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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信息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15:46:39

行政信息

行政信息范文篇1

一、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决定了其承担的义务具有多样性，如道德的义务、政策的义务等。由于信息义务与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对其法律性质的探讨也是在行政法范围内的探讨，对信息义务的法律定性也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定性，这些行政法上的属性可作出如下初步概括：

其一，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普通义务与特定义务的统一。前者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义务，它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而是由行政主体的职权而抽象出来的广泛义务。后者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的义务。之所以说此二类义务具有法律性质，主要因为其是从宪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则中演绎出来的，并得到相关规则的限制。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是上两类义务的统一，即行政主体既在法律上有普遍的提供信息的责任，又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提供足以促成相对人实现权利的具体信息。

其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对下义务与对上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对于人民及其公共团体所负的义务，有执行司法与执行行政的义务。详而言之，即：对于自由权，有不作为及不得违法侵害的义务；对于请求权，有受理及作为的义务；对于参政权，有承认其权利及使之实现的义务。”这便是传统义务概念中行政主体对下的义务，它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承担的广泛义务，其中信息义务就是这一对下义务的一种。对下的信息义务一般是以纯粹的义务形式出现的，行政相对人对于此种义务在行政主体不履行的情况下常常可以通过司法性程序予以解决。对上的义务在一般行政法教科书中被称为一种责任，就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或相关制约机关所负的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责任和义务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责任可以说是因义务履行不当而引出的一个法律后果，义务常常在责任之前就被明明白白地写进了法律规范之中。尽管从行政法理论上讲，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承受对象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只应把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确定下来，而没有必要在信息义务理论中把对上的义务亦划归进来。其实，从信息义务与行政相对人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形式分析，两个范畴的义务都不可或缺，因为对上的义务亦必然以间接的形式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关系。也只有将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法律上定位于对上和对下两个方面才可能最终使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完全法治化。

其三，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柔性义务与刚性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柔性的义务是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义务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甚至无法在法律中进行量化的义务范畴。与之相对应，刚性的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就义务所表现出的具体化、定量化、可操作化而论的。我们知道，法律上的义务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属性，即法定的、可操作的、不可作出两种以上解释的，那么，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符合此一特征。

其四，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社会性义务与经济性义务的统一。200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今后我国社区发展作了这样的叙说：“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坚持政府指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和联合体建设，扩充社区管理职能，……完善社区功能。”这是对行政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性义务的规定。这样的义务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却在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经济属性的信息义务指具有经济内容和财产价值的义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号）第11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监测全国森林资源消长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情况。重点林区森林资源调查、建立档案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等项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这是有关行政主体在林业管理方面的一个信息义务。该义务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

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范畴

笔者认为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包括：

第一，行政事态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行政事态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对行政事态发展的方向作出预测、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格局判断的信息义务。

第二，社会权益关系组合估价性信息义务。行政不干预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行政不干预并不等于政府可以在许多方面放任自流，恰恰相反，当法律规则将有关的社会事务设计以后，行政在实施法律中的作用便是不可缺少的。在市场经济下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意义上的政策执行。行政系统为了实现执行法律和政策的目标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组合关系必须作出估价，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估价及其成果就是此一信息义务的内涵。如果说，行政事务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由高层行政机关以行政决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话，那么，社会权益关系组合估价性信息义务则是由低层行政机关以行政执行行为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的今天，行政主体的此一义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该义务提供给行政相对人的信息是能够直接为其带来利益的信息。当然，权益关系组合的估计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其他形式的权益组合关系亦应包括其中。此类信息义务可以在行政程序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则中予以设定，只需行政主体作出估价，而履行具体的组合职能则不是信息义务范畴之内的义务。

第三，行政权益赋于中相对人索取性信息义务。行政主体是通过为相对人设定义务和赋予权利两方面的行为来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后者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给相对人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利益。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赋权，另一种是解除禁止性赋权，行政权益赋予中相对人索取性信息义务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纯粹赋权行为中的信息义务相对而言不十分重要，因为此种纯粹性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后续利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种纯粹权利大多是一次性的。而在禁止解除状态之下的权利获得则与行政相对人的后续权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禁止状态的解除只是确认了其获取一定利益的资格，而实际利益的获取还需通过后来的行为予以证实。行政主体的行政许可行为就是对此种赋权行为的具体化。

第四，行政行为履行依据公开性信息义务。规范化的行政行为必须是有根据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主体主观想象下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根据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行政行为赖以存在的法律上的依据，即行政行为在作出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行政主体对其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有绝对的公开化的义务。因为我们认为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的渊源之一本是不存在保密问题的，因此行政主体便有义务对此予以公开，而此种公开对行政相对人来讲就是一个信息。第二个方面是行政行为存在的实体条件，就是相关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所公开的事实只是大前提式的事实或者结论性事实，而对于支持和演绎这些大前提和结论的具体事实则不予公开。行政行为履行根据公开性信息义务的受益者既可能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也可能是与行政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利害关系人。

第五，行政个案咨询性信息义务。行政个案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发生的个别性、具体案件。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行政个案：一个是与某单一的行政相对人有直接关系的个案，行政许可中的案件、行政处罚中的案件、行政强制中的案件都可以归于此类。在此类条件中，行政相对人有权利了解与自身权益有关的情况，以信息的眼光观察就是有关的资料、情报等。在相对人请求了解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便有义务告知。另一个是与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利益有关的个案，如行政主体采取的决策性行政行为、抽象性行为等。这些个案虽不能与普通的行政案件相提并论，却就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行政相对人或者公众对它的反映来看，其仍应归于个案的范畴。在一些国家通过广义行政听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就属此类。

三、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与行政法关系的新构造

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与行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从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进行探讨并给予一个合理的说法。然而，仅仅把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局限在行政权的运作之内必然有所失偏，因为它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二：一是将一个属于普遍性的问题个别化。我们曾一度在行政领域实行广泛的社会协商对话，而近年来亦不见踪影等等。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将本来属于普遍性的问题而使其普遍化，就事论是式的制度设立必然导致单一制度流产的结果。二是将一个客观性的问题主观化。不同的行政主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所握有的行政权力对信息及其信息义务作出解释，哪怕这种解释是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对应的。三是将一个动态问题静态化。信息义务是一个范畴概念，作为义务它是确定的，而作为某一具体义务中的内容其则必须符合时代特性，否则就不具有信息的价值，这是不需要论证的事实。而信息义务一旦仅仅限定在行政权的范围就很难从权力的刻板性中走出来。上列三者说明，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必须普遍化、客观化、动态化。最有意义的处理方式或者最佳的选择途径就是使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法律化、法治化。我们之所以要把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与行政法关系综合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信息并不是一个中立性概念，即是说它牵涉到权力或者权利的分配问题。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只有放在行政法关系中运行才是合乎正义的。在这里，笔者要重点探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我国行政法关系理论和对我国行政法法治实践的挑战。

（一）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走向的决定。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在履行过程中是以行政法关系为外壳的，没有通过行政法关系而能实现的信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我们在行政法治中强化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必然使传统行政法关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走向的决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则，使传统行政法关系的特征发生变化。传统行政法关系最为本质的特征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平等。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则不容许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具有此种单方面的意志性，甚至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无条件地履行信息提供义务。故而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决定了行政法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关系。二则，使行政法关系内容的背景材料发生变化。传统行政法关系中材料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简单化。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将使这种背景材料发生巨大变化，即由低级的、简单化的背景材料变为以知识为核心的背景材料。

（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行为取向的重塑。笔者认为，任何行政行为只有将它限定在行政法关系的范围内讨论才可以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的行为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服务性行为取向和创造性行为取向则是信息义务的必然结果。行政主体信息提供义务中的创造性行为取向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强调行政主体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有条理的方法创造一种对行政相对人带来利益的行为结果。

行政信息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化

财务会计信息化，就是把财务会计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是信息技术时代下，对财务信息管理提出的一个新要求。行政单位要顺应信息化时展需求，了解信息技术对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意义，并分析现阶段信息化应用在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积极研究其解决方法，提高行政单位财务信息质量。

一、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应用信息化的意义

信息技术在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上的应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单位的财务信息质量，加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所以行政单位在财务会计信息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提高财务工作效率。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化，既可以使财务会计工作效率增加，又使财务会计工作更加规范。这是因为财务数据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传递，传统数据传递需要人工来完成，然而通过信息技术，可以使财务数据以信息系统的方式传递，既减少了人工相互跑腿的现象，又保障财务会计数据信息传递的及时性，确保各项行政工作的顺利完成；另外，行政单位财务工作人员在编制预算报告上，利用信息技术，只需要各部门填报相关数据，其余部分都有系统完成，避免了传统方式下各部门人员的加班加点填报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二）使财务会计工作更加方便快捷。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化，可以使财务会计工作更加便捷。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细分为多个工作岗位，各岗位工作内容相互关联，在进行财务会计工作时，使用信息技术，可以使行政单位财务工作中各岗位人员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另外，会计电算化的应用，代替了传统手工记账模式，只需录入原始凭证，就可生成所对应的账簿和财务报告，节省了记账时间，又降低了在重复记账过程中出错的概率。（三）规范财务会计工作规范。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化，使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形成一个链条，将各部门工作统一到一个系统当中，使行政单位各部门对财务会计工作监督更加方便，也对财务会计工作的规范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四）使行政单位资产实现精细化管理。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化，可以使行政单位内部控制和资产管理更加精细化。例如单位内部人员退休、调离、辞退后资产遗留问题，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只有在资金全部结清的情况下系统才允许相关部门开出单据，财务部门才能够结算资金，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二、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不足

在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信息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然而在具体工作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行政单位财务会计人员对信息技术应用生疏。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财务会计工作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渗透到行政单位各个部门之内，行政单位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其下属单位进行远程操控，如进行远程核算、远程报账、远程监督等财务活动，使原本复杂的财务会计工作变得更加便捷高效。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行政单位财务工作人员虽然有着丰富的会计工作经验，但是受自身固定思维的影响，对信息技术应用不习惯，更提不出创新性建议，导致财务信息化达不到理想中的目标。（二）行政单位财务信息共享度不高。信息时代下的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对机密之外的财务信息有共享权，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会计人员只是简单的认为信息技术应用只需要录入数据，忽略了信息技术其他方面的应用，导致财务工作中信息化管理目标无法实现，对一些数据的传递无法完成，实现不了财务信息共享的目的。（三）行政单位财务部门制度体系不完善。在信息技术时代，行政单位财务管理软件分为多个系统，例如账务系统、报表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等，各个系统都有各个系统的管理权限要求。在实际工作当中，财务部门在一些审批权限的管理上，还存在着多部门、多管理的现象，影响了信息化管理模式下数据的传递和应用。行政单位要对财务部门信息化管理、信息化运作等制度进行调整落实，防止权限混乱现象发生。

三、对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不足的应对策略

针对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对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行政单位财务人员要加强信息技术学习。在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财务人员要紧跟时代潮流，转变传统的工作思维，学习信息技术，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相关技能，调整心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行政单位财务工作在管理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进行改善，尽快融入信息技术时代的大潮中。（二）行政单位要建立财务信息共享机制。行政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思维，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建立健全的信息化财务工作体制。财务工作人员要通过财务信息系统，全面合理的统计核算数据，及时向使用者传递数据，行政单位有关部门经过审核后，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相关部门财务信息共享，使信息资源能够充分利用。（三）行政单位要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行政单位要根据本单位财务部门对信息化管理、信息化运作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逐步完善财务部门的规章管理制度，要对财务部门的审批流程理顺清楚，对单位中存在的多部门、多管理现象及时进行清理，保证财务部门在使用权限上的合理性。同时，要加强各部门以及同部门上下级间的相互沟通，及时解决行政单位财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网络监管体制，充分体现出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上的优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在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使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更加高效、便捷、精细。行政单位要逐渐完善财务部门规章制度，增强财务人员信息技术能力，建立各部门间财务信息共享机制，有效的管理各项财务信息资源，使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工作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加快行政单位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脚步。

参考文献

［1］白絮飞.基于信息化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J］.财经界（学术版）,2017（23）.

行政信息范文篇3

一、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公共行政是一种协调公共领域里人类行为的专门活动。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公共行政活动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会促使公共行政模式发生重要转变。

(一)马克斯•韦伯的统治类型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探讨统治的类型时就涉及到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之间的相关性。他将统治类型分为3种纯粹的类型，即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依靠领袖人物个人的“超凡魅力”实现对组织的统治。在领袖人物死后，魅力型统治随之瓦解，将出现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根据权力继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世袭制和封建制2种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官僚制为特征的合法型统治逐渐成为主流形态。虽然，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其统治类型和官僚制思想的过程中，没有在社会变迁与统治类型之间的作用关系上详细阐述，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仍然能体会到社会变迁给统治类型(公共行政模式)转变带来的明显影响［1］。

(二)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美国行政学家里格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生态学观点。如果从社会变迁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他的行政生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社会变迁影响促进公共行政模式转变的图谱。里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化社会3种基本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中影响公共行政模式的生态要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生态要素有5种，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架构。这些生态要素在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中的表现形态都有着明显区别，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里格斯运用物理学光谱分析上的光折射概念，非常形象地给对应的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命名。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结构混沌未分，没有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社会行为混杂在一起，就像折射前的自然光是一道白光一样，故将与之适应的公共行政模式称为融合型公共行政模式。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分工，政府职能十分明确，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就像白光经过三棱镜折射后表现出各色光谱一样，所以将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称为衍射型公共行政模式。过渡社会介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兼有两者的特征，新旧并存、稻稗混杂:行政行为逐渐与其他社会行为分化，但尚未完全分化;专业化行政机构已经设立，但还不能正常运作，功能有限;许多行政制度已建立，但受到各种传统势力的影响，就像白光在三棱镜之中，虽然光线已经开始折射，但折射尚处于未完成的过渡状态;既具有融合的白光特性，也含有衍射光的因素，所以这种公共行政模式被称为棱柱型公共行政模式［2］。

(三)阿尔文•托夫勒的权力转移分析与公共行政模式转变

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从未来学的视角分析了知识(信息)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预测了未来企业、经济、政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趋势。虽然他不像马克斯•韦伯、里格斯那样是专业的公共行政学家，但是我们仍然可从他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分析中得出类似的结论: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次改变将带动政治、行政格局和模式的改变。阿尔文•托夫勒在分析了3种基本的权力形式，即财富、暴力和知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后，鲜明地指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的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全面信息大战，电子信息变成交易的主要媒体，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将彻底颠覆全球的权力格局，进而带来公共行政模式的明显变化:小而分众的工作单位取代动作迟缓的官僚体系，组织为加快决策的速度而越来越扁平化，知识的层级组织慢慢进化成信息自由流通的体系［3］。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每次重大变迁必定会带来公共行政模式的重要转变。如果以生产力发展标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3个大的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阶段，随着大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习惯甚至风俗随之发生变迁。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社会变迁正在发生，我们有理由预见，公共行政模式将会因这次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重大社会变迁，而以全新的行政模式服务于社会发展。

二、现代信息社会对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给整个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动力，它不仅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经济形态、社会行为，形成了对以协调和管理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

(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形态

在工业社会，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业社会相比，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社会分工精细，社会分化剧烈;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降低至半数以下;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科学技术的运用，人们已经逐步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发展是以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4］，它与工业经济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以新知识、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重工业逐渐失去经济主导地位;以知识创新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方式高度集约化，劳动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环保、低碳性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企业组织和管理体制更加灵活，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凸显。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和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大不一样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形态的变迁必将给作为上层建筑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变革的要求。

(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形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工业社会时期，信息传播途径多是“点对点”或“一对一”的传播，要想实现信息“点对面”或“一对多”的传播并不容易。第一，受到传播媒介的限制，有限的传播媒介只有报纸、广播、电视等，而这些传播媒介多是被政府或少数集团所控制，作为个体的公民很难自行传播信息。第二，这些传播媒介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处理，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传播媒介在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主观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息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工业社会，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传播形态中，尽管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重视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一直起着强势主导作用，公民未必能有效获取信息和信息。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途径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在互联网上就有BBS论坛、微博、社交网站、个人主页等，公民个人在网络上开办报刊、杂志、广播台、电视台都不再是困难的事。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途径，实现了信息的“面对面”或“多对多”的传播，真正达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共行政管理部门还继续沿用原有的公共信息方式，抑制公民个人的信息需求，控制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渠道，恐怕将不再被公众所接受。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必须要主动改变原有的信息工作方式、方法，主动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努力构建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和谐互动的信息形态。

(三)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形态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官僚制。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以来，官僚制逐步发展成为工业社会各国构建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体系的指导性理论。一般认为，官僚制理论的原则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第一，合理的分工;第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第三，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第四，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第五，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第六，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第七，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2］。依据官僚制理论的原则可以建构起层级结构复杂、权力分配明确、指挥管理顺畅的现代大型或特大型组织，这适应了工业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仅在大型企业组织中建立了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组织形态，而且在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中也基本建立了官僚制行政体制。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僚制组织形态在工业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信息技术在组织管理中的广泛运用逐渐改变了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形态中的官僚制特性。第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可以帮助管理者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使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从金字塔型组织演变为扁平型组织，以至于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信息技术将导致等级官僚组织的终结，创造无中层的政府［3］。第二，信息共享技术在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运用将使得不同层次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分享更多的信息，下层公务人员对公共决策会有更多的自身判断，更加需要上层管理者倾听下层的意见，从而促进公共行政权力在不同层次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之间分享，进而促进公共行政权力从上层向不同层次分散。第三，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大了各层次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以及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复杂，这就必然对官僚制强调的严格按照规则办事的工作机制提出挑战，要求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降低规则化程度，赋予公务人员更多的灵活性。

三、以公共行政的新模式回应信息社会的挑战

面对信息社会给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生活等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在经济形态、信息形态及组织形态等方面对公共行政模式提出的巨大挑战，公共行政模式惟有以创新的精神才能超越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探索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的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笔者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从公民参与到开放民主

面对信息社会的到来，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府都感到了巨大的变革压力，民众越来越要求公开透明的公共行政管理，要求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公共行政管理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最重要的变革策略之一就是公民参与。所谓公民参与，是指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打开公共政策制定之门，吸纳更多的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以兼顾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促进公共政策更好地执行［5］。但仅仅让公民参与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这一概念似乎建立在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存在着隔阂的假定基础上。正是由于存在着隔阂，才需要打破隔阂让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第二，这一概念似乎提倡的是公民单向度地参与公共行政管理，而忽略了公共行政管理者主动进入公民社会，忽略了公共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第三，这一概念暗含着在公共领域中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处于主导地位的假定，没有赋予公民在公共行政管理中以主体地位，似乎认为公民仅仅是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对方或第三方。因此，笔者认为在以互通互联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应该在推进公民参与的同时，提倡开放民主。开放民主的要义有:第一，开放民主强调把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开放，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选择的参与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行动权。第二，开放民主既强调保障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又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的经济民主权利和社会民主权利。第三，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既为公民低成本、高便利的参与提供保障，又为公共行政管理者深入社会、了解民意提供更多、更新的途径，从而促进公共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例如，运用网络技术覆盖面广、信息联络便捷的特点，可以尝试将基层小范围的公共政策问题放到网络上去讨论。第四，利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表达民意，形成公共决策。通过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彻底的公共决策，实现开放民主。

(二)从社区建设到和谐家园建设

数十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引以自诩的基层民主范例是社区建设。一般认为，社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单元，公民生活在社区之中，社区事务与公民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民与社区之间有着极强的利益纽带。公民对社区发展的关心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国家政治选举的关心程度，公民对社区事务的熟悉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国家事务的熟悉程度。由于社区事务比国家事务的专业性要低得多，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成本也比参与国家事务要低得多。因此，无论从实现民主的角度，还是从培育公众民主意识的角度，我们都应该重视社区建设，通过在社区中开展社区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等实践，培育基层民主习惯、协调利益冲突，达到凝聚民心的目的。虽然社区建设在以往基层民主建设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应该从社区建设发展为和谐家园建设。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和谐家园建设的概念，目的在于:第一，与社区建设相比，和谐家园建设更加强调多方主体的自身定位应由社区参与者转变为家园建设主体，更有主体性和责任感。第二，强调所有家园建设主体的行为目标指向相同———构建和谐家园，而不是在社区建设的多方博弈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家园的概念比社区的概念更具人文关怀，涵盖范围更具伸缩性，因此和谐家园建设所能承载的具体公共行政模式要多于社区建设。当然和谐家园建设并不是对社区建设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具体的家园建设仍然要从社区建设做起。例如，现在中国都市社区普遍存在着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等多方主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能利用信息技术沟通便利的优势，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信息平台，让多方主体更多地交流信息，磋商社区事务的处理方案，将有利于多方主体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各方对社区这个共同家园的认同，从而共同建设真正的和谐家园。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和谐家园建设的尝试。目前，北京市正在推行的“北京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和“北京业主一卡通”制度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和谐家园建设的一种有益探索。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政府按每套房屋对应一张“北京业主一卡通”向社区居民免费发放一卡通。第二，一卡通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决定社区共同事项的唯一凭证。第三，政府为各社区免费建设“北京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为业主、业主委员会、开发商、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平台。第四，政府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业主、业主委员会、开发商、物业公司等各方均需遵守的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规则，详细规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发起的主体、程序、表决方式等。第五，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提供互联网、电话语音、银行自助缴费机、人工帮助、现场协助5种表决方式，且每张一卡通就同一事项只能表决一次。第六，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指导、监督社区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的运行［6］。当然，北京市的这一制度还处于先期试点阶段，还不成熟，取得的实际效果还不明显;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探索契合了在信息社会改善基层民主、发展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时代要求。

(三)从信息公开到公共信息共享

近年来，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回应民众对享有公共事务知情权日益高涨的呼声，逐步推行政府信息公开计划，大量披露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事务信息。中国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改革，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仅仅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是不全面的，因为公共信息不仅仅掌握在政府手中，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信息，只有尽可能地将全面、客观的公共信息都公之于众，才有可能基于这些信息做出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因此，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应更进一步在全社会提倡公共信息共享。第一，强调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主动、全面、客观地公开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保证与所公开信息有密切关系的公众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第二，在公众中培育向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真实、全面、客观的公共信息的意识，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科学、合理地发现、使用公共信息。当然，在这2个方面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原有的信息壁垒，以新技术实现新型的公共信息共享。这样，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良性信息互动，从而为形成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四)从层级治理到网络治理

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以来，随着现代组织规模日益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以官僚制形态构建各种公共组织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组织构建的通例。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新兴民族国家，抑或是前苏联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构建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形态，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了层级制的治理模式［7］。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事务日益复杂，过去那种依据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层级制的治理模式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需求。在信息社会，我们应该通过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积极探索治理模式的转型，逐步形成网络治理模式［8-9］。第一，充分发挥通过信息技术交流与共享信息便利的优势，在不同层级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共享信息，从而逐步减少中间层级，使原有的金字塔型组织体系扁平化。第二，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协助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海量的公共信息，协调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属性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行政管理，构建一个边界无缝隙的公共行政网络。第三，在构建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网络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合理分配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行政信息范文篇4

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论纲内容提要：社会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大趋向，它正推动着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诸如行政人员、行政决策、行政组织、行政方法、行政公文、政府管理模式等公共行政要素和过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信息技术公共行政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最基本和最为普遍的技术手段，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必然会普遍应用着信息技术，公共行政的领域也不例外。当前，我们正处在公共行政信息技术化的起点，猜测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带来变革的合理形态，对于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自觉接纳和应用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信息技术对行政人员的影响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体能的延伸和增强。借助于信息技术，如电信、机器办文办事、远程会议，打破了时空限制，行政人员可以看到、听到、触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开阔视野，提高判定、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开发可使行政人员及时获得大量信息，有助于他们逻辑地、辩证地和系统地思索新问题。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使得行政人员“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可能。·时间和精力的节约。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跨越时空，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观念的更新。行政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等现代化观念。·激励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对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节约了行政人员的精力和时间。前者成为行政人员不断学习和培训的直接动力，后者则提供了可能和机会。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如网络学校）更为行政人员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把握和运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信息技术对行政决策的影响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对若干备选方案进行选择，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信息技术发展对行政决策的影响是围绕着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行政决策的效率展开的。·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此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而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满足为决策的根本目标，决策过程的行政参和民主公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各地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群众对政府的满足度也相应提高。·削弱以至取消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在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中，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把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i]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工作现场就可以作出必要的决策，无须事事先向上司汇报，再执行上司的决策，真正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向》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技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心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ii]·改善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管理决策的基石是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而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判定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改善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府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支持和强化行政决策过程。行政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完成程序化工作的效率和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在计算机尚处于实验室阶段时，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只能用制表机来处理普查数据，以至于在人口普查结束4年后，数据尚未处理完毕。第一台专门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UNIVAC[iii]，就因总共服役7万多个小时并成功处理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被载入电脑史册。这是计算机处理程序化决策的成功范例。而对于非程序化决策，信息技术也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1952年下半年，美国朝野都忙于为次年大选作预备。候选人分别是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62岁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演说家阿德莱·史蒂文森，由于前者早已解甲归田，新闻界舆论对后者获胜的把握几乎一边倒。出于好奇，新闻界请出UNIVAC来做个猜测。数据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电脑认为获胜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且票数和史蒂文森相差悬殊。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UNIVAC依据的不过是5％的选票，根本不足为据。然而，大选结果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获全胜，且选票超过对手五、六倍。[iv]UNIVAC又一次证实了信息技术在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强大功能。三、信息技术对行政方法的影响信息技术和行政方法密不可分。所有行政方法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支持，而有些行政方法就是专门为保证信息流通而创立的。信息技术发展引起行政方法的创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例如目前行之有效的网络规划技术，就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予以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网络规划技术源于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甘特发明的甘特图，后发展为横条图形计算法，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布置工序和时间的图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成为网络规划技术。闻名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就因为使用了网络规划技术而使原定14年的计划提前5年实现。网络规划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其工作程序的模型化建立就得益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创立全新的行政方法和行政办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支持系统（DSS）、电子会议系统（EMS）、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的统一协调、动态网络计划成为可能。目前，我国政府上网工程就采用了一整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民银行网上支付、海关总署报关单和外汇联网的外汇核销系统、工商局红盾信息网提供企业数据库、国税总局增值税发票稽核系统和电子报税等。这些管理方法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四、信息技术对行政组织的影响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结构。它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和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平稳的管理环境相对应，而且也是受信息技术不发达制约的无奈选择。科层组织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效率很高，其弊端在于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而且压抑组织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科层组织的革新不可避免，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间管理层的缩减以至取消。中间管理层是信息通讯技术落后的产物，它的存在既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又易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种失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间层次为了争功诿过而导演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这也是信息传递不畅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将通过加强操作执行层和高层决策的直接沟通，逐步缩减以致最终取消中间管理层。·管理幅度增宽。信息技术使管理者和其下属可以随时了解对方的状态和意图，而且仅占用很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一个管理者能够指导更多的下属人员，增宽管理幅度。这一趋向对于行政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发。·行政组织绩效的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一个行政组织要完成和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行政人员大为减少，从而行政组织更加精干高效。行政组织中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行政组织产出绩效和促进行政组织成员的自身发展。信息技术可保证行政组织成员间的全方位沟通和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五、信息技术对行政公文的影响行政公文，是指机关、部门、团体在处理公务活动过程中，按特定体式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定效用的文件。[v]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办公或其他业务环境，如行政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电子商务等，便产生了电子文件，这是一种非凡性质和非凡形式的行政公文。它具有许多和传统行政公文不同的特征：（1）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2）系统依靠性：电子文件的使用依靠于一定的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3）载体的无信息性：从远古的甲骨、缣帛、竹简到纸张，载体的意义远大于“承载物”这一项，它和载于其上的外部特征，如字迹、书写材料、签字、印章等共同构成文件原始身份的“证实人”，但对于电子文件，载体本身及其上的外部信息消失得无影无踪；（4）信息的灵活处理性：制作电子文件时，我们可以任意地增、删、改。单纯从电子文件本身来看，修改的痕迹荡然无存。电子文件的上述特征对行政公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到冲击。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证据必须是原始文件，其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如审理经济纠纷所依据的主要是合同原件。传统的文件，内容一旦依附于某一载体之后，一份“原件”就产生了。即使被更改，也会在原件上留下痕迹。电子文件由于其复制的简便和文字编辑软件功能中引以自豪的整洁而美观的标准字体和字号，谁又能确认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呢？传统文件利用封泥、骑缝、按指纹、画押、签字、盖章等方式来确认身份，而在电子文件那里，这些方式则无能为力。出于维护某种既定的社会秩序或维护某种经济利益的目的，人们对电子文件提出了身份认证的要求。现在诸如数字签名、存取控制、信息追踪加密和防火墙技术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部分可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国防部数次被黑客侵入，印尼总统电子邮箱被炸，某些网上主页被篡改等等都说明了电子文件的脆弱性。·重要原始文件的流失。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办法，许多电子文件都将会随着电子脉冲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或者是电脑遭遇病毒或者是受到黑客袭击，甚至在你不经意的一敲一点中，某一重要文件就荡然无存了。许多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在适当时候自动删除或更新某些数据的功能。形成文件的业务人员往往考虑用这份文件处理现实事务，对于其中哪些东西今后有用，需要保存而考虑不周，甚至全然忘记。对传统文件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收、发、签、办、归档等工作流程的规章制度，因此传统文件的管理步步为营，井然有序。而电子文件的管理中还远未形成类似的严谨而有效的办法。这就要求文件及档案管理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的初期积极参和，提出有关功能要求，在系统运行的适当环节，加入签发、签收、鉴定、制作原数据信封、归档保存等管理步骤，最后将电子文件保存在系统硬盘、软盘或光盘上留存备查。·数字文献的长期可读性“朝不保夕”。电子文件的载体有硬磁盘、软磁盘、光盘等。杂散磁场、氧化功能，材料的老化变质、污染、划伤和皱褶，会很轻易地抹掉这些载体上记录的信息。另外，因为不断有新的、不兼容的媒体形式和存贮格式出现，数字式文献经常会在存贮它的媒体还没有破损之前就不再被使用了，现在还有多少人使用5英寸的软盘呢？涉及电子文献长期可读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病毒。大多数电脑系统都很轻易受到旨在破坏它们的病毒的侵害。1998年流行的能破坏硬盘上的数据的“CIH”的病毒给人们造成的恐慌绝不亚于一场战争。·电子文件的法律意义。从法律角度来看，一般较重大的行政行为都应采取书面表现形式，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应被视为无效行为。从实践上看书面形式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结合电子文件的实际，可将网上的行政通告视为一种新的书面形式的行政行为。六、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政府信息化和电子化政府的实现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大潮正以不可反抗之势扑面而来。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政府信息化，就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演变的过程。[vi]而电子政府是一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总体来说，电子政府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机构各部门实行电脑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帮助提高政府在行政、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效率。电子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推动精减组织和简化办公等工作。·利用政府内建立的网络、信息和应用，为公众社会提供优质的多元化服务。政府的信息网络覆盖政府的各级部门。电子政府利用统一的信息资源，通过语音、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为公众提供简便的多元化服务。·以政府的信息化发展推动和加速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只有向公众展示高新技术的应用，让社会享受信息网络的便利，才能切实地推动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政府上网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是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综合实力及国家竞争力的最有力的保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必然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弱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国际活动的透明度。遥感器和卫星技术把大多数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置于全时辰、全天候的监控之下；视频和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和卫星通信技术使图文信息即时传递成为现实。在国际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控和可能的外部干涉的影响下，国家在国内外事务，非凡是在核军备竞赛、军备采购、能源政策、污染标准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作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由于因特网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污染，如：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上走私、网上贩毒、网上黑客，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课题：如何规范网络行为？积极寻求策略是公共行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承蒙张康之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参考文献：[1]于丽娟：《保存人类的历史》，北京，《探究生时代》1997年第4期。[2]罗伊：《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3]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注释：[i]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ii]转引自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第5页。[iii]实际上，第一台生产出来的商业计算机是BINAC，但由于BINAC是利用了UNIVAC的专门设计技术而抢先“克隆”出来的，所以第一台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的桂冠应非UNIVAC莫属。参见叶平著《第一家电脑公司的命运》，《中国电脑教育报》1999年第14期。[iv]叶平：《第一家电脑公司的命运》，北京，《中国电脑教育报》1999年第14期。[v]赵国俊等著：《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vi]乌家培：《我国政府信息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管理科学》2000年第2期，第41页。

行政信息范文篇5

关键词：信息技术公共行政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最基本和最为普遍的技术手段，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必然会普遍应用着信息技术，公共行政的领域也不例外。当前，我们正处在公共行政信息技术化的起点，预测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带来变革的合理形态，对于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自觉接纳和应用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信息技术对行政人员的影响

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体能的延伸与增强。借助于信息技术，如电信、机器办文办事、远程会议，打破了时空限制，行政人员可以看到、听到、触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

·开阔视野，提高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开发可使行政人员及时获得大量信息，有助于他们逻辑地、辩证地和系统地思考问题。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使得行政人员“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可能。·时间和精力的节约。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跨越时空，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观念的更新。行政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等现代化观念。

·激励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对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节约了行政人员的精力与时间。前者成为行政人员不断学习与培训的直接动力，后者则提供了可能与机会。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如网络学校）更为行政人员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掌握与运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信息技术对行政决策的影响

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对若干备选方案进行选择，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信息技术发展对行政决策的影响是围绕着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行政决策的效率展开的。

·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此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而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满意为决策的根本目标，决策过程的行政参与民主公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各地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削弱以至取消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在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中，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i]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工作现场就可以作出必要的决策，无须事事先向上司汇报，再执行上司的决策，真正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技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ii]

·改善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管理决策的基石是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而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改善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府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行政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完成程序化工作的效率与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在计算机尚处于实验室阶段时，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只能用制表机来处理普查数据，以至于在人口普查结束4年后，数据尚未处理完毕。第一台专门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UNIVAC[iii]，就因总共服役7万多个小时并成功处理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被载入电脑史册。这是计算机处理程序化决策的成功范例。而对于非程序化决策，信息技术也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1952年下半年，美国朝野都忙于为次年大选作准备。候选人分别是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62岁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演说家阿德莱·史蒂文森，由于前者早已解甲归田，新闻界舆论对后者获胜的把握几乎一边倒。出于好奇，新闻界请出UNIVAC来做个预测。数据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电脑认为获胜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且票数与史蒂文森相差悬殊。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UNIVAC依据的不过是5％的选票，根本不足为据。然而，大选结果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获全胜，且选票超过对手五、六倍。[iv]UNIVAC又一次证明了信息技术在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强大作用。

三、信息技术对行政方法的影响

信息技术与行政方法密不可分。所有行政方法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支持，而有些行政方法就是专门为保证信息流通而创立的。信息技术发展引起行政方法的创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例如目前行之有效的网络规划技术，就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予以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网络规划技术源于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甘特发明的甘特图，后发展为横条图形计算法，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安排工序和时间的图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成为网络规划技术。著名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就因为使用了网络规划技术而使原定14年的计划提前5年实现。网络规划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其工作程序的模型化建立就得益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运用。

·创立全新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支持系统（DSS）、电子会议系统（EMS）、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的统一协调、动态网络计划成为可能。目前，我国政府上网工程就采用了一整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民银行网上支付、海关总署报关单和外汇联网的外汇核销系统、工商局红盾信息网提供企业数据库、国税总局增值税发票稽核系统和电子报税等。这些管理方法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四、信息技术对行政组织的影响

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结构。它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与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平稳的管理环境相对应，而且也是受信息技术不发达制约的无奈选择。科层组织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效率很高，其弊端在于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而且压抑组织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科层组织的革新不可避免，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间管理层的缩减以至取消。中间管理层是信息通讯技术落后的产物，它的存在既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又易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种失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间层次为了争功诿过而导演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这也是信息传递不畅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将通过加强操作执行层与高层决策的直接沟通，逐步缩减以致最终取消中间管理层。·管理幅度增宽。信息技术使管理者和其下属可以随时了解对方的状态和意图，而且仅占用很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一个管理者能够指导更多的下属人员，增宽管理幅度。这一趋势对于行政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发。

·行政组织绩效的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一个行政组织要完成与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行政人员大为减少，从而行政组织更加精干高效。行政组织中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行政组织产出绩效和促进行政组织成员的自身发展。信息技术可保证行政组织成员间的全方位沟通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五、信息技术对行政公文的影响

行政公文，是指机关、部门、团体在处理公务活动过程中，按特定体式形成与使用的、具有法定效用的文件。[v]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办公或其他业务环境，如行政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电子商务等，便产生了电子文件，这是一种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行政公文。它具有许多与传统行政公文不同的特点：（1）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2）系统依赖性：电子文件的使用依赖于一定的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3）载体的无信息性：从远古的甲骨、缣帛、竹简到纸张，载体的意义远大于“承载物”这一项，它和载于其上的外部特征，如字迹、书写材料、签字、印章等共同构成文件原始身份的“证明人”，但对于电子文件，载体本身及其上的外部信息消失得无影无踪；（4）信息的灵活处理性：制作电子文件时，我们可以任意地增、删、改。单纯从电子文件本身来看，修改的痕迹荡然无存。

电子文件的上述特点对行政公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到冲击。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证据必须是原始文件，其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如审理经济纠纷所依据的主要是合同原件。传统的文件，内容一旦依附于某一载体之后，一份“原件”就产生了。即使被更改，也会在原件上留下痕迹。电子文件由于其复制的简便和文字编辑软件功能中引以自豪的整齐而美观的标准字体和字号，谁又能确认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呢？传统文件利用封泥、骑缝、按指纹、画押、签字、盖章等方式来确认身份，而在电子文件那里，这些方式则无能为力。出于维护某种既定的社会秩序或维护某种经济利益的目的，人们对电子文件提出了身份认证的要求。现在诸如数字签名、存取控制、信息追踪加密和防火墙技术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部分可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国防部数次被黑客侵入，印尼总统电子邮箱被炸，某些网上主页被篡改等等都说明了电子文件的脆弱性。

·重要原始文件的流失。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许多电子文件都将会随着电子脉冲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或者是电脑遭遇病毒或者是受到黑客袭击，甚至在你不经意的一敲一点中，某一重要文件就荡然无存了。许多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在适当时候自动删除或更新某些数据的功能。形成文件的业务人员往往考虑用这份文件处理现实事务，对于其中哪些东西今后有用，需要保存而考虑不周，甚至全然忘记。对传统文件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收、发、签、办、归档等工作流程的规章制度，因此传统文件的管理步步为营，井然有序。而电子文件的管理中还远未形成类似的严谨而有效的措施。这就要求文件及档案管理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的初期积极参与，提出有关功能要求，在系统运行的适当环节，加入签发、签收、鉴定、制作原数据信封、归档保存等管理步骤，最后将电子文件保存在系统硬盘、软盘或光盘上留存备查。

·数字文献的长期可读性“朝不保夕”。电子文件的载体有硬磁盘、软磁盘、光盘等。杂散磁场、氧化作用，材料的老化变质、污染、划伤和皱褶，会很容易地抹掉这些载体上记录的信息。另外，因为不断有新的、不兼容的媒体形式和存贮格式出现，数字式文献常常会在存贮它的媒体还没有破损之前就不再被使用了，现在还有多少人使用5英寸的软盘呢？涉及电子文献长期可读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病毒。大多数电脑系统都很容易受到旨在破坏它们的病毒的侵害。1998年流行的能破坏硬盘上的数据的“CIH”的病毒给人们造成的恐慌绝不亚于一场战争。

·电子文件的法律意义。从法律角度来看，一般较重大的行政行为都应采取书面表现形式，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应被视为无效行为。从实践上看书面形式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结合电子文件的实际，可将网上的行政通告视为一种新的书面形式的行政行为。

六、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政府信息化与电子化政府的实现

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大潮正以不可抵挡之势扑面而来。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政府信息化，就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演变的过程。[vi]而电子政府是一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总体来说，电子政府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政府机构各部门实行电脑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帮助提高政府在行政、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效率。电子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推动精减组织和简化办公等工作。

·利用政府内建立的网络、信息和应用，为公众社会提供优质的多元化服务。政府的信息网络覆盖政府的各级部门。电子政府利用统一的信息资源，通过语音、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为公众提供简便的多元化服务。

·以政府的信息化发展推动和加速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只有向公众展示高新技术的应用，让社会享受信息网络的便利，才能切实地推动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政府上网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是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综合实力及国家竞争力的最有力的保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必然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弱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国际活动的透明度。遥感器和卫星技术把大多数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置于全时辰、全天候的监控之下；视频和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和卫星通信技术使图文信息即时传递成为现实。在国际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控和可能的外部干涉的影响下，国家在国内外事务，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军备采购、能源政策、污染标准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作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

由于因特网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污染，如：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上走私、网上贩毒、网上黑客，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规范网络行为？积极寻求对策是公共行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承蒙张康之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于丽娟：《保存人类的历史》，北京，《研究生时代》1997年第4期。

行政信息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知情权除外事项

据报道[2]，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打人后扬长而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时向当地的110报警服务台报警，[4]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在一起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甲的报警记录存在与否成为案件解决的关键。那么，公民甲是否有必要途径取得报警记录呢？对此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出回应，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即使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的情况下，但能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在本文中，笔者将继续对该案涉及的其他问题加以探讨，其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

首先，一审中110指挥中心出具了一项证明：某年某月10时30分至11时30分，110报警服务台未接到某人使用某电话的报警（某人为甲）。但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由此可见，110报警中心有甲的报警记录，但是当事人甲在通过正式途径以获得报警记录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报警记录的途径以及救济手段。

其次，在找寻报警记录的过程中，甲被告知，因为其不是公检法等内部人员，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在后期的律师前往110指挥中心调取证据过程中，律师仍然未能得到证据。得到的答复是：给当事人的答复是受纪检委托查的，现在涉及诉讼，律师来调查，没有义务提供；一位熟知110指挥中心业务的警官说：110的接报警记录如果需要作为证据，只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单位具体承办人，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到指挥中心调查，律师不行。她还透露，因为有的地方，110出具证明后出过事儿，所以内部作出这么一个规定。

最后，案件调查过程中，110报警中心认为报警记录是国家机密，即使存在公开的义务，也可以基于除外事项的规定不予以公开。其中有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律师有权到110调查取证，110应予以配合。如果律师无法从110查到证据，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调查电话局的电话记录，来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

那么，110报警指挥中心的这些做法在知情权的背景下是否正当呢？尽管在现行制度下，基于狭义的依法行政，由于缺乏行政信息公开的立法，公民甲的公开请求权无法具体实践，110报警中心能够以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公开的请求。但这并不能否认本案的探讨所带来的现实意义，随着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公民的信息公开请求将会越来越多，如何在请求公开和保密之间寻求一种制度上的平衡设计，如何对现实中的行政机关的一些可能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冲突的做法加以纠正，将成为制度能否落实的关键问题。分析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容易出现就是“申请资格”及“除外事项”争议，这而两个问题恰好是本案当中出现的“内部人”和“国家秘密”的扩大化。基于此，我们可以更换一个思路，对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作出理论上和源流上的梳理，然后再对本案的做法加以评价，终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将来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如何结合中国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对制度设计进行精密架构，从而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

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源流

作为宪法权利的知情权是一种针对国家的权利，即国家机关应该承担法定义务-排除妨碍、积极作为主动公开信息、对公民的请求予以答复以满足公民知的要求。这种义务在不同的国家机关身上予以体现形成不同的制度，立法机关中的立法会议公开制度、法律公开制度；司法机关中的审判公开制度、判决公开制度，反映在行政机关上，即表现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对于何谓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学者们观点不尽一致，对此，笔者已有专论加以阐述，在此简单加以界定，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宪法上的知情权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说明责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行使公权力的组织的除外事项之外的任何信息的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公开种类可以分为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其中在行政民主化的今天，各国的核心规则是行政机关的被动公开，亦即公民的请求公开，即公民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知情权，请求行政机关对其相关信息予以公开。根据各国经验，在请求公开制度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公民的请求资格以及除外事项的解释问题。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滥觞于北欧国家瑞典，但其成为潮流是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和大规模战争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普遍的从消极行政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在此趋势下，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权力日益膨胀，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也由议会主导演变为行政主导。在这种背景下，行政公开立法作为保障公民参政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安排，随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在各国发展起来。美国在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以后历经修改，先后补充制定了《联邦会议法》（1964年）、《信息自由法》（1966年）、《隐私权法》（1974年）、《阳光下的政府法》（1976年）和《电子信息自由法》（1996年），确立了以行政公开为核心，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为目标的行政程序法典。美国的体系化的行政公开制度的构建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世界其他各国纷纷仿效。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保障人权、落实人民主权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有一定传统，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建国之初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基本上奉行的秘密主义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市民社会兴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得到发展，公开手段多样化、公开种类多元化、公开内容扩大化等等。这种转变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统一的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于2003年1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是国内第一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规章，在中国信息公开立法史中将有先驱者的地位。

二、行政信息公开制

度的“权利主体”

本案所面临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争议实际上是申请公开的权利主体问题。比较世界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历程，申请权利主体存在从有利害关系的人向公民再到向自然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历程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格，也可能在某一时期某种转变比较明显，也可能同时并存；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于权利主体理解的深入、宪法权利享有主体的变化、信息性质理解的变化、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电子政府的发展。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之初，由于缺乏对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政基础-知情权的研究，缺乏对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行政目的的探讨，各国多认为政府信息只对有利害关系的人提供，如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文件只对和文件直接有关的人提供，不对一般公众提供。再如原联邦德国各州一开始是将新闻出版界的信息收集权和政府有向新闻出版界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写入各州的宪法或者州出版法。对于出版作者，德国各州出版法一致赋予其有向国家请求提供信息的权利，即所谓的“出版作者的资讯请求权”，至于非出版作者的一般人，则未享有如上述范围广泛的资讯请求权利，只能零星的依据少数有关法律、基于特定身份或者证明有特定正当理由，向特定国家行政机关请求提供特定的资讯。[5]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多认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政基础不仅仅是满足表达自由，不仅仅是表达的需要，而是公民基于人民主权的监督行政以及具有多重意义的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再行强调请求人身份的特定性就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目的存在一定差异，各国纷纷改变规则，强调申请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如日本的地方信息公开条例认为，信息公开制度不是关于特定个人的主观权利被侵害之争的制度，而是为了住民或者公民进行行政、政治参与的制度。行政信息只要对参加行政、政治有必要，不管是谁都应能够接触，即使对于各个请求人不重要的信息的请求也应该允许。[6]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公共财产性质的确立，获取权原则得到认同[7]，即对于所有公民来说，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每个人都有得到信息的平等权利[8].不仅和文件相关的直接当事人可以申请得到文件，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得到信息，没有申请人资格的限制。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在日本，行政主体保管的公文书，一方面是公用财产，但是在信息公开制度的背景下，在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意义上，似乎也可以称为公共用物。”在确定了公民申请原则后，随着及各国交流联系的密切以及“地球村”的形成，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主体的确定规则经过了“互惠规则”[9]到“所有人”的转变。所谓互惠规则是指外国人的本国法允许本国公民申请的情况下，本国才能允许该外国的公民获得本国信息，互惠规则确定的主要依据仍然是“有限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公民规则”。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趋势、WTO透明度规则的约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行政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由“公民”向“所有人”的转变的课题被提上议程[10].主要根据在于由于各国人民来往交流的频繁密切，事实上难以防止本国人代为申请，至于有关国家机密等事项，已经有例外条款加以规定，所以这里的所有人应该是不加区分的本国人（组织）和外国人（组织）。如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任何人”均可提出信息申请，包括个人（外国公民）、合伙、公司、协会、外国与国内的政府机关。[11]

从上述申请主体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在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了充分认识的今天，基于知情权建立起来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客观法上的制度，任何人都有权请求行政主体公开其所拥有的全部信息，提出请求时无需以保护自身的权益为前提条件，其目的在于依据从行政机关处所得到的信息，使行政置于公民的控制之下，以此实现公共利益，使公民对行政的公正参与和监视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信息公开，从其出发点开始就将其基础置于民主主义之上。从这种观点来看，谁都可以请求，在请求时，也没有必要自己明确表示请求该信息的宗旨。回过头看一看本案所面临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争议，110报警中心完全忽视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基础，仅凭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限制了甲的知情权，这种做法不足取的，应该在立法加以明确否认。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国的政府信息立法确定了申请主体的任何人规则，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该规章第1条规定：为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个人和组织是公开权利人，依法享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这种规定的现实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毕竟个人和组织不是具备确定性的法律概念，容易在实践中引发新的争议，应该采用各国规定中的任何人规则以及适当解释制度。

三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除外事项”

本案的另一个细节是110报警中心以报警记录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从而拒绝甲的公开请求，这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制度争议正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利益衡量体系，表现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除外事项”。比较各国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无论基本理念上以及具体规则存在何种差异，但一个基本框架是除外事项的规定，之所以有这种共同性，是因为现实法律世界是一个权利相冲突的世界，就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而言，其可能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行政过程等等发生冲突。在保护知道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时必须对这些利益加以保护。“知情权的行使虽然是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公开原则并不是政治生活中唯一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知情权的行使可能会和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冲突。例如国家安全、行政活动效率以及个人和商业中必不可少的秘密等发生利益冲突。在这些情况下，知情权的行使不符合公共利益。知情权的公共利益必须和不公开的公共利益相平衡。各种利益的平衡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情报的公开和不公开同时构成情报自由法的主要内容，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构成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情报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公开是情报自由法的主要目标，免除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12]在除外事项的确定上，各国普遍采用采取明确规定除外事项的类型的立法例，该种立法例的好处在于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信息的种类，限于法律“明白”规定免除公布和公开的种类，不属于这些种类的信息，行政机关不能拒绝公开。但是在各国除外事项的实践中，可以发现普遍存在行政机关利用除外事项的规定来规避公开责任的问题。

行政信息范文篇7

关键词：信息技术公共行政

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三、信息技术对行政方法的影响

电子文件的上述特点对行政公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六、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政府信息化与电子化政府的实现

（承蒙张康之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于丽娟：《保存人类的历史》，北京，《研究生时代》1997年第4期。

[2]罗伊：《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3]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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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ii]转引自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北京，《新技术革命及高技术产业》，1998年第1期，第5页。

[iii]实际上，第一台生产出来的商业计算机是BINAC，但由于BINAC是利用了UNIVAC的专门设计技术而抢先“克隆”出来的，所以第一台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的桂冠应非UNIVAC莫属。参见叶平著《第一家电脑公司的命运》，《中国电脑教育报》1999年第14期。

[iv]叶平：《第一家电脑公司的命运》，北京，《中国电脑教育报》1999年第14期。

行政信息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知情权除外事项

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源流

二、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主体”

三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除外事项”

事例：1996年通过的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在实施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政府机关常常不适当地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许多政府机关无法列出适宜公众信息请求的文件清单；对信息公开法置若罔闻或者拒不执行，在韩国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13]

事例：1966年以前，美国公民必须按照管家法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向文件保存单位提出查询请求，但必须同时证明自己有提出该项请求的“正当理由”，在许多情况下，即使申请人能够提出申请的正当理由，政府部门仍然大量引用“公众利益的需要”以及“国家安全”、“政府机密”等含糊、笼统的理由拒绝相关信息资料的公开。美国1966年《信息自由法》生效以后，直接影响了美国各州的信息立法。然而，该法的早期施行情况并不乐观。行政当局对于这项旨在“限制、规范、调整”其保密权限的新法，尚未及时从过去的“保密惯性”中摆脱出来，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情绪。1972年，美国众议院政府职能委员会下属的外事活动与政府信息分委会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5年来，由于联邦官僚机构的擎肘，信息自由法的实施障碍重重，要求查阅公务信息的请求大多被长期拖延不予答复；政府机构所索取的资料检索、复制费用偏高；豁免条款所开列的保密事项过于宽泛，以致像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利用情报保密的豁免条款，回绝了几乎所有的信息查询请求。[14]

事例：日本信息公开法实施的同时，政府仍在发挥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信息公开法中有关保密权的规定，日本政府发挥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日本政府部门以慎重、保密为由，随意延长政府决定期限，显然，日本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受到制约。

对此，各国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对“除外事项”制度加以补充，主要有：1、严格解释规则。因为不公开的文件，限于法律“明白”规定免除公布和公开的文件，所以对于不公开的事项的法律规定不得采取模糊的标准[15]，法院对于免除公开文件的范围必须采取严格解释，以保障公民能够充分得到政府的文件；2、举证责任规则。行政机关拒绝公民取得政府文件时，必须负责证明拒绝的理由。行政机关能够证明达到法院满意的程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有助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的行使。[16]这些规则在保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表明，在豁免性文件的范围为题上，法律规定的越具体，越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17]

相对于各国的配套规定，我国立法存则表现出较多不足。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该规章第14条规定：下列信息不予公开：（一）个人隐私；（二）商业秘密；（三）国家秘密；（四）除第十九条规定以外的在审议、讨论过程中的政府信息；（五）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这种规定仅从表面上看无疑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我国的保密传统，对比各国除外事项与举证责任、严格解释等相关的制度配套联合运用来保证除外事项不被滥用的实践经验看，如果不对除外事项以及配套制度加以明确，这些除外事项无疑将成为行政机关躲避公开的又一“良招”，将会导致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付之阙如，无法落实。转为了说明上述论点，对此，笔者选取了“国家秘密”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国家秘密的现行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做法，联系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规定，讨论一下行政机关的可能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前，处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强调的是秘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国家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动强调的仍是保守国家秘密，这就使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保密的习惯。[18]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为例，保守国家秘密法完全偏重于对国家机密的保护，以防范国家机密的外泄为核心，对国家机密的适度开放及开放程序没有明文规定。同时该法将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似乎有对国家秘密的等级分类过多的嫌疑，容易造成国家秘密的泛滥。[19]确定何为国家秘密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国家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很容易将国家秘密扩大化，使得在具体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20]有学者指出，我国保密法所规定的国家秘密的范围，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然而在对公共信息进行保密的具体实践当中，我国的保密范围却要广泛的多。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下位法修改上位法，行政规章修改国家立法的问题。在实践当中，大量的行政规章甚至不是规章的一般规范性文件任意扩大国家秘密的范围，将一些本不是国家秘密的事项归为国家秘密。[21]

从前述的110报警案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当需要公布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时，行政机关可以借用国家机密等事项任意拒绝，即使当事人能够看见这个信息，行政机关也能够说这个信息不存在，这就是中国行政信息公开法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个“国家机密”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可以将任何行政机关不愿意公开的信息装进去。以此类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都可以成为行政机关利用的工具。“在我国，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公开法，公开的标准以及范围目前仍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确定。公开只是单方面的公开，公开的主动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公开什么、怎么公开不由群众决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可以不受控制地任意决定公开或者不公开。”[22]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政府进行信息公开可以进行选择，而政府信息有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之分，前者如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腐败等等，此类信息一旦公布会影响领导人的政绩、政府的形象，甚至会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政府是不愿意公开的；后者如政府优良的政绩、领导人关心群众生活的讲话等，此类信息有助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是政府愿意公开的。政府在依自己意愿进行选择公开时，对负面信息往往以“保密”、“维护社会稳定”等为名将其控制在政治系统内部，俗语中“报喜不报忧”如实的反映了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23]因此，公众日常能够看见的多是政府的正面信息。[24]对于负面信息的，行政机关基本上享有完全的决定权，我们可以从“江西中毒案”、“北京闷棍案”和“河南艾滋病案”中一见端倪。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在眼前似乎可以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在请求人申请公开行政机关的信息时，行政机关以该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然后，申请人就没有任何办法去救济了，既没有办法去证明该信息不是国家秘密，也没有诉讼途径去让法院去作出判断，而只能限于一种消极的等待之中，等待有一天该信息成为行政机关需要公开的信息，借用一句成语，“守株待兔”。对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借用各国的经验，既采用列举除外事项的立法例，也通过公开原则的确立、严格解释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规则的确立，限制行政机关在不公开事项的裁量权。

四、结语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落实宪法上国民知情权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完善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满足国民的知情权和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对行政机关有一种潜在的推动，促使行政机关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以及工作效率，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该制度对于执法人员和人民群众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陌生性，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对于制度设计中的规则应该充分衡量实践中可能发生的情形，以保证规则的现实操作性。

[1]刘飞宇，男，湖南衡阳人，197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2]陶澜，《110“案底”谁能查》，《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19日，第23版，新锐视点。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5]例如德国《不来梅州宪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获知他人意见的权利，特别是通过出版物和广播的获知权不受限制。《巴伐利亚州出版法》第4条规定：新闻出版界有要求行政机关提供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仅在新闻、杂志的编辑者的充分监督下即可行使。《萨克森邦出版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对出版作者的代表提供有助于其履行公共任务的信息。

[6]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是基于地方自治的原因，日本的许多地方信息制度将请求权人限定为“住民”而非“公民”，但这种差异不同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与行政程序公开制度的差异。对于请求人的范围，多数地方公共团体的信息公开条例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在都道府县一级的信息公开条例中还没有规定向“任何人”公开的；在市镇村一级也只有川崎市、那霸市、町田市、逗子市等市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请求人为“任何人”。在都道府县中有半数的条例规定的请求人人不仅是在本区域内有住所的个人和法人，而且扩大到与实施机关所进行的服务事业有利害关系的人。

[7]“获取权原则”经历长时间的争论才确定下来。如德国和瑞士的立法例中仅仅赋予利害关系人的信息接近和使用权；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文件只对和文件直接有关的人提供，不对一般公众提供；最初日本的东京都公文开示制度规定：请求开示公文的，可以是在都内有住所的；在都内有事务、事业单位的个人、法人和其他团体；在都内事务、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都内学校的学生；利害关系者（可以请求开示的，仅限于开示有利害关系的公文）。但是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关于机关公文书的公开之条例》的信息公开请求被拒绝的案件，横滨地方法院判决认为该公文书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自己的具体权利、利益并没有因为请求拒绝处分而受到任何影响，所以驳回了起诉。而作为控诉审的东京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在该县内具有住所等的人，视为与县政府的行政具有利害关系。并且立足于“与县政府的行政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关于公文书的阅览一般具有利害关系”的假设，认为赋予了这些人作为个别的具体权利的阅览请求权，承认了诉的利益。该判决还认为：对每个人直截了当的赋予公文书的阅览权，可以和县的设施之利用权被赋予每个人同样理解。所以，关于该利用拒绝，可以通过撤销诉讼争议。关于信息公开拒绝处分之撤销诉讼的其后的判例，都承认了原告的诉的利益的存在。

[8]政府机构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收集、利用、传播、保存和负责处置所需的经费，均是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因此这些信息应该为所有公民所知晓和利用。

[9]如《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33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外国或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权利加以限制的，对该国或地区公民、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10]芬兰《公务文件公开法》为例，规定“公务文件内的资讯得由该管理机关自由裁量而提供予外国人”，可见在芬兰，法律并不强制要求行政机关向外国人提供行政资讯；至于提供与否视行政机关的主观判断。由于类似的规定，行政机关似乎拥有了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而外国人的正当权利则令人忧虑。同时，这也是与WTO的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principle）和公民待遇原则相违背的。在具体实施中芬兰也在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加以调整。

[11]周汉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278页。

[12]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975页。

[13]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现条件及所面临的障碍》，北大法律信息网。

[14]宋小卫：《美国〈情报自由法的立法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第83页。

[15]如在NLRBVSears，Roebuckandco.一案，美国最高法院即认为：“信息自由法的原意在于建立行政机构应该完全公开其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料的一般哲学（generalphilosophy），除非该项信息和资料是以相当明确的法律用语所免除公开。从信息自由法的文义结构看，几乎任何由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文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一般公众公开。在Rosev.DeparmentofAirforce一案。美国最高法院更进一步指出：”由于信息自由法的立法目的，是要穿透所谓行政秘密（administrativesecrecy）的纱幕，因此，该法有免除公开的事项，应该作狭义的解释。

[16]美国《情报自由法》第2款规定：免除公开的范围限于国防和外交政策、机关内部人员的规则和习惯、其它法律规定保密、贸易秘密和商业或金融信息、机关内部和机关之间的备忘录、人事的医疗的和类似的档案、执行法律的记录和信息、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关于油井的地质的和地球物理的信息。

[17]转引自杜钢建：《知情权制度比较研究》，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参见哈里斯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案。

[18]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现条件及所面临的障碍》，北大法律信息网。

[19]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20]《国家秘密保护法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依照下列规定确定：（一）绝密级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二）机密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三）秘密级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其他机关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可以在其主管业务方面行使前款规定的确定密级权。依据该规定，国家秘密机关对于何种事项属于国家秘密，享有较大的裁量权。

[21]程洁著：《宪政精义：法治下的开放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22]黄德林、唐承敏：《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36页。

行政信息范文篇9

一、搭建网络基础平台，改善信息化环境

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化建设，要求依托信息化技术，构建完善的网络硬件平台，以更好地满足工作需求。为此，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中，应注重基础平台创建，改善现有的信息化环境［1］。一是以信息化为依托，全面部署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环境的改善，更好地保障司法行政工作的有效开展，满足工作的实际需求;二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保障，通过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区块链等先进的技术，实现司法行政工作环境的转变，在高效、高质的工作模式之下，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力，创新司法行政工作机制;三是落实网络基础平台建设，通过司法行政应急指挥平台、执法管理平台、政务管理平台等的创建，全面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对传统司法行政工作带来的冲击，要主动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在信息技术的实践应用中，改善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环境。如，江苏省打造司法行政“智慧法务”，就是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通过搭建信息化基础平台，让法律服务和法务工作在线进行，有效地提高了法务工作者的效率。

二、建立信息资源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司法行政系统正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库，通过资源共享，转变以往司法行政工作模式，更好地适应信息科技时代的工作要求。首先，在统一标准的规范之下，司法行政系统可以建立各种信息资源库，实现数据信息的整合，并有效提高信息比对、分析等工作效率［2］;其次，在司法行政工作信息的综合管理中，也提升管理效能，是建立高效工作机制的重要保障;再次，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的共享，是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依托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指纹人脸识别技术等，通过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技术含量，促进信息化司法行政工作机制的构建。因此，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加快信息资源库的建立，工作形态落到实务管理，实现了高效的工作机制［3］。如江苏在监狱系统建立了狱政管理平台，自动化办公软件，广泛用于犯人教育改造，转变了监狱政管工作模式。

三、推动应用系统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

随着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进一步提高信息化程度，成为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中，也要注重应用层系统的建设，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4］。首先，司法行政工作应深入推进应用系统建设，更好地满足司法行政工作的要求，让司法行政工作在网上也能完成，提高行政办公效率。如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建设的狱政系统，通过平台，基层干警可以在线实现记分考核、办理假释等业务，有效提高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效率，减少了繁杂的工作流程;其次，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强化了司法行政工作的技术防范能力，能够在“智慧司法”的构建中，更好地发挥技术应用系统的作用，提高司法行政的信息化程度;再次，信息技术在司法行政工作中，确保工作信息的安全保障。以安全技术手段，保障应用系统的安全，也进一步夯实了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网络安全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发展，成为践行依法治国理念，适应时展需求的重要保障。而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是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方向，能够从新的发展视域出发，转变司法行政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满足新的发展要求。在本文探讨中，信息技术在司法行政工作中的应用，促进了信息资源库的建立、技术应用系统的建设，为信息资源共享、信息化环境改革提供了良好条件，有助于提高信息化程度。

［参考文献］

［1］程优．推进智慧法务一体化智能平台打造“智能司法”［J］．中国司法，2016(08)．

［2］杨慧．试论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出路［J］．法治博览，2018(25)．

［3］司新文．信息化背景下鄂尔多斯市法院司法公共服务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8．

行政信息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咨询；行政决策；问题；完善

一、行政咨询在行政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行政咨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辅助领导决策，为之提供各种有科学依据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方案、途径和办法。现代行政决策体制由行政决策中枢系统、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和行政决策信息系统三大块构成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整体。所谓决策咨询系统，主要指决策的智囊团，又称脑库，思想库。它集中了一批专家，运用集体的智慧，为行政决策服务。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宏观决策，中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术决策,其过程都涉及许多学科知识和专业技术,加之决策环境之复杂,变化速度之快,都大大超出了决策者个人的知识经验、能力等等，行政决策中枢系统需要决策咨询系统向其提供服务,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智囊团在行政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主要表现为：为决策中枢系统提供信息；协助决策中枢系统进行科学预测；并提供各种可行方案及依据；帮助决策者解答疑难和扩充知识等。所以，人们称智囊团为行政决策者的“外脑”、“耳目”。

二、我国行政咨询的历史与现状

利用智囊人物来决策，自古就有。智囊，是现时流行的说法，历史曾有过多种叫法，如门客、军师、谋士、参谋、顾问等等。智囊在古代军事及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军事斗争激烈，涌现出孙武、吴起、孙膑等大量以谋划为生的谋臣、策士。诸葛亮的“隆中对”更是历史上谋士策划的经典，他们为各自的国君在治邦立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咨询机构的发展。据统计，到1986年，我国各类咨询性质的科研机构已发展到420个，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人员有15．000多名，完成各类项目1．700多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咨询研究机构中的一些科研人员开始走向市场，并纷纷成立了各种咨询企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民营咨询机构。咨询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将咨询业作为独立服务产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咨询机构有近万家,产业值达几十亿。

目前,我国的行政咨询业类体系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现行的行政咨询业机构可分：党政隶属的决策机构,主要指为行政领导机关提供信息服务的一些咨询机构。如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与政策处,是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主要构成。以信息咨询为职能的软科学研究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我国相继建立了国家直属的各级研究室,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各学校的研究室。情报信息机构。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决策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科学情报研究所和信息机构,它们不但向领导部门提供信息分析报告以便作为决策参谋,而且为生产学位和科学学位提供可行性研究及技术咨询。

三、我国行政咨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全民行政信息咨询意识淡薄

全民行政意识的强弱是制约行政咨询业的关键因素。因为信息咨询业的发展必须以拥有大量的现实用户为前提。没有现实用户,信息咨询业便没有生命力。人们一般认为信息咨询业是社会公益性服务,对信息咨询产品本身也是商品,也需要在市场上按价值规律交换这一点认识不足,致使人们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很少有人问津信息咨询业。甚至部分行政首长作出决策时也少与咨询，“四拍”领导就是行政咨询意识淡薄最好事例。

（二）咨询机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及信息不透明

目前，在我国的某些城市，咨询机构数量已高达1，000—2，000家，而位居世界贸易中心的香港，其咨询机构尚不足400家，加上信息服务机构，总共也不过700家左右。法国、德国全国咨询机构的总数，也只有2，000家上下。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咨询机构“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设置。众多的咨询机构争夺瓜分一定的信息资源，必然导致信息的垄断闲置与缺乏并存。如此低水平重多建设，却还门户林业，部门分割，使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使用等方面专业程度低下，信息流通渠道不畅，不合理限制和部门封锁严重，信息咨询资源难以共享。尤其是部分政府部门以国家利益安全为借口，封锁隐藏、虚报行政信息，致使行政咨询处于“虚设”状态。

（三）行政咨询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手段落后

行政咨询工作是一项智力密集型的服务过程，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决定了行政咨询质量的好坏，而专业行政咨询人员数量是行政咨询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当国内管理咨询行业专职人员不足千人时，日本专职管理咨询人员已达3.7万人之多。其中我国专业行政咨询人员包括高级咨询专家大多数来自大学、研究所，有的还没有受过专门的咨询专业培训，普通存在着专业素质低的现象。同时，某些咨询机构的研究方法是“剪刀”、“浆糊”外加“复印机”，许多咨询成果无非是现有的东西拼拼凑凑，即使是有的机构摆脱简单的拼凑，但对于不同的咨询项目常常使用相同的方法，并且方法单一和简单化，结果是缺乏创造性。这样的咨询机构提供的咨询信息可想而知处于什么水平。加之，由于受我国传统观念、基础设备水平、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行政咨询业的服务手段仍以传统的手工方式为主，基本上尚未摆脱非电子化的模式。然而，在咨询服务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咨询服务主要以计算机等自动化手段为主，咨询服务质量高，效率也高。四、我国行政咨询的完善措施

我国行政咨询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确实成绩斐然，逐渐成为行政管理行业乃至全国发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产业。但在行政咨询服务业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加之完善。

（一）创造和维护行政咨询业，健康运行的行政生态环境

首先，提高全民信息咨询意识。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进行信息咨询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全民的信息利用意识，使人们特别是行政领导充分认识到行政咨询在行政决策的重要性，努力普及和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行政信息手段，为行政咨询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其次，完善行政信息咨询立法。目前，根本的大事要进行咨询业立法，在此基础上再配套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细则，明确规范咨询服务人员的法律地位、报酬、税收、评定体系等等行业标准。并且国务院应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打破信息封闭。对于政府行政信息资源，除涉及国家机密信息外，应当像国外一样，对社会公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咨询专家为政府服务的质量。用法律来保证行政咨询的地位及信息来源，营造良好的行政咨询的政治生态环境。最后，优化行政咨询服务业的市场环境。将一些政府和院校的咨询机构划拨到竞争市场中。这一作法不仅会使我国咨询业缺乏人才实力的局面有所改善，对加强我国咨询服务业的公正性，独立性也大有促进。政府还在税收、信息、人才、基本建设投资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从咨询发展方向，管理体制和开拓市场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保护。

（二）积极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促进咨询服务手段现代

鉴于信息咨询业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型产业，各级政府应大力扶持其发展。我国咨询机构信息技术低下，经济效益不够理想，需要大力引进先进信息技术，淘汰陈旧设备和技术。建立起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相结合的咨询机构，建立共享的数据信息库，使咨询业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政府行政人员更应更新观念，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提升服务手段。

（三）加强行政信息咨询机构的自身建设，提高信息服务人员水平和素质

首先，重点建设一批实力雄厚的大中型行政咨询机构，提高咨询业的服务水平。使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现有的人才优势，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其次，严格限制官办行政咨询机构，平等对待股份制和私营制咨询机构。同时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扶持，鼓励其生产和发展，在社会竞争中优胜劣汰。最后，咨询机构要主动参与培训咨询人员，弥补和更新管理人员薄弱环节和知识缺陷，通过人员素质的提高，使咨询效果达到最佳。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2］向美清.现代中国行政管理学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3］罗双平,董志超.领导决策专家咨询系统简介［J］.党建研究，2004，（07）.

［4］程刚.我国信息咨询业的发展对策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1998，（06）.

［5］欧丽.我国信息咨询业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03）.

［6］朱桂香.对我国信息咨询业发展的思考［J］.情报杂志，19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