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范文10篇

行政执范文篇1

一、努力提高能力。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执行力的高低，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学习和体验。为此，必须掌握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必须明确目标，使交办人满意。这个交办人可能是你的上级，可能是你所在的集体，还有可能是你有义务服务的公民，不管是谁，只要是你依法依规有执行义务的对象，对于其交办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

二是必须遵守程序，对直接首长负责。在交办人中，有直接交办人和间接交办人，执行者非到万不得已只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因为行政管理是分层级的，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就是对间接交办人负责，每一个层次都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就是对间接交办人负责。执行者切忌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交办人满意而置直接交办者的感受而不顾。还要避免怕担责任把本应向直接领导负责的事推给下一个层级的人负责，自己袖手旁观。另外，还要防止为求简单而越俎代疱，插手下级的事。

三是必须认真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备要搞清三个问题。第一，执行什么。包括为什么人执行，执行什么任务，什么时间，什么要求，什么对象，什么利害关系等等，只有弄清了这些，执行者才能有的放矢。第二，怎么执行。包括用什么政策，采用什么策略，实施什么步骤，用多长的时间等等。这一步是谋又是断。要认真思考，周密部署。实际上很多执行乏力就是这一个环节把握不好所导致的。比如“项目立县”，到有些科局、乡镇最多只分解了招商任务，至于采用什么奖励、主攻什么重点、开展什么活动，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项目立县”只停留在“一把手”的笔记本上、腿上、嘴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雾里看花。第三，靠谁执行。靠谁执行不仅是安排人管、安排人抓，重要的是要用制度促使人管、抓，还要到时间去督查，抓得怎么样，如果不行，还要另选高明。

四是恰当运用方法。我们必须懂得执行无常法，万变不离宗。所谓“执行无常法，万变不离宗”就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执行之法，但所有的执行当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操作要领。我想这些要领可归纳为“三看”：一看事态。即看事物已呈现的态势，看事物将发展的趋势，以及看任务交办者的来势，以此确定急、缓、冷、热、聚、散的处理办法。二看对象。主要是看被处理和处理所要牵涉的对象，包括是什么职业，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文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经济实力，有多大的能量，等等。三看环境。既要看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不要“撞头七”；又要看本地的环境，看民心群情，众怒之下不可用急招。在此基础上，确定采取的措施，尽可能做到能柔不刚，能和不斗，以求不战而胜。这里向大家推荐三种方法：其一，胜在人心。执行力就是要人心如我心的能力。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手段，柔则要以情感心，严则要以理服心，刚则要以公平心。当前，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思想上讲“共存”，政治上讲“共荣”，经济上求“共赢”，仕途上图“共进”，是较好的攻心之法。其二，胜在细节。执行就是办事，办事就要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就要知道开始怎样，中间出现什么问题，就要根据出现的问题想办法，就要从过程正确中追求结果正确。我们讲不问过程只问结果，不是不要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希望不要过程的结果无异于等待天上掉馅饼，是不现实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其三，胜在抓紧。执行就像赛跑，要抢速度。招商引资、做思想工作都要趁热打铁，这样才能抓住机遇，提高成功率，决不可一曝十闲。

五是加强自身修养。执行力的问题对一个人来讲，说到底是一个自身素质问题。有时执行要讲道理，有些人就是有理说不清；有时执行要用策略，有些人就是遇到墙了不知道转弯。因此，提高执行力必须从自身修养抓起，做到人人行能政。目前，重点是两个方面的修养：一方面是知识修养。包括：法律、专业、理论、社会知识修养，无知必无能。另一方面是能力修养。包括分析观察能力，要有世界眼光，能看多远就能干多远；社交能力，与一切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临场指挥能力、协调能力、组织动员群众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

六是把力气使在行动上。一方面，行动就有可能。鲁迅说流产比不生产好，因为流产究竟能证明是可能生产的。行动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失败了不要怕，怕就怕失败以后不吸取教训，没有人帮助总结教训。我们要宽容失败，善待挫折。另一方面，行动需要管理。部署工作只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操作性等于不行。执行就像十月怀胎，就像农民种田（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把力气使在行动上，就是要把力气使在过程上。

行政执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告诫程序救济制度体系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1]作为冲突着的社会里一种普遍的存在，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向“福利国家”转型的历史潮流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痼疾已经越来越显出对行政效率的滞痼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保护的软弱。本文正是基于深切关注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前提下，提出重新建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以希望达到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分配和制约，实现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和谐。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评介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产生背景概要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模式源于80年代初。[马怀德教授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律建设处于停滞不前是甚至倒退的阶段，严格地讲此时的行政处理决定基本上依靠行隶属关系得到执行。”笔者赞同此观点，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拨乱反正”之后我国法制才逐渐恢复。参见马怀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年第2期。]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复苏，我国原有的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另外，社会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纵深，也需要考虑如何在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同时做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在发挥行政权积极管理社会事物的同时，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其标志是《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执行程序。]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陆续颁布的大多数行政法律和法规都对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作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执行主体的划分及原因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划分大致有以下三种：

1、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行政机关为其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采取相应的措施强迫当事人履行或达到与履行相一致的状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61条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值得指出的是，拥有自力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相当少，仅有海关、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

2、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行政机关为其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经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依民事诉讼执行程序强制执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方式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占主导地位。此种立法模式已经形成习惯，以致于90年代后，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已无对违反义务而需强制执行的执行机关作出具体规定。这并非立法的疏漏，而是由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一方式确认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即法律未授权于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均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90年代的许多立法都未对执行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34条的处罚条款就没有规定处罚的权限和处罚执行机关。]

3、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这是指某些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选择自力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没收或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方式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例外，也只有在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才有选择权。

以上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执行主体的划分是建立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上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被学者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2]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呢？[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而法院在执行中占主导地位，这与中国整个法律体系都与大陆法系近似的情况是十分不合拍的；而事前的司法审查方式（形式审查）又与英美法系大相径庭。因此，笔者认为这是经过中国改造的十分有特色的执行体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对行政权的担心。这是基于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监督行政权运行，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滥用的理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财产等重大事由的权力，其执行一旦做出就可能会给公民造成不可挽回和补救的损失，因此需要提前司法审查程序，防止这一危害的产生。“政府部门总的来讲是卓越的；但仅仅靠行政法与他所规定的监督与制裁不足以防止这些事件”（事件是指权力的滥用）。[4]因此，在做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审查，对其合法性进行事先的判断，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给公民人身、财产带来的损害。

2、对行政人员的担心。由于我国行政公务人员的素质不高，而且“官本位”思想严重，因此给予他们过大的权力，会助长这一不正之风的蔓延，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

3、成本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势必在行政机关部门下增设新的执行机构，在我国行政机关本身就臃肿混乱的情况下，会导

致部门的重复设置和权力交叉，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可能会成倍地增加，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新的浪费。

4、国家利益的需要。由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可以减少行政强制执行中的违法情况，在没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完善的程序规则和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国家赔偿的负担。

（三）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实践运行中的缺陷

尽管上述的考虑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有合理性，也确实对行政强制执行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执行模式在法理上始终是有缺陷的，对此，笔者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细的论述。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以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在社会实践运行中的不足之处。

1、破坏了行政强制执行的完整性，严重地阻碍了行政效率。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过分地强调了司法审查的作用，这一理念导致了执行申请往往需要经过冗长的申请程序，法院对其审查的费时也比较多，而且由于我国行政审判庭和执行庭是分离的，因此，申请机关往往需要来回奔波于两庭之间；而且由于两庭不可能完全协调，因此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拖沓繁冗。“程序属于外壳，而效率属于内核。具体表现为程序为偏，效率为大；程序为目的，效率为手段；程序为形式，效率为本质；程序为机器，效率为产品。”[5]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颠倒了程序和效率的关系，跨越了司法和行政两权，人为地破坏了行政执行的完整性，延缓了其执行的空间。

2、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软化，执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民间流传“偷树的不怕法，管树的怕违法，公检法没办法，《森林法》是豆腐法”[6]的顺口溜。这固然指出了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的软化。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规定从立法者主观的理想来讲是对司法权的尊重，但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直接导致了行政机关威信的降低。“如果我们把一种要求做为政策来考虑，那么，我们必须同样地考虑另一种要求……如果一方被视为权利，另一方被视为政策，或者一方被看作是个人利益而另一方被看作社会利益，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无助于做出决定。”（在美国，社会利益往往冠之以政策的名义）[7]所阐述的平等的观点一样，我们应该平等、公正的看待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利弊，而不应戴上有色眼镜，如果歧视性地看待行政权的弊端，那么其优势也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

3、混淆了行政强制执行权主体，不仅造成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权责划分的混乱，还严重地破坏了司法的中立性和裁判性。“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常采用形式而非实质审查，使得很多申请执行的案件流于形式，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8]：“行政机关与法院联手设立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等机构，法院出名义，行政机关出钱出办工设施，共同强制执行”。[9]这些现象说明了我国把大陆法系（法国除外）和英美法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简单的嫁接是不成功的，一方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另一方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中立裁判的形象，行政强制执行的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4、相关配套措施和规定的缺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并未就法院在受理行政机关的申请后应在多长的时间内予以答复；如果法院不同意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的答复期等相关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往往会出现行政强制执行久拖不决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况，即少数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数额不大，范围较广的执行对象，也需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仅不能做到提高行政效率，反而可能导致行政义务人逃脱行政义务。

5、严重加大了法院的执行量。我们知道，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人民法院不仅要负责民事和刑事的执行，还要插手行政执行事务。在我国诉讼案件成倍增长，案情相对复杂的情况下，法院的执行工作日益繁重，众多的执行案件从客观上来讲削弱了其审判的职能。“执行难”成为了我国近年来困扰司法审判权运行的老大难的问题。

二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模式述评及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质属性的探讨

（一）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是指“特定的主体对一国行政强制执行法依一定的效果而确定的主要的立法目的，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整体风格和特征，是行政强制执行法价值取向的法律化。”[10]

由于各国法律文化、民主传统以及行政法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国形成了以行政强制执行权归属为划分标准的两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和法院介入的司法强制执行。

1、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这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国除外）的执行模式。其代表国家有德国、奥地利、日本。下面以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为代表简述这种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的模式。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以1953年4月27日颁布的《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1997年12月17日最近一次修改）为建构内核。这部执行法法典不仅为解决其本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提出了方案，也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提供了建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蓝本。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1]：（1）、强制执行的机关。原则上由行政机关处理行政强制执行。同时，行政机关也可以委托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官署和公法人一般不得实施强制执行。这样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机关下令权包括了强制执行权的国家政策。（2）、强制执行的方法。该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主要有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3）、强制执行的程序。该法以告诫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核心程序，辅之规定了诸如执行援助、搜索、证人立法、催告及在通知等。（4）、强制执行原则。强制执行原则在该法中体现为“比例原则”、“适当原则”和“最少侵害原则”.这一执行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执行权当然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然有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因此，只要行政决定一经做出，便产生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普遍效力。任何人不得非经法律规定变更或停止其效力。行政机关不但有权实施这种决定，而且也有义务实现这一决定的内容，这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行政的命令权和执行权应该是统一的。

2、借助法院介入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采用这种模式。下面以美国为代表简述这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

美国奉行严格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但是她将行政命令和执行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和司法审查之下。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除了极少数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外，原则上都是通过司法执行的方式进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中体现：[12]（1）、由法院处义务人以刑罚。（2）、法院确认义务人构成蔑视法庭罪。义务人不履行行政机关命令所规定的义务，行政机关请求法院促其履行义务，法院判令义务人履行义务后，义务人仍不履行即构成蔑视法庭罪。（3）、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相对人履行义务。

这一执行模式的理念在于：司法权优于行政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权力，应该受到法院的最终审查。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公民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归属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行使。

（二）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质属性的探讨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在我国是有很大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执行权。[13]执行权的性质决定于执行依据做出时所体现的国家权力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具体行政行为，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是行政权力。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权同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力的性质是一致的，属于行政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司法权。该观点主要以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为立论基础，即认为凡是由司法机关行使的权力即为司法权。[14]这一观点深受英美法系“司法至上”原则的影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复合体。[15]这一观点同样也是以我过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为立论依据，认为强制执行中部分职权具有司法权的特点，部分职权具有行政权的特点。

笔者认为，确认一种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应该就一国现行法制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依据进行考察；同样地，也不能将实际生活中各种现实的其他权力因素的附合、渗透和交叉强加于其本质属性之内。换句话说，探讨一种权力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对该权力应然性而非实然性的考察。因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执行权，是一种管理权，因此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相比于“上位”的立法权，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执行权”。但两者仍有根本上的差别，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就在于司法权是判断权，而行政权是管理权。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16]“判断”是一种认识，而“管理”则是一种行动。“判断”的前提是争议的存在，司法权即是对存在于过去的是非、真假、曲直的客观证据的选择和确认，其全过程是建立在既定规则即法律和客观证据即事实之上的程序性、综合性工作；而“管理”则发生于整个现实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之中，非以争议的存在为前提，只要行政权认为有必要，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它都可以以“积极”的行为实施其管理活动，执行是管理的需要，也是管理之所以能达到目的的唯一方式，其内容包括了组织、管制、命令、许可、劝阻、服务、协调、警示等多方面。

“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短语的中心词是“执行”，“强制”是方法和手段，是执行的保障和威慑，它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客观上的使用手段。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行政义务人的强制，它是管理得以存在和作用的生命。如果管理不能执行，不能被尊重，不能有有效排除障碍的手段、方式和权利，那么管理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而管理的设立也没有必要。“执行”是目的，或者说是理想的，管理所期望达到的状态；也是“强制”的终极归属。“执行”在整个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关键。行政强制的“执行”使强制成为必要并依强制得以实现和完成。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决定，其产生和决定过程均以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为成立的要件，具有单方行为的性质。尽管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执行主体以人民法院为主，但其所执行的仍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并未因法院的执行而改变执行内容及性质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强制执行的根本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17]整个行政强制执行的应然运作过程都是一种“命令-拒不履行（客观因素除外）-强制执行-目的实现”的单线的管理模式性质，保证上述管理模式实现的根本因素，就在于其管理的强制力来源于先赋予行政权的公定力、执行力，而不具有一种平等对抗和公平辩论的司法性。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是执行权，属于管理权的一种，具有行政权的性质。“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8]把执行权交还给行政机关，将判断权交由法院行使，是法理应然的要求。

诚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并不当然地决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因为这种具有明显公权力性质的，且对于公民的人身、财产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和威胁的权力归属的决定因素还有很多方面[19]：1、效率的追求；2、公正的追求；3、行政权力行使状况的影响；4、传统和既有制度的安排和制约。但是基于上述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本质属性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应起决定作用。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和其强制执行机关的属性相一致，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总比两者相异的配备更为畅顺、合理。

另外，在考察一种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时，我们还需对人文历史传统、现时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加以足够重视。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下面几点将值得我们着重考察：

1、历史因素。我国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态下经过非充分民主化过程发展而来的。皇权、专制是过去一直以来的特色。行政具有强大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论是社会意识还是政治理论，都有一种集权的传统。只是由于近代改革、革命和“西法东渐”潮流的影响，宪政、民主等法制观念方才进入我国。但纵观我国的法制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宪政、民主的思想也只是略显进步，其茁壮成长的土壤仍未成熟。因此，那种司法优先（judicialsupremacy）的司法执行体制（rigimejudiciaire）并非我国传统，其成长也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2、经济发展现状和法制环境。尽管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客观理智地讲，我国的经济水平仍然不高，法制环境仍需改善。在对兼顾管理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巨大任务的行政权予以考虑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成本节约，不能不讲求行政效率。“从一般意义上讲，效率是指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20]效率与时间的消费、费用的消耗、人力的使用、程序的合理以及结果的好坏息息相关。效率的追求就是要以最少和最小的投入换来行政管理目的最大和最优的实现。行政成本和效率应该是行政机关生命的底线。从理论上讲，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不需其他机关参与，不需其他机关转手，肯定会减少权力部门的跨越和流转的环节，达到费用和程序的精简，实现效率的提高。另外，对现实的法制状态，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从第一件“民告官”案件的出现，到近十年来行政诉讼案件的成倍攀升，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复苏和进步；政府公务人员的选拔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素质的不断提高；立法机关对政府监督检查方式的具体化等，这些都标志着我们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认为行政强制执行不受司法机关事先审查的制约，会导致我国脆弱的司法审查遭到破坏，进而影响法制与法治，笔者以为，也不应该用牺牲行政机关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而应该采用综合治理的观念，从司法审查方式、程序规则和救济制度等多方面来防止和恢复行政权可能带来的危害。

3、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属于经济转型时期，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急剧要求行政权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的时代，笔者认为扩展行政权的执行范围是有益的。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维护和管理手段，经济越发达，对管理能力的疏导和排除障碍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的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21]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职能也必将围绕如何维护经济交易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与国际社会接轨等诸多管理和保障事务展开。给行政机关更多的职权，以发挥其管理的灵活主动性和严肃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我国和其他许多向“福利国家”迈进的西方国家的必由之路。

有资料显示，自1989年到1999年底10年间，人民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和一审受案数相比处于直线上升的趋势（见下表）[22]而且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非诉行政执行案远远多于一审的受案数。以1998年为例，非诉执行案件竟达到了一审受案数的3.32倍。而1999年，法院受理了356，117件非诉执行案件，裁定不予执行的5906件，占总数的1.66%，强制执行43，609件，占12.25%，自动履行243，211件，占68.30%.年度一审受案非诉执行案年度一审受案非诉执行案

198999347455199435083136795

1990130069919199552596191258

19912566715687199679966256897

19922712565156199790557270133

19932791188971199898463326783

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

1、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大幅度增长，说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现象正在与日剧增，这与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模式引发的行政机关权威弱化和执行不力的因素休戚相关，同时也大大加重了人民法院的执行数量和执行压力。

2、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不予执行的案件数量相当少，仅占1.66%，可以基本上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大多数没有重大的违法情况，证明我国行政人员的素质还是有了相当的提高，行政处罚决定机关作出的执行决定是有相当正确率和合法性的。

综合上面所有的论述，我们从法理上、从现实的基础中都可以找到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到行政机关的合理理由。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弱化现行司法审查和法院执行，会导致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保护的不力，会给他们的权利造成损害。但笔者认为上述的担心是多余的。笔者完全同意孙笑侠教授提出的现代行政法是“控权法”的观点。“控权法”是一种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而积极驾驭支配行政权力，它是对行政法功能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法民主或者自由价值的一种定位”。[23]“控”是驾驭支配的意思，而“限”是阻碍、阻断的意思。“控”是积极的而“限”是消极的，我们要更好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应该以积极的方式掌控强制执行权的优缺点，而非一味被动消极地防止其不足。“依法行政”并不一定推出司法权一定要在行政执行权行使前就要控制，也不一定推出其要由法院执行，何况这种“限制”也不能当然地保证执行的合法。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改造司法审查的阶段、方式和范围；进一步完善行政人员的选拔；加强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体系；强化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定完善的程序规则等多种方法多管齐下的方式和理念来构筑一种既能发挥行政权力灵活、快捷积极作用的特点，又可以使其在规定范围里实施，减少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损害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

三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几点构想

“如果能够使一个程序规则同时符合若干价值选择，那就是理想的。如果在若干价值选择中必须择其一，显然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的关系原理，效率选择应当为先。其他若干价值取向应服从效率的价值选择。作为能够促成效率的优良程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必须是规范化的；……二是必须是最廉价的；……三是其确认的环节应当少；……四是程序规则所确认的行为序列应当短，而且不能间断。”[24]笔者将以以上文字所阐释的精神为构筑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核，对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提出几点构想，以期达到“如果该国执行管理机构在履行其职责时遵循正常程序，……又如果存在某些措施防止这些机构滥用权力，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法制度的理想状态”。[25]

（一）关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设想

基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应该借鉴德国模式。但是是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来执行还是由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来执行呢？笔者认为，为了相对地集中人、财、物力，降低执行成本，更容易规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尽量防止执行中的违法情况，应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之所以考虑在县级以上，一是因为县级为我国最基本的一级政府系统，直接面对大量、繁琐的行政处理决定，设立执行机关，可以解决大量的行政执行问题；二是由于县级以上政府的公务员的素质水平相对较高，业务能力相对较强，可以最低限度地保障执行的合法性]另外，基于某些特别机关和少数部门以及特殊情况，可以有限制地授与个别行政部门以一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这样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强化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讲，“三权分立”就是基于对权力的制衡和协调。我国虽然不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实际上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分工和制衡，特别是的行政权，它是严格地受着同位的司法权和“上位”的立法权监督的。但是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是第一道监督，也是比较经济，比较效率的监督。这种监督有其他监督不具备的优势，如业务的熟悉程度、程序简约等特点。当然，自力监督的效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因其监督者毕竟是局内人而非旁观者。但我们仍然可以充分利用其优势，用制度规则促其达到效率提高和最低正义的实现。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与行政行为决定机关的分离，正是行政执行权和行政命令权的分离，其效果相当于事前的司法审查，只是审查主体另换为了一个行政机关而已。

2、降低执行成本。与其在每个有行政命令权的行政机关下分设执行机关，不如设立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这样可以做到人、财、物力的节约；经验、手段、范围等资源的共享，最大程度节省成本花销，做到经济原则。

3、提高行政效率。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成立可以比较有效地杜绝以前由于机构设置不明带来的职权重叠或真空造成的相互扯皮或相互推委的现象，有效地提高执行效率。

4、执行协助的需要。“行政机关只能就本辖区内由自己掌管的事物作出具体决定，而且每个机关的执行手段都是特定的。这样原决定机关往往必须请求其他机关协助才能实现其管理目的”：“工商部门在执行处罚过程中如遇到抗拒，需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这类请求往往不易得到满足。”[26]因此，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设立，可以弥补由于协助不能满足而致使行政义务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纸空文的尴尬。

关于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可以有以下具体设计：

1、实体上的设计。采用统一的考试，在各行政机关内选拔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有相当法律知识的公务人员组成。配置相当的执行手段，赋予相当的执行权力，给予相对丰厚的薪金和较高的地位，以防止其他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制订管理细则，明确其成员的权利以及违反规定所应承受的责任。

2、程序上的设计。（1）、申请。这是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启动的先决条件，非经申请，不得自力强制执行。（2）、审查。对申请执行书、理由、事实、法律依据以及其它相关文件材料审查，包括法律和事实的审查。规定审查时限，以短为好。较为复杂和影响重大的可以延长适当期限。（3）、告诫。以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名义向义务人提出告诫，发出告诫书，义务人仍不履行的，由其作出执行决定书。（4）、执行。由综合行政机关负责强制执行，执行完毕后将执行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机关。

（二）关于处理人民法院司法审查问题的设想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采用的人民法院事前审查的方式。这样的模式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笔者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论述。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需改为“以事后审查为原则，事前审查为例外”的模式。这样的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事前审查一是不仅延误了行政效率，二是即使法院的事前审查也不能完全保证其执行的合法，不符合经济原则。

2、事后审查可以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义务的有效实现，但是不利于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国家赔偿任务的加重。

3、采用事前、事后双重审查固然可以有效地兼容并蓄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但事实上成本过高，程序也太过复杂，周期冗长，也不符合经济原则。

笔者认为可以将法院司法审查的方式按下述步骤实现：首先，将法院的审查权和执行权剥离，法院只负责审查，而执行则完全回归行政机关。其次，由行政强制执行法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的原则，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不经法院司法审查即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对影响重大、复杂的，可能严重影响行政义务人人身、财产的执行案件可以在行政机关的申请下予以审查。再次，对法院审查的组织方式、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限予以明确规定。在行政机关申请后，由法院签发执行或不予执行令并作出书面说明，然后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这样可以较好地兼顾职权利保护、效率实现以及国家负担三种价值的统一，而且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控制的灵魂-司法审查也可以得以保留。

（三）关于围绕“告诫”为核心建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想

“没有事先通知其利益可能因政府决定而受到影响的人，一切其他程序权利都可能毫无价值。”[27]从本质上讲，告诫是一种通知行为，是指义务人不履行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行政机关在采用强制执行之前将强制执行的决定告知义务人的方式。它包括通知执行的措施、执行的时间和执行的地点等，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告诫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1、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在执行前对义务人进行再一次的说服，可以弱化因行政义务人情绪激动而产生的抵触，在行政义务作出后与执行前的一段时间内，让义务人较平静地思考其行为并予以劝说，可以较好地促使义务人自动自愿履行其义务，体现了“先说服，后强迫”的指导思想。

2、促使行政机关的反思。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在发给义务人执行通知的时候，同样须对作出执行的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多方面予以考虑，也是一种对执行行为的正当性认识的“反刍”。

由于我国目前的告诫只是界于“行政强制决定作出”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之间，并且只有一次告诫，因此笔者考虑可以作如下改进：一般的告诫程序可设计为在行政决定作出的同时作出简单的告诫，即用平缓劝诫的口气对不执行的后果作出说明；当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之时再作出正式的告诫，其应该包括执行内容、措施、地点和时间等，需以较为严厉的口气；最后对仍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强制执行（由于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况例外）。对于标的重大或对义务人人身、财产等有重大影响或执行后难以恢复原状的，可以增加一次告诫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告诫以书面形式为原则，口头方式为例外。

（四）关于救济体系的设想

行政救济“通常是指行政行为给相对人权益造成侵害或负担的情况下，一定机关根据相对人的请求或依职权防止和排除这种侵害或负担，以保护、救济相对人的权益。”[28]行政法律“只有赋予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私人权益在法律上的请求权，并尊重它；赋予相互义务与权利，才有产生这一法律基础的根本基础”[29]救济是否能实现，是可否把强制执行权划归行政机关的重要衡量因素之一。如果说没有救济金手段或者救济手段有瑕疵，会使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控制成为一句虚言。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虑救济手段的时候应遵循以下思路：

1、行政机关在对相对人的行政义务作出时即需告知义务人的救济手段和途径，如申请复议或起诉；在告诫阶段，同样需要告知义务人的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执行完毕后，要告知义务人可以通过诉讼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上述三个阶段，都要明确告知权利时限，严格说明行政机关的执行方式、手段、执行权限和范围。一经违反，即应看作是违反行政程序，不能依法产生随后的行政行为或效果。

2、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可诉性。笔者认为，如果执行机关在执行中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些执行措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可以成为诉讼对象的；但是如果这些措施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只是为达到先行行政义务的手段，那么，它只是原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列为诉讼标的，只能对整个行政义务决定提出诉讼。这样做，有人可能会说其不利于权利的保护，但是笔者认为由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执行，并辅之以法院的事前审查己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上述行为的不可诉导致的利益损害，并且对未形成新行政法义务的执行的不可诉也可以通过向作出行政命令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提出复议或在执行措施不当造成损害后提出国家赔偿予以弥补或救济。

3、完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不可否认，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纵观其内容和现实的运行，仍可发现不少漏洞。基于本文内容所限，不予详细论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赔偿法，这部代表权利救济的最后法竟被民众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可见其对权利的保护有多么的不利！因此这三部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它们应该和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执行法一同构成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屏障。否则“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这一古老的法谚将成为一句空话。

“一个把自己仅仅限制于使别人服从的政府，会发现让人服从是非常困难的，……最完全的权威要能洞悉人的内心深处，不仅关心他们的行为，而且关心他们的意志。”[30]在本文写作完毕之时，笔者深深地感到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种“粗暴”的手段并不能使人真正从内心服从，“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它可以使他的表面行为从有害变为有益，虽然它不是达到那个目的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可是他不能提高他的思想，或者说只能使他由最卑鄙最无耻的动机驱使走上正道，它使他变成一个奴隶，全心全意为个人，受着自私的情感中的最卑鄙的畏惧心理的驱使。”[31]强制并非目的，扩大行政机关的执行权也不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漠视。笔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当前我国行政权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存在，但纵观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史，笔者认为对行政权的限制有偏激和“矫枉过正”的倾向。正是基于理性，笔者认为“三权分立”应该彻底，制约和平衡应该大致相当。我们的态度应是积极地控权，而非消极地限权；不是“司法主治”而是“法律主治”。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完善的立法和程序同样可以保护相对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当前“民告官”的民众意识的觉醒潮流和国家赔偿暂时的增多，也可以从反面促使更多相对人权利意识的复苏，使我们行政机关的素质和能力真正有提高和改善，真正地使“依法行政”不再成为一句美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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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P.131.

行政执范文篇3

关键词：执行难执行权的特殊性执行体制统一构建

众所周知，目前在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着一个极其严重的，这就是“执行难”。“执行难”这个问题涉及面之广，涉及的度之深，历经的时间之久，其解决之难，是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问题所不及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司法界到一般的社会界，从理论者到实际工作者，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寄望于尽快解决，维持正常的社会、和司法秩序。但毋庸讳言的是，“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解决“执行难”的方案依然有待于认真地、深入地探索。本文认为，“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执行体制不顺，目前这种将民事执行机构隶属于法院内部的执行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只要这种执行体制不加以根本性的改变，“执行难”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不仅如此，本文还认为，除民事执行体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外，其他的执行体制，包括行政执行体制和刑事执行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弊端，都需要结合起来统筹解决。通过，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执行机构，实现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

一、执行难：成因及其危害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将执行难归结为四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1].这是对执行难含义的具体演绎，也反映了司法界对执行难的程度的慨叹。执行难是一个牵动全社会注意力的焦点问题，也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执行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被执行人缺乏执行能力，无财产可供执行，必然导致执行难。二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这里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指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由于一些债务或公司，本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或利税大户，属于地方政府予以重点保护的骨干企业。法院执行举步维艰，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无能为力。这是造成执行难的关键原因。三是不健全。目前我国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企业法人，对于非企业法人尤其是人不适用破产，这样对于不适用破产的民事、经济主体在执行受阻时，无法转入破产程序彻底结束其债权债务关系，造成执行难。此外，强制执行程序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篇幅有限，内容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这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四是执行体制不顺。目前是由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兼顾行使执行权的，与审判权所具有的本位性相比，执行权受到了轻视。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执行难的结果表现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不能获得实现，造成所谓“空调白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危害性：从债权人角度看，执行难意味着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满足和实现；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其花费许多司法资源的生效裁判成为一纸空文，被人们贬为“法律白条”，这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良好形象是一个极大的损害；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司法获得救济，势必逐步放弃对司法的信仰，并放弃对公力救济这一合法手段的诉求，转而寻求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从债务人角度看，“执行难”日久必然产生一种消极的波及效应，“执行难”的涉及面日益宽泛，这样必然放纵债务人的躲债、赖债心理和行为，这样到极致，执行难就会变成常见的篾法、抗法现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必然趋于瘫痪，法治国家的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可见，“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树立司法威信，使司法取信于民，甚至涉及国家存亡的瓶颈问题。“执行难”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执行难的危害之烈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解决执行难，全国上下群策群力，探讨寻求各种对策，以期尽快达到目的。中共中央于1999年了著名的“11号文件”，该文件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寻求改革措施给予极力支持。这个文件被誉为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对执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总体构想，这就是：在全国建立起对执行机构统一领导、监督，配合得力，运转高效的执行工作体制。中共中央15大、16大报告中，都提出了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并表达了要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和指导下，全国上下法院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执行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成果是显著的，执行难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得了化解。肖扬院长在2001年元旦献辞《公正和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中指出，当前以建立民事审判新格局和执行工作新体制为重要标志，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一个不能不面临的问题是：执行难的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着。

如何解决“执行难”？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普及法律意识、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措施、健全执行立法、加强执行装备、强化对恶意逃债行为的制裁等等。这些观点和建议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当予以采行。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要解决“执行难”，必须首先要理顺执行体制，建立和形成一个既公正又高效的执行机制。

二、我国执行体制的沿革及其弊端解析

执行体制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现行法律构建而成的实施执行行为、调整执行活动的制度综合体，其内容主要包括：行使执行权的机构与人员是如何组建或组成的？在执行机构内部，有哪些内设机构或部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执行机构的管理体制如何？执行机构的上下级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审判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关系如何？等等。其中的关键是执行机构的性质与归属。

我国的执行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设在法院内部，成为法院的一个职能机构，是附属在法院的分支机构，本身不具有独立性，更不能与法院平起平坐，因此有人形象地说：“执行权被司法权吸收了”。当然，在法院内部，执行机构的地位或独立性前后是有变化的，总的是地位不断提高，作用日益突出。具体来说，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的关系在立法上历经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用模式来作出表示：

（一）、合一制模式

1982年新第一部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就是这种模式。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审判机构涵盖了或者说隐含了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并不独立存在，审判机构既审理案件，又执行案件。这是标准的“审执合一”体制。其弊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执行的案件不断增多，合一制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执行实践的实际需要了。

（二）、执行庭模式

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改变了合一制模式，推行审执分立制度，在法院内部增加了一个专司执行之职的执行庭。虽然立法仅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但事实上，各地院基本上都建立了与审判庭相对应的执行庭，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成了执行办公室。应当说，相对于以前的做法而言，专门设立执行庭是我国执行体制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执行权开始走向独立。但是，将执行庭设置在法院内部，无法改变执行体制的性质，无法寻找到解决执行难的通达之途。具体而言，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执行庭模式，存在着以下弊端：

1、执行机构层次低。将行使执行权的执行机构设置为执行庭，与行使审判权的审判庭同视，不符合执行权的独立性特征。执行庭在行使执行权之时，必然受到以指导审判为主要职能的审判委员会的制约和干预，必然受到本级法院院领导的制约和干预，而这种来自横向的管理权限不利于具有行政权属性的执行权的运作，而且必然会同执行机构应当主要接受上级执行机构的垂直领导原理相冲突。

2、执行管理疲软化。国家对公民财产权进行保护的制度有三个方面：即，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和执行活动。这三种类型的国家行为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它们缺一不可。执行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强制权，执行管理的垂直型、一体化、行政化和集权化是其典型的特征，否则，执行权就不可能雷厉风行地落到实处。而以执行庭形式表现出来的执行机构，在法律地位上与审判庭完全一致，各级法院的执行庭是相对独立的，上下级法院的执行庭之间只有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缺乏领导和被领导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这种管理模式的运作结果，便是执行权的各自为政，难以形成一体化所需要的合力，难以体现执行权应有的威力。

3、审执分立不彻底。设立执行庭，仅仅达到了一个目的，即：禁止审判庭行使执行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被严重地忽视了，这就是：执行庭还在行使审判权，这是审执不分的新的表现形式。因为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新型纠纷，比如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实体性审查、案外人对执行提出异议、债务人提出执行异议、变更、追加被执行的主体等等。这些发生在执行领域中的纠纷或争议，也需要由行使审判权的审判庭加以解决，然而，依照现行法的规定，执行庭在行使执行实施权的同时，也可以行使执行裁判权。这显然是违背审执分立的原理的。

4、执行方法单一化。执行方法与执行体制密切有关，在现行执行体制下，执行方法比较单一，有较大的局限。比如，法院到异地执行会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不到异地执行搞委托执行，又不起实际作用。执行力量无法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灵活调配，难以形成集中性的优势，搞交叉执行、提级执行又会遇到现行执行管辖制度的制约。执行方法的单一化，自然无助于执行难的解决。

所有上述这些弊端，都是导致执行难或执行乱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执行难或执行乱，必须首先从执行体制的改革入手。在执行体制不加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在其他任何方面所实施的改革，都只能是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

（三）、执行局模式

执行难的危害之烈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解决执行难，全国上下群策群力，探讨寻求各种对策，以期尽快达到目的。中共中央于1999年了著名的“11号文件”，该文件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寻求改革措施给予极力支持。这个文件被誉为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对执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总体构想，这就是：在全国建立起对执行机构统一领导、监督，配合得力，运转高效的执行工作体制。中共中央15大、16大报告中，都提出了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并表达了要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和指导下，全国上下法院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执行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成果是显著的，执行难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得了化解。肖扬院长在2001年元旦献辞《公正和效率：新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中指出，当前以建立民事审判新格局和执行工作新体制为重要标志，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执行改革的进展和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执行庭”为“执行局”，加强上级执行机构对下级执行机构的直接领导。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全国执行机构和执行工作体制改革试点法院。试点的结果，与执行庭仅有有一字之差的执行局取而代之，成为改革中的执行机构新形式。这一执行体制的新模式可以称为“执行局模式”。“执行局模式”与“执行庭模式”相比，确实不是文字上的一字之别，而是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的，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领导体制上。执行局模式强调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领导关系，而在执行庭模式中，则无法体现出这种性质的关系。这是执行局模式的一大创新和发展。

2、实行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两权分离”。有鉴于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不同性质，同时也意识到由同一个机构同时行使这两种权能必然会引发“执行乱”，因此，在执行改革中，便产生了“两权分离”的改革方案。据此方案，在执行局下面，设立两个分支性机构，一个行使执行裁判权，另一个行使执行实施权。这样就可以发挥执行裁判权对执行实施权的监督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执行实施权的集中行使。

3、实行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两级分权”。“两级分权”是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的分权制衡举措，它是指由基层法院集中行使执行实施权，由中级法院集中行使执行裁判权。这样就使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在行使的主体上实现了进一步的分离。

上述是在执行改革中有关执行体制方面的最新举措，这些举措在全国尚未全面推行。应当说，这些改革已触及了执行体制的中枢神经，涉及到了最为要害的部位，因此至少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但深入地分析，这些涉及执行体制方面的改革，还是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其局限性集中表现在管理体制上。这一点在后文关于法院为何不能行使执行权部分要详加论述，这里不加展开。

四、执行体制的比较观察

首先，我们具体了解一些世界各国的执行机构的设置情况。

（一）日本

在日本，民事案件的执行机构设在法院，执行法官和执行官都是独立的执行主体，他们在职能上有所分工和制约。一般来说，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请求权的执行，对于动产所为的查封拍卖以及给付特定物的执行都由执行官来完成；但是对于执行过程中争议的处理和对执行财产的处分、分配的监督，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完成。同时，在给付金钱之债的请求权的执行中，对不动产、债权的处分拍卖，则是由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完成，执行官此时只是从事诸如送达执行文书、授命调查不动产状况等事务性的工作，并不是独立的执行主体。日本的执行官设置于地方法院，由地方法院任命。执行官接受当事人的申请，行使国家强制执行的权利。执行官视为公务员，但是不实行薪俸制，以债权人所缴纳的手续费作为其收入，由执行机构统一收取后进行分配。当事人对于执行官对事务的处分如有异议，可以向地方法院提出不服。执行法官负责对不动产、债权、其他财产及作为和不作为的执行，比如对不动产和债券的拍卖等处分行为只能由执行法官作出。而具体的对不动产的调查扣押查封等行为仍是由执行官行使，执行法官对之进行监督。[2]

（二）法国

法国的执行权是由法院内部的两个机构，即执行法官与执达员分工行使的。1993年之前，执达员拥有广泛的职权，查封、冻结财产以及对不动产进行查封执达员都有权实施。1993年实行执行法官制度之后，执达员的职权有所削弱，主要执行具体的执行行为，他有责任指挥执行行动，在法律要求时有资格请求执行法官给予批准或命令，仍是独立的执行机关。1993年1月开始设立的执行法官是专门处理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案件的法官，其主要职权包括负责管辖涉及执行名义及执行程序的纠纷，作出保全处分等许可决定；命令实施执行或责令妨碍执行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暂缓执行命令等。执行法官由大审法院院长任命，可以在一个法院里任命一名或数名执行法官，执行法官不是具体实施执行行为的人员。

（三）我国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民事强制执行事务，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设民事执行处办理之”“强制执行事件由法官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办理之。”民事执行处办理执行事件，无论何种程序，均由执行法官作决定执行的重大事项。书记官只是服从执行法官的命令，受执行法官的指挥办理执行事务，制作执行笔录，没有独立的决定权，不是独立的执行主体。执达员的法律地位则更低，不但没有像德、日等国家那样是独立的执行机关，而且必须听命于书记官，完全受执行法官和书记官的指挥，实施的多是事实行为。在台湾地区，涉及案外人异议和第三人异议等实体纠纷需要有民事审判庭来处理。

（四）英国

英国是英美法系与法院外部建立独立的执行机构的鼻祖，其他国家的执行制度都是由英国的执行制度演化而来的。英国的执行机关是设在法院外的执行官，其是郡的官员。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先向法院申请签发执行令状，签发后改令状交给令状执行郡的执行官在伦敦的副职或人或者寄给该郡的助理执行官，即等于交给了执行官本人。执行官应根据要求做成收据，载明交付令状的日期。执行官负责令状的执行，但是令状的最后实施是由被称为执达员的官员进行的。执达员已执行官祸福执行官给予的授权证书为依据行使执行权。执达员拥有一定的警察的权力，除负责民事执行工作以外还负责保卫法庭、送达传票等工作。[3]

（五）美国

美国的司法系统有两套独立的系统，即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执行州法院的判决由州司法行政官进行，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由联邦司法行政官或称为联邦执法官进行。此两类人员都是警察的一类，是专门提供法庭服务的警察。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与司法部设立了联邦执法官署，由总检察长（司法部长）领导。联邦执法官署的最高领导为执法官总监，由总统根据参议院意见任命。在每个联邦司法区设立一名执法官，由总统根据参议院意见任命，任期4年。联邦执法官是联邦执法官署的行政官员，服从执法官总监的领导。执法官总监为完成执法官署的职责有权任命支援协助完成法律执行工作。执行官、副执法官和其他职员在工作中都负责执行工作。联邦执行官的权利和职责包括以下几项：1、其基本职责和使命是，为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维护安全，遵守执行这些法院的所有命令，包括执行令；2、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在该审判区开庭时，该区的联邦执行官出席庭审；3、联邦执行官署执行联邦法院颁发的令状传票或其他命令时，可以取得所有必要的协助4、联邦执行官、副执行官及执行官书中的其他官员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任何在他面前发生的针对联邦的犯罪人或者根据联邦法可以审理的重罪。5、联邦执行官书经授权还可从事：保护联邦陪审员、法官官员、证人人身安全，根据司法部长的指示，在国内及国外追查逃犯等活动。[4]

美国各州的地方执行官一般有公众选举产生。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负责维护法庭秩序、送达传票、传唤陪审员、执行判决和主持司法拍卖等活动。

无论是联邦执行官还是个州的地方执行官，其职权都相当的广泛，不仅从事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而且还要承担许多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许多的司法事务。

当事人启动执行程序的方法是向法院书记官申请发给执行令状，执行令状一般由作出判决的法院签发给执行官。执行令状命令执行官进行执行活动，具体的执行活动由执行官决定和实施，权力比较广泛。

执行过程中，执行活动得到法院的有力支持，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遵守一项法令，法院就会行使藐视权，对该当事人加以强制。民事藐视被认为是一种补救，强制其遵守法院命令，赔偿因不遵守命令所产生的损失，民事藐视由一方当事人而非政府的动议提起。刑事藐视具有惩罚性，以惩罚一项已经完成的不遵守行为，是一项单独的诉讼，并且由政府检控。刑事藐视程序必须为该当事人提供所有给予刑事被告的正当程序保护和保障。[5]

由以上比较考察，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将执行权的性质界定为行政权。虽然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与执行程序相关的争议，但对这种争议的解决应属裁判权的范畴，不宜由执行机构行使。换而言之，审执分立是各国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依据该项原则，审判机构不得行使执行权，执行机构不得行使审判权，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是泾渭分明的。这对审执合一模式是一个否定。我国实行过的合一制模式固然违背此项基本原则，执行庭模式和执行局模式也同样违背此项原则。

其二，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应当分开行使。执行裁判权与普通裁判权具有相同性质。

其三，执行权的本质属于行政权。因此，执行机构本质上属于行政机构。

五、执行权的性质研究

强制执行权是指行使强制力实现民事请求权给付内容的权能[6].在我国，在审执分立的观念和体制确立以前，民事执行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在审执分立体制确立后，民事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归结于执行权的法律性质。只有明确了执行权的法律性质，执行体制才能理顺，执行机制才能健全，执行难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执行权属于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由国家统治权派生而来的。但是，在国家权力分工体系中，执行权是否具有独立性？其性质如何界定？立法上并没有给出答案，理论见解有很大分歧。关于执行权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司法权说。

这种观点认为，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民事执行权由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专属行使，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中，又包含了执行权。执行工作是审判工作的延伸，执行工作又依附于审判工作，审判工作涵盖了执行工作。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执行程序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可能。

这种观点是我国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审执不分体制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1）、司法权的本质特性是判断权，具有被动性、当事人的平等性和裁判者的中立性等特点。而执行权所具有的强制性、单向性等特点，显然与司法权格格不入。（2）、法院行使司法权，但不能反向认为，凡是法院行使的权力都是司法权，除司法权外，法院还可以行使其他国家权利。因此，不能以执行权行使的主体来确定执行权的性质，而应当以执行权的行使过程来确定执行权的性质。（3）、法院执行的根据除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外，还有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裁决书、行政决定书等等。因此，不能认为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认为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合理延伸。（4）、从国外立法体例来看，行使执行权的国家机构，并不一定都是法院，有的国家是由行政机构行使执行权的，因而更不能将这种执行权认定为司法权[7].

（二）、行政权说。

这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不是司法权，因为它不具有司法裁判权的任何一个特征。执行权的行使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完全是行政权的特点，因而执行权属于行政权。

（三）、司法行政权说。

这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在属性上既不属于单纯的司法权，也不属于单纯的行政权，而是兼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综合性权力，主张民事强制执行是一种以保证人民法院实现其司法职能为基本任务的行政行为，是一种司法行政行为。至于在这种综合性权力中，以何者为主，又有不同的观点，分别形成司法行为本质说、行政行为本质说和并行说等主张。司法行为本质说认为，尽管执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行为特点，但从整体上看，执行行为依然是一种司法行为。行政行为本质说认为，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司法行为，但它与司法行为有密切联系。并行说认为，民事执行权在国家分权属性上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独立的和完整的强制执行权。

笔者认为，司法权说是完全错误的，司法行政权说也似是而非，只有行政权说才确当地揭示了执行权的本质特征。但对行政权说要做一点修正：这就是，执行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权，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理由如下：

首先、执行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说明，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行使审判权，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正因如此，法院才被称为审判机关。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均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其含义十分明显，权力界限也清晰无疑。何谓审判权呢？顾名思义，审判权即为审判的权力。查《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审判是指法院在诉讼案件中，对有关各方之间的权利分配问题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判，而这些权利被认为原则上已为现行法律所确定”[8].与“审判”的构成要素相对照，不难发现民事执行是性质完全有别的另一种行为。民事执行这个行为所包含的要素有：1、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不存在争执，或者说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2、执行机关对生效法律文书只能执行，不能进行实体性审查，更不能变更执行内容；3、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性措施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强制性是执行的显著特征；4、执行行为所追求的主要价值是效率和有效性，至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是否具有公正性则不是其所关心的内容。可见，审判与执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审判权具有被动性，执行权则具有主动性；审判权本质是判断权，执行权的本质是强制权；在审判权行使的过程中，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参与权，而执行过程并不强调当事人的参与性。可见，审判权和执行权虽然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但二者的性质和运行方式是不相同的。既然审判权和执行权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那么，从理论上说，它们就具有可分的属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冲突性，它们在行使的机构和运行模式上具有内在的分离倾向。

其次，执行权不是一般的行政权，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特殊性表现在：（1）、执行权的启动程序具有被动性。因为民事执行涉及私权保护，私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私权主体的自由处分和自主决定。因此，在权利主体取得执行根据后，他是否要求执行，完全取决于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执行程序要不要启动，一般取决于权利主体是否提出执行申请。这一点，与行政权通常具有的主动干预性质有所不同。

（2）、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执行权的行使主体是多元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等都可以成为行使执行权的主体。这与行政权只能由行政机构行使有所区别。

（3）、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一些纠纷或争议，这些纠纷和争议执行机构无权解决，而只能由审判机构加以解决。而且，只有在解决这些执行中的纠纷或争议后，执行程序才能继续进行。而一般的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若发生争议，是由行政机构自身加以解决的。

可见，正因为执行权具有行政权的本质特点，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由行使司法权的法院行使执行权是不适当的；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认为，因为执行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可以将它从法院权力的结构中剥离出来，交由其他机构行使。同时，执行权也不是一般的行政权，而是具有特殊性的行政权，这种特殊性体现为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联结。因此，在执行体制的建构中，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内容是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之间的分权制衡与配合协调。

六、行使执行权的机构

执行权究竟配置于哪一个国家机关行使，在国外有不同的做法，在我国也有不同的主张。就我国学界的讨论而言，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由法院负责执行。

我国现行执行权就是由法院负责行使的，因此这种观点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维持现状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也意识到，执行庭模式具有诸多的弊端，应当在法院内部设立执行局。这种观点认为，“从目前执行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执行机构显然还是要设置在法院内部，执行局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执行机构改革的方向”[9].这种观点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将执行权视为司法权[10].其理由具体包括：1、具有理论根据，在国家权力结构上，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下与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民事执行权定位于司法权；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属于司法权的民事执行权，是应有之义。2、符合分权理论，认为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种不同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划分，权力以复合存在为常态；由法院行使民事执行权，与国家分权学说和法院复合性功能并不矛盾。3、具有历史传统，从我国执行工作的历史发展来看，法院行使民事执行权已基本成为传统。4、提高执行效率，民事执行权配置在法院，执行机构设在法院既有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也可以达到审判与执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目的，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5、符合国外通例[11].

（二）、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

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观点是基于执行权的行政权属性，在国外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我国学界鉴于法院负责行使执行权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有一些学者提出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范围内剥离出去，交由行政机关行使。这其中又有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将执行权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形式，也就是交给司法部及其地方机构行使。另一种主张是将执行权交给公安机关行使。并认为，就公安机关的性质、条件，把执行工作公安机关负责较为适宜，并建立垂直领导的执行工作体制，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12].

（三）、成立专门的执行法院。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在现有的法院体系之外设立专门的区域性执行法院，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其机构设置以及人、财、物的管理彻底与地方政府脱离。这种观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基层、中级和高级三级执行法院。基层和中级执行法院也可分别按二至三个基层和中级审判法院的管辖范围设立。在执行法院中，再按照执行案件的性质，分别设立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执行庭。除建立执行庭外，还应建立执行事务审判庭，该审判庭由法官组成，主要负责对执行案件进行司法审查裁判[13].

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观点：主张将地方各级法院的执行权从法院系统剥离出去，成立专门的执行局、执行分局和执行支局，行使执行实施权，但最高人民法院仍保留执行权，设立执行总局。这种观点并且主张，整个执行系统实行经费独立，单独预决算，由上级执行局统一管理；执行人员实行垂直领导；执行中的裁判事项仍由法院办理[14].

（四）、对上述观点的简评

笔者认为，将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行使，尊重了执行权的行政属性，思维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执行权所具有的行政权属性的特殊性。执行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但与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中的行政权有所区别：执行权应当全国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而一般的行政权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其职能分化形式，受地方政府、人大、党委的制约。执行权如果交给地方行政部门形式，则根本不能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难题，可能反而加剧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这是其一。其二，具体落实起来，将执行权交给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司法部缺乏行使此一权力的条件和实际能力，相比较而言，其实际效果并不见得比法院行使执行权更好。如果将执行权交给公安机关行使，则公安机关行使民事执行权也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同时公安机关本身负荷沉重，也难以充分顾及民事执行事项，此外公安对地方政府的依附十分紧密，也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总之，将执行权分离出去交给行政机关行使，不仅解决不了法院所面临的难题，而且更平添一份新的难题，不具有现实性。

设立专门的执行法院比较接近笔者的设想：有利于提高执行工作和执行机构的社会地位，强化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减轻审判法院的负担。但设立专门的执行法院这一构想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难点：执行法院和现行法院的关系如何设定？执行法院是否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如果属于，则违背执行权的内在本质，不利于执行权的独立化。如果不属于，那么，就势必存在两套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这除了增加法院体制的复杂性外，别无其他优势。而且，执行权本质上不能隶属于任何名目的法院名下。在大陆法系国家，执行法院并不是独立于普通法院系统的法院，而是隶属于普通法院系统的专司执行的内设机构。

七、法院不宜行使执行权的理由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将执行权依然保留在法院行使，只是较之以前对执行机构稍加改造而已。笔者认为，执行权应当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剥离出去，由法院继续负责行使执行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是被实践充分证明行不通的。其理由主要有：

（一）、由法院行使执行权，难以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执行机构。

如果法院同时行使执行权，就意味着要分别设立两套不同性质的机构：一套机构是审判机构，另一套机构是执行机构。审判机构行使审判权，执行机构行使执行权。前者的表现形式为审判庭，后者的表现形式有两种模式：一是执行庭模式，二是执行局模式。执行庭模式容易导致审执不分，而且在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上不能形成行政隶属关系，不能适应执行权的运作需求，因而受到了实践的否定。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执行局模式，求证一下执行局模式能否适应由法院行使执行权的要求。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执行局模式在运作上存在一些难点：

行政执范文篇4

关键词：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思索

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部署，以及《吉林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的要求，全面落实和大力推进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在推进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经历了在改革中建立、在发展中完善的历程，经过探索与实践，逐步建立一种民政部门“执法有依据、行为有规范、权力有制约、过程有监督、违法有追究”的行政执法责任制新模式，确保民政部门的依法行政真正落在实处。

一、民政部门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

民政部门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法治政府建设应有之义，并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而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从吉林省民政部门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历程看，大体经历了三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发展的初始阶段，创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体现在推行政务公开、办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事项和行政执法督查等内容，并初步建立和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操作办法。（2）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初步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集中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主要体现在清理行政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据和执法权限；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行标准；初步架构民政执法考评体系等内容；并研究制定了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3）全面深化发展创新阶段，集中在2005年至今，主要体现在各级民政部门对行政执法法制认识空前提高，工作力度和措施空前加大，尤其是以2007年国家民政部门提出“法治民政建设”为标志，民政部门的法制建设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对民政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了全面梳理，各项配套制度衔接有序，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制度政策体系，尤其是不断完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和行政执法绩效评估机制，给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总之，行政执法责任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一个需要解决行政执法机关职能交叉的现实应用制度，发展到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的主要监督机制，从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这一制度蕴涵深层的价值取向，符合我国法制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方式改革和职能转换的需求，尽管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还不是一部专门的法律制度，但是它作为一种民政系统内部管理的监督机制，对促进行政法律的执行，提高民政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二、充分认识民政部门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大现实意义

民政部门实行执法责任制是在现实需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透析十年的发展历程，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正是适应我国依法行政进程、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和行政监督发展进程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一方面，是行政管理改革深入的现实需要。民政管理系统是社会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知识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国家管理水平的角逐，民政管理系统在走入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开发本系统的智力资源、实施组织管理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随着依法行政实践的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促进了现实中对新的管理方式的积极探索。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发展，必定会导致行政改革内容和策略方面某种程度的改变，内涵式的改革成分比重会逐步增加，这主要是受政府职能转变的因素影响，行政管理运行机制程序化、法制化、行政行为规范化，行政信息、决策体制的科学性、合理性都会体现在改革内容之中。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民政系统行政机关内部分工不明确、职能不确定，经常无规则反复变化，内部工作程序规范水平较低等问题，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建立民政系统内部管理有序的新机制，也就日益被提上日程，促使民政执法责任制的悄然兴起，也正是适应了行政内部秩度改革的现实需要。

另一方面，是行政执法监督的现实需要。对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广泛的监督，是民政系统依法行政的保障。将民政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活动置于广泛的监督制约之下，是一个促使其严格执法的重要外部条件，监督制约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和制约依法行政的进程。随着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行政执法监督的作用开始被提升，对行政监督的体制有人大的权力监督部门、行政专门监督机构的监察部门、内部监督的行政复议部门、司法监督的行政诉讼部门等，职能越来越明确，职能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发挥。尤其是随着转变政府职能要求的日益迫切，从被动监督方式向主动监督方式发展必然成为行政管理改革深化的趋势，探索行政行为过程监督新的管理方式在实践中必然应运而生。民政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正是顺应历史进程的要求，被实践者创制了以建立行政执法责任为核心、以评议考核为保障的行政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其制度价值随着其作用的显着提高被逐步得到确认。

三、民政部门在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中的实施依据及职能定位

民政部门实施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因不同层级的民政部门承担的行政执法和层级监督任务有所差异，层级越低的民政部门实施的任务越重，层级越高的民政部门推行的任务越重。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行本行政区域的民政执法责任制工作。

（一）民政部门推行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依据

民政部门推行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依据，源于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赋予民政部门的层级监督权和行政执法权，此外还有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全国民政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指导意见》，民政行政执法主要依据有：

一是行政执法主体行政化。经过认真研究和梳理，省本级的行政执法主体为吉林省民政厅和吉林省涉外婚姻登记管理处。与此同时，各地民政部门依法对执法主体进行了清理，明确了本级民政行政执法主体的类型及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依据。

二是行政执法依据法律化。民政行政执法依据，包括本部门所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部门的“三定”规定，也包括协助、配合其他部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规范。经过认真梳理和甄别，目前，省民政厅行政执法依据有101部，其中，法律19部、行政法规19部、地方性法规7部、部门规章44部、地方政府规章12部。梳理中对不适应形势发展的2部地方法规和3部政府规章进行了修改。

（二）民政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主要职能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在全面推行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中，有组织领导、制定目标、督促建立和落实制度、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以及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等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设定考核目标。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种普遍适用于民政行政执法主体的层级监督制度。因此，民政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任务，是依照各级民政部门法定职责权限的不同，分别设定相应的考核目标。一方面，对本级民政行政执法部门统一设定通用考核目标。本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各异，但都必须遵守综合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这些综合法既规定了各部门的共同行为规范，又一并赋予各部门对其内设机构、直属或者委托的执法组织以及下级部门的层级监督权，据此可以对其统一设定通用考核目标。民政部门对本级各行政执法部门设定通用考核目标的部分内容，诸如要求各部门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与程序上必须合法，必须遵守有关层级监督制度，有义务在各自系统内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对下加强层级监督、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能等。这些考核目标设定后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对下一级民政部门统一设定考核目标。下一级民政部门具有大体相同的职责权限，其行为规范也具有共性，对其考核目标可以统一设定。从职责权限的角度设定考核目标，既要考虑下一级民政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又要考虑下一级民政部门的层级监督权。从行为规范的角度设定考核目标，还要考虑下一级民政部门自身遵守各项层级监督制度的义务等。上述目标设定后，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除非涉及民政部门的有关法律依据发生变化以及本级民政部门的工作重心有所调整，一般不再改变，以增强制度执行的连续性。

行政执范文篇5

1调查笔录的法律依据

在法律上，组织调查及制作调查笔录的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填写《调查笔录。调查笔录起始部分应当注明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名称、证件编号及调查目的。执法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终了处签字。调查笔录经核对无误后，被调查人应当在笔录上逐页签字或者按指纹，并在笔录终了处注明对笔录真实性的意见。笔录修改处，应当由被调查人签字或者按指纹。被调查人拒绝签字或者按指纹的，应当由2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签字并注明情况。”这些条款明确规定了调查人员人数，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录的程序等要求，但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规则，在实践中主要参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进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证据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现场笔录等七种。结合调查笔录特性，笔者认同将知情者的调查笔录归入证人证言，将当事人的调查笔录归入当事人陈述的观点，即调查笔录应属于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

2组织调查的实施过程

组织调查可分为准备、过程、结束三个阶段，每阶段均有不同要求。

2．1调查准备

2．1．1安排人员、整理工具。(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案件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被调查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被调查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组织调查前，须组织2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质的执法人员，主要询问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心理素质，符合对线索警觉、对调查者有耐心、自我控制力强、善于与被调查人沟通等素质要求。被调查人为女性的，应由女性执法人员进行或在场，禁止男性执法人员单独调查女性被调查人。工具方面，应整理相应的执法文书等记录工具，准备录音或摄影设备，尽量对调查全过程录音或摄影。

2．1．2确定对象、调整顺序。调查对象包括当事人和知情者。行政执法中，当事人由于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内容多为有利于自己或虚假的陈述，显著特点是实与虚同在，真与伪并存。而知情者作为案件第三人，向药监部门所作的陈述比当事人陈述更为客观。因此，确定多个调查对象后，要按照先知情者后当事人的顺序个别进行调查。这样可以先掌握情况和证据，有利于对当事人开展调查。分组调查要及时沟通反馈情况。

2．1．3了解案件及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调查人员在询问前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在适当时机出示证据，可迫使被调查人作如实陈述。了解被调查人基本情况，便于判断其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和陈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2．1．4选择场所、控制时间。调查场所要求安全、保密，以便于调查进行。可以选择被调查人所在单位、住所，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单位或指定场所。实践中，对当事人调查要尽量避开现场，选择行政机关单位或指定场所；对知情者调查一般选择案件现场、知情者所在单位或住所。考虑到知情者大多不愿意让当事人或其他更多的人知道其配合调查的情况，或碍于情面而不能如实陈述，所以选择调查场所时，可尽量避开现场，选择附近保密性较好的场所。对于调查时间，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情况较为复杂的案件，可适当延长询问时间或组织多次调查，但单次不得超过24小时，否则即属非法拘禁。

2．2调查过程为保障调查笔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要注意调查笔录的完整性，把握进行调查的技巧性。

2．2．1确认身份、告知法律责任。询问前，调查人员应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或身份证明，表明执法主体身份；要求被调查人提供身份证等身份证明。当遇到被调查人为未成年人、聋哑人等特殊情况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2．2．2注意提问方式。询问时不要提太细的问题，应当笼统地提问，覆盖面要宽，让被调查人充分地反映情况。如“请谈谈你单位经营假药的有关情况”、“对该单位销售劣药的事你知道多少?”对于太细的问题，被调查人会拘限于提问内容回答，不能提供更多的情况。如“谈谈你单位购进批号为××、名称为××药品的有关情况”，则被调查人只能回复该药品该批次的有关情况，而对其他情况不会详实陈述。

2．2．3由被调查人自由陈述。问题提出后，要耐心、认真倾听被调查人的自由陈述，敏锐发现新线索，当陈述前后矛盾、不连贯时，不要急于打断。自由陈述的优点：①表示尊重对方，有利于建立良好沟通关系；②内容连贯，有利于被调查人回忆；③陈述全面，有利于了解靠提问无法得知的情况。

2．2．4针对性与跟进性提问。被调查人自由陈述后，要对缺漏问题、不够充分的事实或前后有矛盾之处进行针对性提问。对一些需要特别强调的数据或重点情况，也可针对性抽出，要求被调查人确认。如针对购进时间、数量、销售数量、价格、销售金额、库存等重点数据和情况，可针对性强调抽出，要求被调查人确认。对被调查人自由陈述中提供的其他违法事实或有价值的线索，应当进一步跟进性提问，扩大调查成果。如被调查人自由陈述中涉及多次购进同品种、同批次产品时，主要询问人员要及时跟进提问，询问具体购进次数、时间、数量等情况。

2．3调查结束询问结束后，应确认陈述内容是否属实，及时制作调查笔录、请被调查人阅读确认、签字并注明日期。

对阅读有困难的，由记录人员宣读，被调查人确认。签字应与身份证相符，被调查人为未成年人的，由到场的法定监护人签字。调查结束后，还要向被调查人说明提供情况的重要性，并表示感谢，如需要再次调查也可同时说明，以便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在补充调查或发生行政复议、诉讼时，得到被调查人的积极配合。

3制作调查笔录严格遵循6点要求

调查笔录制作方法有两种：①即时记录，按调查过程和被调查人陈述内容逐字逐句记录。优点是与录音及询问过程同步进行，节省时间；缺点是内容繁杂，口语较多、易引起歧义，层次不清、常用“一问一答”模式。②整理记录，根据即时记录及录音整理后记录缺点是时间较长、工作量较大；优点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可以大篇幅记录。实践中，采用计算机制作调查笔录，多采用整理记录，现场手工记录时，多采用即时记录。制作调查笔录有如下要求：

3．1内容要全面。调查笔录是对调查过程的详实记录，必须全面涉及调查人及被调查人基本情况、告知法律责任和权利的程序、调查人提问与被调查人陈述、被调查人确认陈述属实等情况，真实反映整个过程。

3．2层次要分明。调查笔录应以被调查人自述为主，采用大篇幅记录、用自然段分层次，避免“一问一答”记录模式。这样有利于按照事情发展规律记录，使调查笔录层次分明、条理清楚，也有利于阅读者了解调查情况。

3．3重点要突出。对关键性问题记录时，要突出重点内容，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对案情的关键性，由被调查人明确、肯定陈述。如部分针对性提问或跟进性提问，可以采用“一问一答”模式记录。

3．4详略要得当。记录案情要言辞精炼、详略得当。记录要注意“七何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法、何因、何果)”的描述。对重要情节、时间、涉案物品的特征、数量、当事人目的、有无其他人员参与等情况要详写；对不属于“七何要素”的内容略写；对思想沟通环节、被调查人的猜想推测等无关情况均免记录。对当事人回答确认行政执法人员身份、告知法律责任、确认陈述属实的提问，记录要简单肯定。

行政执范文篇6

我局的粮食行政执法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粮食局的悉心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粮食法律法规，围绕粮食规范化执法示范单位的总体要求，根据我县实际,认真开展工作，为提高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积极探索，使我局的监督检查工作不断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现就我局今年粮食行政执法有关情况作个简要汇报。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

省局授予我局全省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规范化示范单位称号是对我局粮食执法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对于我局深入贯彻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为树立我局粮食执法队伍形象，打造一支严格、公正、文明执队伍提供了动力。为做好粮食行政执法规范化单位建设，我局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执法大队常年进行粮食市场监督，切实维护了全县粮食市场秩序。

二、构建四大体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一是建立执法工作领导体系,成立县粮食流通市场管理领导小组,下设粮食行政执法办公室,将执法工作列入局长办公会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建立起涵盖粮食收购、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全过程的粮食安全体系，做到全行业全方位涵盖，不留死角。三是建立法制健全、功能齐备、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粮食监管体系。四是建立健全内设机构，成立了调控和监督检查股、粮食执法大队、粮油质监站，设立案件评审委员会、听证委员会等机构,组建业务精通，装备精良的执法队伍，形成粮食监督检查行政体系，落实人员编制，筹措执法经费，配备粮食执法车两辆，购置电脑、摄像机等数字化办公用具，建立粮食质量化验室;形成集受理举报投诉案件,收购许可申报,统计报表报送，质量检测报告为一体的政务处理体系，构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为加强粮食流通监管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三、完善程序建设，规范执法行为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制度建设，事关监督检查工作的成败。为加强和改进执法工作，我局注重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贯彻高效服务，高效落实的思想。通过走访企业，举办业务人员培训班，提高经营人员业务素质等多种方式，帮助经营者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用服务性“执法”密切执法者与相对人的服务和协作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在政府网站公布粮食执法依据、处罚种类等信息，设立有奖举报电话，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层级监督，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做到查办案件及时、准确，在监督检查中“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树立公正、规范、文明的执法形象。实行“三在先，四公开，四统一”的执法程序，即出示证件在先、明确法律法规在先、说服教育在先；执法依据公开、人员身份公开、执法程序公开、处理结果公开；统一持证上岗、统一处罚标准、统一罚款票据、统一法律文书。行政处罚案件做到无行政复议撤销、变更或诉讼败诉发生。工作中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年内无行政复议撤销、变更或诉讼败诉发生。在案件处理时，严格执行罚没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按照规定期限全部上缴国库。及时整理执法文书，管理规范。做到每一项检查结束建立一个档案,一事一卷。每个案件建立一个档案,一案一卷。档案材料齐全,登记内容规范准确，档案装订符合相关要求,归档及时。并设立独立的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档案室。

四、加强业务学习,搞高执法人员素质

学习是提高监督检查人员素质的基础，要围绕中心工作，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各类理论、业务、法律法规培训班，到目前为止，我局已有11人取得省行政执法证，1人取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12人取得省粮食监督检查证。建立健全学习制度，鼓励采取各种学习方式，并记学习笔记，使全局干部职工受教育面达到100%。

五、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规范粮食收购行为

粮食经纪人是新的粮食流通政策的产物，他们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以一种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在粮食收购市场，在农户与粮食经营者之间搭起交易桥梁。改制后，一般基层站所人员紧张，粮食经纪人恰好解了企业人员之困。管理得好，经纪人在企业粮食收购中会发挥积极作用。对经纪人的管理我们采取多种办法，充分保护和发挥好他们与粮食部门合作的积极性。一是实行委托制。由于经纪人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只能由企业出具委托书，他们可按企业的指导价收购，免除收购市场风险。二是实行报告制度。经纪人受企业委托后入市收购必须向县粮食局报告收购有关情况，以掌握全县粮食收购市场动态，防止经纪人私自经营粮食。三是奖励制度。粮食经纪人完成合同交售任务后，由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四是实行监督制度。在鼓励经纪人为国有粮食企业服务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监督，对哄抬粮价、扰乱市场，压级压价、坑害粮农，私自把收购的粮食出售给其他经营者的，轻者予以警告，影响较大的取消经纪人资格，触犯法律的则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今年来，我局共处理23起违规粮食收购案件，给以罚款11650元，警告12起次。配合相关部门收缴非标衡器2把，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元，受到农民好评。

六、积极引导多主体入市收购，促进粮食生产流通

切实做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宣传工作，积极引导和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粮食市场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同时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引导粮食流动收购者按照国家法规政策进行收购，通过监督促使买卖双方按照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保护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强粮食行业自律，确保在粮食收购中做到按质论价，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确保农民增收和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到位。

七、规范零星收购行为，全面掌握粮食流通动态

根据有关规定，年收购量在50吨以下的粮食收购者无须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为了防止少数人借此规避监督，从而大量收购粮食，造成市场混乱，损害合法粮食收购者的利益，我们已经作出年收购量50吨以下的零星粮食收购者实行报告制度的规定，即所有粮食收购者在入市收购前须向粮食执法大队报告，由执法大队登记。凡未报告而入市收购粮食者，第一次告知注意事项，第二次则以超出50吨论处。一年来，对13个违反规定者作出了警告、罚款等处理，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

八、贯彻依法管粮方针，扎实开展监督检查

扎实开展监督检查，是规范粮食流通秩序的保障。采用定期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抽查和专案调查等四种形式,扎实开展监督检查。一是开展日常监督检查，重点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检查,对辖区内粮食收购者是否取得了粮食收购许可证进行核查,对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非法收购粮食的移交工商部门查处，对已获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粮食收购者，按规定进行核查。对粮食收购活动进行检查,通过粮食收购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督促粮食收购者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和新的粮食质量标准,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让农民交上“明白粮”，不准压级压价、克斤扣两和收“人情粮”,不准拒收、限收符合质量标准的粮食，不准打“白条”和代扣各种税费,不准将粮款挪作他用。对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对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类粮食经营企业自觉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履行向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购销存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义务。按规定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对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进行检查，使辖区内从事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的粮食经营者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粮食质量进行检查，通过加强对粮食质量的监管，督促各类粮食经营企业自觉执行粮食出入库检验制度，切实履行好对粮食质量的监管职责，重点加强对粮食收购、销售的质量监管，严防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粮食，特别是陈化粮流入口粮市场，确保粮油食品安全。对粮食仓储设施及运输工具进行检查，通过对粮食销售的质量监管,进行粮食仓储设施及运输工具检查，对粮食经营者使用不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仓储设施、设备及运输工具责令其禁止使用；二是开展粮食库存情况检查。重点对粮食经营者执行省粮食局、省发改委规定的最低最高库存标准进行核定,要求粮食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保证全社会保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库存量,更好地发挥粮食库存“蓄水池”和“安全阀”作用，维护粮食流通的正常秩序。对违反库存量规定的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群众举报，社会影响面大的案件要加大执法力度,认真查处。做到案件查处率,结案率,有效执行率达到100%。

第二篇

2011年，我县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上级提出的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任务，紧密结合粮食流通新形势，认真做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积极开展国家各项粮食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依法加强全社会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类涉粮案件，切实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并在以前的基础上，克服困难，不断探索，扎实开展，稳步推进了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具体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粮食收购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省《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管理办法》，认真履行职责，有效地开展粮食收购行政许可证审核和发放工作。我们本着依法行政，严格标准，热情服务的原则，2011年许可1户，同时根据我局制定的《县〈粮食收购许可证〉年检暂行办法》，对所有粮食收购许可证进行了年检，吊消了两本粮食收购许可证。工作中严禁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受到全县上下一致好评。截止2011年年底全县持有粮食收购许可证12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购销企业10户，私营企业2户。

二、认真组织、实施2011年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为准确掌握全县粮食库存真实情况，巩固全国粮食清仓查库成果，进一步加强粮食库存监管，根据省粮食局、省农发行、中储粮分公司《2011年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赣粮检[2011]4号）文件，结合我县实际，于4月初成立了以局长刘佳寿同志为组长的粮食库存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县2011年粮食库存检查工作方案》。全县抽调了5人组成了检查小组，对全县6个国有粮食企业进行为期6天的粮食库存检查。

全县实有17个库点，实际存粮79个仓，全县现有仓容50800吨，2011年3月底实际储粮11600吨。通过库存检查，所有储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各项制度健全，管理工作扎实。

三、加大省级、县级储备粮食收购和轮换监管力度

今年我县省储粮轮入计划300万公斤，县级储备190万公斤。经批准的收购库点17个，累计收购省级储备粮263万公斤，县级储备粮万190公斤。各收储库点均在收购场所公示了收购价格、质量标准、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信息，做到公开透明，严格执行了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未发现放宽标准抬级抬价、压级压价收购和拒收符合质量标准粮食的行为；未发现给农民打白条或代扣各种收费情况；收购进度都能抄报县粮食局。

出库政策执行情况。2010年1至6月累计出库省储粮食局300万公斤。承储企业能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及时组织出库，未发现设置障碍或以各种借口拖延出库进度现象。买卖双方都能按交易细则和合同约定及时交割并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未发现向买方额外收取或索要其他费用；未发现承储企业和购买企业粮食统计账务处理不妥情况；未发现收储库点购买本库国家政策性粮食、出现“转圈粮”等违法违规、违反政策及交易细则等问题。

四、做好早稻收购和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

为切实维护好早稻收购和秋粮收购市场秩序，确保国家各项粮食调控政策落实到位，促进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根据省粮食局《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早稻收购期间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和《转发国家粮食局关于做好2011年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县局成立了以刘佳寿局长为组长的粮食监督检查领导组，制订了工作方案，对县内所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各类经营主体共12户进行全面检查，切实做到了公开公正。

通过检查，规范了粮食收购主体；取消了2户粮食收购许可证；强化了收购价格监管；形成了粮食市场监管合力；维护了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五、适时监督各级储备粮管理

对春季和秋季粮食普查查出的问题，我们精心组织整改纠正。通过整改，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库贷挂钩达100%；库存粮食质量良好；粮食仓储管理和储粮安全情况；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仓储条件符合安全储粮要求；不存在储粮安全隐患。省级储备粮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健全；出入库管理手续完备；不存在擅自动用库存等违规情况。

今年省储轮入稻谷300万公斤，县储轮入稻谷190万公斤，轮入稻谷质量良好，经过多次现场检查，粮食品种、质量、轮换时间等都符合规定要求。

六、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规范粮食收购行为

粮食经纪人是新的粮食流通政策的产物，他们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以一种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在粮食收购市场，在农户与粮食经营者之间搭起交易桥梁。改制后，一般基层站所人员紧张，粮食经纪人恰好解了企业人员之困。管理得好，经纪人在企业粮食收购中会发挥积极作用。对经纪人的管理我们采取多种办法，充分保护和发挥好他们与粮食部门合作的积极性。一是实行委托制。由于经纪人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只能由企业出具委托书，给他们可按企业的指导价收购，免除收购市场风险。二是实行报告制度。经纪人受企业委托后入市收购必须向县粮食局报告粮食有关情况，以掌握全县粮食收购市场动态，防止经纪人私自经营粮食。三是奖励制度。粮食经纪人完成合同交售任务后，由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四是实行监督制度。在鼓励经纪人为国有粮食企业服务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监督，对哄抬粮价、扰乱市场，压级压价、坑害粮农，私自把收购的粮食出售给其他经营者的，轻者予以警告，影响较大的取消经纪人资格，触犯法律的则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今年来，我局共处理23起违规粮食收购案件，给以罚款11650元，警告12起次。配合相关部门收缴非标衡器2把，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元，受到农民好评。

七、规范零星收购行为，全面掌握粮食流通动态

根据有关规定，年收购量在50吨以下的粮食收购者无须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为了防止少数人借此规定大量收购粮食，保护合法粮食收购者的利益，我们已经作出年收购量50吨以下的零星粮食收购者实行报告制度的规定，即所有粮食收购者在入市收购前须向粮食执法大队报告，由执法大队登记。凡未报告而入市收购粮食者，第一次告知注意事项，第二次则以超出50吨论处。一年来，对13个违反规定者作出了警告、罚款等处理。

八、存在问题

监督检查的人员编制、经费、车辆等必要条件难以满足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要求。

九、明年工作打算

1、督促企业派员参加保管员和检验员培训。

行政执范文篇7

一、依法行政要求（200分）

各县市人民政府和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重点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提高执法水平，抓好政府法制机构和法制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二、加强政府法制建设（200分）

各县市人民政府和州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按照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机构改革中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要求，使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行政复议机构得到明显加强，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各县市、州人民政府各部门法制机构配备2名以上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经常性召开法制工作会议，做到有计划、有安排。将法制工作和行政复议经费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认真完成上级下达的《法制汇编》征订任务。

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200分）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行政执法单位执法主体资格明确，层层签订《行政执法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单位负责人责任明确，执法人员职权清楚。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清理执法依据，规范执法主体，界定执法职责，明确责任目标。严格上岗培训制度，执法人员考试、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资格并按规定申领执法证件，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按照国家规定坚决清退在执法岗位上的临时工、合同工。行政执法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文明执法，行政执法行为合法、公正，无违法、违纪行为，行政执法部门按法定程序严格执法，处罚程序合法，施用法律适当，办案、审查、决定相分离。法律文书（案卷）制作合法、规范、整洁。行政执法部门落实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落实错案追究制，严肃查处违法违纪人员。各种行政违法案件及时得到查处，各种违章行为得到纠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主张的一切权利和申请事项及时得到落实和办理。

四、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200分）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各部门领导重视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行政领导按规定申领《执法监督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抽查，开展案卷评查活动，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议，并作为执法单位和公务员政绩考核重要内容。

五、有下列情形追究领导责任：（200分）

1、为了本县市、本部门利益做出违法决定的；

2、行政执法错案，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3、因执法监督检查不力，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乱纪现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4、对本县市、本部门发生的违法行为不制止或隐匿不反映的；

5、违反国家规定，仍然继续在行政执法岗位上使用临时工、合同工的。

六、本责任书由自治州人民政府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授权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监督检查实施。

七、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由州人民政府和签订责任书单位各存一份。

八、奖惩办法

经年度检查考核后，折算计入20**年绩效考评总分内，进行统一奖惩。

注：

一、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

以州纪委党风廉政建设检查考核办法为准，折算计入全年绩效考评总分内。

二、效能建设目标任务

以自治州效能办督查州党委、州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暂行规定》、《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诫免教育和效能告诫暂行办法》执行情况为准，折算计入全年绩效考评总分内。

行政执范文篇8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执法投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书信、电话或者走访等形式对本市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向市、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的申诉、控告或者举报。

第三条市、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受理行政执法投诉，适用本办法。

市、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具体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工作。

市、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督察制度，配备行政执法督察人员，公布投诉电话、通讯地址等。

第四条受理行政执法投诉，查处违法行政执法行为，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违法必纠，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

第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投诉：

（一）不按规定审批、颁发许可证、颁发执照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审批、颁发许可证、颁发执照的；

（二）违法收费的；

（三）擅自改变罚款种类、幅度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不依法告知权利的；

（六）违反收缴罚款规定的；

（七）违法执法或者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投诉的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第六条行政执法投诉按以下规定受理：

对区、县（市）政府或者市政府工作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二）对乡（镇）政府或者区、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投诉，由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三）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共同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四）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由该组织主管的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五）对市或者区、县（市）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由设立该派出机关的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六）对市或者区、县（市）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由该部门本级的政府法制机构受理。

（七）影响较大或者市政府法制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市政府法制机构可直接受理。

第七条已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或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果不服的投诉，不予受理。

第八条行政执法投诉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立案。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对属于本机构受理的行政执法投诉，应当立案。市、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可根据不同情况，将投诉转有关部门限期办理。受转办部门应当认真调查，依法处理，不得再转办，并且应当在限期内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转办的政府法制机构。

（二）调查取证。政府法制机构立案后应当及时组织行政执法督察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可向有关机关、组织、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有关的案卷、文件及资料。行政执法督察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行政执法督察证件。

（三）处理。投诉案件经调查，确认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政府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发出《行政执法督察决定书》，依法予以撤销、变更或者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投诉案件经调查不属实，政府法制机构应如实回复投诉人，说明情况，做好解释工作，并告知行政执法部门。

（四）送达。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将《行政执法督察决定书》送达行政执法部门，并将处理结果回复投诉人。

第九条行政执法投诉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经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执法督察决定有异议的，可向政府法制机构申请复核。

第十条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投诉的各项工作制度。区、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和市政府所属部门法制机构每半年应向市政府法制机构报告一次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综合情况。

第十一条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拒绝、阻挠行政执法督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无正当理由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行政执法督察决定，对投诉人或者行政执法督察人员打击报复的，政府法制机构可提请本级政府或者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十二条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投诉工作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后果的，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十三条以投诉为名，干扰或阻挠行政执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行政执范文篇9

一、核发拆迁许可证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拆迁房屋的单位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用于房屋补偿的房源证明；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存储证明。

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许可证。

2．《**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拆迁房屋的单位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向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用于房屋补偿的房源证明；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存储证明。

属政府确定的土地储备项目以及其他搬迁项目的，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提交政府有关批准文件和前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资料。

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拆迁房屋的单位在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前，应当在拟拆迁区域公示规划方案、拆迁补偿方案，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

行政处罚（共6项）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拆迁，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

（二）拆迁人擅自改变拆迁范围和期限的；

（三）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未取得拆迁资格证书的拆迁单位进行拆迁的；

二、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四、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五、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六、转让拆迁业务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让拆迁业务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行政征收（共1项）

一、拆迁管理费

法律依据：

1．《**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并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拆迁管理费。

2．《**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青政发[2000]121号）

行政确认（共3项）

一、项目拆迁计划

法律依据：

1．《**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2．《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二、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审查

法律依据：

《**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拆除的房屋存在产权、债务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在拆迁公告规定期限内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证据保全手续后，可先行拆除；待纠纷解决后，按照本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三、对拆迁人与群众签定的意向书进行确认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2．《**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3．《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行政裁决（共1项）

一、对拆迁纠纷进行行政裁决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执行。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迁当事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或者作出裁决。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是批准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裁决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已给予被拆迁人补偿、安置或者提供周转房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但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除外。

3．《**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4．《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共5项）

一、拆迁委托合同和拆迁补偿安置方协议的备案、拆迁档案的管理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在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拆迁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就拆迁补偿或者安置等事宜签订书面协议。

协议应当明确补偿方式、办法、数额，安置地点、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及违约责任等。

协议签定后，应当报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4．《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二、评估委托合同的备案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拆迁人应当与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订立拆迁评估委托合同，并自拆迁评估委托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内，报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责令改正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对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四、责令停止拆迁恢复原状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拆迁人在拆迁期间，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恢复原状；给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造成损失的，拆迁人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延长停办期限进行审核批准

法律依据：

《**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拆迁范围确定后，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有关部门，在拆迁范围内暂停办理下列事项：

（一）公安机关办理的迁入居民户口或者居民分户。但因出生、军人复员转业退伍、婚姻、大中专毕业、刑满释放等确需迁入户口或者分户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办理。

（二）城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的房屋、土地使用权买卖、交换、赠与、租赁、抵押、析产等手续。但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的判决、裁决执行的除外。

（三）规划、建设部门办理的房屋新建、改建、扩建和装修等批准手续。

行政执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行政执法行为预警，落实执法责任，进一步规范和监督我区各类行政执法活动，逐步形成“执法有依据、操作有程序、过程有监控、责任有追究”的行政执法制约机制，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牢固树立政府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

二、实施原则

（一）坚持教育为先与个别惩戒相结合原则。坚持“监管与指导、惩戒与教育”并重，通过组织年度综合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和不定期的专业法律知识培训，防止和减少预警行为的发生。同时对发生预警的部门和个人，积极教育、加强培训，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提高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水平。

（二）坚持动态管理与常态管理相结合原则。坚持预警制和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相结合，实行动态管理，根据评议考核结果，对存在问题、不合格的部门依照规定实施预警。坚持预警制和日常执法监督机制相结合，实行常态管理，确保预警制发挥对行政执法的长效监督管理作用。

（三）坚持限期整改与规范提高相结合原则。根据预警情节轻重，确立预警等级和整改时间，并以红牌、黄牌为标志进行预警，通过落实整改措施，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三、预警机构

行政执法预警制度的实施机构为人民政府，具体工作由政府法制办承担。

四、预警内容

（一）预警对象

根据各行政执法部门的岗位责任划分，对存在预警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发牌警告，限期整改。

（二）预警信息

通过下列途径发现预警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实施预警。

1、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反馈的信息；

2、省、市、区组织的各类日常监督检查反馈的信息；

3、绩效考核反馈的信息；

4、各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提供的信息；

5、行风热线、信访举报获取的信息；

6、各行政执法部门自查得到的信息；

7、其他渠道采集获取的信息。

（三）预警范围

1、行政执法案卷标准不统一、格式不规范，未实行一案一卷的；

2、所办案件认定事实不清的或主要证据不足的；

3、适用法律、法规条文不正确，但非主观故意的；

4、案件办理轻微违反法定程序及有关规定的；

5、处理结果显失公正的，但对行政相对人造成危害不大的；

6、对本部门的行政执法依据未进行定期梳理，或未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对执法依据进行调整的；

7、未将行政执法职责进行分解、细化、落实到科（处、室、所、各个执法岗位的；

8、未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公示、过错责任追究、考核奖励等制度的；

9、未组织开展部门内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

10、未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报备部门规范性文件的；

11、未及时报批年度行政检查计划的；

12、在推行政务公开中，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的或公开内容不规范的；

13、拒绝、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14、超越法定职权范围执法的；

15、行政执法过程中仪容不整，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的；

1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现象的；

17、着标志服装进入餐饮、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消费的；

18、未亮证执法的；

19、使用无效或与本人身份不符合的执法证，或将行政执法证交由他人使用的；

20、对持证人员未统一组织岗前培训考核的；

21、不具备执法资格，申报执法证的；

22、其他适用行政执法预警的情形的。

五、预警责任

（一）预警等级

1、情节轻微的，未产生后果的，给予黄牌警告；

2、情节较轻的，后果不大，影响较小的，给予红牌警告；

3、情节严重，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在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直接列为不合格行政执法部门。

（二）预警形式

1、对个人给予黄牌警告的，批评教育，责令5日内整改；给予红牌警告的，作出书面检查，责令7日内整改；

2、对部门给予黄牌警告的，批评教育，责令7日内整改；给予红牌警告的，进行告诫，责令9日内整改；

3、评议考核被列为“不合格行政执法部门”的，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责令20日内整改。

六、预警程序

（一）对区各行政执法部门或人员实施预警由区政府自预警行为查实之日起3日内下达《行政执法预警告知书》。

（二）被预警部门和人员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区政府提出书面申辩。区政府自收到申辩意见之日起3日内进行审查，审查结束后下达《行政执法预警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