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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再审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4:07:07

行政再审制度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1

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后颁布实施的诉讼法，也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建立了再审制度。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具特色。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院长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改判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等等。虽然法律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再审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造成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在此，笔者仅就现行行政再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谈点自己的粗见，以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三个条文对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将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三是人民检察院。但对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再审，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应如何处理等实体问题均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第七十三条到第八十二条用了十个条文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内提出；第七十五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进行再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再审的审理时限；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的程序；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条规定了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后应作如何处理。从上述这些规定来看，仍然难予解决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其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需要提起再审，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却有三类：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

从上述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来看，存在着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仗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行政案件提起再审的途径，要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方便得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人民法院也随时可以对其认为需要进行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对案件进行再审，还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而由于法律未规定再审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我们知道，各类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无论是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均应如此，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的五项法定条件，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掌握，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要进入再审程序，却未作任何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保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但再审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给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再审申请时增加了困难。一是使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难于准确把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导致常与再审申请人发生争议，申请人说申请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但又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对申请人进行解释，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难，造成当事人反复缠诉和越级上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一旦案件决定再审后，审判人员在制作再审裁定书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制的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决定再审裁定书要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可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项，可决定再审的行政裁定书却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引用。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但未规定由那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基层人民法院又无权审理行政再审案件，因为这三条都只规定了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的，均使用了撤销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或审理。从这一规定来看，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作出发回重审、指令受理或审理的裁定，但对目前承担大部分再审任务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说，是否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后，应该作如何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导致在审判工作中，对于需要撤销原判的案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引用，形成了两难的境地。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间应在收起诉状十日内，或有正当理由并经得法庭准许外，在其他时间提交的证据都不能采信。但对在再审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没有提交的证据，提交以后，法庭能否采信，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这条规定来看，似乎又允许被告行政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向法庭提交在原审中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因为既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来审理，被告行政机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的规定向法庭提交证据。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或自相矛盾，导致在审判实践争议较大，难以掌握，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在再审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原审原告郭某与原审第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自愿于2004年8月到民政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郭某以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05年9月向法院起诉被告县民政局，要求法院撤销民政机关颁发的离婚证。在原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审以被告县民政局未举证为由，判决撤销了该离婚证。一审判决生效后，县民政局以是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他们办理离婚登记的，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证时的相关证据，并经法庭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对是否可以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判，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宜采信，更不能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审判决。理由是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限明确，被告行政机关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举证，应视为无证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既然被告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在再审提交的证据就更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再审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提交在原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就应该采信，并作为撤销原判的根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既然再审案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就应该执行有关审理第一审案件的全部规定，包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当事人举证范围及时限、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判结果、审理时限的规定等等，当然也包括了被告行政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未提交的证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针对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要做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支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一致，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要与民事、刑事再审制度相衡接，突出当事人主义模式，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

（一）对有权提起行政再审的主体重新定位。即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弱化、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范围，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依照法律规定，应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一种司法活动。①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案件，均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超脱于各方当事人，不能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来启动一项诉讼程序。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来进行司法救济。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默认同意该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不便操作之处。当原告或被告不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经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原告不到庭，依法应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就无法对该案进行再审，使人民法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也会给一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借司法监督之名，干预司法独立留下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目前社会各界反对司法腐败和应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呼声甚高的背景下，要想取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是不现实的，该项制度仍应继续保留。但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利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提出抗诉，与检察机关现行的人力、物力和业务素质都有不相称之处，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勃，故应对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制。即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既不上诉又不申请再审，且该判决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代表国家提出抗诉。而对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起抗诉。这样处理，一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检察机关能集中精力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在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弱化、限制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后，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一是要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这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规定，一方面具体列举再审必需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列举不得申请再审的具体情形。二是应规定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必须经过了二审程序。对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堵塞当事人不打二审打再审的路，使行政争议尽快了结，以体现行政行为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应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限，同时给予必要的补救手段。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及时地审查，审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对符合再审条件的，裁定进入再审程序；对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不被剥夺。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再审改革最关键的是对申诉和改判的理由要有限制，具体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证据成为改革的核心，证据效力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②至于行政再审案件的具体条件应如何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再综合近年来专家的论述来确定。这也是行政再审改革的关键之处，这一步走好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就疏通了，当事人的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开庭审理后，是否应当维持还是改判，这又是一个关键点，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尽可能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这也是解决当事人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立足点。这主要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问题，而证据又是决定案件是否改判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律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应该明确当事人的再审诉讼中是否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当新的证据与原审认定的证据相矛盾时，能否以新的证据来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等，特别是应该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原审中因未提交证据而导致败诉后，而又以有证据为由申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再时，在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宜让一个行政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必要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间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年提出”，而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间却未作限制。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2年时间可以说是太长了，建议将该时间统一确定为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为妥。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由于前面提到未经过二审的行政案件不能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再审行政案件，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取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减轻上级人民法院处理信访的工作量，也以避免多级人民法院反复审查同一再审申请的重复劳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的再审次数，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均应以一次为限。经过一次再审的案件即为终审裁判，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均不得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或抗诉，避免一个案件被反复再审，造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注释：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2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注释：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3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注释：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4

一、两岸行政法整体比较

（一）两岸行政法的区别

两岸行政法在整体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1.中国大陆行政法发展较晚，台湾地区行政法发展较早。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以前，行政法一直不受重视，很多人甚至不知行政法为何物。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大陆行政法才逐步发展起来。台湾地区则不同，由于行政法院一直存在，诉愿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再加上一批行政法学者、教授的著书立说，行政法在台湾地区有着较深较广泛的影响。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台湾地区行政法发展的速度虽然并不很快，但它几乎没有中断过。

2.中国大陆行政法现在还较不完善，台湾地区行政法相对较为完善。中国大陆行政法虽然在八、九十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发展时间尚短，很多法律、法规现在还未能制定出来，很多行政法制度还没有建立。再加上目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阶段，过去已有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修改，故法制更显不完善。台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行政法的立法几十年一直在持续着，所以，在许多领域，其法律、法规、制度比中国大陆相对要完善。例如，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监督法、行政救济法等，台湾地区的立法均比中国大陆完善。

3.中国大陆行政法的法规、规章形式较多，台湾地区行政法法律为多。中国大陆过去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行政权力相对强大，立法机关的作用发挥不够。因此，国家每年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多，而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的数量远远超过法律（法规数量相当于法律数量的十倍以上，规章数量则更多）。在行政法领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例如，《行政复议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行政监察条例》、《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审计条例》等，都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而在台湾地区，相应领域的行政法形式多是法律，如《诉愿法》、《请愿法》、《法规标准法》、《监察法》、《公务员惩戒法》等。

4.中国大陆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文件有层次之分，台湾地区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文件无层次之分，统称“命令”。中国大陆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文件分为三个层次：行政法规、规章、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或命令。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其名称有条例、规定、办法。规章由国务院部委、省级政府、省会市政府、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政府制定，其名称有规程、规则、标准、措施、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等。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或命令则由一般行政机关制定和，其名称更繁多，[1]而台湾地区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文件统称命令，其具体名称为规程、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或准则。[2]

5.中国大陆法院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文件区别对待，台湾地区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文件在法院的适用力没有作区别规定。根据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中国大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于行政法规是作为审理依据，对于规章，是予以“参照”，对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不予适用，而只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证据和法律事实考虑。而在台湾地区，法律对于行政命令在法院的适用力没有作区别规定。但是，在学说上，命令被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命令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效力。例如，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林纪东先生将命令分为紧急命令、委任命令、执行命令、行政规则四种，各种命令均具有不同的效力，紧急命令的效力甚至可以超过法律。[3]

（二）两岸行政法的联系

两岸行政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两岸行政法均奠基于中华文化之上，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文化精神。两岸行政法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是二者毕竟共同奠基于中华文化之上，因此，二者在许多方面体现着共同的文化精神。例如，孔孟的儒家思想（重礼义、重教育、和为贵等），商韩的法治理论，包公海瑞的刚直、廉洁和严格执法，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在两岸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中均有一定体现和反映。同样，华夏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如重人情关系，重长官意志，轻民主，轻法律程序等，在两岸行政法中，特别是在两岸早期的行政立法、执法中，也都可以找到受之影响的痕迹。

2.两岸行政法均既受欧洲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但受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其行政法均既受欧洲大陆法系行政法的影响，也受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影响。例如，两岸行政法主要均采用成文法的形式；在行政诉讼制度上，中国大陆采取在普通法院内专设行政审判庭的模式，台湾地区采取行政法院的模式等，均是受欧洲大陆行政法的影响。而在行政行为方面，特别是在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权益作出不利处分方面，两岸现在都开始重视行政程序，重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有关程序制度（如听证制度）在行政过程中的运用等，应认为是受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影响。此外，两岸行政裁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等，也应认为是受到了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影响。当然，就整体来说，两岸行政法受欧洲大陆法系的影响要大于英美法系。

3.两岸行政法的体例、结构和法律名词术语大体相同。在行政法的形式上，两岸行政法律文件的体例、结构和法律名词术语尽管也有某些区别，但大体相同。例如，中国大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规定，行政法规的内容用条文表达，每条可以分为款、项、目。法规条文数多的，可以分章，章还可以分节。[4]台湾地区《法规标准法》规定，法规设条，条得分项、款、目。法规内容繁复或条文较多者，得划分为编、章、节。[5]就法律名词术语上讲，两岸行政法有同有异，但同者多，如“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行政救济”、“行政诉讼”等，其涵义有的大体相同，有的略有差异。当然，对于同样的概念或涵义相近的概念，两岸行政法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表达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中国大陆的“行政复议”相当于台湾地区的“诉愿”；中国大陆的“行政处理”相当于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中国大陆的“行政处分”相当于台湾地区的“公务员惩戒”；中国大陆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当于台湾地区的行政“命令”；中国大陆的“治安管理处罚”相当于台湾地区的“违警罚”，等等。这些不同术语的内涵外延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

二、行政实体法比较

本文主要从具体法律、法规上比较两岸行政实体法的现状。本文使用的“行政实体法”是相对于行政诉讼法而言的，它既包括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管理法、行政监督法、行政救济法，也包括相应的程序法，如行政组织建立的程序、公务员任用的程序、行政行为实施的程序、行政救济申请和取得的程序。很显然，这些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些程序法，也就没有行政实体法。

（一）行政组织法比较

中国大陆的行政组织法主要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在五十年代，还有《大区政府组织通则》、《省政府组织通则》、《市政府组织通则》、《县政府组织通则》以及有关部委的组织条例、组织简则等。五十年代以后，政府组织发生了变化，但这些组织通则、组织条例、组织简则并没有随之修改，从而都先后实际废止了。因此，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着繁重的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任务。

在台湾地区，行政组织法主要有《行政院组织法》、《考试院组织法》、《监察院组织法》，行政院各部会的组织法，如《财政部组织法》、《交通部组织法》、《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省政府组织法》、《市政府组织法》等，其体系基本已趋完善。

（二）公务员法比较

中国大陆正准备建立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法》尚在草拟过程中。《公务员法》出台前调整整个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颁布实施。在此之前有关人事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文件很少，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调整人事管理的主要是大量的政策性文件。

在台湾地区，目前亦无调整公务员制度的总法典，但有关单行法相当完善。如《公务人员任用法》、《公务人员俸给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公务员惩戒法》、《公务人员保险法》、《公务人员退休法》、《公务人员抚恤法》、《公务职位分类法》等。

（三）行政管理法比较

行政管理涉及很多领域，我们这里仅对两岸某些主要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加以比较。

在治安和安全管理领域，中国大陆主要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居民身份证条例》、《消防条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台湾地区主要有《警察法》、《违警罚法》、《护照条例》、《户籍法》等。

在民政和内务管理领域，中国大陆主要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登记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台湾地区主要有《工业团体法》、《商业团体法》、《工会法》、《农会法》、《渔会法》、《团体协约法》、《军人抚恤条例》、《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等。

在外事军事管理领域，中国大陆主要有《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等；台湾地区主要有《兵役法》、《宪兵勤务令》、《海上捕获条例》、《管理外汇条例》、《政府发展经济社会向国外借款及保证条例》等。

在财政金融管理领域，中国大陆主要有《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条例》、《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集办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金银管理条例》、《债券管理暂行条例》等；台湾地区主要有《会计法》、《预算法》、《决算法》、《国有财产法》、《银行法》、《税收稽征法》等。

在经济、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中国大陆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计量法》、《标准化法》、《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城市规划法》、《环境保护法》等；台湾地区主要有《商业登记法》、《国营事业管理法》、《电业法》、《矿产法》、《森林法》、《水利法》、《渔业法》、《原子能法》、《商标法》、《专利法》、《标准法》、《土地法》、《区域计划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气污染防治法》等。

在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大陆主要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义务教育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统计法》、《档案法》等；台湾地区主要有《出版法》、《著作权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存法》、《国民教育法》、《大学法》、《专科学校法》、《高级中学法》、《食品卫生管理法》、《老人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等。

（四）行政监督法比较

中国大陆在行政法制监督方面，主要的法律、法规有《行政监察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审计条例》、《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试行办法》等。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制定《监督法》，《监督法》将调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此外，《行政诉讼法》实际确立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在台湾地区，行政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监察法》、《监察法实施细则》、《审计法》、《审计法实施细则》等，此外，有关法律、法规也规定了对行政的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

（五）行政救济法比较

中国大陆行政救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主要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及《国家赔偿法》。除此以外，《申诉法》正在草拟过程中，其出台日期则暂时还难以确定。

在台湾地区，行政救济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请愿法》、《诉愿法》（相当于中国大陆的《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体系已基本完备。

三、行政诉讼法比较

（一）行政审判机关

1.审判组织。依据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行政法院管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务；行政法院不是普通法院的一部分，而是与普通法院相并立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中国大陆不设专门的行政法院，而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普通法院内部，设行政审判庭，具体审理行政案件。

2.审级制度。台湾地区仅设立一所行政法院，亦即行政诉讼采一级一审制，无上诉审法院，因而一经行政法院裁判，即为终审裁判，行政法院既是初审又是终审的行政案件审判机关。中国大陆设四级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审级制度与审理民、刑事案件相同，都实行两审终审制。故此，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中专门设有“管辖”一章，具体规定了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裁定管辖。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无需对管辖作出规定。

（二）受案范围

1.两岸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的共同点主要有：

其一，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都限于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而且是“违法”行政处分（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明确起见，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还特别补充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抽象行政行为），法院不予受理。

其二，违法行政处分都既包括行政机关以作为形式出现的行政处分，也包括行政机关以不作为形式出现的行政处分。就不作为形式而言，台湾地区未限定范围，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则明确规定了三类，即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

不予答复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其三，都规定了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附带行政损害赔偿之诉。

其四，违法行政处分损害的是作为公民身份的权利，而不是作为公务员身份的权利，如果损害的是作为公务员身份的权利，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通过诉愿等行政救济手段解决。为此，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作了明确的排除性规定。

2.两岸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的不同点主要有：

其一，在确定受案范围的方式上，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概括式，即对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不服，均可提起行政诉讼；中国大陆则采用的是混合式（又称结合式），即在概括规定下，又作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将三者结合才能确定法院的受案范围。

其二，在受案范围上，台湾地区完全限于违法行政处分，排除不当行政处分；中国大陆则以违法行政处分为原则，以不当行政处分为补充（法院受理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起诉）。

其三，对统治行为是否享有司法豁免权问题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则明确规定，因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发生的争议，法院不予受理。

其四，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法院也不予受理。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则没有这一规定。

（三）行政诉讼当事人

1.共同点主要有：其一，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范围都包括原告、被告及参加人（中国大陆称第三人）。其二，原告、被告及参加人的人格条件相同。

2.不同点主要有：其一，根据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原告起诉时，不得以两个行政机关为被告，亦即在行政诉讼中不承认存在共同被告的情况；而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则承认存在共同被告的情况，亦即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其二，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对于诉讼案件，独立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只存在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在中国大陆，不承认在行政诉讼中存在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即使是民事诉讼意义上的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仅限于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只存在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得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

（四）起诉与受理

1.起诉要件。两岸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实质要件上是相同的，即都包括四个要件：第一，必须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而提起；第二，必须是该行政处分为违法；第三，违法处分与权利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必须由权利受损害的公民提起。

但是，两岸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形式要件上有以下两点不同：

其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采取诉愿前置原则，即人民对违法处分不服，必须经过诉愿、再诉愿后，才可提起行政诉讼。而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采取以选择复议（诉愿）为原则，以复议（诉愿）前置为补充。亦即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经过复议才可向法院起诉者外，是否经过复议，由当事人自己选择。这种选择又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当事人选择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可再向法院起诉；第三，当事人选择复议，复议裁决为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时，不得再向法院起诉。前一种情况是普通的做法，后一种情况极少。

其二，台湾地区的诉愿分原诉愿和再诉愿，即诉愿分为两个阶段，虽经原诉愿而未经再诉愿，也不得向行政法院起诉；而中国大陆的行政复议通常只有一级。

2.诉讼时效（起诉期间）。两岸对起诉期间都作了明确规定，实质上都将其作为起诉要件之一。但是，两岸在起诉的具体期限的规定上有以下不同：

其一，台湾地区因采取诉愿前置原则，故起诉期限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作出再诉愿决定时，自再诉愿决定送达之次日起，两个月内进行；第二，逾期不作出再诉愿决定时，自提起再诉愿满3个月之次日起两个月内进行。

中国大陆因采取选择复议原则，故起诉期限分为3种情况：一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自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二是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进行；三是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自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由于中国大陆行政诉讼制度属初创时期，尚未成熟，故行政诉讼法又规定，法律、法规对起诉期限另有规定的，从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二，由于两岸对第三人的认识不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第三人的起诉期限作了具体规定；中国大陆则未作规定，可以理解为与其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行政诉讼进行过程中，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或者由法院通知参加。

其三，关于期限耽误的原因及补救措施，两岸的规定是相同的，但在原因消灭后向法院提出延长期限申请的时间上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台湾地区规定应在原因消灭后一个月，向行政法院申请准予其起诉；中国大陆规定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

其四，为保护诉权，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已经超过起诉期间，但在再诉愿决定书送达之次日起两个月内，曾向其他机关表示不服再诉愿决定，并于该机关通知送达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行政法院起诉，视为已在法定期间内提起。类似规定，在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中则没有。

3.受理审查事项及受理后果：

其一，关于受理审查的事项，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显然可以理解为审查起诉是否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以及是否在起诉期间内；中国大陆除审查上述事项外，还明确要求审查起诉时是否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以及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其二，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受理的期限作了规定，台湾地区则未作规定；对不予受理的事项，两岸的做法是相同的，即附加理由，以裁定方式驳回。由于台湾地区实行一审终审制，对驳回裁定无补救措施，中国大陆实行两审终审制，对驳回裁定不服时，可在接到裁定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其三，法院决定受理某案件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范围和内容基本相同，都包括对诉讼系属的效果和对原处分或者决定的效果。但在不因提起行政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处分或决定的例外情况中，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除法院或者作出处分或决定的机关，可以依职权或依原告请求，停止原处分或决定执行（台湾地区规定了此两种例外情况）外，还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也要停止执行。

（五）证据制度

关于证据制度，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规定上显然要比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健全得多。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包括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的负担、被告收集证据的限制、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补证或者自行调取证据、司法鉴定及证据保全。特别是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作了有别于民事诉讼举

证责任原则的规定，对于保证行政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规定较为简略，特别是对举证责任的负担未作明确规定。在被告行政机关不委任诉讼人或者不提出答辩书时，行政法院可以依职权对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自己所调查的事实作出判决。同时，行政法院可以指定评事或委托普通法院或者共他机关调查证据。可见，行政法院收集证据的责任较为重大，而原告和被告的举证责任不甚明确。

（六）审理

1.审理方式。两岸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台湾地区审理行政案件的方式是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进行言词辩论。即在诉讼要件的审理阶段，仅就诉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在诉讼内容审理阶段，通常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如果被告不于限期内提出答辩状，行政法院可以就书状进行判决。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者依当事人申请，也可以指定日期，传唤原告、被告及参加人到庭，进行言词辩论（即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及参加人进行言词辩论时，可以补充书状或者更正错误以及提出新的证据。

中国大陆实行选择复议原则，即使经过复议，通常也仅为一级。因此，为查明案件事实，中国大陆一审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方式为言词辩论（即开庭审理），而不得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台湾地区行政法院之所以可以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因为该案件已经过原诉愿、再诉愿两个阶段，事实已基本查明，无开庭审理之必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二审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方式与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审理方式相同，即以书面审理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补充。亦即一审为事实审，二审为法律审。二审法院只是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才采用开庭审理方式。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在审理方式上，还适用兼采当事人陈述主义与职权审理主义及职权进行主义。中国大陆学者虽未作此概括，但从内容上看，中国大陆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也适用这些原则。

2.答辩。两岸关于答辩的规定基本相同。相异之处有以下两点：

其一，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的时间、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及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的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未作规定，实则由法院自行指定。

其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限定时间，要求原被告双方以书状形式进行第二轮答辩。对此，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实践中通常也不采用这一做法。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采书面审理方式，有进行第二轮书面答辩的必要，中国大陆采开庭审理方式，则无此必要。

3.诉讼中止。两岸行政诉讼法对诉讼中止均作了规定，但在导致诉讼中止的原因上，中国大陆较台湾地区为宽。

其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于法律规定限于卷宗调齐之次日起30日内办理者不适用诉讼中止的规定，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则无此限制。

其二，在台湾地区，诉讼中止的原因是，如果行政诉讼的裁判，必须以其他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为依据，而该法律关系又尚未确定。中国大陆则对导致诉讼中止的原因作了具体规定，主要有六项：A、原告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B、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C、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D、一方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E、该案件以另一案件为前提，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F、适用的法律依据之间相互抵触，法院无权予以判断。

其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未对诉讼中止的后果作出规定；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则作了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导致诉讼中止的情况消失后，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恢复诉讼程序；第二，因上述前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三个月，仍无人继续诉讼的，终结诉讼。

4.审理期限。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审理期限作了明确规定，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法院批准；高级法院审理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法院批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法院批准，高级法院需要延长的，由最高法院批准。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审理期限未作明确规定，而只是作了两条原则性规定：一是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必须规定一定的期限；二是该期限的长短由行政法院视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七）裁判

1.行政裁判的种类。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可以作出的裁判包括裁定和判决两种类型。裁定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行政法院审查诉状，认为不应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附加理由以裁定驳回起诉；二是行政法院以裁定方式对证人或者鉴定人进行科罚处分；三是由行政法院以裁定方式决定是否同意当事人关于行政诉讼程序上的请求。

中国大陆法院可以作出的行政裁判包括三类，即行政判决、裁定和决定。就裁定而言，与台湾地区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适用范围要宽泛一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陆采用开庭审理方式，需要解决诉讼过程中较多的程序问题；二是当事人对起诉不予受理裁定和驳回起诉裁定，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裁定一律不得抗告。

中国大陆法院还可以就行政诉讼中遇到的特殊事项作出决定，即决定也是行政裁判的一种。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不存在决定这种裁判形式，可见，是将中国大陆作为决定的事项作为裁定事项。决定适用的范围是：A、指定管辖；B、决定管辖权的转移；C、决定回避；D、确定第三人；E、指定法定人；F、许可律师以外诉讼参加人查阅庭审材料；G、指定鉴定；H、确定不公开审理；R、处理妨碍诉讼行为；J、决定案件的移送；K、决定强制执行生效的判决和裁定；L、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M、其他次要的程序问题或者法院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发生的内部问题。

2.裁判依据的联系与区别主要有：

其一，程序依据。两岸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程序依据基本相同，主要有两项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事诉讼法。对此，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后为明确起见，最高法院于1991年7月11日起试行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大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程序依据除行政诉讼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外，还包括行政实体法中关于行政诉讼程序的规定、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中的有关规定等。

其二，实体依据。两岸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实体依据上差异较大，既有法律上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虽未对实体依据作出规定，但从台湾地区的法律背景看，显然仅为法律；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实体依据作了明确规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此外，法院还可以参照行政规章。

3.判决类型。两岸法院在行政判决的类型上基本相同，均包括以下五类：（1）驳回判决或称维持判决；（2）撤销原处分或者决定判决；（3）要求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判决；（4）变更原处分或者决定判决；（5）判决损害赔偿。

但在判决类型上又存在以下区别：其一，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各类判决所适用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而台湾地区未作规定；其二，在撤销原处分或者决定判决中，中国大陆还有一类作为补充形式的判决，即在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原处分或决定的前提下，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且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此类判决，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其三，在变更原处分或决定判决中，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适用范围作了限定，即仅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下，并且法院也只是“可以变更”，而不是“应当变更”；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未限定范围，只要行政法院“以起诉为有理由者”，就可以判决变更原处分或者决定。

（八）再审程序

1.再审程序性质及要件的联系与区别：

其一，再审性质。两岸的行政诉讼法均设置了再审程序，但在再审程序的性质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中国大陆行政诉讼中的再审程序是作为审级制度之外的纯补救程序而设置的；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的再审程序，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在形式上作为审级制度之外的补救程序而存在；二是在实质上作为二审程序存在。由于在性质上的这种不同，决定了中国大陆行政诉讼再审要件较台湾地区要严格；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再审要件与中国大陆二审程序（上诉要件）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其二，提起再审的主体。中国大陆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有三类，即原判决法院院长通过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者提审及检察院抗诉。在中国大陆，当事人无权提起再审之诉。而在台湾地区，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为当事人（原告、被告、参加人）及诉讼系属当事人的继承人。由此也可看出两岸再审程序性质之差异。

其三，再审事由。两岸行政诉讼法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国大陆采用的是概括式规定，即认为已经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台湾地区采用的是列举式，对行政判决列举了10类事由，对裁定列举了一类事由，其核心也是认为已经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或可能有错误。

其四，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限。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是将再审程序视为审级制度之外的补救程序，故此，提起再审之诉没有期限限制，只要认为已经生效的行政裁判确有错误，不论时间长短，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既将再审程序视为补救程序，又将其视为二审程序，因而对提起再审之诉规定了期限限制，即自判决送达之日起两个月内起诉，如果事由发生在后或者知道在后，自发生时或知道时起算。受再审程序双重性质决定，与中国大陆再审程序相比，有期限限制；与中国大陆二审程序相比，该期限较长（中国大陆上诉期限对判决不服为15天，对裁定不服为10天）。

其五，在台湾地区，因当事人有权提起再审之诉，故必须提交符合法定要求的再审诉状；而在中国大陆，因当事人无权提起再审之诉，故行政诉讼法对此无需作出规定。

2.提起再审之诉的效果及再审程序：

其一，关于提起再审之诉的效果，两岸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台湾地区，因当事人有权提起再审之诉，故并不因提起再审之诉而使生效裁判的效力中断；而在中国大陆，因有权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受到严格限制，在法定事由的掌握上也极为慎重（必须是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故一旦决定再审，理所当然地要裁定中止生效裁判的执行。

在台湾地区，提起再审之诉后，允许撤回，视同未起诉，但不得就同一事件重新提起再审之诉。而在中国大陆，因当事人无权提起再审之诉，故无作此规定之必要。

其二，在中国大陆，再审法院为原案件的最终审结法院，亦即原案件是一审结案的，仍适用一审程序，原案件是二审结案的，仍适用二审程序；如果是上级法院提审，无论该案件是否以二审程序结案的，均适用二审程序。台湾地区只有一所行政法院，故无确定再审法院及适用何种程序之必要。

其三，在中国大陆，为避免先入为主，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须重新组成合议庭；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3.再审裁判。由于两岸对再审程序性质的理解不同，故在再审裁判上存在较大差异。台湾地区的再审裁判有四类：（1）再审之诉不合法时，裁定驳回。这类再审裁判在中国大陆不存在。（2）再审之诉显然无理由时，可以不经言词辩论，以判决驳回。这类再审裁判在中国大陆也不存在。（3）再审之诉有理由时，法院依法改判。这类再审裁判在中国大陆存在最多。所不同的是，台湾地区法院的改判仅限于当事人声明不服的限度内，中国大陆则未作此规定，根据全面审查原则，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活动不受诉讼请求的限制。（4）再审之诉在形式上合法，又有理由，但实质上不成立时，以判决驳回。这类判决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大陆存在的另一类判决是维持原判。由于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是法院或者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故不存在驳回起诉的问题。关于是否可以再次提起再审之诉的问题，在台湾地区，由于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所以如果再审裁判未就当事人主张的事由进行裁判，而是以其他理由驳回时，当事人仍可依同一事由再次提起再审之诉；再审之诉显然无理由而被判决驳回时，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事实理由，对原判决重新提起再审之诉。在中国大陆，法院或者检察院提起再审之诉，而再审法院维持原判决时，是否可以再次提起再审之诉，法律未作规定，但从理论上说，仍可以再次提起再审之诉。

（九）执行

两岸在行政判决的执行上差异甚巨。

在台湾地区，生效的行政判决由行政法院呈报司法院转呈“总统”训令执行。一般行政判决的执行，由上级行政机关以行政监督方式转行，而不经原告申请。

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的规定与台湾地区相比，有两大区别：

其一，法院自身有强制执行权。中国大陆法院不仅对本法院生效的行政裁判有执行权，而且可以接受其他法院的委任执行其他法院已经生效的行政裁判，甚至可以执行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执行内容而法律规定应由法院执行的决定。

其二，行政诉讼法对执行的规定较为详细，特别是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措施作了具体规定，有力地体现了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

（十）行政损害赔偿诉讼

两岸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损害赔偿诉讼都作了规定，但在具体制度上存在以下区别：

其一，在种类上，台湾地区仅存在作为行政诉讼附带之诉的行政损害赔偿诉讼，如果不是附带提起，则只能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而提起；中国大陆则包括两类：一是作为附带之诉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二是作为独立之诉的行

政侵权赔偿诉讼。

其二，在提起方式上，作为附带之诉的行政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与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提出，也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出。对此，两岸的做法是相同的。在中国大陆，作为独立之诉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成定论为前提，并先经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才可以向法院起诉。

其三，台湾地区实行双重赔偿原则，即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可以同时向“国家”和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它们各自责任的大小以及被害人是否取得双重赔偿，由行政法院审理后决定。中国大陆既不实行双重赔偿原则，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承担责任时，也不由法院判定双方各自责任的大小。实行的做法是，被害人只能向法院起诉侵权的行政机关，而不能以公务员个人为被告；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先由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再由该行政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此外，中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涉外行政诉讼作了规定，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

「参考文献」

[1]参阅中国大陆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2]参阅台湾地区法规标准法。

[3]参阅林纪东《行政法新论》，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13—215页。

[4]参见中国大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8条。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5

「主题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理念转型，再审制度

引言

司法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还是对纠纷的终局判断抑或其他？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有，“正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客观的规定性还是主观的“良心”发现？对后者的否定意味着下述判断的不容置疑：法官全知全能可跨越时空，感前知后。这似乎又触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就知性角度而言，人是无限理性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知理路和体悟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理念预设和现实司法制度架构。而特定理念、制度下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又决定着“司法”这一社会“整合”体系实现社会规控的方式、程度和实效。一直以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治原则的感召下，我们对“真理”孜孜以求，致使“四级两审”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功能不断“内耗”，“司法”亦于非司法因素的冲击、剥蚀和解构下渐失自我，并且在维持“有序”的旗帜下渐走渐远，司法信任危机成为制约社会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推行司法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审判体制改革，[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就本文主旨而言，《证据规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司法理念的转型，或者说树立了更新理念的姿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解答了上述司法制度预设的前提性问题：其一，明确并“强调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所谓的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一般的客观真实。”[2]这种选择与定位既是对学者们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又意味着“法律人”对司法规律把握能力的整体提升；其二，证据规则和法官专家化基础上“自由心证”司法认证体系的确立。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则重构，更重要的是哲学方法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转型；其三，正当法律程序即“程序正义”理念的进一步贯彻；最后，行政审判特性的正确把握。任何改革都不是孤立和“自洽”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上述理念的转变或转变的姿态仅仅是一种导向，它必将对我国诉讼程序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甚或重塑已不可回避。笔者现结合我国再审制度以及审级制度的部分问题，以诉讼证据规则为切入点略陈己见。

一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再审制度究其实质是在肯定并维护既有审级制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补救”程序，旨在于厉行“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错案发生率。可见，再审程序是审级制度主体结构的辅助与延伸，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审级制度这一主体大厦，起坚固、美化大厦的有限功能。这一价值定位决定了其不能“反客为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再审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再审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就能够生产出满意的“真理”产品来。换言之，人是能够认识真理，并能使历史真相重现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且根深蒂固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性“臻于至善”的乐观精神和美好意愿与后来强势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契合、强化的结果。于是在大写的“旗帜”的指引、感召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边界开始模糊，人们“忘我”地置身于“伟大”的事业当中并不断地寻觅着、发掘着、迷茫着。就司法过程而言，其结果经常是以消灭无序为目标，却以无序的扩大为结局。而所有的困境，无不根源于个人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换言之，人类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认识论上的狂妄与偏执和传统观念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掣肘。而二者的内在亲和，亦导致了诉讼法学理论上的纷争和实务中的混乱。表现于再审制度则是，十多年来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高达25%.[3]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架构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法律广设的再审机制铺就了令人神往的追逐“海市蜃楼”的虚幻的获利渠道。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令当事人忙于“奔讼”且乐此不疲，非常的法律关系因时间的消磨而显得正常，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被一个个没有既判力的裁判书撕咬得遍体鳞伤，司法正当性水土流失严重、洪灾泛滥。

改观上述情势的激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制度的理论前提，司法之根本是什么？最终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4]这与其说是一法学问题，毋宁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追问。其间暗含着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在法哲学层面给司法提供一个合乎人性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才能展开合理的有关司法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并消释实践中的困惑。而《证据规定》在总结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满足或部分满足了这一点。

第一，《证据规定》始终强调所谓的“证据”是事实材料，一种用来证明案件法律事实的材料。这实际上在制度层面上承认了司法认定的“事实”是有别于客观真实的，它只是对破碎花瓶的修复，而不可能是花瓶自身。尽管司法通过技术设计企冀提高修复水平，但终归是“修复”，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克隆”。而这一点又是以对人自身局限性和具体事实的复杂性的正确体悟为前提的。可见“致命自负”的人们有感于现实的冷酷而由极端走向了平静，其意义远非限于证据和司法本身，因为其对于整个社会及民族心态都是建构性的。

第二，《证据规定》有意摆脱法定证据主义的僵化束缚，“倾向于立足法官专家化基础上的自由心证或者内心确信。”这与案件法律事实的定位是相辅相成的，既然真理和真理标准实难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在建立并遵循科学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借诸人类的实践理性——传统、经验、习俗等智识因素——来确认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证据规定》第54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种理念转变：“……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心证的制度化及其趋势不仅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且预示着司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司法的本质是解决纠纷并为之作出判断，终局性和由此而树立的权威性是其生命所在。换言之，它是一项“法官至上”或曰“法官最终说了算”的制度，正如美国一位大法官所言：“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5]这种价值定位是对我国“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运行现状的强烈冲击和很大程度的否定。因此，为顺应改革趋势和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对现有的再审制度进行整体改造甚或重塑，再审程序的启动必须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并成就

严格的条件，否则，结果颠覆的将是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

二程序理念与再审制度

我国再审制度的恶性膨胀，除了上述认识论上的误区以及现实司法构建的自身缺陷外，传统法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侵蚀与影响，也是其重要一端。现实中对实体正义的青睐，导致了程序价值的工具化，经典论述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喻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此逻辑推理，只要是为了内容，形式可以随意地增设撤并。如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可无限制地扩展再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反复地适用再审程序这一“形式”，该种“以目的的善证明手段的善”的司法理念，即使最终实现了“正义”，也只能是徒具“正义”之名，因为“正义”之实早已被繁杂的过程消耗殆尽了。因此，程序理念的提升和程序制度的建构之于诉讼是至关重要的，诉讼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更应该是优化选择合法信息（证据）的程序机制。在实体正义的可欲性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求诸程序正义也不啻为弥补人性缺陷的明智之举——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力技术。

程序的反思性、交涉性、过程性、民主性和包容性，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强化了决定者超然、中立的地位，纠正了决定者先入为主的道德论证和探知求真的正义观，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主持正义[6]；另一方面，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不可动摇的“真正过去”，这种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实际效果的封闭性、约束力，刺激了程序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和能动性的张扬。基于利害关系考虑，他们（主要是当事人）必然主动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尽可能翔实、全面的证据，这更有利于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达到“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可见，“程序”实质上无非表现为“时”、“空”二字，即要求在特定的空间（法庭）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定的或指定的）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程序的收缩性和封闭性决定了一旦程序完成，任何“旧船票”无论如何真实，都不被允许登上诉讼这只“客船”。程序的这种规定性其实是对再审程序的否定至少是部分的否定，因为，除了少量的法律适用错误（包括违反法定程序）外，面对严格的程序和程序的严格遵守，再审纠错能力的发挥余地也就极其有限了。

《证据规定》正是在秉承程序正义理念的情况下严格规定了举证的期限和要求。如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期限为10日，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被告不仅要在此期间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而且还要提供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即被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据规定》第7条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作出了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对举证权利的放弃。同时还规定他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而留到二审法院再提供且无正当事由的，法院不予接纳。此规定旨在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种程序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实际上将案件的“事实审”主要集中到了一审法院，强化了一审法院的庭审职能，并构成了对二审乃至于再审中审查权的一定制约，根据“案卷主义”原理，即使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二审、再审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只能局限于对一审中提供或调取的证据进行事实的再认定，程序的时效性天然地排斥了毫无理由地采用其他任何新证据。这种诉讼制度设计，不仅使二审、再审变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审”，实现了有限司法公共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大大缩小了再审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我国再审制度的改革、重塑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三诉讼个性与再审制度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权利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之相对应，行政诉讼程序亦是行政程序的必然延伸。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理做出一定的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行政许可决定等）。并且，随着行政程序化程度的提高和相对人程序观念的增强，行政主体作出任何一项处理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具备详实的证据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一旦相对方不满而起诉，按照“案卷排他性”原则——行政处理案卷形成于行政程序结束之时，且案卷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封闭性特征，行政主体凡是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后调取的证据或者其他书面材料，均不得成为案卷的一部分，从而就使行政主体处于不利的被动境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程序是对法律的第一次适用，而行政诉讼程序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一种复审程序。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又被称为“向法院的上诉”就是这种道理。[7]行政诉讼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诉讼形态的个性品质，表现在证据规则上则是其有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中搜集的证据为基础的，它具有不可更改性和补救性的特征。如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则，实际上就是被告将其被诉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即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证据规定》第3条）。《证据规定》紧扣行政审判的特质，本着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精神，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证据规则体系。既然一、二审程序以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案卷为基础，再审又以一审或二审的案卷为基础，那么，在严格举证时限的限制下，再审中当事人就没有多少提供新证据的可能性，加之法院不能主动收集证据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规则要求（《证据规定》第23条），这就使再审程序的存在及其不断膨胀也就失去了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再审制度广泛运用的正当性是否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系统内的权力制约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行政审判中，要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审查和规制，确需“三权分立”等一级分权模式下司法系统内部的二级分权，以形成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互动关系，避免不同层级或相同层级权力间的互相媾合侵蚀被司法体系维护的利益，而这一切又无不仰赖于有限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下审级制度的科学建构。中国再审制度的运行现状表明，无限膨胀的再审程序，不仅不能形成权力间的有效制约机制，反倒成为解构现有审级制的强力助因。审级制的名存实亡，使职能分层技术阙如和权限边界模糊，司法因丧失最终性而毫无权威性可言，并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可见，行政审判的品质决定了再审制度必须大幅度地收缩于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并付诸实施，意味着我国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型，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对司法体制而言又是建构性的，而这一建构的前提是：必须在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实现既有司法体制的适当解构。在这场渐进的变革当中，最值得反思与检讨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因此，如何完成再审制度的理性收缩，将是《证据规定》实施后我国司法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

注释：

[1]我国的司法改革最初是由法院系统提出，并且一直也是以“法院”为轴心展开的，这种改革的封闭性和改革主体的违宪性造成了许多弊端，仅从“审判体制改革”这种称谓上讲就是不科学的，笔者主张以“诉讼模式改革”取代之。

[2]李国光：《

在公布新闻会上的讲话》，载《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4）。

[4]何兵、潘剑峰《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比较法研究》，2000，（4）。

[5]解兴权：《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外国法译评》，1998，（3）。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6

内容提要: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作，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

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

1990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分别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和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行使抗诉权。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正式确立。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制度设计的目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客观评价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评估，可以发现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绩效评估，指对组织员工、团队及整个组织的绩效结果作出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测量、考核和评价。[1]部分学者在研究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时也涉及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价问题，但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改判率）方面来描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2]由于研究的重点并不是绩效评估问题，这些研究都没有采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笔者提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的“倒U型曲线”假说并采用全国1993年至2009年共17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据和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数据进行了验证，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进行评估。

一、研究假设

对制度进行绩效评估实际上是衡量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而后一方面正是法律监督的长期和根本目标。对一项制度进行绩效评估，既要考察制度的当期绩效，更要考察制度的长期绩效。具体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绩效来说，既要衡量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以评价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当期绩效，也要衡量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变化趋势，以评价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如果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多年，而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质量下降，就很难说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发挥了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评估制度的长期绩效时，必须注意制度的“生命周期”。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制度的绩效也会呈现相应的变化趋势并遵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3]因此，我们在评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时，必须注意在不同阶段应对制度绩效有不同的预期，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具有阶段性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设立初期，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应呈逐步上升趋势，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制度绩效开始显现，此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会保持一定规模。随着制度效力进一步发挥作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会逐步趋于下降，民事行政抗诉制度长期效应开始凸现。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看，应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规律。

2.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来看，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设立初期，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但是从长期看，如果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绩效的话，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会逐步提高。

3.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应有相关关系，在确定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衡量指标后，应当能够运用实证方法证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提高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情况。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1991年开始正式确立，迄今已经运行20年，由于制度确立后，全国检察机关开始设立民事行政检察机构、配备人员需要一定时间，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尚未全面开展，目前没有搜集到1991年和1992年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数据。笔者采用的是从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的数据。图1是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情况。[4]

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从1993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00年达到最高点。2000年案件数量比1993年上升了53.7倍。从2001年开始，案件数量相对保持稳定并呈缓慢下降趋势。这说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开始就发挥了制度的即时效应，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使相当数量的错误生效民事、行政裁判进入了再审程序，经过再审后绝大多数案件得到了纠正，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一般为80%左右。[5]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10年后，制度的长期绩效开始显现，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不再增长。随着制度的长期效应进一步发挥，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开始缓慢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部门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下降问题还有不同看法，有的调研报告认为除检察机关自身原因外，法院大力主张调解结案是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案源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6]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分析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变化情况。因为如果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下降是因为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下降的话，上面的推论就很难成立。图2是1993年到2008年全国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变化情况。[7]

从图2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全国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形，这说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案源基数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在案源基数不变的情况下，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从上升变为缓慢下降，证明了我们前面提出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的“倒U型曲线”假设。

其次，要看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变化情况，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是否得到改善，是评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长期绩效的关键。要评价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质量，首先需要设定评价指标。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质量可以用再审改判率来衡量，尽管对案件被再审改判是否能判定原判决和裁定错误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是可以推定绝大多数的被改判案件原裁判存在错误。由于我国再审制度设计和司法统计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每年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被改判的数据，只能用本年度再审改判案件数除以当年案件审理数作为改判率。图3是1993年到2008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变化情况。[8]

从图3可以看出，1994年到2001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呈上升趋势，2001年以后再审改判率不断下降，说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不断提高。

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提高是否和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之间有因果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又要对二者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如果二者在数量关系方面无法得到统计学的验证，理论分析也就失去了实证依据。下面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

在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时，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作为因变量用y表示，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作为自变量用x表示，C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Y=c+βx+μ

采用1993年至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变量量纲之间的差异，对数据作了标准化处理，考虑到制度绩效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数据作滞后5期处理。用SPSS软件作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尽管调整后的R2不高为0.51，但是F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为0.008，说明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t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为0.008，说明自变量x系数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通过检验。D-W检验结果也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Y=0.393-0.506x+μ

从模型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变化对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案件改判率的影响为负效应，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导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案件改判率下降0.506个单位。回归分析结果说明了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确实可以导致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改善，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是显著的。

三、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开始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这表现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错误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进入再审程序并通过再审得到了纠正。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数据表明，到目前为止，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仍发挥着制度的正效应。因此，那些主张废除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的“倒U型曲线”的规律，现阶段民事抗诉案件的数量已不可能如同制度设立初期时那样逐年急剧上升。因此不必过分忧虑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下降，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缓慢下降正是民事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开始显现的结果。现阶段更应注重的是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数据表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进一步发挥制度绩效，还是制度生命力的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只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要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得到根本改善，还须综合运用其他法律监督手段，如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活动进行查处，对法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等。只有与其他监督手段相配合，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注释:

[1]参见李宝元著：《绩效管理：原理•方法•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2]参见黄旭东：《民事抗诉制度的实用主义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9页。

[3]参见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第68页。

[4]数据来源：1993年至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5]引注同[2]。

[6]参见邵世星、安晓玉：《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现状与发展思考——来自部分地区检察机关的调查与研究》，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6期，第49页。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7

近年来，法律各界对审判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及改革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改革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探讨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审判监督改革既是一种工作层面上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不管是工作改革还是制度改革，须以具体的司法实践为基础，而现今的改革研究往往囿于单纯的理论思考或制度借鉴，如何从操作层面上探寻对审判监督工作及制度的改革路径，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及行动的目标。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审判监督工作实际，从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出发，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工作改革以及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审判监督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由于法律对审监程序的规范比较少，审判监督庭成立时间比较短，与审监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审监制度本身及改革的定位也未明确，加之审判监督工作承载的法律、社会及政治责任又比较重，其在整个法院审判工作中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

（一）申诉和申请再审无序化

1、向法院申诉及申请再审的途径不通畅。

我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这一渠道在现实中并不通畅。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全省法院决定立案复查的案件，仅占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数的9.8％；同期全省提起再审的案件，仅占各类复查案件总数的23.1％，占申诉案件总数的2%.与此相比较，通过检察院抗诉取得再审要容易得多。如浙江省全省检察院同期的抗诉率（决定抗诉案件数／检察院当年复查案件结案数×100%）高达56.2％，比上述法院23.1%的复查再审率高出一倍多。由于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的请求不能得到很好救济，而申诉要获得成功又必须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故而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走上了"曲线申诉"和"关系申诉"之路，向检察院、各级人大、政协、党委以及有关领导申诉，通过检察院提起抗诉、人大个案监督、党委政协转申诉材料、有关领导及各种关系打招呼等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查或再审。

2、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

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办结检察院抗诉、人大、政协、党委及其他途径要求法院复查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占全年再审案件总数的55.6％。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01]，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3、复查程序不透明。

我国诉讼法律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对法院如何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没有具体规定。如今审监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在诉讼法律中没有涉及，申诉复查案件的审理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具体程序规范约束的状态。当事人既未能规范化地参与到复查程序中去，也很难通过正当途径了解复查的过程，故而受到了诸多质疑[02].为了更好地保障申请再审人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并尽可能地使复查程序透明化，近年来许多法院试行"听证"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该程序本身并无法律规范约束，法院的职权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均无明确界定，故其对复查程序公正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4、提起再审的标准不明确。

调查发现，对于提起再审的标准，普遍反映在实务中难以掌握。形成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法律标准本身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03]相当概括而不确定，法律规定的"确有错误"概念模糊不清，而且对"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等等均未予以具体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0日颁发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虽对应当再审的情形作了一些规定，但仍不够具体和明确，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次，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掺入也成为司法实务中无法忽视的方面。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并不明确，就为其他标准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裁判"确有错误"的理解，往往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事物的个性化判断，不考虑司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为了达到其申诉目的，经常借助新闻媒体等舆论力量以及种种非正常手段对法院施压。[04]另一方面，法院对提起再审实务的把握，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确定的标准和界限。而且审判监督作为司法制度之一，它是存在于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之内的，法律规定本身以及实际运行均能够说明，审判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而政治标准必然紧密地融入了审判监督司法实务。

5、"人人都可申诉却又申诉难"的局面。

由于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申诉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实务中也很难对申请再审时限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年予以严格贯彻，因而申诉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被泛化和无限化了。申诉人基于其对终审判决的不信任感，为了获得其内心认为的"公正"，可以相当随意地提出申诉。如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2003年审结一审案件603537件，审结二审案件40065件，而全省法院收到申诉来信也有57811件次，接待申诉来访13396人次。由于法院对申请再审（申诉）的复查极为严格，申诉人获得再审的比例极低。而提起再审标准的不明确，又可能使法院对提起再审的权力行使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未必严格依据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再审资源分配不公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种原因导致了"申诉难"的局面。

（二）审判监督程序操作困难

1、缺乏独立的再审诉讼程序规范。

审判监督庭的业务涵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诉讼领域，相对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的启动和审理程序亦有其独特性。审判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足以要求国家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构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体系。然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却相当简略，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一审程序条文为39条，而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条文仅为12条，尤其在程序操作上，缺乏独立的再审程序规范，大部分是参照一、二审来处理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得过于简单化，致使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无规可循。比如：再审当事人如何列明、再审（尤其是抗诉）庭审程序如何操作、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再审中的主体变化如何处理、再审审理的结果有哪些，这些重大程序问题法律均未予以明确。

2、程序运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有错误"造成的混乱。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其落脚点在于"确有错误"[05]，因而对经复查提起再审的案件，其前提是已经认定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适应上述法律规定，体现出对裁判是否正确判断的慎重性，司法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因此复查程序所得出"确有错误"的结论，是一种实体性判断。而复查程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与再审的结果产生矛盾。如果复查程序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经再审审理却认为原判是正确的，并予以维持，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知上的混乱，这样既不利于服判息诉，也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2）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诉讼，打破了民行诉讼中原告、被告、法院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检察院的地位难以摆正，给整个程序的运行带来诸多困难[06]；二是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强化其作为与法院同等评价力的司法机关地位，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强调其独立性，造成了当事人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法院息诉服判工作的难度；三是这一监督方式在近年来有逐步加强之势，抗诉再审的增加致使诉讼成本的攀升。然而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并不高。如2002年至2004年9月份，浙江省全省法院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平均仅为21.5％。可见，频繁启动这一监督程序并不符合诉讼以及监督上的经济原则。

3、复查和再审管辖不科学。

我国法律没有对申诉人应当向哪一级法院申诉，申诉复查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应当由哪一级法院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申诉人首先向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只有原审法院作出复查或再审决定后，上级法院才对申请再审案件予以受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六条规定："申请再审或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再审".上述程序设置要求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予以重新审查，一方面，审理中较难摆脱原判的框架，另一方面，基于裁判的慎重性及法院形象的考虑，对本院案件改判程序要求较高，即使确有错误的案件，改判也很难。这种程序设置难以保障监督的效果和再审的客观公正，不尽科学。

4、程序烦琐低效。

在现行审监程序下，一个申诉案件要经过信访审查、复查、再审层层"把关"，又由于案件管辖上的不确定性，处理方式的多样化，有时法院在选择上，更多考虑的是处理上的方便，而忽视了诉讼的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于是经常发生当事人为一个案件在几级法院之间频繁来回奔波的"案件旅行"现象。比如：当事人不服判决，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立案审查后驳回了申诉；当事人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有一定道理，函转原审法院复查；原审法院复查后再次驳回申诉；当事人不服，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审查后，函转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再审后认为原判正确，又维持了原判；当事人再次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进行了提审，经审理认为原判漏列了当事人或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旅行"现象也反映了当前审监实务中"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状。

（三）审监工作体制不成熟

1、审监职责、分工混乱。

审监庭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办理再审案件，但实践上各级法院审监庭还承担了其他庞杂事务。调查发现，各级法院审监庭的工作职责相当多样化，除了办理再审案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案件质量评查、国家赔偿确认之外，还存在旁听庭审等审判督查、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信访接待日、上诉案件登记移送、改判案件审核及责任确认等十几种工作职能。关于审理再审案件上的分工，有的法院是"立案庭形式审查，审监庭发再审裁定并再审"，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并发再审裁定，审监庭再审"，也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负责登记立案，复查与再审均由审监庭负责"，还有个别法院是"立案庭、审监庭对案件联合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审监庭再审".审监庭职能及部门分工的混乱，使上下级法院间的统一协调和工作指导产生了困难。

2、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

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据调查，浙江省有54%的法院反映审监工作人员太少，其中包括大部分中级法院。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更加突出，浙江全省有35个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占基层法院总数的39％。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全省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占42％；年龄总体偏大，51岁以上的占39%；审监庭庭长担任院审委会委员的仅占37.3％，比例太低。审监力量上的欠缺，为"精审监"原则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还有63％的法院反映领导对审监庭的工作不够重视与支持。

3、工作体制改革矛盾重重。

在以"公正与效率"为指导的审判监督改革中，如何贯彻落实"立审分立"原则，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包括最高法院）认为：立案庭与审监庭分立，审判监督职能由两个业务庭分工行使，再审立案由立案庭负责，再审审理由审监庭负责，通过两个部门两道把关，能够保证审判监督工作更加公正。事实上，最高法院的上述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弊端颇多：由于复查阶段事实上是一种实体审查，如果复查阶段的实体审查及再审案件的立案均由同一个审判庭作出，那么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立审不分；对于一个立案庭作出再审决定的案件，其在再审裁定中即已经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审监庭作出实体改判，那么实际上仅仅是对立案庭"确有错误"结论的确认，出个判决书而已，审监庭开庭审理的意义就值得检讨了；如果审监庭不予改判，那么同一法院对一个审监案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对法院自身而言是很不严肃的，也会引起法院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当事人会无所适从，可能引发新的申诉，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服判息诉。另外，立案庭和审监庭分立后，由于基层法院的再审案件数量很少，法院不可能配备很强的审判力量，于是产生了上文提到的很多基层法院审监庭尚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的状况。这样，基层法院的审监庭职能定位改革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审判监督程序及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各种问题，均可究及根本的制度因素，审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制度改革需要以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累为基础，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因此，探寻制度内的应对措施以及改革举措，是当前之当务之急。笔者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规范复查和再审程序，引导审判监督有序化。

1、拓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规范其他再审途径。

除现行法律规定的启动再审途径外，在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其他的再审案件来源。为弥补这些再审途径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途径，法院启动再审、检察院抗诉为补充救济的再审启动程序制度。

首先，合理规范启动再审的途径，拓宽并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得以通畅，是关键所在。应当建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制度，对复查案件的立案标准、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及结案方式予以明文规定。其中应明确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规定不管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均统一受两年再审时限的约束。二是应在审判监督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确有错误、新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枉法裁判等事由分别予以具体细化规定，统一适用于三种启动再审的途径中。三是应规定当事人向同一法院只能提出一次申诉或申请再审，一个法院对一个案件只能复查一次。四是规范并推广目前行之有效的申诉听证制度。这样，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及对申请再审的审查均有规可循，摆脱"暗箱操作"的嫌疑，增加当事人对法院内部监督的信任，从而使法院内部监督的再审渠道得以通畅。

其次，规范其他监督途径。一是尽量缩小法院主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范围，因司法裁判统一性的需要、发现原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有利害关系案外人申诉等，应作为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主要情形。二是应将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案件，统一归口到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审理。凡通过有关机关转过来的申诉材料，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应当都必须到立案部门补办申诉手续，只有经审查符合复查立案条件的，才予立案。三是应与检察机关、人大、政协的机关加强联系与沟通，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达成制度性共识，使这些监督形式更好地纳入到审监程序意义上的规范化监督中来。

2、规范再审程序。

规范再审程序，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抗诉案件的再审：一是应摆正抗诉机关的地位，在因当事人申诉而抗诉的案件中，除了证明其提起抗诉符合抗诉条件外，检察院仅是监督者的身份，不应过多地参与到再审诉讼过程，再审过程中不应允许检察院如诉讼一方那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辩活动；二是为了保障民事、行政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权利的平等性，检察院不应动用调查取证权为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民事、行政诉讼举证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当事人，如查明证据属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取的，再审中应不予采纳；三是由于抗诉再审案件系因检察院的抗诉而引起，故法审理抗诉案件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抗诉范围为限。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如当事人超出抗诉范围的理由确能认定原判错误时，才能采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予以改判。

为了进一步规范再审程序，使其易于操作，可以制定"审判监督工作细则"，对再审阶段的立案标准、管辖、审理方式、审理范围、审理程序、审理期限、改判标准等具体操作规程予以细化规定。其中应明确：第一，为了改变当前无限再审的现状，应当严格执行一个法院对一个民事、行政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的规定；第二，再审案件的审理，应针对申请再审请求，在原审诉讼（公诉）请求范围内进行，不能超出原审诉讼（公诉）请求作出判决；第三，对于改判的标准，应严格予以把握。对于确实有错的案件，坚决要改；没有错的案件，坚决不能改；可改可不改，处于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一般也不能改。笔者认为，对于下列案件，一般应予维持：⑴原裁判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或疏漏，但原裁判结果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⑵原裁判结果误差在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范围内的；⑶原裁判定性有部分错误，但即使定性问题纠正后，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⑷虽因有新证据提供足以推翻原生效裁判，但该新证据是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应当知道的或已掌握而未举证或有意不举证的；⑸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存在对证据判断及适用法律的不同理解导致裁判结果有差异的；⑹原裁判应一并审理，但未审理部分可以另案解决的；⑺原裁判有错引、漏引法条情况，但原裁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⑻原裁判有错误，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补救或已无纠正必要的。

（二）科学调整审监工作分工，明确审监庭职能范围。

1、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审监工作分工。

从工作量的角度看，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立案工作任务繁重，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对于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而言，立案数量相对较少，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的办案工作较为繁重。如果对于职能分工全国上下一而统之，很有可能造成全国四级法院审监办案和立案工作的同级失衡。因此，对于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分工问题，不宜搞一刀切，应当根据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立案及审判监督工作的不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确定分工状况。

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角度而言，对于审判监督工作分工，建议实行复查与再审的连续制。即立案庭负责形式审查，凡申诉（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件的（类似于民事案件的起诉审查），均予以立案，由审监庭负责复查和再审。这种复查与再审有效对接的连续制，既符合"立审分立"的内在精神，也能有效地避免前述种种问题的产生，既能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又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符合审监改革方向的。

2、明确审判监督庭的职能范围。

作为审判业务庭，办理再审案件应是审监庭的第一要职，以纠错的形式维护司法公正是审监工作的核心，也是审监庭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在法院审判改革引向深入、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完善的当前，可以适当拓宽监督的渠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模式，即除法定再审监督职能外，审监庭其它职能的延伸，可定位在院长授权对其他审判业务庭进行管理监督。如有的法院为了强化监督及管理参谋作用，重新定位监督职能，把审监庭定位为案件再审、案件质量管理、业务指导三位一体的监督部门，并采取案件质量评查、庭审旁听、定期审监工作通报、案例分析等多种监督方式，监督的重点转向立案、收费、开庭审理、调解到裁决、执行等各个程序环节，使监督从办案结果监督向办案全过程的监督转变。这种从大审判监督的角度，对审判监督工作的探索和定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制度改革——再审之诉的构建与规范

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法律制度上彻底予以修正，建立新的再审制度，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司法界的共识。审监改革走向制度改革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以下三方面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现有审监制度的制度理念是建立在"有错必纠"及强职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诉讼的规律及法院的被动地位难以契合；二是现行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审监制度设计与对生效裁判异议权的当事人处分性存在强烈矛盾；三是现行审监制度未能很好地理清公民申诉权与诉讼上申请再审权的关系，也未能理清分权意义上权力监督与对具体案件司法监督之间的关系。

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不管在何种审判程序之下，均是作为一个被动者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法院只能是被动地行使审判权。现代诉讼理论认为，任何的诉讼权利主张及处分均应归属于诉讼权利所有者，而不能由其它主体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来行使。建立在强职权主义基础上的现行审监制度，使法院、检察院以及其它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不当地介入了诉讼权利行使及处分范畴，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和审判程序性质被歪曲。故摆正相关国家机关的地位，恰当规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等的行使范围，正确定位再审诉权，从而恢复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程序性质，是审判监督改革的关键。因此，我国的审判监督改革应使再审制度建立在诉的制度基础之上，也即以当事人积极的再审诉权和再审法院消极的裁判权为基本架构，构建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制度是依据诉讼规律而建立的规范的制度，其能够有效地运用诉的各种要素来规范"诉"和"审"两方面，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审监工作中诉和审的无序、无限状况。

更为具体的设想是，我国应当修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在其中分别以再审之诉为基础设定再审程序；或者制定《再审程序法》，由于民事、刑事、行政再审之诉有其不同之处，应分成三部分分别规定。再审之诉和起诉、上诉一样，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再审之诉针对的是已生效的判决，其条件应比起诉、上诉更加严格。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主要包括提起的主体、客体、事由、形式、期限、管辖、诉讼费等，其中，具体而明确地规定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和事由，应是再审之诉条件的核心。再审之诉的审判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进行。法院受理再审之诉后，首先应审查再审之诉是否合法、再审之诉有无再审事由（即再审之诉的形式审查或再审立案审查）。形式审查认为合法且具有再审事由的，裁定提起再审。然后是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再审案件的审理与原一、二审均有所不同，应根据再审程序的自身特点设计再审审理程序。经过再审审理，如原裁判不当，可在不服的限度内撤销并作出取代原裁判的裁判；如原裁判虽然存在再审事由，但仍认为裁判正当的，则应判决驳回再审之诉的诉讼请求，维持原裁判。

注释：

[01]参见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P108；《再论申请再审制度》，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P68-74.

[02]参见郑泰安、周伟蓉：《论民事案件申请再审及申诉复查听证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P81；张卫平：《论民事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法定化》，载《法学》2000年第2期，P18.

[0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2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7条、179条、180条、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

[04]2003年度在浙江省就有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申诉人在省政府门口喝农药自杀，要求法院依其意见改判；另一个是在法院多次根据其申诉请求改判的情况下，仍提出更高的超出法律范围的要求，长期在法院门口摆地摊，严重扰然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8

近年来，各地民行检察部门不断加大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力度，办案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抗诉案件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少数抗诉案件未被法院采纳，再审后维持原判，以致造成抗诉案件改判率不高，下面试对这些抗诉案件未被法院采纳的原因及其对策进行探讨。

一、民行抗诉案件未被法院采纳的主要原因

1、抗诉理由不充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检察机关片面追求办案数量而放松了对案件质量的要求，对抗诉案件质量把关不严；有的是由于办案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对抗诉条件把握不好；还有的则是由于当事人举证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一方当事人故意回避，不予以配合，到抗诉案件再审时又举出新的证据，导致抗诉理由不成立。

2、认识不一。由于检、法两家对案件的认识有分歧，虽然检察机关的抗诉有一定道理，但法院再审时仍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

3、审级问题。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法院往往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再审，而原审法院有的因顾及颜面或种种原因不愿改变错误结论，有的则因观念一旦形成难以转变，即使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再审时仍判决维持原判。

4、行政干预、办人情案等人为因素。由于当前的执法环境欠佳，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等不良现象的影响，个别审判人员在办案中还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执法不公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导致虽然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但法院再审时仍维持原错误裁判。

5、法院方面的原因。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是近几年的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法院的民行审判活动是由其“独家经营”，虽然有人大的监督但并未落到实处，因此法院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不习惯，接受监督的意识还较差，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给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带来种种困难，如调卷难、检察建议被采纳难等问题。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有时虽然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但法院仍坚持不改，继续维护其不正确的裁判。

二、解决民行抗诉案件不被法院采纳的问题的对策

2、转变办案意识，正确处理提高办案数量和保证办案质量的关系。由于民行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监督工作，前几年民行检察部门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扩大社会影响和开拓监督范围，各地都以提出抗诉案件的数量作为衡量评比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标准，为此民行检察部门都力争在抗诉案件数上年年有新突破，导致一些民行检察部门过于重视案件数量，而忽视了案件质量，在办案中不做深入细致查证工作，不严格把握抗诉标准。这种情况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些民行检察部门尚未彻底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倾向，导致抗诉案件不被采纳。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民行检察人员在办案时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着为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坚持“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严把抗诉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抗诉案件质量，对于可抗可不抗的案件坚决不抗，彻底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倾向。

3、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1）建立“专家”联系制度。由于民事行政案件的复杂性，加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都容易产生分歧，为此民行检察人员在加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与有关法律权威人士建立联系，遇到认识不清的问题及时请教，帮助解决疑难案件，寻求理论指导。

（2）建立抗诉案件的跟踪反馈制度。对已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认为其监督工作已做完，对法院再审情况不闻不问，而应与法院建立联系反馈制度，对每一件抗诉案件进行跟踪监督，及时了解法院对案件再审的进展情况。要多与法院承办人员交换意见，定期联系，通过交流阐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法律依据，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与法院协商解决抗诉案件再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对法院再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督促法院依法办案，及时审结民行抗诉案件。

（3）建立再抗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而法院再审时不予采纳的民行抗诉案件，检察机关可重新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再审裁判仍有错误的，应当再次提出抗诉，不能因为法院不纠正错误裁判而放弃监督职能，必要时可请求上级检察机关支持抗诉。

（4）建议建立重大案件和在本地区有影响的案件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民行抗诉案件做出再审结论，一般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因此应建立对重大抗诉案件和在本地区有影响的案件检察长列席本级法院讨论民行抗诉案件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加强人来人往，可以在讨论民行抗诉案件时充分阐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了解法院的再审意见，便于消除分歧，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能监督法院严格依法办案。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9

一、民行抗诉案件未被法院采纳的主要原因

2、认识不一。由于检、法两家对案件的认识有分歧，虽然检察机关的抗诉有一定道理，但法院再审时仍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

二、解决民行抗诉案件不被法院采纳的问题的对策

3、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行政再审制度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推翻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第二版）王国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5页

2、《浅论审判监督程序之存废》何章开、王宜安文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3、《我国再审改革的必由之路》虞政平文摘自《人民法院》2003年1月出版的期刊第26页

4、《外国民事诉讼法》乔欧、郭纪元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社学出版社第173页、第225页、第295页

5、《外国刑事诉讼法》卞建林、刘玫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9页、第34页

6、《改革现行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调查与思考》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7、《中国审判制度研究》叶青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15页、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