用的传统能源都存在低效、高污染等问题，有的能源在开采消耗的过程中会严重破坏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且大多数能源都不可再生，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这一局面，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是徒劳，因为破坏了生态自然，就如同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因此，我国将大力开发新型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诸如太阳能、生物能、热能等绿色能源的利用率，以新型低碳能源代替传统能源，进而维护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加强国际间交流来往

要想实现技术创新，利用新型能源力量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进程，加快新兴产业的建设脚步，就绝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始终与国际技术前沿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内，紧追国际趋势。加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科研往来，积极吸纳、借鉴、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设备，争取到技术支持，才能进一步实现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将我国的产业发展引领至国际水准。

三、结语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2]对于我国而言，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逐步实现向新兴产业的调整转型，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国应有效采取发展策略与手段，制定切实发展规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力度，进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推动经济快速的发展。”[3]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作者:王嘉 单位:辽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明娟.低碳经济视角下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5）：34-35.

新兴经济发展篇3

会稽村由原昌锋、毓秀桥、铸铺岙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记者发现,有些家庭拥有多套住房,在网上了出租信息。目前,这里的市场价位在每平米三四千元。郦银仙等新市民通过宅基地置换,不仅拥有了产权,并可进入市场化流通。据介绍,绍兴市根据统筹区位优势和块状经济特点,在尊重农民意愿、兼顾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多种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和具体建房模式,培育和发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农村住宅集聚建造后,对宅基地外的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采用出让、转让等多种方式有偿使用和流转,将收益归村集体所有或补偿给农户。村级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制合作改造,集体收益纳入利庄公共建设基金,专项用于本村公共设施建设。这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还增加了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提高了农民幸福指数。

八种典型模式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绍兴市顺应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快的新形势,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积极实施社区股份制改造;以市场为导向,走以物业经济为主的多元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村级集体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逐年增强,资产总量持续扩大,收入构成日益多元。具体来说,绍兴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大致有以下八种典型模式:

物业经营型。综合利用本地或外地区域经济优势,通过新建、改造和购髓标准厂房、营业用房、三产设施、专业市场、民工公寓等物业设施,获得长期稳定的物业租赁收入。如绍兴县平水副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为扶持南部山区平水、王坛、稽东三镇的48个经济薄弱村,在规划建设区划出60亩土地异地集中建物业用房,按绍兴县、平水副城建管会、乡镇、村“各出四分之一”的原则分摊土地出让及建设费用,厂房所有权及收益归各行政村所有,目前经济薄弱村年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

资源开发型。发挥当地的农业、水利、矿山、旅游等资源优势,采取股份制开发,合作联合开发、产权转让、经营使用权转让、租赁等多种形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新昌县巧英乡溪口村利用丰富的毛竹资源优势,实施毛竹低产林改造和毛竹林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进竹制品加工企业,使资源转化增值,实现利级集体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型。通过资源整合、区位辐射、龙头带动等途径,推进产业发展,加快创业增收,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符合市场要求的发展模式。如越城区东湖镇水产村依托大昌水产市场,发展水产养殖业,水产村及周边村村民800多人从事水产品产销经营,外拓湖面近15万亩,成为远近闻名的渔业专业村,2009年市场成交额达14.58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达800.48万元。

存量盘活型。通过对村属集体厂房、土地、电力设施、校舍、旧办公楼、沿街店面等实物资产的改造利用,发掘存积闲置资产潜力,使之成为能给集体带来长期因定租金收入的资产。如上虞市东关街道高泾村利用宅基地整治的有利时机,投入60余万元。拆迁改造村属闲置畜牧场,新建标准厂房2300平方米,村级集体经济每年新增租赁收入约14万元。

资本经营型。对集体现金资金总量较大的村,引导其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将村级资金直接投人效益稳定的各类投资平台,获取固定投资回报如绍兴县柯桥街道双梅、中泽等10个村共同投资入股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6400万元,占总股本的40%,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480万元

服务配套型。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提供仓储,运销、信息中介、设备、集散场地、水电供应等有偿服务,实现服务增收,如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充分发掘农户种植蔬菜的传统优势,由村集体投资建设钢棚出租给菜农,发展大棚蔬菜126亩,每年收取稳定的租赁费6.3万元,农户种植蔬菜收益每亩提高了1000多元,实现了双赢。

股份合作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近郊村、城中村、同中村实施股份制改革,建立起适应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为集体经济发展打造“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运行规范,管理高效”的全新运作平台。如睹暨市店口镇店口社区由原先7个村和1个居委会合并而成,2007年社区将4400多万元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实行股份制改造,2009年可分配收益达222.77万元。

结对帮扶型。通过资金、项目、人才等的帮扶,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提高经济薄弱村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如嵊州市下王镇的9个经济薄弱村和通源乡的4个经济薄弱村,分别在市县有关部门和市级结对帮扶部门(单位)的支持下,以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共同参与水电站的建设和经营,预计建成后每村每年可增收5万元以上。同时,建立“村企结对”有效机制,为搭建“企业回报社会,城市反哺农村”搭建平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建,实现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和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之举。2000年,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主动提出与新昌县渡皇山村建立村企结对关系。结对以来,万丰集团已累计资助渡皇山村70余万元,帮助建造了村完全小学教学楼、通往东坞自然村的公路,安装了村自来水工程等,还为村解决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让村民优先得到工作机会。

提升运行质量

围绕“强村富民”的目标,绍兴市抓好经济薄弱村发展,“造血”与“输血”并举、重抓“造血”功能培育,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后盾。特别是以发展集体物业经济为主要形式,以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为基本动力的创新模式,推进村级集体经济主要增收途径由资源经营为主向资产经营为主转变、集体资产产权由主体模糊向主体清晰转变、发展模式由分散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变,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据统计,2003年以来,绍兴市共投入村庄整治资金99.84亿元,其中村级集体投入25.75亿元,占25.79%。通过多轮的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活动,经济薄弱村逐步消除。2005年全市5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1358个,占总村数的32.9%。到2009年底,全市5万元以下经济薄弱村减少到392个,占总村数的16.5%,比重比2005年下降了16.4个百分点。

绍兴市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新途径、新机制,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村级集体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一是基础更实。开展了行政村规模调整,全市行政村数量由5102个撤并为2241个,缩减了56%,逐步实现了“规模并大,实力并强,班子并优,布局合理”的目标。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十大网络”建设,促进了农村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夯实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基础。二是力度更大。近年来绍兴市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从2008年起,又实施了全市欠发达乡村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加大了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三是机制更活。创新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农村集聚发展机制和城乡结对帮扶机制,加大“三资”管理力度,使村级集体经济驶上了健康快速发展轨道、为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问题,绍兴各县市不断探索。2009年2月27日,新昌县小康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这是绍兴市成立的首家新农村建设投融资公司。目前,绍兴市已建立了多家新农村建设公司,通过“像经营城市一样去经营农村”。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建设用地难和融资紧的矛盾,加快农村住房改造建设、中心村建设步伐。

新兴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都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经济学必须探究内在于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必然会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经济学必须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具体社会中人的理性问题。其实，从经济学学说史的发展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经济学都是全部经济学的历史名称；而且，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不是什么截然对立的，两者只是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差异。基于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西方经济学界也往往存在两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一是注重哲学思辨，二是主张数理实证。前者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派别所注重，后者则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即使如此，西方目前依然有许多主流的学者也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批判那种象牙塔里的数字游戏。当然，尽管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学科交融的苗头，但掌握话语权的两派人士却往往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学科体系。其实，如果真心求学问的话，本该奉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更不要说这两个分支本身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片面性。一方面，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使得其研究出发点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缺乏从人类基于互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来探讨人类行为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考虑了行为的社会关系，但却因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关系甚至财产关系方面而同样缺少对人类的微观行为机理的研究。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更完整的经济学科，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更体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新兴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新兴产业；北海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2）05-0058-02

营口北海新区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交汇点，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五点一线”的重要节点，也是营口老城区与部级经济开发区——鲅鱼圈区的重要节点。作为这一区域的北海开发区，只有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才能快速提升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将对营口市乃至全省各相关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北海新区长远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营口未来区域发展中心的北海新区，新区规划面积123平方公里，东起沈大高速公路、南至望海寨、西邻辽东湾、北至沿海产业基地三期，规划人口65万。新区位于营口滨海带型区域的地理中心，是连接营口老城区、北部沿海产业基地与鲅鱼圈部级开发区的中心区域，北距营口老城区约30公里，南距鲅鱼圈亿吨大港15公里，距正在建设的海港支线营口机场16公里。

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北海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一是能够进一步树立城市品牌形象。北海新区定位为营口市未来的行政中心、商贸中心、中国电机产业之都，它的开发建设对于提升城市品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营口市乃至整个辽宁对外交流和展示的门户和标志性地区，空间区位的中心性也决定了其功能中心性，使之成为滨海中心向腹地辐射的重要节点。二是有利于带动两翼发展，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北海新区在建设中极其重视区域新兴产业的引入，中国电机产业园的规划和开工生产，必将使得两翼的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和鲅鱼圈开发区相关产业的承接，从而带动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拓展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的进入和建设将使北海新区产业结构优化能够站在高起点上，能够促进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并带动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兴起。

二、做强电机产业集群，引领全市新兴产业发展

电机产业作为北海新区的新兴产业，在总体规划上要打造中国电机产业之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全省对于电机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过去电机都从南方订货，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不便。营口北海新区正是从坚持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的理念出发，利用新区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政策优势，还有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优势大力开拓电机产业市场，努力打造中国电机产业之都。北海新区电机产业园规划面积34平方公里，定位于形成国内外大、中、小型电机企业的产业集群，打造中国电机之都，是集世界和中国各系列，各门类电机及相关产业链产品研发、制造、销售、集散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电机产业园区现已完成总体规划设计，目前，检测和研发创业中心、生活服务中心正在建设，14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正在进行主体建设。新区电机产业园已开工项目101家，投资总额285亿，达产后年产值300亿元。进一步提高北海新区电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高度集聚电机产业，促进园区内外企业的合作和结网。要通过政府、行业中介机构等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构建由空间上的集聚所结成的一种合作网络，营造北海新区独特的区域经济环境，形成共同发展的强大的电机产业集群竞争力。

2．形成新区电机产业龙头，带动下游新兴产业发展。要把投资3亿元的营口富士电机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的沈阳实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的宁波冠连机电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的沈阳黎明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等作为园区的龙头企业，使之发挥产业集聚和带动作用。要发挥好政府职能作用，把北海新区周边的产业资源纳入到整个产业集群的制造体系之中。营口市各园区的相关企业要主动成为龙头企业的下游，承接产品配套生产，使电机这一产业得以发展壮大。进一步加快电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尽快完善园区功能设施，促使全省乃至全国的电机产业资源将不断向园区集聚。电机产业园区各级研发中心要以研发优势带动电机产品创新，引领营口市装备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带动营口产业升级，推动全市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3．完善面向新兴产业服务体系，为电机产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北海新区要高质量服务于企业，为落户企业提供一个规划合理、环境优美、人才荟萃的产业平台，使之成为营口加快发展的强劲引擎。充分利用好营口大学园区，为沈阳工业大学等大学落户北海新区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开设电机专业为新区电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鼓励和扶持优势重点电机企业跨地区经营，设立办事处，组建营销网络，实现整个营口地区乃至全省范围内的电机资源优化配置。

三、凸显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营口北海新区在经济建设中，要把发展新兴产业放在首位。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乃至沈阳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营口市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虽然营口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将是营口市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营口市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其偏离度值在辽宁沿海城市带中排名第二，在沈阳经济区中排名第一，说明营口市产业结构效益低下，很大程度上需要进行结构调整。2004—2008年间，营口市产业结构变动度才为8.07%，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变动率小，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升级优化。营口应充分利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战略给营口市带来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支持，营口应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现代服务业作为新兴的产业，是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是衡量地区综合竞争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区域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平稳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发展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城市发展经济中的比重，是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和新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的重要保证；对于促进营口市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于扩大就业，适应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对于促进区域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北海新区要依托新的营口市行政中心、商贸中心职能以及当前营口的工业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产业层次，改善产业结构。积极拓展第三产业，要从生产业、消费业及公共服务业三个方面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北海新区自主创新与经济服务功能，从不同层面依托北海新区位居城市中心位置，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并引领全市现代服务业稳步提升。

1．加快发展物流业和职业技术培训业。北海新区极具交通优势，要合理利用哈大高铁、高速、鲅鱼圈港口、营口机场的交通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城区物流业。使北海新区物流成为连接主城与周边地区的重要节点。使之成为带动营口地区物流业发展的领航者。加快发展北海新区职业培训，为北海新区提供人才保证。新建营口大学园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园区要为区域发展提供专业人才。营口市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非常强，北海新区要充分利用临近优势促使新区实现校企合作，培养配套产业人才。还要发挥大学园区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输送管道的作用，为本地区现代服务业提供专业人才。

2．借助滨海优势，发展消费业。北海新区要利用滨海优势，发展滨海休闲、旅游、度假产业，发展滨海休闲度假；利用发展城市文化、娱乐业，带活当地及周边区域经济，丰富居民生活带动都市文化娱乐。充分发挥本区域旅游资源丰富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并结合周边望儿山、鲅鱼圈月亮湖、天沐温泉等特色旅游资源，共同全力打造部级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两大旅游品牌，引导全市区域旅游业资源整合，拉动营口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北海新区也要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和商贸产业集群，利用江苏大雄及钱塘潮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引领营口地区商业品位的不断提升。北海新区房地产开发不仅改善了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环境，也将带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开发和建设。北海新区要努力打造滨海商业街，建立区域性大型商贸中心，满足居民生活，并支持和带动区域周边房地产业的孵化和发展。北海新区利用好区位优越的交通优势，就能为营口地区商贸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成为营口商贸产业的中心门户。

3．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亮点。北海新区在建设中要秉承把握公众需求的理念，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服务的职能，切实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业的满意度。正在筹备建设中的北海会展中心、展览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科技馆、规划馆等公共设施，要千方百计满足新区市民生活需求。随着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建设的日趋完善，公共服务领域消费必将成为带动营口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总之，营口北海新区在建设中结合区域自身优势，以电机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载体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抓住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着力推动新兴产业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就能强劲推动营口北海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忠宏，石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J].中国发展观察，2011，（1）.

新兴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24—04

中共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力争到2017年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作出了“一统三化两转变”的战略部署，其中突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同时，党代会报告也明确指出：“总体上看，重庆仍然处在欠发达阶段，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就面临加快发展与加快转变双重任务，即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要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如何实现这双重目标？唯有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必须更好地把握市第四次党代会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战略思想。

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从概念上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了两个核心词：“战略性”和“新兴”。其中，“战略性”是针对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指的是这些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极强的拉动效应，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产业。“新兴”则是针对技术的新颖性和市场的可开拓性而言，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市场认知度比较低、产品和服务不成熟、相关的标准和政策等不完善，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上。战略性新兴产业显然是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的“交集”。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的一部分。它必须符合新兴产业的自身特征，也就是说，它是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产业的成熟度不高、价值链条不完整、市场需求不显著。其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中能够成长为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那部分。也就是说某些新兴产业虽然目前产值不高、效益不明显、引导性不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扶持和发展，能够在未来产生较高的增加值和利润或者引领其他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而升级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综合不同学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可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概括如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以科技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为基础，能够引致社会新需求、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能在一段时期内成长为对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行业和部门。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等特点。（1）全局性。是指这种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2）长远性。是指这种产业在市场、产品、技术、就业、效率等方面应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可持续的。（3）导向性。是指产业的选择具有信号作用，它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重心，是引导资金投放、人才集聚、技术研发、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4）动态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根据时代变迁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新要求。

二、重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对比全国产业结构水平，重庆产业结构矛盾较为突出。从“十一五”期间的情况来看，重庆第一、第三产业在地区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强化（见表一），而同期全国产业结构却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上升。显然，重庆产业结构重“重、厚”型与全国经济发展趋“轻、薄”型相背离。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重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

2.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集约化水平低

由于重庆经济发展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因此，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加和积累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时期，但投资率都没有达到重庆现阶段水平。如日本1961年～1973年经济增长率为9.7%，平均投资率为34%，韩国1966年～1979年经济增长率为9.2%，平均投资率为30.4%，而重庆“十一五”期间年均投资率高达57.9%。显然，重庆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明显，而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低，增长方式粗放。如何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重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迫切解决的主要矛盾。

三、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重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意义

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重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有三条路径：一是制造业和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三是发展新兴产业，用更先进的产业门类替代衰退产业。在这三条路径中，前两种是常规发展方式，是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基础，而第三条路径则更具有“质变”特征，它是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长期以来，重庆以工业立市，不断重复“技术模仿、产业跟踪、商业模式复制、大规模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路线，主要经济资源投向产业规模扩张，主要技术来源依靠区外引进，技术投入不足，导致在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比重过大，落后生产技术、工艺、环节、产品比重过大。在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重庆传统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仍在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国家当前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形势下，重庆唯有迎头赶上、紧抓机遇，通过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新兴产业的增长来稀释传统产业的比重，用新兴产业技术的渗透来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用新兴产业的扩张来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重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重庆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瓶颈和难题：土地空间、能源资源、人口承载、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供给紧张的矛盾日趋尖锐，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要破解资源、能源、环境瓶颈的制约，就要求重庆必须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高度重视资源的接续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为此，重庆唯有大力培育和发展知识密集度高、资源消耗量少、环境友好、效益明显且具有较强成长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努力降低创造单位价值所耗用的经济资源和生态代价，以集约化增长方式来提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重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对比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重庆仍属欠发达地区。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时期核心竞争力、抢占长远发展制高点的主战场。面对新形势，重庆唯有主动适应宏观经济的新变化新趋势，紧紧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切实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点，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摆脱欠发达地区的“后发劣势”，更好地赢得发展新优势，加快实现经济转型与跨越发展。

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

1.制定发展规划，明确战略重点

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立足重庆产业发展的实际，按照“规划带项目”的基本原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手笔、高起点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关于加快发展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或《重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纲要》，明确重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目标，优化产业布局，引导产业集聚，使其与国家整体战略、产业战略以至产业布局都能够较好协调，发挥协同效应。

2.突破发展瓶颈，完善政策保障

要认真落实国家扶持政策，用足用好西部大开发政策、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国家扶持三峡库区发展政策，并对目前重庆涉及现代产业发展的各类政策文件进行梳理、调整和完善，针对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制定、修改并完善文化创意、现代旅游、信息服务、现代物流、区域总部经济等一批扶持政策，构建现代产业的政策体系，切实加强政策可操作性，为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级部门协调，减少管理环节，提高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对社会投资的“引爆”作用，加快制定包括财税、采购、投资、信贷、科技创新、资源环境、重大项目建设、空间布局、基础设施配套、中介机构、区域合作等政策，各项政策措施之间互相配合和协调，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3.加快园区建设，构建发展平台

工业园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平台。工业园区特色鲜明、产业集聚度高、规模效益显著。要按照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服务的要求和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的责任，完善园区道路、交通、供水、供气、供电、供热、通讯、网络、污水处理等公用服务设施，夯实硬件基础，丰富园区功能。同时，加快园区的功能开发和载体建设，大力推进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适应的各类特色功能载体建设，积极在园区创建研发中心、科技工业园、贸易加工区，逐步完善行政服务区、商务服务区、生活区、物流区等配套设施和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增强开发功能，加快实现从土地开发向功能开发和特色开发的转变，努力构建产业链条长、资源循环利用、基础配套完备、集成创新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

4.立足核心企业，带动产业发展聚集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是“弱势”产业，需要精心培育，通过核心企业或龙头企业带动，有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重庆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大产业的成长、发展、聚集，离不开大企业。重庆的每个支柱产业背后的支撑都是一批在国内、重庆及相关行业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重点骨干企业。立足核心企业，聚集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和发展，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推动区县合作，促进产业对接与合作

当前重庆市各个区县在加快各自经济发展中，争投资、争项目、争技术、争人才，竞争较为激烈。但从长远看，合作是各层面、各领域的趋势。越早合作，越早受益。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为重庆各区县的发展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各区县都应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推动和参与到区县域经济合作中去，努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对接与合作，从而推动各区县经济和重庆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6.健全投融资体制，强化资金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决定了在成长阶段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为支撑。因此，必须建立多渠道有效的投融资体制，充分调动各种类型的资金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战略产业投资的良性循环。一是要设计和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政策。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通过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发，引导社会资本向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投资。二是要建立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战略性技术投资、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助等机制，引导境内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类公司等投资机构来渝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投资业务。三是要建立各种融资渠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嫁接的机制，引导各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体系和保险、担保联动机制，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创新，完善担保风险补偿机制。

7.推动科技创新，增强科技支撑

应以市场为基础，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紧紧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和引用，搞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接服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一是以重点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建设以生物工程、先进制造、生态环保等技术开发和以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为主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支撑，促进发展。二是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鼓励骨干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尽快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三是进一步整合、重组和优化现有的大型仪器、科技文献、自然资源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条件保障。

新兴经济发展篇7

一、经济超预期复苏回升,个别领域出现下行迹象

(一)印度经济强劲增长,但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去年印度经济增速放缓至5.7%。今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印度经济呈增长向上态势,1、2季度分别增长8.6%和8.8%。制造业和采掘业增长迅速,2季度增速高达12.4%和8.9%,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但农业依然疲弱,仅增长2.8%。受外部需求放缓影响,出口增速逐月下滑,7月增长13.2%,而进口增速高达34.3%,当月贸易逆差超过130亿美元,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受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放缓,6月增长7.1%,而前5个月增速均超过10%。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大幅增加,2季度间接税(关税、消费税和服务税)同比增长43%,但今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仍超过10%,未来削减赤字压力依然较大。高通胀是当前印度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核心风险,今年以来虽然消费价格指数呈逐月下降态势,但7月仍超过10%,受农业增速低、农产品供应不足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尤为明显,居住价格涨幅也较大,加之外需不稳、出口和工业生产呈下行趋势,印度未来能否维持高增长态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巴西经济摆脱衰退,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

去年巴西经济下滑0.2%,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衰退程度较轻。今年1季度,巴西经济增长9%,复苏速度大大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季度经济虽有所降温,但增速仍高达8.8%。巴西是内需主导型经济,今年以来,内需的持续增长是经济迅速摆脱衰退的重要原因,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长11.5%,投资同比增长26.2%,1―7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8.5%。尽管2季度后欧美市场需求减缓,但受新兴市场国家需求强劲影响,7月出口增速仍达25.0%。工业生产增速放缓,由3月的18.9%下降到7月的8.7%。通胀形势比较平稳,1―7月平均涨幅5%左右,4月后呈逐步下降趋势。就业形势稳步好转,至7月失业率已降至7%以下。近期巴西宣布将削减相当于GDP1%的财政支出,逐步退出财政性刺激政策,受此影响国内需求可能有所放缓,但由于巴西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大力发展新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其经济发展前景依然良好。

(三)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但内生性增长动力尚显不足

去年俄罗斯经济下降7.9%,是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跌幅。今年1、2季度,受外贸盈余大幅增长影响,俄罗斯经济分别增长2.9%和5.2%。出口快速增长,2、3月增速超过60%;但受石油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4月后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至7月已降至23.2%。进口增速逐月加快,其中7月增长31.2%,年初以来首次明显超过出口增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今年前6个月平均增长10%左右,但受出口放缓等影响,7月增速大幅放缓至5.7%,连续2月呈下滑趋势,加工工业和采掘业增速下滑最为明显。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失业率由年初的9.2%降至6月的6.8%,但7月反弹至7.0%,当月失业人数自1月以来首次增长。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逐步趋缓,由1月的8.0%降至7月的5.5%,仍存在一定通胀压力;食品价格上涨较快,1―7月累计同比上涨5.9%,远高于同期欧盟国家的1.4%。2010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5.4%,较上年的6.2%有所改善。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外需和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影响较大,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投资长期处于负增长或微弱正增长状态,出口和工业生产下行趋势明显,加之出现严重自然灾害,今明两年经济复苏形势仍不容乐观,不排除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

二、采取措施力保经济继续复苏,积极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

(一)大力推动绿色新兴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主要新兴大国也顺应国际产业发展潮流,大力推动绿色新兴产

业发展。印度计划到2022年将太阳能装机容量扩大到2万兆瓦,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近期对外公布了离网及屋顶太阳能应用新规则,并于8月签订了100兆瓦的太阳能电力购买协议,以加速推动太阳能发电的应用。巴西近期成立了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政府工作小组,并将电动汽车的工业产品税由25%降至7%,巴西政策性银行也计划为电动汽车的研发和销售提供贷款支持;此外,巴西还积极推动汽车使用生物乙醇等清洁燃料。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拉动投资和解决就业,促进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继续复苏,并为其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打下基础。

(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创造有效需求,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俄罗斯将组建总价约合6.7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为电力、公共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并计划3年内将基金规模扩大一倍;同时,俄还将通过提高汽油消费税的方式组建联邦道路基金,计划到2015年前将俄85%的道路进行维修,并新修1.4万公里公路。为筹备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巴西将投资约30亿美元用于机场建设,并积极筹建圣保罗等节点城市间的高速铁路。相对于发达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潜力巨大,当前开展的大规模建设不但会助推其经济稳定复苏,而且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发展。

(三)更加积极吸引外商投资

受欧洲爆发债务危机、新兴大国利率较高和经济实现超预期复苏等因素影响,新兴大国的外资流入大幅增加;上半年俄、印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达210亿美元、43.9亿美元,均是上年同期的数倍。近期主要新兴大国积极采取措施为未来引资做准备,例如今年以来印度大幅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外商在印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外国航空公司增持其在印国内航空公司的股份、外国散户投资印股市等。由于外国投资者日益看重新兴大国市场加之国内软硬环境不断改善,相信外资将为其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大支撑。但也应看到,当前流入新兴大国的资金带有一定的避险性质,不但会因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反向出逃,而且易诱发本币升值,从而对其未来经济稳定运行构成潜在威胁。

(四)延长部分刺激经济政策期限

今年以来,主要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陆续到期,加之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国内通胀形势严峻,各国已开始退出部分财政和货币刺激经济措施。然而,今年2季度以来,受外需增速放缓影响,主要新兴大国出口及相关的工业生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速迹象,对此,各国纷纷延长刺激经济政策期限,力保经济继续复苏和防止二次探底。印度将延长出口刺激政策,重点支持纺织品、手工制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体措施包括出口退税、出口手续简化、进口生产资料优惠贷款和利率等。巴西政策性银行也将继续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信贷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主要新兴大国保持经济复苏的连续性,但也有可能导致长期利率上升,加之未来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都将抑制消费和投资增长。

三、经济进一步企稳复苏仍面临诸多因素制约,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

(一)刺激经济政策退出时机较难把握

目前,主要新兴大国经济已开始出现下行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刺激经济政策过早退出有关。印度等新兴大国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加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间寻找平衡,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刺激经济政策以及政策退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各国如在刺激政策退出方面协调不力,特别是若在利率政策上缺乏协调,就有可能引发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和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影响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二)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

当前,虽然国际金融市场逐步企稳,但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损失、流动性紧缺和偿付能力不足问题依然严重,多数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仍有大量不良贷款和坏账有待剥离处理。就发展趋势看,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与欧洲债务危机相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继续出现,不但会造成个别国家经济减速,影响主要新兴大国的外需,而且易引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以及国际汇市大幅波动和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干扰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的进一步企稳回升。近期欧美均宣布继续实施金融救援计划和刺激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及后续影响不确定。

(三)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剧烈波动风险

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增长受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影响较大。今年年初,部分欧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导致美元汇率走强、流动性紧张,石油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随之大幅走低,至7、8月间大多已低于年初价格。短期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出现减速迹象,能源资源产品价格难以再度高企,对主要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趋于减弱。同时,考虑到地缘政治、美元汇率、市场投机等因素的不稳定性,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依然存在暴涨暴跌风险,这将增加主要新兴大国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中长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还将走高,但何时以何种程度走高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迫切要求主要新兴大国更加积极地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增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滥用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贸易救济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也针对他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期,巴西通过反规避贸易决议,试图加大贸易救济措施的执行力度,7月,巴西针对自中国进口的无色平面玻璃启动了反倾销调查。可以预见,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摩擦还会进一步增多。

四、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看好,能否维持当前高速回升态势尚待进一步观察

新兴经济发展篇8

关键词 国家石油公司 海外发展驱动因素 海外发展战略

亚洲大部分经济体都是净石油进口国。中国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印度在2006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石油消费国。近些年，国际油价风云变幻，单纯依赖石油进口将带来巨大的能源安全隐患。为了减少石油进口风险，中国和印度的国家石油公司到海外寻求能源供给多元化。所谓国家石油公司指国家拥有全部或绝大多数股份的国有石油企业。它的兴起比私人持有的国际石油公司晚，但是发展迅猛，已经打破了西方石油“七姐妹”从1928—1973年，长达46年中，7个巨型垂直一体化的私人国际石油公司是国际石油市场参与者和价格制定者，它们由此被称为即西方的石油“七姐妹”。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局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已经成为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大的投资者和竞争者之一。印度的主要国家石油公司如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也加入了大规模海外发展的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对外发展势头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然而学术界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研究寥寥可数，现有文献大多数或是对历史性事件的描述或是对政府控股进行批评。国外少数学者（Hartley和 Medlock，2007Hartley P R， Medlock K B A Model of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Oil Company，2007 wwwriceedu/energy/publications/nocshtml）构建了国家石油公司发展的理论框架。国内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研究基本上为空白，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发展面临的问题（童生等，2005童生等中国石油安全态势与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经济体制改革，2005（2）：3134；梁莉芬，2009梁莉芬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石油面临的问题与策略思考对外贸易实务，2009（8）：7477）。目前国内不仅缺乏对国家石油公司的系统性分析，也缺乏对国外同类企业的关注。然而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石油企业海外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系统地研究其海外发展驱动因素、战略内容和面临的挑战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增强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驱动因素

石油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不可替代的国防战略物资，但在全球分布不均衡。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国和印度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组合中的比重最大，能源供给缺口和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压力迫使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走向海外。

1国内能源供给缺口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建立在快速工业化和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之上，因而大多数关于中国和印度在海外寻找能源的分析首先指向两国不断上升的需求与平缓（甚至停滞）的供给间的巨大缺口。

中国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达到了石油生产顶峰，成为除中东之外的全球第四大生产国。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石油产出以每年不足3%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石油生产停滞了。然而从90年代起中国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9%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刺激石油需求持续上升。特别是交通运输部门对燃料的需求急剧上升，成为中国能源供给缺口急剧扩大的重要因素。图1为中国1990—2011年石油总供给和总消费情况。1992年以前石油供给略超过需求，但是1990—1992年超额供给量逐渐缩小。从1993年起中国石油供给缺口显著扩大，到2011年供给缺口为5488万桶/天。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估计，中国石油供给缺口在未来10年将继续扩大：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为1000万桶/天至1360万桶/天，而届时中国的国内石油供给却仅为270万桶/天至400万桶/天。EIA， 2006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6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短缺，海外能源供给成为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大来源。

同样，印度从2003年起每年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推动了其对能源更大的需求。目前，印度进口原油大约占该国能源消费的72%。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经济增长放缓，但国际能源署预期印度经济在未来25年内仍将维持5%以上的增长率，相应地印度对石油的需求年平均增长率将维持在29%的水平上。IEA， 2007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印度国内石油供给在1985年左右基本上停滞，然而经济增长点燃了对石油消费的更大需求。图2为印度1990—2011年石油供给缺口。显然，印度石油供给不足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石油消费曲线陡然上升但石油供给曲线基本为一条水平线。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表明，从1980年开始印度的石油供给就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当时的石油供给缺口为458万桶/天。30多年来，印度石油供给缺口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2011年石油供给缺口已经上升到235万桶/天。国内原油生产停滞、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长，是印度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推动因素之一。

2高度石油进口风险和高额的“亚洲溢价”

中国和印度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是长期现象。发现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之前，在长达11年的岁月里中国曾严重依赖苏联和罗马尼亚的进口原油。1965—1973年中国实现了石油消费自给自足，但负面结果是忽略了能源安全问题。1993年中国成为净石油进口国，当年净石油进口达8570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的58%。自此中国石油进口急剧增加，当前进口石油占国内石油消费的40%；预计到2030年中国净石油进口将占总石油消费的80%以上。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可追溯的最早数据，1986年印度石油每天进口596万桶，两年后翻了一番达136万桶/天，此后进口数量持续增加。图3为中国和印度1990—2008年石油进口状况。中国石油进口一直呈上升趋势，1990年石油进口为65万桶/天，到2008年升至941万桶/天，增加了135倍。印度石油进口波动相对较大。1990—1998年，石油进口从188万桶/天增加到425万桶/天。但是1999年石油进口下降，直到2001年才逆转。这一时期印度石油进口下降主要跟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导致的油价高位震荡有关。此后油价迅速从最高点回落，印度石油进口缓慢抬升，2007年恢复到1998年水平，达440万桶/天，但第二年美国金融危机又导致石油进口略微下降。

石油进口依赖度高的风险主要体现为石油价格突然上升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世界石油价格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上涨并且波动频繁，2000年以来上涨尤为无情。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实证研究表明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导致国民经济对高油价异常脆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中国和印度是国际石油市场的后来参与者，还必须支付高昂的“亚洲溢价”。与1998年相比，2010年中国每进口一万吨石油多支付了3712%的美元外汇。类似地，2003年印度为进口石油支付的账单比2001年高出16%。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战略

亚洲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和韩国工业化时期。但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并不成功，目前日本和韩国仍依赖石油进口而不是股份油供给。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以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2000年左右的大手笔并购为标志。印度国家石油公司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紧密跟随者。

1海外发展战略目标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目标既相似又有所不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能源发展阶段的路径依赖，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国家所有的特殊身份使得其首要任务为解决能源路径依赖问题。因而它们的海外发展第一项战略目标是对国内成熟能源基地减少和国内需求快速发展做出反应，以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第二项战略目标是充当政府能源外交的大使和先锋。这些战略目标都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密切关系，是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关键动机，属于政治驱动的海外发展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的企业属性要求商业驱动的海外发展战略目标同等重要。由于国内能源行业的上游机会有限和政府对下游价格控制及补贴而导致下游活动收益微薄，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不得不通过海外发展来实现更高的利润。但是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特征和发展历史不同，海外发展的商业战略侧重点不同。中石油和中石化已经是垂直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它们的国内炼油需求超过了国内生产能力，因此对外国股份油资产更感兴趣。中海油是一个集中在海上资源的上游企业，它对外发展的动力类似于私人企业，即以现有的管理和技术技能来延长利润周期，并寻求生产经营的垂直一体化（Paik， et al， 2007）Paik K Wet al.Trends in Asian NOC Investment AbroadChatham House Working Paper，March 2007。印度于1998年6月解除了保留价格体系并下放炼油许可证，1999年1月引入新勘探许可证，这些政策的出台允许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同一平台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商业战略偏向于同外国石油公司合作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2海外发展的手段

基于上述的海外发展战略目标，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采取了以下主要发展手段。

第一，海外并购。跨国石油企业的经验表明开发非探明油田项目的风险太大并且无利可图，因而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工具Goldstein A New Multinationals from Emerging Asia： The Cas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9，46（2）： 2656。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是近十年来主要的国际并购者，中国最为活跃。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迅速把握国际资产处于低价位和人民币升值的时机，积极进行海外并购。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总计470亿美元，占全球总并购的13%，占所有国家石油公司总并购的61%。表1统计了2002年以来中国主要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案例数。2005年是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的分水岭。2002—2005年三大石油巨头共进行了7起跨国并购，而2008—2010年共计19起。为了满足国内能源消费的需求和应对美国、中国等大国的竞争，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也积极参与海外并购，尽管与中国相比势头稍弱。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在2000—2003年期间共进行了11起海外并购活动，仅占该时期印度海外并购总数的76%。但最近几年印度最大的国家石油公司即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海外并购非常活跃。2006—2007年它收购了一系列海外资产，仅2007年就先后收购了哥伦比亚、利比亚和缅甸等国的3处资产。

第二，与跨国企业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与早期在产油国建立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相反，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分担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最近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热衷于同其他国家的石油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此举被称赞为“亚洲国家石油公司正在走向成熟”Herberg M Asia’s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NBR Special Report， Sept 2011（31）：2937。2004和2005年中石油同两家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分别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2005年，中石油同竞争对手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一起以573亿美元购买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资产的38%股份；中石化与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组队收购哥伦比亚的油田。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在科特迪瓦、哥伦比亚、苏丹多次联合购买资产。印度前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Venu（2006）表述了中印合作的必要性：“当我们以不健康的方式在第三国竞购油田时，我们仅以……支付更多亿美元来使得彼此的投标出局”Venu M K India， China Pump Up the Energy Levels The Economic Times， Jan 13， 2006。

第三，以贷款换资源或以市场换资源。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资源丰富国家急需资金但又不愿意出售资产，这时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灵活使用了以贷款换资源的投资方法。中国在非洲、南美洲发放的发展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受到这些基础设施落后国家的欢迎。2009年初至2010年12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安哥拉、玻利维亚、巴西、加纳等9个国家签订了12个贷款换石油交易合约，总价值达770亿美元。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同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则偏向于使用以市场换资源方法，中方旨在获得国际交易机会和新资源，国际石油公司的目的在于进入中国广阔的国内能源市场。效仿中国，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用支持产油国的下游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换取对上游的投资。2005年8月，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完成了连接苏丹喀土穆炼油厂到码头的741千米管道。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还以援助修建炼油厂或基础设施为交换条件，取得了在尼日利亚、苏丹和利比亚的石油开采权。

3海外发展的地理格局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在北美和南美、亚洲、俄罗斯-中亚、中东和北非、非洲这5个世界主要产油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投资。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目前在31个国家参与经营活动，在20个国家有股份生产，但是大多数投资都投向俄罗斯-中亚和非洲（图4），这两个产油区分别占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492%和294%。就国别而言，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股份资产大部分集中在4个国家：哈萨克斯坦（23%）、苏丹（15%）、委内瑞拉（15%）和安哥拉（14%），在叙利亚等17个国家的投资总计33%。就企业而言，中石油和中石化海外投资最大目的地均是俄罗斯-中亚地区，分别占这两家公司1995—2006年海外投资总额的593%和505%；第二大目的地为非洲，分别占两家公司同期海外投资的168%和37%。中海油的最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在非洲，占该公司1995—2006年对外投资的698%。

印度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地理方向以中东和非洲地区为主。目前，中东是印度最大的石油供给区，占印度能源消费总量的2/3左右。非洲是印度重点开拓的新区域，来自非洲的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总量的近1/3。由于地缘关系，印度与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比较顺利。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它目前在16个国家有40个勘探、开发和生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拉美（14个项目）、中东（12个项目）、缅甸及越南（8个项目）。表2为截至2007年2月印度主要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地理分布。相比之下，其他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项目数量较少，并且集中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利比亚和阿曼等产油国。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障碍

尽管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增速令人印象深刻，但与其他国家成熟的跨国石油企业相比，尚存在许多问题。

1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挑战

国家石油公司的政府控股背景导致地缘政治成为非常敏感的因素。过去几年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的关注就集中在政府议题上，企业的很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西方竞争者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规模巨大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石油重商主义”的人，其行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能源威胁。中海油撤销18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石油企业尤尼科，中石油放弃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等事件无一不反映了西方国家利用政治压力阻止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由于进入世界能源市场较晚，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得不在西方国家所谓石油丰富的“流氓”国家如伊朗、苏丹和委内瑞拉进行能源投资。而此种投资行为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为支持当地腐败的政府。

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指出大多数地缘政治上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并具有误导性。首先，从市场影响来看，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规模远小于国际石油公司，不能显著影响全球石油价格和资源可获得性。其次，就海外股份油运回母国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石油公司必须运回国的股份油数量施加了配额，股份油的销售都基于企业的商业考虑。再次，从政治影响方面看，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在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但没有任何关于国家石油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与政治影响间存在简单关系的证据Zhang Z X The Overseas Acquisitions and Equity Oil Shares of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 Threat to the West but a Boost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Energy Policy， 2012，（48） ：698701。可见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发展的方式与其他跨国石油企业相同，不会威胁西方国家的能源安全Herberg M Asia’s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NBR Special Report No31， Sept 2011 ：2937。

2缺乏国际经营技能和经验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一直存在缺乏国际经营技能和先进技术等公司经营上的弱点。

（1）激烈竞争导致高额的支付溢价。为了争夺高质量的石油资产，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间出现了恶性竞争。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被诟病长期对资产支付高额溢价，以使其他竞标者出局。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比印度竞争者至少多支付10%的溢价。2005年8月，中石油报价36亿美元购买加拿大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和米塔尔钢铁联合竞价38亿美元。最终中石油以将报价抬高到418亿美元赢得了该笔交易。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暂买方市场并没有降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支付的巨大溢价。事实上，仅2009年中国石油企业支付的总溢价就超过并购资产基础价值的40%。这些高额溢价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对资产数量的关注更胜于对所并购资产盈利性的关注。

（2）对外投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石油行业的投资需要巨额资金。即使被普遍认为财大气粗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其投资能力与国际石油巨头相比也相形见拙。1996—2006年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累积了270亿美元海外资产，而国际石油公司仅在2006年就投资了250亿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国家石油公司资金不足问题更加严重，外汇储备有限和政府作风下的缓慢决策阻碍了印度石油企业进行大型海外投标活动。2000—2006年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投资承诺大约为516亿美元，不足该时期中石油的一半。除了资金不足外，技术落后也使得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很难赢得大型国际项目。中国和印度迄今在深水勘探和开发技术、液化天然气开发技术、页岩气和石油生产技术等方面仍不能自主。在这些关键领域国际石油公司继续拥有技术组合和管理技能上的竞争优势。

3没有明确的海外发展战略

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都没有明确的海外发展战略，海外投资随意地分散在世界各地。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在世界5大主要产油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投资，目标是实现石油供给多元化。但是毫无章法的投资地理多元化不可能减少海外石油供给过于集中的风险。Wu等（2007）使用HHA方法，计算了中国1996—2004年间石油进口的多元化指标。他们发现，尽管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从1996年17个国家增加到2004年39个国家，但是计算结果表明多元化指数和中国原油进口组合的特殊风险之间没有线性关系Wu G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Crude Oil Imports in China Using Improved Portfolio Approach Energy Policy 35， 2007：41904199。不仅多元化无效，而且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大多集中在政治不稳定的中东和非洲产油区，两国海外石油勘探和生产的国家风险令人担忧。

结 语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通过并购、战略联盟、以贷款（市场）换资源等海外发展手段，一方面为母国能源供给缺口提供了多元化的来源补充，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改善了企业经营效率。但是不可否认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石油公司仍面临着地缘政治、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建议：

第一，针对地缘政治障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改善。（1）各国政府应该提高能源外交能力，并派遣外交官到企业培训外交知识。Xu X J Chinese NOCs’ Overseas Strategies： Background， Comparison and Remarks，2007wwwbakerinstituteorg/programs/energyforum/publications/docs/NOCs/Papers/NOC_ChineseNOCs_Xupdf（2）购买海外中小型石油资产，不仅避免商业风险，也避免投资于大型石油资产时导致的民族情绪。

新兴经济发展篇9

1.在新一轮发展机遇面前，各地都存在“抢先发展、先行先试”的思想，投资冲动强烈。去年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还没出台，就已经有18个省提出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个城市把太阳能、风能作为支柱产业，有的市立即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实施1D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等，从全局来看存在出现新的布局雷同、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隐患，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框架。

2.长远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广阔，但目前国内这方面市场需求还存在不明显、不确定、不主动的情况，市场发育程度较差，有效需求不足，不少新兴产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比如光伏产业，90％以上的市场在国外，一半以上的原料需要进口，“两头在外”，生产中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国内，产业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很难保障。

3.科技支撑体制机制不完善。现在我国科技资源归属不同，难以整合，综合利用效率低，科技成果产权、科技经纪人等科技市场体制不完善。有些企业和产品技术起点不低，但迟迟不能产业化，本来站在技术领跑线上，最终却丧失了领先优势。有的地方科技资源丰富，研发成果相当可观，在当地转化成产品的却不多，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突出。

4.产业投资体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国家现在还没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完整、具体的投融资政策。目前我国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重不足1％，与发达国家平均2，2％的水平相差很远，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对有技术、有活力、有创业激情的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小、渠道少，资金问题仍是这些企业发展初期的最大瓶颈，创业创新投资环境亟需改善。

5.企业缺乏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多企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不足，力量分散。企业经常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的局面时有发生。

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的关系，我们建议：

一、合理布局，实事求是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考虑东中西部各地区的产业基础、现有条件、市场前景等差异，引导地方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展符合自身经济规律的行业，避免一哄而起、急于求成，重走部分制造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近年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多个区域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充分配合国家区域建设，联动发展。

新兴经济发展篇10

首先，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大会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徐冠华主任指出：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要想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相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加大政策支持，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我们只要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信心依旧，这源于全体人民对中国发展前景高度认同，也基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并且优势诸如中国多元化市场资源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有利于形成大批量生产，低流通成本优势。对于国情和本土市场需求，以及中国文化内生和民族精神深刻理解，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化基础。我国科技的积累以及中国特有高智力劳动密集优势，以及低成本研发，低成本复杂制造形成的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优势，和由此形成技术溢出，都是我们重要的发展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优势，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徐冠华主任最后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紧接着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师荣耀代表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论坛主办单位也发表了如下讲话：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以知识经济密集，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为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主要发达国家在认真反思自身增长模式，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和新产业的投入力度，努力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美国的制造业促进方案，美国创新战略，欧盟2020战略，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展望等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已经清晰的反映出这种战略意图。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将推动全球经济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部署并积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这不仅是抓住机遇，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今后开发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的有关要求，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目标，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奋力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的另一家主办单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张景安在这里也做了精彩发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极大，自主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我认为有一个是需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要遵循他自身的规律，也要遵循创新方法，要有创新的文化做支撑，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中国政府决定走创新之路，只有自主创新，我们经济大国才能成经济强国，我们中国制造才能走向中国创造。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节能环保，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现在要融入全球化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若干传统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的能力，我们就有可能被外国人主宰，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长期低端制造，长期消耗资源，长期不走生态环境之路，是要出问题的，绝对不可持续。如果这样下去，早晚要出问题，只有坚持自主创新，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结构调整之路才可能成功。

最后，增强危机意识，开发意识，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要有一个超前意识。现在我们创新，30年改革开放是学人家，学的快，学的好。但是，现在创新要求别人没做过的我们做，不能山寨。这就需要我们弘扬敢于超越别人的自信心和创新强国这种亮剑精神，我们既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创新，更要重视文化，是文化促进或者带动创新，文化氛围能够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支撑我们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