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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哲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4:04:36

行政哲学

行政哲学范文篇1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行政哲学范文篇2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因此，权利与救济是一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内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

Civilservantisthedirectexecutorofadministrativepowerownedbygovernment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llaw.Intheoperationsystemofallthepowersorrights,theyaredoubleortri-or-multi-qualificationentityandaregrantedothersrightsthatviewthequalificationrightasthecoreandlogicalstartingpoint.Theserightsarethelegalgroundsandsafeguard,andonlybyperformingappropriatereliefcanrightsberealized.So,rightandreliefisapairofstaticparadigm,thereflectionandrequirementofright’sinternalnatureandlaw.

【关键词】公务员；权力；权利；救济；身份权

civilservantpowerrightreliefqualificationright

自从有国家以来，便有了从事专门管理公共事务、行使行政权的人员。因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记载，然而其意义和作用均与近代以来产生的公务员不尽相同，在我国就更晚。公务员在行政法上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其不仅直接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还间接拥有行使行政权的权利。即他集“权利”和“权力”于一身（一体两权），既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发生关系，又与公民及其他主体发生关系。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不能拥有的。因此，赋予其什么权利、怎样的救济，对其他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可以说，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主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必然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自从有国家以来，便有了从事专门管理公共事务、行使行政权的人员。因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记载，然而其意义和作用均与近代以来产生的公务员不尽相同，在我国就更晚。公务员在行政法上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其不仅直接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还间接拥有行使行政权的权利。即他集“权利”和“权力”于一身（一体两权），既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发生关系，又与公民及其他主体发生关系。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不能拥有的。因此，赋予其什么权利、怎样的救济，对其他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可以说，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主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必然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那么，一个权利的主体会怎么样？

一、权利和权力的法哲学

权利和权力，一向都是法学和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社会和法律生活运转所围绕的轴心。权利是一种支配力量，即按照主体的意志去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劳说，“权利是个人和群体将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劳说，“权利是个人和群体将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R·H·陶奈曾说：“权利可以比定义为一个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R·H·陶奈曾说：“权利可以比定义为一个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现代法哲学的研究同样表明：“权利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利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利的行使，常常以无情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他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再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现代法哲学的研究同样表明：“权利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利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利的行使，常常以无情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他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再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而权利则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或说是正当的利益和允许的行为（自由）。[而权利则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或说是正当的利益和允许的行为（自由）。]所以孙国华教授说，“权利是最能把法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范畴，权利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造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创造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所以孙国华教授说，“权利是最能把法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范畴，权利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造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创造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因此权利和权力的本质关系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一切公共权力都是由权利转化和派生而来的。即权力是权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强烈化了的权利。[因此权利和权力的本质关系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一切公共权力都是由权利转化和派生而来的。即权力是权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强烈化了的权利。]同时，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是权力存在的目的；没有权利作为目的，权利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两者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时，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是权力存在的目的；没有权利作为目的，权利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两者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两者更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就是其对立性的表现。首先，权利有所谓“剩余权利”，即法律上未规定为权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会成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为权利主体有权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为”。这实际上允许从应有权利推定出法律权利，称之为权利推定原则。而权力则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垄断性、强制性和扩张性的特点。若不对之加以严格限制，他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滥施于社会，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界定，规定其职能，确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围。即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权力”，不应允许“权力推定”。其次，权利行为不具有直接强制性。当权利受到侵害或损害时，权利主体只能向国家司法等相应机关请求救济，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强制。相反，权力的强制性是国家机关直接行使的。而权利的强制性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作中介，是间接的。最后权利与权力的主体及其行为性质不同。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或授权组织；权利行为的性质是职权或授权行为，或成公共权力行为。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能以权谋私。这种公共权利的行为具有直接强制性。权力行为的对象必须直接服从权利的施行者，否则便会受到权力行为者的干预。权利的主体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为的性质直接体现其利益，并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两者更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就是其对立性的表现。首先，权利有所谓“剩余权利”，即法律上未规定为权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会成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为权利主体有权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为”。这实际上允许从应有权利推定出法律权利，称之为权利推定原则。而权力则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垄断性、强制性和扩张性的特点。若不对之加以严格限制，他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滥施于社会，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界定，规定其职能，确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围。即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权力”，不应允许“权力推定”。其次，权利行为不具有直接强制性。当权利受到侵害或损害时，权利主体只能向国家司法等相应机关请求救济，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强制。相反，权力的强制性是国家机关直接行使的。而权利的强制性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作中介，是间接的。最后权利与权力的主体及其行为性质不同。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或授权组织；权利行为的性质是职权或授权行为，或成公共权力行为。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能以权谋私。这种公共权利的行为具有直接强制性。权力行为的对象必须直接服从权利的施行者，否则便会受到权力行为者的干预。权利的主体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为的性质直接体现其利益，并以获利为目的。]由此可见，权利尽管具有本源性，但相对权力的直接强制性，其间接的强制性决定了权利主体往往处于被保护的弱势地位，但是权利却是对权利主体进行保护或救济的前提、基础和依据，也是维护和主张自己权益的根据。因此权利主体享有怎样的权利、多少权利是权利主体法律地位和人格的外在表现。然而，另一方面权利亦会产生消极作用或具有负价值。权利主体往往也会在依权利主张、要求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时，侵犯或损害他人的权利。是故，法律必须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作一定界定，并使权利推定原则合理推衍，以避免和防止权利主体依权利滥主张和保护其权利。而作为间接行使权力（行政权）、执行公务的公务员，其是“一体两权”的特殊主体，其权利就更凸现出法律理论和实践的价值。鉴于此，世界各国都对其公务员赋予不同的权利，并规定了不同的救济。

二、公务员权利的法律定位及价值

法律权利，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它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公务员的权利是作为行政法的部门法——《公务员法》中的作为公务员法律关系主体的公务员，依法所享有的权能或利益。它在公务员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公务员法的灵魂。在整个公务员法中，不论“入口”、“出口”或“管理”都必须以权利为衡量之法律准则。在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法律关系中，亦应以权利为依据；在与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亦应以它为限度。所以，公务员的权利是公务员法的“核心”和“灵魂”。它是宪法赋予行政主体的行政权，由静态转化为动态的连接点。只有通过这一连接点，才能实现行政权的价值或作用，完成行政管理目标，实现“公权为私权”服务的目的。据此，公务员的权利是指公务员依法行使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行政权、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执行国家公务过程中能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要求作出或不作出的权能或利益。

价值，简单地说，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和需求，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统一。法律价值，是以法律为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它是以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再次，客体是既定的（常量），主体却是个变量。对不同的主体，其价值不同。公务员权利的价值是以公务员作为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和需求，是公务员权利对不同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体现的是公务员权利与不同主体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内容应包括：它对公务员自身的价值，对主体、行政、司法机关的价值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对人）的价值。

（1）对自身价值。权利的存在或有无，是公务员法律地位的标志，使其执行公务、保障自身权益、寻求法律救济的依据。反之，如果丧失权利，那么其执行公务就因主体的不合格而受阻；或公务活动不能运转及效益的最大化受损或受阻。因此，其价值表现为利益（人身或财产）和自由。（2）对立法、行政、司法主体的价值。权利是由立法主体设定和赋予的，其设定必须权衡各方主体，以最大限度发挥公务员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公务员权利对立法主体的价值应是公平和秩序。通过权利的设定和赋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就是立法主体的最大满足。行政主体通过公务员的法律行为使行政权向外发生作用和效果，没有权利，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效率或效益，就得不到保障。这样行政权的价值也不能张扬和实现。所以公务员的权利，对行政主体的价值是效率或效益。如果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害，请求保护的最终主体只能是司法主体，而其救济的依据只能是其权利。因此公务员权利对司法主体的价值是公正、正义。（3）对相对人而言，表现为依法抗辩、抵制、救济等。其以逆向的负价值借以实现正价值——保障人权。因此，对相对人的价值是人权。

综上所述，公务员的权利不是臆想的或凭空产生的，它源于法律实践中，是行政权运作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行政权存在，它必然就会介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并与立法与司法主体发生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随之产生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和相应价值。如图：

（公平、秩序）立法主体权静行政权

（效率、效益）行政主体动公务员权利态相对人（人权）

（正义、公正）司法主体力态权利

可见，公务员的权利在整个行政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行政权通过公务员与其它法律主体发生作用和价值的主体资格的法律根据，也是取得救济的法律依据。

三、公务员权利和救济的行政法理思辨

1、宪政理念的转变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基本人权或立宪精神是现代法治进入或者对抗特别权力关系的最基础的理论。在人权的宪政理念下，现代的世界政治思潮最明显的特色是在于大幅度和广泛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是世界的主流。而特别权力关系的宪政理念已相对弱化，并呈显出新特点：第一，法律保留原则逐渐适用于特别行政关系。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当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时，如果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方面的事项，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可进行。第二，司法最终原则逐渐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有权利，必有救济’，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之本质。……故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就是司法国家。任何法律上之争议，皆应由法院裁判。”[：第一，法律保留原则逐渐适用于特别行政关系。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当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时，如果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方面的事项，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可进行。第二，司法最终原则逐渐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有权利，必有救济’，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之本质。……故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就是司法国家。任何法律上之争议，皆应由法院裁判。”]所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宪政理念的发展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导致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纷至踏来。随之，行政权力扩张，职能大大增加。在19世纪以前的警察国家里，国家行政不过是御敌治安以及确保与之相应的财政的消极行政。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国家、福利国家、服务国家理念随之确定。相应，它的政府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管理社会成员，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成员服务。而作为从事行政的公务员也就有了新的理念和要求，即必须以“服务”为理念和要求。

2、公务员之检讨

（1）公务员与国家、政府

公务员是宪政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动态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者。尽管其是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整个行政权力或权利运作系统中的法律地位。纵观行政权力的运作框架体系，行政主体在其中所享有的仅只是静态的行政权，而且并不对相对人发生任何直接作用。可以说，其作用和价值仅是观念形态。而真正起作用并产生动态效果的是公务员。所以，公务员在行政权的运作中是积极富有活力的第一主体因素，其宛如人体中的血液一般。但是，它从何而来呢？因此，必须首先界定或定位其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问题。就此，有些学者认为是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笔者，对此持异议。因为首先政府是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的拥有者和间接行使者，是依法设定的。因此，它从属于国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其次，公务员，它既可以表现为集体概念，又可表现为个体概念。表现为集体，其是行政法律关系或公务员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主体，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表现为个体，公务员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务员。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国家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权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及宪政理念和体制的核心和灵魂。故此，公务员应首先与国家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均由立法或代议机关制定可以明证。最后，这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及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和宪法原则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应是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笔者，对此持异议。因为首先政府是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的拥有者和间接行使者，是依法设定的。因此，它从属于国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其次，公务员，它既可以表现为集体概念，又可表现为个体概念。表现为集体，其是行政法律关系或公务员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主体，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表现为个体，公务员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务员。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国家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权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及宪政理念和体制的核心和灵魂。故此，公务员应首先与国家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均由立法或代议机关制定可以明证。最后，这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及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和宪法原则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应是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同时，学者们把政府与公务员的关系归纳为几种关系说：服务关系、主仆关系、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代表关系。这几种关系说尽管在各国都有体现，但都与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与公务员绝对割裂开来，忽视了公民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公务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样，在实践中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的不到应有的保障，反而会使其形成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和作风；在理论上，公务员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及法律位阶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能充分构建和展现。因此，不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笔者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关系。因为，公务员是公民的衍生物，是从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个特殊主体。所以应当考虑将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主体纳入宪法。关于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的性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即国家单方行为说，国家与公务员的双方行为说，以及以公务员同意为条件的单方行为说。[同时，学者们把政府与公务员的关系归纳为几种关系说：服务关系、主仆关系、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代表关系。这几种关系说尽管在各国都有体现，但都与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与公务员绝对割裂开来，忽视了公民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公务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样，在实践中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的不到应有的保障，反而会使其形成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和作风；在理论上，公务员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及法律位阶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能充分构建和展现。因此，不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笔者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关系。因为，公务员是公民的衍生物，是从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个特殊主体。所以应当考虑将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主体纳入宪法。关于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的性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即国家单方行为说，国家与公务员的双方行为说，以及以公务员同意为条件的单方行为说。]就此，笔者倾向于双方行为说。因为其决定于国家公民与公务员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朴素真理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必须充分透视国家和公务员的生成及与公民的渊源关系。首先，成为公务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权利可以放弃，公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其次，国家是否授予某一公民具有公务员资格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因此，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双方行为、双向活动。

（2）公务员之检讨

公务员在本质上是法律关系（公务员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它同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样，应该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特点。主体是法律关系的根本要素。没有主体、权利、义务便失去依附的实在载体。但是，什么是主体呢？通常人们把法律关系的主体解释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者，但随着哲学和包括法学存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对主体、主体性的深入研究，这一概念更加科学和丰富。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主体”总是意味着某种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起着主导的、主动的地位。法律主体的这些特征和地位集中表现为，凡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应具有能够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即权利和义务能力，简称“权利能力”。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力能力。一般权力能力指主体自出生（成立）到死亡（解散）时止都享有的权能和资格。特殊权利能力是指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的权能和资格，这种权利能力要受到年龄或者条件的限制。具有权利能力的人要独立地享有权利、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可见，公务员不仅是主体，而且是特殊的主体，那么相应的，其应当具有特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特殊的法律资格。

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否拥有这种特殊的法律资格，不是任意或随意的。因为关于什么人或组织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以及何种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一国的法律规定或确认的。而这种规定或确认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即由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因此，不是任何公民或者自然人都能成为公务员，必须由法律规定或确认达到一定的标准或符合条件的公民才能成为公务员，具有公务员特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时，其才享有相应的权利。当然，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公务员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不同的。可见，公务员的法律主体资格，是其拥有权利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民没有取得这一法律资格，其不可能享有或拥有这些权利。这一法律资格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较，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身份即身份权。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位的权利，它应是公务员权利的核心、灵魂和基石。显而易见，判断和识别公务员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这一身份权，如果丧失身份权，就不是公务员，相应也就不享有其他的作为公务员应享有的权利。

然而，在行政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作为某一组织成员的公民，（如中国的授权或者委托组织，法国的公务法人等），他们实际并无公务员的法律资格，即不享有身份权，但他们却在以不同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也就是，他们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公务员，但可以说是法律确认的，对他们的权利如何界定？各国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了便于研究和识别，我们将国家法律规定的，谓之国家行政公务员；将法律确认的，谓之准国家行政公务员。相应的，前者具有了法律资格，后者具有准法律资格。可见，任何一个公务员，其首先必须是一个公民，这是成为公务员的首要条件和基本要求，也是宪法和宪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国家行政公务员而言，其具有双重身份；对于准国家行政公务员而言，其有三重身份或者多重身份。两重者享有两重权利，三重或多重者享有三重或多重权利，其关系应由各源于的不同法律来调整和规范。

3、公务员权利之解析

“权利”一词，中外法学家、学者各言其意、其道，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周永坤教授集百家之长，领悟其实质，将其定义为：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从这一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权利只是围绕着主体，为主体设定、行使并回馈反归于主体。因此，权利与主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如果分离，权利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实体。公务员是行政法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其具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角色。其权利必然与其身份相称，相对位，并紧密围绕公务员这一主体。那么，何谓公务员的权利？对其概念的定义，不仅要反映和体现权利的共性，更重要，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映射和突出公务员主体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凸现公务员权利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有多种表述，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因此，围绕其共性并把握特殊性，我们作一概括：

公务员权利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具有特殊法律资格的公务员在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为法律所规定的自主行为或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表现为公务主体可以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并求得权益的正位。据此，公务员权利具有以下几层涵义：①主体性，是基石和起点。权利体系中，权利是公务员的，不是公务员就不得享有此权利，两者不可分离；②资格性，是核心和灵魂。只有具有公务员的身份或法律资格，才享有此权利；③准行政权性，是公务员的外在标志，其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和价值。只有具有这一外在标志，权利才能达到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的统一，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动力；④权益性，是归宿、目的，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利追求的最大效益或目标，就是实现权益的正位。否则，权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⑤法定性，是准绳和标尺。尽管我们不能说权利源于法律，但相对宪法可以说法律是公务员权利的次级渊源。衡量和识别一个公务员是否享有某项权利，必须以有无法律规定为准则。这五个方面是有机的一个整体系统，缺一不可，并相互联系和制约。公务员的每项权利都必须同时具备并透视出这五个要素或涵义。否则，将不成为其权利或曰权利不成立。

公务员权利的定义和生成，只是解决公务员权利是什么或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才具有公务员权利的问题。一个简单而且常见的问题是，公务员的权利是哪里来的呢？或曰为什么？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样，“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公务员权利的渊源问题。渊源，本指出处。法学常用之表述表现形式。在此，它应包括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形式渊源是它的法律表现形式，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而实质渊源是什么呢？学界尚无论述。我们认为：公务员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的。因此，应当先从法谈起。一国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当属宪法。是故，它是寻找答案的唯一法律依据。它的制定、实施和内容反映了一国的宪政理念和指导思想。最根本的是，它要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无不反映出主权在民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宪政理念，并且各国均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置于宪法的首章。可见，宪法的起点和落点、目的和归宿都是公民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言，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公务员的权利是宪政体制下行政法中政府行政权运作过程中的占优势的一方主体（公务员）所享有的，而且，称当这一主体的只能只是公民（人民）。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的设定、设置和组建，行政权等国家权力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即权力主体的行权也是人民的授权。因此，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可见，权力与权利是渊与源的关系。权利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权利是本源性的，权力源于权利。③既然这样，公务员首先是公民，其必然首先享有公民的权利，然后才享有公务员的权利。而且世界各国的宪法大多规定，公民是公务员的先决条件，并且各国宪法中又不同程度的规定着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据此，也不难看出，公民的权利与公务员的权利，也是一种源与渊关系。但是公务员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其权利源于公民权利，却又表现出本身的特性，两者之间表现出严格的界限性，即其所享有的权利要么是公民所不享有的，要么是优于公民的权利。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其享有权利的要求和条件甚至高于或严于公民享有的权利。这是公务员这一特殊主体在公权力——行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根据其特殊性，我们认为公务员的权利的特征表现为：1、身份性。2、派生性。3、集合性。4、优益性。5、限制性。6、准行政权性。7、不可转让性。

因此，我们认为，应以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性为基准，以公民权利作为参照系，根据公务员权利与公民权利的渊源关系，确定公务员权利的内容。这样，应包括：（一）作为公务员特殊身份的特有权利；（二）作为公务员从公民权利中衍生出的一般权利。其主要包括：1、身份权（法律资格权）；2、平等权；3、政治权利和自由；4、社会经济权利（劳动、休息、休假、培训、工资、津贴、福利、待遇、退休等等）；5、文化教育权；6、执行公务权；7、救济权；8、人身权。其中特有权利包括身份权、执行公务权、特别的社会经济权利；一般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部分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救济权、人身权。

4、公务员的权利与救济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实现和保障。权利与救济密不可分，是内容与形式、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然而，救济不同于救济权。救济是权利受到侵犯所采取的事后的补救措施、方式、方法和手段。它以救济权为核心和基础。如果没有救济权，它就失去了进行救济的法律依据。因此，救济权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它在程序上可以表现为各种权利，如告知、抗辩、抵抗、申诉、控告等。对此，各国宪法及公务员法规定不一。有的明确规定了救济权，有的则以控告、申诉权明确规定。显然，不同的规定，对于权利保护的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同时，由于公务员的多重身份（法律资格），其救济也表现出本身独有的特点。它与公民权利救济相比较，其法律调整的范围广、大于公民的调整范围。因此，我们认为其不仅有外部救济，而且应有内部救济。即公民权利的救济一般有宪法救济、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刑事救济，而公务员权利的救济不仅限于此（一些国家没有），而且有内部救济（即行政系统内的申诉和控告）。一个关键而且致命的问题的是：什么情况下适用公民权利救济？什么情况下适用公务员的权利救济？两者有无竞合的情况？既然我们认为，不论公民或是公务员，都是一种法律资格（身份），那么正确合理地识别他们的身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的焦点。对于公务员由于本身身份的特殊性对其救济，应优于且严于公民的救济；其身份竞合，救济不应竞合。因为公民是一种相对永久性的身份，而公务员却是一个相对稳定性的身份。失去或丧失公务员资格，其只能获得公民权利救济；反之，以公务员身份救济。或者在法律关系中，以公民身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则以公民救济之；以公务员身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则以公务员救济之。这样，在对公务员救济时，必然对其身份作识别。只有是在公务员身份时，其权利的侵害才得到相应的救济。

综上所述，公务员是“一体两位”的逻辑范式。一体，既是权利主体，又是救济主体。前者享有以身份权为核心的权利内容；后者在不同的法律救济关系中，享有不同的救济，权利不同，救济不同，前者决定后者。两位，即权利——救济，也是一对逻辑范式。而这一外现和表征归根结底是由权利的属性和机理决定的，从而形成其自身独有的机制。因此，我国的公务员法的制定和构建，应既容纳和凸现权利和权力内部性之机理和机制，又应兼容和彰显其外部性之机理和机制，使其内部之良性互动和外部之良性互动平衡而又均衡，从而使帕雷托最优和纳什均衡并存。

【注释】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中译本）

[2]文正邦：《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第7页。

[3]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4]R·H·陶奈：《平等》[M],(伦敦)：艾伦和恩温出版公司1931年版，第229页。

[5]（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6]文正邦：《论权力与权利》[J],载《外国法学研究》（重庆）1996年，第1期。

[7]孙国华：《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保护》[J]，载《时代评论》1998年创刊号，第79页。

[8]同[2]，第18页。

[9]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10]吕世伦、文正邦主编：《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11]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414页。

[12]卓泽渊：《法的价值总论》[M]，人民出版社，2001年9，第25---27页。

[13]董鑫：《我国公务员人事权利诉讼救济可行性探索》，[J]载《政法论丛》，2004年8月第4期。

[14]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和司法》，[M]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92页。

[15]祁少明、周铁华：《论公务员与政府的法律关系》[J]，载《法律评论》2004年第126期。

[16]同[15]。

[17]张淑芳主编：《公务法教程》，[M]——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第44页。

[18]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0页。

[19]同[18]，102页。

行政哲学范文篇3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三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行政哲学范文篇4

面对认识论哲学的内部困境，20世纪初以来，本体论研究得到复兴，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体论的现代复兴是在破除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从把哲学命名为‘形而上学’，定型为‘本体论’;到哲学试图驱逐‘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再到现代哲学中的所谓‘本体论复兴’，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哲学史上的浮沉仿佛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2］86现代哲学本体论的复兴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可以归结为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对本体论的思考，卢卡奇、古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对本体论的思索。［3］46

不论是实证分析哲学将本体论问题作为必要的逻辑预设前提，还是现象学———存在哲学将本体论视为“存在”而非“存在者”等等各种表现形式，其从本质意义上都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根本颠覆。作为哲学观念的革命，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归本论、超科学、思辨性、封闭性、独断论的基本特征，宣布了那种以追求永恒实体和超验本质为基本旨趣，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以达到绝对真理为终极关切的传统哲学观念的终结。但在批判本体论的过程中，与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某些样式或全盘否定或刻意编织新本体论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哲学转变了批判的走向，揭露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强调了对“实践批判”的探索，其实践基点上的“社会关系本体论”追求对现实生活实践的深层认识和合理改造，从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寻找终极坐标，其将哲学的主题和使命由仅仅“解释世界”置换为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合理地“改变世界”，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由实体主义思维转化为实践论思维方式，将本体论的关注重点转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4］30

马克思社会关系本体论及社会交往实践观范式克服了主—客二分的思想方式局限，强调了主体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关系相关性，强调了不同主体之间在实践平台上的主体平等性，提供了消解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理论话语的哲学背景和思维范式。所谓主体—主体的“主体间性”，也即“交互主体性”，即实践交往关系中的人，都是主体，没有客体，主体间性研究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类共同体，类共同体与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范畴早在费希特哲学就已提出，但成为哲学潮流和思维范式，则是从胡塞尔哲学滥觞，经由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布伯的对话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的推动才蔚为大观。

1．胡塞尔的“自我”到“他我”。胡塞尔宣称他的现象学还原的先验自我并非封闭而是通向实在对象的，其所认为的先验自我或经验自我都具有一种本己性而有将他人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幻觉、从而无法保证世界是公共领域的世界。为避免这种倾向，胡塞尔意识到必须借助于“共现”和“统觉”从自我走向他我，“我在我周围世界中发现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把他们作为人来经验时，我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理解和承认作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并把他们理解为与周围自然世界相关”。［5］92由此，胡塞尔主体间性哲学指的是“自我主体对他人主体的构造以及交互主体对共同世界的构造”。［6］35从胡塞尔主体间性理论可以看出，其认为主体间性是发生于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可沟通性问题，认为只有主体间性的世界，才是真正公共的空间和共同世界。其主体间性理论主要局限在认识论意识领域，但其开启了生存论和社会学领域的主体间性理论。

2．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主体间性理论。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进入主体间性，其着重“我”与“他人”在生存上的联系，认为存在是世界真正的本源，而存在物只是经验世界里的具体的事物，而通过存在物通向存在的则是“此在”。“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存在不仅是首需问及的存在物;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所追问的那一东西有所作为的存在者。于是乎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把此在所包含的存在倾向极端化，把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悟极端化罢了”。［7］15这种生存论的“此在”是一种“在世存在”，意味着和其他主体一起存在，共同享有同一个世界，也即“共世界”和“共在”，由此，海德格尔将胡塞尔先验意识层面的主体间性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世界，进入了“在世”的生存体验。

3．布伯对话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布伯在其代表作《我与你》中称该书导致了“奠基于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发现”，在“之间”这一领域，“爱”和“精神”得以置放，而这种“之间”本质上在于“我—你”的关系，而非传统西方哲学所倡导的“我—它”的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人之于世界认识、利用的关系，而“我—你”关系是一种“相遇”(Meeting)的超越性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开放的，人和物的关系让位给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理论。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点就是交往行为的进化。区别于目的—理性的认知工具行为，交往行为，是指主体与主体遵循一定的规则，经语言符号作为中介发生的作用行为，其具有交互主体性，也即主体间性，它在社会认可的规则和规范基础上产生，从而保持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合法化和有序化。哈贝马斯重点区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其意义在于突出交往活动的特殊性，擢升交往行为的主要意义，而交往活动和行为其本质意义为一种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层面的主体间性问题，其主体间性不是存在于认知和生存域，而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其对社会框架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分析，不在于解决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也不在于确立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而在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寻找历史发展论的可能性。总之，在哈贝马斯的视域中，一个社会层面的主体间性得到确认，这为我们认识社会现实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了具有变革意义的视角。

二从主体间性作为一种思潮的发展历程来综观之，其不仅仅是一种思维领域对独立于自己意识之外的主体的认知，更是一种在社会实践领域内具有践行意义的交往行为，其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平等性。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相互独立的意义。但主体间性的主体之间必然是平等和独立的，只有在相互承认主体地位，各自有其独特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尊重和理解。(2)对话性。有了差异就必然需要对话。主体与主体之间互为主体，相互理解、包容，必然需要对话机制的建立，也只有对话机制的建设才能使理解和沟通成为现实，对话同时要遵循对话的逻辑和规则，而不是武断的自我证明或不具通约性的各自言说。(3)交往性。主体性总是从超验或认知的理性模式出发演绎出来的，而主体间性，则是在历史、社会及语言的互为主体的交往理性中所生成，其破除了“主体—客体”的二元模式，而代之于“主体一主体”“主体一中介一主体”的互动模式，同时主体间性不仅仅是一个关系范畴，更是一个具有交往性的实践范畴。主体间性的本质特征所体现出的意蕴、原则和理念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各领域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具有前瞻性的哲学启示意义，其对公共行政的模式建构及实践运行都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下的公共生活特别是行政活动中，政府作为一个共同体主体与各种内外部环境中的相对体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多样的行政关系。但由于我国管理行政的历史遗存及体制原因，政府在行政关系中往往以主体自居，将各种行政相对体视为客体，主体对客体的管理行政模式比较普遍，政府在“主体本位”思想和“全能政府”理念的指引下将行政相对体看作管理的对象，造成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化机制的缺失。

综观之，主体—客体思维模式支配下的政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僵化特征，与行政相对体存在紧张关系，往往出现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造成与民众及社会争利的现象，造成行政相对体对公共行政活动信任的危机。通过对这种危机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发现其根源归咎于“政府主体—行政相对体客体”二分的公共行政理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社会自主领域不断拓展，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各种与政府发生行政关系的相对体越来越广泛，其权利诉求要求政府不能进行单方意志的扩张，如果不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规范，则将可能出现与社会主义民主背道而驰的局面，要改变“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公共行政理念，主体间性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其平等、对话、交往的特征则直接启示了政府与行政相对体关系的三重理论维度。

1．主体间性理论的平等性启示了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

在主—客或主—从行政关系模式下，政府垄断一切公共事务，并压缩行政相对体的参与空间和领域。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中，“去中心”的祛魅成为必然趋势，平等成为主体参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公共行政生活的基本原则。主体间性的理念启示我们，公共行政生活中的行政相对体在参与公共行政活动中都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体资格和平等地位成为参与的前提，如果某一方主体过度扩张，导致一方受制于另一方的支配和左右，民主—平等关系则会变异为“主从关系”或“中心边缘关系”，从而使公共行政合法性受到质疑。由此主体间性理论的平等性特征开启了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并启示了民主行政理论的滥觞。民主行政理论作为一个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囊括了新公共行政学派、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论和黑堡宣言等多个思想流派，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二是所有的重要决定都留给全体社群成员及其所选择的代表考虑;三是通过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分散与相互制约从而把命令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最小的范围;四是行政机关的地位从“主子”变为“公仆”。［8］69作为对公共利益和权利的回应，行政相对体成为一种共同体主体，其与政府主体进行民主协商和对话，形成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当然互动过程也是政府对行政相对体进行权利保障的过程，是公众对政府行政作为进行合法性认定及认同的过程。要完成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的建设则必须在主体间性的理论指引下加强政府与行政相对体之间的链接合作。首先，政府应完善保障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让公众具有切实参与行政活动的权利和制度通道，使行政相对体在自愿合作和对权威中心的认同状况下，进行积极参政议政。在制度或机制的设计中应突出双方的民主协商地位，考虑到双方作为独立主体的平等性，使制度的设计建构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基石上。同时行政关系的民主理念还要求政府主体树立“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理念，增强政府的自觉反思意识，确保行政相对体对公共行政事务的知情权及参与决策的话语权，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衔接公众的需求意愿，从而实现政府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主体的有效对接。其次，还应该加强行政相对体自身的权利建设和意志重塑。公众参政机制的建设是基础，而公众意志表达的准确、及时和充分则必须依靠其加强自身积极参与，“民主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共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9］5其将自身诉求和意志有效组织起来，通过富有建设性的制度表达渠道进行参政，从而实现双方的有效民主合作。同时还应充分建设起公众及行政相对体对政府的监督机制，通过民主行政，建设起一个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在平等、共享的行政理念上，推进行政关系的良性发展。

2．主体间性的对话性启示了行政关系的开放维度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演化，为公共生活的开启提供了哲学前提。公共生活应开放、透明、公开，应在公众的观察范围之内被公众认同，才具有合法性。在开放的公共生活中，主体之间接受公共生活所规制的秩序和规则，明确各自的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行为之间的多重关系，从而取得共识。在传统行政生活中，政府以全能政府和绝对主体地位自居，对行政活动运行过程进行封闭式管理，行政关系运行机制和内容不具开放性。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政府与行政相对体从主客二分的对立状态中走出，进入主体—主体对话理解的协商状态，行政关系的开放维度被开启。而作为行政开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公开成为行政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被予以高度关注。所谓行政公开指除国家规定保密之外的党务、行政事务及社会公共事务都要向社会和公众公开，让社会和相对方知晓并了解其公共行政行为相关情况的一种制度形式，其目的在于使党政机关的所有公共事务都置于行政相对体及公众的监督之下，其本质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体的知情权，约束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10］9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活动及行政关系开放维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体现政府与行政相对体对话沟通，建立坦诚互信机制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其遵循公开、效率、民主原则，对于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行使参政议政及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是遏制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的客观要求。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下的行政关系开放维度应更进一步推进行政公开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切实树立起“服务行政”的理念，自觉主动推动行政公开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开的方式和范围，以立法制度化的形式推进行政相对体特别是公众对行政公开事务的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打造透明政府;公众应积极投身于行政公开制度变迁的进程，提高其参与的广泛性，以信息社会通讯技术及网络技术发展为条件，充分发挥行政公开的杠杆作用，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推动其科学化、法制化及廉洁化。

行政哲学范文篇5

关键词：现象学；公共行政；行动理论；行政责任

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迈克尔?哈蒙的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在公共行政理论中独树一帜。他将哲学中现象学的理论引入公共行政，试图以此构建一个不同于以往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新范式。在他构建的理论框架之内，他对行政责任、决策规则、行政理论与行政实务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新的阐释。

一、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的哲学基础

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的基础是现象学。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兴起于本世纪初的德国，其创始人为胡塞尔。现象学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潮的一种，与科学主义思潮相对。“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流派纷呈，但它们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1〕科学主义继承了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强调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认为人类认识对象是经验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以观察、实验为主的经验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则强调世界的本原是自我活人的意志或生命等，它们贬低或否认人对经验世界的认识，强调通过非理性的体验，以把握、领会或理解自我或人的意志和生命的重要意义。现象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因而“致力于探讨哲学的基础，以便能够揭露及剥除实证科学的根本预设和假定，从而直接了解人类的意义……这种现象学的途径，设法搁置那些由科学观察者从外部强加到人类行动上去的人类行为定义或特性，而注重从行动者本身的立场去领会那些行动的确切含义”。〔2〕

胡塞尔的现象学对哈蒙的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意向性学说。所谓的意向性“就是意识指向某种对象的指向性，其实质就是意识在自身活动中构造出种种对象的能力”。〔3〕人具有意向性，因而我们能赋予对象以意义，一个事物只有被我们意识到才能具有意义，从而成为该事物，甚至于整个世界都是被人类赋予意义，是人的意识的建构。意向性还意味着人是主动的，“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确立起其相关者的同时确立着自身的我的某种活动”。〔4〕这就解决了人的活动的来源问题，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而来自于我们的意识。

其次是舒茨的“我们”关系。“我们”关系是指“个体以这种（主体取向）的意识形式通过时空直接性，在做出判断之前体验这个他人的自我（即变形自我）；如果这个被注意的他人也对该个体保持同样的意识状态，那么个体与他人的意识关系就由单纯的‘面对面关系’转化成‘我们关系’”。〔5〕这包含着一种相互坦诚的成分在内，人们在互为主体的理解着彼此。

二、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的理论假定

哈蒙以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理论假定，即主动的－社会的人性假设、以面对面的遭遇为分析单位和互为主体性的知识论。〔6〕

1．主动的－社会的人性假设

关于人性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形成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由梅奥的“霍桑实验”所得出的“社会人假设”，西蒙在“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中提出的“行政人假设”以及复杂人假设等等人性假设理论。其中，尤以“经济人”假设影响最为重大，不但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建筑的基础，还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等对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蒙批驳了经济人的假设，并且认为“人性的概念或自我的本质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非经验的概念”。〔7〕

在现象学理论基础之上，哈蒙提出了“主动的－社会的”人性假设。人具有意向性，即人的意识能够主动地指向某物，因为意识必然是对某物的意识，而且意识赋予该物以意义，某物只有被人意识到了才对这个人有意义，这体现了人建构世界的过程。这就否定了行为主义或其他理论认为的人的行动是受因果关系的制约、只是对原因的反应的被动的人性观，树立起了主动的人性观。“在意义和意向性的连接处，人被视为是在世界中的主动者，而不是对社会世界的被动反应者。”〔8〕

人的认识交流实践一切活动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或者人之所以成为人，关键在于语言的存在。语言的产生，是人们之间主动的和社会的互动的产物，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如果语言界定了人的本质……那么人才能被认为是社会性的。”〔9〕

2．以面对面的遭遇为分析单位

关于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宏观的结构动态的分析，如系统、国家等，二是微观上的分析单位，如个人和“面对面对遭遇”。由于宏观的分析单位多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并不是一个实体，因而以其作为分析单位，难脱想象和构造之嫌。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经济学的主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个人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于集体行动的终极抉择者，只有个人才做出选择和行动，集体通过个人来做出选择”〔10〕由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暗含了“经济人假设”，而“经济人假设”得不到经验的证实，因而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也缺乏根据。哈蒙提出了以“面对面的遭遇”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形式，因而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单位有其合理性。以“面对面的遭遇”作为分析单位，其哲学基础依然是现象学的理论，只有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参与互动的人才处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下，才能够有意识的考虑面对面的他人，这体现了现象学对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重视。

3．互为主体性的知识论

知识论是一套用以决定何者被认为是有效的知识或事实的法则或假定。主要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取向。〔11〕以实证论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物理或社会的实在独立存在于观察者之外，人类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统治着客体和人类行为的法则是可以被发现的。而主观主义如现象学认为，客观的事实或知识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同意，人们同意把它们视为客观的为真。受现象学的影响，哈蒙同意一种互为主体的认识论，由于任何知识都是人们外显或内隐的同意，因而知识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够产生，又由于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必须涉及语言的运用，语言是人们互为主体的创造出来的，因而知识也是互为主体性的。

三、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对行政责任的阐述

在建构完自己的理论假定之后，哈蒙在主动的－社会的人性假设、面对面的遭遇的分析单位和互为主体性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决策规则、行政责任与物化问题、行政角色等进行了新的阐释。这里重点介绍其对行政责任的阐释。

哈蒙认为，传统的行政责任是课责、道德责任和因果责任三者的混成，由传统行政范式以及官僚组织模型中有关责任行动的界说基准而来。〔12〕传统的责任体制强调课责的重要性，要求下级完成上级设定的目标；道德责任不由行动者承担，而归于上级命令或规则；为了明确责任而要求进行层级节制、分工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这些传统责任的要求与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对责任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冲突，哈蒙提出了行动理论的责任观：个人责任。个人责任由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的理论假定所支持，强调行动者的行为必须有道德的标准，而不是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别人或外在的标准。哈蒙从主动和被动的两个方面来阐述行政责任问题。

从主动的方面看，负责任的行政行动要求个人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以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人性是主动的，即在自己设定的法则的基础之上行事，我们自己就是行动的源头，因而必须为所作所为负道德上的责任。“负责任的行动，即谓人的本身乃其行动的源头或肇因，与道德感中，其亦是责任的定向。”〔13〕

由于人是社会性的，即处于与他人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互依的关系或者面对面的情境。这种面对面的情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相互认识，进行互动，隐含着真诚性的要求。“在面对面的情境中，负责的行动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承诺机能。”〔14〕这种面对面的情境，能够考虑到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境，是一种真诚的互动，高于一切原则或者制度。制度、原则或者规则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推演而出，是为了代替面对面的互动不能实现的种种情况，比如行动涉及的人过多，面对面的互动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效果等。

从被动的方面看，不负责任的行政行动多由于“物化”问题引起，因而必须解决好“物化”问题。物化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存在，忘记世界是由人主动的创造和构建的事实，从而使人失去了主动创造世界的知觉和对世界应该承担的责任。物化的思考以一种类化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世界，在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行政人员以自己而非民众的意义类别来听，从而忽视了民众的要求的独特意涵，而以一种归类的方式适用某一规则来处理，这种思考方式认为选择是受到外在的标准、制度或角色的限制的。哈蒙认为，这种物化的方式使得行政人员认为自己的行动由规则或情境的限制决定，将会消除他们的个人责任感。

哈蒙认为，必须打破这种物化的思考方式，使得行政人员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他认为，“负责任不仅是遵守规章的问题，而是必须对规则和标准的适用性有所理解，预先派出标准解答的理性应用，并认识到每个问题的独特性质。”〔15〕改变物化的现象，应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提高行政环境的“顺从”程度，即让行政人员认识到环境固然是对行政行为的客观限制，但也是可以改变的，从而鼓励他们以非物化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二是了解特定决策问题的独特性，而不是将其归类为某种标准化的决策类型。三是采用共识性的决策规则，展开真诚的互动，在没有强制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或共识。

综合上述哈蒙对行政责任的主动和被动的两方面的论述，其核心和关键是强调面对面的情境中互动的过程的重要性。这同样来源于意向性、“我们”关系等现象学的基础。这样就使他所强调的公共行政的重要的伦理价值：互依性。互依性即“人们要为他们的行动负个人的责任，这种认知要先于法律责任的考虑。人的行动是因对他人积极关心而被采取的，而每一个人也讲受他人的影响”。互依性为“过程”赋予了价值，这种互动的过程使人们充分考虑到彼此特殊的需求和问题的情境。互依性的价值高于社会正义、平等、公平等抽象的价值，只有在真诚的互动不可能的情况下，才能以这些抽象的价值为行为的准则。

四、对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责任观在中国适用性的评价

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行政责任观核心即是强调面对面的情境中互动的过程的重要性，将这种互动过程的价值置于法律、制度、规则、命令之上，“制度由更为基本的人际关系形式，例如会面中所推演出来的，因而是居于次要的地位”。〔16〕由于满足特定需求高于制度化的普遍对待，因而哈蒙主张：“平等处置只是为了实际上的便利才有可靠的理由，它并非是一个规范上的优先原则。”〔17〕对面对面过程中对公民的特殊情感和背景的重视固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将其置于法律、制度、规则、命令之上则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公民的特殊需求不会影响其他公民的正当利益，如何保证这种互动中不会发生腐败的问题等。

对面的互动高于法律法规的观点的评价应该注意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在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规范政府公共行政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活动可能涉及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对行政活动的法制化、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政府的手脚，使得政府在繁琐的法律和程序中难以自拔，极大地削弱了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共管理改革采取了解制的方法，使政府尽量从过程导向转变为结果导向。哈蒙的行动理论固然不是新公共管理导向的，但也可以看作对这种繁琐的冰冷的法律体系的一种批判，希望用行政人员与民众之间活生生的互动来代替这些法律和法规。

但是在中国，我国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尚不完全，政府的行政活动还有很多方面处于无法可依或者法律不完善的状态，这也给以权谋私和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造成人们守法和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观念还比较淡漠，人们更关心的是依靠各种“关系”来解决碰到的问题，因而在我国不存在解除法律规制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一个合理合法的韦伯式官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调公务员与民众互动的价值高于法律和制度，在公务员和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不高的情况下，会加剧道德风险和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因而在中国，哈蒙所提倡的以个人责任为主、传统责任为辅的行政责任体系可能引起腐败等问题，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以传统责任为主，以个人责任为辅的行政责任体系。

参考文献：

［1］［3］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0.

［2］［美］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3.

［4］刘永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的三层可能的解释［J］．世界哲学，2004（2）.

行政哲学范文篇6

复习要点

有关公文写作的题一般都是根据要求撰写公文或修改公文。作文分数约是这部分分数的一半左右，尤其要重视请示、通知、通报等公文的具体要求。

写作时要避免出现下面的错误：

1.标题部分：标题是由发文机关、事由、文种组成。有的标题不全；有的文种不对；有的批转性公文不是法规条文仍用《》。

2.主送机关：有的是多头主送；有的是请示平级；有的是直接送领导人。

3.正文：有的是一文多事；有的正文引用发文不规范；有的正文数字该用阿拉伯数字，却用汉字；有的是用词不当。

4.结尾：有的结尾不合作者本意；有的是不合公文格式要求。

5.标题上的发文机关与签署的发文机关不对应。

6.请示未获批准抄送下级。

7.该标明附件却未标出。

8.签署日期混用汉字与阿拉伯数字，或直接用阿拉伯数字。

近几年公务员考试中出现过的《公文写作及处理》的知识点：

1.公文纸一般采用什么型号？印章的正确位置？

2.办理公文综述包括拟办、批办、承办、查办，对吗？

3.会商就是开会协商公文的制发吗？

4.需要清退的公文有哪些？

5.公文的特点，公文根据行文方向可分几类？

6.国务院与省级人民政府可运用条例这一文种吗？

7.文摘与综述可适当作些评述吗？

8.合理的文件传阅路线形式是什么？

9.函、简报是否属于正式公文？

10.签发分为哪几种？

《行政管理》复习要点

一、考生在复习时要注意案例分析。常见的案例有：

1.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应该回避的亲属关系的范围，回避的类型。

2.关于任免事项的案例。弄清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的特点。

3.国家公务员进口、出口的途径。

二、在复习时要特别注意的知识点。

1.国家行政机关与非国家行政机关的区分，其中有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区别；行政机关与审判、检察机关的区别；公安、监察、司法行政机关与审判、检察机关的区别。

2.派出机构。派出机构的性质、级别、权限责任等问题。

3.级别大小的比较，国务院工作部门与地方机关及军队级别相对应：省部军是一级；司局厅师是一级；处县团是一级。

4.降职与辞退都不属于行政处分。

三、近几年出现的考点：

1.行政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比例关系，政府内设部门的多少与行政层级的比例关系。

2.单一制的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

3.机构改革中的“三定”。

4.国家临时机构和政府机构。

5.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6.国家公务员的重点考核内容。

7.国家公务员不得辞职的几种情况。

8.公务员申诉和控告。

9.行政监察机关依法拥有哪些权利。

《行政管理》知识体系

政府职能及其转变：政府职能的含义和作用

政府职能体系

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政府机构及其改革：政府机构概述

政府机构设置的原则

政府机构改革

现行各级人民政府的架构

国家公务员制度：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特色：公务员的概念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

职位分类与录用考核奖惩制度：职位分类制度

录用制度

考核制度

奖惩制度

职务升降、任免培训、交流、回避制度：职务升降制度

任免制度

培训制度

交流制度

回避制度

工资、保险、福利、辞职、

辞退、退休、申诉、控告制度：工资、保险、福利制度

辞职、辞退、退休制度

申诉控告制度

行政领导：行政领导的内涵

行政领导的产生方式

行政领导的职能与素质

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与协调：行政决策：现代科学决策的趋势与标志

现代行政决策体制的构成

行政决策实施的模式

行政执行：行政执行及其层级、手段

行政执行的环节

行政监督：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体系

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体系

强化廉政勤政监督约束机制

行政协调：行政协调的作用

行政协调的类型及其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习提要

一、考生在复习时，一定要弄清哲学基本原理，并能用它来解决具体问题。

哲学原理有：

1.运用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相对性相统一的原理，分析改革与稳定、政策调整与连续性的问题。

2.运用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分析论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3.运用物质和意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关系论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4.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论述社会主义改革的渐进性。

5.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关系分析论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6.运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分析初级阶段及其主要任务。

7.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述社会主义前进性与曲折性的问题。

8.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与规律和党的群众路线。

9.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

10.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与精神文明建设。

1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来论述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二、复习时要注意区别、比较、归纳书中的基本概念、特征、观点

1.世界的本质问题与哲学的本质问题的关系。

2.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在实践性基础上，科学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4.物质的惟一特性与固有属性。

5.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等哲学派别的观点。

6.认识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问题。

7.质与量与事物是否是同一的。

8.社会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意识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9.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三、复习时还要特别注意成语、格言、俗语等包含的哲学原理。

比如：“各瓜得瓜，种豆得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见树目，不见森林”等各包含什么样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

物质和意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观

运动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意识的起源

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物质世界的辩证图景：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世界永恒发展的一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

法的实质和核心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实践、认识、真理：认识和实践：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认识和真理：真理和谬误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

二者的关系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

阶级、国家、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

国家和革命

现阶段的两类社会矛盾

人民民主专政

群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法律》复习要点

《法律》在公务员考试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是重点科目，所以学习时要花费比其他科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一、法律部分内容很多，概念、程序、特征、日期等容易混淆。

在复习时要特别注意区分，将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如“应当减轻”和“可以减轻”就有很大的区别。

二、在考试中一般都有一道案例分析题，分数是6~8分。

考生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案例分析。

1.行政处罚程序。

2.行政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及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等。

3.行政复议，包括行政复议的范围、管辖、参加人及程序。

4.行政诉讼，包括受案范围、管辖、参加人、一二审程序、判决。

5.合同方面的案例。

6.方面的案例。

7.财产继承方面的案例等。

三、近几年公务员考试出现的知识点：

1.法与政策的区别与联系。

2.法律渊源和法律的历史发展。

3.法律的实施和执法。

4.法律关系和物质关系。

5.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什么？

6.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双重领导吗？

7.只有国家机关才是行政主体吗？

8.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一样吗？

9.行政裁决与行政仲裁的联系与区别。

10.国家不予赔偿的情形有哪些？

11.不能请求行政复议的事项有哪些？

12.谁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13.我国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的原则。

14.犯罪必然受到刑罚吗？

15.法人成立的条件。

16.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的情况。

《法律》知识体系

法理学：法的概念、特征与作用：什么是法

法的作用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政策

民主与法制

法的制定：法律的立、改、废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立法程序

法的渊源与分类

法律体系

法的实施：法的实施、执行与适用

法律效力

法律适用的要求、原则

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与制裁

法律监督

宪法：宪法基本理论：宪法的概念、特征、本质、作用

宪法监督

新中国宪法的沿革

国家性质：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经济制度：所有制

分配制度

经济体制

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形式（政体）

国家结构形式

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行使权利的基本原则

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机关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行政法：行政法概述：行政法概念、渊源及特点

行政法关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作用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

行政相对方

行政行为概述：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效力

行政行为的分类

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合法要件

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抽象行政行为：什么是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立法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

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

行政监督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给付

行政奖励

行政裁决

行政合同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

行政指导

行政程序：行政程序的概念及特征

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

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行政违法

行政责任

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概述

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赔偿程序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概述及其特征

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行政复议范围

行政复议的管辖

行政复议参加人

行政复议的程序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概述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参加人

第一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

行政诉讼的判决、裁定、决定

刑法：刑法的性质、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犯罪的本质和概念：犯罪的本质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构成：犯罪的客体

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的主体

犯罪的主观方面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共同犯罪

单位犯罪

刑罚的概念和目的

刑罚的种类：主刑

附加刑

刑罚的具体运用：量刑

累犯

自首和立功

叛罪并罚

缓刑

减刑

假释

时效

犯罪的种类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犯罪的种类

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

民法：民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公民

法人

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分类

物权与所有权：物权

财产所有权

债权：债的概念与特征

债的产生的根据

债的分类

合同

债的履行

债的终止

知识产权：什么是知识产权

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人身权：人身权的概念和分类

人身权的保护方法

财产继承权：财产继承权的含义

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

法定继承

遗产的分配原则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方式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的种类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邓小平理论》复习提要

一、复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同党的十五大报告结合起来。

十五大报告分十个部分：

1.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

2.过去五年的工作。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5.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

6.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7.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8.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9.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

10.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还要注意十五大修改党章的基本考虑是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复习时要着重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3.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4.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6.“一国两制”问题。在复习时还要注意与马克思哲学原理相结合。

三、在复习时要注意区别、比较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比例关系等。比如：

1.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因素的统一，前者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后者是社会属性，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表现在什么地方？

2.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同一劳动的两方面，而不是两种劳动。

3.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关系，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

4.流通中货币所需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的比例关系。

5.影响资本周转的因素。

6.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区别。

7.商品高层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区别。

8.几种类型的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哪些情况下适用。

9.社会互助、个人储蓄是我国保障体系的内容。

四、以下知识点是近几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曾多次出现过的。

1.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2.货币量基本的职能。

3.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4.货币是不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

5.影响资本周转的因素。

6.市场经济最基本规律。

7.非价格竞争。

8.市场机制的核心。

9.搞活企业的中心环节。

10.期货交易采取的组织形式。

11.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及功能。

12.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

13.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主要形式。

《邓小平理论》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首要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和基本特征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发展经济的战略对策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行政哲学范文篇7

正是这两天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勾起了我已几乎泯灭的曾经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控权-平衡论》，到《论行政指导》，到《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到这本《行政法哲学》，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宋功德博士的思想也有一个不知不觉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行政法有没有基础理论？当代行政法学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什么？我们是努力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作为规范的行政法学，还是应该探索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实证行政法学？行政法能否走向哲学？现在要不要走向哲学？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果说行政法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讨论一下理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而不是各种理论本身？

1.对行政法未来走势的粗浅设想

罗豪才教授为《行政法哲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火花。首先就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学科，而日本学者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开篇也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法律学”，罗先生将此归结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和具体制度的易变性，同时特别指出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核心理念、基本范畴、运作机制都不相同。是这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走着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从“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奉行凯恩斯主义，崇尚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到今天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公民对政府的认知从防范到合作，行政权运作的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和扩张。而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就是典型的“官制法”，行政权自古以来空前强大，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哪里还有一介百姓的“表达自由”，他的行政行为何时说明过理由呢？没有。直到建国以后，从毛时代的“超凡魅力型”政治统治，到今天的机构改革，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有着很大差别，我认为中国行政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并非管理论、控权论乃至平衡论所可以解说的。中国行政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处理好规制、去规制和重新规制（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的关系，为政府规制模式的转变提供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行政权的配置，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正确认识到管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并不是超凡入圣永远政治正确的圣人，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凡市场能够规制好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权和行政法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在此面前收束过于宏大的心性和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许多行政收费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不同意行政法就是“控制权力的法”这种说法，中国的政府规制和行政法学的走向，并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消极的防范和制约，是的，政府确实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但是政府更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好事啊，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是空对空的抽象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基于实证的考虑，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可以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经济性管制更多的在传统行政领域，更多时候属于强制行政行为和消极行政，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干预，在这些领域我们过去的行政权伸张的过于广泛，甚至妨害了市场秩序和经济活力，因而提倡放松管制。但是对于社会性控制，如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福利行政的领域，更多时候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和积极行政、给付行政的范畴，这方面更多时候强调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浆”的导向作用，强调行政行为的刚柔相济。中国今天行政法的现状就是，经济性管制过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同时应予以社会性控制的，政府对于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没有认真的管起来。所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在于“论”，不在于管理论，还是控权论，甚或平衡论，乃至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政府法治论等论，而是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关键在于行政法模式的创造性根本转换，从而推进政府规制模式的制度创新。

2.对目前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曾有朋友说过，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现状是热闹而不繁荣，在我眼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己今天的这篇感想中，无意对各种理论之间的具体分歧和差别展开详细的评述，而想进一步反省这些立论的几个前提预设，探讨一些宏观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法学有没有基础理论？行政法有没有哲学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旨趣和终极价值何在？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术传统和研究进路？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行政法基础理论发展的历史源流。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应松年教授和朱维究、方彦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当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但是后来这个研究一度中断，大约在90年代初期，罗豪才教授提出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而其观点先后为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学者以及行政法学的博士生袁曙宏、甘文、沈岿、包万超、宋功德等所不断深化。并且在1997年前后出版了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此后沈岿博士写作了《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把平衡论上升到“认知模式”的层面；而包万超博士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行政法学是不是“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同时他正在尝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重构行政法学（《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而宋功德博士和罗豪才教授合作的发表在《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的文章中则提出了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宋功德博士这本新著则进一步把平衡论上升到“行政法哲学”的高度。而以上就是目前学界所谓的主流学说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进历史源流的最粗浅勾勒。注意这虽然是主流学说，但在学界也还不是“通说”，在这场理论探讨中，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是拥护者并运用之进行了研究论证，如袁曙宏教授、方世荣教授、崔卓兰教授等；也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如杨解君教授、冯军博士；还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叶必丰教授提出了“公共利益本位论”，杨海坤教授提出了“政府法制论”，孙笑侠教授提出了“综合控权论”，程干远教授提出了“新控权论”，陈泉生教授提出了“服务论”；还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这场讨论中保持相对的缄默，比如应松年教授、姜明安教授、马怀德教授等。这从中可以很精确的反映出研究者的所采取的理论姿势和研究进路，反映出行政法学者之间蕴含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对这本身加以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哲学？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基础理论？这背后其实蕴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就如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哲学》序言写到，“对行政法作哲学考察更有助于人们对行政法整体思维的形成，更有助于建构与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使得行政法更富实效地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实践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包括行政法学都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国与国之间，一国不同学者之间，研究的姿态都不同。罗豪才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但相对而言，由于平衡论植根于现实需要与哲学基础之上，因此，它更具时代特性与哲学精神，从而也更有可能接近科学。”但是我认为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如果有的话），也是蕴含在中国风云激荡的制度变迁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行政法律秩序自发演进的过程中，这中间蕴含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和不能够把握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或行政法哲学脉络。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学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目前是否具有能力把握和认识纷繁复杂行政实践中蕴含的行政法哲学意蕴呢？

同时在我看来，中国行政法哲学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蕴含着中国行政法学者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共同研究偏好，就是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结构的完美。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人，从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上，更多受到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研究进路的影响，这一点在沈岿博士的力作《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北大行政法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关注（王锡锌博士论文题目：《程序的正义与行政程序》；何海波、何兵博士等引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刘燕文案的分析）等也可以表现出来北大学者的研究偏好。但是平衡论为基础的行政法哲学似乎却不是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英美行政法学研究中涉及到行政法的价值、理念、观念这类问题的论文并不多（我从互联网上应用各种法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英文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也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相反，他们十分注重对行政实践案例的实证研究，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LawReview）杂志中，对烟草规制，对药品规制，对医疗保险规制改革，对互联网规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在中国类似的实证行政法学或基于行政法理的对部门行政法展开的深入实证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展。某种意义上，英美行政法目前的研究范式，正如卡尔。波普所说的，“反对大词”，他们更多开展的是基于个案判断的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是“问题本位”的，很多时候是在“说故事”，对生活中的一个个精彩的行政法故事加以点评分析。不过我觉得英美学者的这种研究姿态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反思，中国的行政法学在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行政实践多一些现实的关怀。

同时我注意到了以应松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行政法学者，包括马怀德教授、高家伟博士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行政法学的诸多领域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过多少研究和涉足。在我看来，这也是研究者的姿态问题。可以说北大法学院的行政法学研究之所以更多继受了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于这秉承了北大人文学科的长于理论体系建构的优势，同时也与未名湖畔那自由飘逸的灵气有许多暗合之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更多继受的是大陆行政法系的学术传统，从应松年教授的《论当代行政法的特点》中论述的比例原则；到马怀德教授最近所作的《公务法人研究》、《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等论文中引证的公务法人理论，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理论，都直接来源于德国和日本等大陆行政法理论；而90年代中期中国政法大学吴微女士翻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博士新近翻译的德文版《行政法学总论》，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们对大陆法系行政法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其实这种关注只能说是“更多”，中国学者面对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那么多“问题”，谁也无法说自己研究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进路，这种“路径依赖”仅仅是相对而言的。这也许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要能够解决问题，要有解释力。）大陆法系的学者研究以精微见长，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盐野宏的巨著《行政法》中译本72万字，其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在他60岁完成的，而在63岁才完成了第三卷“行政手段论”，和田英夫教授的《现代行政法》是在他50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初版。而德国著名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的力作《行政法学总论》中译本66万字，其注释、判例、评论等，信息量极其丰富，可谓精细入微。根据自己的初步阅读，感觉大陆法系的学者并非不想构筑一个圆满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给自足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秉承的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学术传统，就是首先逐个解决行政法面临的现实问题，乃至花上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发表若干篇论文，然后如是重复，进行一个个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当自己在五六十岁对行政法研究领域足够广泛成果足够丰富的时候，才开始著书立说。就拿日本的盐野宏和他的“行政过程论”为例，他独力完成的《行政法》就是建立在他诸多论文基础上，建立在其个人诸多专著《公法与私法》、《行政过程及其统制》、《行政组织法的诸问题》、《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行政法专题研究》之上。也就是说并非大陆法系的学者对行政法理论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才能逐步形成行政法理论。而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行政法学者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乃至行政法哲学发表过评论，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3平衡论理论范式评说

在我看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哲学是一个多少有点宏大和散漫的理论体系。也许，罗豪才先生最初提出平衡论，并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学术命题，同时还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就是在看到管理论，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市场”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背景下，简单的提“控权法”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运作的法也很难为实务界所认同。这就是平衡论产生的制度背景，所以我认为平衡论当时提出的预期也期望平衡论不仅能够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积淀有所契合，更期望能够使得现代行政法学理论在平衡论的大旗之下不仅取得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还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力求能够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正如罗豪才教授在为宋功德博士《行政法哲学》作的序言中写的那样，“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与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而我觉得罗豪才先生提出的行政法平衡理论和今天的行政法哲学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抱负。

当然我们今天不难发现平衡论的知识脉络和底蕴更多的倾向于“控权法”一端，平衡论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在“控权”和“管理”之间走钢丝，其丰富理论内涵已经不是这篇随感能够包括。但是我要对行政法平衡理论论证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质疑。比如说，行政法平衡理论立论和深入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个别论述甚至是简单的各国行政法资料剪裁取舍之后的简单陈列，然后就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现在实际上都趋于平衡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进路说服力是不够的。而秉承苏力教授在《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的论证思路，即使所有的外国著名行政法学者都这样说都支持平衡论，也仅仅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已，并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我不是简单的笼统的反对比较行政法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比较研究应该服务于理论研究，进行全面翔实而且出于论证必要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够机械的削足适履般的进行比较。相对而言，我还是最为欣赏沈岿博士在《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的求真求实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细密的论证进路。

应该说平衡论在北京大学一批才华出众文思敏捷的优秀的行政法学博士手里不断发扬光大，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调用了诸多行政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前沿话语来论述平衡理论的正当性，包括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包括英美行政法的演进“红灯论”和“绿灯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包括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和博奕论、制度变迁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26日、2000年01月09日），包括治道变革带来的新公共行政学和新管理主义对行政法学的冲击（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我认为如果说平衡论目前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就在于这些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引入，和北大行政法学博士们期望分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知识，使行政法学不再成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认同平衡论，我也许有着怀疑一切的偏好，中国的行政法学还不能算是严谨的“科学”，我认为行政法学也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放之四海皆为准的先验的绝对的真理。特别正如自己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走着一条和其他任何国家都迥然不同的独特道路，那么我们的行政法学是不是社会学家吉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同时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我们都在不断的认知世界，同时导出自己的观念能动的去变革社会，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挖掘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背后蕴藏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所以我的观点是，罗豪才教授提出并为北京大学学者所发展的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到今天的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到今天的行政法哲学，在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一种未必最好但是却目前很难超越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法学理论。它远远没有解决中国行政法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它除了理念价值层面上的平衡之外，没有能够为行政实践提供多少可操作性的指南。但是套用经济学的时髦话语吧，它虽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不是“最优”至少也是现阶段的“次优”了。这就是我对平衡论的多少有点挑剔的评价。但是我不认为也不希望平衡论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的行政法理论，我认为多元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共存，不同的治学风格和研究进路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才昭示者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繁荣和深入。

行政哲学范文篇8

【例1】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下列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机关是()。

A．太原市某区人民代表大会

B．山西省人民政府

C．中共太原市委

D．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D。

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名师点评】考查对法条的了解程度，对于法律常识考生应该多加强对法条的识记，并是要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解，要熟悉，平时多积累。

【易错点分析】不了解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有哪些。

【例2】在行政诉讼中，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不受理的案件是（）。

A．某国家机关干部对降级处分不服

B．某企业对行政机关的收费不服

C．某公民对民政机关不发放抚恤金不服

D．某人对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营业执照不服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A。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当事人对下列事项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名师点评】考查对法条的了解程度。考生在做完这道题目时应当掌握哪些具体行政行为是人民法院予以受理的，哪些行政行为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

政治常识

【例1】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是()。

A．英国古典哲学

B．德国古典哲学

C．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D．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A。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名师点评】考查识记能力，对于政治常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靠理解，不能死记硬背，不然费力还不见效果。

【例2】“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这句话表明（）。

A．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B．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C．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D．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B。

改造自然是实践，人的智力的发展即人的认识的发展，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恰恰说明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名师点评】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题目，要靠理性思维去分析理解，平时做题时要多加思考，多理解，要把题干的内容读懂、读透。

人文常识

【例1】《资治通鉴》成书于()。

A．西汉

B．东汉

C．北宋

D．南宋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C。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名师点评】考查识记能力，对这种类型的知识点，没有太多的技巧可言，靠平时多加记忆和了解。对把握不准的，可以运用排除法来答题。

【例2】下列诗句和作者搭配正确的是()。

A．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岑参

B．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杜甫

C．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白居易

D．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D。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自杜甫的《春夜喜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出自唐朝孟郊的《游子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出自李白的《月下独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出自唐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名师点评】这是对文学常识的考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并不是难点，很多知识都是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学过，只是随着时间而淡忘了，需要把这些知识重新“捡”起来。

百科常识

【例1】在寒冷的冬天，可以看到户外的人不断呼出“白气”，这属于下列哪一种现象?()

A．汽化

B．升华

C．凝化

D．液化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D。

呼气时，刚从嘴里出来时是气态的水，然后遇冷变为液态的小水滴。由气态变为液态在物理上称为液化。

【名师点评】这是对物理常识的考查，比较简单，对于“理科”的知识考生应该多掌握一些，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这是对公务员的要求。

【例2】下列不属于哺乳类的动物是()。

A．蝙蝠

B．鲸

C．蜂鸟

D．海豹

行政哲学范文篇9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3．内部结构系统的官僚化。现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机构系统，是按照行政逻辑搭设的，各组织部门是按照与政府机关对口的原则设置。管理文化生态的决策信息传导，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门、高校管理层、院系管理层至基层师生，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这样的结构系统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内部的资源分配渠道，资源流向的决定权也需由行政部门决定。这造成高校“逐官”风气比较浓厚，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难以自由和自主发展自我，相反更加受束缚于行政性指导，学术群体难以潜心修为。

4．内部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化。在学校层面，高等学校的学术性组织孱弱，缺乏明确的制度或规章，缺乏对其成员的必要约束。高校教师更多将自身定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接受行政人事管理，而非作为专业人员接受专业团体和职业精神的规约，从而造成了专业精神的式微。此外，校内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被严重地形式化和程序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表露出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失衡和错位，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危机。这一危机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解决这一危机的入手点，在于以高等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内外部环境条件为基础，尊重教育和科研的基本规律，调整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文化生态体系，打造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文明。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优化的指导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需要主动调整来积极适应，需要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重建动态平衡，以维持生态稳定性的需求，形成与实际需求和时代变迁更加符合的结构、制度和形态。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优化，需要首先厘清优化的方向，包括优化哲学、优化理念和优化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哲学

从组织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的系统结构都源自其素有的文化传统，而对系统功能选择和功能目标的建构有直接影响的则是文化中的哲学主题。可见，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不仅仅是改变和调整系统结构，其关键应在于文化生态高度上的价值观取舍与系统的耦合。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行政化”的哲学观念支撑我国高校的管理哲学，如“学而优则仕”、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等管理哲学，是导致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源。因此，建立在人性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文化生态的呼唤和要求。现代管理学理论提出“决策人”假设，其核心是:设想把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操作者的所有人都看成自主决策后采取相应行动的主体［6］。基于这一哲学基础，在现代管理哲学精华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就有可能扭转管理主体错位的现象，将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主要管理决策和行为主体，而行政人员则只是作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辅助性力量，从而确立“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上的意义是深远的，意味着高等院校将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工作和活动中心，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大学理念概括为“4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Autonomy)、学术自治(Academic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Neutrali-ty)、学术责任(AcademicAbility)。当前我国学术界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下的高校管理理念的变迁目标在于重组和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在于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笔者看来，学术自由才是高等教育管理最终要确立的管理理念。在学术自由的管理理念下，专家教授应该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高等学校里开展学术自治、保持学术中立、履行学术责任［7］。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目标

高校作为一个旨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特殊社会机构，有其办学和发展规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需要有中国特色，每一所院校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了院校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包涵了院校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反映了院校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地域、服务对象等方面凝炼出自己独特的气质，以实现各自管理目标，完成各自院校的历史使命。因此，“遗传与环境”可以造就出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的高校。在转型时期，不唯行政命令是从，定位准确，办学自主，注重内涵办学，推动院校特色型发展，实现管理目标的细化和多样性，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

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

在人才培养上，要从师生群体自由发展的生态需求出发，激励群体摒弃学术不道德、浮躁思想，确保以个人价值来确定生态位的准则。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通过培植创新、敬业、求实、协作的文化土壤，促进科研文化的提升，从而创造与时俱进的科学文化生态环境，推进科学进步和创新。高校文化生态在内在文化生态因子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将形成具有很强免疫力的可持续的自我运营机制和环境，形成高校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土壤。具体的优化措施应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一)重构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与现实客观情况的变化，构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要求将以往“象牙塔”为主的模式转移到“创新和实践”导向的模式，即在协调高校内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加强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高校与国家战略、高校与科技前沿、高校与实践等关系的协调，实现高校现代化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政府对学校管理进行优化，“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二)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资源渠道

增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发展，需要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渠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未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这就必须切实推进多元筹资的进程。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

(三)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

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加以优化，应做到:(1)将领导和管理职能转变为监管和服务，实质性推行校院两级教授委员会治校以及校长、院长聘任制度，加强监督，明确奖惩机制;(2)要完善选举等民主制度，创新和优化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增强治理应变能力，营造环境，还高校学术自主和自由。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四)培育和优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态的学术群体

行政哲学范文篇10

公务员考试是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的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录用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主要是测试应试者对从事党政机关工作所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特别是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公共科目考试科目设置

本次招考公共科目分1、2两类进行考试。

㈠报考市级机关的考1类，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个科目。

㈡报考监狱人民警察的考2类，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公共基础知识》两个科目。考试的具体科目，以这次公布的招考简章为准。

三、考试方法

公共科目笔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这次考试集中在2014年6月6日进行。

四、试卷内容及结构

㈠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要测查应试者从事国家机关工作必须具备的潜能。根据国内外公务员考试的现状，经过有关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在行政职业能力方面，公务员工作要求公务员具有准确处理数量关系、合理进行判断推理以及恰当的言语理解与表达、快捷的资料分析等基本能力素质。

考试题型均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为90分钟，满分100分。

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

主要测试应试者对公共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试题型均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为90分钟，满分100分。

㈢申论

主要通过考生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考试题型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五、考试的大体范围和内容

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1、数量关系

主要考察应试者的数量关系理解能力。其题型主要有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两种。(1)数字推理，如每道题会给出一个其中缺少一项的数列，要求应试者仔细观察这个数列各数字之间的关系，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认为最合适、最合理的一个填补空缺项，使之符合原数列的排列规律。(2)数学运算，每道题会给出一道运算式子，或者是一段表达数字关系的文字，要求应试者迅速、准确的计算出答案。

2、判断推理

主要考察应试者逻辑推理判断能力。其题型主要有图形推理、逻辑判断、定义判断、类比推理等。

(1)图形推理，每道题会给出一组图形，要求应试者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择最符合规律的一个，替代题干中的问号，使图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2)逻辑判断，每道题会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要求你根据这段陈述，选择一个答案。(3)定义判断。每道题先给出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分别列出四种情况，要求应试者严格依据定义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4)类比推理。给出一对相关的词，然后要求应试者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对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似的词。

3、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考察应试者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和运用能力。这种题所给的文字材料较长，主要是对词和句子一般意思和特定意义的理解；对比较复杂的概念和观点的准确理解；对语句隐含信息的合理推断；在干扰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能比较准确地辨明句义，筛选信息。其题型主要有词语替换、选词填空、语句表达、阅读理解等。

4、资料分析

主要考察应试者对文字、图形、表格三种形式的数据性、统计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理与加工的能力。每道题会给出一段资料，要求应试者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计算，从问题后面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

5、常识判断

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每道题会围绕常识性问题列出若干项答案，要求应试者选出正确答案。

㈡公共基础知识

1、马克思主义哲学

(1)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2)物质和意识

世界的物质性。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3)物质世界的辩证关系

联系和发展的规律。世界永恒发展的规律。

(4)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认识的本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运动。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5)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阶级、国家、革命。群众、个人的历史作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

(3)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法律

(1)法理学

法的本质、特征与作用。法的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2)宪法

宪法的概述。我国的国体、政体和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

(3)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行政行为。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行政赔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

(4)刑法和民法概述

刑法概述。民法概述。

4、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的基本内容及立法宗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特色。公务员行为规范的内容和特点。公务员政治规范的主要内容。公务员廉政行为规范。公务员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公务员保守国家秘密行为规范的内容和要求。公务员队伍“高素质”的内涵。公务员的政治鉴别能力。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公务员应具备的其他几种能力。

5、公文写作与处理

(1)公文概述

公文的特点与功能。公文的种类。公文的格式与稿本。

(2)写作基础知识

主题与材料。结构、表达方式与语言。常用文体的写作。

(3)公文写作要则

公文的写作要求、行文规则、语言、写作过程。

(4)常用公文的写作要点

法规性公文。决定、决议、通知、通报、批复、通告。请示、报告。函、会议纪要。

(5)公文处理

概述。收文处理的程序。发文处理的程序。办毕公文的处理。

㈢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