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美学思想范文10篇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1

一、心的文化与忧患意识

徐复观着力于中国思想史中所涵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抉发。他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1］，而“心”则被他确认为人的“价值的根源”或“道德、艺术之主体”。这种心的活动，与一般所说的心或心理学上的“意识”并不相同，它作为超越生理欲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国的儒家、道家以及后来的禅宗所说的心，是通过一种修养工夫，使心从其他生理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心的本来面目活动，这时的心才能生发出道德、艺术和纯客观的认知活动。

“心的文化”铸就了中国文学的心灵型态。在传统的文学思想中，心灵型态包含着如何解决文学作品的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徐复观认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表达了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讽。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谓之雅。”徐复观解释道，所谓“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发抒自己的性情，发抒自己的个性。“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这是说作者虽系诗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一心；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就是诗人的社会性。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因为诗人是“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是先由客观转为主观，因而在主观中蕴蓄着客观的、主客合一的个性。”［2］因此，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内心，以形成其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复观在诠释中国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时，还提炼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忧患意识。他认为，从殷周之际开始，中国的人文精神就跃动着忧患意识。从《易传》看，忧患意识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统治集团与殷纣之间微妙而困难的处境有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觉及责任感凸现的反映。殷周之际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源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的远见，忧患意识暗示了成败得失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忧患意识为起点，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都是出于忧患意识。只是儒家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表现出一种“吾非斯人之德而谁与”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对忧患则要求得到解脱，表现出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超越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动力，这一观点是深具慧眼，并且符合文学史实的。徐复观认为，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于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则性情本身自然会与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于是，文学创造的基本条件及其成就的深浅大小，来自作者在具体生活中的感发的程度，再加上表现的能力。一个作者如果有高洁的情操，深厚的同情心，便能有高洁深厚的感发，形成创作的醇美动机，写出伟大的作品。作者以儒家思想作为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遇，必然会产生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无限悲情感与责任感。于是，文学创作敞开了无限创作的源泉，超越了那些蠕蠕而动的为一己名利之私的时文。因此，作者若能注重人格修养，得“性情之正”，使道德内在化，内在化为作者之心，心性与道德融为一体，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和扩大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使作者见人之所不得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致言。既宣泄自己的深衷，又直扣众人的心弦；既发抒自己的孤愤，又把握众人的情怀，从而达到真情远注、腠理入微的理想境地。

二、礼乐之心与尽善尽美

作为现代新儒家，徐复观首先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常将“礼乐”并称，儒家的哲学思想大半是从乐与礼两个观念出发的。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徐复观指出，就现在所能看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对音乐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其证据是《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种陈述是可信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乐记》，正是对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理论的总结。

儒家说礼乐，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礼乐的精神是什么呢?徐复观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乐表现为情志陶冶；礼的精神是序、节、中、义、理，表现为恭敬与节制。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乐中有礼，礼之中也必有乐，“乐自内出，礼自外作”，乐是不可变之情，礼是不可易之理，合乎情然后当于理。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养成乐的人格世界，必须对“乐”有一规定。而孔门要求于“乐”的是美与仁的统一，即：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孔子之所以说“郑声淫”，是因为郑声不符合尽善尽美的标准。韶乐之所以尽善尽美，是因为尧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之中，形成与“乐”的艺术形式完全融和统一的内容。

至此，徐复观阐明了儒家所说的“礼乐”与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礼”与“乐”的内在联系和孔子的“仁美统一”、“善美统一”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价值。然而，艺术的尽美与道德的尽善为何能完全融和呢?按徐复观的见解，乐的一般本质与仁的本质，本有其自然相通之处。乐的一般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总括。在孔子那里，仁者必和，和中涵有仁的意味。因为仁者爱人，而“乐者异义合爱者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境界与“乐合同”境界自有会通之点。所以徐复观说：“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3］徐复观揭示出孔子的美学理想的核心是“尽善尽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非常重视艺术给予人的审美感性的愉快和享受，而反对禁欲主义的自我禁锢和人为藩篱。孔子认为音乐乃至艺术作为美，既能满足一种精神的向善、提升，又给人一种感官的享乐、愉悦，儒家重视人格的善和艺术的美，并将人格之善融于艺术之美，艺术之美附丽人格的善，使人生在充满善的仁义光辉时，又耀眼地呈现出美的绮丽虹彩。人生与艺术达到一种理想性的完美融合，艺术作品也因人格善的灵魂滋润流淌而闪耀星光般晶莹的亮点，具有美的内在力量。因此，儒家艺术精神既不追求单纯的功利宣传教化功能，也不走进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儒家追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善为美、美为善，善美妙合无间。

儒家追求尽善与尽美的最高理想。这一思想是异常深刻的。在孔子的思想中，“真”(道德之真)和“善”(行为之善)实际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认识论(求真)和修养论(求善)实际上是统一的。孔子所说的“美”，是一种以“善”为内容的美，是表现“善”的美感形式。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所言“尽善尽美”一语解释道：“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这种解释可谓深得孔子本意。所谓“尽善尽美”的“善”是一种内容美，而“美”则是“善”的形式美。由此可见，孔子所讲的“美”与“善”是统一的。孔子以善统率真和美的观点奠定了儒家的认识观、道德观和美学观，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

徐复观把儒家“尽善尽美”精神看作是中国艺术思想的宝贵财富。他阐述“尽善尽美”的儒家艺术精神，目的在于彰显中国人充满德性的艺术心灵观。三、虚静之心与自由之境

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乐仁合一与尽善尽美的主体心灵性原则后，徐复观又在庄学、玄学中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心灵原则。徐复观认为，如果穷究到底，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最后只有孔子和庄子所开启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昭示了“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但在现实中，孔子所显示的终极典型，乃旷千载而一遇，儒家所谈的艺术只有在人欲尽去而天机活泼时方能领受。因此孔门艺术精神不能在凡夫俗子脑中生根，也不易在文人心中落实。至于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则是一种人生艺术化的纯艺术精神的性格。徐复观对庄子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试图通过对庄子的再发现，剖析庄子的“虚静之心”，来捕捉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

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这是徐复观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他指出，庄子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庄子言道，主要目的是为他的人生追求提供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根据。在庄子看来，”道”“生天生地”，它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并通过其生命运动表现出来。庄子所说的“道”，尽管有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从根本上说，是建立由宇宙通向人生的系统。道又是人生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即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求安身立命的家园。

庄子本无心于艺术，但有时却将艺术当作人生体验来论道，因其对道的体会有的来自现实人生的经验，有的却来自艺术活动的启发，其所求的道乃是一种完整而理想的人生。庄子所言学道与艺术所谈创作实具同一精神状态。“庖丁解牛”、“解衣盘礴”、“削木为”等比喻所要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技进于道的精神状态。庄子经此而得艺术的人生，艺人经此而得艺术的创作。因此，道的本质就是艺术精神。庄子通过体道来超越现实人生，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正是在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这一点上，庄子哲学才在本质上蕴涵审美意味和富有艺术精神。徐复观把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与美学的内在精神联系起来，亲切体悟到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所呈现的那种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庄子那里，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即是艺术化的人生。庄子为了易于与世俗之美相区别，所以有时称这种根源为“大美”、“至美”。

道既是最高的艺术本质，那么艺术创作上所用的技巧(技)，艺术境界上所达到的美感(美)以及艺术欣赏上所得到的快感(乐)，必皆出于道、进于道。在考察了庄子“道”的内涵后，徐复观着重分析了庄子的“虚静”说，揭示了“虚静之心”的真实内涵。

庄子以“虚静”的心境来观照宇宙自然，这正是一种审美观照。庄子所谓的“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对道的观照。要想实现游心于道，庄子指示了一个修养过程，这就是“外天下”，即忘世故，排除对世事的思虑；“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不被物役；“外生”，即无虑于生死，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之为“心斋”和“坐忘”。徐复观指出，庄子所把握的心斋之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要熔铸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就必须达到“心斋”与“坐忘”。庄子所谓“心斋”是指“虚静”，“唯道集虚”，即以空明的心境，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所谓“坐忘”是“去知”，”黜聪明”，即摆脱所谓的知识活动，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徐复观从庄子那里理出了达到心斋与坐忘的途径。一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对心以奴役，于是心便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这是达到无用之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欲望解消了，实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精神便得到自由。二是摆脱知识对心的束缚。与物相接时，不让心对

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活动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而使心从对知识的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可见“心斋”、“坐忘”的整个核心思想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心灵敞开无碍。

徐复观指出，“心斋”、“坐忘”的关键是“忘我”、“忘知”。欲望与知识同时摆脱，此即所谓的心、静、明，所谓的坐忘、丧我、无己。“凡是进到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不过，在一般人那里，这只能是暂时性的。庄子为了解除世法的缠缚，而以忘知忘欲，得以呈现出虚静的心斋。以心斋接物，不期然而然地便是对物作美的观照，而使物成为美的对象。”［4］“心斋”、“坐忘”因去知去欲而“虚”以待物，以至于“静”；排除了欲望与心智的虚静之心，其效果是“明”。以虚静为体、以知觉为用的“明”，是美的观照的“明”。而这种“明”是发自于与宇宙万物相通的本质，所以此“明”能洞透宇宙万物的本质。由本质所导发的“明”，不仅照遍大千世界，而且成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的自身，所以能通达一切，成就一切。庄子所讲的“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虚静为根源的知觉；庄子所谓的“明”，正由忘我而来。从根本意义上说，“明”与“忘我”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明”是由“忘我”而来的神圣瞬间。“虚静”是“明”的前提和过程；“明”是“虚静”的结果与显现。当然，庄子所谓的心的虚静，是有生命力的虚静，生命力由虚静而得到解放。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至乐”、“天乐”；而至乐天乐的真实内容，乃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

四、余论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等著作中对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进行了研究，试图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和人生价值的根源。同时，他在《中国艺术精神》中通过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历代绘画论的研究，着重发掘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意识和艺术境界中所实现的人格自由。除道德学说层面外，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艺术精神层面。他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在艺术中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且概括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两个典型：一是孔子所显出的“仁与乐合一”的典型，它昭示了道德与艺术的最后统一；另一是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它张扬了一种纯艺术精神。徐复观注意到，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在为人生问题上是相通的。庄子哲学的本意是着眼于人生，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基础上表现的两种形态。儒家强调仁义之心，偏向依存美，道家强调虚静之心，偏向纯粹美。就徐复观本人而言，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在他身上也是对立统一的。仁义之心，体现了他浓郁的人文精神取向；虚静之心，呈现了他更深沉的宇宙意识。前者偏于儒者的“以我观物”，后者偏于道者的“以物观我”。内在与超越、执著与旷达，是相对而言，貌似对立，实则相通。

注释

［1］黄克剑主编:《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页。

［2］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2

徐复观着力于中国思想史中所涵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抉发。他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1］，而“心”则被他确认为人的“价值的根源”或“道德、艺术之主体”。这种心的活动，与一般所说的心或心理学上的“意识”并不相同，它作为超越生理欲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国的儒家、道家以及后来的禅宗所说的心，是通过一种修养工夫，使心从其他生理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心的本来面目活动，这时的心才能生发出道德、艺术和纯客观的认知活动。

“心的文化”铸就了中国文学的心灵型态。在传统的文学思想中，心灵型态包含着如何解决文学作品的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徐复观认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表达了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讽。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谓之雅。”徐复观解释道，所谓“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发抒自己的性情，发抒自己的个性。“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这是说作者虽系诗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一心；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就是诗人的社会性。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因为诗人是“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是先由客观转为主观，因而在主观中蕴蓄着客观的、主客合一的个性。”［2］因此，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内心，以形成其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复观在诠释中国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时，还提炼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忧患意识。他认为，从殷周之际开始，中国的人文精神就跃动着忧患意识。从《易传》看，忧患意识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统治集团与殷纣之间微妙而困难的处境有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觉及责任感凸现的反映。殷周之际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源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的远见，忧患意识暗示了成败得失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忧患意识为起点，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都是出于忧患意识。只是儒家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表现出一种“吾非斯人之德而谁与”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对忧患则要求得到解脱，表现出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超越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动力，这一观点是深具慧眼，并且符合文学史实的。徐复观认为，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于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则性情本身自然会与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于是，文学创造的基本条件及其成就的深浅大小，来自作者在具体生活中的感发的程度，再加上表现的能力。一个作者如果有高洁的情操，深厚的同情心，便能有高洁深厚的感发，形成创作的醇美动机，写出伟大的作品。作者以儒家思想作为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遇，必然会产生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无限悲情感与责任感。于是，文学创作敞开了无限创作的源泉，超越了那些蠕蠕而动的为一己名利之私的时文。因此，作者若能注重人格修养，得“性情之正”，使道德内在化，内在化为作者之心，心性与道德融为一体，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和扩大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使作者见人之所不得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致言。既宣泄自己的深衷，又直扣众人的心弦；既发抒自己的孤愤，又把握众人的情怀，从而达到真情远注、腠理入微的理想境地。

二、礼乐之心与尽善尽美

作为现代新儒家，徐复观首先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常将“礼乐”并称，儒家的哲学思想大半是从乐与礼两个观念出发的。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徐复观指出，就现在所能看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对音乐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其证据是《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种陈述是可信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乐记》，正是对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理论的总结。

儒家说礼乐，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礼乐的精神是什么呢?徐复观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乐表现为情志陶冶；礼的精神是序、节、中、义、理，表现为恭敬与节制。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乐中有礼，礼之中也必有乐，“乐自内出，礼自外作”，乐是不可变之情，礼是不可易之理，合乎情然后当于理。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养成乐的人格世界，必须对“乐”有一规定。而孔门要求于“乐”的是美与仁的统一，即：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孔子之所以说“郑声淫”，是因为郑声不符合尽善尽美的标准。韶乐之所以尽善尽美，是因为尧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之中，形成与“乐”的艺术形式完全融和统一的内容。

至此，徐复观阐明了儒家所说的“礼乐”与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礼”与“乐”的内在联系和孔子的“仁美统一”、“善美统一”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价值。然而，艺术的尽美与道德的尽善为何能完全融和呢?按徐复观的见解，乐的一般本质与仁的本质，本有其自然相通之处。乐的一般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总括。在孔子那里，仁者必和，和中涵有仁的意味。因为仁者爱人，而“乐者异义合爱者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境界与“乐合同”境界自有会通之点。所以徐复观说：“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3］徐复观揭示出孔子的美学理想的核心是“尽善尽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非常重视艺术给予人的审美感性的愉快和享受，而反对禁欲主义的自我禁锢和人为藩篱。孔子认为音乐乃至艺术作为美，既能满足一种精神的向善、提升，又给人一种感官的享乐、愉悦，儒家重视人格的善和艺术的美，并将人格之善融于艺术之美，艺术之美附丽人格的善，使人生在充满善的仁义光辉时，又耀眼地呈现出美的绮丽虹彩。人生与艺术达到一种理想性的完美融合，艺术作品也因人格善的灵魂滋润流淌而闪耀星光般晶莹的亮点，具有美的内在力量。因此，儒家艺术精神既不追求单纯的功利宣传教化功能，也不走进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儒家追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善为美、美为善，善美妙合无间。

儒家追求尽善与尽美的最高理想。这一思想是异常深刻的。在孔子的思想中，“真”(道德之真)和“善”(行为之善)实际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认识论(求真)和修养论(求善)实际上是统一的。孔子所说的“美”，是一种以“善”为内容的美，是表现“善”的美感形式。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所言“尽善尽美”一语解释道：“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这种解释可谓深得孔子本意。所谓“尽善尽美”的“善”是一种内容美，而“美”则是“善”的形式美。由此可见，孔子所讲的“美”与“善”是统一的。孔子以善统率真和美的观点奠定了儒家的认识观、道德观和美学观，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

徐复观把儒家“尽善尽美”精神看作是中国艺术思想的宝贵财富。他阐述“尽善尽美”的儒家艺术精神，目的在于彰显中国人充满德性的艺术心灵观。

三、虚静之心与自由之境

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乐仁合一与尽善尽美的主体心灵性原则后，徐复观又在庄学、玄学中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心灵原则。徐复观认为，如果穷究到底，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最后只有孔子和庄子所开启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昭示了“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但在现实中，孔子所显示的终极典型，乃旷千载而一遇，儒家所谈的艺术只有在人欲尽去而天机活泼时方能领受。因此孔门艺术精神不能在凡夫俗子脑中生根，也不易在文人心中落实。至于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则是一种人生艺术化的纯艺术精神的性格。徐复观对庄子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试图通过对庄子的再发现，剖析庄子的“虚静之心”，来捕捉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

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这是徐复观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他指出，庄子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庄子言道，主要目的是为他的人生追求提供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根据。在庄子看来，”道”“生天生地”，它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并通过其生命运动表现出来。庄子所说的“道”，尽管有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从根本上说，是建立由宇宙通向人生的系统。道又是人生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即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求安身立命的家园。

庄子本无心于艺术，但有时却将艺术当作人生体验来论道，因其对道的体会有的来自现实人生的经验，有的却来自艺术活动的启发，其所求的道乃是一种完整而理想的人生。庄子所言学道与艺术所谈创作实具同一精神状态。“庖丁解牛”、“解衣盘礴”、“削木为”等比喻所要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技进于道的精神状态。庄子经此而得艺术的人生，艺人经此而得艺术的创作。因此，道的本质就是艺术精神。庄子通过体道来超越现实人生，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正是在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这一点上，庄子哲学才在本质上蕴涵审美意味和富有艺术精神。徐复观把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与美学的内在精神联系起来，亲切体悟到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所呈现的那种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庄子那里，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即是艺术化的人生。庄子为了易于与世俗之美相区别，所以有时称这种根源为“大美”、“至美”。

道既是最高的艺术本质，那么艺术创作上所用的技巧(技)，艺术境界上所达到的美感(美)以及艺术欣赏上所得到的快感(乐)，必皆出于道、进于道。在考察了庄子“道”的内涵后，徐复观着重分析了庄子的“虚静”说，揭示了“虚静之心”的真实内涵。

庄子以“虚静”的心境来观照宇宙自然，这正是一种审美观照。庄子所谓的“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对道的观照。要想实现游心于道，庄子指示了一个修养过程，这就是“外天下”，即忘世故，排除对世事的思虑；“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不被物役；“外生”，即无虑于生死，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之为“心斋”和“坐忘”。徐复观指出，庄子所把握的心斋之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要熔铸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就必须达到“心斋”与“坐忘”。庄子所谓“心斋”是指“虚静”，“唯道集虚”，即以空明的心境，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所谓“坐忘”是“去知”，”黜聪明”，即摆脱所谓的知识活动，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徐复观从庄子那里理出了达到心斋与坐忘的途径。一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对心以奴役，于是心便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这是达到无用之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欲望解消了，实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精神便得到自由。二是摆脱知识对心的束缚。与物相接时，不让心对

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活动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而使心从对知识的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可见“心斋”、“坐忘”的整个核心思想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心灵敞开无碍。

徐复观指出，“心斋”、“坐忘”的关键是“忘我”、“忘知”。欲望与知识同时摆脱，此即所谓的心、静、明，所谓的坐忘、丧我、无己。“凡是进到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不过，在一般人那里，这只能是暂时性的。庄子为了解除世法的缠缚，而以忘知忘欲，得以呈现出虚静的心斋。以心斋接物，不期然而然地便是对物作美的观照，而使物成为美的对象。”［4］“心斋”、“坐忘”因去知去欲而“虚”以待物，以至于“静”；排除了欲望与心智的虚静之心，其效果是“明”。以虚静为体、以知觉为用的“明”，是美的观照的“明”。而这种“明”是发自于与宇宙万物相通的本质，所以此“明”能洞透宇宙万物的本质。由本质所导发的“明”，不仅照遍大千世界，而且成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的自身，所以能通达一切，成就一切。庄子所讲的“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虚静为根源的知觉；庄子所谓的“明”，正由忘我而来。从根本意义上说，“明”与“忘我”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明”是由“忘我”而来的神圣瞬间。“虚静”是“明”的前提和过程；“明”是“虚静”的结果与显现。当然，庄子所谓的心的虚静，是有生命力的虚静，生命力由虚静而得到解放。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至乐”、“天乐”；而至乐天乐的真实内容，乃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

四、余论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等著作中对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进行了研究，试图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和人生价值的根源。同时，他在《中国艺术精神》中通过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历代绘画论的研究，着重发掘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意识和艺术境界中所实现的人格自由。除道德学说层面外，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艺术精神层面。他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在艺术中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且概括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两个典型：一是孔子所显出的“仁与乐合一”的典型，它昭示了道德与艺术的最后统一；另一是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它张扬了一种纯艺术精神。徐复观注意到，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在为人生问题上是相通的。庄子哲学的本意是着眼于人生，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基础上表现的两种形态。儒家强调仁义之心，偏向依存美，道家强调虚静之心，偏向纯粹美。就徐复观本人而言，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在他身上也是对立统一的。仁义之心，体现了他浓郁的人文精神取向；虚静之心，呈现了他更深沉的宇宙意识。前者偏于儒者的“以我观物”，后者偏于道者的“以物观我”。内在与超越、执著与旷达，是相对而言，貌似对立，实则相通。

徐复观(1903～1982年)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早年从军从政，后对政治失望，目光转向学术界，在不惑之年作为陆军少将执弟子礼，问学于熊十力。半路出家、矢志学问的徐复观，充满着对中华文化悠久之谜的求索和追问。他通过大量的思想史论、时政杂文，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探询“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心”，并对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心灵作了深广的剖析，拓出了新儒家心性美学的一片天地。

注释

［1］黄克剑主编:《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页。

［2］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3

自然观作为禅宗美学的思想精髓，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化与空化在艺术作品体验中同样是具有意象性的。在自然观的表述中呈现出对生命存在的感受与对生命意义的信念，并指出生命最充沛的状态，将本体美的触发与萌芽以实践的形式实现，从而使生命得以认知和肯定。禅宗美学自然观的心化和空化同样与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文化相融合。宋朝时期，禅僧们游历河川，终日与自然相伴，以直觉体察山林溪流，并与士大夫结友，文化生活充满艺术韵味。通过观察、感受、思辨、知觉、悟觉的过程将动态发展的美以心诠释形，形诠释心，从而达到一种会通的认识。禅者在对艺术的表述中，同样将本体的直觉与事物相融合，体现出从本体到生命的感受。作品不仅要表述物的“体”，更要表述其“本体”，以本证体，更体现作品本身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从而展示其独特的意境美。禅宗美学在物我中对“审相于净心”的要求，目的在于追求艺术作品中超尘拔俗的心性之美。这种修养美学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带来真空妙有、即体即用、悟无所得的哲学意蕴。受禅学影响的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空静圆通的禅学理念之下，以追求心性解脱来对抗外在的不自由，这种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同样渗透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自然适宜、物我合一而又宁静淡泊的审美修养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生命美学，更是境界美学。可见，禅宗美学自然本体论所呈现出的精神的体验与价值追寻，禅意作品无论诗歌绘画，均追求对本体的理想境界，表达的是本体的自我，更是追求生命价值的形象，从而提升观者的生命层次，使其震动、感动，或被感化。

二、情感化设计的艺术表现

禅宗美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与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学，能赋予当下艺术与设计实践活动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社会价值。我们固然处在一个哲学概念创新的时代，通过对禅宗美学自然本体论的研究切合当代艺术设计，从全新的角度呈现符合社会意识需求的、崭新的审美形式。在禅宗美学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做到自我清净，心中有念，使主体（心灵）与客体（自然）处于同一、恰当的状态下。在这层视野上选择设计所需材质：以简洁质朴的表现方式去达到所要表现物体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的智慧美。禅宗美学自然观追求淡泊简素、朴拙到近乎不完满来表现的美（如图2）。色彩选择应摈弃绚丽灿烂之色，以清新素雅或纯色（白）为主，这种含蓄、清净之色所表达的美感恰恰是最富有魅力，纯真而朴实的。材料应选择天然古朴的木制品或棉麻，甚至是一粒沙，一颗石的美感，呈现出静谧，虚无的审美情趣。这种美是稍纵即逝的，亦是亘古不变的。正如其自然本体论所强调的心性化的自然美感，是由观到感，观中生感，感中生观，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理解，来对自然美的和谐作出反应，从而展现出内在的生命之美，实现人与宇宙和谐统一的诉求。在形态的设计上并无固有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禅宗美学注重“万物归一”的整体观照，即全面地知晓，完整地观察。无论是一幅画或是一件工艺品，都要将其形状、大小及颜色与整体和谐相比较，真正领会它的美。如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然界事物或风景是美的，不单单是因它独有的形式，更多是因它是以一种创造性的和谐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使人发现或创造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和谐，并以此作为欣赏的前提或分析的依据。这样更有助于形成对美和崇高的敏锐意识，从而体验到特定“画面”背后生命韵动的和谐之美。只有如此，对自然生命和人类情感的体验之妙才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三、探索与超越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

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7

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

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

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pán＠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

禅宗要求在感性现实生活中，瞬间刹那，顿悟“真如”本性，达到“涅pán＠①”，意为“无为”、“圆寂”，这是一种无欲念、无尘染、无物我、超越时空、刹那永恒、澄明解脱的境界。它可在生时或死后达到，即“有余涅pán＠①”和“无余涅pán＠①”。“有余涅pán＠①”是已灭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惑业造成的果报身即肉体还在，人仍然活在世上，人仍有思虑。它继续发展为“无余涅pán＠①”，不仅灭掉生死之果，肉身不存，思虑也都由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注：皎然《诗式·重意诗例·取境·文章宗旨》。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32、30、90页。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一版。），“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境》。），“只取兴会超妙”（注：王士祯：《渔洋诗话》），都由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越，超越了束缚和限制。这都是与神宗精神相通的。

二、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对文艺美学的启发

禅宗的本体论，认为最高存在的“本体”是“真如”；最真实不虚的、永恒的“佛性”就是众生本有的“我心”。禅宗的方法论，就是要求“直指心源”，顿悟一念。“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不靠菩萨外力的救度，也无须离尘世，苦修行，而要靠“各于自身，自性自度”的顿悟未被污染的清净“本心”，靠“心开悟解”本净的“真性”和“本性”（注：《坛经》第16节。）禅宗，不论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注：《坛经》第19节。）。排除一切计较、执着、烦恼的妄念和杂念，进入直觉的内省，参悟清净的“本性”，这是“真如”的第一义。这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言说的，非逻辑概念可以确定表述的，只能通过禅悟（静虑、直觉）去直接体验。

“妙悟要穷心路绝”，即杜绝一切愚迷心路。“妙悟在于即真”，对待“真如”，要“真参实悟”。“真参就是要在不落言诠、寻思、拟议处用功；实悟，必须悟在无所得处”。“真如”是“虚通寂静，明妙安乐”的空无境界。它不是绝对的空白，而是包容万物，但又不是任何一物。在哲学中，它类似于柏拉图和黑格尔说的“理念”，把寓于个别单一之中的“普遍”与“理念”抽象成离开单一又与单一并列。妙悟，就是通过直觉顿悟，见性成佛，达到无念虑、无执著、无绊累、无法相的本心清净境界，无限自由自如的精神境界。

靠直觉体验去意会，不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去直说，才能感悟到无限丰富多彩、活泼流动、生机盎然的自由境界。“智与理冥，境与神会”，这就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离开感觉体验，任何逻辑说明、文字概念都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水的冷暖。文艺要动人以情，离开形象直觉，任何文字概念逻辑直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文艺要让人在动情的审美感染中悟得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决非局限于认识所写的文字表面内容。在这两点上，它与禅宗是密切相通的。

我认为，禅宗给文艺美学最重要的启发有两点：

第一，文艺和审美的本体就是使人感悟到无限丰富、生气流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产生灵府朗然、快感心悦、神愉、志畅的审美感受。它不同于禅宗的是，文艺表现的审美感情，背后有理性融铸在其内；其中渗透交织着趣味、观点、理想和意志等，并非空无一切。审美感情的源泉在于社会生活。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文艺审美同时又是超越物质功利欲求的。它不离感性生活，但又不是局限于、停留于感性生活现象本身，又是要通过对感性生活现象的再体验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这和禅宗不离“挑柴担水”等感性生活，却又不局限、停留于此，而要体悟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是相通与一致的。

第二，这种精神境界，不是文字语言和逻辑概念所能直说的。按禅宗的话，就叫“说似一物即不中”（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所以，“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如果把它直说成某一确定的概念，就会“死于句下”。

为什么不能直说？康德说得好：“审美意会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意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确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与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0页。商务印书馆。）因此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通过饱含情咸、并诉诸直觉体验的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动接受者，使之感悟到形象体系蕴含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言外的不尽之意”，诱导人们去寻求那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8

中国传统设计美学的实践与理论根植于东方土壤，传统思想中对生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均有着智慧的思索，包涵着对人、生活、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情感、存在意义以及人生境界的追寻与认同。禅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内核，纵观禅宗在与传统的儒、道思想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巨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陶瓷产品作为典型的固态化文化形态载体，其设计审美的本质是借助设计载体对自我内在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等精神活动进行表达。从文化与禅意美学的思维高度去审视陶瓷产品设计，对传统造物文化进行回溯，探寻器物的深层次精神体验与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设计理性与感性融汇，使文化在扬弃中重塑与传承，建构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与大众审美认知。这种创新设计思路可以调整设计师功利的价值取向，超越机械僵化的思维形式，探索更为本真的思维形态，消解现代大生产技术背景下与传统文化间的排斥，强化人与器物的情感交流与记忆联结，指导当代陶瓷产品设计实践层面重建文化抱负与文化自信，一定程度上提升文化竞争软实力。

1禅意美学下的陶瓷产品的诗性特征

中国美学一直以来关注诗学标准与心灵体验，通过诗意情感延伸主体的客观形态，以心通物是重要的造物智慧。陶瓷产品设计的诗性指设计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旨，设计本身创建宁静、感动、想象等模糊的精神层面的原型能量与深远的如诗般的感知体验。与诗的特性相通，陶瓷产品设计也在禅意美学引导下形成高度概括与凝练的设计语汇，传递出或洗练、飘逸、含蓄的情感性与或宁静、静谧、悠远的生命性，使设计彰显本真涵义与终极价值，使产品“忘其形而存其意”，激活“无用之用”的深层文化价值。“禅是诗，是哲学，是道德，只要有生命活动的地方，就有禅”。禅体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与生活的方式，禅意美学可以为陶瓷产品设计注入鲜活血液，使其由形态审美向生命功能的审美进行偏移，使陶瓷产品设计最终达到“求真、臻善、趋美”。禅意美学下的陶瓷产品诗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体现道法自然的和谐关系。关注传统造物思想中孜孜追求天、物、人整体和谐的境界与正、清、和、雅的精神，彻悟万物本然的面貌，打破自然的界限，从日常的情境出发，还原自然的生态之美并对自然之道高度关注。（2）烘托意境的时空审美。设计手法中借助动与静、情与景、意与象、形与神，使主观生命精神与客观器物进行交融互渗，以意象的思维范式提供体悟直至人心，寄托自然、映照天地、宁静淡远、怡情悦性，关注使用者的情感体验，使得产品具备多元意蕴与细致入微的诗兴之思。（3）强调生命永恒的形上思辨。设计具备生命特质与生命情感，充满生命活力与生命内涵，向更纯粹的精神领域衍化，使产品与生命在有限空间内谐和共振，使观者探寻深层精神体验，进而产生慰藉与顿悟，赋予产品直达人心的感性灵魂，建构审美心理结构，设计价值也因时间而隐射永续。

2禅意美学下的陶瓷产品的诗性语言修辞

陶瓷产品设计实践活动以器物功能为导向的物质需求与情感期望为导向的精神需求两个向度共时性展开，禅意美学下的陶瓷产品塑造需脱离现实语法桎梏，延伸到生命本体领域，涵容存在形式和精神实质两方面，通过产品传递生命生生不息的和谐状态与永恒的生命力特质。

2.1自然写意隐喻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命题语境中，自然是一个主体与环境、人性与神性、物质与精神的特殊命题。人在造物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梳理中孕育了设计艺术的审美，并将审美从对物的静态关照移向人在使用中的生命有机体验。禅宗哲学中自然是能量，同时禅是人人所具有的能量，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去对无限的宇宙本体进行体验，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化的物我和谐化一的密切关系，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可以产生情感共振与融合，启动审美领域对形而上的本体的直觉体验，以情释性，产生“妙悟”、“禅悟”的内心之道，最终完成诗意化生存。隐喻作为符号修辞的一种方式与语用现象，在陶瓷产品设计中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往往指通过简单的形态语义本体表达复杂的事物与事理，通过艺术意境的塑造引发观者延伸联想，寄寓无法意释的精神世界。陶瓷产品设计中的禅意美学塑造中的自然写意要素源于自然，设计“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领悟自然的过程中传递自然中的生命美感，引发使用者拥抱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由于设计语言具备异质同构性的特征，自然写意符号系统的转换具备超越时空的特殊审美涵义与精神能量的传递，通过自然形态的隐喻，直观传递自然之道，通过自然物象使精神净化，最终达到观者心灵感知的浸润与体悟。设计师贾伟的《高山流水》香台(图1）整体造型以瓷的圆润与细腻体现香台的沉着静敛，使用过程中烟气挪移，青烟如同云海瀑布，方寸间彰显生命的转瞬与天地的永恒，充满生命张力与宇宙本体的禅境。禅学态度下的陶瓷产品设计将设计导向返璞归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智慧，俯察天地自然，突破时间维度，以空间的角度进行诠释，探索求真艺术化的自然，将设计中主题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进行融合，用心理时空代替重组自然时空，在自然山水中涤净心灵，追求赋予产品生命意象与自然秉性，保持自身的虚静心理状态，如诗入境般体现禅意美学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回归。

2.2语境意象引借

产品的灵性蕴含在使用者心理意象的思维活动中。意象是将视觉思维与心理感受统一的媒介与桥梁。引借作为诗歌中的互文形式通常为诗歌传递含蓄与悠远的诗歌品质。鉴于思维意象的选择性特征，设计不是对主体形象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对形象的总体结构特征进行选择与抽象简化演变，通过设计的外在“映象”转化为胸中“意象”，最终经由观者的感性经验转化为艺术作品的禅韵“境象”，形成“简而能远，淡而有味，意境空阔”的禅境审美风范。在禅宗哲学中把心念专注在某件事情上并非禅的真正本意，禅的本意是如物之所如去观物的本身，一切自在来去。《檀钓》香座（图2）取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诗悠远意境，捕捉蓑翁形象的突出意象特征，并抽象简化为简洁素朴特征的造型属性结构，坐拥江山，激荡回旋，香气氤氲，禅机隐现，沉静中不失灵动。通过使用者主观的想象力的投射，与江山、山水等象征形象产生联结，激活记忆与联想，进而融合产生感性的精神维度的禅境想象、丰富审美的层次并在禅意中心性浸入与灵魂净化。设计中需将陶瓷产品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进行意向脉络的统一，在形象鲜明的造型中超越形式的简单模拟，上升至引导观者进入内敛物象境界的审美体验，留下广阔的联想空间与画外之旨，最终达到“从心所欲”的自由与“亦实亦虚”之禅境。

2.3交互秩序映射

通过主客体间的交互秩序构建情感体验，强化陶瓷产品叙事的感染力。禅宗哲学中崇尚“动静不二”与“因缘而合”。通过陶瓷产品交互过程的“动境”，演化到人与自然的“画境”，诗意传达“意境”。“禅师动中的极静，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动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窗境》茶具（图3）整体设计营造出清明洁净的产品形象，通过泡茶的体验过程让使用者获得美感，透过镂空的窗格观看沏茶过程的壶中天地，如同在南方古典园林中透过窗户欣赏美景，看着片片绿色茶叶水中漂浮继而慢慢沉入壶底，完成从动态到静态的过程交互。于审美中感受自然之物，万籁皆空中坐拥宁静，借茶益思并引发观者的诗情与画意，茶具设计中师法自然营造静谧与清净，而其中的忘物与精神寄托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禅学思想中的超越时间与空间观念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瓷产品设计中可以通过交互秩序建立人与产品间的对话与思考，使人、产品、心、境高度贯通，穿透时空界限组成空间场景，传递审美意境的圆融以及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物我合一的融汇，进而涤荡观者精神世界，营造空明的心境。

3禅意美学下的陶瓷产品诗性语言语形秩序

禅宗的教义精神精髓是“般若”和“佛性”的观念。“般若”强调“一切皆空”，“佛性”主张“顿悟”，两者综合致力于启发人的悟性。在陶瓷产品语形塑造中，亦应重视对知觉经验的把握，使观者通过观念回归禅意美学价值观。

3.1空寂净素之美

通过设计手法上的“无为而为”与“以静制动”，对内容、符号、色彩进行制约性控制，如图4通过形式的极简凸显产品的本质意义与内涵。充实的精神留白、回归本源的朴素色调，在禅宗传统美学的辩证观念中，“实”与“虚”、“有限”与“无限”、“空”与“满”之间存在隐喻关联，极简造型诠释对大者无形的追求，通过简素与节制沉淀洗练美感，并给人以最大限度的思考。

3.2瞬间永恒之美

禅宗哲学中的“顿悟”是指某一瞬间突然醒悟，设计中模拟自然情境，从最平凡的语形中诠释生命之美，通过无意识感受激发瞬时共鸣，关注感性与直觉的体验与内心体悟，唤醒沉睡的感官以及平静、谦卑的心性，达到人与自然心性的联结。

4结语

禅宗的终极目的是超越现世的有限性和生命的非绝对自由状态，提升至生命永恒的绝对自由境界。陶瓷产品设计本身作为文化维度的重要认知路径，可以实现文化观念的表意与外化。立足于禅宗哲学内涵，突破传统陶瓷与现代陶瓷的双向禁锢，陶瓷产品设计目标将物质客体的静观转向为使用者、陶瓷产品与自然宇宙所共同组成的有机生命体，超越产品本身的功利性，扩大其生命方式转向禅的精神层面进行抽象与思辨，以精练的设计语言创造禅意美学观，以禅意美学情态作为审美框架，使产品超物质性升华到诗意主体性的存在，融入文化形态与审美意识，完成意与境高度契合的美学意义的建构，进而体验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通过陶瓷产品传递体悟自然之道与天地之美，传递给使用者体悟深层的生命内涵促使向生命本真的价值进行回归，体现对生命的深层关照，展示禅文化的永恒活态魅力，达到审美精神的最终归宿，实现从“物以致用”到“用以致情”。

参考文献：

[1]柳冠中.事理学论纲[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25-40.

[2]李砚祖.从功利到伦理—设计艺术的境界与哲学之道[J].文艺研究,2005(10):100-109.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9

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

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

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pán＠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

禅宗要求在感性现实生活中，瞬间刹那，顿悟“真如”本性，达到“涅pán＠①”，意为“无为”、“圆寂”，这是一种无欲念、无尘染、无物我、超越时空、刹那永恒、澄明解脱的境界。它可在生时或死后达到，即“有余涅pán＠①”和“无余涅pán＠①”。“有余涅pán＠①”是已灭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惑业造成的果报身即肉体还在，人仍然活在世上，人仍有思虑。它继续发展为“无余涅pán＠①”，不仅灭掉生死之果，肉身不存，思虑也无。佛教认为，人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一种本体的“空”。“空”在具象之中，又超于具象之外。著名小说《红楼梦》中是有这种“色空”观念的美学影响的。

再如王维的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一种空灵宁静的境界；它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抒发了空灵的心境，达到了对宇庙本体的感悟，在刹那瞬间顿悟到无限永恒。诗人去物无欲以空心，“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注：李日华：《恬致堂集·书画谱》。）因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注：梁斗斋：《净业赋》。），才能“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诗人“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去除了见道明性的障碍，就达到了无利害的空达的灵心。瞬间顿悟直觉自由解脱的心性，这就是严羽《沦浪诗话》总结的“妙悟”论的美学核心。

神宗与诗学、美学的“妙悟”目的与原则不同：一为悟空，一为审美；禅不在言，诗不离言；禅去情，诗贵有情。但，追求妙悟自由解放，则是相通与一致的。所以又有人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注：王渔洋：《带经堂诗话》。）

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唯此一心即是佛，……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注：《传心法要》。）这就是永恒与无限的本源的清净心。它要通过“息念忘虑”去达到、去顿悟。离此根本，求诸外物外法，都不能悟得“真如”。

诗道要求妙悟，也要求外去物累和功利物欲，内心无障碍，空灵自由，虚静意清，专注凝神，待时机成熟，自然顿悟，畅神抒怀，神超形越，任性适情，有凌云意，与自然浑然合一，思与境偕，英华外发。“临春风，思浩荡”（注：王微：《叙画》。），“万趣融其神思”（注：宗炳：《画山水序》。），“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注：笪重光：《画筌》。）这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注：转引自《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第2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境界，非人间所有，乃诗人游心所在。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注：转引自上书第20页。），神与物游，“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页。），“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注：嵇康：《赠秀才入军》。），“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注：沈括：《梦溪笔谈》。）。所以有人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注：惠洪：《冷斋夜话》。）

陶渊明所以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注：元好问：《论诗绝句》。），李白所以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垂衣贵清真”（注：《古风》第一。），韦应物、柳宗元以能“发纤nóng＠②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注：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都由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注：皎然《诗式·重意诗例·取境·文章宗旨》。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32、30、90页。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一版。），“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境》。），“只取兴会超妙”（注：王士祯：《渔洋诗话》），都由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越，超越了束缚和限制。这都是与神宗精神相通的。

二、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对文艺美学的启发

禅宗的本体论，认为最高存在的“本体”是“真如”；最真实不虚的、永恒的“佛性”就是众生本有的“我心”。禅宗的方法论，就是要求“直指心源”，顿悟一念。“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注：《坛经》第17节。）不靠菩萨外力的救度，也无须离尘世，苦修行，而要靠“各于自身，自性自度”（注：《坛经》第21节。）的顿悟未被污染的清净“本心”（注：《坛经》第31节。），靠“心开悟解”（注：《坛经》第28节。）本净的“真性”和“本性”（注：《坛经》第16节。）禅宗，不论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坛经》第17节。）。“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注：《坛经》第19节。）。排除一切计较、执着、烦恼的妄念和杂念，进入直觉的内省，参悟清净的“本性”，这是“真如”的第一义。这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言说的，非逻辑概念可以确定表述的，只能通过禅悟（静虑、直觉）去直接体验。

“妙悟要穷心路绝”（注：《大正藏》卷48《无门关》。），即杜绝一切愚迷心路。“妙悟在于即真”（注：东晋僧肇：《涅pán＠①无名论》。），对待“真如”，要“真参实悟”。“真参就是要在不落言诠、寻思、拟议处用功；实悟，必须悟在无所得处”（注：正果《禅宗大意》九。）。“真如”是“虚通寂静，明妙安乐”的空无境界（注：唐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不是绝对的空白，而是包容万物，但又不是任何一物。在哲学中，它类似于柏拉图和黑格尔说的“理念”，把寓于个别单一之中的“普遍”与“理念”抽象成离开单一又与单一并列。妙悟，就是通过直觉顿悟，见性成佛，达到无念虑、无执著、无绊累、无法相的本心清净境界，无限自由自如的精神境界。

靠直觉体验去意会，不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去直说，才能感悟到无限丰富多彩、活泼流动、生机盎然的自由境界。“智与理冥，境与神会”，这就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离开感觉体验，任何逻辑说明、文字概念都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水的冷暖。文艺要动人以情，离开形象直觉，任何文字概念逻辑直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文艺要让人在动情的审美感染中悟得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决非局限于认识所写的文字表面内容。在这两点上，它与禅宗是密切相通的。

我认为，禅宗给文艺美学最重要的启发有两点：

第一，文艺和审美的本体就是使人感悟到无限丰富、生气流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产生灵府朗然、快感心悦、神愉、志畅的审美感受。它不同于禅宗的是，文艺表现的审美感情，背后有理性融铸在其内；其中渗透交织着趣味、观点、理想和意志等，并非空无一切。审美感情的源泉在于社会生活。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文艺审美同时又是超越物质功利欲求的。它不离感性生活，但又不是局限于、停留于感性生活现象本身，又是要通过对感性生活现象的再体验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这和禅宗不离“挑柴担水”等感性生活，却又不局限、停留于此，而要体悟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是相通与一致的。

第二，这种精神境界，不是文字语言和逻辑概念所能直说的。按禅宗的话，就叫“说似一物即不中”（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所以，“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如果把它直说成某一确定的概念，就会“死于句下”。

为什么不能直说？康德说得好：“审美意会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意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确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与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0页。商务印书馆。）因此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通过饱含情咸、并诉诸直觉体验的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动接受者，使之感悟到形象体系蕴含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言外的不尽之意”，诱导人们去寻求那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禅宗与文艺有异有同。其差异显：禅宗悟道舍筏，不要文字和形象。文艺不能“得意忘形”。得意之时和之后，仍然欣尝和回味其形象的美。“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还是有赖于这些形象的启迪、诱导、传达、暗示，永远离不开文字、语言、线条、音响等构筑的形象。但，文艺与禅宗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相通相同之处：都不能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直说，不能“死于句下”，不能局限、停留于用耳目去直接感受音、线、形、字的表面，而必须用心去体验、感悟音、线、形、字所构成的形象背后的“象外之象”，诱导人们去感悟那符合人的本性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禅宗给文艺美学的重要启发是：文艺审美的本体是寻求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其方法是通过对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饱含感情的描写，以抒情写意，体现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对自由解放境界的理想追求，诉诸接受者，让他们通过对形象的耳目声色的欣赏之娱，体验到愉意畅神的自由解放的美感境界。

三、禅宗的“拈花”传说与黄庭坚的“桃花”诗

禅宗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拈花微笑”的传说吗？我们明白了上述要点，就可以对那个传说有更深广的体会。这种体会又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更深切地明白上述要点。;传说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注：《五灯会元》卷19；卷3《南岳怀让禅师》；卷1。）若干年后，达摩回天竺前，问弟子“何为道法”。道副说：“不执文字，不立文字。”达摩说：“汝得吾皮。”慧可默然无言，礼拜后，依位而立。达摩赞许说：“汝得吾髓。”（注：《景德传灯录》卷3。）这两个传说都体现了禅宗“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精神。因为，真如“第一义”不可言说，只能妙悟，要求心领神会，心心相印。

中国古典美学很重视这一点。王士祯说：“严沧浪以禅喻诗，……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注：《带经堂诗话》卷3《微喻类》。）王夫之说：“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且如飞蓬何首可搔，而不妨云搔首。以理求之，讵不蹭蹬？”（注：《古诗评选》卷4，司马彪《杂诗》。）叶燮也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受称为“不可名言之理”（注：《原诗》内篇。）。

苏轼说：“赋诗必此诗，见与儿童邻”（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画花就局限于赋意于花，这不是艺术。见到花，就只知道花，这就是“死于句下”。迦叶见花，因为能与世尊心心相印，体悟到“真如”无限生机自由流动的精神境界，所以“破颜微笑”，产生出无尚愉悦的美感。

苏轼有两句偈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注：《十八大阿罗汉颂》。）。王士祯说：“此颂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注：《带经堂诗话》卷3，《清言类》。）。杨万里的诗：“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注：《和李天麟二首》。）就是超越了柏树和桃花，参悟到了妙谛。

参悟，就是融进了理性智慧的直觉体验，对自由境界的契合和领会。董潮有首词：“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也表明了：桃花燕子的审美意义，正在于它们体现了禅宗寻求感悟的心性境界。

人们常常纳闷于不可理解：禅宗何以经常答非所问。例如：“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汉，不知秤畔星。”（注：《五灯会无》卷15，云门文偃。卷3，黑眼和尚。）意为：这都是不可回答的假问题，并暗示佛法和真如不可言说，只可意会感悟；说似一物即不中了。

有时，禅宗又常以自然界生意盎然的景象来作启发式的回答问题。例如，上述的“拈花微笑”。又如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注：《景德传灯录》卷6。）这都是以自然景象暗示“佛法”和“真如”是一种只可意悟的充满流动生机的自由境界。

南宋的罗大经说：对于《诗经》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等诗句，都要“见天地之心”，诗人“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注：《鹤林玉露》乙编卷3。）。这可启发我们认识到，禅宗的真如、涅pán＠①境界和诗的空灵意境，不是枯寂空无，而是包容活泼生命、自由生机的。所以，苏轼说：“空故纳万境”。禅宗和诗文审美的“妙悟”也非虚空的无念，而是包容了活泼感受和想象移情的感悟妙得。所以，苏轼说：“静故了群动”。正如清代杨益豫所说：“当夫水流花放，悟彻慧通，融然杳然，至不生不灭而不知者，禅象也，抑诗境也？”（注：僧含澈编《方外诗选》序。）

禅象与诗境，佛性与人性，都有自然流转的自由生机。它们的表现，也出于自然。对它们的感悟，也出于自然。这一切都如同“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注：张元千《芦川归来集》卷9《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它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饥来吃饭，困来打眠”，“随缘自在”，“任运无束”，也是自然。正如寒山的诗：“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所表现的也是一种任运自然的审美感。

我们领悟了“拈花微笑”的这些意蕴，就可以较真切深入地领悟四川省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上“碑林”周围石刻中的一首黄庭坚的诗：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

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

假如我们不知道禅宗“拈花微笑”的意蕴，就很难领悟黄庭坚这首诗的诗意。这首诗可以和必须和“拈花微笑”传说相互参证和体悟。明白了这首诗，也会更深领会“拈花微笑”的禅宗意蕴。

这首诗使我们感受到：黄庭坚到凌云见大佛一笑，如见世尊拈花，终于发出心心相印的会心微笑。他寻找了三十年的“真如”境界，很象海德格尔要寻找的“精神家园”；他顿悟到这境界，就像飘泊的游子找到了“家”。禅宗认为，悟道是不论年龄和费功长短，不必面壁枯坐冥想的；什么时候能“一超直入如来地，”就什么时候能得道成佛。只要悟得自心清净佛性，即使不削发入寺，斋戒焚香也能无往不适，随缘任运。任何时候，飘泊到天涯任何一处，也能适性自由，欣然愉悦。

我们从这首诗的字面背后，感受到了“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内含的他们心心相印、顿悟到的真如境界。这种境界，内涵丰富，永恒流转，生生不息，不可言说。因此，我们把它表述为类似文艺审美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当然也只能是道其精神于万一，只能是意会领悟其精神于大概近似，以便有助于人们感悟到它。

为什么黄庭坚在诗中说，见了桃花就感到“三十年来始到家”呢？

这还需要了解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的典故。

据《五灯会元》卷四《灵云志勤禅师》记载：志勤禅师“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志勤把自己寻求悟禅比作张华寻求于将、莫邪二剑，一见桃花后就能从桃花美艳形态顿悟到自由解放的蓬勃生机，当下直入真如佛性，因而悟禅，这就成了有名的典故。

《五灯会元》卷十八载：宋代黄龙派门人，慧日雅禅师之法嗣，觉海法因庵主，有一首开悟诗：“岩上桃药开，华从何处来？灵云才一见，回首舞三台。”《五灯会元》卷十九载：宋代杨歧派门人，太平勤禅师之法嗣，何山守xún＠③，有一首开悟诗：“终日看天不举头，桃花烂漫始抬眸。饶君更有遮天网，透得牢关即便休。”于此可见，禅宗常借“桃花”以喻悟道。

黄庭坚持中说：“三十年来始到家”，这里说的“三十年”也可能并非实指，而是喻其长持不懈。唐代高僧药山惟俨的法嗣，船子德诚禅师在其著名的拨棹歌中写道：“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钩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就体现了他要重新栽竹作竿垂钩，三十年求道不得不休精神，与志勤禅师三十年寻剑客、黄庭坚三十年寻家园的悟道精神是同一的。他们都说“三十年”，可能都非恰好实指三十年，而是喻其长期求道、坚持不懈的精神。黄庭坚说“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游水到天涯”则是说，顿悟得道后，不必再见桃花，即使到天涯海角都是沉浸在禅道境界中了。

黄庭坚常用禅宗顿悟净心，寻求澄澈自由的境界，如：“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之一），“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等。可见，黄庭坚“桃花”诗，咏其顿悟禅境，也不是偶然的。

“桃花”诗旨在咏其寻道悟禅，而桃花只是佛性的一种载体和体现。悟禅，要通过形象载体，直悟其蕴含的自由解放的境界。从黄庭坚的“桃花”诗，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悟禅与文艺审美的相通之处。

四、禅宗美学与恩格斯、海德格尔的参证

文艺，从政治学角度看，在阶级社会中总要不同程度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从社会学角度看，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那么，它和政治、宗教、科学、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又何在呢？就在于它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审美，是它特有的本质特征。

审美，又有何特征呢？举其最主要之点来说，一是超越物质功利欲念，不谋求占有，而着眼于欣赏以得美感，从生理快适达到心理愉悦。二是必须通过对于饱含感情（背后有观点、趣味、理想、意志）的形象，欣赏其形式能给人耳目声色之娱，其内容符合人类进步理想，不仅能愉人情意，更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深层意蕴，能畅人神志，能使人提升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从生理到（主要是）心理的愉悦美感。

因此，从禅宗给我们的启发，我们可以认识到：文艺和审美的本体，最主要的是人类进步理想追求的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这是有着人类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不同的文艺作品在反映现实与抒情达意上总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其“一般”中就应不同程度地体现这种符合人类进步理想、有着人类终级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寻求此种精神境界的内涵越大越强，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就越大越强。这种审美价值，要符合人类从对现实不满意、不满足而产生的超越现实经验的进步理想。它不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符合现实效益需要的“价值”，而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例如所说的文艺来自生活、但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理想更有普遍性，就是超越现实已有事实的。文艺要描绘已有的生活现象，但要体现寻求理想的美学追求。这种体现越充分越强烈，其审美价值越高。

从方法上，禅宗的启发是：这种精神境界不可言说，只可意会和感悟，要体验。有理性融于其中，但如盐溶于水，有味无痕。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通过形象动人以情，诱人进入境界，是文艺和审美最好的方法。

我们这种认识，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与文艺观，而是克服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理解，真正深入到文艺和审美的本来面目及其真谛。请看恩格斯记述的亲身经历的一次审美体验：

“你攀上船关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头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注：恩格斯：《风景》。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3页。）

恩格斯说去掉烦恼和杂念，融入自由的无限精神，岂不是很近似于禅宗无杂念妄虑而悟入“真如”的自由境界么？这不正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么？

对于禅宗的顿悟真如，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扬弃和运用。有些人只局限于把它理解为恬淡的自然境界，很少想到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对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和应该寻找它们背后蕴含的作者对自由解放境界的追求。

我们还可试看寻求“精神家园”的海德格尔对于梵高名画是怎样感受的。他说，梵高的绘画并不说明鞋是由什么做的，有何功用，而是让我们感到“劳动者艰辛的步履”，农妇在“料峭的风中通过广阔与单调的田野的步履的凝重与坚韧”。“在这双鞋里，回响着大地的召唤，……浸透着对面包之必然需求的无怨无艾的忧虑，浸透着克服贫困之后的必然喜悦”，这幅画“使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世界。”“诗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一切艺术在本性上都是诗，……而诗的本性是真理的确立。”“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活动着。”“真理意味着真实者的本性。我们是通过存在者的无遮蔽状态来思这种本性的。”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假如生活是十足的辛劳，……只要善——这纯真者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按照神性来测度自身。……神乃人的尺度。人建功立业，但他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那被称做神的形象的人，较之夜的充满星辉的夜色，更为纯真。”《诗·语言·思》的英译者说：海德格尔此书“是对诗性在人的生命中所具有构成作用的根本性思索”。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最纯真者……人在大地的真正栖居，人的此在，却是诗意的”。“他提醒受无情时间摆布的、终日操心劳顿的世人，什么是真正伟大和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诗人才对他们‘敞开’，……这才是根本意义上的‘归家’。”（注：《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等译。第28，30，44，65，67，34，197，314，340，345，35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心性美学思想范文篇10

认知“大”与“厚”，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的核心要素。大者，阔也；厚者，深也。“阔”为面，“深”为远。“大”与“厚”既体现为两个方向、两种维度，又呈现为两种层面、两大范畴。从方向与维度上说，前者为横阔与纵深，体现视界与幽远，后者是时空与精神，体现空间与情怀；从层面与范畴上言，前者是自然与心性，呈现为万物与意象，后者是哲学与美学，体现为境界与审美。就绘画艺术的“大”与“厚”问题，潘天寿曾言：左右上下不难，往里难。这就是说，绘画创作在上下、左右表达“面”的方向上，向外延展都不是难题，而在前后表达“深”的层次上，向“内”或向“外”延伸就难了。向“内”是历史纵深，向“外”是未来远方。兹论虽基于绘画语境，但对文艺创作诸门类，均有普遍意义，并且这种“深”，不仅仅体现为内容要素，又常常作为主题思想、本质意涵、真挚情感、灵魂所系，呈现作品思想深度，体现作品审美维度。文艺史上，大凡成功的文化文艺大家，皆在“厚”的方向上用功，以“厚”绘写精品，由“厚”体现力作。“轴心时代”的文化巨擘是这样，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大家同样是这样。老子《道德经》，是谓“内圣外王”之学，被誉“万经之王”宏论，仅有五千之言；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生仅著《红楼梦》；李可染七写“万山红遍”，均于咫尺之境；黄宾虹进入“浑厚华滋”之境，挥写“万千山水”，亦均在案几之内。当下，诸多文艺乱象与流弊中，好“大”远“厚”是突出存在。一段时间里，在展览呈大型、拍卖造天价、“出世”靠“大作”的炒作下，写巨制、绘长卷、拍大剧、制大作、展巨献等“大”作品，不时喧嚣文艺诸坛，但往往“大”为噱头，实则空洞无物、俗不可耐，污染艺坛，传播负能量。诸如唯我独尊、极端利己主义的“巨婴”类创作；一味抄袭模仿、流水作业，只求耳目之娱、低级趣味的快餐式消费；热衷胡编乱写、粗制滥造，恣意胡涂乱抹、牵强附会的文化类“垃圾”；急功近利、极端消费受众之无奈，竭泽而渔、极致拖拉之能事的商业化“运作”；搞形式、弄包装、出声响的造势性“动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之症结，就是无视艺术创作中“大”与“厚”之关系，甚至将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显然，文艺作品之构成，“大”为外在架构，“厚”是核心根本。没有“厚”，“大”无意义；欲作“大”，须作“厚”；惟作“厚”，方成“大”。如此，作“大”难，作“厚”更难，从“厚”作起，艺术兴焉。

至简难，至繁更难

艺术创作中，“简”与“繁”是一对特殊矛盾，既属两类艺术语言，也为两种艺术形态。是求简还是追繁，抑或是简繁相宜，始终是横亘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课题。道家哲学中，有“大道至简”之论，依“道”表示“终极真理”，意为真理、规律或原理，往往是极其简单、明了的。显然，“大道至简”与“大艺至简”之“至简”，是哲学概念、美学思想，属于思维、审美范畴，是思想、理念，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艺术观、境界论，引领与统摄艺术创作，是“道”之境界，而非“技”之层面；是形而上之理念，而非形而下之形态。就艺术创作规律观，从低到高、由小至大，是作家艺术家难以逾越的创作路径，是诸艺术门类的普遍遵循。此“低”与“小”、“高”与“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就是艺术创作的“简”与“繁”。中外艺术史上，由“简”作品到“繁”巨制的名家，尤其成为大师、巨匠者，数不胜数。明末清初山水大家龚贤，有“白龚”与“黑龚”之誉，是中国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其创作经历正是从简至繁、由白到黑，而这个过程，是长期艰难而执著的探索与积淀。国画大师黄宾虹的成功，也是“黑（宾虹）”的成功，而早期的“白宾虹”，为晚期“黑宾虹”的前奏与序曲。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其艺术之成功，也同样演绎了这样的过程。不可忽视的是，将“简”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形态，并在创作实践中乐此不疲、恣意呈现，成为当下艺术乱象与流弊的又一大根源所在。这类作品往往空洞无物、草率肤浅；缺笔少墨、懦形弱象；潦草敷衍、随意而就，充其量是“小品”，或者根本未完成，成为“烂尾楼”或“豆腐渣工程”。这种艺术创作中缺内容要素、少层次环节，几近没有艺术价值、更无审美价值的所谓“简”作品，大多是心性浮躁的“垃圾”、急功近利的废品。要说明的是，艺术创作需要提炼，提炼的过程是做减法的过程，但提炼不是简单化，更不能为减而减，成为简单与简略之“简”，而远离简朴与简明之“简”。事实上，繁密往往是典型化的需要、浑厚与丰富性的结果，更需艺术概括与提炼，是更高层次上“简”的集合，进而形成“简”的构建，成为繁密与繁华之“繁”。如此，艺术之事，至简难，至繁更难。简是过程，是“间奏”，但“繁”是远方，是“高潮”。始终向着“繁”的目标探索、苦行，至简才有意义，繁密方会到来。

感性难，理性更难

何谓感性？何谓理性？依艺术文明演进论，这两个哲学概念进入美学，成为美学范畴；美学不能少了艺术，故“感性”与“理性”，又成为艺术学的重要概念、范畴与命题。如是，感性与理性，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还是艺术的。说感性、论理性，不能不谈康德。其最早将人类认识事物、体悟世界的能力，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级，作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不同“责任”与“担当”。黑格尔认同康德的看法，认为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直接性认识；知性认识是通过推论、判断，对事物各个构成部分的单独认识；理性认识则是超越知性经验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认知与体悟能力的名论，当数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参禅三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三种境界（层次）与感性、知性、理性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感性需要积累，积累当须“在场”。在场就是要“身临其境”，走进艺术现场，感触与体验艺术对象。艺术史上，许多大家均有长期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走进大自然的积累与经历。傅抱石为画好“山河新貌”，进行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李可染一生多次长途写生，一次就长达数月、行程数万里，实现了由“对景写生”到“观景创作”的跨越；吴冠中更是坚持“在场”的实践者，年逾花甲还登黄山、写险峰……反观今日推波艺术乱象者，有的闭门书斋，热衷于象牙塔内冥思苦想、随意涂抹、信笔由缰；有的一味“拿来主义”，复制他人、重复自己，以至拟象翻版、千篇一律；还有的沉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这类现象是典型的远离生活、脱离大众、拒绝“入场”，进而没有任何感性能力的结果。感性重要，知性、理性尤其不可或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统觉”与升华，是跨越感性与知性、进入超验境界的审美能力。换言之，感性若不进入理性，往往不受“统觉”、难以“把握”，进而进入过于“狂傲”乃至“狂野”。中外艺术史上，有过此种“弯路”或“过程”者，并不鲜见，米芾有过，石涛有过，“扬州八怪”也深受之“害”，梵•高、莫迪利亚尼、马蒂斯等，也曾付出“代价”。当下，也有不少创作激情澎湃者，其作品大多“张牙舞爪”“火气十足”，或“相互冲撞”“各自为政”，此谓缺乏理性的必然结果。正由此，感性难，理性更难。获得感性，须深入生活、贴近大众，与艺术对象零距离；进入理性，当积累学养、提高悟性、通达灵性，提升审美境界。

师“外”难，师“内”更难

艺术创作是观照物象、融入审美，进而呈现艺术形象，此过程，“内”“外”皆不可或缺也。人呈“气象”之貌，物具“形神”之态。前者“气象”，内“气”外“象”也，后者“形神”，外在“形体”、内在“精神”也。“造化”者，是为自然万物，亦称宇宙万象也；“心源”者，是为艺术家内心妙悟，亦为内在审美意象。如此，“造化”与“心源”是物我两界、外内两境；“师”与“得”是心目合一、内外契合。没有“师造化”之“外”，就没有“得心源”之“内”，而没有后者，前者也无意义。事实上，师外（宇宙万象）重要，师内（审美意象）尤其重要。因为，脱离审美而谈“师外”，“师外”所得仅是自然外在之虚相；以审美观“师外”，方得内在心源之实相，进而以忠实效法、完美表达之，即可形成艺术形象。就艺术创作过程言，当下仍在助推乱象及其流弊者，将师“外”与师“内”关系割裂，或者以师“外”替代师“内”，尤其是无法进入师“内”者，是突出表现。以一段时间来的文艺创作观，为什么“照相”“纪实”“写真”类“创作”，始终“大行其道”？为什么“零度叙事”“底层叙事”“伪现实主义”与“伪新历史主义”一直热度不减？为什么“照片”“投影”“制景”类“创作”，一直此起彼伏？又为什么“新写实主义”“新写实绘画”与“新表现绘画”，始终兴旺发达？仔细观察、分析，这些创作均与自然主义与所谓“超写实主义”思想理念更相近。换言之，就是只师“外”而无师“内”、唯“造化”而无“内化”的恶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除直映造化、再现物象外，将历史经典、名家名作等亦作“物象”，进行肢解、拼接之“创作”，形成“张冠李戴”“古笔今墨”，是极为典型的只师“外”、无师“内”，并将两者割裂、对立之行为，这类所谓“创作”是极尽剽窃与“混搭”之能事，是对艺术本质意义的亵渎与背叛，既远离艺术创作根本，也无任何艺术价值。艺术创作重在师“内”，是作家、艺术家的必修课、宽广道，更是艺术使命所在、责任担当所系。观照艺术对象，形成审美意象，进而忠诚范习之、至美呈现之，矗立超凡脱俗的精神，展现真善美的审美境界，是受众期盼、时代要求。正由此，师“外”难，师“内”更难。让“外”与“内”相契，“目”与“心”相合，难在心内，意义也在心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心”是虚静之心，是审美之心，也就是林泉之心，玄妙之心，正所谓李贽所言“童心”，袁枚所谈“赤子之心”，司马相如所说“赋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