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举范文10篇

行政检举范文篇1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检举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检举范文篇3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行政检举范文篇4

［论文摘要］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论文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检举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检举范文篇6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

参考文献：

行政检举范文篇7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主要有：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党组织、党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法违纪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检举、控告人依法进行的检举、控告。

（二）、检举、控告人应当据实检举、控告，不得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纪检监察机关对如实检举、控告的，应予支持、鼓励。对检举、控告有功的，应给予奖励。对检举、控告不实的，必须分清是错告还是诬告。对错告的，应澄清事实；对诬告的，应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行政检举范文篇8

第一条为加强公共餐饮具的卫生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公共餐饮具卫生实行统一管理制度，采取自行消毒和集中消毒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餐饮业、公共餐饮具消毒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公共餐饮具的卫生监督管理；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共餐饮具的卫生监督管理。

经贸、环保、工商、城管、旅游、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公共餐饮具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布24小时开通的检举电话；接到检举后，应当及时查处，并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后3日内，应当向检举人反馈。

对检举的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检举人给予奖励。检举人要求保密的，应当保密。

第二章消毒管理

第六条公共餐饮具使用前必须消毒，未经消毒不得使用。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和已经消毒的公共餐饮具必须符合卫生标准。

不具备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条件的单位、个人，必须使用经过集中消毒的公共餐饮具或者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

第七条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环境卫生、水源充足，污水处理、排放符合环保、环卫要求；

（二）清洗消毒的专用场所大于6平方米；

（三）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四）有专用的餐饮具洗涤、清洗、消毒池和保洁箱柜；

（五）消毒场所地面、墙面防水、防潮，易于清洗；

（六）洗涤、消毒剂符合卫生标准，存放安全；

（七）生产经营人员有健康证明；

（八）有专、兼职消毒员和卫生管理人员，消毒制度和卫生管理制度健全。

第八条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除符合第七条的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卫生标准的专用消毒设备；

（二）消毒餐饮具有明显标识，标明消毒时间和有效期；

（三）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小包装以及专门运输工具；

（四）有专门的卫生检验室和符合条件的检验人员，能够开展日常卫生检验和监测；

（五）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业务用房。

第九条公共餐饮具自行、集中消毒必须经过批准。

具备餐饮具自行消毒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颁发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现场查勘并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应当在食品卫生许可证上注明，并予以公布。

具备餐饮具集中消毒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现场查勘并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应当颁发食品卫生许可证，并予以公布。

申请条件、程序和需要提交的材料，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布。

第十条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经营地点醒目处悬挂“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户”标识。

使用集中消毒公共餐饮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经营地点醒目处悬挂“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使用户”标识。

标识由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作，由批准公共餐饮具消毒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颁发标识不得收取费用，制作标识所需经费，列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预算。

第三章卫生监督

第十一条从事公共餐饮具消毒的生产经营者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

第十二条从事餐饮经营、公共餐饮具消毒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

（二）重复使用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

（三）使用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袋；

（四）不使用保洁柜贮存消毒餐饮具；

（五）不悬挂标识或者伪造标识。

第十三条从事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使用其餐饮具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

第十四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检查下列事项：

（一）食品卫生许可证；

（二）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和卫生知识；

（三）卫生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

（四）环境卫生状况；

（五）公共餐饮具消毒、生产、包装、贮存、运输和使用；

（六）洗涤剂、消毒剂、食品袋的卫生标准，存放和使用。

第十五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公共餐饮具应当定期抽样检验，抽样检验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10天。

抽样检验不得向被检人收取费用。提取的餐饮具，检验后要及时归还，损坏的应当赔偿。

检验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公布的内容应当包括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检验情况、处理结果等。

第十六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时，可以向公共餐饮具消毒经营、使用的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索取资料、提取样品；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检查，不得拒绝、阻碍或者隐瞒。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食品卫生许可证。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阻碍执行公务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不得从事公共餐饮具的消毒工作。

第二十条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二）、（三）项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行政检举范文篇9

第一条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及时、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自治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前款所称工作人员包括在编人员和聘任人员。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依照本办法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四条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职责，行政机关首长、分管负责人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第五条行政机关应当按规定建立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各项行政管理制度。

第六条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有责必问，有错必究，过错责任与过错程度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责任追究范围

第七条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首长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上级决定、决议拒不执行；

（二）机关效能低下，影响全局工作；

（三）违反行政决策程序，对城乡规划重大调整、重大项目建设、国有资产投资、资金使用、国有企业改制等作出错误决策，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四）违法采取行政措施，导致群体性事件；

（五）不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六）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责成解决或者纠正的事项，不解决、不纠正；

（七）拒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仲裁裁决以及法定监督机关的决定；

（八）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瞒报、谎报、缓报、漏报或者防范、救援、救治不力；

（九）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以致发生责任事故；

（十）行政机关首长的言行有损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十一）未按规定建立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等行政管理制度或者执行不力；

（十二）违反规定录用、任免、奖惩公务员或者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十三）其他不依法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职责的情形。

第八条实施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责任：

（一）依法应当回避不回避；

（二）依法应当听证不组织听证；

（三）不依法履行告知义务；

（四）执行公务活动不出示有效证件；

（五）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第九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纠正并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规定实施统一受理、联合受理、集中受理行政审批；

（二）谋取不当利益，或者故意刁难、推诿、拖延，影响行政审批；

（三）未按规定开具受理回执或者遗失申请人申报资料；

（四）不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审批；

（五）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行政审批事项；

（六）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指定购买商品或者要求提供、接受服务，指定参加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评比；

（七）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审批依法收取的费用；

（八）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及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

（九）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行政审批权；

（十）违法准许中介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审批活动；

（十一）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涉及其他部门，不依法移交或者互相推诿、拖延不办；

（十二）违反规定撤销、注销、变更原有行政审批事项；

（十三）其他违反行政审批规定的情形。

第十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征收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没有法定或者规定依据实施征收；

（二）违反规定设立征收项目或者改变征收项目的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

（三）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

（四）违反有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截留、挪用、坐支或者私分征收款；

（五）不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

（六）其他违反征收规定的情形。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非税收入。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没有法定或者规定依据实施检查；

（二）没有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对象实施检查；

（三）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

（四）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纠正；

（五）侵犯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

（六）其他违反行政监督检查规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

（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

（四）违反法定程序；

（五）违法处理罚没财物；

（六）涉嫌犯罪，不移交司法机关；

（七）对违法行为应当处罚不处罚或者乱处罚；

（八）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形。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前款规定，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截留、挪用、私分查封、扣押、没收的财物；

（四）对查封、扣押、没收的财物保管不善，造成毁损；

（五）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六）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情形。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不依法移送行政复议申请；

（三）不按法定期限提出书面答复或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四）阻挠、变相阻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五）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六）其他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

（二）超越职权或者违反规定程序；

（三）不按规定报送备案审查或者不公开；

（四）其他违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的情形。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信访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隐匿或者损毁信访材料；

（二）泄露检举、控告、揭发材料或者将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揭发人；

（三）刁难来访人、投诉人、申诉人；

（四）对突发性事件和可能造成社会重大影响的事项，不及时处置或者处置不力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和影响；

（五）其他违反信访工作规定的情形。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内部行政事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未按规定办理来文、来电，造成不良后果；

（二）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拖延不办；

（三）公文办理涉及其他部门职权需要协商，未经协商或者协商不一致，未经共同上级同意，擅作决定；

（四）违反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失或者丢失；

（五）未核对公文文种、文号、格式和文字发文，造成不良后果；

（六）违反规定使用行政印章；

（七）其他违反公文管理规定的情形。

第十八条行政机关有下列不作为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责任：

（一）拒绝履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受救助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

（二）拒绝发放应当发放的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

（三）拒绝履行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法定职责；

（四）其他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

第三章行政过错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九条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条承办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承担直接责任：

（一）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擅自作出行政行为；

（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审核、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

（三）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实施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

（四）其他应当由承办人承担直接责任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承办人提出的方案或者意见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未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二条审核人改变承办人的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应当报请批准人批准，审核人不报请而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批准人改变承办人、审核人的正确意见，或者未经承办人拟办和审核人审核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违反行政决策程序，未经集体讨论擅自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承担直接责任；经集体讨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主要决策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赞同该错误决策和不发表意见的其他决策人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上级行政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不作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第四章行政过错责任种类和适用

第二十七条行政过错责任的种类：

（一）训诫；

（二）责令书面检查；

（三）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四）通报批评；

（五）暂扣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六）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或者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七）辞退；

（八）行政处分。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发生行政过错的，视情形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第二十九条行政机关因行政过错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承担行政过错责任的同时，应当视情形予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退还非法收取的财物、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第三十条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予以训诫、责令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情节严重的，通报批评、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予以训诫、责令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通报批评、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情节严重的，视情形吊销行政执法证件、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或者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予以训诫；情节较重的，责令书面检查、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情节严重的，视情形通报批评、吊销行政执法证件、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或者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行政过错行为应当给予辞退或者行政处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干扰、阻挠行政过错调查；

（二）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调查人；

（三）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行为；

（四）行政过错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不良后果；

（五）其他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的情形。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

（一）过错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不良后果；

（二）有效阻止行政过错后果发生；

（三）主动纠正或者挽回损失；

（四）主动退还违规、违纪、违法所得；

（五）积极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

（六）其他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的情形。

第五章责任追究的机构和程序

第三十三条各级监察机关主管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审计、人事、法制、信访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相应职责。

第三十四条下列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由监察机关负责：

（一）行政机关行政过错；

（二）行政机关首长行政过错；

（三）其他应当由监察机关追究的行政过错。

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由本行政机关负责。但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管理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提起：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控告、检举、投诉的；

（二）法定监督机关、上级机关要求或者建议调查处理的；

（三）本机关组织的清理、检查中发现的；

（四）其他应当调查处理的情形。

第三十七条受理机关应当在收到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控告、检举、投诉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审查是否有事实依据并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有明确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的，应当将决定情况及理由书面告知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受理决定不服，或者认为不便向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控告、检举、投诉的，可以向监察机关控告、检举、投诉。

监察机关收到控告、检举、投诉后，可以责成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处理或者由监察机关直接受理。

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涉及人事处理的，按人事管理权限向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监察建议；涉及行政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调查处理行政过错案件，调查处理人员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调查处理人员与被调查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四十条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调查审结并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受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四十一条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行政过错责任人；有明确的控告人、检举人和投诉人的，应当告知控告人、检举人和投诉人。

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收到该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行政机关在接到复核申请书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复核申请人。

行政检举范文篇10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公民。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实施统计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处理统计违法行为。

第四条建立统计管理登记制度。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市、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其指定的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办理统计管理登记，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统计制度报送统计资料，接受统计监督检查。不得拒报、迟报和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第五条统计人员应当具有执行统计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考核合格后发给《统计岗位证书》。

统计人员应当依法按时如实提供统计资料。

第六条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统计法律、法规，不得授意、指使、胁迫统计人员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各级人民政府考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工作成绩，进行奖励和惩罚需要使用的统计资料，应当由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供或核准。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可以在其编制限额内设置统计检查机构和专职统计检查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主管部门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可以在其编制限额内设置专职或者兼职统计检查员，协助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监督检查本部门的统计法规实施情况。

乡镇（街道）统计机构或者统计人员在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领导下开展统计检查工作。

第八条统计检查机构的职责是：

（一）检查统计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揭发、检举、处理统计违法行为；

（二）受理群众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三）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提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的意见；

（四）对实施统计法律、法规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提出表彰、奖励的建议。

第九条统计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统计资料的提供是否准确、及时；

（二）统计管理登记是否按规定进行；

（三）统计报表的制发是否合法；

（四）统计资料的管理、公布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五）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是否符合持证上岗的规定；

（六）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是否受到妨碍；

（七）其他执行统计法律、法规的情况。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阻挠、抗拒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十一条统计检查员经国家统计机构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培训合格后，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其指定的机关委任并发给《统计检查证》。

第十二条统计检查员持《统计检查证》在规定的职权内执行统计检查任务。需要查询问题时，有权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在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据实答复。逾期不答复的，按拒报论处。

第十三条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权限，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统计违法行为，由本级人民政府会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监察机关查处；

（二）下级人民政府的统计违法行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成统计机构和监察机关查处；

（三）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统计违法行为，由行为发生地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会同监察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查处；

（四）重大统计违法行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会同监察机关查处。

第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建立统计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对统计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结案并写出结案报告报上一级统计检查机构备案。

逾期未能结案，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同意。

第十五条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权纠正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处理不当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十六条对统计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向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出控告、检举。对控告、检举，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受理，控告人、检举人要求保密的，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主管部门、各企业事业组织，对在统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或者控告、检举、抵制统计违法行为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八条对故意上报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奖金、奖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奖金、奖品。

第十九条违法本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责令限期改正之外，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一）在一个统计年度内累计三次迟报定期统计资料或者迟报统计年报和一次性统计调查资料的；

（二）拒报统计资料的；

（三）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统计管理登记的；

（四）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自行编印、统计资料或者制发统计调查表的。

第二十条违法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二）授意、指使、胁迫统计人员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

（三）对检举、控告、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人员打击报复的。

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例，有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需要责令暂停营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将处罚意见转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决定。

第二十二条被罚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十五内缴纳。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三条本条例规定的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