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医保在新兴经济中的出路

如果你无力支付女儿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费用，政府该不该出这笔钱?如果她得了癌症而你却负担不起治疗费呢?如果病情进人晚期的不是你的女儿而是你呢?如果你对以上任何一种情况的回答为“是”—凭良心讲，我们99%的人都会这样回答—那么，你就会支持“全民医保”，也就是关于人不能仅仅因为穷就该被丢下承受痛苦或者等死的理念。我们通常讨论—而且激烈争议—的是，到底谁应该受助于纳税人的钱(只是穷人吗?他们的子女?)，因何种疾病(传染病?疑难杂症?)，以及受助程度(全部?部分?)。这些问题承载着太多意识形态。这是保守派的热衷个人责任和自由派的喜欢社会团结产生摩擦的地方。无怪乎美国没有全民医保—有些美国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同时欧洲也在削减这一块—大多数欧洲人称之为“一项人权”。不过，虽然富国在为此争论不休，像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却摸索出了一条前进之路，并且正在向前迈进。以下是它们正在实施的做法。

首先，它们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如果你付不起医保费用，那么政府会为你出钱。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不仅是道德原则。这是确保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下面哪个更糟:是用公家的钱来帮助数百万贫困者获得医疗服务，还是让这数百万人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团结有利于商业发展。当然，这要假定你能分辨出谁穷谁不穷。噢，现在你能分辨。生物统计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更容易、更省钱地—每人约4美元—确定个人的身份，了解其收入，并查出其正在领取的补助金。如果你生活在加拿大或法国，这听起来也许不算什么，那里有指定的社会保险号和由政府提供的终生“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具有革命性的社会政策。

其次，政府支付的医疗保险超越了传统的“基本”组合—超越了像疫苗接种、孕产期保健以及计划生育这些内容。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越发富裕，它们的病理特征发生了变化。其国民因其他问题致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和心脏病变得更加普遍。它们的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寿命延长。所以过去那种提供医疗保障的方法需要改变。你要把更多的政府资金用于教人们如何生活—少吃、多运动、戒烟以及使用安全套。你要把更多的医生培养成专科医生而不是全科医生。而且你开始担忧专利问题—你买得起大品牌制药公司生产的最新药品吗，还是你该不该挑战它们的知识产权、自己生产一种非专利药?猜猜像巴西这样新的全球强国会走哪条路。

第三，虽然政府可能在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建设公立医院和聘请医生在重要性上不及确保病人有医疗保险，并且能够利用保险在自己想找的医生那里获得医疗服务。许多新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私人性质—有些为了赢利，有些不是。这让政府可以关注逐利的医疗企业不愿涉足的地方—比如偏远农村—并提供更好的服务。(需要强调的是:当政府本身不能拓宽这些医疗服务的范围时，通常是私人性质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做这件事—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随着更多的私人提供者由政府埋单来提供医疗服务，人们更加看重结果和服务质量。疟疾的发病率真的降低了吗?多少例分娩是在医生或护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年轻人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比例是多少?患者的候诊时间有多长?通常让承包商而非公务员负起责任要更容易。而且在想方设法让你不去做不健康的事情方面，通常承包商更有创造力—南非的私人公司Diseove口Health会给你“积分”，用它可以在超市购物时打折。无疑，为实现全民医保而采取的行动给健康带来了新的衡量标准。不过真正幸运的是这一切恰好与监督及评估手段(“M&E”)的飞速发展同时出现，这些手段帮助我们衡量政府花的每一块钱取得了什么成果—新一代经济学家醉心于此。

那么，这一切要花多少钱?不管你相信与否，全民医保不一定费用高昂。记住，这一切从“经济情况调查”开始，换句话说，在负担能力较弱的人身上花费得更多。平均每个新兴经济体已经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用于医疗保险;其中半数左右的钱是由纳税人支付的。而且花更多的钱并不能确保国民更健康—美国的医疗保障账单是世界上数额最大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巧%)，但是尽管美国有高科技的医院，它取得的成果却很一般。当然，费用只是这个等式的一边—生活在疾病不一定导致破产或死亡的社会，这样的好处肯定是值得有所付出的。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