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范文10篇

新兴经济范文篇1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已经赶超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明显已经向出口导向型转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年度发展会议中首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定义为新兴工业国家，虽然这十个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层面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由于出口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安东尼•范•阿戈塔米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兴市场的概念，意指那些经济处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经济体。在众多科学院所和研究机构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分析研究中，分析角度、切入方式都有所不同，在选取经济体的样本时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的进步，都在经济工业化发展中不断变革，本文所研究的新兴经济体是站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得到快速的发展，其规模和发展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转变，而且新兴经济体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主力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增长方式和相关经济政策也随之快速的转变。进入新世纪，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和世界主力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对新兴经济体的负面声音也不断出现。但是有关数据表明，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的生产总值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疑。可见，为了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持续、高速地发展，并使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对现阶段的发展困境与发展出路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二、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危机过后，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性回落，世界上一些经济学家在面临该问题的出现时在增长方式转变方式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面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其近年来在电子软件方面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日中天，但其经济发展阻力也比较明显：比如高贫困率、国内消费与储蓄之间具有较高不平衡性，主要面对的是自身经济增长，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直接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这种内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出现，是我们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2．新兴经济体国家外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各成员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甚至是快速下滑，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在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新兴经济体国还保持着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新经济时期而进行的快速经济转型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新兴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要快速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从而解决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3．新兴经济体间激烈的竞争挑战

由于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经济竞争，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合作方面的矛盾。例如，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能源争夺战以及俄罗斯、巴西的能源价格战等，而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损伤，进而阻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三、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路径

1．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构建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

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金融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不足，并且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断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做出反倾销、反补贴裁定。面对外部需求萎缩以及外资抽逃，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明显受到抑制。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必须扭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拉动。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针对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导致消费疲软的普遍现象，新兴经济体：首先，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要健全失业保障金制度通过发放失业保障金使失业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并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其次，新兴经济体要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完善劳动力市场，推动行业、职业和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最后，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来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新兴经济体各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调控，优化信贷投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努力拓宽企业的投资空间，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生物技术、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投资新兴产业提供保障。

2．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新兴经济范文篇2

一、流动性新规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净稳定融资率（netStablefunding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三）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为了实现达到控制通胀和稳定产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尝试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构建一个加入汇率变量的泰勒规则模型，描述了央行如何在政策利率和名义汇率之间进行取舍，以达到稳定物价和产出的目的。模型测算的政策利率水平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智利、印度、马来西亚、秘鲁、泰国和土耳其的实际政策利率水平相当吻合。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典型案例是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新加坡元的贸易加权值管理汇率，当经济过热时本币升值，经济疲软时本币贬值。2010年10月，当大量外部资金流入引发对经济过热担忧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放宽了汇率波动区间，加大了投资国内资产市场的双向风险。另一个在货币政策决策时考虑汇率变动因素的案例来自于土耳其。2010年底当通胀率回落到政策目标区间时，土耳其央行降低了政策利率，以抑制短期资金流入和本币升值。同时提高了准备金率以抑制国内信贷增长。这种做法改变了本币升值趋势，降低了信贷投放增速。但是，一些央行认为，根据汇率变化而调整政策利率，背离了通胀管理目标。

三、新兴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对冲操作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新兴经济体呈现出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格局，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被迫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缓解本币升值压力。

（一）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国际清算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干预：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中指出，20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总资产与GDP比值的中位数约24%，新兴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规模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央行而言，持有大量外汇资产的成本较高，有些国家对冲外汇资产的成本相当高，接近或超过其GDP的1%，而持有大量外汇资产的国家因本币升值引起的计价损失可能更大。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已经认识到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所承担的较高机会成本，许多央行由此陷入了负资本困境。而其政府当局和其政策制定者却并未完全认识到这些准财政成本，这会为央行的独立性埋下了隐患。虽然持有外汇储备会需支付很高成本，但大量的外汇储备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包括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愿意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的对冲操作中央银行使用各种政策措施来部分或完全对冲外汇占款，对冲操作的市场工具包括：出售国债、发行央行票据或者接受政府存款等，除此之外，中央银行也使用非市场化外汇资产对冲操作工具，如调整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显而易见，不同的外汇资产对冲工具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不同，其所承担的风险与成本也有所差异。但对冲工具操作也面临着某些困难或约束。比如，对冲操作的效果问题，包括中国、印度、秘鲁和俄罗斯的一些国家，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持有对冲工具，这必会抵消对冲操作收缩流动性的效力。再比如，对冲操作的国债规模有限，而发行央票又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这也会使得央行的对冲效果有限。

新兴经济范文篇3

首先，它们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如果你付不起医保费用，那么政府会为你出钱。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不仅是道德原则。这是确保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下面哪个更糟:是用公家的钱来帮助数百万贫困者获得医疗服务，还是让这数百万人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团结有利于商业发展。当然，这要假定你能分辨出谁穷谁不穷。噢，现在你能分辨。生物统计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更容易、更省钱地—每人约4美元—确定个人的身份，了解其收入，并查出其正在领取的补助金。如果你生活在加拿大或法国，这听起来也许不算什么，那里有指定的社会保险号和由政府提供的终生“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具有革命性的社会政策。

其次，政府支付的医疗保险超越了传统的“基本”组合—超越了像疫苗接种、孕产期保健以及计划生育这些内容。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越发富裕，它们的病理特征发生了变化。其国民因其他问题致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和心脏病变得更加普遍。它们的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寿命延长。所以过去那种提供医疗保障的方法需要改变。你要把更多的政府资金用于教人们如何生活—少吃、多运动、戒烟以及使用安全套。你要把更多的医生培养成专科医生而不是全科医生。而且你开始担忧专利问题—你买得起大品牌制药公司生产的最新药品吗，还是你该不该挑战它们的知识产权、自己生产一种非专利药?猜猜像巴西这样新的全球强国会走哪条路。

第三，虽然政府可能在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建设公立医院和聘请医生在重要性上不及确保病人有医疗保险，并且能够利用保险在自己想找的医生那里获得医疗服务。许多新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私人性质—有些为了赢利，有些不是。这让政府可以关注逐利的医疗企业不愿涉足的地方—比如偏远农村—并提供更好的服务。(需要强调的是:当政府本身不能拓宽这些医疗服务的范围时，通常是私人性质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做这件事—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新兴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跨国经济立法/全球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有关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学界已多有研究；而本文拟探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形成的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

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间的张力。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加快国际经济立法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来看，其意味着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密切。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原理分析，随着各国间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广度的增加、密度的加强、频率的加快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创制更多的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将有利于减少各国经济交往的成本。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已波及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问题不断被跨国化，并进入国际经济法的视野，从而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予以调整。

因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至少可分为协调问题和公共问题两类。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各种国际经济交往，如果仍由各国自行其是，使用不同的规则，则各国规则间存在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将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于此类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创制相应的国际经济习惯。如果硬性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国际经济习惯难以形成，也可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或由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相互承认对方标准之协议的方式加以协调。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伴随着更多的公共问题，包括经济领域“全球公共物品”的创制和使用问题（如“免费搭车”和“掠夺性使用”等问题）和各国国内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等。在这些公共问题上，单个国家不太可能将其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最好的选择是建立可行的统一法律规则来推动经济合作的进程。总之，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加，对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需求也将上升，而期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则必不可少。

从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来看，在各国国内都有一个中央立法机构依靠公权力“垂直式”地制定和修改国内经济立法，当国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仅靠一个中央立法机构无法满足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现代各国都采取“授权立法”等方式加快国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没有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缺乏中央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各国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水平式”博弈，制定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由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就不可能像国内经济法律制度那样充裕。

近代国际立法深受实定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该学派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础，而共同同意的形式无非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相应地，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基于各国明示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条约；二是基于各国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国际习惯。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制定国际法，势必造成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生成不易之结果。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190多个国家组成，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由为数众多者联合提供“公共物品”，往往会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搭便车”、“理性冷漠”等问题）。同样，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其一。其二，当代国际经济法在性质、参与者和功能上均有异于传统国际法。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由此建立的以最低限度共存规则为取向的国际法制度，当然容易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国际经济法属于现代“合作国际法”的范畴，其功能不同于消极维持国际最低秩序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是在于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此观之，作为现代“合作国际法”一部分的国际经济法的创制，显然要比传统的“共存国际法”更为复杂，而以国家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经济法作为“合作国际法”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立法模式往往并不考虑各国国内因素对本国政府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行使“同意权”的影响，其因循的是一种从“国际”到“国内”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即先有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制定国际法，然后通过转化或纳入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各国国内的个人和团体。而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双层博弈”的结果。从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来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不是“外生”或“给定”的，国家只是国内社会中个人、团体的人，而正是这些个人、团体间利益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利益和偏好的形成，从而最终决定国家是否同意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西方国家政府因受国内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即使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制从整体上对本国而言利大弊小，但该国政府仍有可能无法作出顾全大局的决策。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改良实践

在当代，就国际法的创制而言，恰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国家间“同意的原则本质上仍然未变，但是已经放松。”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相互间很难通过实践行为的默示协调而形成国际习惯；而且国际习惯比较适宜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像国际经济法这样的“合作国际法”需要采取国际条约的形式，以便获得更快的创制速度。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制定进程的路径也趋向多样化。这些路径可大别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路径主要是引入“共识”机制，以内在地弱化各国共同同意这一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基础。传统上作为立法基础的各国共同同意是指每个国家都必须明确表达对国际经济条约的接受；而现在所谓的“共识”则是指，只要谈判方没有明示表示反对，国际经济条约即告通过。显然，这种“不反对即为赞成”的推定放宽了对同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共识”机制实际上对小国不利，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出于掌握的信息不足等原因，小国有时无法提出确切的理由反对或推翻一项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条约，只能消极地放任该条约通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该条约本身。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现象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际经济条约没有几个国家真正予以支持，但也没有多少国家正式表示反对，在“共识”这一操作方式下居然也算获得了议决。目前，在WTO体制内就广泛采取这种以取得“共识”为基础的缔约方式。从表面上看，在“共识”方式下，每个WTO成员方对缔约都保留了最终否决权，该项缔约制度似乎对小国有利，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发达成员方仍能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谈判的结果；⑧相反，发展中成员方往往暴露出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当谈判进展到最后之时，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所谓“双赢”或“共赢”（各国均有绝对收益）的结局，但大小国家间存在着“赢多赢少”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相对收益分配失衡）。于是，对发展中成员方而言，在WTO“共识”方式下缔结的条约便出现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效应”。

第二类路径主要是通过采取适当的外在谈判策略，在制定国际经济条约的过程中促成各国共同同意的最终取得。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合作往往并非一步到位之举，而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相应地，许多国际经济条约的定制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其间，各国之间应采取适当的合作路径，方能达到目的。这些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类。

其一，“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识的少数国家之间达成国际经济条约，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条约推及其他国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个小的国家集团内，因为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彼此间相互监督的便利等，容易实现合作，达成相关协议。⑩例如，以复边协议作为缔约进程的起点，往往就反映了“由少至多”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策略。OECD1995年开始的有关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就属典型一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发达国家首先谋求在内部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再软硬兼施，将该协议“推销”给外部国家。例如，把俄罗斯接受该协议作为其加入OECD的前提条件；又如，将该协议作为新的《洛美协定》的一部分，“搭售”给非、加、太国家等等。

其二，“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各缔约国承担义务的水平。例如，在起始阶段，WTO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就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的义务，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安排。在WTO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因此，在“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下，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发达国家以比较低的标准引诱其接受某些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

其三，“从软到硬”的方式。各国参加国际经济条约，意味着要对其他国家做出确定的承诺。为了保持本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不愿为之，从而导致缔约的失败。反之，国际经济“软法”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这样的法律规则不会对各国形成过大的压力，有时反而容易得到各国的认同。(11)例如，劳工权利既关系到各国对人权的价值判断，也涉及国家利益，因为劳工标准的提高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等。因此，在许多劳工标准上，国际劳工组织只有制订“软法”，才能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这些“软法”逐步聚拢各国的观念和引导各国的行为，进而消弥相互之间的分歧，以至最终将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劳工标准写人有关国际条约。然而，跨国经济“软法”的制定和适用，往往是具有“软实力”之西方大国向他国“输出管理经验”的过程。

其四，“从粗至细”的方式，即在起始阶段先谋求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因这样的协议只涉及对议题的基本共识，因而磋商的难度往往比较低，但可为各方后续谈判具体的权利义务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就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WTO各成员方共同发表的《多哈宣言》对此定下了基调，即《TRIPs协议》的实施应有利于公共健康，同时还专门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在这两个宣言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各成员方经过磋商，2003年终于就该议题项下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具体协议——《实施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六段的决定》。

其五，“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即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国际经济条约，而不能挑三拣四。采取这种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地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假如就多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议题“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例如，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就采取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交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处换得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并非出自后者心甘情愿地妥协和让步。缘此，即使就这些议题双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纸面上的协议，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常推三阻四，不愿兑现全部承诺。在多哈回合发动前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近百个要求予以落实的有关WTO协定的执行问题。这些执行问题的出现，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一揽子协议”的内在缺陷有关。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变革理论

不难发现，以上各国有关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创制的改良实践，只是从技术上软化了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的国际立法基础，并非从实质上对之加以变革，其对缓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求矛盾的作用程度毕竟有限。鉴此，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夸大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变革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削弱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必趋式微，在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上，他们提出了“集权化”和“分权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相应地，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也将出现或合或分的激变。这些主张都以国家主权的销蚀为代价，对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集权式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

一些学者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集权化为特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虽未完全衰亡，各国间仍可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但是，国际间将出现拥有立法权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犹如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朝着“有政府状态”的方向演进。在国际经济领域，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需要成立“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超国家的治理。在此类“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应包括“超国家立法机构”，由它负责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既然在区域层面上欧盟已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成功经验，那么这种模式将来也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

无疑，在现行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主张建立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设想，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一种独立的力量——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来平衡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凭添的无非是一条新的死胡同；第二，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高高在上，远离所要解决的各种全球经济问题，几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其民主性和合法性；第三，在组建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国际间生产出一个变异的“利维坦”。即便按照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由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必然会导致信息缺失、无效率以及寻租等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情形的出现。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在各国哪怕是在西方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催生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论调，始终是曲高和寡。

（二）分权式的国际立法模式

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分权化为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兴起，形成了由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全球秩序。

“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有关分权化的“后国际体系观”。1648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然而，自20世纪末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历史发展可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回到未来”——进入所谓的新中世纪时代。这是一种“权威重叠”的国际体系，国家不再大权独揽，其让出的权力失散于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组织（如欧盟）、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跨国宗教组织（如罗马教皇）及跨国公司等。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时，权威既来自教皇、主教、教会等，也来自皇帝、国王、贵族、行会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布尔提出，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某些趋势，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中世纪时代已经来临。此后，新中世纪主义理论一度沉寂，直至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该理论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晚近倡导新中世纪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相竞争的二元普世主义，就像中世纪宗教普世主义和世俗普世主义的对立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角力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落败和消亡，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国家发挥组织化的政治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身份在全球文化的进程中，将不断地得到建构和复制，从而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全球化冲击和市场力量的挤压下，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将不复存在，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权力的分享（权威的重叠）。

按照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在“权威重叠”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国际立法权的垄断地位也将终结，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开展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它们不但通过敦促和提供支持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间制定“国际公法”的过程，而且还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之外广泛创制其他各种跨国法律规则，包括由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乃至跨国公司制定的各种“国际软法”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立法模式。倘若如此，在将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与国家并驾齐驱，共同行使国际经济立法权，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力度将不断加大。

无可否认，新中世纪主义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权威重叠和忠诚交叉”的现实。然而，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为了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生，问题是在推倒该体系之后，谁能保证随之而来的新中世纪时代必定是“回到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重新进入类似于中世纪那样的混乱状态？首先，新中世纪主义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分权体制，一旦这种体制陷入冲突和混乱，国际社会应有的秩序和安全将如何保证？其次，在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下，各国政府要对选民负责，而在分权后的新中世纪时代，又何以建立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民众的责任机制？再次，在新中世纪时代，对于大权在握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就其创制跨国法律规则等行动，公民只能在最低限度上加以控制，难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由此可见，在新中世纪主义理论憧憬的国家权威丧失和个人忠诚模糊之后的时代，人类社会必定会陷入难以克服的、诸如秩序和安全、负责制和合法性等方面的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扩张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给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仅仅对该传统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本身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无疑是不够的。如以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取而代之，则显然失之激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呼唤着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诞生。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是一种“中心—”立法模式，即仍应坚持以“国家间经济立法”为中心，并继续对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国际经济立法基础进行适当的软化处理。但是，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就国际经济立法作出分权安排，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下，“法出多门”的结果使得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应将趋于丰裕。

“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可援引“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潜伏多年的经济、安全、政治、生态和文化等全球危机渐次显露，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方式已无法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大有渐成显学之势。

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的分权立法这一特点，就得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普遍支持。

首先，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民族国家已日益显现出独力难举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肯定国家仍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同时，更加强调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行为体，独揽国际经济立法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必将向上、向下或横向分流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就跨国经济立法而言，民族国家的立法权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组织，向下主要是向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由此，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加入跨国经济立法主体的行列，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人才等资源，并发挥其高效、制度创新等优势，从而形成“多元的立法程序”。

其次，从全球治理的方式来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各种路径的综合”，主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应通过协调等手段，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实行调节性的管理，从而打破由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以强制力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其中显然包含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制定国际经济“软法”的倚重。国际经济“软法”虽主要依靠各国的自愿遵行，不像作为“硬法”的国际经济条约那样，可以对违反者进行报复和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性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经济“软法”者，可能面临着无法进入别国市场的风险，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谴责。这种“群起的羞辱”将使违法者声誉扫地，并极大地损害其经济或商业利益，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另一方面，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继续构成“跨国经济立法”模式核心这一特点，则可得到这种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持。

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中，激进的学说往往过分夸大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张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并将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此类论调显有夸大其词之嫌疑，而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虽也强调应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权力，但认为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丧失。该派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牺牲品，而是助推器和建构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构成本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强有力后盾。全球治理机制深嵌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国家不但赋予其它治理主体以形态，且为它们提供合法性，并确保其责任性。在权力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作为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控制多元群体和多种标准之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实现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以及使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被缝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肯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可从国际关系理论上佐证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仍然是“跨国经济立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划清了该立法模式与新中世纪主义等激进的分权式立法模式的界线。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立法将趋于活跃，但仍然是非主流的，只能对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起到补充作用。首先，从立法的性质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毕竟是国际经济“软法”。其次，从立法的权力来看，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存在着合法性和责任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政府间组织而言，各国人民赋予本国政府以权力，各国政府又授权于政府间组织。由此可见，政府间组织只不过是权力链上的新环节，然而，权力链过长会实质性地削弱公众权威。

其二，就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而言，其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在制订国际经济“软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责任性的问题。而且，相对于由国家通过正式途径共同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而言，产生于跨政府网络中的“软法”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渊源。

其三，就跨国非政府组织而言，其自诩为全球市民社会的代表，意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然而，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谁的意见，为何能够代表以及如何代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未有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方面，至今也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规范机制来解决由谁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并承受相应的代价，以及由谁对其行动负责等问题。

其四，就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在全球市场上，它们权力的取得并非经过民主的程序，其虽谈不上非法，但也没有得到合法化，处于一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跨合法”或“亚合法”的状态。在国家之间创制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的过程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主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的基础要比国家薄弱得多，这也决定了其制定的国际经济“软法”不可能成为“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中坚力量。wWw.gWyoO

五、尾论

在从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向“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选择回避，否则就有被边缘化的威胁，而当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却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新兴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产业调整振兴；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

一、产业调整振兴是稳定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根据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陆续制订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规划对于稳定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发展后劲意义重大。

首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出台有利于稳定当前经济发展形势。钢铁、汽车、机械装备、石化、造船、有色金属等行业是上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在其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完成之前，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又没有出现的背景下，原有的经济驱动力不能被弱化。通过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对上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驱动作用进行强化，将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平稳过渡。同时十大产业调整规划的出台还有利于拉动内需和提振信心。为减缓国外需求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几乎都包含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内容。如上万公里的高速客运铁路建设，核电、常规电力、钢铁和炼油行业的建设项目将为装备制造业带来可观的商机。而为扩大居民消费，我国出台一系列税费减免、补贴等措施。仅补贴农民购买家用电器和农用汽车等产品就可望拉动上万亿元产品的消费。在提振信心方面，以纺织业为例，前几年的政策似乎给人以纺织业不受重视的印象，这甚至影响了金融部门对该行业的评判，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但随着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或许会让行业“扬眉吐气”，信心倍增，也有助于提高外界对该行业的认识。

其次，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当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有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的因素，同时也有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方式粗放等深层次矛盾引发的原因。不少产业大多数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大而不强是其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规模化和集中程度低、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管理需要加强。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也是难以为继的。为此，计划实施的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大都把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如汽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产业振兴规划着重提出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加快行业重组。汽车业振兴规划细则明确提出，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企业减少到10家以内。同时，为鼓励自主创新，帮助企业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集中度低、产业竞争力不强、过分依赖外需、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国家决定：除在今明两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集中1,000亿元投入发放专项研发资金外，在融资方面也将给予倾斜。

最后，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素质。上述十个行业中，有的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有的是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有的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中九个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的比重达到1／3，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金约占我国税收收入的40％，直接从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30％。与此同时，在这些产业里，比如像汽车、装备工业、石化产业、电子，大多都是体现着技术进步方向、技术含量比较高，需要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也很长的产业。这些行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起到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素质的作用。过去我国的这些产业常处在世界分工底端的水平和地位上，通过这次的调整振兴规划，目的就是使这些行业能够跳出加工厂的地位，拥有自主的发展能力，而且在国际市场有很高的竞争能力。通过提高产业发展素质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素质。

二、新兴产业培育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保证

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对于稳定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发展后劲意义重大。但是，要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中仍将保持快速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工作。

新兴产业是承担新的社会生产分工职能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代表着市场对经济系统整体产出的新要求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新方向，同时也代表着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化新水平的，正处于产业自身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的产业。新兴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新生力量。

在新兴产业兴起并成长为主导产业过程中，有的国家抓住产业更替的机遇后来居上，而有的国家却因丧失机遇而衰落。在16、17世纪，荷兰在造船、金融及贸易等领域远比英国具有优势，但是由于满足已有地位，由于金融扩张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壳化，荷兰对当时属于新技术的棉纺机技术毫无兴趣。当时处于落后地位的英国却全力投入这一新技术领域，并凭借在这一新技术所导致的新兴产业棉纺业中的突破而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地位，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工厂”。再如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先后出台了“先进技术计划”、“制造技术推广计划”、“平板显示器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等一系列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产业政策，最终促成了美国经济又一个繁荣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时代的出现。

可以说，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及时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新旧产业之间的更新换代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选择。只有适时地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不断维持较高的产业高度，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否在新兴产业更替过程中抓住机遇，并由新兴产业迅速成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关键。

从增长潜力、带动性、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分析，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培育工作应围绕新能源产业进行开展。

随着全球石化能源的日近枯竭及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问题日益严重，世界各国都把未来能源战略瞄准了新能源。新能源是指相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常规能源而言，通过新技术和新材料开发利用的能源，具体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海洋能、地热能等。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具有环保、安全、清洁等优点。当前，发展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世界能源产业发展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新能源由补充能源上升为替代能源，并出台了鼓励新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和具体措施。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的《全球增长面临风险》报告，2007年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投资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而2002年这一数字仅为330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也显示：2007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总额比2006年增加60％，超过1,480亿美元，预计2012年将达到4,500亿美元，2020年将超过6,000亿美元。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10年内停止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投资1,500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协助美国车厂制造节能汽车。

对清洁能源投资的不断增加，充分显示出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也显示出各国发展可持续经济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和节能减排的具体举措。而美国次贷危机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导致全球投资机构重新定位资金流方向，各国把以往用于投资金融的资金抽出来投资实体高科技产业，而素有朝阳产业之称的新能源产业无疑成为其首选的对象，预计在未来陆续将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到该领域。这些举措无疑都为国内外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产业必将在看得见的未来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跨越。

对于我国来说，发展新能源产业还具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发展新能源还是充分利用我国资源优势，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我国拥有发展新能源的丰富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而且新能源产业作为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大产业，涉及材料、电子、机械、电力等多个行业，产业链长，技术水平高，带动力强，吸纳就业潜力大。因此，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当前发展形势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利于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公务员之家

三、新兴产业培育的对策与措施

要把新能源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阶段，必须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扶持。从历史经验和国外情况看，政府的扶持，是新兴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原始推动力。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扶持可以从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新能源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应从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的高度来制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政策，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次，新能源产业是绿色产业，应通过鼓励新能源消费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大发展。比如，推行国家采购，建议政府带头采购新能源产品，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放宽用电限额等优惠政策，以及发放绿色消费证书等荣誉，鼓励企业、家庭积极认购绿色新能源。再次，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有关部门应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扶植和增强新能源产业的产业竞争力。新能源产业在实现商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关部门在融资，税收、价格、科研投入、资金引进和发电优先上网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此来对新能源生产和消费加以激励和扶持。最后，新能源产业是高技术产业，应大力加强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重点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由技术障碍导致的成本高、市场小是制约新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十分必要。比如，可以考虑在科技经费方面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动员产学研各方的力量组织攻关；积极为新能源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等。

新兴经济范文篇6

新兴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一般认为，所谓新兴阶层即伴随体制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所兴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旧有阶层的各个社会阶层。当前，我国的新兴阶层在广义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群体:一是个体户阶层，主要靠自身经营劳动获取报酬；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通过投资管理、使用雇佣劳动获取较高收入；三是专业技术及管理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及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均是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当然，对于新兴社会阶层还有许多称谓，如有学者称之为“新中间阶层”，也有学者称之为“中产阶层”，等等。对于当前关于新兴阶层不同称谓的出现，多是伴随着不同人以不同标准对社会阶层重新划分出现的。关于新兴社会阶层，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一些:

1、中间阶层和中产阶层是不是一回事？

当前，关于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关于新兴阶层讨论的焦点之一。由于二者概念模糊，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二者可以等同，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中所谓上、中、下分层是相对的、模糊的，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有人认为，二者不同，理由是二者的划分衡量标准不同。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有中等收入的人群，但“中间”并不见得就是“中产”，二者的关系应当是中间阶层包括中产阶层。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确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就一般意义上讲，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或称中产阶级，这是针对发达国家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来讲的。但就我国现实来讲，由于社会阶层尚在分化、组合之中，社会结构很不稳定，人们对自身定位尚不完全清晰，因此，中间阶层不能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至多二者大致相同。

2、官员是否属于新兴社会阶层？

官员是否属于新兴阶层，也是当前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官员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中产部分。近年来，有人从其社会地位、财富占有状况出发将其列为社会管理者阶层或社会资产阶层；还有人认为，有腐败行为、占有巨额社会财产的部分官员应当属于社会资产阶层，而没有这些行为的应当属于中产阶层。

笔者以为，当前官员中绝大多数人仍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中间或中间偏上部分，并未形成具有新兴特质的新兴阶层。而那些极少数已经腐化的并且存在剥削行为的官员，由于人数很少，并因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而日益递减，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形成稳定的新兴阶层的条件。因此，就目前来看，官员并不属于新兴社会阶层。

如何看待新兴社会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变动中所涌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培育中间阶层、整合各阶层利益以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利于利益的整合、社会的稳定。因此，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形成“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国内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从整个新兴阶层来看，人们对新兴社会阶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仍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肯定，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改革。另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引起警惕。第一，新阶层地位较高，所涉经济利益较广，与原有的社会利益群体必然存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第二，随着新阶层的逐渐发展，原有体制下的一整套管理模式日渐失灵，阶层矛盾和冲突会逐步显现。第三，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动所带来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原有社会道德风尚产生极大的冲击。

如何协调新兴社会阶层与其他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

当前，关于如何协调新兴社会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学界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转变职能说。该种观点认为，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关键是政府。应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通过再分配调节过高收入；将政府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促进社会公正为中心；加大征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力度，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协调各种关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市场主导说。这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是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分配方式，用市场信号向经济主体提供资源信息，调整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从而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使各自合理、合法的利益得以实现。

文化心理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的意愿、需求、取向、偏好和预期等社会心理因素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所以，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应更多关注人们的文化心理建设，营造各阶层和谐的气氛。

新兴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推翻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第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贸易的原因和基础的创造在国内和国际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论能够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给出统一的解释并能解释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演变。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国际统一的“贸易理论”而不只是“国际贸易理论”。

新兴经济范文篇8

第一条为促进本市新兴技术、新兴工业的发展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宪法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暂行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当前主要指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光纤通信和程控通信技术、柔性制造技术和工业机器人、激光技术、新型材料等先进技术和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来的工业，以及为配套发展这些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所必需的关键工艺装备、关键原材料、关键原器件。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在本市范围内从事新兴技术研究、开发和从事新兴技术产品制造、应用，并列入基本计划和项目计划表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企业。

第二章组织领导和计划

第四条本市建立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导机构（以下简称领导机构），负责领导、协调和推进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工作。

领导机构由市长主持，市计划委员会、市经济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计委、市经委、市科委、市外经贸委）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若干专家为组成人员。

第五条领导机构下设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由市计委、市经委、市科委、市外经贸委等部门主管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人员和若干专职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工作由市计委负责。

第六条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拟订本市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发展规划；

（二）制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生产技术研究和工业化生产的配套衔接项目计划；

（三）根据领导机构的决定，统筹协调有关委、办、局和其他单位开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方面的工作；

（四）负责发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的资金安排、定点、招标、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

（五）管理和运用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创业基金；

（六）有计划地组织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产品推广应用试点。

第七条领导机构可设若干专家委员会，为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规划、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第八条本市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中长期目标和滚动五年计划，由办公室根据目标集中、项目集中、资金集中的原则组织编制，报送领导机构审定。

经过领导机构审定后的计划为本市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基本计划。各委、办、局应根据基本计划，将有关项目分别列入本系统科研、技术开发、中间试验、应用推广、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的计划，并安排所需资金。

第九条本市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项目计划表由办公室按照基本计划编制，并根据每年执行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各委、办、局应根据项目计划表，将有关项目分别列入本系统的年度计划。

第三章优惠和扶持

第十条凡列入项目计划表的项目和承担相应任务的单位，可享受本暂行条例规定的本市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各项优惠。

第十一条本市设立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创业基金（以下简称创业基金），由市财政局按照本市当年地方财政分成收入的一定比例每年拨给。创业基金比例由领导机构提出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审定。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比例应适当提高。

第十二条创业基金主要用于：

（一）有选择地扶持新兴技术向新兴工业的转化和新兴工业的建立，有重点地扶持关键的新兴技术科研项目。

（二）扶持新兴技术、新兴工业产品推广应用的重点项目，特别是应用新兴技术、新兴工业产品改造传统工业的试点项目。

（三）资助培训新兴技术、新兴工业人才和聘请外国专家的费用。

创业基金不能用于替代各委、办、局原安排发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的科研、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

第十三条列入本市发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项目计划表的单位可向办公室申请使用创业基金，在项目开发成功并投入生产后，从税前利润中归还。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可采取以下归还办法：

（一）凡自身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在形成生产力后三年以内归还所借基金和利息。

（二）凡自身经济效益一般的项目，在形成生产力后五年以内归还所借基金和利息。

（三）凡自身经济效益差、社会效益好的项目，可以申请三年左右的还款宽限期和免息。还款确有困难的，经审定可以申请减免还款。

（四）由于非主观原因，达不到投资预期技术经济目标的，经检查确认，可以申请减免还款。

（五）发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的关键科研项目，经审核其技术转让费确难以归还所借基金，可以申请免息和减免还款。

第十四条本市设立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专项贷款（以下简称专项贷款）。每年由人民银行市分行会同市计委根据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固定资产信贷指标，用于列入计划的下列项目：

（一）新兴技术由科研开发向新兴工业转化的工业性中间试验；

（二）新兴工业按经济规模要求进行的建设；

（三）以新兴技术及其产品改造传统工业。

第十五条企业申请专项贷款时，其自筹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可低于一般行业的比例。具体比例由企业提出申请，经银行会同办公室审定。企业自筹资金在项目兴建前三个月存入贷款银行。

企业自筹资金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创业基金充抵部分自筹资金。

第十六条获得专项贷款的企业，其承担的项目属于社会效益高、企业自身利润低的，可以申请不超过三年的还本付息宽限期；依靠项目本身利润还款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全厂统筹还款。

列入计划的项目贷款还款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减息、免息。本市金融机构有权减免的，由贷款金融机构会同办公室审定；本市金融机构无权决定的，由贷款金融机构会同办公室向中央金融机构申请减免。

第十七条凡本单位、本系统确无足够外汇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可从下列渠道获得调剂或补充：

（一）市计委每年从地方支配的分成外汇中，拨出百分之三的外汇额度；

（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

（三）其他企业或事业单位出口分成外汇。

第十八条新兴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净创汇额，按百分之五十上缴国家，百分之三十五留给出口技术或产品的单位，百分之十交给市计委，百分之五交给经营出口业务的外贸企业的比例分配。

由市计委掌握的百分之十的外汇额，作为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专用外汇额度，由办公室调度使用。

第十九条凡列入计划承担发展本市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项目的企业（单位），可享受以下减免税待遇：

（一）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在国家下达的本市减免调节税总额度内优先给予减免；

（二）在产品中间试验生产期间，免收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在产品批量生产后二年内免收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批量生产二年后如纳税仍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

第二十条企业由于享受减免税优惠增加的收益，应用于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生产发展、产品开发和推广应用等。除提取百分之一左右用于奖励研究开发新兴技术、创立新兴工业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和单位外，不得挪作他用。企业主管部门不得从中提成或截留。

第二十一条应用新兴技术或从事新兴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经财政部门批准可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二条本市新兴技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接近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并达到一定数量，能基本满足国内使用要求的，办公室应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报请国务院主管部门和国家海关总署批准，列入限制进口的产品目录。

第四章联合和推广应用

第二十三条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应从全局利益出发，有计划地主动促进根据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单位之间的纵向、横向联合：

（一）承担某一新兴技术课题的基础研究单位、应用研究单位、开发研究单位、生产技术研究单位，工业化生产单位之间的联合；

（二）某一新兴技术及其产品的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组成的科研、生产联合体；

（三）某一新兴技术、新兴工业单位和某一传统工业单位联合形成新型的传统工业等。

第二十四条联合体可根据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并按不同情况采取紧密、半紧密或松散的组合形式。参加联合的单位应制订联合章程，规定各自的责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联合体成员之间可按“先分后税”原则，由联合各方按章程规定分配利润，再按本条例的规定缴纳所得税。

第二十五条列入基本计划的联合体，除享受市政府对一般联合体的优惠规定外，还可享受本条例的优惠规定。

外省市以统一核算、紧密联合形式参加本市联合体的单位，也可享受本条例的优惠。

设立在高技术开发区内的新兴工业及其联合体，可享受高技术开发区的优惠规定。

第二十六条对成熟的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产品，应采取技术培训、贴息贷款、价格补贴、租赁业务、工程项目承包等措施，大力推广应用。

有条件向国外销售新兴工业产品的，可与外贸部门合作或用其他方式开展出口业务。新兴技术经上级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后可以出口。

第五章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

第二十七条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发展新兴技术、新兴工业所需要的各层次的配套人才。

经过培训的人员，应稳定在各个项目岗位上，并有责任完成从科研到工业生产的预定目标。

第二十八条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研究开发的基础上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技术，进口关键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并可以同国外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创建新兴工业企业。

第二十九条从事新兴工业的职工应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重要工作岗位，应经过专业培训方能上岗位。

新兴工业企业的工资制度，应根据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鼓励职工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对社会效益好的新兴工业企业，在核定工资总额和奖励水平时应给予适当照顾。企业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工资总额和奖励水平内，可制定有利于促进新兴技术、新兴工业发展，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合理的企业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

第六章检查、考核和奖惩

第三十条凡列入本市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基本计划和项目计划表的实施项目，办公室应定期组织各主管部门根据计划要求检查落实，每年年底组织一次全面检查考核，并在项目完成后组织验收。检查、考核、验收的结果应报领导机构审查。

第三十一条凡在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的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工业化生产和推广应用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参照科技发明奖及有关奖励办法给予荣誉奖励或物质奖励。

第三十二条承担项目任务的单位，因主观原因不能完成计划的，应酌情进行处理，直至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取消该单位承担项目的资格，并追回各项资金。

第三十三条享受本条例各项优惠条件研究开发新兴技术及其产品成功的本市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应及时将技术和产品转让给协作生产单位进行工业化生产。拒不转让的应偿还所享受的各项资助，并取消优惠待遇。

生产单位应主动接受研究成果，及时组织建设和投产，并研究解决工业化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无充分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成果、拖延投产的，按第三十二条处理。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一）微电子技术和微电子工业。主要指研究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测试、应用等技术，和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来的工业，同时包括微电子技术研究和工业制造所用的关键工艺装备和关键原材料的研究和制造。

（二）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工业。主要指电子计算机硬件的研究、设计和工业制造，电子计算机软件的研制和应用，同时包括电子计算机制造过程中各种测试仪器和关键工艺装备的研究和制造。

（三）生物技术及应用生物技术的产业。主要指基因技术、细胞技术、酶技术等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和应用这些技术建立的工业生产和农业、养殖业等，同时包括生物技术研究和工业生产需用的关键设备的研究和制造。

（四）光纤通信和程控通信技术及其工业。主要指用于光纤通信的光纤、光缆、发光器件、无源器件、光电端机、脉码调制器，程控交换机硬件和软件，关键接插件、测试仪器和化工材料等的研究和制造。

（五）柔性制造技术和工业机器人。主要指能组成柔性制造生产线的计算机控制机床、加工中心、生产单元、工业机器人、工件输送系统，和与此配套的数控、计算机控制、逻辑程序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造、辅助检测设备，以及传感器、测试仪器等。同时，包括柔性制造系统、机器人、工厂自动化所需的软件。

新兴经济范文篇9

随着我国农业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我国农产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发挥的家庭制度在劳动控制、剩余分配、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又发挥了合作组织在产业产销协同、外部性内在化、风险弱化、利益均沾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但适应当前农村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以其为基础的合作制度发展缓慢，其滞后性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市场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农业部和有关机构举办了多次有关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国际研讨会，农业部和各省市用来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专项资金也逐年增加。市新兴蔬菜合作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该合作社于2002年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百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单位之一，2004年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项目得到20万元补助资金。因此，可以说，对新兴蔬菜合作社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案分析，也是对一种农业微观运行机制制度创新的探讨。

2市新兴蔬菜合作社的概况

2.1新兴蔬菜合作社成立的原因

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依托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成立起来的，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有机蔬菜加工、储存、冷藏为一体的外向型企业。十年前，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种植，但是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特别高，分散经营的农户，无法达到质量方面的要求。于是从1998年起，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合作社，利用合作社组织基地农民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进行生产。新兴蔬菜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位于市岱岳区夏张镇新河西村，新河西村共有200多户，803人，总耕地面积800多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越来越不适应，经常出现卖菜难和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希望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还在新河西村投资1500万元建立了1500平方米的蔬菜加工车间和两座1500吨低温冷库。因此，可以说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发起、农民积极参与而成立的。

2.2新兴蔬菜合作社组织形式

新兴蔬菜合作社是由河西村村干部组织创建的。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团体会员入股5000元，125户菜农以2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的投人，并且每个社员按每亩100元入股，在市岱岳区农业局注册，注册资金接近3万元。目前新兴蔬菜合作社社员扩大到235户，基地面积发展到600亩。新兴蔬菜合作社制定了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推选村会计李广宇为社长，村支书李延岭为理事长，村主任李士勇为监事长。合作社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社员代表大会，重大问题都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协商。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合作社的所有开支，都由监事会审计后记账。

2.3新兴蔬菜合作社运作情况

新兴蔬菜合作社和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有稳定的合作关系。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每年向合作社下达种植计划，签订种植合同；统一安排种子品种、统一有偿提供种子，统一种植，统一田间管理，统—收购。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还在新兴蔬菜合作社基地设有4名专职驻场员，负责对种植户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合作社则负责协助公司做好以上各项工作，尤其是协助做好管理工作，新兴蔬菜合作社有偿为社员提供有机肥、农膜、架杆等大宗物资，有偿提供灌溉、打药等服务。蔬菜销售时，由合作社负责组织社员统一交售，货款由公司对合作社统一结算，年底再由合作社支付给农民。公司每吨蔬菜返给合作社60元组织费，社员按每斤0.02元付给合作社管理费。2004年，合作社组织社员交售蔬菜1000多吨，社员平均每亩增收3000元。

3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3.1“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有利于降低管理费用

目前，学术界对于在“乡政村治”格局下与村民委员会合二为一的所谓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合作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人们一般认为，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一种带有准政治色彩的自治组织，它不能作为法人和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和村民委员会合二为一的合作社的基本特征有三点:第一，全体村民参加；第二，由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其他村干部任社长；第三，政经合一。因此，这种合作社没有实际意义，最多以集体名义对外发生经济活动时发挥“橡皮印章”的作用，是徒有虚名的空壳。而新型合作社正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合作社。

学术界理想中的合作社是与乡(镇)政府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与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经济联社等传统组织界限分明，甚至一开始就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边界，突破“乡政村治”格局的束缚，实现跨村、跨乡镇、跨县域的联合。但是，这种新的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成本将是相当大的，绝大部分地区的乡村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如果与传统组织界限分明，势必会造成较高的组织实施成本。以新河西村为例，如果成立上述合作社，社长就不能由村会计李广宇担任，理事长就不能由村支书李延岭担任，监事长就不能由村委会主任李士勇担任。重新选举组建领导层需要一定的费用。其次，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势必会造成较大的阻力。如果以行政区划边界划分，每个行政村的面积是比较有限的，这必将会使各种组织之间产生矛盾。以新河西村为例，可以预见，这将会使党支部和村委会与独立的合作社在蔬菜产销问题上产生磨擦。第三，上述设想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新河西村总共200多户，800多人，人就那么多，谁在群众中有威信，谁热心为大家的事操心，谁比较愿意出面组织，大家心里都有数，也就是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那些人，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调查中发现，新兴蔬菜合作社的现任领导层基本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应当利用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而不是一概排斥。当然，至于合作社的规范运作还需要经一步的试点和改革。

3.2保护农民利益是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根基

在了解到新兴蔬菜合作社“管办”的性质之后，笔者认为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新兴蔬菜合作社核心成员、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之间的合作，普通社员的受益将是最小的。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像村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准政治组织不被看作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因此，由新河西村村干部组成的新兴蔬菜合作社核心层和普通社员之间一定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人的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和作为委托人的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之间的目标不会一致的。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和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会达成一种默契，共同占有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可以分享的收益，因此，农民的收益将是最小的。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的利益还是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

新河西村村民种菜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在较好的情况下，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元，这是种粮食的四倍多。在2003年菠菜市场价格跌到二三分一斤的情况下，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仍然按照合同上的保护价两毛五一斤全部收购，由于公司销售不畅，蔬菜收购之后全部销毁或免费让农民拉走。而当刀豆的市场价达到四元多时，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又将合同中的保护价一元提高到接近四元进行收购。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外部利润”内在化理论进行解释。首先，有规模经济为农民带来的利润。不论新兴蔬菜合作社到底起多大作用，新河西村的村民毕竟组织起来了，能够生产上千吨的有机蔬菜，这一定会有规模经济的。其次，交易成本降低为农民带来了利润。由于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存在，农民的生产资料基本都能通过新兴蔬菜合作社购买到，在生产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合作社的很多服务，在蔬菜销售时，也要由合作社组织管理。第三，风险的降低给农民带来了利润。农民能够以保护价全部销售，这是分散的农民绝对做不到的，解决了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

3.3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订单农业的研究中，公司和农民之间较低的合同履约率是经常讨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农产品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的存在，使得农产品产销合同不可能成为完全合同。这时如果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签约后进行了专用型的投资，那么，要挟为题或称为敲竹杠问题将不可避免。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和新兴蔬菜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合同的履约率是很高的。

正如上面所述，在2003年波菜市场价格跌到二三分一斤的情况下，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仍然按照合同上的保护价两毛五一斤全部收购，由于公司销售不畅，蔬菜收购之后全部销毁或免费让农民拉走。而当刀豆的市场价达到四元多时，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又将合同中的保护价一元提高到接近四元进行收购。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斗鸡博弈关系的结果。首先，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需要长期而稳定的货源即有机蔬菜。因此，该公司主动去寻求贸易伙伴，寻求有能力提供合格蔬菜的村庄建立生产基地。像新河西村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所希望的。其次，新河西村村民需要稳定的销售渠道，需要以较低的交易成本销售蔬菜，目前，只有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有较强的实力，并且愿意主动和新河西村村民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他们之间只有保持合作才能实现纳什均衡，因而新兴蔬菜合作社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合同履约率是比较高的。

这启示我们合作社与产业化相结合是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合作社产生初期，一般是低层次、松散型、服务内容单一，大部分以技术服务或销售服务为主。这只能解决生产经营一个环节上的问题，满足不了农民在专业生产中进行多环节联合愿望。这就要求专业合作社在提高组织层次的同时，将服务内容由低层次、单一的简单服务，向多层次、多功能的服务内容上发展，进而达到组织形式上的高层次，服务能力的综合性。吸引有实力的公司作为团体社员加入，能够较大地提高合作社的实力。因此公司、合作社和农户联合，会有更强的合力和活力。

4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新兴蔬菜合作社主管部门的主体缺位

“没有具体的指导部门。”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出的第一个难题。虽然新兴蔬菜合作社是在市岱岳区农业局注册的，但是在遇到具体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市岱岳区农业局并不给予指导。“乡镇政府干部除了吃喝要钱、参观考察，什么也不干，他们不起什么作用。”这时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对乡镇这一级政府的评价。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合作社组建基地时，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一部分农民不愿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又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因此调地比较困难。这一问题全靠合作社领导层协调解决，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当笔者问到合作社社长李广宇合作社最好有谁直接管理时，他谈到最好有县农业局负责，县级干部毕竟比乡镇干部素质高，也比省农业厅管理和指导更方便。

新兴蔬菜合作社管理部门不明确的问题，只是合作社管理体系混乱的一种表现。目前，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头管理的现象同样严重，这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总体上没有理顺的结果。在中央层，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科协等都有管理合作社及协会的功能。在地方，包括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办公室、农林业主管部门、科协、供销合作系统等部门也各自对合作经济组织行使职权。这种管理体系的混乱体系或许正时合作社出现无人管理和多头管理的根本原因。

4.2新兴蔬菜合作社应享有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落实

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到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应享有的优惠政策不能完全落实。他指出县乡两级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对优惠政策的阻碍是其落实困难的主要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国家为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信用社针对农民给予一定数额的无息贷款，但是，部分无息贷款就被乡镇政府转为他用，没有到社员手中。

上述问题或许可以从制度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制度文明的建设主要考虑的是社会耗散系统本身结构的优化，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耗散系统的稳定性、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类型。一个社会系统越是有序，则越是减少系统本身的结构熵，从而提高系统的耗散效率，促进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新兴蔬菜合作社本应享有的优惠政策不能落实，主要是制度环境的缺陷使得耗散效率低下。

4.3新兴蔬菜合作社运作的不规范

“新兴蔬菜合作社成立较早，但是发展不好，不规范啊！”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到的第三个难题。因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领导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是同几个人，合作社的办公场所又在村民委员会，所以社员分不清他们在生产销售中得到的服务是新兴蔬菜合作社还是村委会提供的。由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在村民心中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他们更多地谈及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做了什么，而没有主动谈及合作社的，新兴蔬菜合作社好像一个空壳。“其实就是这样。”李广宇认同了我的判断。去年农业部经管总站的白林等人来调查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等人虽然也是农民，但是从管理权限上讲，他们一面是合作社负责人，一面又是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在产权关系上容易混淆不清。不过他也没有提出很好的对策。

李广宇提到的另一个不规范的问题，就是敏感的资金管理问题。他说现在合作社的常规性资金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公司以每吨60元的标准付给合作社的组织管理费，二是合作社在给社员结账时按每斤0.02元的标准扣留管理费。他说直接扣留社员货款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规范的做法是先全部付给社员，然后再以会费的形式收缴上来。按照上述标准，2004年，新兴蔬菜合作社应该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得到6万元费用，从农民的货款中扣得4万元费用，再加上从农业部得到的20万元补贴，应该有30万的资金入账，但是在调查中，没有社员十分清楚这些资金是怎么使用的。另外，农业部白林在调查后也指出由于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不明确，造成了二者之间收益分配不清晰，造成了合作社没有二次返利或返利很少。

5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5.1加快立法工作进展速度，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自然人或法人制定的，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法律是专门为某一个人制定的，同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也绝对不是专门为了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才起草的。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对一个法人的极端重要性，在讨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时，无法可依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则关系的界定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诺思认为政治规则通常是决定着经济规则的。

5.1.1合作社国际立法经验借鉴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在加速合作社发展的进程中制订了有关法律，如法国有《农业法》、《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和《调整法》；日本有《产业组合法》和《农业协同组合法》等，针对合作制的性质，都实行了优惠的扶持政策。我国也应借鉴这些有益的做法，尽快制定发展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已有的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应加强监督检查，以保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尽快制订出台全国的统一《示范章程》，给农民一个如何办专业合作组织的样本，帮助农民面对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获得一个合法身份，起到一个示范、引导的作用。

5.1.2目前我国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情况

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新增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本条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宗旨和原则，本法实施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使已经成立和今后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登记，实行规范管理。同时，本条第三款还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依法在其章程确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财产，不得侵犯和干涉其经营自主权。但是当前合作社的成立、登记情况仍然比较复杂。实际上，国家至今没有对合作社有一个清楚的界定，这在客观上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合作社法人”以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支持合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政府立法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经过各方面的努力，2002年7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关于合作社立法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提出要制定《合作经济组织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规划，并由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牵头，开始组织起草工作。这部法律草案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设立、登记及成员的条件，组织机构及内部治理机制，收益分配的原则，国家的扶持政策等内容

新兴经济范文篇10

一、当代中国新兴阶层与政治管理的相关内容

所谓新兴阶层即伴随体制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所兴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旧有阶层的各个社会阶层。

当前，我国的新兴阶层在广义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群体：一是个体户阶层，主要靠自身经营劳动获取报酬；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通过投资管理、使用雇佣劳动获取较高收入；三是专业技术及管理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及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均是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中分化出了一些阶层，如农民工、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等，他们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代表着两种身份的结合。其中，“农民”表明他们的固有社会身份，“工”则表明他们同时参与城市经济建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被认为或自认为根在农村，不能被城市中的居民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活动场所在城市，只是在重大节日期间才回到农村生活几天。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而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成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两栖人口”。①

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属于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本文把它单独划为一个阶层，有其特殊的意义。高校教师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从事或主要从事精神生产，如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和文化传播，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高校教师的授课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经过多年寒窗苦读考上大学的学子。高校教师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学术素养、处事之道，势必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教师只顾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或是只重视学生学习的结果，而忽视了学生诚实、严谨、踏实的学风，其结果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高学历、高素质学生在校期间所养成的行为准则、价值判断直接影响着他今后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态度，关乎到国家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

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某种特定的秩序和目标对政治生活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约束或制约的一定方式。就是说，通过这种特殊的约束方式使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能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来运行和发展。政治管理具有公共性、组织性、责任性、服务性和价值性的特征。政治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其作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具体说来，政治管理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经济基础，保障经济健康发展；(2)调节各种利益矛盾，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3)确定政治生活的方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4)维护现存的基本政治规范和权力，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和权力认同②。

二、当代中国新兴阶层政治管理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的新兴阶层大约有7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兴阶层人士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兴阶层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新兴阶层与国家、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有时存在着某些不和谐的关系

比如，在发生经济过热等问题国家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时，一些私营企业主未必抱有积极的态度。再比如，当国家法治不够健全和完善之时，一些私营企业以制假贩劣等方式获取利益，必然造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当然，某些私营企业主与腐败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以及某些人的“炫耀式消费”乃至奢侈荒淫的生活，更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起到了制造矛盾火上浇油的作用。③

2、新兴阶层还没有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与政治追求④

虽然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力，从而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但是，仍缺乏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新兴阶层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认识上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

3、农民工阶层权益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

农民工阶层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带，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城市高度发展的经济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取得较高的收入，但是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政策，以及城市居民对其的排斥，使农民工遇到了许多困难。尤其是农民工从事的多是比较劳累、危险的工作，发生事故的概率相对较高，但保障机制却没有与其配套。一旦发生事故，其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

4、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问题

面对着日益激励的高校排名的竞争，大部分高校侧重了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要求，将教师的科研水平与职称、资金、津贴甚至与带研究生或博士生的数量相挂钩，使得许多教师将注意力投到论文的发表、科研项目的争取上。不可否认，这也有个好处。教师所争取到的项目有些可以带着学生做调研，从这方面来讲是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的素质。

三、对当代中国新兴阶层进行有效政治管理的几点建议

1、适当增加新兴阶层对政治资源的占有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习惯于从所有制、身份和职业上界定人群，致使新兴阶层人士长时间被排斥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以外，失去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新兴阶层希望得到现有政治架构的承认，为自己在经济上的发展开辟广阔的政策空间，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拥有大量经济资本的新兴阶层，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方式逐步获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源。新兴阶层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被吸纳进现存政治体制，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实现和扩大本阶层的利益诉求。而政府要发展地方经济，同样需要新兴阶层对经济的贡献。⑤

新兴阶层人士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政策才使他们富了起来，拥有了财富。尤其是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要努力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要注重科技创新，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强化新兴阶层的认同感

通过网络这个技术平台和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沟通，有助于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及时解决问题。特别是电子政务的规范化、透明化，有助于让新兴阶层了解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决策和新兴阶层的意见表达结合起来，调动新兴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于因特网的发展使得信息爆炸成为可能，传统的政治控制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网络政治谣言、危机新闻网络传播等方面。但要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新兴阶层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控制网络政治谣言应该把握及时原则、正面打击原则、宽容原则。对于如何把握危机新闻网络传播的政治控制的限度，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要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更要重视新闻本身。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宽松的媒介生态环境，最终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⑥

3、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执政理念

新兴阶层有着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望。这种执政理念与新兴阶层表达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强烈要求相对应的。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表明其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

4、通过立法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首先，需要设立相关的法律以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如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法”，通过法律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对那些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同时，对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要及时地传达给农民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其次，还可以建立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组织，通过这一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利益，进而推动政治社会化的进展。

5、应为高校创造一种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