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制度范文10篇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1

国家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赔偿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请求赔偿的主体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引起赔偿的行为的具体行为而非抽象行为，其赔偿主体是国家而非某个机关或个人。我国在行政赔偿中确定的是行为违法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法的要件主要是侵权主体要件，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要件是要件侵权主体的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结果要件必须是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确定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受害人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以及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正当防卫等情形。

关键词：行政赔偿制度

所谓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责，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们的国家赔偿制度而言，依照巜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大部分。就国家赔偿的实践来看，国家权力的行使，绝大部分是行政权力、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的损害也较多。所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行政赔偿制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政赔偿的特奌

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关于行政赔偿的规定看，具有以下特奌：

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国行政赔偿的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统治阶级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时，是通过其设置的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的具体的国家职权而实现的，因此，国家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由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当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违法或侵权时，其当然成为主体。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具体履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职责的人员，其在履行行政职务时，代表国家，具体说来，是代表其所在的行政机关，其与国家之间，实为一种职务委托关系，因此，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职权过程中出现违法行政或造成侵权时，应视其为行政侵权的行为主体。

第二、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赔偿权利的请求人是其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它具体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行政赔偿的请求人为行政机关管理的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指：有权请求行政赔偿的主体不是仅局限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所指的对象，而是凡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侵害而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提出行政赔偿的请求。其二，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前提是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在行政赔偿中，损害是指行政管理相对方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它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给相对方的权益带来的不利影响，或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如某公民被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某企业的财产行政机关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违反国家规定而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的行为等，上述违法行政行为均导致了行政管理相对方在人身权或财产权方面的实际的确定性的损害。其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如果发生了对违法权益的侵害事实，行政管理相对方不能就此提出行政赔偿。

第三，引起行政赔偿责任的行为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而非抽象行政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对象，并对该对象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这种规范具有普遍性约束力，它一般不针对特定对象。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引起行政赔偿责任。尽管抽象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形成对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侵犯，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将其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因此，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针对行政机关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诉讼、请求行政赔偿时，则法院不会予以支持。但是，如果某行政机关依据该规范性文件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如收取某种费用）或已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以起诉，并请求行政赔偿。

第四，行政赔偿的主体是国家。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责任，即国家是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但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因此，承担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是违法行政并造成损害的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宪法或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从事并直接实施行政管理，因此其行为过程代表国家，其行为结果也归属国家。只要其行为违法并造成实际损害，都要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由国家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主要表现在赔偿费用是由国家支出，而由赔偿义务机关违法侵权并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来具体办理赔偿事务。

二.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原则，是指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后，应依何种根据使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体现着国家的侵权立法政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担负、归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责任依据问题，即凭什么要某行为人负责的问题。某一损害行为发生以后，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为依据，还是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依据，抑或以损害结果为依据，有赖于一个国家不同的选择。选择何种归责原则，实际上反映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行政赔偿选择何种归责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如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均采取的侵权违法，过错原则。而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则采取的结果原则。而我国《赔偿法》对行政侵权赔偿，采用违法原则、而在刑事侵权赔偿即对错捕、错判，则采取结果原则，即无过错原则。我国《赔偿法》第三章、第四章规定的行政赔偿，不论是侵害人身权还是侵犯财产权，构成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的。可见，我国《赔偿法》在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上，选择了违法归责原则。

三.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的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所应具备的条件。责任的承担必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如此。在我国，行政赔偿所采取的归责原则决定了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关于行政侵权主体——主体要件

行政侵权主体一般是指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侵权主体可以分为两类，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里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这里的行政机关是指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设立的行政机关。这些机关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包括：国务院名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暑等，这些机关由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其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垆机构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等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由国务院自行设立，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其三，国务院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如国家邮政局等。其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其六，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如省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即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所和街道办事处；又如政府工作部门的派出机构，即公安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其七，非常设机构，如为行政管理需要而成立的各种办公室、领导小组、联合执法机构等。总之，只要属于国家行政机关，都可以成为行政侵权主体。

2．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在我国，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也可能成为行政侵权主体。其前提条件是：有法律、法规授权而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这些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可以独立对外实施管理职能，因而其也可以成为行政侵权主体。如在我国基层行政区域中设立的卫生防疫站、商检所等。

3．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在我国，行政机关为了进行行政管理，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根据工作需要，将自己享有的部分职权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委托行政行为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可委托。在这一委托的法律关系下，受委托的组织是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从事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活动，其行为后果也当然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

（二）违法行为——行为要件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行为违法在这里应包含两层内容：

1．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政侵权主体执行行政职务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导致损害的行为应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所谓执行职务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这类行为主要有：

第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并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行为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其一，它是国家行政机关所做的行为。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其授权范围内或委托的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其二，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其三，行政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正是行政行为的这种法律性，才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依法行政，也要求对这种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应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行政机关所为的行政行为从类别上又可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事件所做出的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

第二，事实行为。从性质上看，事实行为主要有两类：其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作出的事实行为，这类行为在行政活动中非常普遍，如行政管理人员的有关调查行为、对扣押物品的保管行为等。其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事实侵权行为，如拘留所管理人员殴打被拘留人员。

第三，行政不作为。这是指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其职责。如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而行政机关不予答复；食品卫生机构发现过期受污染的食品，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其流入市场，致使居民身体受到特别侵害；警察看见某公民遭抢劫而呼救，却不予理睬等等。

2．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

行政侵权行为违法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本原因。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都可以引起行政赔偿

（三）损害事实的存在——结果要件

行政赔偿的首要功能是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功能，即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侵犯时，通过行政赔偿制度为其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以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由此看来，任何行政侵权赔偿责任都必须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条件，因为没有损害，就谈不上赔偿。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损害事实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损害事实是确定的，已经发生的损害，而不是不确定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即行政赔偿责任构成所要求的损害事实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凡是虚构的主观臆想的损害都不能引起行政赔偿。而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是否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目前各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依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一般不给予赔偿。

第二，损害事实必须是对特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而不是普遍的一般人所共有的损害。即行政赔偿责任构成的要件——损害事实，具有特定性。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不但是某个或某些少数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这一损害超过了合理的负担，违背了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因此引起了行政赔偿。

第三，损害事实是针对合法权益而言，任何违法利益都不受法律保护，既使造成了损害，也不能引起行政赔偿。

四、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

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所能给予的行政赔偿是仅就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的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侵权行为负责。作为法的一般原则，有权利即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但在一定的特殊或例外的情况下，适用一般原则并不恰当，如因个人的原因造成自己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即让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正。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有以下三种：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所谓个人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其职权无关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国家只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个人在作出某一行为时，常常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就产生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某一行为到底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判断问题。一般来说，在认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与行使职权有关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从职权行使的依据和目的上看。一方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行政职权是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在行使行政职权，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出判断。有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目的和动机十分复杂，他可能是出于公务目的，也可能出于小集团的目的，还可能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但无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只要工作人员行使或运用了法律规定的行政职权，这种行为在国家赔偿法上就被视为是行使职权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越权的情况下，如果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其法定职责，这类行为也应被视为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对某一从事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实施拘留，仍属于行使职权。从这一因素来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如果不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即使其利用了其职务上的影响和便利，仍属于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对这种行为违法造成的损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从职权行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等行为作出的。即职权这一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这一形式来表现。不论行使这种职权的方法、手段等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得当，它与职权的行使都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既使做出一种非职权行为（如在采用的方法、手段上），只要这种非职权行为与行使行政职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就属于与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对此造成的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如公安人员在讯问犯罪疑人时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的行为；行政机关为了搞创收巧立名目乱收费的行为等。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其采用的方法、手段等行为虽与职权有一定的联系（如利用单位的汽车，使用单位的电脑），但这一方法、手段等行为与行使职权从内容上缺乏内在联系，在目的上也具有明显的个人目的，即其采用的行为与行使职权的行为不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该行为就是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自身行为”

“自己的行为”就是指受害人个人的行为。当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损害，完全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当免除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这类损害的发生常常是因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以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残等行为而造成损害。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因果关系，即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违法行为是因损害事实是果。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不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既使出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行为，但只要该损害后果不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行为引起，就不存在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在这损害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是违法，但违法决定与损害事实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它完全是由王某个人造成的。因此，就不存在王某主张国家行政赔偿的可能性。

实际上，一个损害事实的发生，常常不止一个原因，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单纯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单纯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这在实践中都较好处理。但如果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既有受害人的行为，又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应如何确定赔偿责任呢？对此，当然不能完全免除国家赔偿的责任，而是应当在弄清责任大小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受害人为了个人目的（如更多地获取赔偿额）而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结果的蔓延和扩大，对于损失扩大的部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某公司通过关系获得一块地皮用于建房。后土地规划局又告知其原来所批准的土地使用权为越权审批，原所颁发的证件无效，要求其停止施工。但该公司接到通知后置之不理继续施工，从而扩大了损失。此案件中国家行政机关对后来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称为对行政赔偿责任的限制。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在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时，其第三项规定：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予赔偿。这里的“法律”，仅指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就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由于自然和非自然的原因产生的使行为人无法抗拒的力量。例如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紧急状态等。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面较大，又具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特性，因此，由此而产生的损害，国家不负担赔偿责任。

2．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使公共利益、相对人较大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第三人相对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作出的为保障更大的合法权益而损害了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我国法律所许可的。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行政机关不负赔偿责任。但这种国家赔偿的免责情形对于受害人却是极为不公的。所以，为了填补受害者所承担的合法权益的牺牲，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予以补偿。

3．第三人过错

第三人过错，是指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即该损害既不是由受害人自己的行为所致，也不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所致。按照国际上的通例，损害若可归责于第三人的过错，应免除国家行政赔偿责任，而由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造成加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从根本上看最有阻却违法性的特点，因此，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过程中作了为保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而使加害人在人身或财产上致损的行为，国家不负赔偿责任，即加害人无权提出赔偿请求。当然，采用正当防卫的行为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防卫必须以加害人的侵害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即不能是假想防卫。

第二，必须有防卫的必要性，即在已无其他办法供选择时才能实施。

第三，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受损害。

第四，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即是以制止加害行为即可。

第五，防卫必须是针对国害人本人或其使用的侵害工具而实施。

参考文献资料：

1.《国家赔偿法学》田瑶著。南海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一版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2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受害人行政赔偿或者刑事赔偿。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案件，实行有关业务部门承办，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机关负责人决定的制度。

第二章赔偿范围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刑事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服刑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侮辱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服刑期满的服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释放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服刑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行政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侮辱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劳动教养期满的被劳动教养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解教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被劳动教养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赔偿：

(一)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二)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律师停止执业，以及对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的；

(三)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公证员执业证的；

(四)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公证处停业或者撤销公证处的；

(五)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其他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

第八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予赔偿：

(一)与行使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职权无关的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

(二)服刑人员、被劳动教养人员自伤自残的行为；

(三)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赔偿程序

第九条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为赔偿案件受理机构，负责对赔偿请求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的赔偿案件由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受理、承办和审核。

第十条请求赔偿应由请求人填写《行政〈刑事〉赔偿申请登记表》。特殊情况不能以书面方式提出的，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受理机关承办人员代为填写并作出笔录，当事人签名。

第十一条受理赔偿申请应当查明下述情况：

(一)是否属于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赔偿范围；

(二)有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三)请求人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四)是否应由本机关予以赔偿；

(五)赔偿请求是否已过时效；

(六)请求赔偿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

第十二条对已立案的赔偿案件，由案件受理机构分送有关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应指定与该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办理。特殊情况外，也可由案件受理机构直接办理。

第十三条承办部门应在一个月内对赔偿请求提出予以赔偿或不予赔偿的意见，连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承办部门确认应由本机关负赔偿责任的案件，应当提出赔偿数额、赔偿方式。

第十四条法制工作部门对承办部门的意见应在十日内进行审核，并报本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予以赔偿的，制作《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

对不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不予赔偿的，制作《不予赔偿决定书》。《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和《不予赔偿决定书》由机关负责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并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十六条对本机关不负有赔偿义务的申请，应通知赔偿请求人向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赔偿义务人是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收案后移送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章复议

第十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可以自行确认，也可以责成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持有异议的，可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复议，复议申请可以直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也可以通过原承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转交。

第十九条对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分别由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所属的省一级或地区一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第二十条负责复议的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时调取案卷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事实不清的，可以要求原承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复议决定：

(一)原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予以维持；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或赔偿方式、赔偿数额不当的，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决定。

第二十二条复议决定作出后，应制作《行政(刑事)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书由机关负责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

第二十三条复议决定书可以直接送达，也可以委托赔偿请求人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送达。

第五章执行

第二十四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赔偿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五条赔偿应分别根据下列不同情况执行：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无异议的，按赔偿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提出复议的，按复议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并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按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判决的，按照判决书执行。

第二十六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在自收到赔偿申请的二个月以内执行赔偿。

赔偿请求人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的，在收到复议决定书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后即应执行。

第二十七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对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六章赔偿费用

第二十八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能够通过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应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方式赔偿。不能通过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主要以支付赔偿金方式赔偿。

第二十九条支付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费用由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

第三十一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和作出复议加重侵权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是赔偿义务机关的，由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向受害人支付全部赔偿金后，再与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结算各自应承担费用。

第三十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在行政赔偿中其工作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刑事赔偿中工作人员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追偿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写出结案报告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3

国家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赔偿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请求赔偿的主体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引起赔偿的行为的具体行为而非抽象行为，其赔偿主体是国家而非某个机关或个人。我国在行政赔偿中确定的是行为违法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法的要件主要是侵权主体要件，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要件是要件侵权主体的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结果要件必须是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确定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受害人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以及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正当防卫等情形。

关键词：行政赔偿制度

所谓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责，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们的国家赔偿制度而言，依照巜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大部分。就国家赔偿的实践来看，国家权力的行使，绝大部分是行政权力、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的损害也较多。所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行政赔偿制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政赔偿的特奌

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关于行政赔偿的规定看，具有以下特奌：

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国行政赔偿的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统治阶级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时，是通过其设置的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的具体的国家职权而实现的，因此，国家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由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当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违法或侵权时，其当然成为主体。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具体履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职责的人员，其在履行行政职务时，代表国家，具体说来，是代表其所在的行政机关，其与国家之间，实为一种职务委托关系，因此，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职权过程中出现违法行政或造成侵权时，应视其为行政侵权的行为主体。

第二、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赔偿权利的请求人是其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它具体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行政赔偿的请求人为行政机关管理的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指：有权请求行政赔偿的主体不是仅局限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所指的对象，而是凡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侵害而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提出行政赔偿的请求。其二，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前提是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在行政赔偿中，损害是指行政管理相对方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它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给相对方的权益带来的不利影响，或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如某公民被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某企业的财产行政机关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违反国家规定而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的行为等，上述违法行政行为均导致了行政管理相对方在人身权或财产权方面的实际的确定性的损害。其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如果发生了对违法权益的侵害事实，行政管理相对方不能就此提出行政赔偿。

第三，引起行政赔偿责任的行为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而非抽象行政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对象，并对该对象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这种规范具有普遍性约束力，它一般不针对特定对象。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引起行政赔偿责任。尽管抽象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形成对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侵犯，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将其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因此，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针对行政机关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诉讼、请求行政赔偿时，则法院不会予以支持。但是，如果某行政机关依据该规范性文件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如收取某种费用）或已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以起诉，并请求行政赔偿。

第四，行政赔偿的主体是国家。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责任，即国家是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但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因此，承担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是违法行政并造成损害的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宪法或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从事并直接实施行政管理，因此其行为过程代表国家，其行为结果也归属国家。只要其行为违法并造成实际损害，都要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由国家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主要表现在赔偿费用是由国家支出，而由赔偿义务机关违法侵权并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来具体办理赔偿事务。

二.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原则，是指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后，应依何种根据使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体现着国家的侵权立法政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担负、归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责任依据问题，即凭什么要某行为人负责的问题。某一损害行为发生以后，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为依据，还是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依据，抑或以损害结果为依据，有赖于一个国家不同的选择。选择何种归责原则，实际上反映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行政赔偿选择何种归责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如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均采取的侵权违法，过错原则。而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则采取的结果原则。而我国《赔偿法》对行政侵权赔偿，采用违法原则、而在刑事侵权赔偿即对错捕、错判，则采取结果原则，即无过错原则。我国《赔偿法》第三章、第四章规定的行政赔偿，不论是侵害人身权还是侵犯财产权，构成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的。可见，我国《赔偿法》在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上，选择了违法归责原则。

三.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的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所应具备的条件。责任的承担必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如此。在我国，行政赔偿所采取的归责原则决定了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关于行政侵权主体——主体要件

行政侵权主体一般是指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侵权主体可以分为两类，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里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这里的行政机关是指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设立的行政机关。这些机关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包括：国务院名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暑等，这些机关由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其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垆机构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等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由国务院自行设立，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其三，国务院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如国家邮政局等。其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其六，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如省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即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所和街道办事处；又如政府工作部门的派出机构，即公安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其七，非常设机构，如为行政管理需要而成立的各种办公室、领导小组、联合执法机构等。总之，只要属于国家行政机关，都可以成为行政侵权主体。

2．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在我国，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也可能成为行政侵权主体。其前提条件是：有法律、法规授权而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这些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可以独立对外实施管理职能，因而其也可以成为行政侵权主体。如在我国基层行政区域中设立的卫生防疫站、商检所等。

3．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在我国，行政机关为了进行行政管理，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根据工作需要，将自己享有的部分职权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委托行政行为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可委托。在这一委托的法律关系下，受委托的组织是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从事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活动，其行为后果也当然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

（二）违法行为——行为要件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行为违法在这里应包含两层内容：

1．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政侵权主体执行行政职务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导致损害的行为应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所谓执行职务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这类行为主要有：

第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并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行为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其一，它是国家行政机关所做的行为。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其授权范围内或委托的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其二，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其三，行政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正是行政行为的这种法律性，才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依法行政，也要求对这种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应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行政机关所为的行政行为从类别上又可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事件所做出的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

第二，事实行为。从性质上看，事实行为主要有两类：其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作出的事实行为，这类行为在行政活动中非常普遍，如行政管理人员的有关调查行为、对扣押物品的保管行为等。其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事实侵权行为，如拘留所管理人员殴打被拘留人员。

第三，行政不作为。这是指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其职责。如申请人符合法定条件，而行政机关不予答复；食品卫生机构发现过期受污染的食品，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其流入市场，致使居民身体受到特别侵害；警察看见某公民遭抢劫而呼救，却不予理睬等等。

2．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

行政侵权行为违法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本原因。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都可以引起行政赔偿。

（三）损害事实的存在——结果要件

行政赔偿的首要功能是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功能，即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侵犯时，通过行政赔偿制度为其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以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由此看来，任何行政侵权赔偿责任都必须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条件，因为没有损害，就谈不上赔偿。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损害事实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损害事实是确定的，已经发生的损害，而不是不确定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即行政赔偿责任构成所要求的损害事实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凡是虚构的主观臆想的损害都不能引起行政赔偿。而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是否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目前各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依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一般不给予赔偿。

第二，损害事实必须是对特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而不是普遍的一般人所共有的损害。即行政赔偿责任构成的要件——损害事实，具有特定性。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不但是某个或某些少数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这一损害超过了合理的负担，违背了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因此引起了行政赔偿。

第三，损害事实是针对合法权益而言，任何违法利益都不受法律保护，既使造成了损害，也不能引起行政赔偿。

四、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

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所能给予的行政赔偿是仅就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的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侵权行为负责。作为法的一般原则，有权利即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但在一定的特殊或例外的情况下，适用一般原则并不恰当，如因个人的原因造成自己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即让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正。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有以下三种：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所谓个人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其职权无关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国家只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个人在作出某一行为时，常常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就产生了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某一行为到底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判断问题。一般来说，在认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与行使职权有关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从职权行使的依据和目的上看。一方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行政职权是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在行使行政职权，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出判断。有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目的和动机十分复杂，他可能是出于公务目的，也可能出于小集团的目的，还可能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但无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只要工作人员行使或运用了法律规定的行政职权，这种行为在国家赔偿法上就被视为是行使职权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越权的情况下，如果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其法定职责，这类行为也应被视为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对某一从事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实施拘留，仍属于行使职权。从这一因素来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如果不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即使其利用了其职务上的影响和便利，仍属于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对这种行为违法造成的损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从职权行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等行为作出的。即职权这一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这一形式来表现。不论行使这种职权的方法、手段等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得当，它与职权的行使都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既使做出一种非职权行为（如在采用的方法、手段上），只要这种非职权行为与行使行政职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就属于与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对此造成的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如公安人员在讯问犯罪疑人时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的行为；行政机关为了搞创收巧立名目乱收费的行为等。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其采用的方法、手段等行为虽与职权有一定的联系（如利用单位的汽车，使用单位的电脑），但这一方法、手段等行为与行使职权从内容上缺乏内在联系，在目的上也具有明显的个人目的，即其采用的行为与行使职权的行为不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该行为就是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自身行为”

“自己的行为”就是指受害人个人的行为。当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损害，完全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当免除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这类损害的发生常常是因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以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残等行为而造成损害。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因果关系，即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违法行为是因损害事实是果。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不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既使出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行为，但只要该损害后果不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行为引起，就不存在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在这损害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是违法，但违法决定与损害事实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它完全是由王某个人造成的。因此，就不存在王某主张国家行政赔偿的可能性。

实际上，一个损害事实的发生，常常不止一个原因，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单纯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单纯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这在实践中都较好处理。但如果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既有受害人的行为，又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应如何确定赔偿责任呢？对此，当然不能完全免除国家赔偿的责任，而是应当在弄清责任大小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受害人为了个人目的（如更多地获取赔偿额）而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结果的蔓延和扩大，对于损失扩大的部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某公司通过关系获得一块地皮用于建房。后土地规划局又告知其原来所批准的土地使用权为越权审批，原所颁发的证件无效，要求其停止施工。但该公司接到通知后置之不理继续施工，从而扩大了损失。此案件中国家行政机关对后来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称为对行政赔偿责任的限制。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在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时，其第三项规定：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予赔偿。这里的“法律”，仅指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就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由于自然和非自然的原因产生的使行为人无法抗拒的力量。例如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紧急状态等。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面较大，又具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特性，因此，由此而产生的损害，国家不负担赔偿责任。

2．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使公共利益、相对人较大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第三人相对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作出的为保障更大的合法权益而损害了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我国法律所许可的。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行政机关不负赔偿责任。但这种国家赔偿的免责情形对于受害人却是极为不公的。所以，为了填补受害者所承担的合法权益的牺牲，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予以补偿。

3．第三人过错

第三人过错，是指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即该损害既不是由受害人自己的行为所致，也不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所致。按照国际上的通例，损害若可归责于第三人的过错，应免除国家行政赔偿责任，而由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造成加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从根本上看最有阻却违法性的特点，因此，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过程中作了为保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而使加害人在人身或财产上致损的行为，国家不负赔偿责任，即加害人无权提出赔偿请求。当然，采用正当防卫的行为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防卫必须以加害人的侵害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即不能是假想防卫。

第二，必须有防卫的必要性，即在已无其他办法供选择时才能实施。

第三，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受损害。

第四，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即是以制止加害行为即可。

第五，防卫必须是针对国害人本人或其使用的侵害工具而实施。

参考文献资料：

1.《国家赔偿法学》田瑶著。南海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一版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指导;赔偿之诉;内部行政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条规定似乎是拦在法院面前的一道屏障,阻断了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和赔偿请求。然而,无论在实务界还是法学界,对这一条解释的争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认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但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不能排除在受案范围内的。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行政指导,那么就当然存在不具有强制力的特征,司法解释中的“不具有强制力”是一个描述性修饰词,而非限定性修饰词。行政法中发展出“行政指导”的概念就是为了与那些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只有突出这一点,才能降低行政机关的法律风险,让它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这也赋予了相对人自治性,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快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行政指导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行政正在不少领域内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然而,任何一种“善治”的美好设想如果不辅以对“恶”的防范,我们就难以获得一份不偏离正轨的保险。行政指导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的德国人倒是相当清醒,他们将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中分解出强制性事实行为和非强制性事实行为。行政指导在他们的语境中被称作“非正式行政行为”,归入事实行为门下,但无论这种非正式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都与行政法律行为一道统称为权力行为,与民事行为相对,在司法审查时受到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控制。德国人所坚信的理念是,有权力的地方就要防止腐败。谈到这里,似乎我们尚未切入本文的正题——行政指导的赔偿问题,但其实行政指导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却是在我们研究赔偿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行政行为侵权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仍然是确认违法(行政法上违法),行政指导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在我国仍存在争执,如果行政指导是法律行为,那么是否意味仍然必须首先满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要求吗?如果行政指导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虽然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力,是否意味着无法建立起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呢?下面,本文将由此出发,逐步分析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所面临的问题。

1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是否以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违法为前提

如上所述,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提起国家赔偿是采取不同路径的,前者必须首先确认违法,而后者则不然。于是,问题指向了识别行政指导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事实行为。这种做法无疑会将问题复杂化,因为准确地区分两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区分有充分的必要吗?或者,在提起赔偿之诉前,对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确认违法有必要吗?

我们比较了西方国家的赔偿制度,可以看出,例如日德美三国,尽管在制度上有很多差异,但在赔偿方面都有一个特点,即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国家赔偿分开处理,这显然区别于我们国家将行为的违法性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区分了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是为了保证行为的公益取向,而国家赔偿则强调对公民个体利益的保护,前者立足于公,后者立足于私。这样做法的带来的结果是当某个行政行为在公法上没有或不能被确认违法时,受害的公民仍可能因为其违反私法获得救济。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提供充分印证,[1]在日本鸟取县确认指教赔偿一案中,开发商在得到环保部门某负责人的确认指教后,违法侵占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最后受到该县知事不予许可和恢复原状的命令。该县先违法指导后合法处分,虽然可以视为一个行为过程,但要根据当事人请求分步审查,对于违法指导进行公法上的复审确认违法已无意义,因为行为已经转化,但从其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来看,在私法上确认违法还是有意义的,最后,法院认为:一方面,出于公益考虑,不能同意开发公司侵占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出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考虑,又要让作出违法助成性指导的政府承担开发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可以说是公私并行不悖。与日本相比,德国是做得相当彻底而有前瞻性的,他们直接把国家赔偿放在民法典里,与行政法规范作了分离。

将国家赔偿法定性为私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直接回避是否要确认行政行为在公法上违法的问题,对于像行政指导这样的在公法上尚未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可以在它的实质强制性与损害后果之间建立起侵权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而且,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要件对其生效是必备的,民事行为则不然,行为通常作出或成立就生效。因为行政指导是灵活的行政活动,要想将它纳入行政法律行为那样的模式化研究往往是徒劳的,在没有对应的行政行为法规制的情况下,以我们简易而又实用的私法来避免它对公民产生不当损害有什么不合适呢?这样还可以极大的减少立法和司法的成本。

2不同类型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

当我们解决了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的前置性问题后,接下来就应当探究它的赔偿要件,行政指导有好几种类型,按照日本的分类,主要包括规制性行政指导、助成性行政指导和调整性行政指导。(1)规制性行政指导,是指以规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私人企业等的活动为目的而进行的行政指导。有为维持居住环境而进行的行政指导、围绕提高收费问题而进行的行政指导等。规制性行政指导,有时在不存在规制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但大多数是作为行使法律的正式规制权限的前阶段来使用的。(2)助成性行政指导,是指对私人提供情报,以助成私人某种活动的行政指导。例如,对欲将农作物从稻谷转换为蔬菜的农户,进行技术性或者农业经营性建议的指导。这首先应该和作为单纯服务的情报提供区别开来。在前者的情况下,该情报的提供是实现政策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以直接为私人的活动提供便利为目的进行的服务活动。(3)调整性行政指导,是指作为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手段而使用的行政指导。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2]

目前,对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国内外学者尚未从以上几种类型进行分析,笔者以为:在构建救济制度中,依照我们上文对于行政指导行为赔偿的定性,既然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就应当从四方面考虑: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前三个要件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则根据指导行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这里的过错是一种职务上的过错,具体判定要根据法律上对公务人员注意义务的规定,其标准应采取“同等条件下一般公务员”的标准。违法行为中“违法”的认定如前文所述,不应局限于违反行政法,而应当是违反保护相对人人身、财产等各项宪法权利的法律。至于损害结果,则既包括现实利益,也包括期待利益。上述三要件是所有行政行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都必须考虑的,不是行政指导特别予以关注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是赔偿责任认定的关键点所在。对于规制型指导,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权力背景(如不接受指导就强制),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成立,可以设想,如果相对人仍有充分的两可选择的自由的化,我们很难说损失的造成不是相对人的原因而是行政机关的原因。至于助成型指导,虽然它仍有权力背景,(因为获得广泛的信息要依凭公权力),但是,它的强制力弱,不同于规制型指导,在规制型指导中,相对人如本可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但行政机关不当的事实强制使得他违心地选择了一个次优方案,造成损失,虽然行政机关指导的内容可能是合法的,但相对人仍可追究损失,这犹如民法上的“胁迫”,构成了手段上的违法。但在助成性指导中,相对人的意思是自由的,行政机关给他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但他接受指导就代表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只要指导的内容不违法,行政机关也尽了客观注意义务,哪怕造成损失,也不能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但是如果助成性指导的内容本身就违法,而相对人善意并接受指导,由此造成损失显然可以向行政机关追究赔偿之责。总之,对规制性指导强调不接受指导就强制的权力背景,而助成性指导强调指导内容的违法性。调整性行政指导则比较复杂,因为行政机关并不当然与双方直接发生关系,行政机关往往居于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介入较浅,给双方相对人较多选择的时候,接近助成性指导的救济思路;而介入较深,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则可借鉴规制性指导的救济方法。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积极作为侵权的情况,如果不作为会不会产生责任?日本有一个例子:行政机关没依法给相对人提供有关涯塌方的指导,也没有预防措施的命令,使得相对人未采取措施遭受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政府行政指导的义务而政府未履行,在追究责任方面和行政法律行为没有差别,可见,行政指导对相对人可能是“软”的,但对负有作为义务的政府并不“软”。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指导是“软硬兼施”的行为,不仅包含有事实强制力的指导,还有对某些个体好处的“诱导”,如果诱导不公平实施,会不会对未被公平对待的一方的竞争利益构成损害?这在日本是可以行政指导不合法而撤销的,但是否可以追究赔偿责任?在WTO规则中,进口国可以针对出口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可以通过调高关税来弥补国内损失,这是否可以借鉴到国内?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诱导”在我国国内是十分普遍的,是地方保护的一个相对缓和的措施,如果出于拓展海外市场而对所有国内的企业补贴尚有国家利益作为理由的话,那么,国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找到保护地方利益的理由呢?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已经给竞争利益的妨害提起诉讼开辟了途径,那么作为内容上相像,只是措施上有别的行政指导似乎找不到不纳入行政诉讼的理由,至于国家赔偿,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是没有提起的可能。这就如同反补贴中征收的高关税。公务员之家

3“内部行政指导”是否可以追究赔偿责任,如何追究

在行政指导制度最发达的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公共行政之目的,期待行政客体的一定行为(作为、不作为)而实施的,其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对行政客体直接起作用的行政的一种行为形式。”[3]在我国学者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的行为。”[4]德国学者毛雷尔在他所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指出:“非正式行政活动或非正式主权活动是德国行政法学讨论的一个新课题,主要是指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进行协商或者其他形式的接触的行为。”[5]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行政指导制度的这三个国家都把行政指导(或非正式行政行为)界定在外部行政行为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说,当我们谈及行政指导的赔偿责任时,就完全排除了所谓“内部上下级间的指导”呢?如果下级因为执行了上级的“指示”或者“批复”而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那么是否仍旧由下级背黑锅呢?尤其是下级受到上级的违法“指导”时。在考察《行政诉讼法》时,我们发现当提起撤销之诉时,是以最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但在《国家赔偿法中》,从最初到最后,只要对当事人损失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都会成为被告。(如复议加重处罚的行为)所以,笔者以为,既然“内部行政指导”通过下级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造成损失,那么它就不应该被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所以在赔偿法上区分“内部”还是“外部”行政指导承担责任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但是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发出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到底承担多少责任?在这方面是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的。依照德国《民法典》的国家责任条款,如果下级官员因为接受上级的指示而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违法行为,那么虽然撤销之诉针对下级违法行为,但是赔偿之诉向上级提出。[6]这种规定使得内部行政有了外部效果,对于明确责任很有帮助,可以在相当程度遏制上级机关及首长滥用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赔偿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内部程序能够完善地建立起来,并且明确地记录下来。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如果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经过上级的复议而加重,那么加重部分由上级机关承担。上级的复议决定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那么上级在下级行为作出前的批复又是什么性质呢?它如果对下级是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强制力,那么下级在服从了指示后作出违法行为,我们便无法排除上级的批复和相对人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我国的《公务员法》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区分了上下级官员的内部责任,但是上下级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是否也应当区分呢?德国法的规定显然是受到特别权力关系说的影响,这种学说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体系内部奉行命令服从的原则,所以在赔偿责任要件中也有“组织过错、首长责任”的概念,相当明确地分清了上下级政府及官员的责任,防止下级为上级(包括公务员和政府)的错误买单。所以,参照德国的做法,我们也应当让发出违法“内部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它的下级承担赔偿责任。这在我们这样行政等级观念浓厚的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3

[2][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4

[3][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2-143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4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5

一、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二、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三、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四、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解释。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6

第三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组织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权的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其他方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组织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权的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组织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权的执法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为赔偿义务机关。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与其他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与其共同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七条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八条赔偿义务机关对符合赔偿规定的情形之一，应当进行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九条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条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第十一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制度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十四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以及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计算标准和方式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赔偿义务机关对本制度第三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7

一、国外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可以追溯到1873年法国勃朗哥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形式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国家应当

为其公务员的过错负责；二是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三是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在其后的许多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依据独特的公法理论，逐渐发展成一套以判例法为中心的完整赔偿法体系。英国虽为普通法国家，但其传统判例制度并没有像法国一样创立起国家赔偿责任。而是通过1947年的成文法《王权诉讼法》实现了取消国家豁免权的最终愿望，但必须看到，1946年的亚当斯诉内勒案和1947年的罗伊斯特诉卡维案则是《王权诉讼法》出台的直接起因。①德国虽然素以成文法为其主要法律形式，但有关国家赔偿责任的立法却零乱分散；80年代初联邦试图通过立法统一赔偿制度。但这种努力终因违反宪法关于权限的划分规定而告失败。而法院判例和散布各处的法规是建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美国在1946年《联邦侵权赔偿法》公布之前，一直依赖普通法院有关私人侵权赔偿原理解决范围很窄的国家赔偿问题。而判例是法院在该问题上表明其观点和原则的重要形式。直到，《联邦侵权赔偿法》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依然认为，该法并设有创设新的责任，它的效果仅仅是放弃对侵权责任的豁免。②可见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成文法确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那么，各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有无一定规律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先判例后成文

在国家赔偿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判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以成文法著称的法国，确立赔偿责任的不是成文法，而是行政法院的判例，其中布朗哥案件开国家赔偿之先河，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典范。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国家，许多重要的判例成为引发赔偿立法的直接动因。如英国法院关于亚当斯诉内勒一案的判决，引起舆论哗然，国家最终迫于压力放弃了指定被告的办法，促成《王权诉讼法》出台。美国国家赔偿制度是沿着官员个人负责到政府负责的发展轨迹逐步确立的。在1891年著名的米勒诉霍顿案例中法院适用了普通法原则，即政府官员对未按法律授权而作的行为必须自负其责。但该判决有着明显挫伤政府官员主动性的危险，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导致政府官员负责的趋势，也促成了《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最终面世。③即使在原英国殖民地也不例外。如印度1882年的国务秘书诉哈里邦吉案被视为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重要里程碑。④德国可谓是立法严密、思维严谨的国度，但有关国家赔偿的许多制度却孕育于法院判例中，如德国特有的"准征用"赔偿制度就是在1952年6月9日的一个判例中确立的。⑤日本虽以成文法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但判例法仍起着不可低估的奠基作用。如大正时期（1912-1926），日本发生的德岛游动圆木事件，确立了日本对国家公共营造物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⑥

当然，国家赔偿是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这就不能不重视国家承担责任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否则会给人民造成不公正的印象。为此，各国在法院创造国家赔偿先例的同时，注意从判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内容，进而通过理论概括加以规范化，这是国家赔偿成文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赔偿成文法的趋势肇始于本世纪初，风行于40年代未。如1910年德国制定的《德意志联邦责任法》，1947年日本公布的《国家赔偿法》，英国公布的《王权诉讼法》，1946年美国公布的《联邦侵权赔偿法》，奥地利1949年公布的《国家赔偿法》，都是这一时期的立法成果。由于大多数国家的赔偿成文法是在判例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们的构成十分复杂，既包含部分民法的翻版原则，也包括部分公私法混合的特别规则，有时还包括部分对宪法的具体解释。但与刑民法相比，内容形式上都比较单薄，所以出现了以赔偿法为特别规则，以民法、、民诉法、行政法为补充规则的立法形式。这正反映出由判例向成文法过渡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特征。因为刚刚确立的多种成文规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在与其他立法形式的配合协调中逐步完善。

（二）特别法向一般法的演进

就国家赔偿的历史而言，其范围经历了由窄至宽逐渐扩展的过程，作为国家赔偿重要组成部分的冤狱赔偿尤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英国《王权诉讼法》实施之前，冤狱赔偿的个别立法已经存在了，如1816年的《人身保护状》。美国各州亦然。加利福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于1913年颁布了有关冤狱赔偿的法律，1917年北达科塔州亦颁布类似法律，而联邦迟至1938年才制定了统一的法规，专门适用于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⑦德国冤狱赔偿立法也远远早于一般的国家赔偿立法。1898年颁布的

《再审无罪判决赔偿法》和1904年颁布的《羁押赔偿法》分别不同情形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1932年制定的

《冤狱赔偿法》则是在前两项法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规则。法国的冤狱赔偿则在1895年刑法修正第443条至446条中作了特别规定。至

于国家赔偿的其他部分，如土地补偿、军事赔偿、以及近年出现的核能损害赔偿最初也都以特别法的形式出现（近年来也趋于统一）。如德国1981年公布的《国家赔偿法》虽因违宪而被宣告无效，但它试图统一各种赔偿形式的努力却是应当肯定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法实际上也是对在已经施行的土地法、警械使用条例、冤狱赔偿法和核子损害赔偿法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它从程序方面为实现特别法律所规定的赔偿责任的供了依据。

特别法到一般法的发展只是许多国家赔偿立法的一个倾向而已，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构建其赔偿制度的。在另外一些国家，赔偿立法始终是分散的，也不可能统一化，如澳大利亚等国。

二、国家赔偿制度创制规律的分析

诸如判例法向成文法、特别法到一般法的立法规律表明，国家赔偿法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法，而且是一部有操作性的实用法。为了适应这种既复杂又实用的现实，从而控制并减少充满神秘政治色彩的国家侵权行为，法院不能单纯地依靠抽象的一般规则去判案，也不能受遵循先例原则的束缚而畏首畏尾。只能通过创造性的判例去总结一些特别规则，先在部分特殊领域确立一些处理原则，然后将这些规则揉和到一起，使之具有普遍约束力。这是一般法形成的普遍规律。

判例法之所以是国家赔偿法的主要渊源，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使然，而是由国家赔偿制度本身的需要所决定的。国家赔偿不是传统法律制度，而是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制度。它因各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的不同而大相异趣，如法国是一个不崇尚判例法的国度，但国家侵权特殊性及立法滞后性决定了必须采用判例去解决此类问题。尤其在一个新制度建立之初，这种"法官立法"的方式就更富有简便快捷的特性了。

各国国家赔偿制度初创时期都不同程序地以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为理论根据，然而民法与赔偿法的一些本质区别向法院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如国家职能（立法、司法、国防）行为致害，由谁赔偿，如何赔？现行法律制度与现实问题的冲突最终为法官提供了解释法律、创造法律的机遇，这是判例法产生的土壤，也是国家赔偿的最初雏形。在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国，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没有制定法，那么英国的法律体系依然可以维持下去；而一旦取消了所有的判例法，那么英国就只剩下不相连贯的零星条文了。⑧的确，在制定法本身就不健全的国家赔偿领域，判例法仍占据着相当显要的地位。这是由它本身所具有的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适应的特点所决定的。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法国也不例外，1873年的布朗哥案件奠定了判例法在法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在以后几十年的赔偿制度发展史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国赔偿侵权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相似性决定了国家赔偿制度形成史上的另一特点，即从特别法到一般法。由于民事侵权原则在许多国家早期的国家赔偿立法中占有很大比例，所以，当时还不需要统一的赔偿规则。但必须承认，由于受豁免原则的影响，这些民事侵权原则始终未能完全占领国家责任领域，并且日渐式微。随着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立法者不断地为解决国家侵权创制一些特别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不同种类的国家侵权行，开始也是分散的、不统一的，如冤狱赔偿规则、土地征用补偿原则、军事损害赔偿原则。自本世纪以来，这些特别规则也显得远远不够了。于是兴起了国家赔偿统一立法的热潮。其中以美、英、日、法、韩、奥地利等国为典范。由此可

见，特别法只解决了局部问题，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迫切需要国家采取更为全面和统一的赔偿制度。这是特别法向一般法过渡的基本动因。

我们还应认识到，在国家赔偿制度的创立史上，尽管发生了从判例到成文，从特别到一般的规律性现象，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意味着当今各国已顺利地过渡到一般法阶段了，更不表明判例在今天也无所作为了。恰恰相反，一般法的出现，并没有迅速结束在特别领域判例和特殊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在许多国家，三者是并存的，互为补充的。如在美国，联邦处理国家赔偿问题的统一法律有两部，一是一般的《联邦侵权赔偿法》，另一是专门解决冤狱赔偿的《索赔法院法》；在各州，除个别的适用特殊法规范外，大多数的适用普通法、判例法乃至分布于其他法（如刑诉法、土地法、规划法）的特别规范解决国家赔偿问题，很难说哪种已经过时了。

判例法、特别成文法及一般成文法并存的原因在于国家赔偿的历史阶段性和构成复杂性。换言之，由于各国特定情况，国家赔偿范围乃至赔偿标准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和阶段。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制定统一适用的普遍规则，只能以其他法（民法）为基础，通过判例逐步创立新规则；即使采用成文规则，也必须从特殊局部开始，逐渐扩大，就国家赔偿复杂的构成而言，国家赔偿法也必须分门别类，由点到面地展开，如冤狱、公有公共设施致在、征用

等赔偿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仍有较大区别。最恰当的办法是分别制定特殊规范，成熟至一定程度时，由统一规范加以衔接补充。当然适用统一法时还必须参照特别法，此外还必须通过判例或其他特别规范补充新内容以便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国家赔偿立法的特点及选择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雏形形成于建国初期。1954年宪法确立了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许多行政法规、规章对此进行了具体解释和说明。如50年代就曾有过许多关于冤狱补偿的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1956年司法部就有关"冤狱补助费"开支问题答复新疆等司法厅。国务院也曾在1956年7月17日作过一个批示："各级人民法院因错判致使当事人的家属生活困难时，可由民政部门予以救济，如果因错判致使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据宪法第97第规定的精神，需要赔偿损失时，仍应由司法业务费开支。"1963年财政部也曾就冤狱平反后是否补发工资复函黑龙江省财政厅。劳动部工资局就错判服刑后工龄计算问题作过解释。在当时这些解释和批复对于适用宪法，保障无辜受害人权利起到了一定规范作用；但基本上是零乱分散且不统一的。后，国家在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又

陆续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多以最高法院报告中央批转，公安部等单位报告中申办转发，民政部、最高检通知、处理意见等形式下发，对划分冤假错案的界限，赔偿、补偿的标准及办法，特殊损害的处理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既有个案处理中的批复指示，又有一般性中央意见；既有较规范的规定和办法，又有不规范的通知、报告等；可以说是判例与零散的特别规定的汇集。随着1982年新宪法的公布实施，国家赔偿统一立法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86年通过《土地管理法》和《邮政法》为解决特别领域的国家赔偿、补偿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1986年《民法通则》第121条原则性规定了国家对侵权行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该法条的适用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新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务员侵权责任与国家侵权责任的关系，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部门，一度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冤狱赔偿立法问题也日益为人们所关心，显然，宪法原则规定和民法通则的特别规定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新的统一的规范加以解决。1989年全国人大公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侵权赔偿责任。这些规定在解决行政侵权赔偿争议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仅北京市1992年全年就由国家行政机关支付行政赔偿费20万元。然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全面解决国家赔偿问题，即使充分适用现有条款也无法解决执行行政职务中的所有赔偿问题。显然国家赔偿统一立法已势在必行，目前国家立法部门正在起草的国家赔偿法是这种要求的结果之一。

当我们回顾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史时同样可以隐约发现，由判例到成文由特别至一般的规律，只是由于我国法律传统的缘故大多数政策文件及批复、解释、取代了判例，分布于不同部门的特别条款取代了特别立法。但制定一般国家赔偿法的趋势是明确无误的。

各国国家赔偿立法史表明，制定一般法的同时，必须辅之以众多的特别法及判例法，否则，一般法也不可能产生其应有的效力。如日本国家赔偿法第5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依其规定，"这些特别规定主要指宪法及1950年刑事补偿法、民法、消防法、水防法、文化财产保护法、公众电信通信法、邮政法、铁路运营法等，凡对于国家赔偿已有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法。此外，还须适用一些典型的判例，如德岛游动圆木案等。⑨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赔偿法也有类似情形。

我国在制定一般国家赔偿法时，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在一般法内对已有或尚未制定的特别规范作一交代，以保证法规之间的衔接和适用方便。二是将所有国家赔偿的特殊规定都集中在一般法内，如国家赔偿可包括补偿责任、军事赔偿、司法赔偿等多项特殊赔偿规范。无论采用哪种方案，都不能忽视判例在国家赔偿中的作用。因为判例是解释立法者准确涵义，填补空白的最佳选择，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所说的"如果现有的法律暴露了缺点，法官们不能叉起手来责备起

草人，他必须开始完成找出国家意图的建设性任务，……他必须对法律的文字进行补充，以便给立法机构的意图以''''力量和生命''''"。……如果遇上了法律皱折，"一个法官绝对不不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⑩而我们今天的国家赔偿立法和实践，应该说还存在大量的法律皱折，需要法院通过判例法去烫平，而不是一味地等待立法机关事无巨细的，一劳永逸的解决。由于赔偿所涉及的问题广博而复杂，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一般国家赔偿立法中都规定廖廖数语，而绝大部分实务操作问题留待法院去解决，这也正是判例法在国家赔偿领域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中国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制定出统一的完备的国家赔偿法，因此，必须借助法院典型判例畏去解决各类特别问题。

①亚当斯诉内勒案的法律事实是两个小孩在被废弃的海岸布雷区被炸伤,国防部指定事件发生时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军官内勒作报告,尽管他本人对于引起伤害的地雷埋设没有丝毫责任.由于不能证明军官本人存在的过失,法院拒绝对军官作判决.上议院判决中批评了指定被告的办法,案子被驳回,原告未能取得赔偿救济.此案的真正责任者得到豁免.罗伊斯特卡维案的案由与亚当斯案相似,上议院裁定驳回两案,舆论哗然、遂促成《王权诉讼法》出台。

②《美国报告》1950年，第340卷，第135、147页。

③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17-525页。

④《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1973年版，第11卷第4章，第94页。

⑤M·P·赛夫著：《德国行政法》，周伟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44-348页。

⑥德岛小学游动圆木腐朽，致使学生坠落死亡，日本法院认为此系公共营造物的设置管理上的瑕疵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对此负赔偿责任。引自林准、马原主编：《外国国家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⑦刘清波著：《冤狱赔偿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4页。

⑧梁治平：《英国判例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第20页。

⑨林准、马原主编：《外国国家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赔偿制度发展国家赔偿取得权人权保障政治文明保障程序

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标志着我国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成为我国宪政和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已近十年，在保障依法治国和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实施效果距立法宗旨与民众期望相差甚远。《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如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较低、违法归责原则不完善、赔偿程序不公等，学界已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可以这样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势在必行。

国家赔偿制度作为宪政和法治的重要环节，其完善程度和实施情况的优劣，是一国民主与法治水平高低的标尺，因此，国家赔偿制度的修改和发展必须体现宪法和宪政的理念和要求。万众瞩目的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无论是“三个代表”入宪，还是私产保护，抑或人权保障，乃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等等，均涉及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民生及民权问题，无不体现了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核心理念。“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一部“更人本、更文明、更民主”的宪法，寄予了人民厚重的期许，必将渗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其至上的影响力，将更加充分的维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状态，这也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终极目标。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中，准确的把握并体现宪法尤其是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精神，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回顾

为论述问题集中起见，兹且以行政赔偿为主线来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实际上，新中国建国初期就有行政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最早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文件是1954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港务局如无任何法令根据，擅自下令禁止船舶离港，船舶得向港务局要求赔偿由于禁止离港所受之直接损失。并得保留对港务局之起诉权。”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也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此条的规定更多地被具体化于司法赔偿领域，而行政赔偿在宪法条文具体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几乎没有具体的相关法律规定。

1957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发展，当时国家赔偿制度逐渐被否定，尤其是在十年“”期间，人权与法制遭到恣意践踏与破坏，国家赔偿制度荡然无存。甚至在1975年的宪法，没有规定国家赔偿制度。而1978年宪法也因“”余波未息，也未能对此作出规定。

1982年宪法的制订颁布后，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为标志，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辅，我国逐渐建立健全了国家赔偿制度，行政赔偿制度当然也随之逐步形成、完善。

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此乃国家赔偿制度的宪法依据。但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将这一条文具体化，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法院没有审理过一起国家赔偿案件。《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此，受侵害的公民、法人才有了要求国家赔偿的具体法律依据。以民法来规定国家赔偿制度，这是仿效民法雇主负担其雇用人侵权的赔偿责任，所以不少国家的民法会将国家的赔偿责任纳入，列为民法侵权行为与责任的一部分。此后，许多法律法规也对行政赔偿作出了规定，如《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年制定），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制定），该法在第九章中明确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资格、赔偿义务人、赔偿费用的支出等事项，使行政赔偿制度初具雏形。

1994年我国制定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该法主要分为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两大部分，在行政赔偿部分比较详细地规定了行政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等事项，从而使行政赔偿制度得以完全建立。

2、现行制度介绍

（1）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总则里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应为违法原则，即行政赔偿只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客观上是否违法，而不问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从违法原则也可看出《国家赔偿法》严格区分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

（2）赔偿范围。《国家赔偿法》直接排除了立法赔偿与军事赔偿，只包括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在行政赔偿部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四条分别对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作了规定，并且都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在列举了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几种情形后，规定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以及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也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另外，《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对赔偿范围作了排除规定，即以下情形不属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非法惩戒公务员的内部行政行为就不能提起行政赔偿。此外，因为制定国家赔偿法时认为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的损害不属违法行使职权问题，所以也没有把此类赔偿列入行政赔偿范围。另外，《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也只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还有，虽然学术界有看法认为精神损害虽属无形，然而又确实存在，而且在《民法通则》中也有相关规定，是引起侵权责任的原因之一，但《国家赔偿法》仍然把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

（3）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随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4）赔偿程序。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程序分为两部分：行政程序（非诉讼形式）和司法程序（诉讼形式）。《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更明确规定如要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此可谓行政赔偿的行政先行处理原则。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有计算在内。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国家赔偿法》明确国家赔偿以支付金钱为主要方式，同时又确定了在能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判时，返还财产或恢复原判优先适用。另外，《国家赔偿法》也注意了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适用，该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可见，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非可以单独适用，而只能在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时才适用。赔偿的计算标准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财产权的，或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1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但如众所周知，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宪政的新形势下，又有许多方面和环节需要作重要的发展和改进。这乃是中国法学家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为此，笔者从反思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着眼，提出了改进和发展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下列探索性观点和意见。这些观点和意见除了可能有不确甚至谬误之外，还可能有急于求成或偏执一端之虞。那就有待学界批评教正；若还有可取之处，则可以考虑在实施中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

二、人权保障应当作为现代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理念

人权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人的权利。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指权利，即是某某权利，第二层指观念或原则，即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权利。”作为人权内容的人的最基本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甚至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可以转让的。作为当代社会的话题和内容之一的人权，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在本国的立法中把人权的基本内容予以具体化、明确化，并予以切实的法律保障，其中对人权保护最为直接的制度之一便是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制度。

人权的法定形态首先是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救济权利等等，构成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些基本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即“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于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国家与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财产。”但国家权力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积极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又时时刻刻不在威胁着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于是，人们组成国家的良好初衷很快被现实篡改，国家这个“利维坦”却经常蚕食着人民的权利，人权更容易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基本权利受公权力侵害的形式有二：一方面，违法行政行为导致的损害和合法行政行为导致的损害。另一方面，政府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紧急状态时期的必要，会限制或禁止公民某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合法的国家行为也会导致公民权利的侵害。

本次修宪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乃是责任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可以说，人权入宪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彰显了现代宪政和行政法治的理念，是2004修宪的最大亮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应当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并且，一旦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的非法侵犯，公民有权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济。不久的将来，“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权力的“关键词”，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人权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赔偿理论的发展

有关国家赔偿的理论是伴随着人权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上，国家及其公务人员违法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不法损害的责任并不存在统一的认识，存在过许多阐释国家赔偿的理论和学说，在此，笔者选取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德国和法国行政法为标本，作一简要介绍，以从历史的回顾中找寻国家赔偿制度与人权理念的紧密关联。

第一阶段：“国家无责论”与“恩惠说”。各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之所以如此迟缓和艰难，与“主权豁免理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所谓“主权豁免理论”是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基础上的国家免责理论，盛行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许多国家，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所表示的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取消了国家主权”。早在16世纪，法国学者布丹在其《国家论》中就主张“主权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其后又出现了多个具体解释国家豁免理由的理论，如“主权无拘束论”、“绝对主权论”、“主权命令说”、“人民利益论”、“个人责任论”等。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国家被视为是君王的私有财产，根据“国王不能为非”的理念，国王没有做错事的法律权力，他的法律地位有别于普通国民的权力与特权，因此，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公民也无权要求赔偿，即使国家可能出于在道义上照顾人民的目的而给以一定的帮助，这也只是一种恩赐，而非国民的权利。

第二阶段：“委托理论”。17世纪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天赋人权”和“财产权绝对原则”渐渐深入人心，公民权利受到绝对保护，但“委托理论”强调公务员必须合法的处理所委托的公共事务，故违法行为不能由国家，只能由公务员个人予以赔偿。但也有例外，一些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国家赔偿立法一次性确立了国家的直接赔偿责任，而没采用过这一理论。

第三阶段：“国家责任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国家职能的迅速扩展，国家的侵权现象也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逐渐不满，以及国家财力的增长，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一些国家被迫在有些领域放弃国家主权豁免观念，国家赔偿进入相对肯定阶段。20世纪以后，以《魏玛宪法》为标志，国家对其公务人员在其职务行为范围内的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国家赔偿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国家赔偿能更好的保证损失的及时足额偿付，毕竟国家的财力较之公务人员个人更为雄厚；另一方面国家应当承担公务人员工作的损失风险，以鼓励公务人员的创造精神和进取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许多国家开始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国家赔偿制度。例如，瑞士《民法典》第69条确认了国家赔偿责任，1958年的《联邦与雇员赔偿责任法》进一步扩大和健全了国家赔偿责任。美国、英国和日本二战以后相继公布的《联邦侵权赔偿责任法》、《王权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成为这些国家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国家赔偿制度是与人权理论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并相得益彰的，没有人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国家赔偿制度诞生和演进。所以，研究国家赔偿制度必须与人权理论相结合，从人权理论中探究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不能深刻的理解人权的内涵，就不能领悟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现状与发展方向，离开了人权理论，国家赔偿制度就失去其理论支撑，这样，即使不断进行修补和添加内容，也对建构理性的国家赔偿制度毫无裨益，反而可能南辕北辙，失去方向。

（二）国家赔偿制度中引入“人权充分保障”理念有利于对国家“合法加害权”1的遏制

“当代人权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和兴起始终对国家赔偿立法有深刻的影响。人权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把人尤其个体的人，从公共权力的巨大阴影和威胁中解放出来，强调公共权力的产生和行使都是为人谋福利的，是政府服务于人，而不是人伺候政府。”“人权充分保障”在法律层面上有两层涵义：一是法律明确界定权利，使之处于有序状态，避免相互侵犯；二是权利受到侵害后，法律应当保障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使受害人的利益不因侵权损害而收到影响。从侵犯人权的主体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公共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是来自公共权力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侵犯。其中，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尤其重要，因为公共权力可以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能力、有条件侵犯公民权利，并且这种侵犯还经常打着“合法”和“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为什么人们把国家比作“利维坦”怪兽，对国家权力如此恐惧？因为国家权力具有两面性，既为保护公民权利而设定，又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吴思先生在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说道：官府和其官吏会充分利用手中的“合法加害权”，侵害公民权利以增长自己的利益。尽管现代法治理论中引入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制度，国家的侵权损害也做了“合法”与违法的区分，然而，如果在这些制度中不引入“人权充分保障”这一核心理念，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充分的赔偿，使之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就意味着国家最终对其造成的损害并不认真承担责任，或仅承担远远低于损害结果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是不完全的，对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不足以对其“合法加害权”造成威慑，以警示其依法谨慎行使国家权力。用一个不一定准确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情势：甲拥有合法的打乙耳光的权力，而甲只有负责消肿的义务，甚至有的时候连消肿的义务也免除了，那么，乙只会在甲的怒吼中栗栗发抖，甲的耳光会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国家权力的约束，同样适用法律对公民的标准，套用一句法制的经典概括，就是在“人权充分保障”的理念下，对国家的违法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严格责任追究，保障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由此观之，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在此方面存在两大缺陷：其一、许多明显应属于非法侵害的国家行为也被该法“保护”起来，国家赔偿法列入大量的免责事由，这些免责事由并无法理依据。本来公民面对公共权力的侵犯，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手段就很有限，因此，很难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官员往往通过“合法”的调查权和强制措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或强制查封、扣押、冻结公民私有财产的案例，屡见不鲜，制约这一权力的行使确有必要，如曾一度引起学界轩然大波的“孙志刚案件”1中，相关部门的“合法”调查权和强制措施就严重的侵犯公民人身权，而根据当时的制度，这是“合法”的调查权和强制措施。因此可见，目前现行国家赔偿的违法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不足以抵御来自政府和官员的“合法加害权”，在一些对公民权利威胁较大的国家行为，比如刑事赔偿，有必要实行结果责任原则以限制这种“合法加害权”。其二，赔偿的标准过低，且存在不合理的免赔范围和最高额限制，政府为其侵害行为“打折”买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既然不用全额支付对方的损失，用低廉的违法成本能换来可能极为高昂的收益，而且这一违法成本并不必然支付，具有机会性，难怪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公务员会对这种违法成本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三）依据人权保障的理念，应当把国家赔偿取得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立法应当以保障国家赔偿的取得权为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赔偿请求权的认识上，更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防御权。

公民基本权利指公民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由宪法予以专章规定，是法定化了的基本人权。而“从人权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权是一种反抗权利。也就是说，在观念上，人权诉求反映了人们反抗特权、反抗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在现实中，法律权利逐步增长乃至进化为人权，是人们反抗人身依附、政治专制和精神压迫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人权主要是公法意义上的权利.”正因如此，一般来说，宪法在每一个条文中列举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紧接着就规定国家的义务，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国家赔偿取得权，我国宪法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国家赔偿取得权本身即基本权利，而不仅仅是对基本权利的救济性权利，更不能视为基本权利的附庸。德国行政法学家哈特穆特。毛雷尔也认为：“基本权利的意义表明：如果不只是将其视为单纯的防御权，而是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理解，那么，就应当从防御请求权进一步发展赔偿请求权”。其实，把国家赔偿取得权的认识停留在赔偿请求权的层面上，也是不够全面的，如此狭隘的理解国家赔偿权利，将使国家赔偿请求权沦落为仅仅是取得国家赔偿的手段而已。从宪政原理和现行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来看，公民有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依法取得国家赔偿，不能理解为防御性的救济权，而恰恰是基本权利本身，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只有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不积极依法赔偿时，才会产生救济的问题，这在法理上和民法上的侵权赔偿是一致的。按照于安教授的观点，国家赔偿取得权作为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也属于主体公法权利21，“它使宪法保障的人的尊严得到实际体现。它承认公民是法律的主体，使公民可以以法律主体的资格面对国家，并要求国家遵守于当事人有关的法律.”

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法律的保障力度。国家赔偿取得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给付的义务，国家有责任保障国家赔偿取得权的实现。虽然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国家赔偿取得权的保障措施，但已授权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基于国家赔偿取得权的性质，国家赔偿制度保障的重点应当是国家赔偿的取得，具体包括受害者提出赔偿请求后国家公正、及时作出赔偿决定、判决或裁定并及时支付赔偿金的义务，保障请求人在赔偿决定程序中的陈述、申辩等正当程序权利，而不仅仅是国家赔偿的申请。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把国家赔偿仅仅视为一种救济性权利，重视赔偿请求权的规范，而忽略了国家在保障国家赔偿取得权实现方面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程序规范。审视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实施现状，违法确认难、国家赔偿赔审理难、赔偿决定执行难，恰恰反映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在赔偿取得保障方面国家义务规范和程序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国法治水平较低，赔偿义务机关依法积极主动赔偿的意识不高，因此，在我国的国家赔偿立法中，保障国家赔偿取得的制度必须作为立法的重点。

三、以人权充分保障为视角，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在人权语境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被用另一种严肃而鲜见的视角重新解读和定义：侵犯人权，更确切的表述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当公民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国家为什么应承担保证赔偿和偿付义务呢？国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赔偿义务呢？对以上问题的回应，从根本上说，就是我国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目标所必需的“人权充分保障”的要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五款就明确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人权理论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逻辑起点，强调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平等，要求国家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保证权力的使用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不得违背其宗旨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就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基于人权理论的“公平负担平等论”也认为：政府活动给公民造成的损害，实际上等于受害人在一般负担以外承担的额外负担，为了使负担平等，国家应当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即通过税收来填补损失，将这种额外负担平等的分配与社会全体成员。

由于中国长久以来的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人权这一极具社会积极进步意义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但未受到国人的重视，反而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和其他国家攻击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借口并予以全面否定，政治学和法学界以前也一直运用注释性的研究方法对此传统思想不加批判，直到近几年理论界才开始正视人权这一主体公法性概念，并逐渐认识到：一个人为了取得更大的目标可以做出牺牲，但国家却不能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个人的利益，更不能随意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如果为了或借口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机关就有权做任何事情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个人权利，于是，个人权利将始终处于所谓的公共利益和真正的强权压迫之下而无生存的空间。所以，民主宪政下之“人权充分保障”理论必然要求：个人是且始终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基于正义和权利都具有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逾越。否则，人权保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公民权利将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

在“人权充分保障”的理念下，公民基本权利在抵御公权力的非法侵害方面应有更多、更公正、更方便的救济途径。借鉴国家赔偿国外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似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国家赔偿的类型化及其归责原则的细分

宪法是国家赔偿法的“母法”，也是国家赔偿法首要的渊源，国家赔偿法依据宪法产生，并不得违反宪法。我国国家赔偿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首先应当以宪法和其他基本法为依据。现行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我国宪法中提及的国家赔偿法以国家机关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为要件，并不以行为违法为要件，即宪法预定了更加广泛的国家赔偿。另外，国家机关也不仅限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还包括立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立法机关和军事机关造成的损害，国家也应当予以赔偿，是宪法第四十一条的应有之义。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内容，因此，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及修改国家赔偿法应该首此为先。在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时，有必要对行为违法的原则的合宪性进行反思。国家的侵权行为样态繁多，性质各异，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1不能完全调整其赔偿责任，应另以结果责任2原则（即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目前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也不断趋向于采用由国家承担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甚至结果责任或危险责任原则已成为许多国家为之努力的共同目标。然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是违法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条），这就大大地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但是，行政法学是关于行政法的学问，不应该仅限于对现状的维护，还必须以“应然性”为对象，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我们应该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研究成果，尤其应该研究确立“危险责任或无过失责任”为原则的法国行政判例及学说，研究德国的《国家责任法》，通过比较法研究，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方面努力完善我国国家赔偿的法律体制。从解释论的角度，我们应当考虑如何给予人民以更加充分的救济，对现行法有关违法责任的规定予以尽量宽泛的解释。从立法论的角度，我们应该为从违法责任原则向无过失责任原则的转化而努力。只有通过国家赔偿类型化和归责原则细分，才能真正实现宪法规定的对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充分救济，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理念。

由于我国对国家赔偿采取统一立法的方式，因此，在国家赔偿的理论探讨和立法时，国家赔偿的类型化和归责原则的细分尤为必要。具体而言，笔者对此提出以下探索，供同仁商榷：

1、行政赔偿。宜主要采用行为违法归责原则，并以危险责任原则或无过错原则为补充，对于行为合法但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以但书形式纳入行政赔偿范畴。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依法行政是我国行政机关目前的基本行为准则，没有理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为准则之外还承担责任；其二，便于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也利于请求人主张权利。《国家赔偿法》采用违法归责原则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是对“违法”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应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致，包括行政不作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等。

2、司法赔偿。适宜分为两大部分予以分别规定：刑事司法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行使侦察、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刑事追诉、审判、监狱管理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所给予的赔偿，宜采用结果责任原则。由于刑事司法程序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不同、行为的准则也不同，实践证明，采用违法归责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家赔偿请求人的权益。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赔偿宜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保持一致。何家宏教授在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时说，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可能是放纵了一个罪犯，而“错判”不但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还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辜者。可见，“错判”的危害性大大超过“错放”的危害性。法治社会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应是“宁可放纵，不可冤枉3”。1这种指导思想下设置的诉讼制度，对司法人员有较严格的约束，诉讼程序要求对控辩双方平等，诉讼程序非常严格，给警察、公诉人和法院的自由权很小.因此，刑事司法赔偿宜以结果责任原则为宜，以弥补司法机关行使刑事司法职权造成的损害。非刑事司法赔偿，是指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因错误保全、错误执行和错误的强制措施而应承担的赔偿。由于保全、执行和诉讼强制措施都属于司法强制行为，具有准行政性质，因此，宜采用行政赔偿所适用的违法归责原则。

3、立法赔偿。是指国家对立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对立法机关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予以豁免。在法、德等少数国家赔偿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立法机关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行使职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一般采用违法归责原则，且赔偿范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尽其如此，国家开始对立法给公民带来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是民主法制的又一大进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平等观，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4、军事赔偿。是指国家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违法行为，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国家赔偿。军事赔偿一般采用违法归责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赔偿制度的法律体系中包括军事征用法、核子损害赔偿法，这些法律是涉及军队违法行为引起的赔偿问题的特别法，同样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确切而言军事赔偿所针对的只是预备军事行为，如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等，而不包括国防行为和战争行为。此外，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的国家赔偿责任，“不应纳入军事赔偿的范围，而应纳入司法赔偿的范围”.

其二，是拓宽国家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的范围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国家机关的哪些侵权行为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是公民的哪些权利受到国家的侵害可以得到赔偿。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这两个问题未作区分，而采用统一的列举方式，以致国家赔偿范围的两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导致赔偿范围非常狭窄，对于公民的权益保护来说是不够充分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前文已就国家赔偿的类型化和归责原则的细分详细探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和抽象法律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立法赔偿暂不具备纳入国家赔偿的法制环境，不宜纳入国家赔偿范畴。至于军事赔偿，目前缺乏规范，有必要考虑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而行政赔偿的范围，笔者认为不宜采取列举式，而应规定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保持一致，凡是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确认为违法、撤销、变更的行政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害的，都应给予国家赔偿。司法赔偿中的刑事司法赔偿，若采用结果归责原则，除应受害人自己的故意造成的外，都应给予国家赔偿。对于第二个问题，国家赔偿的权利保护范围应与私法赔偿保持一致，不仅包括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包括人格权、肖像权，不仅应当包括财产所有权，还应当包括财产抵押权和收益权等。另外，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免责条款过多，这些都极不利于人权的充分保护，所限制的受案范围在法理上根本找不到依据，故是国家赔偿法应予调整处之所在应在修改中加以完善。

其三，是提高国家赔偿标准

在国家赔偿的标准与数额上，世界各国的国家赔偿数额大体上有惩罚性、补偿性、抚慰性三种，我国所采用的是抚慰性标准，因此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采取了直接的物质性损失赔偿原则，这个标准旨在公民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所需，而不是充分补偿受害人包括精神损失在内的各种损失。赔偿标准过低导致赔偿形同虚设，成为一种象征，从而可能导致受害人对国家赔偿丧失信心，这也是国家赔偿法实施近十年来国家赔偿诉讼案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我国应采用补偿性标准，适当提高国家赔偿的实际数额。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应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取消最高赔偿限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除赔偿实际工资以外，还应赔偿适当的间接损失；对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损失的，除赔偿直接损失以外，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利息等可得利益损失）如对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不但应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和适当的预期利益损失；对执法机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实际损害的，可以考虑实施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此外，精神赔偿也应在赔偿数额里予以考虑。国家赔偿法只有提高国家赔偿标准使赔偿数额达到全面赔偿的程度，才能充分保障人权，有效的遏制国家权力的非法行使，并对于依法治国和贯彻执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其四，是扩展赔偿对象等等问题

赔偿对象一般仅限于直接受害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及于间接受害人1.如被违法扣押或没收的财产，直接受害人（所有权人）往往不如间接受害人（抵押权人）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的愿望强烈，如果将间接受害人排除在国家赔偿请求人之外，则不利于财产他项权利的保护。

四、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构建国家赔偿取得权的保障程序

（一）政治文明的基本涵义

所谓政治文明，即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所形成和创造出的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政治意识和理论、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行为和方式的进步成果的总称。例如近代社会以来的共和制度、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和政府内外普遍的监督制度等，以及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以法治国原则、自由平等原则等，都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成就。政治文明必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科学政治，因此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和法治。显然，这些是当代社会任何国家欲实现政治现代化都不可缺少的共同内容和普遍形式，只不过其阶级基础、实现程度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等，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它对其他国家的政体和民主政治也将发生有益影响，所以对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将有其特定的贡献。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以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正确原则。

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的理性化、有序化和和谐化，表明了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清明、政治稳定、和谐有序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基本标志和根本保障。同志曾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而法治文明的核心就是立法文明、执法文明和司法文明。政治文明入宪，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运行依照必须遵守程序化、公开化、公正化、民主化的要求。政治文明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较高境界，无论用多么美妙的语言来描述，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是必不可少的：合规律性及合目的性。

（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程序之政治文明程度剖析

如果用政治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国家赔偿尤其是司法赔偿的程序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如：赔偿责任确认主体和义务主体不分，国家赔偿法实际上赋予了司法赔偿义务机关（法院）对违法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司法中立原则1；违法确认和赔偿决定程序不对请求人公开，请求人没有陈述理由的机会，双方的程序权利严重失衡，缺乏有效对抗；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后，便无所作为，对赔偿义务机关不确认行为违法或确认结果不服，对赔偿决定不服，也只能申请复议，缺乏司法救济途径，违反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如此等等，与政治文明所要求的公开、有序、和谐、民主相差甚远。概而言之，似还存在如下两大缺陷：

1、不合规律性

正如古代罗马人所说，“有救济才有权利”（Ubijus，ibiremedium），公民只有在受到侵害后得到救济，才谈得上享有权利。为了保障必要的救济，现代国家的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在规定若干权利的同时，把诉诸司法的权利规定为一项公民权利或人权，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任何人在其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人权遭受侵害时，都有权享受合格的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有效的救济”，从人权保障的高度说明了救济制度是确保人权救济的基本制度，国家赔偿的司法救济制度正是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而我国司法赔偿缺乏第三方的中立裁决程序，违背了法治的基本规律。

2、不合目的性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一条开宗明义的规定了其立法宗旨是“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与宪法的四十一条的规定一致。但是，在国家赔偿尤其是司法赔偿取得程序的规定上，赋予了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决定机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赔偿请求人的程序权利仅“申诉”二字，立法宗旨中的“保障”二字在具体程序中荡然无存，立法宗旨与程序制度南辕北辙，难怪有学者把《国家赔偿法》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

（三）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准重构国家赔偿取得权的保障程序

程序，通俗地讲就是游戏规则，按照合理的法律目的构建合理的法律程序，并依照程序“游戏”，就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必须强调的是，在国家赔偿取得权的保障程序中，保障国家赔偿取得权才是游戏的目的，国家赔偿只是游戏的“花红”，而不是游戏本身。国家赔偿取得权的保障程序，是指保障国家赔偿请求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程序规范总称，应当分为三个部分：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决定程序、第三方司法救济程序及执行程序。这三个阶段参与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原则也有很大差异，现行《国家赔偿法》混淆了这三个程序的性质，笼统的称之为“赔偿程序”，是极不科学的。如前所述，国家赔偿取得权本身即宪法基本权利，而不是救济性权利，只有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不依照决定程序积极主动依法赔偿的时候，才会产生救济的问题，不能因为在同一部《国家赔偿法》中同时规定国家赔偿的实体权利范围、赔偿决定和司法救济而混淆三者的关系。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决定程序和第三方司法救济程序的构建，必须遵循政治文明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的要求。

1、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决定程序

国家赔偿决定程序是国家赔偿取得权的前置程序，设置前置的目的，既是给赔偿义务机关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也是处于提高效率、减轻诉累的考虑。国外国家赔偿实践证明，大量的赔偿请求基本都可以在行政处理过程中得到解决。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大约有80％－90％的国家赔偿案件都是在行政机关得到解决的.1）概念

国家赔偿决定程序是指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基于申请人的国家赔偿申请就赔偿请求作出的实质性决定的主体、时限、顺序、步骤、方式的总称。赔偿决定的内容应当包括是否赔偿及其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并告知请求人不服赔偿决定所享有的救济权利和途径。

2）性质

由于国家赔偿决定程序中仅有两个法律主体，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赔偿决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单方作出。因此，国家赔偿决定程序应属于（或类似于）行政程序，其具体制度可按行政程序构建。

3）具体制度

（1）时限制度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在收到赔偿申请后，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一般以60日为限）作出赔偿决定，需要对侵权人进行违法确认的，并同时作出违法确认。

（2）听证制度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定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采用听证程序，是一个巨大进步，应将这一制度引入国家赔偿决定程序。在听证中，请求人有权陈述理由，举示相关证据。

（3）和解制度

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就赔偿的范围、金额、方式等事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的，赔偿协议即生效。

（4）救济权利及途径告知制度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后，应当书面告知请求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以及期限。请求人在法定期限（宜规定为90日）内未依法提出第三方救济的，赔偿决定即生效。

2、国家赔偿司法救济程序

1）概念

国家赔偿司法救济程序，是指在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超过法定期限拒不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或赔偿请求人不服国家赔偿决定时，由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直接针对赔偿请求作出判决或裁定的程序1.赔偿请求人一旦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原国家赔偿决定乃非经判决撤销，仍具有法律效力。

国家赔偿司法救济程序中，可以调解结案。

2）性质

毫无疑问，国家赔偿司法救济程序属于司法程序。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笔者建议：宜采用行政诉讼程序，赋予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更多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请求人的国家赔偿取得权。采用违法归责原则的，赔偿义务机关必须证明权力行使行为合法，方可免除国家赔偿责任；采用结果责任原则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必须证明损失系由受害人故意所致，方可免除国家赔偿责任。

3）管辖

行政赔偿诉讼管辖遵循《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仍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但如法院为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时，为保证程序公正，该法院应当回避，可考虑通过提高审级或异地管辖的方式予以解决。

3、国家赔偿执行程序

我国《国家赔偿法》中没有规定执行程序，是造成国家赔偿难的制度原因之一的。美国《联邦侵权法》规定，赔偿义务的执行按私人侵权的执行方式执行，值得我国借鉴。

1）执行依据

包括生效的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协议和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判决、调解书。

2）执行条件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拒不履行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协议和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判决、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3）执行主体

由人民法院执行。

4）管辖

原则上由作出生效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协议的国家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和作出生效国家赔偿判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管辖。

5）保障措施

A、对于金钱赔偿，加收利息；

B、因赔偿金划拨机关不划拨赔款的，追加赔偿金划拨机关为被执行人；

C、依照《民事诉讼法》追究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金划拨机关相关责任人的妨碍执行的责任；

D、人民法院向拒不履行生效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协议和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判决、调解书的上级机关、监察机关、人事机关出具司法建议书；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9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名称等人身权利给受害人的人格、精神、尊严，信誉、品格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对于该种损害，早在罗马法中，就规定了赔偿制度，即人身伤害的慰抚金赔偿制度。真正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完备的制度形态以《德国民法典》的颁布为标志。《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规定了“财产以外之损害”即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存在物质利益与人身的非物质利益，并且这两种利益构成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确立人身伤害的精神赔偿制度是顺应历史的发展。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只是规定在特定损害造成名誉权，荣誉权损害时，由赔偿义务机关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只是一种承担精神损害的责任形式，而不是一种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规定对精神损害只是予以补救，而不是赔偿损失。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赔偿法基本上将非物质性的精神损害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首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必然趋势。随着生产趋于高度社会化，社会生活已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国家对社会的事后监控逐渐转向越来越多地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控；行政管理机关的数量也剧增，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现代社会运营机制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政权力的极大随意性，因此政府的干预极易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法治首先要求建立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就是监督，控制行政权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促使行政机关更好地行使职权的需要。

其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行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共同的旗帜。依法治国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必须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平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违法者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过程中，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实现法治必须支付的“成本”。国家赔偿法只赔偿人身权中的物质性利益，不予赔偿精神性损害的规定，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任何程度的人身伤害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这种精神损害除了肉体伤害本身以外，还会导致肉体病痛与不便，能力及社会评价降低、丧失或降低对于生活乐趣的享受，以及心理上对上述不良状态所产生的消极否定情感即精神痛苦，因此判决侵权人对受害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往往比非财产性责任方式更为有利。国家对于受害者的精神予以赔偿，其意义并不在于赔偿金本身，而在于对受害人价值和人格的尊重，体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作为相对人的公民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再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维护法律规范一致性的需要。在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而在行政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还未将其正式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按照法的一般原理，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组成。民事法律中已经确立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规定，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也应当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国家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国家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况且，《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已为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奠定了司法实践的基础，只是侵权人是行政机关而已。所以，从这一层面上说，行政赔偿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行政赔偿制度范文篇10

一、确定国家赔偿标准的原则

如何确定赔偿的标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大抵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总体来看，各国在赔偿标准上大致奉行三种不同的原则，即惩罚性原则、补充性原则、抚慰性原则。这三种原则分别代表了三类不同水平的赔偿标准：

1、惩罚性原则

惩罚性原则，指赔偿标准对侵害方应具有惩罚性，除使侵害方赔偿足以弥补受害人所蒙受损害的费用外，还要付出对自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负责任的惩罚性费用。[1]这实际上就是赔偿额等于损失额加上惩罚金额，因此这一原则下的赔偿额是比较高的。

2、补偿性原则

补偿性原则，指赔偿额能够弥补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这一原则下的赔偿标准等于实际所受损失额。

3、抚慰性原则

抚慰性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国家赔偿不可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作完全充分的救济，国家机关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国家赔偿只宜作象征性的抚慰，赔偿额只能限制在实际所受损失额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原则下的赔偿标准通常低于实际损失额。

由于《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同时，间接损害难以认定、计算，不宜操作，因此国家赔偿标准采用的是抚慰性原则。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抚慰性原则已经远远不能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况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提高，应该有能力相应地提高赔偿标准。从世界范围赔偿制度的发展情况来看，间接损害与精神损害已被许多国家纳入赔偿范围，因此我国也应作相应的改革或完善。

二、我国赔偿标准范围的现状和缺陷

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依据抚慰性原则制定的赔偿标准过低，从而导致赔偿范围过窄，不利于行政赔偿立法宗旨的实现。

（一）行政赔偿仅赔偿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

我国赔偿法将侵权损害分为人身权损害和财产权损害，但人身权损害仅指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受到的损害，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相比，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过窄。而且由于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赔偿标准很低，已导致赔偿请求人的诸多不满。况且，对于哪些损失属于直接损失，哪些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界定。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把握，常常只能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或习惯认定，自由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致使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客观存在。[2]同时，如果根据民法上关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理论，直接损失是现有财产的减损，是既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是实际损失；间接损失是未来财产的减损，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称期待利益的损失，那么当事人主张的间接损失将得不到赔偿，从而不利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小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的法律设定，实质上是一定程度对行政主体保留了“国家豁免权”。这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也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准则。另外，从行政机关角度看，行政赔偿制度是尊重人权，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对行政赔偿责任一定程度的“豁免”，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尽职尽责是十分不利的。[3]再者，由于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明显小于民事侵权可赔偿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就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或“私了”。我国行政侵权案件数量一直上升比较迟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缺乏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只规定了三种形式：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没有任何的保证条款，难以操作，基本上形同虚设。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大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反应了立法对人们精神上的关爱与保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我国有关的行政立法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这就使得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时，对自己受到的严重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而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陷入尴尬的境地。正如前几年被各大媒体关注的“处女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的少女进行威胁、殴打，将其非法拘禁了两天，强迫其承认有行为，这对于十九岁的受害人麻旦旦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法院仅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如此少的赔偿金怎么能弥补一个无辜少女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呢？但是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因此，此案的最大悲哀在于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空白。[4]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鲜明地把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三、如何扩大赔偿标准的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有不少学者建议，目前应该考虑采用补偿性原则来制定赔偿标准，即按照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在一定条件下考虑精神损害赔偿。

（一）增加人身权中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亦应作为国家赔偿标准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这也符合法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

（二）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有限度地赔偿间接损失

行政赔偿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的规定，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严重，如果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显然不公平。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

在赔偿直接财产损失的基础上增加对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可使相对人在遭受违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消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因为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是难以精确计算的，而且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间接损失只能是有限度的赔偿，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期待利益（或者称为可得利益）的损失。

（三）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其排除在范围之外，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样既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彻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5]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6]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

1、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也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另外，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因此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还是有必要的。

2、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

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是通过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予以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这就决定了精神损害只是一种手段，旨在通过经济上对受害人的补偿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7]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因为金钱赔偿不是唯一的方法，还可以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式。因此在侵权人停止侵害后，如果采取上述方式就可以消除受害人精神痛苦的，金钱赔偿就无必要，法律也不应支持。只有在采取了必要措施后仍无法达到抚慰的目的，金钱赔偿才是必要的。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具有辅助性、间接性、补充性。法官应根据案情来自由裁量，在一个最高额之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避免受害人以精神损害为由，以营利为目的漫天要价，从而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四、结语

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立法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完善和规范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强化其人权保障功能，扩大赔偿范围和提高赔偿标准，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的迫切需要。

注释：

[1]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第215页。

[2]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及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3]邱之岫：《中国日本国家行政侵权赔偿制度比较研究》，《行政与法》2002年第4期。

[4]于金葵：《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讨》，《行政与法》2002年第3期。

[5]于金葵：《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讨》，《行政与法》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