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解释范文10篇

行政解释范文篇1

（一）行政解释主体的混乱

我国行政解释是一种有权解释，即官方解释，主要是机关作为主体的解释，它通过设立一些权威的解释主体，由其对法律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并赋予其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从而使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免受任意解释的侵害。即行政解释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依据法律程序进行行政解释。依据这个要求，法律解释主体不宜设置太多，更不宜由众多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自主设置解释主体。

反观我国行政解释主体的设置情况，主要表现为主体多，层次高低不同，甚至无权或者越权进行解释。各具体法律法规对行政解释主体似有滥设之嫌。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解释主体的设定实际上远远超出了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范围。从各法律、法规明文“授权”的行政解释主体看，主要有如下主体{2}：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省会所在市人民政府；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经过法律或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才具有行政解释的权力，现实中，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伴随制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然后再由下级机关再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这样依次循环下去，直到不能再授权解释为止，因此行政解释的主体就越来越多以至于混乱不堪，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随着行政解释权的逐渐“下放”，行政解释的级别越来越低，效力越来越差，最终削弱了法律的权威；行政解释太多造成公民法律思维的混乱，在诸多法律规范和行政解释之间无法取舍，最终导致法律信仰的丧失；行政解释主体的繁多将导致规范的冲突甚至相互矛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性和安定性；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解释，即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尚未规定相应的司法规制，这样在行政解释违法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的时候，作为相对人无法获得法律的救济。

总之，行政解释主体的混乱，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加了行政成本，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憧憬，严重侵蚀了我们尚未建立的薄弱法治。所以建立规范统一的行政解释主体势在必行，让行政解释在法治的轨道上发展。

（二）行政解释对象的片面

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是抽象行政解释，行政解释的对象是单一的法律文本，根本没有考虑行政解释发生的场域，即行政解释必然是在法律文本遭遇行政事实的过程中产生的。事实上，这个过程中行政解释的对象是不可能如此“形单影只”。

惠生武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规章之间冲突的解释。”{3}朱新力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4}曾刚、何璇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的条文以及它的附随情况。”{5}学术界与法律实务界都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现实果真如此吗？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与解释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活在理解与解释之中，在行政执法领域中，解释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释应该是具体的行政解释。行政解释只关注抽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却忽视了对行政事实的解释，在行政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行政事实的问题，而且法律的模糊性正是由于行政事实的出现才暴露出来的。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在制定之初都是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不然这将是一部不合格的法律文件，法律文本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其与行政事实的“邂逅”中产生的，行政解释就是解决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之间矛盾的“灵丹妙药”。可以说，不包括行政事实的行政解释是空洞的，不包括法律文本的行政解释是盲目的。

因此，行政解释主体的繁杂，令我们无法把握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更加使得行政解释主体的权力无法受到规制，权力的旁骛必然面临权力被滥用的危险；与此同时，在行政解释的对象方面我们又面临着解释对象的单一化[1]，都将行政解释的对象界定为法律文本，这可能是源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行政解释的缘故，更加说明学界对于行政解释的研究在做着现行法律规定的注脚。

二、行政解释的必由之路：单一与多元

鉴于我国行政解释存在的缺陷，本着逐步改革的思路，笔者将对行政解释主体再定位，逐步实现行政公务人员的解释，即实现解释主体的单一化；在解释对象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实现多元化。二者的“双剑合璧”必然使得我国的行政解释朝着规范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行政解释主体的逐步回归

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解释的重要因素，解释主体的问题关系到行政解释的性质和规制。目前我国行政解释主体的泛滥，造成了行政解释的任意，而解释的任意必然意味着其后权力的任意。鉴于目前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问题，笔者本部分试图展开循序渐进的解释主体探索，提出了逐渐改革的目标，提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2]，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笔者设想的长远目标，即行政解释主体回归到行政公务人员[3].

1．完善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解释

目前我国行政解释主要是机关解释，即行政机关作为主体对法律、法规、规章的涵义、具体应用和执行等问题进行说明和诠释。行政机关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行政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何具体应用做出的解释，即执行解释；第二，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涵义和应用做出的阐释，即制定解释。前者从表面上而言似乎是具体行政解释[4]，但笔者认为其同后者一样都是抽象的行政解释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解释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解释行为，一切行政解释都是抽象的行政解释，具体的行政解释依旧是我们的理想和长远目标。

首先，我国目前行政解释的效力都是普遍性的，而不是针对具体某一案件或法律事实，即使再所谓“具体”的解释，比如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最低一级的行政解释主体省会市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解释，其所针对的对象在其所辖的范围内的效力仍是普遍的，效力对象是相当广泛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其次，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一定时期内长期适用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并不是针对某个案件的终结而失去效力，而是反复适用的。最后，最重要的是我国的的行政解释还没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抽象的行政解释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在进行司法规制方面依然面临瓶颈。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解释。那么，是否抽象的行政解释就是一无是处呢？就我国法学发展的现状而言，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其也有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是法律本身及其语言的局限。立法者在立法时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只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空间和自然环境中，并且依靠自己的“前见”去理解事物，但社会的发展总是很快将刚制定的法律规范变得滞后；另外语言永远是需要解释的，人永远无法用语言真正准确的表达自身的所思所想，立法者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立法者就不得不将“第二次的立法”交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能在没有面对具体的某个案件的时候就不得不进一步“解析”上级的法律规范或者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这一切似乎成为了行政机关无法规避的任务。二是行政法本身的特点。行政法是社会生活中包含内容最丰富的部门法，立法永远不可能包罗变化的各种事项，修改法律又是需要很多成本的，此时行政解释可以解决部分难题。总之，目前我们无法回避抽象行政解释的现实，在增强立法技术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可以完善抽象行政解释行为：

（1）严格控制授权立法，加强行政解释的事前审查。授权立法就是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机关有天然的权力扩张性，为了达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立法机关必须要严格控制授权立法。首先立法机关应该明确授权的范围和授权的级别，被授权的机关级别应该比较高，不然其没有能力进行行政立法与行政解释；同时，行政机关必须严格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解释，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没有授权即禁止。

（2）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解释行为，使得行政解释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比如要具体包括行政解释的调查、起草、听证、审查、批准等多项解释程序。

（3）具有行政解释权的行政机关成立专门的解释部门和专业的解释人员，相关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和经验，并明确分工与责任，对于行政解释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部门责任和个人责任。

（4）将抽象行政解释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学界呼吁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已经多年，行政解释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也同样是势在必行。

2．发展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解释

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的机关主要是以下主体：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

这些行政解释主体主要进行的是抽象的行政解释，正因为其是抽象行政解释，就经常出现行政解释与行政立法的冲突，行政解释任意与混乱。必须承认法律、法规、规章等在制定之初，没有接触具体的法律事实之前，是很难发现其模糊性的，当法律、法规、规章等接触到法律事实时，模糊性就会凸显。行政机关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在将法律与事实进行比对、涵摄之时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法律的模糊性也就在执法过程中体现，此时行政解释就扮演了消除模糊性，加强法律确定性的任务。所以，最能够发现法律与事实距离的是行政执法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笔者认为行政解释应当逐渐的向行政执法机关解释靠近，这个是笔者设想的中期目标[5].那么，具体从事行政执法的机关作为行政解释的主体具有如下优点：

（1）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行政解释是其本身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解释，这样行政机关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法律，依法行政。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解释、应用结合为一体，理解同时是解释和应用，解释是理解的解释，也是理解的应用，应用是理解的行为。{6}

（2）行政执法机关从事具体的执法工作，其可以深入地了解案件事实情况，根据案件事实的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及时阐明事实的法律意义，充分地在法律与事实之间进行往返论证，最终使得行政行为取得良好的效果。

（3）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是针对个案的具体解释，这样的解释是一次性的，有针对性的解释，所以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司法审查的，这样就防止了行政解释的任意，规范了行政权力，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总之，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必然要进行行政解释，这既是法律本身特点的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解释伴随着执法的全部过程，只有解释才可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执法的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解释要比立法机关或者没有接触案件事实的行政机关做出的解释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也更加能够让相对人接受，执法的效果就会更好。

3．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

我国的行政解释目前都是机关解释，都是抽象的解释。但目前法律解释学正在影响着我们传统法学的发展路向，引导着法学从宏大叙事逐渐转向微观论证，从立法研究转向法律适用，从立法本位开始转向司法与行政本位。在解释主体上由机关解释向个人解释转变，解释的目标由限制解释向创造性解释转变。{7}从这个研究成果出发，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行政机关抽象的行政解释很难与行政立法进行明确的区分，行政机关的抽象解释不具有可操作性等诸多弊端。那么，行政解释的真正主体是谁？这也是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其实解释的真正主体是人而不是任何的机关。我们必须承认只有人才具有思维能力，人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机关都不具有这些条件，机关只是名义上的代表人。那么此时我们是否会发现一个“阴谋”，行政机关是否成了行政解释者的“挡箭牌”呢？做出解释的人此时却躲在背后逃避了责任，这难道不是个阴谋吗？

陈金钊教授在谈论法学科学性时说：“法学本来属于实践学科，以规则为代表的法律属于人类经验的总结，人既是法律的创造者，也是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者，离开了人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载体。”法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这是不能忽视的主体，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此时，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行政解释，即行政解释是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文本和行政事实等诸多事项的诠释与说明的活动。{8}

法律文本有其独立性，法律制定者（作者）在完成法律文本（作品）后，其本身已经脱离了作品。法国哲学解释学教授利科尔如是说：“有时我想说，读一本书就是把它的作者看作已经死去了，是死后发表的书。因为当作者死了时，对于书的关系就变成了完全的，并且实际上就是完整的。作者不再回答了，只剩下阅读他的著作了。”{9}此时读者的任务就是去阅读文本，而不是在历史中去寻找作者的原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已经不再是解释的主体了，在读者那里才会发生解释问题。依据这样的原理，行政解释真正的解释者只能是在适法过程中的具体的行政公务人员。

法律重在适用，适用必然进行解释，脱离法律事实的抽象解释无疑是空中楼阁，法律文本必须与法律事实具体结合做出解释时才能获得新生。“企图把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分开的人采取的是诡辩的区分法。一个法律术语只有在它适用于特定案件中的事实时才有意义。意义在适用中获得生命。抽象地确定法定术语的意义就是在学究活动中绕圈子。只有当我们把如此确定的意义适用于手头的案件时，此法才真正得到解释。”{10}

世界各国的法制发展过程中真正的法律适用主体只有两种人：一是法官，二是行政公务人员，法官行使的是司法权，行政公务人员行使的是行政权，二者的权力都是适用法律的权力。在行政解释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应该是背后的行政机关，更不应该是行政立法机关，其应该是现实中运用国家权力的人，其解释行为才是最现实的最有效的行政解释。可能有人会反问，你说的行政解释行为是否就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了呢？笔者可以肯定的说，具体的行政解释行为一定意义上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我们很难将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解释区分开，二者是相伴而生的。正如哲学解释学所言，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笔者认为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而不是个别学者提出的行政解释主体是公务员，因为其忽视了以下两种情况下行政解释的主体，即在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委托情况下，真正执法的人员可能是没有公务员资格的。

（1）被授权组织的范围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工青妇等社会组织，事业与企业组织，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

（2）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受委托组织的条件如下：受委托组织应该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受委托组织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任务的工作人员；受委托组织履行受委托职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它应有条件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技术鉴定。{11}

那么，在上述情况下，被授权人和受托人可能是事业单位或者是企业组织的人员、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法律解释问题，所以笼统的将行政解释主体界定为公务员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应该以是否执行公务为标准，认为只要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应该具有行政解释的权力，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这样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就可以避免出现遗漏，将从事公务执法的所有人员都纳入了行政解释的行列，这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二）行政解释对象的多元化

学界对行政解释对象的界定主要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抽象行政解释的性质出发，将行政解释的对象确定为法律文本。诚然，法律文本确实是行政解释的主要对象，但是作为具体的行政解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法律事实的认定。陈金钊教授认为，对事实文本的解释应揭示其法律意义。{12}

当行政机关或者公务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必然面对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与行政事实的结合适用，这种结合就需要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因为权利义务的内容是丰富的，文字自身的多义性和概括性，同时行政事实更是多样的；行政事实与法定权利义务之间是不可以直接划等号的两个系统，它们是属于不能立即同构的范畴，行政事实的法律意义，法定权利义务的现实需要都要进行解释；运用不同证据证明行政事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诠释的过程，都需要行政执法者做出解释与说明，所以行政事实是行政解释的对象。

陈金钊教授在论述法律解释权的客体时认为法律解释权所指的对象是广泛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能作为法官法源的各种法律形式；二是纳入法律调整的各种事实及其法律意义；三是司法过程中法律与事实的互动关系。{13}虽然陈教授主要从司法的视角分析法律解释的客体（对象），但是这个原理同样可以运用到行政解释中，司法与行政都是具体的适法过程，二者在法律解释上的很多原理是相通的。上文笔者已经论述了行政解释的三个对象，从陈教授的法律解释客体原理出发，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也应该包括行政过程中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行政解释在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行政法是包罗万象的部门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面对的行政事实是相当复杂的，行政公务人员不仅要解释行政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也要解释合理性问题。笔者认为行政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就是如何使得行政行为被相对人接受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转化为行政解释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就意味着行政行为双方的对话与沟通、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一种视域融合。此时相对人参与到了行政过程中，每个人带着“前见”进人参与行政的对话。对话中行政公务人员不仅解释法律文本和相关的行政事实，其必然要扩充到该案件相关的许多的背景知识、人情世故、思维方式以及观念习惯等，这样才能够将“盲目的前见”去除或者减少。这些似乎与案件事实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在行政公务人员主动执法过程中是必然面对的，是论证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必然选择。笔者将其界定为行政过程中的“前见事实”。尤其是将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对“前见事实”的解释必要性就更大。司法行为是被动发生的，司法解释也具有被动性，司法解释关注的是合法性问题，很少顾虑司法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司法解释的对象就较为稳定，即法律文本、纳入法律调整的事实和二者的互动关系。但是，行政解释由于其自身的主动性和解释的合理性要求导致其解释对象的多元性，而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与法律事实的层面。只有全方位的解释行政才可以充分体现行政行为的参与性，并最终达到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毕竟现代行政是依法行政，也是参与行政，结束“剧场政治”，相对人应该在行政中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总之，我国行政解释对象可以做如下界定：一是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条约协议、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时也包括行政法的概念、规则与原则。二是行政事实，包括行政事件和行政行为。三是法律规范与行政事实的互动关系。四是前见事实，即行政过程中双方带入行政过程的背景事实与思考方式等。综上所述，在对行政解释主体与对象进行了回归与创造的论述后，笔者认为在行政解释主体逐渐单一和行政解释对象逐渐多元的情况下，进行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也将是逐渐递进的过程，在面对抽象的行政解释时应该将司法审查的机关界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专门的宪法法院。在实现长远目标后，即实现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后，司法审查的机关就是所有可以进行行政诉讼的法院，因为此时的行政解释已经完全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了。

三、结论：拒绝浪漫主义的呼唤

我国行政解释存在的解释主体、对象和司法审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解释研究与实践还是相当滞后的，行政解释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法律实务界，行政解释仍然是法治进程中“被忽略的大多数”，尤其是学术界从事行政解释研究者甚少，而且几乎在做着现行法律规定的“纯粹的解释”工作，对于真正认识行政解释本质并无大的建树，言语之间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气氛。拒绝浪漫主义的呼喊，行政解释必须要进行回归与创造，回归就是行政解释的权力真正回归到具体的人手中，创造就是行政解释的对象要广泛，因此笔者拟得出如下结论：

树立法律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够体现其价值的信念，将我们关注的视角从法律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上来，加大对法律应用的研究，即对司法与行政行为的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才可以发现法律的真谛，但很遗憾，纵观我国法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宏大叙事的研究风格成了束缚我国法学研究的通病，大声呼吁建设法治的声音不绝于耳，政策诠释的法律文章也让我们倍感乏味。分析这个“口号万岁”的时代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宏观的论证法律比微观的研究更加容易，微观的研究涉及诸多技术性问题，对法学的操作能力要求甚高，繁琐的法律规范设计过程也会让人望而却步；相比而言，宏大的叙述在传播法律理念的过程中总会让人心潮澎湃，听众也更愿意接受这些令人激动的言语，每当此时我们总会发现法治是如此地美好，是如此地容易建立。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政策诠释的法律论证更加容易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与赞誉，难道这是学者的价值吗？真正的学者是一名医生，他要一直诊断政府的疾病，发现问题并努力地去纠正，学者在一定程度是政府的“批评者”，而不是“颂德者”，学者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法学人更是如此。口号美好但终究会厌烦[6]，面对现实，法学人必须踏实的研究些具体问题，只有蓝图，缺乏具体的材料，法治的大厦永远是空洞的。那么，法律的真正价值必将体现在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上面，微观论证必将在此展开，行政解释可能是大厦的一砖一瓦，但其不可或缺。

实现行政解释主体的具体化，行政解释必须在与行政事实结合过程中产生，逐渐取消立法者的行政解释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让行政解释权真正回归到行政公务人员手中。行政解释主体究竟是没有生命力的机关还是个人至今仍然是模糊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因为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机关，但是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就是科学的吗？学者的质疑精神哪里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即法学研究中主体的缺失。多年的法学研究，引进了众多的西方法治理念，但随着法学的研究我们发现适法主体的缺失，法学研究过多的关注了客体的研究，而忽略了法学究竟是谁的学问，本文所论述的行政解释也面临如此的尴尬。回答主体问题，应该首先明确法学的本质是人学，只要明确这个前提，法学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同样行政解释的主体应该是人，因为人才是有思维的并且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行政解释主体不是诸多学者阐述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主体必然遮蔽了行政解释真正的主体。而且将行政解释主体定位是行政机关的想法也是十分天真和浪漫的，因为解释永远属于人，绝不会属于抽象的行政机关。

拓宽行政解释的对象，对于法律文本、行政事实、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前见事实都应该事无巨细的进行理解与解释，将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都纳入行政解释的范围，以便于实现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目前学界主要观点仍然认为行政解释对象是抽象的法律文本，但这一想法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脱离了行政事实的行政解释是盲目的，法律文本只有在与行政事实的结合过程中才可以体现出其价值，此时学界的观点依旧犯了纯粹注释法律规定的错误，这是没有深入思考的后果。行政解释应该是具体的解释，因为抽象的解释其合理性是需要质疑的，那么，行政解释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其必然伴随着文本与事实的互动，解释主体无法回避对进入行政过程中的诸多因素的说明与诠释。因此，学界关于行政解释对象是单纯的法律文本的观点是如此的天真，但笔者坚决反随这种浪漫的天真。

综上所述，对于行政解释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笔者通过行政解释问题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重新审视我国的行政解释，希望尽快结束遇到疑难案件就呼吁立法的罗曼蒂克时代。法律解释可以为我们开启另一扇窗口，但这个窗口一直被忽视。现代行政是依法行政和参与行政，希望笔者关于行政解释问题的建议不是浪漫主义的呼唤，而是依法治国的现实追求。

注释：

[1]当然学界也有学者提出其他行政解释的对象，比如张弘先生就提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但这样的理论毕竟是占少数的。

[2]笔者规划的目标：近期目标是完善行政机关的抽象解释，中期目标是发展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长期目标是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应该说这些目标是逐渐取代的目标，最终目标是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

[3]此处笔者界定的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而没有界定为公务员，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范围要宽，在后文笔者将着重论证。

[4]此种界说在学界很多专家学者的论文中多认为是具体的解释，比如张弘先生在其《行政解释论》中就曾认为，其是具体解释。但是笔者认为其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解释行为。

[5]上文中“完善抽象的行政解释”是笔者面对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此处“发展行政机关执法过程的解释”是笔者建构行政解释主体的中期目标；下文中“建立公务执法人员的行政解释”是长远的理想目标。

[6]“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典型被滥用到极致的口号，比如“依法治省，治县一直到治村”这是对法治的极大误用。

参考文献：

{1}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

{2}鄢超，张红兵．略论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规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学报，2004，（1）:113.

{3}惠生武．论行政解释的基本范畴及其分类[J]．法律科学，1999，（3）:41.

{4}朱新力．论行政法律解释[J]．浙江大学学报，1999，（2）:122.

{5}曾刚，何璇．行政解释辨析[J]．理论界，2005，（11）:83.

{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17.

{7}陈金钊．法律解释的转向与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J]．法学评论，2002，（2）:58.

{8}陈金钊．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J]现代法学，2001，（1）:136.

{9}[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50.

{10}[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605.

{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9-147.

{12}陈金钊．论法律事实[J]．法学家，2002，（2）:42.

{13}陈金钊，焦宝乾等．法律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72.

行政解释范文篇2

（一）行政解释主体的混乱

我国行政解释是一种有权解释，即官方解释，主要是机关作为主体的解释，它通过设立一些权威的解释主体，由其对法律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并赋予其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从而使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免受任意解释的侵害。即行政解释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依据法律程序进行行政解释。依据这个要求，法律解释主体不宜设置太多，更不宜由众多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自主设置解释主体。

反观我国行政解释主体的设置情况，主要表现为主体多，层次高低不同，甚至无权或者越权进行解释。各具体法律法规对行政解释主体似有滥设之嫌。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解释主体的设定实际上远远超出了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范围。从各法律、法规明文“授权”的行政解释主体看，主要有如下主体{2}：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省会所在市人民政府；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经过法律或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才具有行政解释的权力，现实中，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伴随制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然后再由下级机关再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这样依次循环下去，直到不能再授权解释为止，因此行政解释的主体就越来越多以至于混乱不堪，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随着行政解释权的逐渐“下放”，行政解释的级别越来越低，效力越来越差，最终削弱了法律的权威；行政解释太多造成公民法律思维的混乱，在诸多法律规范和行政解释之间无法取舍，最终导致法律信仰的丧失；行政解释主体的繁多将导致规范的冲突甚至相互矛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性和安定性；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解释，即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尚未规定相应的司法规制，这样在行政解释违法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的时候，作为相对人无法获得法律的救济。

总之，行政解释主体的混乱，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加了行政成本，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憧憬，严重侵蚀了我们尚未建立的薄弱法治。所以建立规范统一的行政解释主体势在必行，让行政解释在法治的轨道上发展。

（二）行政解释对象的片面

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是抽象行政解释，行政解释的对象是单一的法律文本，根本没有考虑行政解释发生的场域，即行政解释必然是在法律文本遭遇行政事实的过程中产生的。事实上，这个过程中行政解释的对象是不可能如此“形单影只”。

惠生武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规章之间冲突的解释。”{3}朱新力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4}曾刚、何璇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的条文以及它的附随情况。”{5}学术界与法律实务界都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现实果真如此吗？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与解释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活在理解与解释之中，在行政执法领域中，解释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释应该是具体的行政解释。行政解释只关注抽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却忽视了对行政事实的解释，在行政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行政事实的问题，而且法律的模糊性正是由于行政事实的出现才暴露出来的。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在制定之初都是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不然这将是一部不合格的法律文件，法律文本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其与行政事实的“邂逅”中产生的，行政解释就是解决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之间矛盾的“灵丹妙药”。可以说，不包括行政事实的行政解释是空洞的，不包括法律文本的行政解释是盲目的。

因此，行政解释主体的繁杂，令我们无法把握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更加使得行政解释主体的权力无法受到规制，权力的旁骛必然面临权力被滥用的危险；与此同时，在行政解释的对象方面我们又面临着解释对象的单一化[1]，都将行政解释的对象界定为法律文本，这可能是源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行政解释的缘故，更加说明学界对于行政解释的研究在做着现行法律规定的注脚。

二、行政解释的必由之路：单一与多元

鉴于我国行政解释存在的缺陷，本着逐步改革的思路，笔者将对行政解释主体再定位，逐步实现行政公务人员的解释，即实现解释主体的单一化；在解释对象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实现多元化。二者的“双剑合璧”必然使得我国的行政解释朝着规范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行政解释主体的逐步回归

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解释的重要因素，解释主体的问题关系到行政解释的性质和规制。目前我国行政解释主体的泛滥，造成了行政解释的任意，而解释的任意必然意味着其后权力的任意。鉴于目前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问题，笔者本部分试图展开循序渐进的解释主体探索，提出了逐渐改革的目标，提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2]，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笔者设想的长远目标，即行政解释主体回归到行政公务人员[3].

1．完善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解释

目前我国行政解释主要是机关解释，即行政机关作为主体对法律、法规、规章的涵义、具体应用和执行等问题进行说明和诠释。行政机关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行政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何具体应用做出的解释，即执行解释；第二，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涵义和应用做出的阐释，即制定解释。前者从表面上而言似乎是具体行政解释[4]，但笔者认为其同后者一样都是抽象的行政解释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解释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解释行为，一切行政解释都是抽象的行政解释，具体的行政解释依旧是我们的理想和长远目标。

首先，我国目前行政解释的效力都是普遍性的，而不是针对具体某一案件或法律事实，即使再所谓“具体”的解释，比如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最低一级的行政解释主体省会市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解释，其所针对的对象在其所辖的范围内的效力仍是普遍的，效力对象是相当广泛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其次，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一定时期内长期适用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并不是针对某个案件的终结而失去效力，而是反复适用的。最后，最重要的是我国的的行政解释还没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抽象的行政解释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在进行司法规制方面依然面临瓶颈。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解释都是抽象解释。那么，是否抽象的行政解释就是一无是处呢？就我国法学发展的现状而言，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其也有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是法律本身及其语言的局限。立法者在立法时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只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空间和自然环境中，并且依靠自己的“前见”去理解事物，但社会的发展总是很快将刚制定的法律规范变得滞后；另外语言永远是需要解释的，人永远无法用语言真正准确的表达自身的所思所想，立法者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立法者就不得不将“第二次的立法”交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能在没有面对具体的某个案件的时候就不得不进一步“解析”上级的法律规范或者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这一切似乎成为了行政机关无法规避的任务。二是行政法本身的特点。行政法是社会生活中包含内容最丰富的部门法，立法永远不可能包罗变化的各种事项，修改法律又是需要很多成本的，此时行政解释可以解决部分难题。总之，目前我们无法回避抽象行政解释的现实，在增强立法技术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可以完善抽象行政解释行为：

（1）严格控制授权立法，加强行政解释的事前审查。授权立法就是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机关有天然的权力扩张性，为了达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立法机关必须要严格控制授权立法。首先立法机关应该明确授权的范围和授权的级别，被授权的机关级别应该比较高，不然其没有能力进行行政立法与行政解释；同时，行政机关必须严格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解释，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没有授权即禁止。

（2）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解释行为，使得行政解释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比如要具体包括行政解释的调查、起草、听证、审查、批准等多项解释程序。

（3）具有行政解释权的行政机关成立专门的解释部门和专业的解释人员，相关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和经验，并明确分工与责任，对于行政解释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部门责任和个人责任。

（4）将抽象行政解释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学界呼吁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已经多年，行政解释作为抽象的行政行为也同样是势在必行。

2．发展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解释

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的机关主要是以下主体：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

这些行政解释主体主要进行的是抽象的行政解释，正因为其是抽象行政解释，就经常出现行政解释与行政立法的冲突，行政解释任意与混乱。必须承认法律、法规、规章等在制定之初，没有接触具体的法律事实之前，是很难发现其模糊性的，当法律、法规、规章等接触到法律事实时，模糊性就会凸显。行政机关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在将法律与事实进行比对、涵摄之时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法律的模糊性也就在执法过程中体现，此时行政解释就扮演了消除模糊性，加强法律确定性的任务。所以，最能够发现法律与事实距离的是行政执法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笔者认为行政解释应当逐渐的向行政执法机关解释靠近，这个是笔者设想的中期目标[5].那么，具体从事行政执法的机关作为行政解释的主体具有如下优点：

（1）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行政解释是其本身工作的一部分，在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解释，这样行政机关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法律，依法行政。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解释、应用结合为一体，理解同时是解释和应用，解释是理解的解释，也是理解的应用，应用是理解的行为。{6}

（2）行政执法机关从事具体的执法工作，其可以深入地了解案件事实情况，根据案件事实的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及时阐明事实的法律意义，充分地在法律与事实之间进行往返论证，最终使得行政行为取得良好的效果。

（3）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是针对个案的具体解释，这样的解释是一次性的，有针对性的解释，所以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司法审查的，这样就防止了行政解释的任意，规范了行政权力，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总之，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必然要进行行政解释，这既是法律本身特点的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解释伴随着执法的全部过程，只有解释才可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执法的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解释要比立法机关或者没有接触案件事实的行政机关做出的解释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也更加能够让相对人接受，执法的效果就会更好。

3．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

我国的行政解释目前都是机关解释，都是抽象的解释。但目前法律解释学正在影响着我们传统法学的发展路向，引导着法学从宏大叙事逐渐转向微观论证，从立法研究转向法律适用，从立法本位开始转向司法与行政本位。在解释主体上由机关解释向个人解释转变，解释的目标由限制解释向创造性解释转变。{7}从这个研究成果出发，目前我国的行政解释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行政机关抽象的行政解释很难与行政立法进行明确的区分，行政机关的抽象解释不具有可操作性等诸多弊端。那么，行政解释的真正主体是谁？这也是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其实解释的真正主体是人而不是任何的机关。我们必须承认只有人才具有思维能力，人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机关都不具有这些条件，机关只是名义上的代表人。那么此时我们是否会发现一个“阴谋”，行政机关是否成了行政解释者的“挡箭牌”呢？做出解释的人此时却躲在背后逃避了责任，这难道不是个阴谋吗？

陈金钊教授在谈论法学科学性时说：“法学本来属于实践学科，以规则为代表的法律属于人类经验的总结，人既是法律的创造者，也是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者，离开了人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载体。”法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这是不能忽视的主体，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此时，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行政解释，即行政解释是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文本和行政事实等诸多事项的诠释与说明的活动。{8}

法律文本有其独立性，法律制定者（作者）在完成法律文本（作品）后，其本身已经脱离了作品。法国哲学解释学教授利科尔如是说：“有时我想说，读一本书就是把它的作者看作已经死去了，是死后发表的书。因为当作者死了时，对于书的关系就变成了完全的，并且实际上就是完整的。作者不再回答了，只剩下阅读他的著作了。”{9}此时读者的任务就是去阅读文本，而不是在历史中去寻找作者的原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已经不再是解释的主体了，在读者那里才会发生解释问题。依据这样的原理，行政解释真正的解释者只能是在适法过程中的具体的行政公务人员。

法律重在适用，适用必然进行解释，脱离法律事实的抽象解释无疑是空中楼阁，法律文本必须与法律事实具体结合做出解释时才能获得新生。“企图把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分开的人采取的是诡辩的区分法。一个法律术语只有在它适用于特定案件中的事实时才有意义。意义在适用中获得生命。抽象地确定法定术语的意义就是在学究活动中绕圈子。只有当我们把如此确定的意义适用于手头的案件时，此法才真正得到解释。”{10}

世界各国的法制发展过程中真正的法律适用主体只有两种人：一是法官，二是行政公务人员，法官行使的是司法权，行政公务人员行使的是行政权，二者的权力都是适用法律的权力。在行政解释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应该是背后的行政机关，更不应该是行政立法机关，其应该是现实中运用国家权力的人，其解释行为才是最现实的最有效的行政解释。可能有人会反问，你说的行政解释行为是否就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了呢？笔者可以肯定的说，具体的行政解释行为一定意义上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我们很难将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解释区分开，二者是相伴而生的。正如哲学解释学所言，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笔者认为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而不是个别学者提出的行政解释主体是公务员，因为其忽视了以下两种情况下行政解释的主体，即在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委托情况下，真正执法的人员可能是没有公务员资格的。

（1）被授权组织的范围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工青妇等社会组织，事业与企业组织，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

（2）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受委托组织的条件如下：受委托组织应该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受委托组织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任务的工作人员；受委托组织履行受委托职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它应有条件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技术鉴定。{11}

那么，在上述情况下，被授权人和受托人可能是事业单位或者是企业组织的人员、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法律解释问题，所以笼统的将行政解释主体界定为公务员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应该以是否执行公务为标准，认为只要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应该具有行政解释的权力，所以，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这样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就可以避免出现遗漏，将从事公务执法的所有人员都纳入了行政解释的行列，这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二）行政解释对象的多元化

学界对行政解释对象的界定主要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抽象行政解释的性质出发，将行政解释的对象确定为法律文本。诚然，法律文本确实是行政解释的主要对象，但是作为具体的行政解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法律事实的认定。陈金钊教授认为，对事实文本的解释应揭示其法律意义。{12}

当行政机关或者公务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必然面对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与行政事实的结合适用，这种结合就需要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因为权利义务的内容是丰富的，文字自身的多义性和概括性，同时行政事实更是多样的；行政事实与法定权利义务之间是不可以直接划等号的两个系统，它们是属于不能立即同构的范畴，行政事实的法律意义，法定权利义务的现实需要都要进行解释；运用不同证据证明行政事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诠释的过程，都需要行政执法者做出解释与说明，所以行政事实是行政解释的对象。

陈金钊教授在论述法律解释权的客体时认为法律解释权所指的对象是广泛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能作为法官法源的各种法律形式；二是纳入法律调整的各种事实及其法律意义；三是司法过程中法律与事实的互动关系。{13}虽然陈教授主要从司法的视角分析法律解释的客体（对象），但是这个原理同样可以运用到行政解释中，司法与行政都是具体的适法过程，二者在法律解释上的很多原理是相通的。上文笔者已经论述了行政解释的三个对象，从陈教授的法律解释客体原理出发，笔者认为行政解释的对象也应该包括行政过程中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行政解释在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行政法是包罗万象的部门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面对的行政事实是相当复杂的，行政公务人员不仅要解释行政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也要解释合理性问题。笔者认为行政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就是如何使得行政行为被相对人接受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转化为行政解释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就意味着行政行为双方的对话与沟通、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一种视域融合。此时相对人参与到了行政过程中，每个人带着“前见”进人参与行政的对话。对话中行政公务人员不仅解释法律文本和相关的行政事实，其必然要扩充到该案件相关的许多的背景知识、人情世故、思维方式以及观念习惯等，这样才能够将“盲目的前见”去除或者减少。这些似乎与案件事实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在行政公务人员主动执法过程中是必然面对的，是论证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必然选择。笔者将其界定为行政过程中的“前见事实”。尤其是将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对“前见事实”的解释必要性就更大。司法行为是被动发生的，司法解释也具有被动性，司法解释关注的是合法性问题，很少顾虑司法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司法解释的对象就较为稳定，即法律文本、纳入法律调整的事实和二者的互动关系。但是，行政解释由于其自身的主动性和解释的合理性要求导致其解释对象的多元性，而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与法律事实的层面。只有全方位的解释行政才可以充分体现行政行为的参与性，并最终达到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毕竟现代行政是依法行政，也是参与行政，结束“剧场政治”，相对人应该在行政中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总之，我国行政解释对象可以做如下界定：一是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条约协议、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时也包括行政法的概念、规则与原则。二是行政事实，包括行政事件和行政行为。三是法律规范与行政事实的互动关系。四是前见事实，即行政过程中双方带入行政过程的背景事实与思考方式等。综上所述，在对行政解释主体与对象进行了回归与创造的论述后，笔者认为在行政解释主体逐渐单一和行政解释对象逐渐多元的情况下，进行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也将是逐渐递进的过程，在面对抽象的行政解释时应该将司法审查的机关界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专门的宪法法院。在实现长远目标后，即实现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后，司法审查的机关就是所有可以进行行政诉讼的法院，因为此时的行政解释已经完全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了。

三、结论：拒绝浪漫主义的呼唤

我国行政解释存在的解释主体、对象和司法审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解释研究与实践还是相当滞后的，行政解释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法律实务界，行政解释仍然是法治进程中“被忽略的大多数”，尤其是学术界从事行政解释研究者甚少，而且几乎在做着现行法律规定的“纯粹的解释”工作，对于真正认识行政解释本质并无大的建树，言语之间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气氛。拒绝浪漫主义的呼喊，行政解释必须要进行回归与创造，回归就是行政解释的权力真正回归到具体的人手中，创造就是行政解释的对象要广泛，因此笔者拟得出如下结论：

树立法律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够体现其价值的信念，将我们关注的视角从法律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上来，加大对法律应用的研究，即对司法与行政行为的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才可以发现法律的真谛，但很遗憾，纵观我国法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宏大叙事的研究风格成了束缚我国法学研究的通病，大声呼吁建设法治的声音不绝于耳，政策诠释的法律文章也让我们倍感乏味。分析这个“口号万岁”的时代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宏观的论证法律比微观的研究更加容易，微观的研究涉及诸多技术性问题，对法学的操作能力要求甚高，繁琐的法律规范设计过程也会让人望而却步；相比而言，宏大的叙述在传播法律理念的过程中总会让人心潮澎湃，听众也更愿意接受这些令人激动的言语，每当此时我们总会发现法治是如此地美好，是如此地容易建立。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政策诠释的法律论证更加容易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与赞誉，难道这是学者的价值吗？真正的学者是一名医生，他要一直诊断政府的疾病，发现问题并努力地去纠正，学者在一定程度是政府的“批评者”，而不是“颂德者”，学者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法学人更是如此。口号美好但终究会厌烦[6]，面对现实，法学人必须踏实的研究些具体问题，只有蓝图，缺乏具体的材料，法治的大厦永远是空洞的。那么，法律的真正价值必将体现在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上面，微观论证必将在此展开，行政解释可能是大厦的一砖一瓦，但其不可或缺。

实现行政解释主体的具体化，行政解释必须在与行政事实结合过程中产生，逐渐取消立法者的行政解释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让行政解释权真正回归到行政公务人员手中。行政解释主体究竟是没有生命力的机关还是个人至今仍然是模糊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解释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因为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是行政机关，但是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就是科学的吗？学者的质疑精神哪里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即法学研究中主体的缺失。多年的法学研究，引进了众多的西方法治理念，但随着法学的研究我们发现适法主体的缺失，法学研究过多的关注了客体的研究，而忽略了法学究竟是谁的学问，本文所论述的行政解释也面临如此的尴尬。回答主体问题，应该首先明确法学的本质是人学，只要明确这个前提，法学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同样行政解释的主体应该是人，因为人才是有思维的并且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行政解释主体不是诸多学者阐述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主体必然遮蔽了行政解释真正的主体。而且将行政解释主体定位是行政机关的想法也是十分天真和浪漫的，因为解释永远属于人，绝不会属于抽象的行政机关。

拓宽行政解释的对象，对于法律文本、行政事实、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前见事实都应该事无巨细的进行理解与解释，将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都纳入行政解释的范围，以便于实现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目前学界主要观点仍然认为行政解释对象是抽象的法律文本，但这一想法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脱离了行政事实的行政解释是盲目的，法律文本只有在与行政事实的结合过程中才可以体现出其价值，此时学界的观点依旧犯了纯粹注释法律规定的错误，这是没有深入思考的后果。行政解释应该是具体的解释，因为抽象的解释其合理性是需要质疑的，那么，行政解释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其必然伴随着文本与事实的互动，解释主体无法回避对进入行政过程中的诸多因素的说明与诠释。因此，学界关于行政解释对象是单纯的法律文本的观点是如此的天真，但笔者坚决反随这种浪漫的天真。

综上所述，对于行政解释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笔者通过行政解释问题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重新审视我国的行政解释，希望尽快结束遇到疑难案件就呼吁立法的罗曼蒂克时代。法律解释可以为我们开启另一扇窗口，但这个窗口一直被忽视。现代行政是依法行政和参与行政，希望笔者关于行政解释问题的建议不是浪漫主义的呼唤，而是依法治国的现实追求。

注释：

[1]当然学界也有学者提出其他行政解释的对象，比如张弘先生就提出行政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与行政事实，但这样的理论毕竟是占少数的。

[2]笔者规划的目标：近期目标是完善行政机关的抽象解释，中期目标是发展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长期目标是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应该说这些目标是逐渐取代的目标，最终目标是建立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解释。

[3]此处笔者界定的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而没有界定为公务员，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范围要宽，在后文笔者将着重论证。

[4]此种界说在学界很多专家学者的论文中多认为是具体的解释，比如张弘先生在其《行政解释论》中就曾认为，其是具体解释。但是笔者认为其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解释行为。

[5]上文中“完善抽象的行政解释”是笔者面对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此处“发展行政机关执法过程的解释”是笔者建构行政解释主体的中期目标；下文中“建立公务执法人员的行政解释”是长远的理想目标。

[6]“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典型被滥用到极致的口号，比如“依法治省，治县一直到治村”这是对法治的极大误用。

参考文献：

{1}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

{2}鄢超，张红兵．略论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规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学报，2004，（1）:113.

{3}惠生武．论行政解释的基本范畴及其分类[J]．法律科学，1999，（3）:41.

{4}朱新力．论行政法律解释[J]．浙江大学学报，1999，（2）:122.

{5}曾刚，何璇．行政解释辨析[J]．理论界，2005，（11）:83.

{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17.

{7}陈金钊．法律解释的转向与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J]．法学评论，2002，（2）:58.

{8}陈金钊．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J]现代法学，2001，（1）:136.

{9}[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50.

{10}[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605.

{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9-147.

{12}陈金钊．论法律事实[J]．法学家，2002，（2）:42.

{13}陈金钊，焦宝乾等．法律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72.

行政解释范文篇3

1.1行政解释主体过多

我国当前行政解释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某个办事机构、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省会市人民政府、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如此之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①超越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的范围。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范围。法律解释的主体应该由法律或立法机关授权，而实际上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很多却是法律解释主体再授权的结果，这就违背了法律的本意，超出了法律的界限。②现实中几乎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伴随制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并由下级机关再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但法律对于不同行政解释的效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法制文件的混乱，行政解释冲突严重，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解释权的目的是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减少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冲突，使下级机关可以灵活的适用法律条文，从而达到法治的目的，但当前存在的行政解释主体过多的问题显然违背了这一立法初衷。

1.2缺乏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关于行政解释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文件之中，即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我国当前的行政解释的程序明显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很好的规范和约束行政解释行为，比如行政解释程序规定的比较简单，未规定行政解释期限、行政解释制定过程中陈述意见或听证程序，缺少违反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和责任规定等等。

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而且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亟需进行相关的立法制度建设。

1.2行政解释缺乏有效的监督

“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为止。”一切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性，更何况是行政权这种积极的权力，因此对行政解释权进行监督是必要的，这种监督既包括内部的监督，也包括外部的监督。如果说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是一种内部监督，那么此处所指的就是一种外部监督。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解释之后，应由何部门来审查其合法性？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制度缺失是当前亟需解决的。

正因为行政解释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地方行政机关把行政解释作为了维护部门局部利益的手段，以部门利益而不是立法原意作为行政解释的依据，不但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而且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完善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

2.1规范和限定我国行政解释主体

当前存在的过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不但有越权解释之嫌，而且客观上导致了行政解释规定的泛滥和混乱，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为此，必须要对我国行政解释的主体进行规范和限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①取消当前存在的一些行政解释主体。比如一些仅仅是内部行政机构且无相应的行政管理权的行政解释主体、法规规章自定的行政解释主体。这些行政解释主体的存在实际是行政越权的产物，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意旨。

②制定新的完善的行政解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解释的主体和权限。在行政解释主体的确定上，应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应严格禁止行政解释机关再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行政解释。明确各级行政解释机关的解释权限，禁止越权解释。

2.2完善我国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的法律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虽然现在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在我国行政解释程序的立法中，至少应该包括行政解释的授权、行政解释提议主体、提议形式、对提议的处理及答复程序、行政解释的拟订程序、行政解释的期限、行政解释的，以及违背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等这些基本的内容，具体制定上可以参照行政立法程序的相关规定，以更好的规范行政解释行为，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米健.比较法学文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行政解释范文篇4

1.1行政解释主体过多

我国当前行政解释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某个办事机构、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省会市人民政府、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如此之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①超越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的范围。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范围。法律解释的主体应该由法律或立法机关授权，而实际上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很多却是法律解释主体再授权的结果，这就违背了法律的本意，超出了法律的界限。②现实中几乎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伴随制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并由下级机关再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但法律对于不同行政解释的效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法制文件的混乱，行政解释冲突严重，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解释权的目的是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减少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冲突，使下级机关可以灵活的适用法律条文，从而达到法治的目的，但当前存在的行政解释主体过多的问题显然违背了这一立法初衷。

1.2缺乏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关于行政解释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文件之中，即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我国当前的行政解释的程序明显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很好的规范和约束行政解释行为，比如行政解释程序规定的比较简单，未规定行政解释期限、行政解释制定过程中陈述意见或听证程序，缺少违反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和责任规定等等。

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而且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亟需进行相关的立法制度建设。

1.2行政解释缺乏有效的监督

“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为止。”一切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性，更何况是行政权这种积极的权力，因此对行政解释权进行监督是必要的，这种监督既包括内部的监督，也包括外部的监督。如果说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是一种内部监督，那么此处所指的就是一种外部监督。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解释之后，应由何部门来审查其合法性？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制度缺失是当前亟需解决的。

正因为行政解释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地方行政机关把行政解释作为了维护部门局部利益的手段，以部门利益而不是立法原意作为行政解释的依据，不但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而且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完善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

2.1规范和限定我国行政解释主体

当前存在的过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不但有越权解释之嫌，而且客观上导致了行政解释规定的泛滥和混乱，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为此，必须要对我国行政解释的主体进行规范和限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①取消当前存在的一些行政解释主体。比如一些仅仅是内部行政机构且无相应的行政管理权的行政解释主体、法规规章自定的行政解释主体。这些行政解释主体的存在实际是行政越权的产物，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意旨。

②制定新的完善的行政解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解释的主体和权限。在行政解释主体的确定上，应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应严格禁止行政解释机关再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行政解释。明确各级行政解释机关的解释权限，禁止越权解释。

2.2完善我国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的法律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虽然现在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在我国行政解释程序的立法中，至少应该包括行政解释的授权、行政解释提议主体、提议形式、对提议的处理及答复程序、行政解释的拟订程序、行政解释的期限、行政解释的，以及违背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等这些基本的内容，具体制定上可以参照行政立法程序的相关规定，以更好的规范行政解释行为，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米健.比较法学文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行政解释范文篇5

樊改改为自己企业申请“凤翔改改”名称登记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他之所以输掉这场官司，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被告拥有“难以规制的行政解释权”。从宝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复议决定书和凤翔县与宝鸡市两级法院的判决都不难看出，正是被告工商局拥有了对《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9条的“宽泛”的行政解释权，才将原告的申请认定为“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换句话说，原告申请“改改”名称是否真的有损于公共利益，是否真的会对公众造成误解呢？只有工商局拥有解释权，而法院通常又会“尊重”被告行政机关的这种解释，作为普通公民的原告面对这样的解释实在是无能为力？事实证明，已经有无数原告就是由于被告的对法律法规的“自行解释”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输掉官司，这恰恰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

如何规制日益泛滥的“行政解释权”呢？方法似乎很多。比如，可以要求立法者尽最大努力细化法律，使执法者完全“照章办事”，不留给他任何的自由裁量权；再比如，还可以考虑让法院挣脱行政解释的羁绊，在个案中寻求立法者的支持，探询立法原意并按照立法原意裁判。但是，无论上述哪种办法，都不可能很彻底、有效地规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因为立法永远也不可能明确到无需解释的地步，也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所有问题。只要法律中有“公共利益”“社会道德风尚”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存在，那么就必须容忍执法者的随意解释和立法者不合时宜的解释。所以本案中两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国家商标局在“改改”一词是否有损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基层执法机关认为“改改”二字作为企业字号有损于凤翔人形象，是对凤翔人人格的贬低，损害了凤翔人人格尊严。“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所以驳回了樊改改的企业名称登记申请。而国家商标局对此类规定的解释却正好相反。因为《商标法》明确规定，商标不得使用“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文字，假设“改改”一词果真象基层工商局认为的那样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的话，那么，国家商标局似乎也不应该批准“凤翔改改”为文字内容的商标。而事情的结果恰恰相反，国家商标局并没有认为“凤翔改改”有损于社会道德风尚，批准了樊改改的商标申请。很显然，不同的行政机关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立法者不能使法律细化到执法者严格执行没有一丝自由裁量权的程度，那么寻求立法者原意的办法是否可行呢？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处的立法环境和立法背景，他所进行的事后解释就有可能是“过时”的，甚至是带有偏见的，加之几乎每一个法律条文和概念都存在解释的余地，所以司法者在个案中探询立法原意的努力往往会落空。

如果司法者超越立法与执法者，不再依赖立法者，也不再尊重行政解释，那么，会不会出现司法枉断的可能呢？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法院能够审时度势，超越原被告对法律的解释，依照一定之规用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居间裁决，或许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这里的一定之规就是“有利于行政诉讼原告的原则和精神”。论及本案，“改改”一词是否会对公众造成误解，是否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当由执法者单方面解释，法院也不能完全听信被告的解释，更不能依据被告的解释贸然作出结论。而应当从企业名称登记的终极目的出发，本着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宗旨，依据独立于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对法律的理解，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换言之，任何立法者和执法者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当这种解释每每成为决定诉讼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时，司法者必须警惕这种解释对原告造成的潜在危害，保证诉讼结果的公平。原告不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也无权对法律法规作出解释，立法上的不公平决定了法律适用中也不可能完全公平，所以，当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对法律的解释和理解发生冲突时，司法者应当允许原告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法律，应当对原告在适用法律中的规避行为保持适度的宽容，惟有如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以实现。

行政解释范文篇6

《行政诉讼法》第66条、《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94条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过程中“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以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执行原则，并将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先予执行的情况局限在诉讼过程中，这样规定，使那些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急需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得不到即时有效的执行，有可能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或难以弥补的损失。笔者基于《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解释》第94条规定的理论基础，建议建立具体行政行为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弥补立法之不足，以使那些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急需即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有效及时地执行，以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关键词]：具体行政行为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立法构想

一、行政诉讼法相关解释关于先予执行制度的现行规定。

关于先予执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8条和94条作了规定。但是，笔者认为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与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先予执行制度。

关于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解释》第4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根据法条规定，可见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在作出裁判执行之前，因原告人难以或无法维持生活，及时裁定负有义务的行政机关先行给付原告人一定款项，并立即付诸执行的措施。①48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先予执行是基于救助申请人的生活急需，为了及时而切实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所作的有力措施，必须以具备法定的条件和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为前提。人民法院做出先予执行的裁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原告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未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能裁定先予执行。二是法律关系必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即原告要求被告行政机关履行给付义务基本明确，不需要进一步查证，只是何时给付和给付标准没有最后明确。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是指如果不马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申请人的生活将难以或无法维持，为解决申请人生活的急需，才能裁定先予执行。三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必须有给付内容。如，要求发放抚恤金或最低生活保障费等。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不必以申请人提供担保为前提。因为，48条规定的几种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多是由于申请人的生活急需的案件，申请人本来就生活困难，如果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往往难以做到，反而增加了申请人的困难。如果申请人确实生活困难无力担保，也应裁定先予执行，不应当把是否提供担保作为先予执行的条件。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关于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解释》第9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根据该条规定，可以看出，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执行，但是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或者难以弥补的损失的，为了保护国害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裁定先予执行，并立即付诸执行的措施。按照94条的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以不停止执行为例外。”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人必须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未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应裁定先予执行。二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或不可弥补的损失。三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与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的异同点。相同点：1、按照法条规定，两种先予执行制度都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因此，94条与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又叫诉讼过程中的先予执行制度。2、两种先予执行制度都必须基于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不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将不得裁定先予执行。3、不先予执行对申请人将造成重大影响。②4、人民法院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必须立即执行。

不同点：1、设定的理论依据和目的不同。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基于法律的理性，基于法律救助弱者人性化的一面，为了救助申请人的生活急需而设置。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基于行政效率，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即时实现，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2、申请人的主体不同，在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同。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申请人的主体多是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在诉讼主体地位上多是原告人。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申请人多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在诉讼主体地位上多是被告人和第三人。3、被申请人的主体不同。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被申请人的主体是负有给付义务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主体地位是被告人。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被申请人的主体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人，在诉讼主体地位上是原告人。4、是否提供担保的规定不同。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不以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为先予执行的前置条件。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必须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否则人民法院不准予先予执行。5、48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必须具有给付内容。执行标的多指金钱财物。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执行标的可以是金钱财物，也可以是行为。如强制拆迁。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48条和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先予执行制度。

二、先予执行制度现行规定的立法缺陷

笔者这里所说的先予执行制度现行规定的立法缺陷主要是针对《解释》94条的规定所言。笔者认为《解释》94条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是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担保规定过死。笔者认为应增加除外但书规定。可以这样规定：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的，应当提供担保。但确有困难的除外。因为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义务人都是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人或义务人都有可能存在生活困难无力提供担保的情况，强制担保有时不现实也往往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权利人确实困难无力提供担保，但具体行政行为确需紧急执行的，也应准予先予执行。

二是将先予执行局限在诉讼过程中，使一些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急需得到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有的甚至以后难以执行或根本无法执行。按照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解释》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要得到法院的执行而进入司法执行程序，要经过两种途径：一是诉讼执行。包括法院作出维持判决后的执行及一些特殊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先予执行。二是非诉讼行政执行。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生效后，也就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人法定期限内不复议不诉讼又不履行义务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这两种途径，为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有效的司法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两种途径执行具体行政行为，还不能完全有效地保护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有效的执行。两种途径的执行，延长了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程序的时机，限制了一些急需得到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使司法实践造成了困惑。请看下面的案例：

*某区计经委下属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对甲水泥厂作出征收散装水泥管理资金征收决定，要求甲厂交纳散装水泥管理资金32万元。征收决定除甲厂完全服从并自动履行外要得到执行，有三种途径：一是自行执行。这要法律法规赋予其强制执行权。二是诉讼执行。这要甲水泥厂对征收决定不服并且提起诉讼，且已被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三是非诉讼行政执行。这要甲水泥厂法定期限内不复议不诉讼又不履行法定义务，行政机关提出执行申请。征收决定能否自行执行？不能。因为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计经委或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对征收散装水泥管理资金有强制执行权。那么，征收决定要得到执行只好采取另外两种途径。能否采取诉讼执行？这就要看甲水泥厂是否提起诉讼了。③因为根据行政诉讼的一般原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相对人才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行政机关无权对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甲水泥厂对征收决定不服或者虽然服从，但就是不履行义务，也不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执行就不能采取，更不要说诉讼中的先予执行。那么，只好走非诉讼执行的途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可见采取非诉讼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要经过法定的复议期限、起诉期限。④法定的复议期限为2个月，⑤法定的起诉期限为3个月。假如在这3个月内，甲水泥厂进行改制拍卖转让。原厂股东收回资金一走了之，新股东又不肯认可32万元的散装水泥管理资金，3个月后，征收决定再安步就班地进入执行程序，无形中增加了执行难度，错过了执行时机，甚至32万元的散装水泥管理资金就有可能随着企业移而泡汤。限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国家利益因征收决定得不到及时执行而遭受重大损失。

三、建立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的立法构想。

上述矛盾，因法条将先予执行制度局限在诉讼过程中而得不到解决，因此，笔者建议建立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

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就是非诉讼具体行政行为的先予执行制度，是指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如果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可或难以弥补的损失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前即可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先予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不同于学者们基于“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理论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拘束力、执行力、公定力而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不管复议、诉讼与否都不得停止执行的观点。不停止执行原则，《行政诉讼法》第44条作了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⑥根据法条的规定，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诉讼期间，原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须执行。起诉不停止执行的主要理由是：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要求效率，同时，行政管理具有连续性。如果一经当事人起诉即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势必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性和连续性，若遇起诉情况较多时，甚至导致行政管理陷于瘫痪，不利于维护社会利益。由于不停止执行原则保证了行政特权及高效性，因而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也没有避免而采纳吸收了该观点，建立了“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以停止执行为例外”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过程中的执行原则。后来的《行政复议法》借鉴此理论又建立了“复议不停止执行原则”，《行政复议法》第21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笔者并不赞成上述“复议、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模式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⑦这一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法院是不停止执行原则的主要执行主体。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是审判主体，又是执行主体，由其实施不停止执行原则，不利于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正确开展。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进入审理、执行两个诉讼阶段，同一人民法院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实施两种不同的诉讼行为，一方面要求法院按照行政机关或权利人的申请，假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实施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又要求法院审理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公正裁判，这就使得原告即行政相对人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公正性、严肃性产生质疑，甚至怀疑行政诉讼的目的和作用。目前，由于行政复议期限与诉讼期限的不一致，出现了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立案在先，诉讼立案滞后的现象，加剧了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判和执行的冲突。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相冲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在法定期间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实际上规定否定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而建立了诉讼停止执行原则。《解释》第94条又对诉讼停止执行原则作了细化，赋予了一些特殊案件的先予执行权，建立了“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以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过程中的执行原则。⑧笔者赞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解释》94条规定的“诉讼停止执行原则”，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过程中、复议过程中，“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以不停止执行为例外。”它保证了人民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公正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行政管理的合法、即时和高效，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因此，笔者所说的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先予执行制度，就是建立在“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以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复议停止执行”理论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经过复议期、起诉期一般不得申请执行，但是不及时执行将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或不可弥补的损失时，即可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非诉讼先予执行制度是以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为理论基础，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解释》94条的原理相同。非诉先予执行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是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的复议期限内、起诉期限内，不得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或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案件。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对不先予执行的后果也就是符合先予执行的条件负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为申请人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但是权利人确实困难无力提供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先予执行。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第1版，P100.

②对申请人造成重大影响应这样理解：针对48条是指不马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申请人的生活将难以或无法维持。针对94条是指不马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将可能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或不可弥补的损失。

③参见皮纯协、胡锦光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7月第1版，P33-34：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1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第2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即行政诉讼能否产生的主动权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机关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成为被告当事人，既不能起诉也不能反诉。”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⑥皮纯协、胡锦光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7月第1版，P55.

⑦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月第2版，P419.

行政解释范文篇7

「主题词」行政诉讼法贯彻意见若干解释发展完善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实施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意见》），《贯彻意见》在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发挥行政审判的作用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不断深入，《贯彻意见》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越来越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及时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和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于2000年3月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该《若干解释》与以往的《贯彻意见》相比较，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具有很强操作性和适用性。虽然《若干解释》的颁布实施即刻受到了理论工作者对其不足和缺陷的批评甚或是批判[1]，毋庸置疑，《若干解释》由于受政治、社会条件的制约其仍存在保守性和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实践的贡献、对行政诉讼理论的推动作用则是不容一笔抹煞的。可以说，《若干解释》是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和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若干解释》与《贯彻意见》相比较，其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受案范围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受案范围的大小不仅表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也表明人民法院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受案范围标志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和关系，也反映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程度。”[2]《若干解释》与《贯彻意见》相比较，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达到扩大受案范围的目的的。

1.在确定受案范围的方式上，从由正面肯定到反面排除来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正面肯定方式来确定受案范围，其优点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明确，凡是在肯定范围之内均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其缺点是受案范围狭窄、缺乏扩张性。因为通过正面肯定来确定受案范围，永远难以包容纷繁复杂的行政活动，会造成一些行政活动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通过反面排除来确定受案范围，其特点是人民法院不受理的案件明确，除了明确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外，其他案件均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其优点是受案范围广、具有扩张性。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颁布的《贯彻意见》关于受案范围部分，总共8个条文，其中有6条是从正面确定受案范围的。第1条从正面界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随后又用5个条文规定：对劳动教养、强制性收容审查、计生处罚、行政确权等行为不服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若干解释》改变了采用正面肯定方式确定受案范围，而是采用反面排除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若干解释》关于受案范围部分，总计5个条文，其中第1条第二款、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均是从反面排除来确定受案范围的。通过确定受案范围方式的变化达到了扩大受案范围的目的。

2.从可诉的行为标准上，删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适当定义，采用行政行为概念。1991年的《贯彻意见》采用的可诉行为标准是具体行政行为，其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面行为。”《贯彻意见》试图使用这一冗长的概念来界定具体行政行为，以便明确受案范围。然而，使用这一概念不但其内涵和外延仍不清，而且也把不作为、双方行为等行为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若干解释》取消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定义，采用行政行为标准。《若干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用行政行为标准其优点在于：一是行政行为标准不仅包括了作为，也包括了不作为；不仅包括了单方行为，也包括了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了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律行为；行政行为概念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二是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一致，国家赔偿法在确定行政赔偿范围时，使用的概念是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造成侵害的行为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就属于国家行政赔偿的范围。三是概括出了可诉行为的实质，即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满足了行政行为内容的发展。随着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大，行政行为方式也将逐步增加，行政行为的内容将会越来越丰富，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也将随之发展[3].总之采用行政行为标准确定受案范围，也从另一方面实现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目的。

二、在管辖上-变通提高了部分行政案件的审级

《行政诉讼法》在确定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上，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被告的地位确定了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该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1）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2）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但对于何谓”重大复杂的案件“，1991年的《贯彻意见》并未做出具体规定。虽然行政诉讼法在第23条规定了移转管辖，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审判，以排除或减少基层人民法院可能受到的各种不法干涉。但是，司法实践中，几乎90%以上的一审行政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行政诉讼法》在管辖上排除地方政府干涉的立法宗旨得不到有效实现。这一点，在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地方人民政府”工作大局“的行政案件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法院承担的压力、面临的尴尬不得不和政府保持一致，维护政府工作的”大局“。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以牺牲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

为了避免类似现象的再度发生，落实《行政诉讼法》在管辖问题上的立法宗旨，《若干解释》对重大复杂案件作出解释，其实际结果是提高了部分行政案件的审级。《若干解释》第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4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1）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

（2）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案件、集团诉讼案件；

（3）重大涉外案件或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4）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通过上述司法解释，达到了变通提高行政案件审级的效果。对于排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时可能受到的不法干涉、保证司法公正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三、在诉讼参加人上-降低了原告资格的条件，扩大了原告的范围

关于行政诉讼的原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1款的规定，凡是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是原告。但是，上述规定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原告资格出现的很多情况。对于原告资格，理论上也将其定位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4].至于其他利害关系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其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能否提起诉讼？实践中并不明确。《贯彻意见》除了在“起诉和受理”部分规定治安处罚案件中的被侵害人可以起诉外，在“诉讼参加人”部分几乎是没有任何规定。《若干解释》的一个重大发展就在于：对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在“诉讼参加人”部分作出明确规定。通过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它降低了原告资格的条件，扩大了原告的范围。其主要表现是：

1.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相关人的原告资格。所谓行政行为相关人是指除了行政相对人之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理论界一般否定行政行为相关人的原告资格，而是倾向于行政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即行政相对人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例如被行政处罚人、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等。而对于虽然受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却不是行政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一般倾向于不受理[5].此外，对于在何种情况下行政行为相关人具有原告资格、可以提起起诉以及行政行为相关人的范围等问题并不十分明确。《若干解释》的贡献之一就是结合行政审判实践，降低了原告资格的条件，扩大了原告的范围。对行政行为相关人的原告资格作出一般规定。其基本标准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关人，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资格。根据《若干解释》第13条的规定，下列行政行为相关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相邻权或公平竞争权的；

（2）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过程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3）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受害人；

（4）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2.规定了联营、合资、合作各方的原告资格。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联营、合资、合作各方具有原告资格。

3.规定了农村土地使用权人的原告资格。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农村土地使用权人具有原告资格。土地使用权人包括农村土地承包人、使用农村土地的乡镇企业以及在农村建房的村民等。

4.规定了非国有企业和其法定代表人的原告资格。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具有原告资格，可以提起诉讼。

5.规定了股份制企业权力机构的原告资格。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起诉。通过确认行政行为相关人等有关公民、组织的起诉资格，对于全面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在行政诉讼证据上-明确了原告的证明责任，强化了被告的举证责任

1.明确了原告的证明责任。行政诉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被告负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的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若干意见》也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立法上的缺陷似乎表明原告可以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种不分案件性质，将一切举证责任让被告承担，不但不符合诉讼活动的性质，而且对被告行政机关也不公平，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某些案件应当由原告举证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解释》对此作了补充，弥补了这一缺陷。根据《若干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对于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1）原告有责任证明自己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原告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活动启动的条件，因此，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对原告的起诉条件被告若否认，如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那么被告则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由原告承担，而不是由被告承担。

（2）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证明因受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以便于人民法院确定赔偿数额。

（3）其他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当然，原告举证责任不同与被告的举证责任，原告的举证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初步证明责任，既需要证明自己具备起诉条件。这种初步证明责任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与行政机关须提供证据证明行政行为合法否则败诉的举证责任不同。

2.强化了被告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的范围，该法第23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是，《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被告提供证据的时限和法律后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若干意见》对被告举证的时限和法律后果作出规定。《若干意见》第30条规定：“被告在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判决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2000年的《若干解释》又进一步强化了被告的举证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被告应于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否则，视同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若干解释》将被告提供证据、依据的时间由一审庭审结束前提前到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同时也明确了不履行这种程序性义务的法律后果。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被告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违法收集证据。

（2）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为的根据。其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执法的基本程序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被提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在被申请复议之前就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间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出现在被申请复议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如允许法院将复议机关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作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就违背了“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另外，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为弥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而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本身，就恰恰说明原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的不充分。因此，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消或变更一审裁定的依据。其原因同上所述。

（4）被告及其诉讼人在最初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

五、在起诉和受理上-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时效制度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公民、法人等权利主体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限，它包括期间的开始、延续和结束几个过程。关于行政诉讼时效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的一般时效和特殊时效，直接起诉的一般时效为三个月，经过复议起诉的一般时效是复议期满或复议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天。特殊时效由单性法律规定。然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不能解决所有行政案件的起诉期限问题，例如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告知起诉权利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从而导致公民等相对人逾期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满足了作为的行政案件的需要，但不能解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起诉期限问题，因为我国的一部分行政实体法往往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没有履行期限的规定，怎样才算不履行、起诉期限以及从何时开始计算等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若干意见》对此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如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起诉权或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起计算，但逾期的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这条规定对于指导行政审判，保护相对人诉权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上述规定仍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仍有待完善。新的《若干解释》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规定了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起诉期限。根据《若干解释》第39条的规定，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1）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有明确规定的，超过规定期限不履行职责的，从超过期限之日起，公民等相对人开始享有诉权，可以提起起诉。

（2）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的，行政机关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开始享有诉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公民等相对人可以立即起诉，不受60日期限的约束。

2.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诉讼时效。《若干解释》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的规定。”《若干解释》与《贯彻意见》比较，其重大修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最长期限由一年规定为两年；二是增加了一款新内容，对经过复议程序，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不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同样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此两项改动不但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而且也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相统一。

3.规定了当事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诉讼时效。《若干解释》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复效性，行政行为不仅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其他相关人的权益[6].实践中，行政机关一般将行政文书送达给直接的相对人，一般不送达给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完全知道这个行为所影响的除相对人以外的其他相关人。因此，这些相关人不可能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这些相关人又可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延长这些人的起诉期限，按照普通的起诉期限执行，不但对他们不公平，而且也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诉讼的特殊时效不一致。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若干解释》解决了以往对公民、法人权利保护的差别待遇：即对民事侵权行为保护的时效长，而对于行政侵权行为保护的时效短。这对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制度的协调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1]具体批评意见请参考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的良性发展》、杨解君《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若干欠缺与困惑》，《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江必新《正确把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报》2000年4月27日。

[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第5页，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4]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第11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行政解释范文篇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03月10日

(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1999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2000年3月8日

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现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对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受案范围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

第三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第五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二、管辖

第六条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第七条复议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一）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的；

（二）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的；

（三）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一）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

（二）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第九条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地。

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可以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诉人民法院可一并管辖。

第十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三、诉讼参加人

第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四)与撤销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第十四条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由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作诉讼代表人；其他合伙组织提起诉讼的，合伙人为共同原告。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的，可以由推选的负责人作诉讼代表人。

同案原告为5人以上，应当推选1至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

第十五条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股份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

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二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三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被诉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为委托成立。当事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

四、证据

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调取证据：

(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及其诉讼人提供了证据线索，但无法自行收集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

(二)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无法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

第三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

第三十一条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

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

五、起诉与受理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

前三款规定的期限，从受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之日起计算；因起诉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三条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四条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同时受理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第三十七条原告或者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者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间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三条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六、审理与判决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由诉讼人代为起诉，其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诉讼必经程序而未申请复议的；

(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

(九)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十)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十五条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合并审理：

(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同一事实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三)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3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

申请人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

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四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

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五十条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第五十一条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原告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七)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五十二条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因本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90日仍无人继续诉讼的，裁定终结诉讼，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

第五十三条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

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五十七条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

（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第五十八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

(一)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不及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的，可以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指定履行的期限，因情况特殊难于确定期限的除外。

第六十一条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第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十三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第六十四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之日止的期间。鉴定、处理管辖争议或者异议以及中止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六十五条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和裁定后，当事人均提起上诉的，上诉各方均为上诉人。

诉讼当事人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上诉，没有提出上诉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其他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第六十六条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当按照其他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5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答辩状。

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将副本送达当事人。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5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已经预收诉讼费用的，一并报送。

第六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

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第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

第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第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第七十一条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当予以赔偿的，应当判决驳回行政赔偿请求。

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七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

(三)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七十三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提出。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赔偿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在2年内申请再审。

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第七十五条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七十七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作出裁定，裁定应当写明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情况紧急的，可以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但应当在口头通知后10日内发出裁定书。

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受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二)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

(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裁定错误的，再审法院应当撤销第一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八十条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发现生效裁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一)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的；

(三)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的；

(四)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

(五)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的；

(六)其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

第八十一条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审理期限。

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审理期限。

第八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应当直接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时报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七、执行

第八十三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十四条申请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期限为1年，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180日。

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八十五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情况特殊需要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八十六条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

(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第八十七条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第八十八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八十九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其执行，也可以决定由下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九十条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

第九十一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调取有关材料。

第九十二条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由本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

第九十四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九十五条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第九十六条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处罚。

八、其他

行政解释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函释；信赖保护；法律解释；效力；溯及力

对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认识，除了形式意义的行政法源，行政解释以及多年形成的行政惯例也被视为行政法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常常通过行政公函解释、阐述法律见解，通过答复具体不确定法律适用问题来解释法律，我们把这种行政公函文件称之为行政函释。行政函释效力如何？是否直接拘束人民法院和行政相对人？如果直接承认其拘束力，则变相承认了行政机关享有原始立法权，直接冲击行政执法的功能，法律与行政解释严格区分的行政法源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拘束力，人民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可以自行认定，那么行政机关恐怕无法统一实现法律规范适用的目的，当事人就行政函释的效力与适用产生争议怎么办？本文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行政函释法律性质与效力

（一）法律性质界定。“解释是任何规则适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先哲加达默尔曾言:“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1]随着时代进步，新兴行政任务促使行政实务需要新的行政行为与组织形式来实现，在科技、环保等专业技术领域，行政法往往落后于社会改革需求，立法机关限于文字和技术局限无法同步提供明确的法律规范，只能依靠各个行政机关具体解释充实法律内容。理论上，阐明法律含意应该不会发生改变法律内容的情形，但不同行政机关受制于各自有限的专业能力，解释法律和处理案情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变迁以及越来越专门化的行政活动，立法机关授权并赋予行政机关法律以新的生命——弹性解释法律，这样，统一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解释规则出现了。法律解释权基本属于司法机关与法官，但在实践中也承认行政机关的部分解释权。[2]面对越来越专门化、技术化的复杂问题以及立法的概括性规定，行政机关往往要结合新型行政领域解释，行政解释让社会大众了解到行政机关执行与解释立法的具体过程，进一步增加了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和可期待性。一般来说，行政函释只适用于本行政机关内部、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客观因素促使行政解释数量越来越多，行政解释重要性也越来越强。为此，国务院《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进行规范，总共列举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纪要等十五种公文。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使用的公文形式与名称更多，不少是十五种公文的变种，如“规定”、“办法”、“规则”、“答复”与“实施细则”等。除议案、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的公函和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请示与行政解释无关外，大多是行政函释。行政函释文件是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内部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具有准行政立法性质，也是通常所说的软法。行政函释可能针对法律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也可能针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或法律适用，一般来说，行政函释是解释性行政规则，依照其行政权限，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对本级行政关内部工作人员加以约束，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秩序及运作，制定颁布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一般、抽象行政规则，这种统一解释性规定经过行政首长签署并登载于政府公报。行政解释是连接行政法与行政法适用的桥梁，没有行政解释就难有行政法的有效适用，行政法甚至会成为一纸空文[3]。无论行政函释何时，行政函释本身并无法律效力可言，其意义均在澄清或阐明执行立法原意，它们附属于被解释的母体（也是作为行政执法的原始依据），行政函释效力从原始立法生效时起就产生并应予以适用。（二）关于外部效力的争点分析。一般来说，作为行政机关阐明约束内部机构及其公务员执法的统一见解，行政函释仅有内部使用效力，但行政机关适用行政解释不可避免地对不特定的人民大众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行政解释可能间接或直接产生外部效力。关于行政函释的外部效力问题，可以用不同的学理来讨论。1.信赖保护理论。由于行政解释是行政机关对法律适用作出的统一解释，人民群众自然会对行政解释产生信赖，行政相对人依据信赖保护原则，有权要求行政机关遵守其的行政解释，对行政机关先前行政解释并执行法律具有信赖与期待性，相应地，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推出行政函释具有对外效力。然而，由于行政解释规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如果需要对违反行政解释的行政机关主张信赖保护利益，行政相对人信赖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行政相对人信赖基础并不是行政解释，而是适用行政解释所形成的行政惯例和秩序。如果行政机关重新行政解释或事后变更见解，完成并已确定的行为可能因新行政解释内容效力溯及适用而被重新评价，违反法治与法的安定性原则可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利后果，显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人权，但此类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必须另外建立一套标准来解决行政解释效力溯及适用的问题。行政机关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行政行为保护人民正当合理的信赖。行政解释是法律执行者的解释，当行政机关新行政解释改变惯例，或新行政解释变更其原行政解释，或废止原行政解释，都可能使人民信赖的法律秩序发生变化，这种行政解释的改变属于国家行政行为改变。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国家法律秩序永远保持不变，但当国家改变法律解释时，除了有合理理由，还必须考虑人民的信赖利益并给予必要保护，如合理限制行政解释效力的溯及适用。人民通常信赖国家行为并理性安排其生活，在合法信赖下如何实现国家保护的信赖保护原则？如果国家行政行为会使人民对现存法律关系状态的信赖落空，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负担新的负担或丧失获得利益，即使在考虑追求或维护更重要公益的情况下，人民也不应该承受新的负担。否则，国家行政机关要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特别应指出的是，由于行政解释的位阶较低，其作为信赖基础的正当性较为薄弱。但是，如果某一行政解释时间很久，而且行政机关使用形成长期惯例，内容上又没有明显抵触法律本意，此时人民当然能够主张信赖保护；如果新行政解释纠正了旧行政解释的瑕疵，则应具体分析旧行政解释及其适用形成的惯例违法程度大小，并综合其他因素来判定当事人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一般而言，旧行政解释实施期间越长，越值得信赖，信赖利益越值得保护。总之，我们可以讨论行政解释的内部效力以及溯及力，它们与行政解释的外部效力有关，但并不必然产生外部效力。2.行政自我拘束理论。经常适用行政解释会形成行政规律（行政惯例），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这种行政实务规律要求相同事件相同处理，这就是行政的自我拘束理论，行政解释可以通过行政惯例与平等原则产生对外效力。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行政机关就相同事件进行不同处理，行政机关就是违背了行政惯例，也违反了平等原则，这种例外情况下行政解释不产生对外效力。换句话说，行政相对人主张的理由并不是行政机关个案处置中违反了行政解释，而是行政机关没有遵循行政解释所形成的行政实务（行政惯例），从而违反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理论并不能肯定或否定行政函释的对外效力，只是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决定要遵循先例，不能反复无常，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决定时应当遵循行政自我拘束理论，否则，有权机关可以依法审查具体行政决定及其依据行政函释。3.原始立法权理论。基于宪法和行政组织法规定，行政机关拥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固有职权（“原始立法权”），无须借助平等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推理，行政机关能够直接制定具有对外效力的行政解释。然而，有权制定发生对外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和已经制定发生对外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毕竟是两回事，现在行政机关的行政函释面向的行政机关内部，不能直接发生外部效力。根据授权不同，行政机关虽然有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之说，但归根结底，行政机关“立法”（包括硬法与软法）都是授权立法，行政原始立法权产生的根据何在？如果不经过行政机关适用，行政解释不能对外直接发生效力。无论行政解释于何时，本身并无法律效力可言，其效力附属于被解释的法律依据，行政函释应自被解释的法律生效适用并具有对内效力。一般来说行政函释原则上不拘束人民法院与社会大众。即使认为行政解释可能扩张解释法律，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作为内部行政解释仍然可以适用，即使新的行政解释是在旧行政解释之后，仍然应从被解释的母体法律生效之日起形成适用效力，同时，新旧行政解释原则上没有对外效力。至于依法行政理论和公定力理论适用问题，依法行政理论只是与行政解释的内部效力以及溯及力有关，内部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是适用内部，同样无法证明行政解释的外部效力。

二、实务问题分析

（一）行政机关并未使用行政规则、解释。令或解释规定等名称行政解释，最为常见的是采用通告、通知、批复等形式，即采用（行政）函复的方式进行行政解释。根据指向范围划分，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包括仅仅指向行政机关内部与同时指向行政机关内外部两类行政解释；根据效力产生范围分类，行政解释包括内部效力（行政机关内部并指向行政机关内部）、外部效力（公开于行政机关外部并指向社会大众）以及内部效力外部化三种情形，内部效力外部化是行政解释针对内部，但客观上产生了外部效果的特殊情形，除了仅仅具有内部约束力，还有部分行政行为指向内部并约束内部的同时，还产生溢出效果，即内部行政行为外溢或外化的效力，行政机关行政解释也可能产生这样三种情形。（二）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函作出各种行政行为时，不一定会考虑本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观念通知、个案指示还是属于行政解释等，只要有行文必要，上级行政机关就会以行政函的方式下达，仅仅从行政机关函复、答复等外表无法判断行政机关作出何种行政行为，必须进一步探究该函复内容才能判断其公法性质。行政机关可能以（行政）函的方式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或单纯进行通知（事实行为）。行政解释（抽象行政行为）可能内部告知生效，也可能内外部同时告知生效，还有可能内部告知生效，外溢产生法律效果。如果内部行政命令内容事实上涉及外部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事项，则这种内部规则已经外部化，形式上为内部行政规则实质是对不特定多数人就一般事项作出了抽象性行政规定并直接对外生效，这种内部行政命令可称为执行命令，已经不是纯粹法律适用类的行政规则。法律并非不能授权用行政命令限制公民权利，在法律授权具有具体明确目的、范围及内容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能通过行政命令实施，同时，只有限于执行法律有关技术性、细节性事项才可以允许。如果行政组织法仅仅概括授权，除了不得逾越行政组织法外，在符合比例原则要求下，行政命令内容只能规定与行政组织法规定有关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如果欠缺法律明确具体的授权，即存在合法性疑问。基于依法行政或者监督规范行政权的立场，针对各种具体形态的行政函，我们必须将该行政函分类加以定性，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审查该行政函性质并对造成公民利益损害的函复加以救济。因此，实务上行政机关利用行政函复行政命令、裁量基准、行政计划、纪律观念通知、行政指导甚至作成具体行政决定等不胜枚举，各种行政行为都有适用依法行政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的可能性，本文选择从外表上描述行政函这一概念用语，仅仅用来表示行政机关产生一般性效力符合行政规则的解释性规定。当然，每一种行政行为也可能引发相对人信赖利益受损，不同情形导致适用依法行政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的着眼点也各不相同。抽象性行政函释范围比较广，包括纯粹解释性行政规则、裁量性行政规则、调查事实性行政规则、事务处置性行政规则、替代法律性行政规则等，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所的行政函，如果就个案做出具体指示，本质上并非制定普遍抽象规定，一般不属于行政规则。只有对下级机关所作的法律解释函，性质接近于行政规则的，才能适用行政规则的法理。至于行政机关直接面对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所做出的解释函复，则属于提供信息或信息公开行为，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就个案作出有拘束力行政决定，当然行政函复不属于具体行政决定。行政函释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律见解对行政内部、下级机关及行政人员有法律上拘束力，经过人民法院援用后可以作为审查对象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解释，但不能因此变成外部法法源，行政解释本身对人民法院和相对人没有直接拘束力，在行政机关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尤其如此，基层行政人员常用行政函释但不一定能够胜任。因此，由上级行政机关制定解释法律、法规的行政规则，阐明法条内容可能引发的疑义，统一适用法律、法规使行政工作合理化，人民法院应该全面审查行政函释的合法性。内部行政规则指向行政体系内部事项，以本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以及所属公务员为规范对象，行政机关能够依职权制定，虽然没有对外公布、让公众知晓的必要，但仍应并下达内部所有相关人，原则上无须法律授权。内部行政规则一般对内生效，仅有间接对外生效作用，具有内部“法”（软法）性质，在主管行政机关未修改或废止前仍继续有效，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审查不影响其效力，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在执行法律时必须遵守与适用该行政解释，但是，如果有具体行政决定或法院裁判引用该内部行政规则作为依据，自然能够作为合法性审查对象。因此，行政解释的内部（效力）拘束力仅及于制定行政机关组织权与指示权所及范围，制定颁布不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的内部行政规则，对于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外的第三者不具有当然拘束力。立法机关也能授权特定行政机关制定效力超过其指示权的行政解释，但从法理上看，除构成公务员惩戒原因外，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的行政解释，如果变身为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决定也应该被撤销，只是目前内部行政行为没有纳入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而已。实践中，行政函释大致有三种变化情形：1.以前没有行政函释，立法并执行一段时间，行政机关发现问题后进行解释；2.以前已经存在行政函释，但一段时期后，针对新情况或者发现适用问题，行政机关重新了新解释，变更了原来行政解释的内容；3.行政机关以前过行政函释，但后来通过新行政解释废止了以前的行政函释，适用新行政解释产生的效力影响了新行政解释前已经完成或处理中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实质上受制于新行政解释而重新评价，相关利害关系人（行政相对人）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或受到不利影响，因此，除了本身的效力判定，行政函释还产生了溯及适用效力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分析，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经完成并且确定作为标准，行政函释溯及适用效力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行政机关还没有完成具体行政行为或尚处于进行阶段中，不管行政行为是否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变更后的行政解释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或者说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尚在进行中的行为。第二种情形，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完成并且成熟确定，变更后的新行政解释不一定有溯及既往行政行为的效力，如果形成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有利，则变更后的新行政解释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否则，变更后的新行政解释就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外部行政规则适用对象为一般公民等，只有经过公布并为公众知晓，制定的外部行政规则才能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由于行政函释指向外部或者指向内部同时指向外部，适用对象为不确定、不特定的社会大众，性质上属外部抽象的“法”（软法）。外部行政规则关系到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事项，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即可能发生合法性问题。外部行政规则与不特定的多数人权利义务相关，通常应以法律授权为依据，因此，行政机关行政函释之后应立即报送享有监督权的立法机关，主动接受其备案审查。人民基于信赖国家行政活动，国家应该保障公民对国家公信力与利害关系人权益，法律、法规（包括变更或废止依附于法律、法规的行政解释）应该体现信赖保护的精神。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设立，依法取得和依法行使行政权，并对行政行为后果承担相应责任[4]，合法的行政行为应该受到保护，违法的行政行为则视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一般情况下，法律原则之间不会发生冲突，作为抽象法的各项法律原则都应该适用。通常行政解释一般具有内部效力和溯及既往的实质效力，当新行政解释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背离被解释的法律本意，自然不产生溯及既往实质效力，当新行政解释严重损害利害关系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信赖，自然该行政解释也不产生溯及既往的实质效力。如果新的行政解释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或背离被解释母体法律的本意，但使相对人处于不利地位，或者说，新的行政解释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或背离法律本意，但相对人处于有利地位，相对人根据自己的处境仅仅要求依法行政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适用，新的行政解释是否具有内在效力以及溯及既往的实质效力？在依法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冲突的极端特殊情形下，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权衡依法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后处理。在处理此类问题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应首先考察行政机关变更行政解释的动机，然后以损益权衡检测，衡量法律规范目的、行政管制目的以及溯及既往所造成的危害，并可通过合理公告期限后再评估进一步适用与否，或者给予过渡期间或保障存续状态等方式实现人民的信赖利益。

三、行政函释适用的司法审查问题

行政机关一旦作出行政函释，原则上行政函释对内具有实质效力。如果针对不确定法律问题的解释性规则经过一段时间适用之后，行政机关发现有问题，更改了对该不确定法律问题的解释，只要新的解释是更加正确合理的解释，理论上，行政机关的该种变更行为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变更后的行政解释一经行政机关的作出便构成了约束其自身或下级行政机关的效力。但是，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新行政解释作出了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该新行政解释并不能当然产生约束力。当事人之间产生新旧行政解释适用争议，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法律向人民法院主张自身权利。不论该解释的变更如何，人民法院都应居中裁判，独立判断，不受新、旧解释性规则的影响。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作出了专门规定，扩大了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和适用，这也是对长期以来有关要求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一个回应，同时也是与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度衔接的重要制度性内容。当然，目前行政相对人无法单独就行政解释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只有行政机关将行政解释适用于具体个案并形成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附带要求审查依据的行政解释，针对行政解释争议的行政诉讼才能启动，人民法院才能审查行政解释产生的争议问题。一般情况下，立法机关特意赋予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政策决定权，考虑其特殊性，行政机关不光进行法律解释，还可能有执行政策的可能，除非涉及合法性问题，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行政解释。不过，人民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权，行政解释涉及的对象特定，法院对于法律有最终的解释权，法院如何审查行政解释以及审查到怎样的程度，或者要给予行政权多少尊重，我国法院目前仅停留在附带审查其合法性的阶段。法院先行审查新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如果行政解释不合法，人民法院可以拒绝适用，新行政解释自然不产生溯及适用的问题。至于如何审查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就是是否限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解释是否合法适当，以达到保护人民信赖利益。不论行政解释新旧，自应立法生效之日起适用，不论是否发生行政争议，也无论行政相对人是否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解释前后，效力所及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应该适用该行政解释，在新行政解释前，行政机关并未依旧行政解释作出行政决定，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时，新行政解释已经，自然应当适用新行政解释。既然新旧的行政解释都是解释性规则，并无需适用法不溯及既往或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等原则。对同一法条内容，先后行政解释不一致时，不一定前面的行政解释当然错误，后面的行政解释前，行政机关依据前面行政解释作出具体行政决定未经诉讼程序而确定其是否合法，除了在前的行政解释确实违法导致原具体行政决定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由有权机关（机关或上级机关）予以变更外，为了维持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不应受到后面行政解释的影响。当然，行政机关依据前面行政解释作出具体行政决定并经行政诉讼判决形成确定结论后，后行政解释相对人仍然不服具体行政决定，人民法院才能具有法定再审原因并且依据再审程序办理。理论上来说，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机关先后所为之新旧行政解释都是按照法律精神细化实施，行政机关处理决定不存在违法，也没有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此外，负担行政行为仅适用依法行政原则，并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虽然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但有权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一律撤销。行政机关撤销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既要适用依法行政原则，还有适用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解释作为解释性规则，不是行政机关就具体事件所作出的发生公法上法律效果的具体行政行为，更不是授益行政行为，那么纯粹行政解释变更争议，也不能适用信赖保护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解释效力溯及适用时，当然是行政机关已经变更行政解释，溯及适用于具体个案并作成具体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该具体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而启动行政诉讼，法院行使的是司法权，而非立法权或行政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在直接审查该具体行政决定是否合法的同时，可以附带审查其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解释）是否合法有效，可以决定本案是否适用该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解释），但无法直接对外宣布其是否合法有效。除了经过有权机关撤销或变更外，行政解释是具有公定力的，上级行政机关、复议机关和行政机关可以认定行政解释是否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在进行行政审判时，也可以认定行政解释是否合法有效。然而，事实上很多法律解释涉及政策争议而非法律争议。当法院判定属于政策争议时，则会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合理，一旦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合理的，就会加以尊重。究竟行政机关解释法律被归类于政策争议或法律争议，可由立法规定分析得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会解决部分争议，但也会留下部分争议让行政机关解决。如果法院自己解决政策争议而否认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这样就会变成由人民法院来取代行政权。因此，当立法机关已解决政策争议时，法院的工作只在处理法律争议以实践立法意图；当立法机关没有解决政策争议时，即人民法院无法找到立法机关已经解决政策争议的理由时，法院则必须对政策争议加以审查。

参考文献：

[1][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13.

[2]SeeRichardJ.Pierce，Jr.，SidneyA.Shapiro＆PaulR.Verkuil，AdministrativeLawandProcess，3thedition，FoundationPress，1999.

[3]SeeK.C.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UniversityofIllioisPress，1971:4-5.

行政解释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定解释工作解释

一、行政法上的工作解释的含义

就我国现行体制而言，法律的漏洞是通过法律解释来弥补的；固定的成文法在发展的现实生活中的适用，统一的法典到个案中的具体表现往往也是借助于法律解释来进行的。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和地方解释。其中，行政主体有解释权的包括行政解释和部分地方解释。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答复深圳市工商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案例》1第20条、第22条如何适用时所作的《关于企业注销登记有关问题的答复》2，就是一个行政解释。同时，在地方解释中，有相当一部分解释也是有权行政机关的规范解释。例如《武汉市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3第18条规定：“本规定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武汉市公安局根据这一规定，制定了《关于执行（武汉市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具体办法》，这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就是一种地方解释。另外，为了统一各个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及执行活动，行政主体往往也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众多自行的工作解释。例如，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乡规民约）能否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依据的答复》4，该答复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能以《乡规民约》为依据。”

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执行法律包括解释法律。在我国，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主要分为两大类：有权解释和工作解释或称为法定解释和自主解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6月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以及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实践，只有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行政解释以及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地方解释，才属于行政主体的法定解释。拥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在行政系统内级别高但数量较少，而不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直接处于执法第一线，行政管理的任务繁重、范围广泛，管理的事项具体、复杂、多变，而我国许多行政法规范对某些方面的情况却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有些问题虽然规定得较具体但也未必全面。这样，行政主体就需要根据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行政执法的经验总结，进行相应的工作解释。通过数量有限的法定解释和众多的工作解释便可以使这些行政法规范的制定原则和目的落到实处，对于弥补行政法规范的漏洞和行政法规范的具体化，有效地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行政主体的法定解释性规范，我国学术界是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来对待的，而自主解释性规范不能作为直接的行政法渊源，但可以把通过这些行政性规范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体现的法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来看待。5因此，行政主体的工作解释虽然不是有权解释，但它不同于学理解释。自主解释性行政规范并没有独立地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并不具有独立的新的法律效果，但是它指明了法律是什么或者表明了在行政主体的眼里法律是什么，规定了行政主体将如何适用相应的行政法规范，统一了各行政主体对行政法规范的实施标准或规则，因而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工作解释或自主解释性规范作为行政惯例和法律原则的载体，通过稳定的适用确立了同等对待的行政惯例，据此约束行政机关自身。除非具有正当理由，不得同等情况不同对待。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无正当理由偏离据此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

二、行政法上的工作解释的特点

工作解释或自主解释，是不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为了统一所履行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及特定行政规定性文件的认识，对其进行的阐释和说明。它主要具有下列特点：

1、解释主体

自主解释性规范的制定主体，即对法律、法现和规章进行解释的行政主体是没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例如，前文提到过的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乡规民约）能否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依据的答复》，就是一个对《行政复议法》第28条有关审理依据的工作解释，但是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及其所代表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对该法并没有法定解释权，因而该解释性规范属于自主解释性规范。既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也并不是对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具有解释权。在特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把解释权赋予某个行政主体后，其他行政主体对该法律、法规或规章进行解释而形成的解释性规范都是自主解释性规范。例如，《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6第25条规定：“本规定由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内贸易部等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不是该规定的法定解释主体，如果进行解释则属于自主解释。

2、解释对象

与法定解释一样，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是工作解释的对象。但是，与法定解释不同，工作解释的对象不限于法律、法规和规章，还包括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什。它所解释的行政规范一般是上级行政主体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例如湖北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关于调整药品审批监督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7则是针对卫生部通知而制定的自主解释性规范。但有时，行政主体也会对自己以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或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制定自主性解释规范。

3、解释内容

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作出法律解释，应当以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的问题为限。同理，不具有法定解释权的行政主体作出工作解释时，亦应当以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特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的问题为限，不得随意扩大解释，不得在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否则将破坏行政法制的统一性。《焦点访谈》2001年8月份播出的一则案例就是一个违法的工作解释。为了方便公路收费站附近单位和个人的过往车辆缴费，浙江省交通厅一份文件规定，收费站附近车辆可自愿实行统缴，而可以不分次缴纳。浙江省慈溪市政府一份文件将“收费站附近”解释为整个慈溪市区，引起该市广大车主的不满。

三、行政法上的工作解释的作用

从总体上说，工作解释与法定解释的作用是相同的，即阐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控制行政自由栽量权，实现行政公平。譬如在行政处罚领域，许多法律、法规规定处罚幅度较大，致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裁量处罚时存有随意性的可能，或难于确定处罚额度。这样，就需要行政主体按照相对人不同行为性质、严重程度、危害后果划分不同档次的处罚标准，进行相应的解释，从而确定公平裁量的行政惯例。

例如，有的地方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将拘留划分为：5日、7日、10日、13日、15日五个档次，克服了“十五贯（惯）”作法（即一行使行政拘留权，便习惯于确定为15日的作法。）但具体地说来，工作解释又有其特殊的作用。

1、对内作用。工作解释或自主解释性规范往往并不对外，只发送到相关机关及负责人，因而对外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日本行政法学家盐野宏认为，这种解释性行政规范只能拘束下级行政主体，而不能拘束外部相对人，不具有外部法律效果，也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8尽管在当前自主解释性规范已越来越外部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公民的权利义务，但它的作用重点仍然在内部而不在外部。

2、统一行动。由于行政主体各种各样，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各行政主体及公务员所处的执法环境条件差异极大，因而往往导致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上的不一致，执行上的不统一。这就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和确定法律规范的涵义，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对法律规范和行政规范进行工作解释，从而避免各级各类行政主体或公务员在操作上各行其是，确保行政的统一性。

3、明确效力。行政系统是一个长官意志浓厚的系统。当一个法律、法规或规章生效时，下级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往往并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实施它，而总是等待上级的指示或安排。只有在上级行政主体作出一个贯彻实施某某法律、法规或规章的通知后，下级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才会行动起来。因此，从法律上讲，自主解释性规范起到了说明和强调特定法律、法规或规章在本地方本部门具有约束力，并要求所属各行政主体予以执行和自觉接受约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1988年6月3日颁布。

2.工商企字（1995）第107号。

3.1990年7月2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3号。

4.1991年8月7，日鄂府法办][1991]10号。

5.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6.1993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