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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平等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21:28:22

行政平等

行政平等范文篇1

论文摘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某些情形下应当平等，行政平等是宪政制度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支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和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的理念。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一概平等，只有在某些行政行为中才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行政补偿、行政处罚、行政合同与行政收费中，甚至在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中亦能体现。

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应当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对等，通过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通过认真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程序中保障双方的平等性，通过听证、申辩等具体制度使双方的平等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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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制的一个主题。传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行政法关系的权利力与义务的内容，具有国家权力的代言人的特征与相对人的关系是权力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机关与公民都享有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行政机关不因其代表国家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就有高于公民的主体资格。公民亦不因其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就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而依附于行政机关。本文所讲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行政活动以及行政救济等若干领域平等。

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当树立行政机关与公民平等的观念，“平等不只适用于公民之间,同样也应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之间。没有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平等,也就没有社会平等、公民之间的平等；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不平等,只会使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更加紧张。”［1］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按照古典自然法的观点,国家是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程序上民众一旦授权给政府,行政权力便具有了对社会利益、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合法性地位,这样的国家和组织行使权力才有合法性。国家不得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卢梭曾说:“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2］对人的欲望不是通过纵向的等级制度来限制,而应通过横向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来限制。

（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宪政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自由和平等是宪政的终极关怀,也是最高理想。行政机关一向处于优势地位,对其进行限制是理性的表现,平等是对政府的最好限制。

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体制向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政治体制转变,亦是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商品经济是宪政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此土壤之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平等化为法权，并授予个人对抗政府侵害的诉权和赔偿权等权利”［3］。

（三）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

现代行政法有如下特点：(1)从行政相对人方面讲，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2)从行政方面来讲，现代行政呈开放性，具有吸纳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可能性。以上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表现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性。行政相对人不是从属主体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和享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如果没有独立性，行政相对人的意志就难以得到尊重，当然自由就更无法谈起。”［4］公众参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利于保证行政政策、行政决定的顺利贯彻执行。有利于消除歧视,保障社会公正；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四）从法治理念分析

法治理念包含着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政府与人民平等,追求对人性尊严与人权的保护。政府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二者应将法律内化为内心的一种信念。“法治理念与平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法治是平等理念赖以成长的土壤”［5］。

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不平等。行政主体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行政相对人是被管理者。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可以平等“行政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在实体上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对等性也具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实体权利义务上的不对等性并不构成否定二者平等地位的条件”［6］。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节、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的非强制行政方式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善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够促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活动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是民主行政、文明行政、宽容行政与高效行政的体现。非强制行政方式适用的空间越广阔,双方合作的程度越高,对抗与冲突的情形就会愈少,有助于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

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适用范围

平等权的实现有利于相对方利益的实现，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赋予相对方与行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他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反映自己的意志,通过与行政方的平等协商,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更好的实现自身权益并有效监督行政权的行使。

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许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7］）；行政确认（“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于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8］。）；行政监督，即行政主体以法定职权，对相对方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了解、监督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更多的体现了行政管理职能，行政相对人在参与时一般无法发挥平等性。

1、行政补偿过程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

随意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的，应当对当事人补偿，在补偿标准、补偿范围方面双方应当平等协商。行政机关违法对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是一并提出。”

这是在行政主体违法的情况下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给与补偿，某些情况下，行政行为合法的也要给与补偿：以前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以强制取得相对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无偿行为。2004年宪法修正案作出规定“行政征收应当给于适当的补偿。”

2、行政处罚的过程也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行政处罚分为人身自由罚，我国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有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大多数国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需要经过听证程序。行为罚，指限制和剥夺违法相对方某种行为能力或资格的处罚措施，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财产罚是适用较普遍的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行政处罚的程序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听取申辩与听证，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前裁决前，应告知相对人：根据调查情况准备对其做出处罚裁决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收费及行政合同，行政收费的正当性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诸如放射物处置费；建筑垃圾处理费；登记费；国有土地、矿产资源使用费、排污费等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也不能说其具有补偿性。行政行为在此又一次体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们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行政合同也要遵循民法中的合同理念，贯彻平等精神。4、某些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也需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因为“平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产生获取立法平等的新的渴望”［9］。

三、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笔者认为需要让相对人真正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充分的博弈基础上做出决策。

首先，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而使行政机关主导性权利的行使合乎理性,排斥行政恣意,保证由此而为的行政决定最具有效益,限制行政恣意制度和保障平等协商制度。通常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透明公开制度等是其具体制度。“它们所蕴含的程序上的权利与义务分配强化了相对方制约行政恣意的能力,促使了上述抗衡平等状态的形成”［10］。

其次，通过行政程序使平等成为看得见的平等。当事人参与是行政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之一，在没有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作出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本身就是缺乏公正的，更不用谈结果的公正性。行政当事人参与行政程序，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辩论促使行政主体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行政决定。而且更容易接受裁判结果。例如《行政处罚法》赋予了当事人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等，通过陈述、申辩、质证、听证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明确了相对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法第42条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听取与该决定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的活动。“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的关键性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前由相对人表述意见、提供证据的程序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受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法律制度”［11］。

最后，充分履行行政公开原则，否定内部文件的效力。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这一原则，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的规则要求“没有公开的政策和措施不得实施”；行政处罚法也规定了“不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得作为处罚依据”。不仅法律法规要公开，其制定过程也要公开，凡是与法律法规等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有权利参与他们的制定过程，比如价格听证制度以及地方立法中经常使用的听证制度，这也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基本表现。

结语：传统行政法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在权力行使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行政活动如果得不到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权力活动就可能表现出强制性的暴力(或者软弱无力的状况)。我国的行政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一致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一假设前提下的行政法,突出了行政权力色彩,强调了行政相对人的绝对服从,未给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以应有的保护,从而在实际行政管理活动中也产生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互敌对的局面:抗拒与消极抵制。我们应当以合作取代冲突。通过合意的契约手段或者在充分尊重民意的理念支配下行政,则易获取行政相对人的通力合作,从而便于行政职能的实现。

注释：

［1］张春莉、杨解君《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文史哲，2005年第5期(总第290期)。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第29页

［3］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4］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5］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第20卷第4期。

［6］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8］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9］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行政平等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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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三）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

（四）从法治理念分析

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适用范围

1、行政补偿过程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

3、行政收费及行政合同，行政收费的正当性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诸如放射物处置费；建筑垃圾处理费；登记费；国有土地、矿产资源使用费、排污费等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也不能说其具有补偿性。行政行为在此又一次体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们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行政合同也要遵循民法中的合同理念，贯彻平等精神。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产生获取立法平等的新的渴望”［9］。

三、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笔者认为需要让相对人真正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充分的博弈基础上做出决策。

注释：

［1］张春莉、杨解君《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文史哲，2005年第5期(总第290期)。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第29页

［3］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4］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5］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第20卷第4期。

［6］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8］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9］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行政平等范文篇3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三）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

（四）从法治理念分析

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适用范围

1、行政补偿过程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性

4、某些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也需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因为“平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产生获取立法平等的新的渴望”［9］。

三、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笔者认为需要让相对人真正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充分的博弈基础上做出决策。

注释：

［1］张春莉、杨解君《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文史哲，2005年第5期(总第290期)。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第29页

［3］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4］张红艳、孙军帅：《平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5］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第20卷第4期。

［6］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8］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9］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0］范文进,陈亚玲《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邢台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20卷第4期。

［1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行政平等范文篇4

其实，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领域的其它公平有着共性，我们可以具体地把公平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接受教育权利平等、接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人权；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如果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可以通过相应的宏观制度、政策和微观层面的师生关系的互动等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所表现的是最终收益，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最具有实质性的公平，是教育的质量层面和目标层面上的平等收益。

1创新行政管理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政府加强制度建设，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利益矛盾、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过程。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行政政策，扩大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政府首先必须以行政实行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必须要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规则；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差距，纠正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状况，处于弱势群体最应该首要的给予帮助等等。

1.1高等教育公平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效能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理想呢？全社会要实教育的共同发展，主要责任在政府。俗话说，“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政府应该通过创新针对教育上的行政管理制度尽最大可能解决一些极其难办的事情，就像前边所说关于“教育公平所表现出的上学难、择校难等问题”，可以想象，政府行政行为的难度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培养一名专业能力精、综合素质强的大学生涉及到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和科研氛围等等都是有着较高的标准，办好每一所高校所涉及的问题面还要比这些更广，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效能解决问题，高等教育质量自然就上去了。因为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困惑，也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困惑，教育公平更是检验一个国家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说服力的标准。

1.2行政管理为高等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保证

高等教育一直是人们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需要抓住机会公平这个关键，政府的行政制度为提供这个公平的机会而保驾护航；实现教育公平，离不开规则公平的保障。一些教育不公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多因为有不合理、不公平规则在“撑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保障教育公平，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合理配置资源，重点照顾落后地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等，使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公平分配分布，尽量使人人都有相似的教育机会、成长环境。有了政府提供的教育政策这道“圣旨”，目前愈演愈烈的上学难、择校难都将失去现实利益基础和心理基础，将不攻自破。因此，促进教育公平，政府的行政制度与权力必须要整治和完善教育制度科教视点体系，着力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依法治教，规范管理，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用科学制度保障教育事业“阳光运行”，放射出惠及亿万人民的公平正义光芒。

1.3教育公平是行政公平体现出的成果

在现实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其他不公平的现象，造成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既有行政改革不完善和体制不健全的原因，又有行政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因素；既有现实因素，又有历史原因。保证行政管理制度公平，加快行政管理制度发展步伐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行政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最终的解决途径还是要靠科学的发展生产力与分配制度。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合理实施行政公平制度，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做厚，同时更要合理地为教育“切好蛋糕”，增加教育经费才会更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否则，只能是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公平”，受教育的“贫富差距”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因此，教育公平是行政公平构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同时也是重要的组成一部分。

2实现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建议

创新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可以放眼于高等教育未来的顶层设计，突出重点领域，掌握长期困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难点问题和能层层化解社会关注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问题等。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保这些学生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是政府责任和行政公平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每年资助各级各类学生达1.8亿人次，资助经费从2003年的18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10亿元。仅2010年度，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人数就突破了100万人，贷款发放金额超过100亿元，较2009年度分别增长11.6%和32%，创历史新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不断确立与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与改革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2.1确立政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教育事业可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在提供教育资源时，应把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推进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理念和目标，高等教育虽说不在义务教育领域内，但也不能游走与教育均衡发展之外。处于一个人在接受教育的顶端阶段，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更是政府为接受教育的民众有着沉重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政府要将“第一责任人”的意识集中于宏观的和基础的工作中，如提供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监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保障教育领域的公平竞争、确保高等教育阶段资源分配的平等、保护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等，并以此来保证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公平。

2.2政府行政权力的下放要做到张弛有度

当前，政府加强对教育体制的宏观调控功能，构建适应现代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是权力下放的范围和权力行使限度的问题。为了更有利地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效益，国家要充分号召和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振兴教育事业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一直强调简政放权，却相对忽视了其范围和限度。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和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但是权力的下放，也不是放得越多就越好。高等教育事业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不断强化和继续完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型职能。以完备的公共财政制度为依托，区分好基本教育服务和高等教育服务，界定政府管理不同类型教育服务的职责。

2.3构建起政府行政管理对高等教育的法制模式

政府要转变教育管理的模式，建立与社会主义以法治国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的管理体制。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领导管理的意志和行政命令的意识形态，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于上级并向上级负责；对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缺少相关职权和实施程序，缺少严格的法律约束和法律监督机制。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权力的行使，而非责任的承担，势必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容易导致借用行政权力诱发高等教育腐败与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更不利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渐成熟，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依法治校更是我国维护高等教育公平方针的有力措施。根据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实行依法治教，就是要把高等教育管理和办学特色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完成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历史使命。

2.4保障就业是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体现

保障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级政府、高校以及全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大力度，形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府可以做到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就业可以纳入当地所有就业人群的总体规划之中，就当前形式来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问题已放在政府行政工作任务的头等大事之一。政府的行政方向还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引导和号召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为大学生就业减少成本、提供方便，加强统筹安排，可以从清理毕业生就业的制度障碍入手，具体表现在深化户籍、人事和用工制度改革等；政府对企业在聘用人才方面应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落实吸收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使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蓄水池”；政府应完善大学生的创业扶持政策，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生开展自主创业提供服务；积极鼓励年轻有为的高校毕业生投身于基层工作的，大胆任命、大力提拔。对高校来说，要把促进就业作为头等大事，努力拓展毕业生就业空间。

2.5关于实行终身教育措施

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教育资源的制约，在学生入学、受教育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难得到补偿。而实行终身教育制度则要求建立灵活多样的开放式的教育体系，即使学生的前期教育不充分，也可以通过以后的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其他形式的教育得到补偿。

3结语

行政平等范文篇5

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定位及其弊端

（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实然定位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实质上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现。无论是我国当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在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隶属型法律关系，其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卓泽渊教授在对法律关系分类时，按照法律关系各主体间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分为平权型的法律关系和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并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最为典型的隶属型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行使职权的机关可通过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要求相对方服从。罗豪才教授认为，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张正钊教授认为，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支配、指挥的地位，具有固有性和不可替代性，而行政相对人则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从属、被支配地位。我国当前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复议、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也是主体地位不平等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行政权属于管理权的本质特征，管理重在效率，就必然要求行政权具有效力的公定力和先定力，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无条件的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

（二）行政主体实然定位带来的缺陷

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几乎都处于计划和管制状态，政府在整个管制过程中起到了“超人”之作用。在传统政府下，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依法行政”，行政和法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行政，所有既定规则亦都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弊端开始凸显无遗。行政主体始终以“管理者”、“当权者”的角色凌驾于行政相对方之上，行政相对方只有惟命是从，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这就造成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对恃、敌对状态，而最终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人、财、物资源浪费严重，违法行政对人权自由的严重侵害，腐败猖獗等恶性循环的结果。

二、行政权的法理分析——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应然回归

（一）从分权的角度

“从英国洛克最早提出行政权这一概念到孟德斯鸠在总结洛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基础都是‘主权在民’思想的延伸，民众可以说是行政权的大背景和决定因素”。法治政府中权利本位的理念，其具体体现就是权利及社会高于权力及国家。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即意味着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源泉，是行政权的目的和界限。在我国，“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或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可见行政权力之根本来源在于人民的授权，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授权范围内去实现积极行政，超越了人民的授权，则行政活动便会失去合法的根据而无效，“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武器”。行政权力既然取之于民，就应当用之于民，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应当平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观点是对行政权力来源之实然状态的漠视，是完全的本末倒置。

（二）从私法的角度

在古罗马的市民社会时期，就倡导“私权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安全”的原则，然而，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固有缺陷难以克服其带来的无序、混乱等社会现状，这时，“就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其目标被设定集中在公共善上，即旨在维持每个人有利的条件并达到对每个人有利目标，在这一前提有效的范围内，某些人能够被鉴定为是拥有优越智慧和判断力的，其他人都愿意信赖他们，并承认他们的意见有更重要的意义，就象一条船上的乘客愿意让船长来掌舵。”市民就当然的将一部分有关公共利益管理的权力授权给这一组织来统一行使，以达到整个社会稳定、秩序、安全，这样，政府便产生了。政府的职能应当为“保护本国的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暴行和侵害。”“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和压迫，”“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可见，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政府基于合法授权充当了人角色，政府就应当按照规则去忠实的履行任务，政府的违法或越权行政，将会因缺乏合法依据而无效，同样要承担行政赔偿等法律后果。因此，从私法的角度上看，法治状态下政府的地位应当是和市民们完全平等的，政府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起到的是“者”、“服务者”、“舵手”等的作用。

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平等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志。”“现代法精神的平等理念和原则应该融入行政法之中，市场经济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真正平等提供了基础，从而对传统行政法中僵化绝对的权力观提出了批评。”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是私权经济，其基本要求便是有一个完备的法治政府，而建立法治政府应当具备的基本理念便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让政府的行为局限于授权范围内行使；只有平等，才能让市场主体最大、最充分地发挥积极的、主观的能动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只有平等，政府在行政活动中才能真正起到指导者的作用，克服那种官老爷、发号施令、贪污腐败的作风，才能在行政活动中真正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不仅仅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地位的平等，而应该贯穿于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其目的旨在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服从法律，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政，政府只能是成为实施法律的工具，而不是把法律当成工具去行政；旨在改变传统行政官员的原初“人上人”的观念，树立起“公仆”的理念，使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真正起到“服务者”和“人”的作用；旨在增进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融洽，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争议，为建立完善的法治政府提供理念上的保障。因此，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并没有否认“积极行政”，一个法治政府进行积极行政是天经地义的，积极行政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积极行政的基础是二者地位的平等，积极行政的前提是在授权范围内行政。

四、对创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平等理念之政府的策略初探

（一）改变传统的人文基础是最重要的途径

法治社会的人文基础，首先是必须有一个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理念，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平等。社会秩序的维护依赖于法，而不是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仁政”，这是法治的重要思想基础。从行政官员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他们的做官理念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不平等的理念与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行政官员当然是高人一等，他们崇拜官员，畏惧官员。同时，中国人往往持被动守法、奴性守法的态度，常常放弃自己应当主张的权利，这便为行政官员提供了“得寸进尺”的基础。可见，在宣扬法治社会、创建法治政府今天，传统的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在各方面的不平等与法治精神是大相径庭的，要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这种平等，观念的改变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政府一方面应全方位的加大宣传，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起“服务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加强行政人员的管理和教育，通过严格的选拔、考核、教育、奖惩等用人制度来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根本上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二）制度层面的完善是必经之路

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平等的理念出发来进行制度层面的完善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

首先，完善行政程序制度。逐渐提升相对方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中最积极、最有效的一种控权机制。从服务政府的角度出发，一切行政工作都应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展开，进一步完善行政程序中的信息公开制度、当事人参与制度（如听证、论证）、说明理由制度等，以违反程序无效原则为根本，切实的保障相对方的主人地位，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从观念形态的平等提高到制度形态的平等上来。

行政平等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裁量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司法审查

早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确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强行政领域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意义。”[1]而回顾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研究方面的重镇。从最初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2]到最近几年诸多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论述。[3]相比较于我国行政法学刚刚初创时期的行政法原则研究，目前的理论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至少在行政法研究领域介绍的基本原则有：法律保留原则[4]、比例原则[5]、合理性原则[6]、信赖保护原则[7]、必要性原则[8]、合法预期原则[9]等等。随着现代给付行政的发展和实质行政法治的提出，关于调控行政的法必然要求原则的多纬度和多层次。“在控制行政裁量，防止行政恣意的制度建设方面，主流的走向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司法权对行政裁量的范围、目的等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以此保障行政权对行政活动合法性和对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除上述通过外部的制度作用达到控制目的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行政权以自我拘束的方式限定裁量空间的制度形式。”[10]因此在各国的行政法发展过程中，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原则，逐渐发展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进行控制。

一、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及其含义

现代社会行政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这对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甚至是法治理念都带来了挑战，比如说行政立法的出现破坏了古典主义的权力分立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和标准成为各国司法审查实践中的难点和瓶颈；行政指导和大量的行政规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更是赋予了行政权空前的任务。随着行政进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时代，传统的依法行政即严格的“无法律无行政”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需要“生存照顾”的国民对于行政的要求。从立法政策方面考虑，需要在法律上留给行政更多的“自由”空间，以方便行政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帮助，为国民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的生活环境。这样，行政权就在法律上获得了足够的裁量权，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社会情势的判断进行积极、主动行政。

而且从行政法本身的特点来看，也需要有行政裁量的存在。甚至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裁量的存在正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单纯的秩序行政无力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职能，法律的约束会导致行政效能的减弱和国民期望的落空。而且现实中的行政非常复杂，特别在一些涉及到专门技术性的领域，通过法律将行政的全部内容事无巨细地加以规定和计划，倒不如留给行政一定的活动空间，以方便灵活处理个别的情况。正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所说：行政法就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是有生命之物。即是有生命的，便总希望自由，嫌恶约束。行政法虽然是制约行政权的法，但要把行政和法结合起来却十分困难。若是强调行政一面，则法的制约作用要遭到破坏；或者强调法的一面，则行政被窒息，行政目标难于实现。[11]我国王名扬先生也指出，“行政法一方面给予政府有效地执行手段，另一方面控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只能依法行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行政法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好比一部机器，这部机器需要强大的动力，才能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但是机器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机器的动力愈大，可能产生的损害也愈大。动力和控制是行政活动中的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离。”[12]尤其是，“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13]

传统上根据行政依其受法律规范拘束的程度不同，行政可以分为羁束行政与裁量行政，相应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羁束行为与裁量行为，裁量行为又可以分为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但是，“裁量并没有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任意，自由裁量（尽管这种误导性的措辞至今仍然不时出现）是不存在的，只有‘合义务的裁量’或者更好一些：”受法律约束的裁量‘。“[14]而且，”即使在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情况下，法的宗旨也并不在于承认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而必须承认其条理法上一定的合理限制。也就是说，该裁量不是纯粹的自由裁量或’便宜裁量‘，而是受合法性羁束的’羁束裁量‘。若作出错误的裁量，就是违法行为。“[15]传统上自由裁量与羁束裁量的划分，是着眼于行政受法律拘束的程度以及法院是否可以审查。[16]原则上自由裁量不受司法审查，但是从法的一般原理的角度进行判断，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目的性，遵守法律的界限，重要的是裁量权不得逾越和滥用。因为，”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合理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则要干预。“[17]裁量的滥用主要表现在违反了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原则以及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违反了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禁止不当利益联结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等。

平等原则的主要内容在于禁止行政恣意。禁止恣意原则为行政裁量的行使确立了一个基准，表明了即使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裁量也不得恣意滥用。“禁止恣意原则，并不是指禁止故意的恣意行为，而是禁止任何客观上违反宪法基本精神及事物本质之行为。”[18]但由于行政裁量广泛存在于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契约乃至所有行政行为的领域，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裁量，禁止恣意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非常困难。这种困难主要在于该原则过于抽象，而且该原则的核心范畴“事物的本质”充满了理解上的歧义。二战后的德国学者们对该概念讨论颇多，然而对于“事物的本质”本身是否具有规范性或事实上的意义，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甚至有人认为事物本质的概念缺乏实质的内容，仅是空洞的概念，事物的本质“并无其于方法论上独立之地位”。[19]由于该原则的抽象性，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不当很容易导致两个不可欲的后果：一是可能会造成司法对行政的过度干预，从而束缚了行政者的手脚，造成行政者不能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灵活行政；二是可能会造成对违法行政的放任，行政机关可以主张没有违反“事务的本质”逃避司法审查，导致私人的平等权受到行政裁量滥用的侵害。这时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作为由平等原则所衍生的子原则，基于弥补禁止恣意原则的弊端和进一步限缩行政裁量的空间的需要就产生了。

所谓行政自我拘束的原则（Selbstbindung）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作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其前面所作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作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的原则。[20]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认为所谓行政自我拘束的原则（Selbstbindung）是指行政机关于作成行政处分时，对于相同或具有同一性的事件，如无正当理由，应受其“行政先例”或者“行者惯例”之拘束，而为处理，否则即违反平等原则，而构成违法。[21]

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一般认为是由平等原则所导出的原则，意指行政机关在作成行政处分时，对于相同或具有同一性的事件，倘无正当理由，应受其行政先例或行政惯例的拘束，否则即可能违反平等原则，构成违法。[22]平等原则是宪法上的原则，可以拘束立法、司法与行政。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是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因为，“宪法是关于国家机构的组织的法律，是静态的法；行政法是关于国家机构的活动的法律，是动态的法”。[23]同时，“宪法，乃系一国之最高基本法规，且系政治的价值体系之法；相对之，行政法，系以宪法为前提之行政的技术体系之法。”[24]作为“具体化宪法的行政法”自当担负起落实宪法上确立的重要的原则和价值的重任。[25]

平等原则要求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不同事物应为不同处理。“这种平等对待既包括不同场合的平等对待，也包括不同时间的平等对待。不同场合的平等对待，又称为一视同仁、反对歧视规则；不同时间的平等对待，也称为前后一致、反对反复无常规则。”[26]还包括同种场合、相同时间的同等对待。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总结的那样，从平等原则可导出禁止恣意原则与行政自我约束原则。前者是禁止行政主体有意或疏忽以致违反宪法基本精神及事物本质的行为。后者则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如无正当理由应受其行政先例的约束，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得有不同的处理，相反，如有相当的理由，自可为不同的处理。[27]

宪法平等权的保障，以传统上的观点主要为“法律执行”或者“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偏重于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既要求执法者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得因为当事人的差异为不同的处理。但是，“除非法律本身有授权适用机关可以行使裁量权限，或法律本身已经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否则，法适用的涵摄决定过程中，平等的问题就显得较不重要。因为，法规范的使用（执行）机关，少有决定及侵犯此权利之机会也。但在公权力可实行裁量权及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法律适用之平等原则，就可产生拘束力。”[28]根据新时代的行政类型而言，平等原则不但消极上要求“相同案件，应给予相同的对待，不同的案件应不同的对待”。即此种形式意义的平等权犹如古典的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性质一样，防止公权力对人民不公平的侵害，在裁量和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是要为相同对待；同时在积极方面还要求行政提供行政给付时也要注意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平等原则的效力当及于给付行政之上。因为，“这种要求公权力消极不作为来保障平等权之看法，已经与现代法治国家之人民基本权利，应该具积极性之时代潮流，不能配合。”所以，“平等权对于公权力的裁量权利，已经形成扮演促进‘裁量自制’之角色。尤其是在法治国家的行政，皆在遵循依法行政之原则，而行政已有依法律行政转变为依法行政。宪法法理的平等权应拘束任何行政权力的特征，已日渐鲜明。故，基于平等权，可要求行政权力援引前例的予人民有利之处分，包括给付行政在内。”[29]

但是，这种依据平等原则的前提是必须使本身合法才行，也就是要排除“不法之平等”。“不法”本身并不受法律的保障，当然没有权利可言。因为“国家对于不法的案件本应极力在事前预防，在事后改正，岂可一错再错。故法适用平等不应及于不法的平等执法之上。采这种否认立场，可以不伤及正义观念，也是尊重法律规范力之表现，也无所谓信赖利益违背之顾虑。”[30]

（二）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

通过法来支配或者控制行政是近代以来行政法核心理念，同样也是行政法产生的最初动因。“在西方历史上，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洛克以前的英国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欧洲政治的基本格局是权力支配法律（至少在公法领域），而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所有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无非是要把这个公式颠倒过来，使法律支配权力。”[31]议会制定法律将行政活动、行政权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畴，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依法行政”，也就是形式意义上的“依法律行政”。

随着现代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的疆域在逐渐拓展，行政的裁量权也越来越大。相反地法律作为立法机关民主决议的产物，在应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力不从心。所以法律在授予行政主体裁量权时，应该尊重行政主体的首次判断，在具体的个别案件中，应允许它作出灵活、机动的处理。但是，法律仍要规定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般原则、程序、步骤等来对于裁量权进行合理的限制。所以，在法律的严格拘束之外，法的一般原则（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行政法一般原则）也应该成为行政主体行为的依据。这是现代意义的依法行政原理：行政主体除依据形式意义的法律为行为外，还需要受实质法律之支配，其中也包括行政主体自己制定的法规、规章以及个别的命令。此外，一些法的基本原则也应该得到遵守，如符合公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等等。从法的方法论角度来看，意味着从法的目的、法的精神、法的价值等方面出发来阐发法的实质内涵。这就要求行政主体作出一定的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法的原则和精神以及法的一般理性的要求。行政裁量应该是合目的性裁量、合义务性裁量，目的性和义务性即蕴藏在法的原则、精神和价值之中。

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其来源有：（1）宪法的具体化；（2）现行法律、法规抽象化的结果；（3）不成文的习惯法；4）法理，即从作为实证法基础的基本规范例如正义原则导出；以及（5）外国法的借鉴。[32]按照拉伦茨的观点，“一般法律原则的效力根据不仅存在于被制订出来的秩序，也存在于‘法理念之中，后者在历史上的具体形象，大部分实际上是借法律原则表现出来的；法律原则最后还可以在事物的本质中得其效力根据。’即就此点而论，也不可以将法律原则想象为‘非历史性的，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即使是依法理念或‘事物的本质’为基础的原则，也‘只能借着与特定历史情境相联结，并借助当时一般法意识的中介，才能获得其具体内容’。”[33]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符合法的一般原则要求，具有拘束行政主体的效力，也符合依法行政的原理要求，可以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加以运用。

（三）行政规则存在的外部效力之客观要求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与行政规则紧密联系，跟行政规则的效力和救济有关。行政规则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工作人员的一般——抽象的命令。或者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秩序，或者针对业务性的行政活动。行政规则的根据是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权，上级行政机关可以具体指令，也可以一般指令，即行政规则。[34]

行政规则从种类上看，可以分为组织规则和业务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控制规则、替代性规则。组织和业务规则主要调整行政机关内部组成和业务分工，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管辖权和程序事项。解释性规则主要是针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准则，特别是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指南。裁量控制规则是确定性机关如何行使法定裁量权的行政规则，其目的是确保裁量权行使的统一性和平等性。替代性规则主要是在法律缺位而又需要做出规范时，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规则，包含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和法律作出规定但是需要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则予以具体化，以创设必要的决定标准。

传统的见解认为，行政规则既是为了对内的事项而订定，根本不会涉及到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原则上对于相对人并无外部的规范效力。因为它并没有创设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只具有反射效力、间接效力和附属效力。那么，相对人也就无权主张行政机关应适用对自己有利的行政规则。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有许多行政规则系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如何处理人民的行政事务，而由于行政机关应以行政规则处理，因而是行政规则具有‘事实上的对外效力’。”[35]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事实上的对外效力”是通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间接对相对人发生效力的。当行政主体适用该行政规则作出数个相同或者相类似行政行为时，案件的相对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援引平等原则而请求行政主体自我拘束。通行观点认为，行政规则存在外部效果的根据是行政惯例和平等原则。“行政规则通过稳定的适用确立了同等对待的行政惯例，据此约束行政机关自身。除非具有客观理由，不得同等情况不同对待（所谓的行政自我拘束）。”[36]

事实上，认为行政规则具有绝对的外部效力或者不具有外部效力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仅从形式上认定是行政规则而放松司法审查或者强行归入司法审查，也并非符合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和司法审查有限的原则，而且这也掩盖了行政规则在种类、内容以及意义上的复杂性。行政规则产生外部法律效果的条件是：一是事实上存在法律效果，二是行政机关仍然享有自主选择的空间。[37]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行政规则进行区别考察。

组织和业务规则通常没有事实上的外部效果，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些例外，如管辖权、程序以及一些具有外部效果的组织规则，“有组织法即有行为法”的情况仍然存在。解释性规则旨在对法律规定的有关概念进行重新的确认，行政机关本身没有自主判断的空间。但是这里也存在例外，就是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行政机关享有判断余地，这时的行政规则即解释性规则具有特殊意义：行政机关的解释具有法律适用性，可以对法律适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对裁量控制规则和替代性规则来说，外部效果问题意义明显。当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规则将裁量标准具体化并且实践中予以稳定适用时，即必须在个案中坚持。这是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依法行政理论的共同要求。

三、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法律构成

由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大部分是以违法的行政实务为背景的，也就是存在裁量瑕疵的情况下。如果将此原则的适用无限制的扩大化，反而不利于对私人权利的保障，可能为行政机关滥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提供了理论上的盾牌。此外，也不能广泛的适用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所有的裁量情形，必须限定在极个别的个案中。因此我们在提出这一原则的同时，必须从法律要件构成上审慎、明确界定适用自我拘束原则的条件。

（一）须有行政先例存在

所谓行政先例，指“行政机关所为实际事务的处理，以先例而尊重之，因而继续应用，得有法之效力者，为‘行政先例法’，也称‘行政习惯法’。此种习惯法之得为行政法的法源，与司法判例之得为司法法的法源，理由相同：因行政与司法，同为法律下所行之作用，司法法的作用重在审判，而行政法的作用，重在行政事务的处理。故行政机关处理事务的先例，与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判例，同样重要。”只有存在先例，方可援引平等原则，如果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是关于此类的第一个，那么将不产生平等原则的适用。[38]另外，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应该是具有形式存续力和实质存续力的，亦即从形式上看行政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不能对此行为提起复议或者诉讼上的救济，该行政行为具有了不可争力。从实质法律效果上看，该行政行为对于作出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行为对象的行政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都有拘束力。

（二）行政先例本身必须合法

平等权虽然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但是法律并不承认“不法之平等”，因为“不法”本身并非权利，不受法律保障。“平等原则不足以使违法的行政惯例正当化；‘不存在非法的平等’，也‘不存在重复违法的请求权’。”[39]承认违法先例的拘束力，客观上可能造成行政机关有意或者无意地透过违法的先例来变更或者废除法律的适用。所以，即使有行政先例存在，倘若该行政先例本身系属违法，当事人即不得要求行政机关对该案件“援引前例”。[40]从维护法院最终法律解释权限的角度来看，“根据违反法律的行政决定进行行政的自我拘束，这是所有现代法治国家所不能允许的。对于这样的违法的行政决定，法院有权予以撤销，因而法院所拥有的法律解释权限不会因为适用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而自行丧失。”[41]只有从行政要严格受法律的拘束的原则上否认违法行政先例的拘束力，实践中才能在确保分权原则的同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样的合理化的法律机理，也就在制度上为违法行政行为的纠正提供了适当的契机。

从目前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判例来看，一般很少承认不法的平等，但也有学者建议平等原则虽不适用，却恰好信赖保护原则可以与之相相结合。[42]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其信赖保护的利益并不都是正当合理的，相对人也会因为违法授益行政行为而获得保护，从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来看，本身就允许依法行政的例外情形存在，而且要对个别的构成“可信赖”的利益进行保护。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角度看，应该允许承认违法的行政实务的自我拘束性的存在。但是，为了避免违法的行政实务基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抗辩来自法院的撤销，在判断是否应该承认这种例外的行政自我拘束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来作出灵活的、机动的判断。正如杨建顺教授指出，“在某个案件中，是否应该承认这种例外的行政自我拘束的问题，只能是通过对（1）相对人的利益；（2）是否‘基本上维持了阻止违法行政这一行政的法律适合性原则的宗旨’；以及（3）通过承认行政自我拘束性，‘被侵害的各个法令的规定所体现的价值’进行比较衡量来决定。”[43]

行政负有积极、主动塑造社会的义务，必须保证行政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并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及时地以新的合法行政代替以前的合法行政。如果承认合法的行政先例具有永远的拘束力，那么行政的积极、主动塑造社会的功能也无法得到发挥，造成行政的懒惰。所以，“对于合法的行政实务，承认其永久的拘束性，同样是存在问题的。”[44]自我拘束不得导致呆板的约束，因为这样一来同样违背裁量的初衷。必须为有别于通常决定的以个别情况为着眼点的判断留出余地。[45]对于合法的行政实务是否应该承认行政自我拘束性的问题，也应该进行如前所述的利益衡量，交由行政机关作出灵活的判断。[46]

（三）行政主体对事件享有决定余地

行政主体享有决定余地，包括行政裁量权、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判断余地、自由行政等范围。[47]所谓决定余地一般可以这样理解，立法者为了能够一般、抽象地制定规范，经常运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来作界定，因此常会有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上的构成要件由行政机关执法时裁量决定。行政本身享有着大量的裁量权，对事实的认定、事实认定的构成要件之适用（要件的认定）、程序的选择、行为的选择、时间的选择等过程均有裁量余地。[48]决定余地的实质在于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问题，当然这是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所具体规定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于行政的羁束或者裁量性的不同规定构成了行政主体决定余地的存在。只有行政机关有裁量权，或者有指导裁量的行政规则存在，才能适用自我拘束。因为，“在严格受法律拘束的领域，没有必要特地提出行政的自我拘束法理，就可以认为有矛盾的行政决定是违反法律的，因而是可以撤销的。进一步说，从用语的意思来看，行政的自我拘束，在法律规范上，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行政的判断乃至行为余地的情况下，行政自己朝着一定的方向来规范或者限定这种余地。所以，在完全不能承认这种余地的严格受法律羁束的行政领中，行政的自我拘束是不可能的。”[49]

四、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可预期意义

首先，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可以为大量存在的行政机关选择性执法以及怠惰执法的问题提供理论上解决的路径。选择性执法的问题虽然形式上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失职等，但法院判断不作为成立的要件比较复杂，而且相对人举证上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行政机关只处理一部分违法者，而对某些违法者放任、甚至保护，这也属于行政裁量的滥用的范围。确立行政机关自我拘束的法理，可以避免出现裁量滥用、恶性执法的难题，从行政机关的执法心理上看，遵循“自我束缚”的行政惯例比来自立法机关、法院的强加的规则更为积极。另一方面，也促使行政执法人员积极行政，纠正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的违法实务。

其次，从法律传统上看，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都比较强调行政机关的自主性和对法院的优越性，而且我国的行政诉讼确立的是合法性的审查原则和合理性审查的例外（滥用职权和行政处罚显失更正的情形）。法院要想强行介入对行政裁量的审查，难度较大。利用此原则可以在司法的有限性与行政的主动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一方面，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客观上承认行政机关的特定内部规则具有外部效力，从法的执行的角度看，能够很好的为行政机关作出个案裁量提供形成空间。从司法审查的角度看，该原则恰恰也为法院介入行政裁量空间提供了一个正当化的理由，因为行政机关遵循的是自己创造的“先例”，而不是法院强加给行政机关的。该原则还为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审查提供了更加具体和可供操作的基准，并且法院利用该原则限缩了行政裁量的空间，使行政机关“作茧自缚”。

最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可以在司法审查之前就预防行政机关裁量的违法性。毕竟行政裁量的广泛存在，决定了司法审查范围是有限的。“尤其是由于行政裁量形态的不同，决定了司法审查程度（或曰深度、强度）的多样性。在广泛存在行政裁量的现代行政过程中，除了司法审查与其他各种监督机制互为补充，形成对行政权运作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之外，行政部门的自我拘束（自律）的法理亦是确保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50]行政机关遵循自我拘束原则，意味着严格按照事前的裁量规则来进行个案裁量，“优点在于可避免不必要的裁量，缩小行政机关选择余地，允许行政机关以此规则为指导处理同类的案件，保证行政机关执法的相对一致性和裁量结果的统一性；也可以使行政机关面对压力和情面，以简单的‘我想帮你，但我要受此规则限制’这一简单应答做挡箭牌。”[51]实际上，其作用在于“替行政机关规定一个行为的准则，公务员在作决定时有所依据，避免前后决定不一致的矛盾，避免专横的决定，同时也避免机械的决定。”[52]裁量主要服务于个案的正义的实现，在遵循这一原则同时，应该允许行政方面在具体实务中可以用新的裁量基准来替换从前的裁量基准，以展开新的行政实务。行政执法人员必须要保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否适用事前的行政先例的权力，当然在做出新的裁量规则的时候必须要详细说明不遵守原先标准的理由。

综合本文，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来自平等原则的深层次要求。而承认了行政先例是用于未来个案的效力，自然的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并且使行政裁量尽可能的合乎平等原则的要求。可以说，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很好的弥补了禁止恣意原则过于抽象和操作上的难点，拓展了平等原则保护私人权利的空间。行政机关的这种“自我节制”也为私人免受行政机关的不合理差别对待提供了牢固的屏障。而且，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严格遵循此原则，行政机关在没有特别的情形下或者不存在“合理性差别”的情况之下，就有义务创造“要件上的平等”，并且可以产生相对人的主观公法权利，包括防御性的请求权和给付性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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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2]罗豪才教授将行政法基本原则首次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可以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姬亚平：《行政合法性、行政合理性原则质疑》，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薛刚凌：《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黄贤宏、吴建依：《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思考》，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金承东：《论行政法律保留原则》，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李燕：《论比例原则》，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黄学贤：《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简论》，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范剑虹：《欧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内涵、渊源、适用于在中国的借鉴》，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张坤世：《比例原则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由一个具体案件引发的思考》，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12期；湛中乐：《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何景春：《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行政平等范文篇7

一

关于税收制度的正当性说明，几个世纪以来产生了众多学说。17世纪的公共福利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因此需要通过征税取得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费用；18世纪的交换说与卢梭、亚当o斯密等著名的思想家相联系，因而该学说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为基础，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主体，国民因国家活动而得到利益，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因而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特别交换关系；19世纪起源于英国、后发展于德国的税收牺牲说，最终以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基础，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当然的义务；20世纪与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的经济调节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是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分配的重要手段。上述学说以及其它关于税收合理性说明的理论，[3]有的富有浓厚的政治学色彩，有的充满了社会学概念，有的具有鲜明的经济学意义。各种学说理论基础、逻辑风格各异，但殊途同归，国家税收正当性得以说明。受各种理论学说的启示和诱导，人们能够理性地认同这样的逻辑和结论：公民或者说人民纳税支持国家和政府执行公共职能、履行公共责任，才能有国防、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无论市场化的程度多高，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配合，市场配置资源失灵，国家和政府通过税收措施制约经济冷热，熨平经济周期，平衡经济波动；社会财富积累的一般规律预示着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政府依靠税收维持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类似的逻辑推理和结论使税收及其制度化存在的正当性不容置疑。

行政收费既不是为了公平的社会分配而求取社会稳定，也不是为了公共设施的建设而输出公共服务，又不是为了疗治市场的失灵而平衡经济发展，行政收费制度与国家税收制度不同，其正当性应当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使用国有土地、矿产资源，政府收取资源使用费；企业超过法定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政府征收排污费；等等。使用国有资源缴纳资源使用费、超标排污缴纳排污费，行政收费建立在这种特别交易基础上显示了它的合理性：特别收入满足特别支出。行政收费的特别交易性表现为这种交易不是真正的市场交易和等价交易，尽管近几年来有些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开始启动拍卖程序，从而使这种交易多少带有市场色彩，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这种特别交易也不能说明行政收费具有补偿性，因为将使用资源作为缴纳资源使用费的补偿，或者将超标排污视为征收排污费的补偿，等于为特别收入而特别支出，不符合社会一般常识和行政收费的基本逻辑。

无论税收还是收费，行政征收的正当性能够获得逻辑的理论说明，但其现实正当性却需要一定理念的呵护和维持。也可以这样认为，当行政征收的正当性本身保持沉默的时候，法治、平等、人权等理念能够塑造行政征收正当性的实践。其一，近现代以来，法治理念普及于公共生活诸领域。“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无法律则无课税”等至理名言是税收领域法治理念的浓缩。[4]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民或其代表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无代表则无征收；行政征收制度由国家立法确立，所有行政征收行为必须依法而行，无法律则无征收；无论税收还是收费包括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视野，无救济则无征收。其二，近些年来，平等观念越来越广泛地渗透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公共权力领域，平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经产生了获取立法平等对待的新的渴望。行政征收领域的平等观念基于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常识而自然产生：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国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收入多的人多纳税，收入少的人少纳税；谁使用谁缴费，谁受益谁缴费。由上述政治和社会常识支持的平等理念不断质疑税收领域的优惠政策和税收立法上的非国民待遇现象，促使行政征收机关通过实践平等理念而接近行政征收的现实正当性；其三，十几年来，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日益作用于公共生活，进而使人权在某种意义上逐步成为公共权力的界限。行政征收领域的人权理念使得财产权成为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概念，敦促着政府的行政征收以法治姿态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人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观念已经促使政府检讨现行税收和收费制度，在行政征收领域认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二

关于税收的原则，首先是经济学和财政学意义上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o佩第最早提出税收原则，他主张税收应当遵循公平、简便、节省三项原则，其中心是公平原则；德国新官房学派代表人物尤士第提出税收六项原则：自愿纳税原则、合理征税原则、平等征税原则、依法征税原则、低费征收原则和便捷征税原则；亚当o斯密则提出著名的税收四项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和节约原则；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则将税收原则概括为税负适度、节约费用、税负公平、最小妨碍和增进道德五项原则；西方财政学创始人阿道夫o瓦格纳将税收原则阐释为四大项九小点，即著名的“四项九端原则”。[5]上述经济学和财政学上的关于税收原则的观点和主张，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均有其合理性，并能兼并出两项共同的税收基本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从法学的角度分析税收，在国内法学上，税法一般被纳入传统的经济法体系内，成为财政金融法的主体内容，或者作为行政法的一个部门，与工商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同归于部门行政法体系。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法还是部门行政法的视角分析税收，与税收相关的观念、原则和制度都无法去除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影响。在经济法意义或者在早期的行政法意义上表述税收原则，大致也是重复经济学和财政学上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如果从现代行政法的角度研究税收，税收连同行政收费构成一类公共权力行为，行政征收将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一样被纳入宪政视野，并被输入和强化法治行政的思维和意义。根据“理念-原则-制度”的法治行政分析模型的指引，法治行政的基本原则起源于法治行政的基本理念，前述行政征收的法治、平等、人权等理念将逻辑地演绎出行政征收三项基本原则：法律主义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和人权主义原则。

行政征收应当贯彻法律主义原则。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最早产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议会取得对国王征税的否决权为起端，经过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被正式确立。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弗吉尼亚法案》，宣告未经人民或其代表同意，不得对人民课税或为公共用途剥夺人民财产。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最终奠定了“无代表则无课税”的税收法律主义的宪法基础。1920年代以前，租税权力关系学说在德国占据统治地位，所谓的税收法律主义具有不彻底性。1920年代以后，在实质性法治国家观基础上，在与传统的租税权力关系学说的对峙中，公法的租税债务关系学说逐步赢得了主导地位。德国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发展到了“无救济则无课税”的境界。如前所述，行政收费与税收存在若干不同，尽管如此，它们作为同类的公共权力行为还是有其共同点：无论税收或是收费，均是公共权力面向公民的合法财产，因而都必须满足法律主义原则的要求。行政征收法律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应当包括：通过国家法律建立行政征收制度，这意味着唯有国家立法才能设置税收和决定收费，没有立法或法律授权，政府不得自立规范设定税源、税率和收费。行政征收的法律主义原则在制度层面上反对行政中心主义；所有行政征收权限应当由法律明定，所有行政征收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根据并遵循法定程序。行政征收法律主义原则在行为层面上演变为合法性原则；行政征收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就税收和收费发生的争议，应由司法进行裁判，评判的标准不再是抽象的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而应当是法律。行政征收法律主义原则需要司法终审主义的配合和支持。

行政征收应当贯彻平等主义原则。1789年法国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3条规定：为了维持军警力量和行政费用，公共捐税是不可少的，此项捐税应当在全体公民中按照他们的能力平等地分摊。法国《人权宣言》不仅阐明了租税存在的理由，将课征租税的权力交与人民或其代表，而且宣布了租税平等主义原则。凡立宪国家都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及公民应当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租税平等主义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行政征收领域的具体体现。行政征收平等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应当包括：行政征收面前人人平等。税收领域基于公民或法人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具有普遍性，平等主义原则即是国民主义原则，人人都有纳税的义务以及与税收相关的权利。收费领域禁止“搭便车”现象，同是特别受益人应当同样缴费。行政征收平等主义原则意味着税或费的普遍征收；行政征收特别是税收领域的平等不是绝对平等，税负应当分担但不是均担，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应当同等纳税，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应当区别纳税。公共征收平等主义原则意味着税负的公平分担。

行政征收应当贯彻人权主义原则。人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沉淀和宪政主义的实践成果，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确立的公共权力运行的准则。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公共权力生活中的至理名言。随着人权主义逐步成为影响国家和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普遍化理念，从人权的视角反思行政征收领域中政府与公民的相互关系并检讨现行税收制度和行政收费现状，已经成为公共权力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行政征收领域的人权主义关注公民财产权。财产权在公法上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和凝重，公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促使公共机构为人民提供、维护秩序和安全，以确保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人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观念也越来越促使公法制度约束公共机构不得巧取豪夺人民财产。[6]行政征收人权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应当包括：设定税收底线，关照人民生存权，实行最低生活费不课税以保障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人权主义原则实质上就是人道主义原则；创设和保障公民的正当程序权利，制止滥用征收权侵害公民、法人财产权。人权主义原则需要程序正义原则的保障；建立完全的行政征收救济机制，对违法的行政征收，包括抽象的税费设定和具体的税费征收，纳税人或相对人能够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人权主义原则要求司法审查制度的援助；[7]以及禁止税费重叠，避免造成人民双重或多重负担。

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大规模的立法修正展开了对税收领域的非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措施的清理，学界和官方为制定统一行政收费法也已付出多年的立法努力，与此同时，税费关系受到全面检视并逐步推行费改税，行政征收制度由此在现实合理性、规范程度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根据“理念-原则-制度”的逻辑关系，理念是制度的精神和灵魂，原则是制度的铺垫和主线，制度是理念的物化和原则的延展。在法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及其衍生的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的导引下，行政征收制度正在显示出规范征收权力、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本走向。沿着这一基本走向，加快行政征收制度建设，建构行政征收权力制度、行政征收程序制度和行政征收诉讼制度，对推进法治行政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征收权力的制度安排是行政征收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回应法治、平等和人权理念，根据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的要求，建立行政征收权力制度，对行政征收权力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规范行政征收行为、改进行政征收质量、提高行政征收水平具有根本作用。行政征收权力的制度化问题应当包括：其一，明确行政征收权力的性质和内容，这关系到征收权力的宏观分配。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权力一样，行政征收权力不是纯粹的行政权力，以税收权为例，按照“无代表则无税收”的逻辑推论，税收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应当归属议会并被视为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征收权可以视为一个权力体系，税费设定权、征收执行权、征收监督权是行政征收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税费设定权原则上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或法律授权，可以行使有限的税费设定权；征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对行政征收的监督应当是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全面监督，征收监督权应当合理配置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其二，明确行政征收权力的适用领域和范围，这关系到行政征收执行权的微观分布。征收执行权包括税收征收执行权和行政收费执行权，前者一般安排在海关、税务、财政等机构，后者则几乎遍及所有政府部门。根据权力分布规范化要求，行政征收执行权应当尽量避免散乱。税收征收执行权应当集中于海关和税务机关，尽可能取消其它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执行权；行政收费执行权更不可以过于分散，而应当集中配置，建立行政收费征收机构统一行使收费执行权。

建立和完善行政征收程序是行政征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通过程序实现正义、通过程序控权以保障人权等类似的认识和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着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程序法治对于建设法治行政的意义日益凸现。贯彻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建立和完善行政征收程序，规范行政征收权力的行使，是法治行政的题中之义。行政征收程序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应当遵循如下思路：其一，广义地讲，行政征收程序包括了税费设定程序、征收执行程序和征收监督程序，除重视征收执行程序外，至少要强调税费设定程序化。比如，开征新税、税率调整、收费决定等应当经过听证程序。其二，狭义地说，行政征收程序专指征收执行程序，为税费征收执行权设置运行程序，通过法定程序控约征收执行权，将有利于减少行政征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财产权；其三，行政征收应当排弃“征收权力-纳税、缴费义务”的传统单向思维，在税费征收和支出等各个层面上，通过程序创设相对人的参与和监督权利，防止和抑制行政征收权力的滥用和专断。

构建行政征收全面诉讼制度是行政征收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建设行政征收全面诉讼制度是发展中国宪政和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层面，也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财产权及相关权利的积极措施。它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其一，尽管行政征收领域的抽象行为将受到严格限制，但不能完全消除行政机关的税费设定权限，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不仅能够对违法的具体征收行为提起诉讼，而且应当通过改进和发展司法审查制度，使相对人能够借助司法权向抽象征收行为提出挑战；其二，尽管行政征收的主要内涵是税费征收，但随着法治行政的不断进展，税费支出的法治化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这不仅使加强立法机关对行政预算的监督成为必要，而且应当使相对人既可以对不法的征收行为提起诉讼，又能够将违宪和违法的政府税费支出行为诉诸法院。[8]无论是以监督行政征收权力为出发点，还是着眼于给予权利以有效救济，完善和发展行政征收诉讼制度都至为关键。

注释：

[1]行政征收是新近几年行政法学上广泛使用的概念，较早论及行政征收的学者泛化了行政征收的概念，将行政征用视为行政征收的重要内容。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49页。近来也有学者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行政征收，将广义上的行政征收包括了行政征用和行政征调。参见熊文钊著：《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81页。在国外，有公用征收、公用收用、公益征收等概念和理论，与我们使用的行政征收概念有所不同，比如在征收标的、有偿或无偿等方面，象法国的公用征收，标的限于不动产，并贯彻事先补偿原则。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但这些概念和理论所体现的理念和原则对于建构中国行政征收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毫无疑问，一国政府能力强弱取决于国家财力大小。国家财力主要由下列方式提供：增发货币、发行国债、征税和收费。税费特别是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和政府能力的基本支持力量。自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税收形式从社会收入中获得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日渐提高，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因而有学者将近代国家称为“租税国家”或“税收国家”。

[3]例如岂埃尔创立的税收保险说，认为国家保护了人民财产和社会公共秩序，人民因此就应向国家支付报酬。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如同保险公司与投保者的关系，税收就是国民向国家交纳的保险费。再例如以维克塞尔、格伦采尔、林达尔等为代表人物的税收价格论，认为国家可以分解为构成国家的个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就是满足每个人共同的私人欲望，因此，个人纳税就象为满足私人欲望而购物时所支付的价款。参见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4]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曾在宪法意义上论及国家岁入、赋税与法律的关系，他认为：“除世袭岁收外，全国岁入概赖法律规定下之赋税。由此观之，全国岁入概赖法律而存在；他只是巴力门法案下之产物而已。”戴雪关于赋税与法律关系的观点完全对应着其一贯推崇的法律主治理念。参见[英]戴雪著：《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5]“四项九端原则”是指财政政策、国民经济、社会正义和税务行政四项原则及其框架内的九个基本点：1、收入充分；2、收入弹性；3、慎选税源；4、慎选税种；5、普遍；6、平等；7、确实；8、便利；9、节约。

[6]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对于财产权的公法保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刑法保护和税法保护。刑法通过打击盗窃、抢劫、贪污等犯罪为公私财产建立安全保障；税法应当为征税者设定权力界限从而避免对公民财产权的公共侵犯。

行政平等范文篇8

一

二

三

注释：

[1]行政征收是新近几年行政法学上广泛使用的概念，较早论及行政征收的学者泛化了行政征收的概念，将行政征用视为行政征收的重要内容。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49页。近来也有学者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行政征收，将广义上的行政征收包括了行政征用和行政征调。参见熊文钊著：《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81页。在国外，有公用征收、公用收用、公益征收等概念和理论，与我们使用的行政征收概念有所不同，比如在征收标的、有偿或无偿等方面，象法国的公用征收，标的限于不动产，并贯彻事先补偿原则。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但这些概念和理论所体现的理念和原则对于建构中国行政征收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行政平等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裁量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司法审查

一、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及其含义

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

（二）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

（三）行政规则存在的外部效力之客观要求

三、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法律构成

（一）须有行政先例存在

（二）行政先例本身必须合法

（三）行政主体对事件享有决定余地

四、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可预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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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2]罗豪才教授将行政法基本原则首次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可以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金承东：《论行政法律保留原则》，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6]胡建淼：《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载《东吴法学》2000号刊；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吴偕林：《论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12期。

[7]李春燕：《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法学》2002年第5期。

[8]郑春燕：《必要性原则内涵之重构》，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9]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0]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3页。

[11][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著者前言第2页。

[12]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

[1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15]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

[16]参见李震山：《行政法导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72页。

[17][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8]张馄胜：《析论禁止恣意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04页。

[19]参见邱基峻、邱铭堂：《论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35页。

[20]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页。

[21]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49页。

[22]同上，第249页。

[23]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87年版，第2页。

[24][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页。

[25]“当作是具体化宪法的行政法”系德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弗立兹？韦纳所言。具体可以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26]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27]参见城仲模主编：《行政裁判百选》，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28]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29]同上，第672—673页。

[30]同上，第673页。

[31]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32]参见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三版），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54－56页。

[3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7页。

[3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91页。

[35]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60页。

[3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37]同上，第604页。

[38]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行政法院“用预期的行政惯例”的概念来解决平等原则无法适用于第一个案件的问题。但理论界认为，只有在第一个案例己经成为行政惯例并且依法声明的情况下，该理论才是合理的。如果第一个案例始终是唯一的，则不存在严格的外部效果问题，这种行政规则只能被作为具体的行政命令对待。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3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页。

[40]参见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58页。

[41]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页。

[42]陈新民：《平等原则拘束行政权的问题》，载台湾行政法学会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0页。

[43]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71页。

[44]同上，第71页。

[45][德]平特纳：《德国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46]参见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72页。

[47]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59页。

[4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8页。

[49]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70页。

[50]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页。

行政平等范文篇10

行政公正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笔者就构建行政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平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正义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标准,公正则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何谓公正？如何实现公正？在西方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公正的论证可谓学派林立，经久不衰。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中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P231）各理论学说强调一个核心的理念：公正意味着每个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得到同等对待。一般来说，公正意味着维护正义和中立，防止徇私舞弊，其核心是无私和中立。公正的理念在西方各国法律体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英国法治以NaturalJustice(自然正义)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宪政以DueProcessofLaw（正当法律程序）和CheckandBalance（制约平衡）为其支柱。

行政公正原则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2］（P48）行政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相对人和处理行政管理事项。行政公正是确保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为社会一般理性人认同、接受所要遵循的原则。“行政公正要求改变过去权威行政的陈旧观念，实行民主行政、公正行政、公平行政、公开行政。”“行政公正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的自我要求，也是社会公众的外在期望。”［3］（P48）

一、行政公正的逻辑起点—控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公正原则相当程度上是与自由裁量权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行政官员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选择行动的权力的时候，才会对其要求公正。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依据法律积极的明示或消极的默许，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的权力，称之为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是使普遍的法律、行政法规更好地适应了纷繁复杂和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我们能做的务实的选择就是如何用法律来控制、规范它的行使，从而尽量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而行政公正的原则实质上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

二、行政公正的内容

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价值的手段、工具和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机制作用的对象和目标，并在程序公正机制的运作中接受检验。“实体公正是一种结果价值,而程序公正是一种过程价值,其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行政公正。”［4］（P99）形象公正则是行政公正的外在要求。行政公正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实体公正是行政公正的本质要求，

1、依法办事，不偏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办事,是行政执法法治理念的要求。法律不是确定某一个人的特殊利益,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针对人们整体,确定人们整体利益的。因此,它不会对处于同样情况的人,作出不同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离开法律办事,就可能因感情或其他因素而不能一视同仁,就可能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从而出现不公平、不公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行政机关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应当运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徇私，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系的组织、团体、个人谋取私利。

2、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这一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行政机关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授予相对人权益，还是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无论是赋予相对人某种资格，还是对相对人科以某种处罚，都必须平等地对待相对人，不能因相对人身份、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平等对待包括两种情形：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当然，平等对待相对人并非意味着不分情况，不管差异，一律相同。对于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不仅不应该歧视，而且还应当根据实际与可能，依法适当地给予特殊优待和保护。

3、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所谓相关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政策的要求、社会公正的准则、相对人的个人情况、行为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果等。所谓专断，就是不考虑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推理、判断，任意地、武断地做出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既要合法，也要适当。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能考虑不相关因素。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应考虑相关因素,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推理、判断,任意地、武断地作出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

4、比例原则。实体公正还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万般无奈之下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也要求小于因此取得的行政收益。

（二）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

现代的正义观念已经由传统观念中的实体正义转变为了具有‘显示’作用的程序正义,程序的公正是程序法本身所应具备的独立的价值理念。事实上,实体的公正是如此的难于捉摸,而程序的公正却是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公正。”［5］（P213）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因此，程序的公正在当前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它具体包括：

1、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回避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或者行政机关被认为有成见或者偏见，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主动回避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回避，不得参与该事项的处理的制度。回避制度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这项原则要求“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确立回避这一法律制度与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期待有关。回避裁决与自己有关利害关系的争议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排除与所处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行政执法人员主持行政程序，从而实现行政公正;有利于消除相对人对程序结果不公正的怀疑，增加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感，提高其对行政决定的认同，保障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2、不单方接触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处理两个以上行政相对人的、具有相互排斥利益的事项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其证据材料的制度。不单方接触也包括行政处罚裁决机构或听证主持人在就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不能在被处罚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行政机构或工作人员私下商量、交换意见和讨论处罚内容。不单方接触制度有利于防止行政执法的腐败和偏见,防止行政机关对一方当事人偏听偏信而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确保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确保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即行政公开，指的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开，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它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前,必须事先通知相对人,听取相对人对有关事实、理由的陈述、解释或申辩(紧急情况下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特殊情况除外)。行政公开的本质是通过一种法律程序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行政执法主体之所以在作出行政行为前要通知相对人,是为了使相对人对相应行为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和理解,为履行相应行政行为为之确定的义务自觉进行必要的准备。行政执法主体之所以在行为前要听取相对人的陈述、解释、申辩,主要是为了防止和克服行政执法行为的片面性和可能的差错,尽量避免冤假错案。

4、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对政府决策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的保证，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程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限，权力的运行更加规范、透明，从而建立起政府和老百姓的互信关系。政务公开有效避免了暗箱操作，保证了行政公正。

5、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听证制度作为行政机关听取陈述和申辩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就有关问题听取当事人评论意见，同时予以说明解释的制度。听证制度被公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的核心，对于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6、职能分离。职能分离，指的是将行政机关行使内部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时要加以分离，使之由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行使。职能分离是分权原则在行政主体内部的运用。职能分离可以防止行政执法人员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能防止执法人员的偏见，保证行政决定公正、准确。

（三）形象公正是行政公正的外在要求。

公务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公务员在执法过程中，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公务人员的身份，否则，就会妨碍行政公正的实现。目前，在政府机关中存在个别公务员由于对自身形象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导致了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办事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对行政机关执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的现象。［3］（P48）

三、实现行政公正需要构建的平台

（一）市场经济平台

“市场培育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市场培育实际上是市场主体的意识、能力等多元化方面的独立性培育，这种独立性是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能量的充分而又合理的释放。”［6］（P112）“这种主体性和个体性是个人应该敢于用理性的尺度来评判一切，个人应该拥有按照自己的正当权利进行社会活动的自由。”［6］（P113）市场主体的独立性最大程度的发酵，就会经由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使得政府不能脱离公断者正中的位置，而偏袒地站在与己有利或血缘相通某些（国营）企业一边，发号施令、指手划脚，使行政运作不应有地跌落于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底线之下。”［6］（P114）

市场经济也是孕育现代平等意识和自由观念的母体，所以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为它提供更广泛的服务时，也对公共行政的公正性提出了强烈要求。人们的公正要求来源于平等意识和自由观念，而平等和自由则是由市场经济来加以确立的，并且反过来成为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创设了平等和自由，市场经济又提出了对平等和自由的需求，这表明平等和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着客观基础的。但是仅仅有了这种客观基础，并不意味着平等和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侵害。所以，自觉地维护平等、自由，应当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平等、自由和公正是涵义相近的概念，但它们的适应范围和所标示的理论指向是不同的。如果说平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对等性的话，那么自由则突出了这种对等性关系中主体的独立性。至于公正，则是向某种权威力量提出的维护平等和自由的要求。市场经济创造了市民社会的领域，使之与公共的领域并存，平等和自由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原则和基础，而公正则是市民社会对公共领域的行为要求。

（二）政治平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对于实现行政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政治上,如果行政主体的职能关系理顺得不好,各行政主体互相推诿扯皮,行政官员恣意专断,官僚主义盛行等,都会弱化公民对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关注。更有甚者，如果行政官员不能以身作则，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反而是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腐败不断,那就更无行政公正可言了。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改进行政管理的方式，建立公正的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非法利益合法化”；如何在制度上促使政府部门行政公正，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要保证政府部门行政公正，必须在政府部门行为和公务员管理方面加强五项制度建设。1、开放的沟通制度。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及其部门需要响应公众的需求，为了响应公众，就必须了解公众的需要是什么。因此，建立向公众开放的沟通渠道和反馈制度是保证政府部门行政公正的重要条件。2、开明的行政协商制度。行政协商是实现各种利益主体利益平衡的途径，也是政府的重要事务。这种协商过程实际上是利益的再造过程，也就是塑造公共的利益，让各方在这一公共利益中得到满意的结果。各方皆赢的状态是行政公正的结果。3、开通的信息公开制度。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包括政务公开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公务员的私人生活的公开。政务公开已经在上文实体公正中谈到，这里我只论及公务员私人生活公开的问题。公职人员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其隐私权应适当递减。部分公开公务人员的私人资讯，不仅有助于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能促使其避免偏私的嫌疑，这也是形象公正对公务员个体公正的要求。4、开放的听证制度。必须完善听证制度，使听证制度成为维护行政公正、防止政府部门任意行为的保障。5、开阔的救济制度。上述制度并不能完全保证行政公正，为保证行政公正，还必须有救济制度，为公众提供救济渠道、方式。

（三）现代文化平台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影响延续至今，反映在行政执法中就是“情大于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受儒家思想强调“情”的影响,人们的权利观念比较淡薄，这就使得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往往把“人情”、“关系”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行政公正。如果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普遍增强，就会有效的制约行政权力，促使行政主体尊重相对人的权利，慎重行使公权力，从而促进行政公正的实现。可以说,权利文化是行政公正存在并得以发展的土壤。因此,我们要逐步改变不利于公正发展的传统文化,树立公正意识,建立公正理念下的文化。［4］（P100）

此外，我们还必须重塑行政文化。孕育于传统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的行政文化，又反过来逐步加深了行政人员对行政管制型权力行使方式的过度依赖。要构建行政公正机制，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应当在当前政府治理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彻底摒弃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制度安排，铲除管制型文化的舆论和心理基础，树立以公众为中心的基本理念，重新设计和塑造权利至上、服务为本的行政文化。

（四）法律平台

2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我国先后制定了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行政执法领域的“无法可依”的状况已经基本改变。但是，带有行政基本法性质的《行政程序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孕育立法，至今仍然阙如。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行为，保障行政公正，提高行政效率的迫切需要，对于发展民主政治，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遏制腐败现象，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已经为我国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没有公正的执法。可以说，绝大部分行政违法都跟缺乏程序保障有关。甚至，有些案件处理结果基本公正，但因为没有遵守基本的程序准则，当事人也认为不公正，感到难以接受，到处告状、上访。近几年的立法吸收了回避、告知、听证、送达、说明理由等程序性规定，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推进行政公正还需要大力加强法律程序建设。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盖晓栋，行政公正的含义及其实现［J］.理论探索，2005（法学专辑）.

4、陈长均，试论行政公正［J］.理论探索，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