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革新范文10篇

行政革新范文篇1

一、性质确定:行政复议改革的行政化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活动。因而其性质可以被认定为:“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干自律的范畴”。[1](P177)在行政复议的改革中,尤其是呼吁在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认为应该首先坚持,并且不能够动摇的是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的行政化,有些呼吁行政复议司法化的改革的言论,已经出现了对行政复议的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行政复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和确定行政复议的性质,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保障行政复议职能的正确发挥和行政复议活动的正确运行。本文认为,行政复议在形式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监督法律制度;在方法上是一种行政救济的法律途径;在程序上是一种按行政司法程序运行的程序规则。

(一)行政复议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其基本构成要素是:1.主体要素。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包括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机构都是国家行政机关。[2](P67)2.权力要素。行政行为是运用行政权力所为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的存在与运用是行政行为形成的条件。行政复议职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享有的行政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3.法律要素。行政行为能够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行政复议决定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和事项实施的管理活动。行政复议则是行政复议机关以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审查对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行政复议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因此,行政复议在形式上是依附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存在的,并以此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属性。[3](P235)

(二)行政复议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监督法律制度

行政复议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法治的监督,行政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除了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系统之外的监督外,行政管理的国家性和执行性的特点决定了行使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系统内部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律性的监督机制,以保障行政管理活动沿着法治的轨道运行。这种自我调控的监督机制在行政法上称为行政监督。在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有上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和专门行政机关之间实施的行政监督。上下级行政监督是建立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基础上,是上级行政机关对所属下级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行使行政监督权。行政复议的监督就是这种类型的监督,也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一种监督机制。专门的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系统中专司行政监督的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的监督,如行政监督法规定的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层级行政监督和专门行政监督构成了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动态系统,共同把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予以矫正并恢复到合法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监督活动。[4](P334)行政复议具有行政监督的属性,但不能等同于行政组织法规定的依职权实施的一般行政监督。设定行政复议的监督机制实质上是行政复议法将层级监督中尤其是行政相对人的申诉权行使这种特定形式制度化、专门化、规范化、法律化。依据行政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建立的各项行政监督制度,其职能具有主动性,其形式具有多样性。尽管一般行政监督权的存在可以为行政复议的存在提供可能和条件,甚至可以为行政复议奠定基础,但是行政复议权力运作和程序的设置有其特殊性,有别于一般行政监督,因此,行政复议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监督。

(三)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救济的法律途径

行政救济是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制止和矫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侵权行为,从而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补救的法律制度。行政救济是对行政权力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法律补救,是行政相对人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时享有的保障途径和救济手段。我国行政救济的主要法律制度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建立行政复议制度不仅要求行政机关通过发挥监督职能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而且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给予充分有效的补救。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确立和行使必须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同时,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得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然而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不对等法律地位,使得行政主体实际存在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建立行政复议救济制度具体设定排除行政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方法和手段,用法律的力量约束和控制行政权力,制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恢复和补救被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有权力行使就有法律救济”的法治思想。[5](P99-100)

所以,在大谈行政复议的司法化的改革的背景下,应该首先坚持的是行政复议的行政化的性质,这是改革的前提,对于这一点法学界已经展开热烈探讨,有人认为根据WTO规则的规定,行政复议应当是司法性质,其结构应当是英美行政裁判所的形式,甚至有的人主张,在实行行政审判三审制后,干脆取消行政复议制度。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行政复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并不全面,且有点操之过急之嫌。其实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议案中,在立法说明部分用两处文字不厌其烦地表明了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意图。该立法说明开宗明义地指出:“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复议法出台后,国务院曾专门下发文件部署该法的贯彻实施事宜,其中又重申“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事实上将行政复议与现有的行政监察、层级监督和信访制度相提并论。

二、司法注入:行政复议程序改革的司法化

行政复议程序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的申请、受理、审理、决定等各个环节中所应遵循的制度。行政复议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相比,具有简单、灵活的特点,以保证效率。同时,行政复议又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因此程序上具有准司法性的特点,以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行政复议程序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行政复议法内在生命的表现。如前面所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救济措施性质,导致行政复议办案的程序行政化,难以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如果程序过于简单和随意,会影响复议活动的严肃性。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在程序上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一个共性就是“行政化”,程序上的行政化,往往意味着裁定的武断与缺乏监督。基于此,在行政复议改革中在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化性质的前提下,坚持程序的司法化改革的方向,通过注入更多的司法性因素,使行政复议制度发挥其制度功能。

(一)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缺陷

1.行政复议程序整体上存在的问题。行政复议程序存在不透明、不严谨的缺陷,难以操作,也降低了当事人对行政复议的信心。《行政复议法》本身是一部程序法,但是《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审理、作出决定等应当遵循的程序规定非常简略,难以操作。行政复议程序过于简化。实践中,许多事项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一方面造成行政复议机构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引发行政复议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我国现行复议法立法时的指导思想是“非司法化”,在复议程序的制度设计上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导致了在复议工作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行政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6](P393)

2.行政复议机构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日益被边缘化。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为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机关内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行政复议机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负责查清事实,提出处理意见,报行政复议机关领导批准。实践中行政复议机关主要采取一把手审批或分管领导审批的形式;也有的行政复议机关成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对行政复议机构报送的处理方案集体讨论,决定案件的处理。这种决定形式与行政机关作出普通行政行为的方式相似,保证了行政复议办理方式与行政机关普通行政行为方式的衔接。但是,在实践中这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单位领导怕担责任、怕得罪人或出于部门保护、地方保护思想对行政复议工作态度消极或者不适当地进行干预,具体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也往往对行政复议机构施加影响,使得行政复议工作不受重视,行政复议机构边缘化,行政复议功能严重萎缩。

3.审查方式的局限。所谓书面审查,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复议案件,不需要开庭审查,也不需要当事人到庭辩论,只需根据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交的复议法律文件与申请复议的具体行为相关的笔录等案件材料进行书面审阅后,作出复议决定的一种审理方式。[7](P393)当然这种审理方式有其合理性,但是实际上,行政复议机关在案件处理时,几乎每个重要、复杂案件都要现场调查,询问证人。因此,行政复议关于书面审理的规定,已经落后于工作实际。由于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开庭审理的模式,对于复议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由于没有证据质证程序,其有效性就存在争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于复议决定进行审查,对于未经质证程序的证据,很难要求人民法院予以采纳。对于受理以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也没有驳回起诉和驳回请求的相关规定,使得行政复议机关处于两难境地,继续审理将违反《行政复议法》的规定,驳回申请又没有法律依据。很多行政复议机关只能用终止行政复议的方式来结束案件的审理。后来国务院法制办的也通过答复的形式肯定了这种做法。但是,很多当事人对此不理解并提出异议,认为对于这种情形行政复议机关无权作出终止决定,应当继续审理,有的当事人还为此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

1.应当转变原有的“非司法化”的立法理念,实现行政复议程序司法化复议程序司法化是指行政复议程序应当具有公开性和公正性,复议程序必须公开进行,并保护参与人的复议申请权、平等参与权、申请回避权、陈述权、质证权和律师权等诸项程序性权利。同时应当提倡复议程序的简便、快捷,在保障公正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效率要求。目前,在提倡行政复议程序简约方面,首先需要克服一种极端的倾向,即将程序简约等同于程序越少越好,甚至主张行政复议不讲程序规则。事实证明,如果一概抛弃所有的程序,行政复议将无法为相对人一方和行政机关提供平等、良性互动的规则,从而使行政行为的重新审查丧失必要的基础,而行政复议自身的权力也因而无法得以约束,也会使得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完全系于裁决者个人的良知和品德。这些无疑是法治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因此,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当务之急,不是大幅削减程序规则,而是补充必要的裁决程序。

2.确立复议机关的独立地位审查活动的独立性,是行政复议对行政行为产生有效制约效果的基本条件,如果行政复议审查机构完全混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机关,或者附属于被审查机关的指挥机关,审查就必然流于形式,制约也必然归于乌有。这点已为国内外的行政审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因此,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最为迫切的切入点是改变行政复议审查不独立的现实地位。行政复议机构作为裁判者,应该站在公正公平的角度去裁决纠纷。复议机关的独立与否,关乎行政复议的最终效力与权威。这是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起点,也是根基,是整个行政复议公正程序开始的保障。所以应该确立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裁判的机制,使其在进行行政复议时排除干涉,增加其权威性,同时应加强对行政复议的制度监督。有学者认为应在现有行政机关之外设立行政复议机关。这种观点本文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处理行政争议的行政救济机构并不需要在负责行政实施职能的行政机关之外单独去建立专门的行政救济系统。在美国,普遍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了行政法官,对行政争议通过听证制度来疏导解决。美国的行政法官虽然设置在行政机关内部,却体现了相对独立性,其考核、晋升、工资直接归联邦和州政府的人事部门所管辖,其所在行政机关很难向其施加影响,从而确保了行政法官的中立和公正。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借鉴这种体制,对于行政复议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选用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一旦任命就要保障其独立行使职权,其人事关系直接隶属于政府人事部门,拒绝行政首长和同事的不适当干预。对于行政复议机构提出的处理方案,如果行政首长不同意,必须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

3.行政复议的申请条件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章的规定以及实际运行情况,提起行政复议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复议申请人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3)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依据。(4)属于受理行政复议机关管辖(5)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以上乃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的条件。[8](P180)但是《行政复议法》第二章中又对行政复议范围作了限定,这个限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剥夺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复议权。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其实也是对《行政复议法》总则中关于立案标准的违背,《行政复议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中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适用本法。行政复议的申请条件与受案范围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会造成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益的侵犯,同时另一方面也会使整个行政复议程序从起步阶段就处于悖论中。

4.实行行政复议开庭审理制度。《行政复议法》确定的书面审查为主的方式,实际上还是受传统行政程序理念的影响,在效率与公正的价值取向上,更多地考虑了效率的因素。这种程序难以满足客观、公正的要求。因此,应当改革行政复议审查程序,允许对重大、复杂案件实行开庭制度。在开庭过程中,要允许旁听,允许双方展开辩论,允许对证据进行质证。开庭审查方式更集中体现了争讼的特点,更具有司法化的特征,更能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精神,能有效的减少暗箱操作,既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提高行政复议的水平。[9](P559-560)

行政革新范文篇2

行政垄断从形式上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与地区性行政垄断，也就是通常说的“条条分割”和“块块分割”。行业性行政垄断主要是政府为保护特定的行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专营，意在排斥和限制潜在进入者参与竞争；地区性行政垄断则是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限制产品、技术和劳务的自由流动。从本质上讲，行政垄断是将市场排斥在外，阻碍“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以公共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来配置资源。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行政垄断主要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行政垄断易造成资源配置低效、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诸多问题，且直接影响完善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形成，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行政垄断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因素和体制遗留问题有关，但其得以延续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其内部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的行政垄断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梳理有关行政垄断成因的文献，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两个方面，系统探讨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并重点剖析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的双重角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基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偏离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予以经验解释，提出有关行政垄断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由于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和运行机制有着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对两方面的文献分别进行梳理。对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探讨，学者们大多将政府机构假设为经济人，作为独立的利益集团与垄断厂商进行博弈的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于华阳、于良春（2008）把行政垄断定义为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对行政垄断形成根源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张伟、于良春（2010）构建了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的重复博弈模型以分析行业行政垄断产生及维持机制，如果规制机构更多考虑经济增长、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存在旋转门以及规制权力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无论垄断厂商具备何种产权性质，厂商主动型行政垄断都有可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出现。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于良春，2011）、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政府职能几个方面。于良春等（2011）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竞争本身，而在于现行的政府竞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现行财税制度下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财政支出不透明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同质性较差，竞争的起点不公平，是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重要的现实原因。周黎安（2004）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入手，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和失位是导致行政垄断出现的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行业性和地方性行政垄断成因的解释，主要局限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内，基于对政府角色单一假设基础上，围绕利益集团、设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进行的，缺乏对政府角色的分析，忽视了政府同时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下面我们拟对国家理论和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框架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

三、国家理论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论题向来就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布坎南《公共财政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试图回答“国家何以出现”、“什么是好的国家制度”、“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哪里”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下面我们对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转轨经济中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

1．有关国家的理论分析。有关国家起源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契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无政府的状态下，会陷入“霍布斯丛林”状态中，人们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自愿订立契约而产生国家。一种是暴力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的产生是暴力统治集团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94）认为无论是契约理论还是暴力理论，对国家起源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契约理论只是从最初的收益着眼，解释了“缔约的最初收益”，但并没有深入分析缔约后国家为何得以延续和维持，而且该理论的隐含假设是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是相当的，可以进行平等而公正的博弈，这种假设在很多社会中是不合适的，因为较强的利益集团比较弱的利益集团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之间的博弈并非公平的。暴力理论则过分夸大了统治集团的能力，而忽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被统治集团也并非处于完全没有话语权的被奴役地位，他们可以通过斗争来获取自己的部分利益，民众及统治集团的替代者对在位者也是一种制约关系。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两种国家起源理论的基础上，诺斯提出了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国家同时具有契约和暴力的两重属性：国家一方面是最大的、合法的暴力垄断者，另一方面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虽然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局限，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存在着缺陷。黄少安（1999）认为，诺斯揭示的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首先，国家攫取最大化租金和最大化产出的产权结构两个目标并非不可调和，所谓的“持久的冲突”只是意味着两个目标存在着矛盾，需要权衡和调整以达到均衡。其次，两个目标基本是统一的，只是一个为直接利益，一个为间接利益，虽然国家经常放弃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国家会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使垄断租金与国家税收的边际相等。

2．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国家是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它的权力是需要由有组织的政府代表社会行使的，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政府的经济职能只是政府众多职能的一部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初衷和目的是培育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有效竞争市场的形成。然而，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具有不可避免的内生缺陷：一方面，政府可以充当维持公共秩序，供给公共品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滥用公共权力，满足自身利益，成为掠夺公共财富的“掠夺之手”（纪志耿、黄婧，2011），使得“市场失灵的政治化不可能产生福利经济学家们推崇的那种理想的矫正效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在现实中频频出现是否因政府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导致？这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有无联系？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对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进行分析。处于转轨时期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首先，经济转轨并非简单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被改革的客体。改革会削弱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强度，但政策推行和贯彻又要依靠权力来进行。值得探讨的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政府是否会进行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益的改革，是否会推行和实施将削弱自身权力的改革政策？其次，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主体，也会通过产权经营追求收益。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出现时，国有产权不仅为政府行使职能提供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赋予了政府完全不同于产权第三方的经济职能。当政府既是国有产权主体又是公共权力主体时，很难保证政府不用权力去谋取产权上的收益，形成与民争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能否保持中立，维护公平，促进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汪彤，2010）？经济政治秩序的结构具有合法性，这意味着自愿默许国家的强制，但并不认为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和仁慈的。政府有强权在手，同时起到“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它既不是纯粹自利的“经济人”，也不是服务大众的“道德人”，而是相机抉择的“社会人”———政府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政府目标的多元化。政府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考虑而作出的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决议，是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第一种偏离，我们称之为“政策性偏离”。政府只是一个虚拟的权力主体，真正代替政府执行各项权利的则是政府各级部门，而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最终需要一批政府官员来具体执行，所以，官员个体的行为可看做是微观层面的政府行为。遗憾的是，虽然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体和代表者，而政府官员却是自私理性的经济人。霍布斯指出，政府官员“在政治身份方面虽然留意谋求公共利益，但他会同样或更多地留意谋求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和亲友的私人利益。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公私利益冲突时，他会首先顾及个人利益，因为人们感情的力量一般来说比理智更为强大”。卢梭的“三意志论”同样也认为，“政府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是公民”。可见，政府的意志又不是简单的经济人意志的加总，而是精英阶层的集体意志的体现。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会导致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第二种偏离，我们称之为“行为性偏离”。转轨经济中的政府作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政策的制定原则和执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而政府的态度则是其对社会公共利益与自身特殊利益的权衡的结果。政府会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的需要调整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使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调整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偏颇和越位，政府的此类行为就成为行政垄断的主要来源。

四、转轨经济中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分析

我们通过对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的分析，认为转轨经济中行政垄断来源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第一种偏离是政府具有双重角色，制定出明显偏向于自身利益集团政策的情况，第二种偏离是在政府政策并无偏颇的时候，政府职能的人———各级官员———由于自利性行为而使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对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行为的政策偏离是政府意志和公共意志的偏离，构成行业性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行为偏离是政府意志与政府官员意志的偏离，构成地方性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

1．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行业性行政垄断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腐败，是政府与特定行业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林江，2011）。现实中，垄断性的行业并非竞争的产物，而是政府运用权力进行伪规制的结果，其实施主体是政府或其各级规制机构，即便是在一些特殊的垄断型行业中进行改革，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市场，而是产生了一种“伪市场”现象（高华云，2012）。我们拟结合政府角色和多重目标，建立相关模型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建模之前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有两点：第一，模型中政府并非完全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目标不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二，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政府有着相对特殊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垄断企业（或行业）跟政府主管部门大多是复杂的隶属关系（姜琪，2012），而不是简单的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与被管制下的垄断企业就成了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不存在竞争性寻租，经济效率在政府部门考核行业主管官员的指标体系中显得不再重要，垄断性行业的主管官员反而更加注重考核体系中的非经济指标。模型的设定如下：我们假定社会中除了存在政府、国有垄断厂商、消费者外，还有其他非公有经济实体，国家的税收来源于国有垄断厂商和非公有经济实体。其中，在垄断厂商方面，政府不仅能从其上缴的税收中获利，还可以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获利。我们用T来表示国家的税收水平，其中T中的一部分为来源于非公有经济的税收，用tEp表示，t为税率，Ep为非公有经济的经济水平。另一部分税收来源于垄断国企，用tEm表示，Em为垄断行业的经济水平。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用rEm表示，r为垄断利润率，这里的利润并非账面税后利润，而是包含福利等隐性收入在内的总利润，实际上是一种税收的补充。用s表示政府对垄断行业的补贴率，所以，国家从垄断行业获得的收益，除去正常税收部分tEm外，还有隐形税收补充部分（r－s）Em，其符号取决于利润率与补贴率的绝对值。国有垄断行业的隐性收入较高，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等方面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可以推定r＞s，即垄断利润率大于补贴率，（r－s）Em＞0。政府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总收入水平。政府的总收入水平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正常税收部分，用T＝tEp＋tEm表示；一部分为隐性税收补充部分，用T0＝（r－s）Em。我们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消除了消费者作为最终赋税承担者的角色，同时也把消费者效用一部分内生到非公有厂商的经济水平之中，另一部分作为垄断行业的税收和垄断利润出现。由于隐含假定国家与垄断企业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把国家给垄断行业的补贴内生化。这样，政府的总收入水平（R）可以表示为：R＝tEp＋（t＋r－s）Em。下面我们引入另一变量A，表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控制程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程度越高，垄断行业的经济水平Em越高，而非公有经济的经济水平Ep越低。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税收收入的最大化，会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度A，因为增加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税收的最大化。证明如下：要使政府收入R最大化，必须满足坠R坠A＝t*坠Ep坠A＋（t＋r－s）坠Em坠A＝0，故只要在坠Ep坠A坠Em坠A＞t＋r－s－t的范围内，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度，就会增加自身的收入水平，这也是行业性行政垄断得以形成的主要诱因。行业性行政垄断是政府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对公共利益的政策性偏离，形成了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局面，不利于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造成垄断行业高收入、社会差距过大、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

2．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了30年，创造了现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奇迹”，张五常（2009）将其主要归功于因地方权力下放而展开的县域竞争。以县为单位的区域竞争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造成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资源消耗严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差，后劲不足。另外，在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催生了官员腐败，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与中央政府政策的偏离，使政府政策与公共利益再一次发生偏离，出现地方行政垄断。地方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是地方行政垄断形成的重要因素，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与公共利益发生偏离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造成的经济激励，另一方面是由于晋升压力造成的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处于两种竞争之中，既有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并将其称为“混合竞争”。经济激励是地方官员行为偏离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激励容易导致地方性行政垄断和重复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更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扩大经济规模，对其的经济激励是双重的。首先，地方性行政垄断通过设置竞争壁垒，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有效地保护了本地的市场和税收基数。其次，地方性行政垄断还表现在为扩大本地经济规模而盲目投资，从而导致腐败和重复建设的出现。假设地方政府官员能从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得到的收益比例为a，我们称其为腐败系数，中国的经济增长规模为E，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规模为Ei，则有E＝ni＝1ΣEi。假定地方官员的腐败系数a不变，且0＜a＜1，则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经济收益为Ri＝aEi，地方政府官员欲使经济收益增大，必增大当地经济增长规模Ei，然而，经济增长的总规模E在一定时间内是既定的，从而出现地方政府间为扩大经济规模而相互争夺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的行为。政治激励是地方政府官员偏离行为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是由中央政府掌控的，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很强的控制力，地方政府官员想要晋升，必须于在职期间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考核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在这种强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是表现出很强的投资和发展欲望，片面追求任期内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忽视了长期经济发展和影响。在这种政治激励下，经济激励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政治激励主要是通过经济激励来完成的，经济激励是政治激励实现的手段。与经济激励相似，一定时期内，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会是一定的，官员间的博弈具有锦标赛的性质。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任职内的政绩和任职后的升迁依赖于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这就导致他们选择通过恶性的经济竞争达到政治竞争的目的。由上可知，财政分权衍生出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政策出现偏离，这是转轨经济时期地方性行政垄断存在和运行的主要根源。

行政革新范文篇3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

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一直处在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阶段，虽然没有严重的滞后，但是发展也不是很迅速。随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与壮大，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与创新已经是势在必行的。分析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念落后，对于预算外的经费管理处于一种“捆不住、收不拢”的局面；第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相当一部分的事业性费用支出没有计划，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第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难以体现，在出现利益分歧的过程中，单位成本会计往往都是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只维护自身部门的利益，对全局利益的考虑不够全面。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一)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功能

许多的行政事业单位，由于没有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的功能，往往会造成在经费的开支上面超出了基本预算。在通常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明显没有将财务管理预算功能放进日常管理之中，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够对资金有效控制的想象出现。因此，财政部门要结合行政事业单位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特点，对资金的流动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将资金的优化设计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在一般情况下，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任务，对于任务的有效完成，就需要扩大事业性支出的比重。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和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长期实践，能够看出用于事业性支出的额度不能够低于整体额度的80%，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要不断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我国制定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定》中的标准，有效的制定资金使用的额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事业性支出额度与整体额度的比例，并定额行政事业单位中各个部门的最高资金支出额度，对出现超额的部门要进行处罚，对有大量结余的部门要进行奖励。

(二)充分发挥财务管理核算功能

就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在行政事业单位中，成本会计的引用，能够有效的在一些情况下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支出，并且通过对资金额度的计算看出行政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状态：一是成本会计在单位月、季、年的结转时，对各项账目、应收账款、应付费用等进行审核，并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预算，利用成本会计所核算出来的所有资金，对行政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和费用做出效益分析；二是要能够使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中各个部门使用的费用进行分摊，虽说行政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都是独立的工作单位，但是，正是因为独立的个性，行政事业单位部门之间的工作和任务都不同，却有着一定的联系。以为一个单位是统一的整体，分出了各个独立的分散个体，所有个体都是为了整体而服务，所以，互相之间是一种承接的关系，有的部分所作的工作就是为其它部门进行服务的。

(三)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监督功能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就要对财务人员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能够真正发挥出财务管理监督功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单位的领导把管的，在进行单位财务收支的过程中，只有单位的领导和财务人员明确情况，其余的人员基本上都不会清楚。单位的财务人员直接受命与领导，在领导对财务的控制不合理使用的过程中，单位财务人员不能按照事实反应情况，所以成本会计就发挥不出自身的作用。想要充分的发挥出财务管理监督的功能，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任命与罢免，都要由单位财务部门进行批准；第二，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的特点，对单位内所有的财务人员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不用直接受命与领导，改变传统的管理机制。

行政革新范文篇4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行政革新范文篇5

日本行政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池田勇人首相于一九六二年二月成立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从一九六二年至六四年，临时行政调查会先后提出：强化内阁的综合协调功能、行政决策的透明化、抑制行政组织过度膨胀及排除政府权力集中在中央行政组织等建言，此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强调行政的简单化与效率化。

第二阶段则是一九八一年铃木善幸首相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由当时的经团连名誉会长，财界大老土光敏夫担任会长。从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先后提出行政组织简化、政策革新及制定国民负担率目标等建议。此一阶段由于遇到日本成长趋缓，以及面临财政赤字危机，大藏省希望能引进新的税制(即一九八九年所通过的消费税)，因此在行政革新外，同时提出配套的财政革新措施。

一九八三年三月，土光敏夫向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行政改革最终报告，中曾根内阁随即于五月提出新行革大纲，主要改革有：

一、行政组织的改革：1.强化综合整理机能：充实内阁总理大臣的辅佐与建言体制，改善内阁官房事务体制，发挥内阁总理的指导功能。2.强化行政组织的综合整理功能，将总理府人事局和行政管理厅的事务与权限合并为「综合整理厅」，使预算、人事、组织和计划的综合管理功能进一步强化，确保行政的整体性。后经多次协调，内阁设立总务厅取代行政管理厅。3.确立行政组织的自律机能。

二、政府和特殊法人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日本国铁、电话电信等国营企业走向民营化。

三、地方分权化和行政体制改革。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日本政府依据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结论，分别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一九八七年五月、一九九0年十月成立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提出「小而能政府」的理念，希望精简政府组织，减轻政府财政赤字负担，同时提出管制松绑及地方分权等两项建议。

简言之，此一阶段行政革新的目标在于确定公部门的行政责任领域，以及厘清官方与民间的责任分担，因此，此一阶段先后决定财政再建、日本电信公社、日本国铁、日本烟草产业等国营企业开化民营化、规制松绑、地方分权与行政程序法的修订(并河信乃，1997：15-16)。

贰、一九九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色：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0年十月，海部俊树首相任命铃木永二为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会长，主要是因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化的快速，以及日本国民越来越重视生活型态等观点，进一步推动行政改革。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提出最终报告书，特别强调从政治来解决行政，也就是政党与政治家提出与推动行政改革案，以政治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三年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特别强调以政治解决行政问题，主要是因为联合政府的成立，以及从一九九0年波斯湾战争开始，先是日本外务省的危机管理能力被质疑，然后是阪神?淡路大地震、住专呆帐问题等事件的发生，又有防卫厅与大藏省的应变能力被强烈批评，再加上一九九四年二月，细川护熙首相决定采行国民福祉税，并且表示在增税前实施行政革新，希望能减少不必要的预算项目与经费支出，因此第三阶段的行政改革与前两次行政改革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特质也就在于强调以政治来主导行政改革。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村山富士首相设立行政改革委员会，由三菱重公司饭田庸太郎担任会长，一九九五年三月日本政府宣布规制松绑五年计划，同年四月改为三年计划，同年七月成立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由秩父小野田株式会社诸井虔担任会长。一九九六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成立行政改革会议，亲自担任会长，并且纳入行政改革委员会与地方分权改革委员会的成员。

桥本龙太郎首相就任以来，有鉴于行政组织僵化、财政及保险负担沉重、产业空洞化，以及业庞大的不良债券，于一九九六年提出六大改革，包括行政、财政结构、金融体系、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及制度等。其中，行政改革的目的在于将日渐僵化的行政体系，予以根本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社会经济情势，发展自由公正之国际社会，积极达成国际社会一份子之角色功能，并且透过：强化内阁机能、中央行政组织的精简与重整、促进地方分权与创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建立一个能达成国家重要机能、确保行政的统合性、机动性且效率的政府。

桥本首相提出行政改革的理念后，先在内阁成立「行政改革促进本部」，由桥本首相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与总务厅长官担任副本部长，推动行政改革之重要相关事项，并且成立「行政改革会议」，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提出最终报告。

行政改革会议会长由桥本龙太郎首相亲自担任，会长为总务厅长官武藤嘉文，委员兼事务局长为首相补佐官水野清，桥本首相还邀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有马朗人、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顾问卢田甚之助、三菱重工公司饭田庸太郎、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国际日本文化所所长河合隼雄、京都大学教授佐藤幸治、一桥大学荣誉教授盐野谷佑一、丰田汽车公司会长丰田章一郎、东北大学教授藤田宙靖、秩父小野田株式会社诸井虔、读卖新闻社社长渡边恒雄等共十二人加入行政改革会议。

比较令人注意的是，行政改革会议结合民间的企业界、学术界重要人事的参与，而且除了桥本首相与总务厅长官外，没有其它的政治人士(国会议员或政党代表)与官僚人士的参与，连退休的资深官僚也被排除于会议之外。

参、日本第三次行政改革的具体成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行政改革会议提出「行政改革最终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强化内阁机能、新中央行政省厅的重整及方向、行政组织精简及提升行政效率等重点；并且具体规划新中央省厅行政组织减缩为一府十二省厅。桥本内阁随即在翌日通过该份报告，并且拟定「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作为推动中央省厅改革的方针与依据，日本国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九日通过此基本法后，行政改革会议因完成阶段性任务而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宣布解散。

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公布后，依据此法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成立「中央省厅等改革促进本部」，本部长由首相亲自担任，副本部长为内阁官房长官及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其它内阁阁员为部员，一起推动中央省厅等改革之综合协调、制定中央行政体系改革之相关法令、以及进行国家行政组织精简、提升行政效率等基本计划之工作。

「中央省厅等改革促进本部」于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确立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方针，并且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决定「中央行政改革省厅等改革大纲」，内容涵盖内阁法修正法、内阁府设置法、中央省厅组织修正法、各省厅等设置法、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省厅组织精简及提升行政效率等大纲。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国会通过中央省厅改革关连法，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中央省厅改革施行关连法，整个中央省厅等改革的法制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并且在二00一年一月六日正式进行新的中央省厅组织架构。

依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此次行政改革的成果，主要有：强化内阁机能、中央省厅组织调整、行政机能的减量与效率化、公务人员制度的改革等。

(一)、在强化内阁机能方面：

由于过去各省厅基于本位主义以及由各省厅分担管理之原则，虽然符合的需求，但随着国家目标复杂化、内外环境的变迁下要求迅速且聪明的价值选择与政策执行，各省厅的本位主义与分担管理的原则，反而显示出其局限性及机能障碍，因此，为寻求整体性与战略性的政策判断与机动性的决策，宪法上的内阁总理大臣应该发挥高度的统治与政治作用，内阁机能也有必要加以强化。

为提高总理大臣主导国政方针的决定，使其发挥对内阁的指导性权能，则应强化内阁及总理大臣的辅佐与支持体制，亦即强化内阁官房机能及设置内阁府，协助内阁及总理大臣。因此此次行政改革将可能导致政界与官僚的关系，将政策决策之主导权由行政官僚体系回归到民选代表的政治家。

在强化内阁总理大臣的指导机能方面，总理大臣在内阁会中对于国家基本方针，例如外交政策、安全保障政策、行政财政作、总体经济政策、编列预算之基本方针等重要国家政策具有提议权，并可进行讨论与决定。此外，总理大臣可机动设置特命大臣，负责担当特定事项，例如「冲绳及北方对策担当大臣」。

为强化总理大臣的辅佐与支持体制，设立直接辅助总理大臣的内阁官房与内阁府。内阁官房为负责企划、调查任务之机关，负责国政上之统合策略机能，同时负责内阁在国政上最高、最终之调节机能，以及执掌安保、经济政策等基本政策，以及强化危机管理和信息机能；内阁府则负责总合调整，透过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总合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提供内阁官房政策。

(二)在中央省厅之重组方面：

新制之中央省厅，由现行之一府二十一省厅重组为一府十二省厅，并且从二00一年一月六日开始实施。

新的中央政府体制再造是基于下列五项原则：1.新的省厅是以功能目标为考量；2.重组与合并在较大的功能领域，例如国家存续、国富扩大、国民称活保障和教育文化传承等四大国家机能；3.考量利益冲突的因素；4.省厅之间的平衡；5.省厅间的协调是基于每一省厅的目标与职责。

在中央省厅重组与合并过程中，比较显著的变化是：1.大藏省改为财务省，并将原有的金融业务移出，另成立金融监督厅。2.将业务常需协调的运输省、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和建设省合并为国土省，强化协调功能。3.将通产省与厚生省有关环保业务与环境厅合并，并提升为环境省，显示日本重视环保问题。4.为强化内阁，总理府、冲绳开发厅和经济企划厅重组为内阁府，促进内阁的政策调整功能。5.将总务厅、自治省和邮政省合并并提升为总务省。6.将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省。

(三)在行政机能缩减方面：

国家行政机能总检讨之基本观点为「由官转为民」、「由中央转为地方」，除政府事务、事业民营化外，由于政策机能与执行机能之分离，有关执行机能方面，应活用「实施厅」制度及「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谋求事务、事业之自律有效营运，而且行政机关无必要自行办理而委托民间较有效率之事务与事业，即应大幅委托。

(四)在独立行政法人制度方面：

行政改革委员会原本主张将政策企划与实施执行的机能分开，以强化行政民营化，因此新设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创设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之独立行政法人，并受所管省厅监督，协助行政业务的减量，并且有效推动执行部门所掌事务之委外，以提升效率及品质并确保其透明性。对象业务，委托民间者，以不实施也不会显著国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安定之事业与事务为对象。例如车检业务、国立美术馆、博物馆、国立大学、公立等约有一百三十项业务将交由独立的行政法人来执行，各省厅则成立营运评估委员会来考核，并在三至五年后决定其走向民营化或其它营运型态。

肆、结语

整体而言，桥本龙太郎推动的行政革新，最具有实质成效的，应该是中央省厅改革，让中央省厅进行再编与改革，并且二00一年一月开始采用新的中央省厅体制。

中央省厅改革之所以比较有具体成果，主要在有下列几点理由：

1.无论是自民党或是在野党纷纷提出省厅再编的具体主张，表示每一个政党皆重视此一问题。

2.桥本龙太郎首相本身即相当熟悉行政体系及其运作，很容易掌握省厅再编的问题所在与工作重点，而且，桥本龙太郎领导的自民党在一九九六年众议院选举中取得重要的胜利，意味着桥本龙太郎取得多数民意支持其主张与推动的行政革新。

3.中央省厅改革是为了要确立政治主导，确立由首相与内阁在国政营运上扮演领导的角色与功能。为了要确立政治主导，内阁法明确记载「国民主权理念」的行政方向，内阁职权的行使是国民主权理念的表现。其次则确立首相在政策议题的发议权，透过新设立的内阁府，协助首相在政策议题具有的权力。再者是模仿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机制与白宫幕僚机制，增加首相的幕僚人员。至于省厅方面，则强化各省厅大臣的政治主导权以及副大臣、大臣政务官的设置，来协助各省大臣发挥政治领导权。

4.解决省厅分工垂直化的行政弊端。各省厅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新时代行政课题及其对应，将是如何透过省厅的再编，而发挥各省厅的综合性行政机能，避免出现因为专业垂直分工而出现的行政弊端，换句话说，各省厅对于政策课题应该拥有整体性的对应能力。

5.透过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以透明化的经营方式，让独立行政法人能有弹性的自律机能，采取适当措施来符合行政效率。

6.行政的民营化，因应省厅再编后的行政体系，有些行政业务或国营事业可以进行民营化、放宽行政管制与规制或是采取地方分权等相关改革措施，提高行政业务与事务的效率。

伍、书目

1.川北隆雄。1999。官僚???绳张?。东京：新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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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冈伸一。1998c。「自民存亡??????：危机克服、指导者?权力集中?」。ThisIs读卖，1998年9月号，页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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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松岐夫。1994。日本?行政。东京：中央公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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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桥本信之。1999。「省厅再编?纵割?行政」。季刊行政管理，No.92，2000年12月，页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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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革新范文篇6

一、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现状

1.服务意识差。高校行政管理权力过大，直接导致学术权力萎缩，弱化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使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轻慢、服务效率低下，有时甚至还出现有偿服务的不良倾向，严重影响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

2.队伍素质不高。随着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日益凸现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中，各级领导往往不太重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在行政人员安排上，也不讲究科学性，随意上岗，这就使得高校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整体管理水平难以提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加快高校行政管理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已刻不容缓。

二、高校行政管改革应树立全新理念、规划长远目标

1.树立全新管理理念。要想实现学校管理模式的根本转换，首先要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即提高学校持续创新能力，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优化组合高校内部资源；其次，进行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落实，保证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意识和全局观念；最后，实行竞聘上岗，任人唯贤唯能，增强行政管理队伍的活力。

2.坚持以人为本。高校行政管理改革成败关键在于人，尤其是高校的领导者，领导得力，管理则有序，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才能有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管理实施过程中，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个性，让学校的每一个员工都得到认同，这样就可以激发他们的内在潜质，爱校为家，爱岗敬业，有利于学校的快速发展。

三、高校行政管理改革策略

1.提高服务质量。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实施岗位责任制，明确每位行政人员的责任和权力，责权相应，强化行政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在日常管理中，让行政人员深入到学生中去，教学科研中去，了解学生及广大师生的需求，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高效提高服务质量。

2.强化执行能力。行政管理的实效应该取决于行政人员的执行能力，执行能力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全部过程，可以说，它是实现管理目标的一种手段，也是高校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作为高校的决策层，必须严抓行政人员的执行能力，以此提高行政人员的办事效率，如果没有有力的执行，即使再好的、再正确的决策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3.适当分散权力。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必须要推进权力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组织机构、用人制度的各项改革，都会归结到权力结构的调整。从我国高校权力结构来看，多数学校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上层，导致院系不能很好的进行行政管理，所以有必要将权力重心下移，激发院系的活力，以利于学校整体的运转。

行政革新范文篇7

以德治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并经过证明的科学理论成果。《说文解字》说“德者，得也”，意为作为以有收获。《史记》历史中早有记载帝尧的仁德“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他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并实行了禅让制，奠定了最早民主管理的意识。尧禅让舜，舜知人善任，命弃、垂、龙、禹、契、皋、益、夔等八位贤能志士担任不同职务分工，发挥他们的所长，公布五刑等，形成了“德为先，重教化”的精神之魂。先秦时期道分百家如儒、法、墨、道、兵、农、阴阳、纵横和小说家等，其中儒、法、墨、道、兵家为最，各家主张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国治”“天下平”，影响深远。

二、中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上已逐渐产生许多问题，企业的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如何突破这一状况。首先，应当顺从现代社会行业发展趋势，着手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调查分析，分析我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现状及其主要成因，归结如下。

1.管理决策能力有待加强

大多数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企业生产经验管理工作，忽略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竞争力）的意义和作用。这些企业忙于生产，企业文化建设滞后，党、团、工会组织不够健全，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缺乏认识，投入力度小，造成企业文化生活贫乏，凝聚力不强，人心涣散。企业内部提拔的管理层，在企业成长中没有得到的锻炼，对于市场的判断、决策，往往采取现有的经验措施，不敢于创新，生搬硬套地或安于现状，造成了丧失市场的有利时机。2.管理队伍结构松散企业的管理层疲于应对生产、经营的任务，常常无视管理队伍的建设。企业管理知识更新滞后，管理培训也多流于形式，长期以来忽略管理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管理干部本身因为忙碌的工作、生活的压力等，管理工作意识渐趋于麻木状态，甚至个人能力方面也得不到很好的提升，甚至丧失对企业、市场的洞察能力、预见能力。企业本身任意扩大生产规模，持续经营追求盈利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短期性利益，造成企业持续发展的瓶颈。

3.管理者言行不当

不少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以夸大福利、远景目标作为激励手段。企业管理干部偶有作大工作权限，从而使得一些管理岗位在决策、施政方面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岗位的安排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常常总有出错犯错的情形，而又缺乏引导纠正的举措。他们面对困难时，畏畏缩缩，影响了部门甚至是单位的士气。人事任免，唯亲是举。这样就导致企业管理层的公信力日益低下，让企业职工失去信心。

4.管理中普遍缺乏人文关怀

我国沿海开放的一些城市在前些年全国性“用工荒”时，总量供不应求，普遍存在企业“招工难”的现象。企业的职工流动性增大，“留人难”，加上用工不规范，造成了“用人难”。企业管理层忽略了企业职工薪酬待遇不合理、用工条件较苛刻、权益保障不到位等。同时，企业管理中缺乏“人文关怀”，多用严苛规章制度，辖制方式单一粗暴，奖少罚重，贯彻有关劳动保障不力，劳动任务加重、福利待遇减少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样容易造成企业职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下降，严重影响企业集体团结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发展。

三、中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步，企业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却也为企业管理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平台和条件。如何采取高效的行政管理举措，整合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有限资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许多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症结。当以“和合”“革新”等思想指导企业行政管理工作。

1.管理理念创新

现代企业行政管理职能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起到重大作用，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高管务必要在思想意识明确这个意义。环境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解决企业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创新。创新是变化、突破、革新，存在风险。但只有创新精神才能支撑企业充满活力和成长。中国现代企业管理面临重大的问题，包括传统企业管理改革、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分析现代企业管理问题和对策，这些都离不开企业管理理念创新的核心地位。

2.创建科学模式

中国企业需要长期的规划和发展，套用别人的管理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要创造良好的中国企业现代管理局面，必须先建立企业行政管理科学模式。企业管理者要确实调查研究企业实际，遵循市场规律和管理规律，筹建适合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形式，共同研究实践企业先进管理方式方法，形成企业管理架构，加强制度成果和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

3.运行协作机制

企业管理是一项组织活动，企业管理者必须能够灵活处理复杂多变的企业情况、市场形势的同时，注重企业内部的团结协作。要强调整合资源，化解危机，使管理团队的思想、理念和行动统一起来，进而分析和判断行业、企业的整体形势，制定科学的企业战略，共同努力，将部门、企业的业绩搞好，不断突破，打开发展新思路。

4.完善监控体系

企业行政管理水平要提高，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和监控体系，强化管理主动响应型。即使出现新事态、新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企业也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企业单位必须要在其管理系统突出监督反馈的一环，有序地监控企业实际情况，为企业行政管理及时有效地提供管理信息。不断强化企业管理效率，促进企业发展。

5.建立信达平台

寻找利于企业职工沟通交流的渠道，倾听职工的心声，鼓励职工交流互动。企业管理中经常有深入参与的职工团体，要注意收集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职工的待遇福利，改善职工工作、生活、休闲条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加强工作指导和技术培训，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智慧。引领职工进行职业生活规划，不断为职工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增强他们的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使职工得到发展，职工的合力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动力。

四、结语

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是与当前的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作为东方文化精髓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严谨、科学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对应中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导当前的企业管理实践，创新中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模式，进而创新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促进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正常发展。

作者:刘海振 单位:钦州学院

参考文献：

[1]肖胜方.新编常用企业管理制度全书:权威实用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邱州鹏.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54-55.

行政革新范文篇8

(一)经济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经济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一种最基本的制约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特定的经济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经济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着决定作用。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职权力配置、组织机构的设置都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动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反映，行政系统在与边境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的改革促进与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适应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生态环境。

(二)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违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不能脱离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偏离国家的基本发展方向。因此，边境一线自治州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着一种功能依存关系，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方式。当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高度耦合时，政治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同时在对待政治生态环境方面“公共组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考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并努力适应它”［1］，这表明边境一线自治州通过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动适应政治生态环境的要求，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完善政治生态环境。

(三)文化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的，边境一线自治州文化呈现出民族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从较深层面上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设计、目标选择、任务确定等。边境一线自治州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人才保障，创造积极向上的行政文化，可以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对改革起到积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促进改革的深化，而文化生态环境中落后的一面则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阻碍作用。同时，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为教育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行政文化的培育、行政理念的创新等创造良好的条件，影响、改变和创造着文化生态环境。

(四)社会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社会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行政系统功能的发挥。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有效的能量交换，主动适应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接受社会生态环境的推动和压力，就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促进二者之间同步发展。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隔离而没有交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全依靠内部的推动力来进行，强大的外部阻力就会抵消行政系统内部的推动力，改革难以有效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社会环境的反作用不能发挥，进而阻碍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

(五)周边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错综复杂的周边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自治地方的要求。周边生态环境尤其是邻国的国内政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等多种因素给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给政府做好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国家安全、领土和主权完整，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压力，加重了边境一线自治州的行政管理任务，加大了行政成本，也对政府行政管理职权和机构设置提出了诸多特殊要求。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创造良好周边生态环境提供重要保障。

二、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生态环境分析

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生态环境是指围绕行政活动直接或间接作用和影响行政管理、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效果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2］主要包括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周边生态环境等。我国10个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生态环境虽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生态环境不良

边境一线自治州具有边远、分散、封闭、落后的特点，［3］生存环境艰苦，生产手段落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力水平低，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发展的过渡阶段，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有不少农村牧区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丰富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各族人民群众生活还比较贫困。毗邻国家的经济都相对落后，一部分国家政局长期不稳定，致使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难度很大。边境一线自治州市场化进程缓慢，市场发育不成熟、机制不健全、开放程度不高，自治州各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政府干预市场的随意性较强，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则不强，致使边境一线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自治地方，尤其是与沿海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还呈继续拉大的趋势。

(二)政治生态环境特殊

边境一线自治州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在全面行使行政自治权的过程中，边境一线自治州要处理好上下级政府之间、党政之间的统一与自治、领导与管理等各种复杂关系;要处理好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既要保障少数民族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又要保障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促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和共同繁荣民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反对外国敌对势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国内外分裂势力的前沿阵地，周边政治环境较为复杂，加之经济社会发展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边境一线自治州要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对外国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边疆稳定;还要处理好本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保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防范和化解民族矛盾、维护边疆长治久安。

(三)文化生态环境相对落后

边境一线自治州教育科技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受教育程度偏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观念对政府管理有着较大的影响，体现在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文化上，既有传统行政文化的遗风，又有现代行政文化的色彩;既有社会主义总体行政文化的特征，又有边境区域性行政文化的特点。边境一线自治州干部存在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和“官本位”、“家长制”等陈旧的行政理念，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不少干部当官意识浓厚、服务意识淡薄，人治思想浓厚、法制观念淡薄;由于血亲宗法观念的历史惯性作用，家族、家支等至今对各少数民族仍有重大的影响，少数民族遇到问题和困难习惯采用本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或者找本村本族长老进行解决。政府的管理行为常常受到人情关系的干扰，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常常被人际关系所软化。［4］

(四)社会生态环境矛盾交错

边境一线自治州由于政社不分、社会自治组织发育程度不高、协同能力不强、政府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不足等影响，难以适应社会分工、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现实，各族人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渠道不畅，社会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导致社会矛盾复杂化、扩大化。边境一线自治州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各族群众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同自治州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由一元整体利益结构向多元分散利益结构过渡，边境一线自治州不仅存在着和其他非自治地方相同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还存在着民族利益和地方利益多元化的问题以及受周边国家社会动荡变化波及影响等各种社会问题。上述这些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多种矛盾交错的社会环境。

(五)周边生态环境错综复杂

边境一线自治州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缅甸、老挝、越南、朝鲜等国接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边境一线自治州由改革开放的末端变为了前沿，既有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展边贸、促进国际合作、面向世界的优势，也有因周边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动荡等带来的影响，还有与接壤国家亲密合作或紧张对抗等带来的工作重心转变、调整。边民跨境而居，过耕、互市、走亲串戚往来频繁，国外敌对分子披着宗教外衣挑拨民族关系，进行分裂和颠覆等阴谋活动，一些外部势力随时无孔不入地待机进行渗透、破坏和国内少数民族极端分裂主义的存在及活动，使边境一线自治州长期直接面临民族主义思潮、民族分裂活动的干扰和恐怖势力、恐怖活动的潜在威胁，面临跨境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承担打击恐怖势力、抵抗分裂、防止演变、维护边疆稳定、缉毒、反走私等重任，国家安全、公安边境事务异常多。［5］

三、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约

(一)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边境一线自治州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能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甚至成为改革的根本障碍，致使政企不分现象难以消除。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承担着繁重的发展经济的任务，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自治州政府常常代替企业、市场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行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存在严重的“越位”现象;边境一线自治州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但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微观经济活动上，从而在建立市场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位”现象;政府为了实现赶超目标，过分注重资源开发型的经济追赶战略，出现了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重视物质发展、忽视社会公平，重视硬环境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等问题，存在严重的“错位”现象。

(二)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边境一线自治州政治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约首先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自治权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点体现，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和核心，［6］当前，边境一线自治州普遍存在对行政自治权认识不到位、贯彻落实不自觉等问题，加之缺少一套行政自治权得以贯彻落实的保障机制和采取“一刀切”、“齐步走”的改革方式，政府特殊的权限和职能在改革中往往被忽视。其次是边境一线自治州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的存在使各级党的系统不同程度地侵蚀政府行政系统的权力，使政府难以充分行使行政自治权。再次是由于上下级政府职责权限不清，上级政府侵蚀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权力的现象较普遍，束缚了自治州政府充分行使自治权。最后，边境一线自治州民族法制体系不健全，权力制衡关系失调，千百年来历史积淀而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体，家族、家支和传统社团组织，以及传统的乡规民约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地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

(三)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边境一线自治州落后的文化生态环境成为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由于教育科技水平低，公务员总体素质不高，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人才保障的能力不强，致使人事制度改革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边境一线自治州各民族传统思想和观念中一些保守落后、不利于行政管理的成分生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阻力;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行政、管制行政等行政理念和“官本位”、血亲宗法观念以及一些传统落后的行政文化在政府机关还普遍存在，阻碍了政府管理理念的变革和创新，使政府活力不足，政府体制走向僵化。

(四)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

边境一线自治州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敏感，致使社会管理体制不顺，社会管理格局不完善。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存在政社不分和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自治州政府不能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一起，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本来应该由社会自我管理，或通过政策扶持社会组织能够管理好的社会事务都由政府包办，导致所有社会问题都指向政府，政府毫无回旋余地、难以有效应对。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温饱问题逐渐解决，脱贫致富步伐加快，边境各族人民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各种利益主体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诉求多样，自治州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凸现，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管理社会的能力不强，难以满足各族人民最为迫切的社会心理愿望。

(五)周边生态环境的制约

边境一线自治州错综复杂的周边生态环境尤其是邻国政局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给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边境一线自治州承担着反恐、反分裂、分渗透、反走私、缉毒、防艾等不同的任务;承担着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邻国发展边境贸易和维护边疆稳定、政治安全、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重任;承担着繁重的边境管理事务。但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多地强调“上下对口，左右对齐”，改革缺乏在对周边生态环境进行充分考虑和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思考，并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确保自治州管理边境特殊事务的行政自治权得到有效行使，提高政府因地制宜依法管理边境事务的能力，导致复杂的边境事务和边境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和解决，阻碍或迟滞了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四、深化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优化经济环境深化改革

优化经济环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是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准确界定并着力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政府职能配置适应行政生态环境的性质、现状和发展方向。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强制性干预，逐步从招商引资、帮助企业找项目、批资金等微观经济管理中退出，实现政府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转变，摆脱习惯性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发展经济的做法，政府从大包大揽中退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才能形成。要规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行为，探索科学有效的调节和监管方式，政府主要通过制定边境经济发展长远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方式来引导经济发展，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要着力推进政企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下放、转移出去，不断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边境一线自治州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多更重的任务，应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民族特色经济、边贸经济、循环经济并强化这些机构的权威。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通过转变职能、规范市场、发展经济，形成在经济发展中有事找市场而不是找政府，这样政府职能通过经济环境的优化而得到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能力得到提升，政府机构就相应的减少。

(二)优化政治环境深化改革

要通过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优化政治生态环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得到落实，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的关键是确保自治权得到全面行使，因此，要在坚持《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探索和形成一套能够用足、用好、用活自治权的行政运行机制，确保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充分行使自治权。要通过理顺党政关系来优化政治生态环境。使党委不再代替也不超越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确保政府能够独立地行使行政职能，各级党委在加强领导的同时转换领导方式，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纠正理论上把“领导”和“管理”混为一谈，把“领导”当成“管理”的偏差，实践中则应改变把加强党的领导当成党委事事包办的做法。要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来优化政治生态环境，纵向上进一步明确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责任，废除目前“层层对口、职责同构”的机构设置模式，各州应充分考虑其面积、人口数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机构设置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在确保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只求职责、功能上下对应;横向上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7］要通过健全法制来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必须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是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优化政治环境的重要内容。通过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自治权落实不到位、党政不分、上下级关系不清、法制不健全等难题也就迎刃而开.

(三)优化文化环境深化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与本地方各民族传统文化相适应，应从各民族特有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中吸取改革的动力，使改革的目标与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现状、现实需求相融合，以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大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加强民族教育，使城乡各族人民享受公平的教育，提高民族教育科技文化水平和人口素质，为改革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要着力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减少来自国际和国内各种强势文化对边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民族文化趋同化的势头，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大力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和主旋律，振奋民族精神，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要主动创新和塑造全新的服务行政、有限行政、依法行政、阳光行政、责任行政、效能行政、和谐行政理念和培育积极向上的行政文化，以科学、先进的行政理念和行政文化为先导，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科学、正确的价值取向，催生和巩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成果。［8］

(四)优化社会环境深化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要从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对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及公众一道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入手优化社会环境。通过理顺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尽力消除政社不分、以政代社的弊病，实现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由全能向有限转变，社会管理由政府“单打独斗”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多元共治转变，在此基础上精简政府社会管理机构、裁减冗员，降低社会管理成本。通过规范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的社会管理行为，鼓励社会组织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补充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不足，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9］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边境一线自治州政府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财力大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确保公共产品使用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针对边境一线城乡发展差距、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公共产品稀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的现实，加大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力度，保障这些地方各族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环境优化了，政府就能主动从社会管理“越位”中退出，从“缺位”中补位，从“错位”中矫正，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行政革新范文篇9

《韩非子•孤愤》中有“智者决策于愚人”,韩信提出过有名的“决策向东,争权天下”的思想。但是作为一门学术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提出。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程序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我国行政学界认为,行政决策是指掌管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标,履行行政职能,而制定与选择行政方案,作出决定的过程。这一涵义更侧重从管理各个要素出发来界定决策的内含。国家行政机关是行政决策的主体,经常会面对不同的行政决策,如果我们把这些决策归纳一下,会发现这会更有助于我们管理工作的展开。按行政决策主体地位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高层、中层和基层决策三个类型。按行政决策客体范围大小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决策三个类型。按行政决策内容的性质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决策两类。按行政决策条件和可靠程度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确定型、风险型和不确定型决策三个类型。此外,还可分出其它多种类型。而非常规性决策、风险型、不确定型决策更是决策者需要注意的方面,是重中之重。

二、行政决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国家权力机关行政决策的成效往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荣辱与强盛,自古有之。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有我们值得骄傲的人文历史。在唐朝,中国的封建文明达到相当的巅峰,成为天朝大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前来朝拜与学习。可是到了明朝后期,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此时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时),随着清朝的建立,在对外关系上并未能采取开放包容的国策,代之以闭关锁国,结果这项国家行政决策使中国落后于西方上百年,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国之不国。各类资源备受外国的掠夺,国民受尽了凌辱。整个国家也四分五裂,军阀割剧,外国列强把中国瓜分成国中国,中国社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各项发展迈上了正轨。但是的十年动乱,又使中国停滞了十年。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的确立,中国才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未班车,逐步取得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而在同时期的西方,通过央视播放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历述了九个世界性强国的发展历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西班牙的崛起正是中国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时)。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强国,只有做对行政决策的国家才可能成一个大国、强国。而每个强国崛起所作出的决策都离不开创新与发展。如葡萄牙,葡萄牙皇室恩里克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把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海洋探险,规划成一个两百年来有系统、有组织的任务和策略的国家计划。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与平民哥伦布进行了三个月的利益谈判,实现了向西走也能到达东方的航线发现了一块欧洲人从来都不知晓的新大陆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大到国家小到部门,行政决策的成败关乎其命运,能否创新与发展关乎其成效与强盛。

三、行政决策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性

全球化、知识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行政决策的创新与发展更要与之相适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动态与多元、着眼于宏伟蓝图的实现,时间与空间的缩短,更加重了行政决策的难度与复杂多变性。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我的企业永远离破产只有6个月。现在的行政决策不仅要关注自身所处的内部环境,更要关注外部国内国际环境。突发性事件将是各国行政机关的不断面对的新情况。这些非常规性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的主要特征,也是我们要对行政决策进行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进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经常会面对复杂多变的行政决策环境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非典、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一方面这是对行政决策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机遇。这就需要我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创新,才能争取主动,抓住机遇。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敢不敢大胆创新,已成为判别行政决策者综合素质高低和开拓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否则就会成为墨守成规的行政决策者,注定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尽管客观环境是变化的,但无论如何变化,总有一些可以遵循的共同原则。如民主原则—决策过程民主;求实原则—问题真实、环境客观;系统原则—系统工程;创新原则—思维创新;效益原则—综合效能;信息原则—信息准、全、及时;预测原则—预先分析推测;可行原则—立足于现实或可能的条件;择优原则—比较抉择;动态原则—方案留有弹性空间。在这些众多的原则中,创新原则显得更为重要,不仅要创新,而且要在创新的同时注重发展。创新是手段,而发展是目的。

四、行政决策创新的几点看法

创新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作为政府主导部门更应是推动者,也更体现在对自身管理的创新与发展上。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官僚制性质与特点,借鉴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起成本型政府和研究型政府。企业型政府是以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管理主义为基础,在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运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理论改造传统运作方式,使其具有顾客至上、成本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政府,是公共行政从传统官僚制向后官僚制转换的一种理想模式。在这种理论下,政府不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官,而是形成企业家理念:公众是顾客,政府是为其服务的。同时要重视政府的成本收益,不能不计成本,只注重成果,性价比失调,造成大量的浪费。把政府的公务人员置于“经济人”的理论框架下,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非营利部门,以多种形式(如外包)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彼得•圣吉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吸收了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建立学习型组织。可是在提学习型政府时,会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如何提高各级政府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我们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研究型政府是指政府能够根据管理情境和管理对象的新变化,广泛地收集、获得信息和进行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及时调整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从而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开拓政府管理的新境界。研究型政府避开了学习型政府的一些内在局限性,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加强:一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借鉴西方普遍作法,如我们今年国防状况白皮书,很多内容(武警力量等)都是首次对世界公开。二是完善政府决策咨询机制,建立起包括多方人才专家的智囊团,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在加大力度,除在内部设置咨询机构外,可以政府外部培育此类机构,如高等院校和民间发起的政策咨询机构可是一种重要形式。三是政府与学者的互动机制。建立起政界与学界的户性互动,拓展了政策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为实践找到理论的来源,也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石。一个结构良好的政府模式,也离不开人的运作与管理。作为管理中的主动因素人,尤其是管理的领导者,往往成为成败的关键点,所以应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革新范文篇10

一、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传统

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是指在一般法院以外，由法律规定设立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以及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的特别裁判机构。它设立的初衷是为减轻公民的行政争议解决成本，作为英国普通法院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而产生的。最早的裁判所出现在十七世纪，十八、十九世纪也陆续成立了许多，但此时的行政裁判机构，更多的像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那时它们的工作主要依据政策而非法律，所以它们的权力在许多方面是行政而不是司法性质的”。[2]行政裁判所发展的黄金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福利国家口号下全面推行社会安全计划，舆论界对普通法院的保守倾向持批评态度，政府执行社会立法所发生的争端尽量不由普通法院管辖，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大量的行政裁判所，出现所谓行政裁判所热。[3]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行政裁判所的数量已经逾千。正如CarletonAllen所言：“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和行政管理领域中，没有比各种类型的行政裁判所的激增再为显著的事件了”。[4]针对这种裁判所成立比较紊乱的情况，1955年议会任命了以奥里弗•弗兰克斯（Oliver?Franks）为首的“弗兰克斯委员会”，对裁判所制度进行专门调查研究，该委员会于1957年的报告提出了改革裁判所的一系列建议，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为后来《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TheTribunalandInquiriesAct）所吸收，此后裁判所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其数量直线上升，同时它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就此逐步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体系的实质性的一部分。目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种不同的行政裁判所，各自根据其章程设有各种机构。它们每年要处理的案件将近一百万例，有大约3500人从事该业。[5]英国裁判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色，从这些特色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窥探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概貌。

1、地位的模糊性。行政裁判所究竟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在英国行政学界与法学界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从行政裁判所的产生来看，行政裁判所是作为某些行政运作活动的组成部分，根据议会的法案而设立的处理相关事务的机构，大多数行政裁判所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对其提供支持，由行政机关向裁判所提供经费与人员工资，提供工作场所，提供网络支持，并负责一些裁判所成员的任命工作，[6]因而有学者倾向于认为裁判所制度具有行政性质，是政府机器的组成部分，是政府治理网络的一环；有的学者倾向于将裁判所视为具有补充性质的用以解决纠纷的组织网络，是一种具有司法化特征的救济机制。如同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裁判所并非普通法院，但它亦非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我们认为，更为妥帖的是，将裁判所视为议会规定的一种裁决机制，而非行政机制的一部。”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韦德也认为“裁判所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地实施法律规则，而不是执行行政政策，大部分裁判所所做的裁决实际上是司法性质而不是行政性质的。这类裁判所实质上具有和法院同样的职能，”“裁判所应以某种方式成为普通司法机器的组成部分。”[7]尽管“要说清楚裁判所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8]但裁判所的地位是相对独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长从大法官提名的有适宜资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数成员也和政府官员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于任何特定案件的判决，裁判所决不服从行政干预，裁判所可以超脱于政治影响之外独立作出裁决。

2、设置的随意性。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的设立毫无计划，往往是每有一次新的立法就创设一个相应的新的行政裁判所，每个裁判所都是针对某种专门立法的需要而设立，即每有一些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和规章通过，就为此新设一些特别的裁判所而不是对现有的进行改组，如此导致了裁判所无规范地混乱发展，种类繁多，数目庞大。这种“一法一所”的创设模式，使得英国的裁判所体系分散，各个裁判所都有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程序与服务标准，裁判程序与裁判方式非常多样化，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有些裁判所相互之间分工极细，经常发生受案冲突，如1946年设立的租金裁判所受理没有家具的出租房的争端，而1965年通过租金法时又设立一个租金评议委员会，受理有家具的租金争端，以致导致有家具房租的争端与没有家具的房租争端由两个不同的裁判所管辖。面对如此多的行政裁判所，每当一个争端发生时，往往只有专家才能了解按什么程序到哪个裁判所去申诉。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裁判所“像蘑菇一样地发展”，[9]但并不是所有裁判所都运作良好，据英国裁判所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仅有20个裁判所每年受理的案件超过500件，相当一部分裁判所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3、组成人员的专业性。裁判所是独立的，对于任何案件的裁决，裁判所都绝不服从行政干预。要实现这种独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裁判所应当由独立的成员而不是公务员组成。为确保这种独立性，裁判所的主席和成员须在政府部门之外的事先预定的人员名单中选定，名单中的人大都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或者是各方面的专家，行政裁判所委员会对在它监督下的各裁判所成员的任命和名单的编制可以提出一般性意见，供有关的部参考，但不能具体制定指导成员。[10]由于裁判所业务性质的不同，各种裁判所的人员组成与任命有很大差别，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是所谓均衡裁判所，由一名独立的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是枢密院任命的懂法律的人士，两名成员应当从行政部门以外的，作为特定利益代表的愿意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名单中挑选。成员的任命一般有三种途径：包括由相关的政府部长或者部门提名；由上议院大法官任命；对于实行总裁制的特定类别裁判所而言，例如社会保障上诉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的成员，则由总裁任命。[11]部长提名时，必须要考虑裁判所委员会的建议；要免去裁判所成员的职务时，一般要征得上议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对年长、有时间精力及经验学识从事该工作，中产阶层的人，更有可能获得任命。裁判所的成员还必须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举例来说，学校事务裁判所的独立性也取决于它的人员组成上有一个详尽的裁判员名单：裁判所的主席从枢密院提出的名单中选任，成员由枢密院提出的名单中产生。前者是熟谙法律的专家，后者是富有教育经验的人士。

4、程序的非确定性。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各个裁判所都按照大臣的命令实行自己的一套规则。固然，行政裁判所脱胎于行政机关，它为了追求行政效率，不必完全像普通法院那样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案件审判，以期通过程序正义来获得实体公正，但裁判所对行政管理效率的追求，强调审理程序的非正式气氛，可能导致另一个弊端，即程序的不确定性。与英国的司法程序相较而言，行政裁判制度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裁判所不受法院证据规则的束缚。裁判所可以接受传闻证据，裁判所成员也可以依赖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进行判断而不限于听证会上提交的事实。二是不遵循先例原则。判例法是英国重要的法律渊源，普通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要受到遵循先例原则的限制。在这一点裁判所与法院有着根本的不同，行政裁判所在审理行政纠纷的过程中完全不受先例的制约。裁判所的职责是要做出在当时情况下的正确的裁决，而不是去盲目地遵从其先前的判例。另外，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对裁判所判决的救济上，对于裁判所的裁决，相对人并没有固有的申诉权利。申诉权利是否存在，要取决于针对特定类别裁判所的立法中，是否规定了申诉权利。对于申诉没有规定一个一致的申诉格式，有时法律问题可以申诉，有时事实问题可以申诉，有时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都可以申诉。受理申诉的机关可以是另一裁判所、也可以是部长与法院。

二、英国行政裁判制度变革的时代背景

从以上我们对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分析可知，这种独立于司法权力之外的审判体制与欧洲大陆传统的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思想是格格不入的，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这种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审判体制被欧盟许多成员国家所抛弃；同时，随着工党上台以后，在英国推行一系列的宪政改革，英国议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重构行政司法体制成为了一种必然。具体而言，这场行政司法体制体制改革的背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1、欧盟一体化的压力

欧洲一体化运动源自二战以后，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中发生战争。欧盟的形成，可以说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种“溢出”效应。欧洲一体化的结果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决策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不再是国家的决策者，决策方面的国家主权观念在渐渐淡化。[12]在这种经济、政治趋同化的背景下，使得英国在加入欧共体以后，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和相关法律的通过，其浓厚的普通法传统不得不向在欧共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陆法系靠拢。而英国立法机关与最高法院溶为一体的权力构架模式与欧洲大陆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改革英国的司法体系成为英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在英国实施以后，英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成为了一种必然。《欧洲人权公约》是二战以后西欧国家为维护作为欧洲国家共同遗产的理想和原则，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在其国家间的组织———欧洲委员会的主持下于1950年签署的。尽管英国是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但由于根据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要求，内阁首相代表英国签订的条约不能改变英国的国内法，条约不是自我执行的，为了使公约权利在英国法院的实施，公约条款必须具体体现在议会的某个法案中。因而在上个世纪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的司法体制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1998年的英国人权法案在2000年10月通过以后，英国的司法体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改革也提上日程。根据英国《人权法案》，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特定条款和规约，即“公约权利”将作为原则渗透于英国法律。而依据人权公约第6条的规定，任何裁决“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公共机构都必须是独立与公正的，而英国上议院的司法权与行政裁判所制度的独立性在确保“独立审判”上至少在形式上是值得怀疑的，因而改革行政裁判制度，使“裁判所像普通法院一样，在案件的受理与审判上不受政府的干涉与影响”成为行政裁判所改革的一个方向。

2、执政党的宪政改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宪政改革，尤其是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后，一直致力于“使英国的政治体制更民主、更具代表性，努力实现权力机构的现代化、民主化”的宪政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宪政改革措施，如1998年的《人权法案》、2004年的《宪法改革方案》、2005年的《宪政改革法》。宪政改革的重点是加强英国司法机关的司法独立权，而改革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英国上议院的司法终审权。

英国不是典型的“三权分立”模式，政府的行政权是从议会的立法权中剥离出来的，英国的大法官是三种权力的复合体，即大法官既是内阁大臣、上议院议长，也是法官领袖。在这种复合的权力体系中，上议院的司法权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对于上议院的司法权的存废的争议不仅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就是保守与革新势力实力消长的晴雨表。英国工党上台后，布莱尔政府立志于“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奠基于现代根基，要实施一场反映民众对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和透明度的期待的改革，”在2004推出了《宪法性改革法案》。该法案尽管一波三折，但2005年3月21日，英国最终通过了《宪政改革法》。该法案重申的司法独立原则适用于该法附表所列举的所有裁判所。根据该法案，英国终止了上议院的司法权，将权力移交给新成立的最高法院。英国《宪政改革法》的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英国从司法体制上全面对接《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的一种制度安排。依据2003年6月，欧盟颁布了《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根据该草案第Ⅱ－47条之规定：“公民有获得有效救济与公平审判的权利．．．．．．每个人均拥有由一个此前根据法律建立之独立而不偏不倚的法庭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公平而公开的审讯的权利。”可以设想，对于一直在追求欧洲大陆发挥更大作用的英国而言，要想在欧洲法院发挥更积极地作用，让本国的法官进入欧洲法院，那么让本国的法官保持完全独立性是较好的选择。而依《改革法案》新成立的最高法院正是为此扫清体制障碍。在独立的司法体制下，改革司法裁判制度，改变目前裁判所过度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的形象，使裁判所像普通法院一样，在案件的审理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或者直接影响，就成为了英国宪政改革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里盖特委员会报告与行政裁判制度的变革

英国上议院为了配合这场宪政改革运动，在2000年5月任命了以安德鲁•里盖特为首的委员会，对行政裁判制度进行独立、全面的考察。2001年8月，委员会了《用户的裁判所：一个体系，一套服务》的考察报告。该报告将裁判所的裁判视为一种服务，将使用裁判所的服务的当事人称为裁判所的用户。全报告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对英国裁判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建议。该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大部分被2004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的《公共服务的转型：申诉、救济和裁判所》白皮书所采纳，并被2007年的《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所法律化，英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透过里盖特委员会的报告，结合2007年的《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宪政改革后行政裁判制度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的实施，全面落实了里盖特委员会报告的核心内容，使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在独立、统一、便捷、高效方面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诚如C•哈洛所评价的那样，“里盖特委员会报告巩固了过去三十年中的两个重要的宪法发展趋势———公共/个人分立的制度化；公共决定的法律化。”[13]

1、系统的一体化。里盖特委员会报告建议行政裁判所应分为两级，即初审裁判所与上诉裁判所，初审裁判所包括八类处理国家与公民私人之间争议的裁判所和一个处理私人之间争议的裁判所。并建议由独立的“裁判所服务中心”来统一管理各类裁判所，与现有的“法院服务中心”相对应，且在地位上相对等，以期纠正人们将裁判所视为比法院低级的机构的错误观念，提高裁判所系统在解决争议体系中的地位。2007年的《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采纳了这个建议，明确提出来建立新的裁判所体制，将长期分散存在的裁判所体制统一成一个新的裁判所体制。2008年11月，英国两个层次的裁判所体系正式成立：初审裁判所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承担家庭庇护、社会安全、儿童保护、犯罪损害赔偿等纠纷的裁判）；健康教育法庭（受案范围主要为监护、精神健康、特殊教育与残疾保护）；战争补助与军事赔偿法庭和税务法庭；上诉裁判所设立了行政上诉庭、财政与税务法庭、土地法庭。

2、性质的司法化。里盖特委员会报告认为，英国的裁判所与行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够独立。裁判所应该是普通法院并行的司法体系，裁判所应当像法院一样独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裁判所为达到用户满意的结果，就必须与行政部门相分离，不应对任命他们的人负责。为落实里盖特委员会报告中的这项建议，2003年英国政府在宪法事务部设独立的“裁判所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裁判所进行行政管理，改革裁判所的裁判程序，保护和促进裁判所的独立性。2005年《宪政改革法》与2007年的《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这两部宪法性法律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均宣布“裁判所是英国司法体系的一员，受到司法独立原则的保障”，并将“裁判所服务中心”划归英国司法部管辖，这样，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从行政裁判转所为独立裁判所，从行政体制转为司法体制，从而事实上将裁判所与法院一样作为司法体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