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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1:32:58

行政性

行政性范文篇1

地方保护主义（又称地区垄断）形成另一种行政性垄断形式。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的企业和经济利益，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设置地区市场壁垒，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作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人，为保护本地区、本部门及本行业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确保地方经济向前发展，确保地方财政的不断增长，滥用行政权力，采用政府发文或相关部门联合发文，设置许可证，办案禁区，不当的或歧视性的质检和准销证，拒绝实施行政行为等多种形式，对外地商品实施地方封锁，强制外地商品办理准销证、贴花及防伪标志等，或对外地企业产品非法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以抬高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门槛，削弱其竞争力，保护本地商品的高额垄断利润。

如果说过去更多的是所谓显性行政垄断，地方明目张胆地通过明文规定来阻碍竞争形成垄断，那么近几年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动用行政力量通过幕后操纵制造隐性行政垄断，使其貌似市场垄断，或者是干脆动用行政力量制造所谓的市场垄断，让有关方面更加难以辨别和处理。

中国的行政垄断是经济转型时期国内各种冲突累积的表现，造成了大量隐性社会福利的损失。

首先，应对垄断行为立法，把反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反垄断法限制行政性垄断行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欧美及东欧一些国家采取这种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行政性范文篇2

一、西方行政性垄断规制模式及其经验总结

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大致有三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以日本、法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混合型市场经济。对混合型市场经济的规制与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规制基本相同，所以下面对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具代表性国家的政府规制进行分析，以期探寻在市场经济中有关政府规制的基本经验。

(一)西方行政性规制的模式

1．美国政府规制模式的分析。美国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典型国家，有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和地区结构，经济的运行效率较高。美国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创新的、由新兴产业带动整个经济前进的结构。在美国大体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一种新兴产业脱颖而出，带动整个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经济结构在规模结构上大、中、小结合适度。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公司，但大公司的规模经济并不否认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产业的特点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为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条件。美国经济地区结构的特点是在市场的作用下，各州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因而使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在这一市场机制基础上，美国对垄断的规制经历了从20世纪早期经济大萧条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到80年代里根政府的放松规制运动，再到90年代克林顿政府重新提出的政府要“更好地干预经济”，形成了自己成熟稳定的规制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规制目标、规制机构和规制手段。

(1)政府规制的目标。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由于美国不加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导致了大量的垄断产生，市场经济出现了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求助于政府。在这一背景下，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法，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法和同年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及这三条法令的各种修正条款、补充条款和一些条款的删除。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还加强了行政部门的规制，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新法规，建立了新的联邦机构。可见，当时政府规制的主要目标是反垄断，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出现了“滞涨”现象，这就宣布了政府干预、政府规制的失灵。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现代规制理论认为，规制虽然可以避免企业得到垄断利润，但是必须付出效率的代价。而且规制实际上往往偏离社会的最优规制水平，这样反而会加剧市场的低效率。即使规制达到了最优，但规制的行政成本可能会远远高于规制带来的社会效率。还有一些人怀疑政府的规制能力，他们认为政府缺乏足够的必要信息来进行有效规制。

(2)政府规制的机构设置。美国联邦政府中所设的独立规制委员会，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职权广泛，管理专业化，成为联邦政府中独特的组织体系，号称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个权力部门。一个委员会最初成立是由立法机关决定。集三权于一身，从某种程度来看，可以避免机构间的相互扯皮和推诿，减少时间和空间的搁置，使一般问题能得到较快地解决。这是独立行政机构的权利广泛性所衍生出的行政管理高效率的特点。此外，规制委员会具有很强烈的专业化特点。从规制成员的任命及构成来看，美国国家规制委员会的委员一般由立法机构任命，有一定的任职期限。而根据政治学家J.D.威尔森的观点，规制机构的成员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职业主义者；第二类是政治家；第三类是专家。而一定数量的专家的使用，有利于规制目标的实现。

(3)政府规制的手段。美国政府规制的手段非常丰富。在对垄断的规制方面有：实行国有化，将其产品的价格定于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水平；许可证拍卖，通过拍卖经营许可权，一方面政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垄断经营租金，一方面以拍卖条件为约束，可以使企业在经营中照顾社会福利需要；价格控制，有边际成本定价法、平均成本法等形式。在对竞争行业的规制方面，主要有：市场准人的限制，如律师、医生等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获得从业资格；采用价格支持和数量控制两方面对农业进行规制来达到保护的目的，但是1973年以后，政府用现金弥补市场价与“目标价”之间的差额。其他形式的规制有：为食品等产品规定许多标准，有利于消费者作出评价；对卖方要求在成交之前向消费者公开某些信息；原料与工艺规制；税收与补贴；鼓励产业投资时减税或补贴；运输、通信、公共事业等方面进行许可证或服务成本等形式的规制。放松规制：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完全或部分取消对规制产业的进入、价格、投资、服务等各方面的经济性规制条款，以竞争促进发展。这一规制政策至今仍在使用。

2.日本政府规制模式的分析。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确的产业政策。即于1955年前后开始盛行的、通过政府的作用大力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而60年代，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实行，日本又推出了一种以“政企协调”为基础的诱导、协商式做法——行政指导。而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日本也加强了规制的改革。

(1)政府规制的目标。植草益把日本经济性规制归纳了四大目标：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确保企业内部效率；避免再收入分配：企业财务的稳定化。传统规制理论认为，政府规制行为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制约企业不正当获利行为。但是日本政府规制的目标似乎不在于此。从其所制定与实施的产业政策来看，是从资金、税收、补贴等方面给产业以优惠，目的是保护和扶植这些重点产业。再从行政指导方面看，日本的行政指导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维护企业之间的高度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二是规制方和产业方双方保持制衡的状态。可见，日本实行规制的目标在于效率，提高企业的产出水平，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日本政府规制中不乏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尤其是日本实现经济腾飞后开始实行的放松规制，但是日本政府规制的最大目标就是效率。

(2)政府规制的机构。日本的政府规制也是由委员会执行的。在日本，有关规制方面的机构至少有5个。第一是关于行政内容的国会调查和使行政得以正确运作的立法措施及“议会监视”；第二是总务厅的“行政监察”，这是总务厅行政监察局针对特定的行政进行调查，有弊病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是“投诉处理”，这主要是消费者和被规制企业向总务厅和法物省申诉对特定的行政部门的意见，该省厅为了解决所提出的意见而进行斡旋；第四是被规制者和消费者的“行政诉讼”，这是特定的行政行为超出法律规定的内容，使被规制者和消费者受到经济损失时，被规制者和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第五是事业法或关联法规定的“审议会”和“意见听取会”。审议会是在规制机关内以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士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对规制的内容进行审议，同时，根据需要能够就规制所应有状态向主管大臣提出建议的组织。另外，意见听取会是规制机关就有关的规制内容广泛听取一般意见为目的的组织。

(3)政府规制的手段。由于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规制方式非常丰富，规制的范围也非常广。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更是日本的首创。这是日本政府规制的两个主要特色。对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是其规制手段的特色之一。对于垄断性产业，1947年日本制定了《禁止垄断法》。但日本政府对于垄断的态度及规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禁止垄断一放松限制一强化垄断等明显的阶段性。经济复活时期，日本就开始修改《禁止垄断法》并扩大该法的适用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限制，并承认了垄断。70年代后，人民对垄断的不满日益增加，政府的压力增大，出现了恢复竞争自由的倾向。1977年日本又修改了《禁止垄断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垄断行为进一步规制。在对产业规制制订完善法律的同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了直接的控制与管理。总体来说，日本政府对价格管制的产业占全部产业的50%左右，其中政府直接控制价格的产品和服务占全部产业与服务的25%。而对农产品和对进出口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商品，进行价格规制，规定上限或下限的价格；对国内农产品实行支持价格，当价格跌到一定水平时，由政府进行补贴。通过审查、批准、认可、许可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对一些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兴产业采取扶植保护措施，等等。日本政府规制的另一特色就是行政指导。所谓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赋予的所管事务的权限范围内，为得到行政对象的合作并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进行劝诱或诱导。从此这种只重效率，不重合法性的做法越来越多地被日本采用，并取得了成功。行政指导起作用的原因，有人归结为三点：一是建立在科学的信息预测基础之上；二是官员与企业家密切交往与合作的习惯：三是政府有权、有资源，对企业可以进行利益诱导。

(二)西方国家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的基本经验

1.完善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

。从反垄断方面看，西方各国都制订了反垄断法。而我国1993年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既有包括反垄断在内的“反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又对一些“不正当竞争方法”做了规定；在信息不对称方面，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但是，由于法律的力度不够，致使违法的成本过低，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从政府规制的法律依据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都依据议会的立法来成立相关组织进行规制。规制的决策组织是议会，执行组织是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规制委员会。而我国规制执行的依据，主要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这样的规章制度，往往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自然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国要完善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就要一方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完善，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规范和取消各种机构的立法依据，从法制方面遏制行政性垄断的蔓延。同时加强行政立法的规范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中来。

2.建立政府规制的目标体系。由于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从某个角度说，我国政府规制正处于不断放松的过程。我国实行的这种放松规制，其目的在于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目标偏离现象。行政性垄断的存在，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所谓的价格规制、准入限制，还有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实际上都成了保护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其结果是垄断的形成和消费者利益的损失。这种垄断不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垄断，企业效率低，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因而企业严重缺乏竞争力，根本经不起外商的冲击；消费者以较高的价格，消费的却是低劣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这种规制既保证不了公平又损害了效率。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政府规制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目标，很符合我国的国情。但是，仅有一个总目标是不够的，为了使总目标得以实现，还必须设立子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细化、具体化，具体到每个行业，形成一个目标体系，根据目标体系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之得以很好地实现。

3.建立独立的专业化的规制组织体系。与西方政府规制相比，当前我国的政府规制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从主体之间的关系上看，我国当前的政府规制属于政府经济行为中的一种，这种规制行为并不是通过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来共同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中央政府部门下属的行政性机构来执行具体的规制政策，而被规制的该行业中的各个企业在隶属关系上往往又是这些行政性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这样，在政府规制的实践中所涉及的不同机构，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之间并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三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制衡，上下实为一体，这样的规制实质上是自己管自己。从人员的构成来看，与西方相比，我国的规制机构中，职业主义者、政客过多，专业人员稀缺，整体缺乏专业性。而政客们追求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以晋升为目的，在执行规制过程中，缺乏独立性。基于此，首先实行政企分开，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与控制权分开，对各级规制机构进行整改，加强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纠正行政性垄断现象；其次加强行政监督制度的完善工作；再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公开招聘专业性的公务员，增加专业类型的人员构成；最后在反垄断组织建立方面，可以考虑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局、商务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法律，组建更加独立的反垄断机构。

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行政性垄断及其影响

1.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的现状。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垄断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西方规制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治理市场失灵的，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是根本对立的，其出发点是为了消灭市场和竞争，政府通过规制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我国现阶段的垄断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度的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的显著特征，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对经营者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规制；二是垄断部门市场力量并非来自于市场竞争，而是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三是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低效率的。我国现存的严重的行政性垄断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结果。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了巨大的制度惯性。这种情况造成原有的垄断部门凭借不规范的市场机制为自己营造生存空间和打上官本位的烙印。错综复杂的行政力量进入市场造成条块分割的垄断力量的对立。各政府部门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言者，对行业的规制，管理权强化，意味着利益寻夺的激烈。例如传统公用事业的许多产业如电信、电力、民航等部门以自然垄断为理由，凭借部门规制立法，继续限制竞争和侵害公众利益。这种行政性垄断的存在限制了竞争，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政府威信和执法效率，造成了消费者福利的损失。

(2)缺乏市场竞争基础的经济性垄断。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垄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演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处于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还未形成，因缺乏市场竞争而衍生垄断。中国的垄断是规模经济程度较低情况下存在的，是转轨体制中行政化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现存垄断状况严重阻碍了市场竞争秩序，某些行业主管部门，以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为由，公开组织价格联盟，联手操纵市场价格。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经济，实行保护主义。这是因为一些部门认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规模经济的成长。事实上，我国市场上缺乏的是真正的公平竞争。政府应保护培育市场的竞争精神，而不是以推动规模经济为由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限制公平竞争，阻碍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3)规制者自身也是垄断者。我国现阶段的规制者也是垄断利益所得者的现象尤为突出。规制机构本身便是经营行业的主管部门，政企合一的体制使经营企业产权不清，缺乏竞争力。部门内企业与部门外企业在进入市场、发展经营业务等方面发生矛盾时，主管部门的政府机构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判。同时，在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更容易侵害消费者利益，制定有利于本部门的政策。

2.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的成因。行政性垄断的形成较为复杂，就我国而言，究其根源，其前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行政性垄断是国家垄断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的变异存在形式。虽然两者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国家垄断一般是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一种干预和保护”，它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合法垄断，如下达指令性计划、建立专卖及专营制度等；而行政性垄断则是政府和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可以说是非法垄断。可见，虽然国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都可以归人政府干预的范畴，但是国家垄断属于良性干预，而行政性垄断属于恶性干预、非法干预。

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换时期，传统体制的影响还存在。国家垄断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它的影响和“惯性”最大。但由于其合理性基础已被抽取，于是便以新的形式依托逐步成长，依存于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这便形成了行政性垄断。此外，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和存在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干预”的惯性作用外，还有着转轨时期的特殊因素。

(1)行政利益的诱惑。这是行政性垄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和内在动因。首先，政府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同样具有“经济性”。这种经济性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职能，这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二是政府在考虑社会总体利益的同时也在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三是政府的有效运转需要一定的财政作保障，财政资源不充分直接影响政府的良好运作。其次，政府的经济性最终体现于政府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也是经济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和发展目标，具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倾向。

(2)多元利益格局的存在。多元利益格局出现于经济生活中，并且这种多元利益的状态不仅存在于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且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这种利益多元化突出表现在财政体制上。为了使本辖区的企业收入增加，自己的政绩显赫，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就不自觉地具有这样一种倾向：限制其他区域的企业进入本区域经营，削弱外地企业的竞争能力，以此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了达此目的，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来自宪法和法律的神圣职权，出台多种有碍于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使本应是企业间的竞争演化为地方政府之间局部利益的争夺。

(3)审批制度的泛滥。审批的实质就是限制竞争，以行政权力替代市场机制，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选择。因此，审批权膨胀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降低行政管理效率和政府责任心，导致政策机制代替法治权威，行政权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它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恶化了投资环境，而且在缺少必要监督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审批制度的泛滥大大降低了实施行政性垄断的成本，为其提供了廉价的实施手段。只要稍稍抬高一下审批的门槛，就可将许多外地企业拒之门外，造成市场分割与封锁。

(4)立法薄弱，执法疲软。目前我国规范市场行为的法规不健全，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反垄断法》。当前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对行政性垄断行为只能由实施该行为的上级政府责令其改正，而监督机关却不能直接责令其撤消改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执法疲软。同时反垄断的主管机关也设置不当。我国目前反垄断的主管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既是执法部门又是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其人财物都受制于政府，因此它不可能处于超脱的状态，做到秉公执法，不受地方政府的影响。

3.经济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如上所述，行政性垄断是一种恶性垄断，非法垄断。其危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而且也反映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具体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行政性垄断严重妨碍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市场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其有能力在企业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最为恰当的平衡点。而居于市场之外的行政权力以自身的好恶对其实施过多的干预，即使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往往也会适得其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为了维护竞争的有序和有效，必须建立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自由包括资源流动的自由或进入退出市场的自由；公平主要是指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市场机会的均等，同时还包括竞争过程、竞争环境和竞争结果的公平。而行政性垄断正好起着破坏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的作用，导致了市场壁垒林立，窒息了自由、公平的竞争。

(2)行政性垄断破坏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必须构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完整的市场体系。然而，行政性垄断却正在破坏着这一市场体系。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分割市场空间而形成的行政性区域市场，以地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违背了“全国城乡市场紧密结合，打破地方分割和封锁”的统一市场的基础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采取行业部门保护政策，形成部门分割、部门封锁和部门垄断，同样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行政性垄断形成的地方分割、部门封锁和部门垄断，实质上是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违背了建立开放市场的要求。

(3)行政性垄断加剧和强化了政企不分。长期以来，政企不分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首要弊端，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法规来推进政企分开，但效果都不理想。症结就在于政府的行政利益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牢牢地拴在一起。所以行政性垄断只要存在一天，政企分开就很难真正实现。

(4)行政性垄断引发了腐败现象的产生。行政垄断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行政权力控制着经济资源的调配，行政性调配在缺乏明确、合理、完整的规范手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垄断价格、掠夺性定价、价格串谋或价格协议、价格歧视、变相收费等手段获取超额垄断租金。由于它是以公共机构的名义、凭借公共机构的手段获取超额垄断租金的，因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的掠夺性腐败。另外，其中存在的“利益互动”，也使得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种垄断行为对消费者福利造成的侵害是十分惊人的，可以说是消费者所承受的最大的利益侵害。由于行政垄断行业大多与公众息息相关，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此说腐败和寻租必然降低政府威信。

三、经济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规制的途径

对垄断行业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有三大原则：首先，要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垄断行业。其次要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把它们从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最后，要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由于形成行政性垄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其的规制也应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根据上文所总结的规制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制我国行政性垄断主要应通过行政立法、依法行政、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和反垄断立法以及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一)加大行政立法与监督，实现依法行政

1.建立与完善法规、部门规章的审核制度，公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职能及其职责权限。公开行政机关的职能与职责权限，是市场经济体制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也是人世以后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根本内容。因此，为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接受人世的挑战，国家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行政职能与职责权限，以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行政透明度，同时也便于社会各界对其实施监督。行政性垄断行为一般是在合法状态下进行的。就市场经济的竞争法而言，应该坚持法律一体化的原则，坚持法律级别及其适用范围特定化的原则，以此保证通过法律构建有利于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此前提下，建立与完善有效的审核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是否有效、是否违反国家法律原则精神的机制，以遏制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行政性垄断为目的而制定法规、部门规章的做法，从根本上做到行政性垄断无法可依。

2.建立与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国家确定行政机关的职能与职责权限后，还应建立与完善严格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或滥用行政权力，达到禁止与消除行政性垄断的目的。笔者建议：应该赋予监察部门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的职责权限，其中包括督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制定和实施了违背国家竞争法原则与精神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内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监察部门的监督下依法行使其应该行使的行政权力。

3.加强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违法救济。一切行政行为都要做到依法而为，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绝对不允许行使和实施。加强对行政行为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改变以往只注重事后监督的状况。明确行政权力监督的范围，同时，赋予行政性垄断受害人起诉政府予以自救的权利。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行政性垄断的受害者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也是行政性垄断长期得不到遏制的原因之一。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国家机关滥用行政权力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受害者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实践中，行政性垄断的受害者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往往以行政性垄断案件应由同级人民政府处理为由而不予受理。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凡因行政性垄断而受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4.加强社会监督，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予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的一种诉讼类型，相当于美国的纳税人诉讼、日本的民众诉讼等。这样可以将抽象性行政性垄断行为纠纷纳入受案范围，扩大对行政性垄断受害人的司法救济。譬如，如果行政性垄断行为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不管是实际的消费者还是潜在的消费者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要是以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任何团体、消费者、其他竞争者都可以提起请求颁布禁止令的诉讼。这种诉讼既为普通民众督促政府执法建立了一条有效途径，也能够调动公民参与监督执法的积极性。

(二)完善反垄断立法，为政府规制提供法律依据

以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法律途径。但是，这一途径的实现，有赖于加快反垄断立法的步伐。我国现行的反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主要法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人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该法第30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7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从上述法规看，我国现阶段反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1)权威性不够；(2)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制裁不力；(3)缺乏一个权威的统一执行机关。通过加快并完善反垄断立法，限制行政性垄断行为，以达到有效制止和防止行政性垄断的目的，已成为我国多数有关学者的共识。借鉴外国反垄断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反垄断立法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以专章列举方式明确行政性垄断行为。这不仅可以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迅速对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做出判断，而且还可以提高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思想意识，有利于它们明辨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预见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将“指定购买”和“地区封锁”列为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这就在规范政府行为方面存在许多漏洞。为防止挂一漏万，法律还应当规定一个反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概括性条款。

2.创设制止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独立监督检查机关。《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其第30条规定，行政性垄断行为由其上级机关处理，这就出现了行政性垄断行为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不同部门处理的情况，这种做法很不妥当。我国反行政性垄断难以收到实效的症结在于没有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机关。因此，反垄断法应明确一个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这个机构可称为“公平交易局”。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正和自由的交易环境，而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有效的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独立、高效的执法机构，反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

3.提高监督检查机关的法律地位。创设的监督检查机关，不仅是独立的，还必须是强有力的，这就要求赋予其权威，明确其职权。我们的邻国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反垄断执行机构一公平交易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委员须经内阁总理大臣提名、国会批准，隶属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对反垄断执行机构权威性的重视可见一斑。同时，为了使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能依法充分、严格地行使权力，必须赋予该机构相应的权力，包括调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分权、行政强制措施权、行政裁决权、规章制定权等。我国的公平交易局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应隶属于国务院，它应当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在审理案件中有独立审判的权力。同时，加大对行政性垄断主体的处罚力度，对行政性垄断主体实行严格责任，即规定民事责任和处以高额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在民事上，可以宣告行为无效，处以多倍赔偿。如在美国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损害额的3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

行政性范文篇3

我国现行的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将行政性垄断行为称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我国的行政垄断包括行政机构采用越权的非法手段分割、封锁市场,如有些城市立法限制外地小轿车进入本地区;企业利用政府赋予的垄断特权,任意提高准入门槛排挤竞争者、提高产品价格,等等一些行为。

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很多,它涉及到政府职能、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行政垄断首先是一种经济垄断,其主要凭借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来实现的,并且,我国有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现象严重。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不健全,往往形成行政即国家的错误观念。而在经济管理上又进行条块分割,部分行业和地方行政主管机关存在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某些负责人仅仅是追求本行业或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为显示自己的政绩,而忽略了整体发展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往往推出一些“土政策”,不惜同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政策相抵触,实施各种限制竞争行为。

行政垄断有着多方面的危害后果。其严重践踏了法治,妨害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助长社会不公平、腐败和违法现象;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限制了其他经营者的经营自由,损害消费者权益;使这些垄断企业慢慢懈怠,降低服务标准。

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等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同样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遏止它的难度也更大。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更加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法。

对于行政垄断行为,最根本的解决思路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对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人为分割市场、封锁地区经济,排除外部经济资源进入或是限制本地区企业向外扩展的此类型行政垄断性行为,要杜绝一切形式的地方的“土政策”,破除一切地域限制,为各类型的资本投资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地方财政的目的而限制市场竞争或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对此,应当考虑为地方政府适当增加财政权力,避免因行政性垄断方式而破坏市场的良性经济秩序。当然,对于国家积极推进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建设或是其他贫困地区的发展建设,应当在政策层面上给与一定程度的倾斜,以使市场主体同处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条件之下。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目前存在的另一垄断形式,是以国有资产滥用与国有企业行业垄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垄断。对于这一类型的垄断,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应当归类于经济垄断,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其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往往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既符合经济垄断的特点,又兼具行政垄断的特性。该类企业通常与政府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所实施的经济行为或是包含了了行政部门的意见,或是得到了行政部门从事某些行为的授权。可以说,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是因具有一定“特殊资质”,而实施了相应的垄断的行为。因此,对于并非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应当积极开放市场,构建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平台,鼓励非国有企业积极投入市场,进行公司制改造,优化市场经济结构;对于一些实行专业经营的行业应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者取消一些并无意义的行政许可,以此来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运行资本;而对于涉及国家基本经济利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则可通过适当抬高市场准入标准,来限制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进入市场,以维护国家利益。

行政性范文篇4

一、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分类

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共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而行政性垄断对竞争的危害远甚于经济性垄断。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作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致于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及成因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植并保护经济性垄断。至于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行政性范文篇5

一、西方行政性垄断规制模式及其经验总结

(一)西方行政性规制的模式

(二)西方国家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的基本经验

1.完善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行政性垄断及其影响

三、经济转型时期行政性垄断规制的途径

(一)加大行政立法与监督，实现依法行政

(二)完善反垄断立法，为政府规制提供法律依据

行政性范文篇6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保护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限制竞争主要不是来自经济力量，而是来自旧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当既反对经济垄断，又反对行政性的限制竞争。在当前，来自旧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的限制竞争十分严重，已经成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有效竞争目标模式的严重阻力。

一、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所谓滥用权力，是指它们既不属于政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正常经济管理活动，也不属于政府为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采取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的表现主要有：

1．企业的差别待遇。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开始成为面向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特别是有了定价权和产品的销售权，但是政企不分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甚至还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许多国有企业仍然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行政性隶属关系的特点是，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在利润分配、管理决策和市场经营决策方面的自主权就越小，也就是说政府的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直接控制着企业。这在很大程序上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成为妨碍在我国整体经济中建立有效竞争格局的主要症结。

2．行业垄断、地区垄断。

行业垄断也称条条垄断，是指在纵向的行业内，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行政性公司，它们是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翻牌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作为嫡系挂靠这个局、那个局享受优惠待遇企业。由于政府的授权，这些企业就有着其他企业不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就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原材料的采购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

地区垄断，也称块块垄断，是指横向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从而使本来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分割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随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企业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地方保护主义便随之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

3．行政强制企业合并。

政府出于某种需要或目的，往往强迫企业加入某个集团，或者强迫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为社会排忧解难。这种现象违背了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损害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损害竞争和限制竞争的做法。

上述种种限制竞争行为，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企严重不分和政府继续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造成的，但这种竞争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妨害经济发展，导致政府腐败。

二、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性垄断的任务。1984年12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90年11月国务院又发文《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反对地区封锁。

关于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最重要的规定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它指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从上述一系列法规来看，我国现行的反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这些现行规则零散在众多的《暂行规定》、《决定》、《通知》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甚至有些规定仅仅是表达了政府的一种意向，这不利于制止和消除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2．大部分规则是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权威性不够。其中许多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适用中没有可操作性。例如，尽管政府多次下达文件，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办公司，可是屡禁不止。尽管国务院多次，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可是地方保护主义至今仍很普遍。

3．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业制裁不力。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对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法律救济手段只是“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甚至没有提出受害者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这在法律责任上就显得很不够。因为“上级机关”往往对其下级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熟视无睹，或者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4．我国起草中的反垄断法规定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主管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这是很成问题的。反垄断法与其他的法律制度不同，而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同，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或者大企业集团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性。特别是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案件往往盘根错节，十分复杂，立案和查处的难度很大，如果主管机关没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它们审理案件的过程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从而不能秉公执法。

三、进一步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思考

1．反垄断法应当列举行政性限制竞争的主要表现。在法律中明确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这不仅可以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迅速对行政干预行为作出判断，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时间，而且还可以使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明确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从而对其行为的后果有预见性。2．明确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机关。为了改变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监督不力的状况，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我国也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和有着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法主管机构，这个主管机构可以被称为是“国家公平交易局”或者“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局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审判的权利。即是说，在业务上它们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为了避免国家的立法和经济政策与国家的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发生冲突，借鉴一些东欧国家的做法，国家立法机构就所有涉及限制竞争、保护独占权以及有关价格或销售条件的法律草案应当征求国家公平交易局的意见，公平交易局的负责人有权参加政府会议，就公平交易局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此外，公平交易局应当有权要求各经济部门、地方政府、国家资产管理局以及其他的国家管理机构通告有关涉及市场和竞争的工作情况，为了保证这个机构在司法上的高度独立性，能够公平地审理案件，该机构的成员应当由学问深、素质高和公正廉明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他们既不应在其他政府机构任职，也不得在公司或者企业中任职，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参与市场交易。

因为反垄断法调整的是对市场竞争有重大影响的市场行为或者事件，因此，它不必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立执行机构。除国家公平交易局之外，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可设立省级公平交易局。凡是跨省的案件由国家公平交易局审理，其余案件由省公平交易局审理，公平交易局有权就案件进行调查和索取证据，必要时还可扣压对调查证据有价值的物品，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审理中的片面性，提高办案的透明度，法律应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即当事人对省公平交易局的裁决不服时，可要求国家公平交易局重新审理，或者提请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决。对国家公平交易局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即是说，对反垄断案件的审理，可以实行两审终审制。

3．规定法律制裁措施。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能否得到抑制，有效的竞争能否受到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借鉴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我们应采取以下制裁方式：

(1)禁令。即由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对那些违反了反垄断法的条例或者指令禁令，禁止它们的贯彻和执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常常表现为行政性的规章或地方指令，禁止就意味着这些规章或者地方指令为无效。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我国行政法的补充。这样，由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禁令，就不存在与法理相悖的问题。

行政性范文篇7

我国仍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培育充分、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对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社会经济活力、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再上台阶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性垄断，而非经济性垄断。因此，研究如何规制行政性垄断应当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当务之急。

但是，对于何为行政性垄断这样一个基石性范畴，我国法学界的界定却与经济学界大相径庭。其主要分歧在于行政性垄断的范围，大部分法学学者主张行政性垄断的狭义概念，将备受公众诟病的行政性垄断的范围人为地缩小，如有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或干涉本地区、本部门企业及它们之间与其他地区、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合法竞争的行为。”，还有学者对其范围稍有扩展，认为“行政性垄断是指行政机关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利用行政权力，采取的限制正常市场竞争的活动。”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将所谓具有行政法依据的行政性垄断合法化，将我国经济生活之中实际上广泛存在的以行政权力保障和维持的垄断如电信、电力、石油、邮政行业的垄断等归属于国家垄断或者自然垄断而排除在行政性垄断之外。实际上，其论证的基础在于主张国家垄断或者自然垄断是由于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进一步深究，会发现其合法性的最根本立足点在于公共利益，但是，一个明显的法理悖论立即就暴露出来：既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什么又不通过全民的代言机关——全国人大以基本法律的方式进行规制，而只是将这种垄断权力赋予国务院以行政法规予以规制呢？

相比之下，经济学界采用的广义概念才是合理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行政性垄断是指由法律或行政权力直接产生，或由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并受到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的一种市场力量及其限制竞争的行为。”并认为这种由政府公权力干预所形成的垄断，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主体，直接运用行政禁令参与限制经营活动的行政垄断，也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间接主体，企业和其他组织作为直接主体，政府通过授予某类企业以垄断经营权或指定某种产品只能由某类企业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而由经营主体行使垄断经营的行为。一般来说，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特征：“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的合法化；垄断企业既是纳税人，又向政府上缴利润；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市场竞争”。按照这种标准，行政性垄断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但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与新闻媒体和中国广大老百姓的认识非常接近的。因此，法学界也没有理由采用一套封闭、独立的话语体系来研究行政性垄断，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宜加强交流与对话，注重行政性垄断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和法理分析，从而进行针对性强的反行政性垄断的对策研究。

二、从“看不见的手定理”反思行政性垄断的成因

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两方主体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二者的组合与协调也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发表，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由斯密所提出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按照他的看法，虽然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但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这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在客观上有效地增进社会福利的规律，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定理”，被后世经济学家奉为经典。斯密的后继者们以均衡理论的形式完成了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的精确分析。“看不见的手”也就成为了表示市场经济充分、有效甚至完全竞争模式的形象用语。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运行的原因。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这些机制为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作了明确的划分：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要止步；凡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虽然能够解决但成本过大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加以解决。”此即经济学界通常所谓“市场第一性，政府第二性”。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时，才应介入经济生活，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如此，方能形成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

“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有效、充分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当然与市场垄断（经济性垄断）格格不入，从法律逻辑来看，行政性垄断与“看不见的手”更应当是水火不容的，那么，从知识生产的逻辑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应当对行政性垄断早有关注。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词汇之中却很少见到“行政性垄断”一词。因为，在接连几次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政府权限明确，政府权力的行使与市场机制的运作比较协调，换言之，他们的反垄断只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垄断产生并泛滥以后才出现的，而对于那些行政性垄断产生和存在要先于经济力滥用所造成的垄断,但前者早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垄断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关注的重心也就在于经济垄断，虽然行政权力运作的影子仍旧存在，但却不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反垄断法》所需要规制的主要对象，而是将经济性垄断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调整对象。

但是，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经济体制仍旧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及其管理模式的变革远未完成。在旧体制下的行政垄断远未完全革除的情况下，现在受多元利益的驱动又滋生了许多行政垄断的新形式。总之，各方面的现实情况都表明，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仍旧是阻扰我国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在我国出现并且备受关注，并非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是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历史阶段有密切关系。更直接地说，行政性垄断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单方面地恶性膨胀和滥用的体现，而是“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制衡架构失衡、变形所导致的。我国缺乏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传统，从古代以来，我国就是实行以行政为中心，司法附庸于行政的体制。直至今日，我国社会运行过程之中仍然坚持行政中心主义，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现象是造成行政性垄断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上的“俘获理论”甚至认为，行业规制本身可能就是垄断者主动寻求的产物，即行业监管本身是行业垄断者为了确保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主动地通过游说等种种途径，寻求立法、行政甚至司法上的干预，从而通过国家权力架构的运作，建立行业监管制度和相应模式，并以此为自己的垄断利益服务。因此，行政性垄断实际上往往是行政机关与有关经济组织共同行为的结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正是由于有关经济组织极力为行政机关供“租”，才导致行政性垄断措施的出台。归根结底，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源在于行政机关与有关经济组织都没有能够担当自身的应然角色，对市场自身的规律机制人为地扼制或破坏，是政府与市场二者的恶性互动，从根本上背离了“看不见的手定理”。

三、从发展与建设的全局反思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转型期的一道独特“风景”，可以说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过程中，行政性垄断的“手”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人们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它的干涉性和强制性，可谓现实生活之中名副其实的“看得见的手”。为此，应当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全局反思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一）在经济建设上，行政性垄断阻碍充分、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和完善

首先，行政性垄断的“手”直接阻碍了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的形成。自由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具有高于计划经济的配置功能和运行效率，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能够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并使之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与运作中发挥基础性的根本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必须建立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培育充分、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行政性垄断企业通过来自市场之外的与市场运行机制和构成要素没有直接关联的行政强制力量来决定交易成败，从而在一些交易领域直接限制甚至排除了竞争，自然难以期待出现自由、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良好秩序，从根本上扭曲了自由、公平竞争的本质，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充分、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

其次，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也降低了我国融入全球一体化市场的能力。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的统一、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然而行政性垄断的“手”总是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将该地区或该部门与其他地区或其他部门隔绝开来，形成地区经济封锁和部门经济封锁，从而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尤为严重的是，眼界狭隘，热衷于国内的窝里斗，受到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掣肘，反垄断立法久拖不决、即使通过了也仍然在反行政性垄断方面裹足不前。在我国已经正式加入WTO的情况下，行业垄断、大型国企垄断、地区垄断等恶疾仍然愈演愈烈，终致尾大不掉，降低了我国享受WTO权利的能力，也降低了履行WTO义务的能力，对于促进技术革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更恰当地保护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更有效地对付某些WTO成员的贸易歧视明显不利。

（二）在社会建设上，行政性垄断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是改善民生的拦路虎

首先，行政性垄断使应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遭到破坏，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国有垄断行业的畸形高工资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而由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所作的相关调查则表明，96.5%的人对当前工资不满意，其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不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在他的报告《2005—2006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展望》中指出，国有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与它们之间的经济效益、劳动强度及劳动复杂程度的差距关联性较低，收入差距既脱离了按劳分配原则，又脱离了效率优先原则。事实上，行业收入水平与其垄断程度高低，及对国有资产处置权力大小成正比。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加剧社会分配不公、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的重要原因。

其次，行政性垄断是改善民生的拦路虎。在医疗、教育、房地产、电信、邮政、电力、铁路、石油、民航等事关民生的领域，行政性垄断体制用非经济手段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而且这些行业“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收费标准和服务态度一直备受诟病。行政性垄断的“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而且长期存在，民众几乎无处可逃，期待某些垄断行业和部门自觉放弃垄断利益改善民生，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在政治建设上，行政性垄断孳生腐败，阻碍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

首先，行政性垄断必然孳生腐败。通常说来，经济性垄断的要害在于利用技术创新占领整个市场（如美国的微软公司），但其与行政权力无关，不会产生腐败。但是，行政性垄断却通常会使企业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来进行正当竞争，而是热衷于通过行贿等捷径谋求行政权力的庇护。这就必然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开方便之门，滋长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会极大地破坏社会风气，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行政性范文篇8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机构改革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性资本营运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在剖析我国当前政府行政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资产管理创新的策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有资产总量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目前我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达到4万亿元，已占到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不舍自然资源性国有资产)的35％。我国行政资产管理存在着产权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乏力等问题，这使得行政性国有资产经营效率十分低下。收益流失严重。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形成高效的、充满活力的政府行政性资产投入、产出良性循环的运营策略已是迫在眉睫。

一、政府行政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1、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流失问题发生在资产管理的购置、使用、处置等各环节。在资产购置环节，由于资产购置过程缺乏规范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一些部门单位决策失误、经验不足甚至个别人谋取私利等原因，造成单位无效资产增加，资产隐性流失现象普遍，一些单位常常购买质次价高的产品或者工程。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资产使用环节，一些单位管理不善，损坏和丢失现象时有发生。在资产处置环节，资产流失的渠道更为复杂。

2、资产配置不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有约束力的国有责产配置和定额标准，以及资产购置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性资产的随意购置和重复购置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资产配置不公平，各行政事业单位所承担的任务与所占用的资产不合理，各单位之间的资产配备不公平。如房产、公务车等国有资产在各行政事业单位之间配置不公平的现象在各地区、各部门较普遍，也是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3、资产使用效率低下。资产使用效率不高是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由于资产配置不公平，重复购置严重，在使用过程中又缺乏规范化管理。结果导致许多单位目前普遍存在着大量闲置资产，大天降低了固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中尤其是以固定资产方面的使用率不高更为突出。

4、非转经现象突出。从目前掌握情况看，“非转经”(即行政事业单值把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是资产管理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一是在我国现行的政府行政性资产“非特经”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管理执行不力，结果导致政府行政性资产流失严重。二是“非转经”过程中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本身的流失。三是“非转经”产生的资产收益流失。政府行政性资产是国家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完成国家行政事业任务的国有资产。因此，“非转经”产生的资产收益也应该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投资得到的收益，对外出租得到的租金等收益，都成为单位自己的集体所有。

5、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相脱离。行政事业单位对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基本上是采用分散管理、分散住用、各自为政形式，管资金和管资产相脱节。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相脱离，没有制定统一的规范要求，造成单位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分离，资产管理职责不明确。

二、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创新的原则

1、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政府行政性资产具有配置领域的非生产性、使用目的公共服务性、资产使用的无偿性和消耗性、财政配置性等特征，其日常维持运转和价值补偿要依靠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来实现。现有的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是预算资金累积的结果，未来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增量国有资产也将是预算资金继续补偿的结果。因此，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2、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原则。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补贴，资金是国家的，而使用是无偿的，往往单位从政府争取到资金形成资产后就变成了“单位的资产”，单位就可以自行支配、处置或用于谋利。这就必然导致单位不断跑财政、找财政、“跑部钱进”。以各种名又要资金。因此，必须按行政事业单位所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量。通过市场配置机制做到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制定有关资产配置标准和办法，由财政资产管理部门结合单位的存量资产情况审查单位所需的新增资产，增加资产配置合理性审查这一关键环节，并建立政府行政性资产的共建共享机制，保证国有资产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3、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时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采取价值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构建出一个科学的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行政事业单位着重实物管理并结合价值管理，运用统计报告制度，来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则着重价值形态实行总量控制管理，并结合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实物管理，通过支出管理，确定考核指标，加强对单位资产运用情况的考核，着重考核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在总价值量上是否安全完整。

三、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创新的具体途径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研究改革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结合财政和行政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来构建新的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模式：即建立国家统一所有、各级政府分级监管、财政管理国有资产、单位占有和使用的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新模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选择政府行政性资产管理目标模式，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共财政管理相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促进国有资产合理配置与有效使用的管理模式。

行政性范文篇9

（一）行政性垄断的含义及其与国家垄断的区别

简单地说，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及其经济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为。它是以行政手段强行配置资源，长期封锁市场，持续限制竞争，致使市场机制失败。其主体不是参与市场的经营主体，而是地方政府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各部门，因为是否实行行政性垄断以及实行什么样的行政性垄断都是由行政机关决定的，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本身并没有、也无权实施行政性垄断行为。这一点意味着一旦因行政性垄断发生诉讼，这些行政机关将首当其冲地成为被告。

在实践中，行政性垄断的主体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地方政府与政府职能部门以自身名义实施的垄断，如地方政府命令阻碍地区间商品自由流通。二是政府的经济行业主管部门以行政性公司的名义实施的垄断。这种垄断表面上是以市场主体名义实施的，但这种市场主体以行政权力为支撑参与市场交易，甚至与行政权力合二为一，本质上属于行政性垄断。

但是，行政性垄断的主体不包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实施的垄断属于国家垄断，同一般意义的行政性垄断不同。“国家垄断一般是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一种干预和保护。”[①]它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合法垄断，目的是调整和保护国家的经济运行，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国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1)“国家垄断一般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②]，而行政性垄断则与国家经济政策无关。(2)“国家垄断往往以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作依据，是一种合法行为”[③]而行政性垄断是通过行政权力的滥用实现的，并以有关地方政府、部门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土政策、命令为依据，是一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3)国家垄断是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具有统一性，而行政性垄断则是地方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独立实施的，不具有统一性。(4)国家垄断的目的是调整和保护国家的经济运行，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行政性垄断的目的是维护地区利益或行业部门的局部利益，其结果是破坏了市场的统一。

行政性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滥用，没有行政权力介入的垄断就不能称其为行政性垄断。这一特征从根本上揭示了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区别。经济性垄断是指经营者、经营者联合体或者经营者组成的社会团体在市场竞争中利用企业联合限价、分割销售市场及企业滥用其经济优势等手段取得市场的垄断地位。各国的反垄断法中都主要规定了这一方面。而行政性垄断则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并非市场运行规律的体现。

（二）行政性垄断的特征

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垄断的行政驱动性。行政性垄断状态的形成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依赖于行政权的驱动。其与经济性垄断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后者的形成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完全没有介入行政权力的因素。

第二，行政权运行的违法性。行政性垄断状态的形成乃是行政权违法运行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行政权的滥用，即虽然限定在职权范围内，但却违背法律赋予职权的目的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表现为任意超越职权，突破法定权限的疆域行使权力。

第三，行政权运行的分散性。行政权的行使有两种倾向：一是行使过程中的过于集中倾向，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活动过程的决策、执行、监督没有明确的功能和组织划分。二是行使过程过于分散的倾向，表现为政出多门，行政决策缺乏前后连贯性，行政执法中多标准，管理对象难以是从。行政性垄断正是行政权运行过于分散的集中体现，地方政府及政府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地域化或部门化的分散执法正是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

第三，垄断实施的强制性。行政性垄断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在实施中往往是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或经济行业部门行政管理机关的一种或明或暗的自上而下的在一定区域内或在一定行业部门内有约束力的经济命令而实施的。例如，通过颁布规章或授权，使个别企业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方面、在某一行业部门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等。

第四，垄断后果的破坏性，即与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性垄断一经生成，其对市场机制与效率提高的内在破坏作用相对较大，而且其消极影响还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三）行政性垄断的主要表现

行政性垄断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和政府限定交易等。

1、地方贸易壁垒。就是指一些地方及地方政府部门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不考虑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长远利益，滥用行政权力搞地区封锁，市场分割，采用设卡堵口、提高标准、价格差别、税收歧视、信贷歧视等各种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限制地区间的竞争。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为企业组织生产要素和划分销售市场，企业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

2、部门贸易壁垒。即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为保护其特定行业的企业与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其它企业参与竞争的行为。如公安部门指定办理身份证的照相单位，交通管理部门限定他人到指定的停车厂停车等。

3、政府限定交易。即政府和政府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使用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服务和劳务，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通常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前者是政府或政府部门以文件或其他公开的形式直接要求他人购买其指定的商品，后者指政府或政府部门限制他人购买商品的选择权，从而达到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商品的目的。实践中，诸如指定建筑项目承包商、限定出租车车型等行为均属于这种情况。

4、设立行政公司。即政府和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设立在一定行业具有统制功能的公司。行政公司兼具经营和管理的职能，既具有商事公司所没有的行政管理权，也具有行政机关所没有的经营权，实现了金钱和行政权力的结合。这种公司的优势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其实质也不是经济优势，而是滥用行政权力的结果。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和成因

（一）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行政性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超越或滥用行政职权而实施的后果表现为限制竞争或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具体而言，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性垄断使行政机关无法发挥正常职能。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的问题。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会通过一定措施干预和规范经济。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也存在着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

从竞争法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合理界定并实现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职责权限，市场经济作为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是迄今最有活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自发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表现在竞争领域就是市场的无序竞争。在此情况下，需要政府介入市场，具体就是国家以竞争法的方式确定竞争的领域、竞争的原则、竞争的手段与方式、竞争的责任等有关整体竞争秩序的内容；在竞争状态下，依法保护竞争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有序竞争的目标，调整国家的竞争政策与目标，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由此可见，在国家确保竞争的前提下，无论市场竞争如何变化，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即行政机关在市场竞争中的职能只能界定在规范、确保竞争的层面上，其职责权限设定的目的只能是维护国家法律所确定的竞争秩序。行政机关假借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权力、超越行政职权实施的违法行为，不仅不能确保竞争的有效进行，相反还会限制竞争或破坏竞争秩序，从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其经济管理职能而言，行政性垄断将会导致行政机关不能发挥正常职能，这将使行政机关地位或信誉下降，同时还会腐蚀行政机关及行政体制。

2、行政性垄断破坏了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在于供求、竞争、价值等经济规律能够综合发挥作用，这些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土壤是完善的市场体系，而完善的市场体系运行要求建立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税制、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必须打破封建割据对市场的分割和垄断，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并与国际市场建立密切联系。因此，是否具备统一的市场，经营者能够在市场中有效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是判断市场经济完善与否的标志。而行政性垄断通过种种手段制造“条块分割”，会破坏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将市场作分割，用行政权力庇护一部分企业，从而侵害了另一部分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使‘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社会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配置。”[④]这必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开放的要求。

3、行政性垄断侵犯了竞争者的竞争权，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竞争。

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繁荣的原动力。事实上，竞争者依据天然的竞争权利参与竞争的过程也即市场的经济运行的过程，只有保障竞争者的竞争权才能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行政性垄断恰恰侵犯了竞争者的竞争权。

（二）行政性垄断的成因

引发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成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不到位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体制根源。

我国历来就有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在“国家本位”的观念之下，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社会性事业都纳入由国家统管的体制，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与发展，行政力量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功能趋于弱化，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相对强化，现代行政性垄断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西方国家从18世纪取消重商主义而遵从经济自由主义至今，己无行政性垄断之虞。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基本上都不涉及反行政性垄断，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与此相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高度的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没有经过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长期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阶段，行政性管制和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

具体表现为：市场机制发育相对迟滞，对社会经济生活应有的主导功能不能及时有效发挥，导致传统行政体制惯性效应的过度释放；市场法制建设不完善与市场规范机制的残缺，引发实现市场行为的无序与混乱；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理论界定与现实认定的失调，诱发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广泛滋生。

第二，市场垄断利润的诱惑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经济动因。

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前提就是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只有在利益的多元化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市场行为的驱动力，展开竞争。当代中国在创造市场经济前提下，强调利益分化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利益主体的过分分化和利益配置的极端不合理。这集中体现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放权，使它们自主管理的权利不断扩大，同时又实行财政包干，中央、地方“分灶吃饭”，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地方和部门利益。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权力与市场便容易产生蜕变的结合。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迟滞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政治基础。

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创新的有机结合是一个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与各国实际国情相联系，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创新的时空序列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的情况下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明显创新的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也进行过部分改革，但从总体上讲仍然维持着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框架模式，特别是政府机构与政府职能方面变革不大，从而对行政性市场垄断人为迁就与放任，使其得以发展与蔓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的社会背景之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府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致使权力蜕变为一种垄断性的利益资源，从而产生权钱交易与行政腐败，最终导致市场失效与权力异化，难以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

三、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种伴生物，其生存土壤是资源配置的计划性和行政隶属性，其产生条件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政府职能尚未根本改变。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的无限性不存在了，但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了利益的多元化。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经济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研究，这种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已达五百多亿元到一千多亿元，并且直接使人民的福利遭到侵害。

从法律上来说，要解决我国现存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运用行政指导制止行政性垄断行为

行政指导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的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监督检查机关，在现有法律未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行政性垄断具有处罚权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行政指导制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对行政性垄断行为主动调查，查清事实后，可以向行为人的上级机关提出行政建议，建议其责令改正，或者直接向实施行政性垄断的机关提出行政告诫，建议其改正违法行为。

（二）严格执行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的规定，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限制外地商品流向本地市场或者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的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实施上述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同级或者上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提出行政建议，建议其停止限制竞争行为，消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后果。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中，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立案查处，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没收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借鉴相关国家立法经验，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对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经济性垄断。所以，中国反垄断立法规制的重点也应当放在反对行政性垄断上来。

其他国家反垄断法中也有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定，如匈牙利的《禁止不正当竞争法》、保加利亚的《反垄断法》都明确规定，如果国家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机构做出可能产生垄断、损害竞争自由的决定，必须予以制止[⑤]。又如作为转型国家代表的俄罗斯，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更为明确具体。俄罗斯在1995年3月25日出台了《关于竞争和在商品市场中限制垄断活动的法律》，用三个条款对行政性垄断做出了规制。主要内容有：

第一，对行政机构抑制竞争的法令和行为的规制。依据该法第7条规定：(1)对机构的限制竞争的法律法令的禁止。(2)机构不得在任何领域中无理由地阻碍经济实体的活动。一是不得禁止经济实体从俄联邦的一个区域进行销售（购买、交易、收购）的权利。二是不得对经济实体下达指令，要求对特定买方（消费者）团体优先购买商品或优先签订契约，而不顾俄联邦的法规和正式法令所规定的优先顺序。三是不得在任何活动领域中无正当理由阻碍创建新经济实体。无理由地授予特定经济实体或若干经济实体以好处，使这些实体与在同一商品市场中运行的其他经济实体相比，处于更优越的特权地位。四是对经济实体的形成、重组和停业所的决策以及授予一个或若干经济实体的特权，在俄联邦立法机关的法令未做规定的情况下，都必须经过反垄断当局的批准。(3)对出于制造和销售垄断商品的目的而设立机构的限制。

第二，对行政机构抑制竞争的协议的规制。根据第8条的规定，一个联邦行政权力机构、俄联邦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和市政当局与另一个联邦行政权力机构、联邦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市政当局达成的任何形式的协议(协同行动)，如果导致或可能导致抑制竞争或损害其他经济实体或自然人的利益时，可根据已建立的程序被全部或部分禁止，或被宣布为无效。这些协议是指可以产生下列后果的协议：(1)抬高、压低或操纵价格(价目表)；(2)划分市场范围、总销售额或购买额、所售商品的等级或卖方或买方(消费者)集团；(3)限制经济实体进入市场或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

第三，对权力经商的规制。根据第9条的规定,不允许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员参与企业性活动,禁止官员从事下列活动：(1)参与自主的企业活动；(2)拥有企业；(3)在一个公司或合伙机构的全体会议上直接或通过代表行使赋予其所持有的股票、捐赠、股份或共享股份的表决权；(4)在一个经济实体的管理机构中占有一个职位。[⑥]

仅对照俄罗斯的立法实践就可以发现，中国目前的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尚未出台专门的反垄断立法，法律体系不完整。外国尤其是转型国家,与中国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目前都属于转制国家，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但这些国家在转制工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运用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问题，积极制定了反垄断法，并把行政性垄断作为重要反垄断任务进行规制。而中国的各种反行政性垄断规定只是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规范之中，这些现行规则零散在众多的《条例》、《通知》、《暂行规定》和部分法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第二，法律级次低，权威性差。大部分规则是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法规,权威性不够。现代反垄断法从1890年美国《谢尔曼法》起已发展了100多年。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日本，还是英美法、大陆法相渗透的欧盟,都形成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对行政性垄断作了明确的规制。虽然反行政性垄断在市场经济国家不是重点内容,但只要有政府,只要政府还在经济领域行使权力，就有可能产生行政垄断。用立法的形式，特别是高级次的法律形式限制行政性垄断，十分必要。

第三，法律责任规制水平低,约束力不够。仅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该法中对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规定“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实践中，往往上级机关对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熟视无睹，或者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从而使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得不到纠正。相比较外国反垄断法法律责任规定全面,一般都具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第四，规制的范围过窄，尚不能全面制止行政性垄断。从目前的规定上看，主要集中在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反垄断法实践中就确立了“同等对等”原则,规定政府行政机关,在实施垄断、限制竞争时与企业实施垄断、限制竞争时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样受反垄断法的调整。[⑦]

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许多垄断企业都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兴办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政府既是这些垄断企业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监督者，还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完全消失，也是中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障碍所在。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实践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行政性垄断的行政主体的责任、执法机构上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应当博采众长，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一部既具有本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将行政性垄断的规制作为重要内容的科学完备的反垄断法。

参考文献：

1.文海兴、王艳林：《公平竞争法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王保树：《论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3.姜彦君：《中外行政性垄断与反垄断法规制的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4.王晓晔：《依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5.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6.《各国反垄断法汇编》编选组：《各国反垄断法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7.黄欣，周昀：《行政垄断与反垄断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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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海兴、王艳林：《公平竞争法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②]王保树：《论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③]姜彦君：《中外行政性垄断与反垄断法规制的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