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范文10篇

行政改革范文篇1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场大的趋势正来势凶猛并在不断加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原动力，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3。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以及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协调，即包括组织管理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内涵在于经济资源跨国流动与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权力也受到了来自主权国家领土内外的限制，发生变异。正如托夫勒所言，“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纷纷进行行政改革，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呈现出“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趋势。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决策、引导、协调、监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组织、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如果不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偏离了人本主义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也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某种对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的快速运行，发展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4。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严重问题。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偏离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人本主义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树立人本意识，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管理目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实现人本管理，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彻底改变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真正的深入到人民群众去，放下架子，为市场服务、为群众服务，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行政改革人本化趋势的内在动力。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同志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本，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无本之末。要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决维护人民凑众的利益。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着眼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价值标准。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发展职能或者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行政改革中落实人本主义，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5。这是因为: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其次，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后者一样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构成，是社会进步程度的反映，三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第四、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其原因就是人类的发展由于陷入到片面性，依靠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而自然界对人类采取了报复，各种灾害不断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破坏。说到底，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这就需要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检验政府是否真正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强化发展职能，就是要牢牢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近13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水平更加宽裕，人的潜力发挥和素质提高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以迅速发展经济，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结构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与内涵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服务意识、服务手段都十分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化，服务行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服务型政府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一是市场化改革唤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社会组织和公众迫切要求政府保障其基本权利。二是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政府通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从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三是市场经济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失衡，政府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当好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协调、平衡好好各种利益的矛盾点，尤其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救济，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服务行政是人本主义在行政管理中贯彻落实的最好表达，因为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断去满足这种需求和利益。离开这个出发点，服务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人本主义是服务行政的核心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也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首先是要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管制型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和施政原则，把实现公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把社会和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服务。其次是政府权力要从无限转向有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必须仔细区分政府的权限，哪些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市场需要管理的，哪些是需要社会管理的。政府必须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积极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使它们成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并向社会逐渐转移权力和放权，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最后是政府要调整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应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服务规则、管理方式、服务程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服务规则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服务效率，特别要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

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

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行政法律法规的人本化。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的人本化。行政执法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无理己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阻碍着人本主义的落实。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性化趋向需要执法观念变革和执法制度创新的支持，政府执法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发展执法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表达法治的人文关怀，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要真情关切。应该说，这些情况正在改进，也是2003年来人本主义加强的一种表现7。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尊重人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执法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人格，严禁殴打或采取其他侵害其身体的暴力行为，不对当事人实施精神折磨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如游街、示众、罚跪(站)、辱骂、公开隐私等。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行政执法坚持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平等待人，如何为多数人服务。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这是实现行政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就是要为为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方便民众服务，为平等对待公众服务，这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download/zhaoruzhou.doc

行政改革范文篇2

一、现阶段行政垄断的表现和成因分析

行政垄断主要是指独家或少数几家政府办企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至全部,控制价格,排斥他人的进入和竞争。在表现形式上讲,行政垄断包含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地方保护和封锁、党政机关兴办行政性公司等。有学者研究指出,行政垄断的主要特点包括:垄断企业大多为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垄断企业或者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政府主要通过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管;垄断企业市场力量的获得来源于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垄断企业具有纳税人和向政府贡献利润的双重身份;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表现为不计成本的重复投资和少有创新的经营管理;市场结构以行业性的寡头垄断为主,即竞争主体一般只有2~10家。[1]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益的驱动是行政垄断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条块分割、财政“分灶吃饭”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行政垄断相结合,地方政府和特定政府部门追求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进一步导致这些利益实现的制度基础———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有加强的趋势。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曾一度推行经济放权,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从“工具性”变为“自主性”,地方政府和行政垄断部门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加之同期的财政和税收改革又大大强化了其对地区和部门利益的持续追求。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政企之间的关系正从“政企不分”走向“政企同盟”,这为行政垄断的延续提供了利益基础。[2]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规制者既是产业规制政策的制定者,也对该地区或部门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负有一定责任,尤其是企业盈利状况与官员政绩密切相关。在这种逻辑下,地方政府为了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政绩,就想方设法使本地企业创收,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其惯用方式就是限制外来企业的产品流入或进入本地经营。甚至在一些属于竞争性行业,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拒绝开放引入竞争机制。

(二)法律制度中可操作性条款的缺失是行政垄

断日益泛滥,不合法行政垄断屡禁不止的外在原因现有法律对规制行政垄断显得有些软弱无力。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禁止公用企业及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第八、三十条还规定了禁止政府及其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及其法律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对于行政垄断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很少,也很不明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要求依法对行政垄断进行监管,并提出了一些制约手段,但无论是从法律效力还是从执法效能上来讲仍显薄弱。为了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中国于200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但该法对规制行政垄断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还需时间检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排除在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外,而我们知道这些行业正是行政垄断的密集地带,因而很难预期该法会有效地消除甚至减少行政垄断。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制裁不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然而,由“上级机关”处理的立法很值得商榷,因为上下级机关一般都存在着许多利益关系,由上级机关做处理很难保证处理的公正性,并且,“行政处分”属于内部处罚,其制裁力度是否能够见效很难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行政垄断的条件下,使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都满意的均衡点是找不到的。但在受管制市场上,消费者永远是管制博弈的输家,因为裁判加入到了对手的行列。在公共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和“缔约”过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极有可能在执行产业政策时谋求自身私利,而利益集团的影响则可能使政府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被他们“俘虏”。就是政府(官员)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有能力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之所在,行政垄断下的利益集团仍然可以通过向政治家和议员游说,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信息,从而使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政策通过。

二、行政垄断的改革———整体政府下的联合与协调

行政垄断的产生和存在,有其体制和历史原因。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的垄断企业从产权和组织上与政府密切相关,它们既承受政府方面的压力和政治任务,也获得政府保护。从历史上来看,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制度得以延续,尤其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公有制企业的行政级别制度下,与这种级别相联系的企业干部的升迁任免,都由相应级别的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决定。加之当前背景下政府与垄断企业的结盟日益紧密,这使得行政垄断改革日趋艰难。笔者认为在理顺现有体制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借鉴公共管理中的整体政府理论,将理顺组织结构作为首要目标,实现协调公共利益的目标。

(一)整体政府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整体政府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的新一轮改革,它强调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协调和跨界的方式来实现功能整合,克服公共组织兼容过程中产生摩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整体政府”(WOG—wholeofgovernment)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治理模式在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方兴未艾,它被视为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除WOG外,“整体政府”还有多种称谓也被实务界和理论界广泛使用,如“合作政府”或“协同政府”(Joined-upgovernment)、“网络化治理”(Governmentbynet-work)、“水平化管理”(Horizontalmanagement)、“跨部门协作”(Cross-agencycollaboration)等。这些概念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通过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以增进公共价值,强调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协调”和“协同”的方式实现功能的“整合”。立足于“整体政府”的实践发展,学术界将“整体政府”的内涵概括为“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它包括4个密切联系的目标: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3]基于上述四个指向性目标,“整体政府”的具体治理主张是:政府及其治理活动不应通过“分裂的组织活动”来实现,也不应通过建立所谓的“超级管理机构”来实现,[4]因为这两种治理机制都违背了整体政府的基本逻辑。现实中可供选择的治理机制应该是符合整体政府理念的基于现有组织机构通过跨越组织边界的“合作、协调、整合”等方法促使治理主体协同活动来实现,[5]Tom认为上述活动应该试图在将不同的文化、动机、管理制度和目标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部门间、跨政府间、中地间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进行治理。[6]尽管学术界对整体政府的具体内容仍存在争论,但这更多反映着观察视角的差异。概括起来,整体政府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从主体来看,整体政府既包括中央行政部门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横向协作、部委与其机构之间的内部纵向协作、地方机构间的协作、政府与政府以外的组织的协作;从“层次”来看,既包括高层的协同,也包括旨在加强地方整合基层的协同、公私之间的伙伴关系;从治理内容来看,包括整体预算、围绕结果定义组织、联合信息系统、个案工作者、基于结果的合同、预防性审记、强化预防工作的职责与地位、建立提供安全措施的预警系统、灵活性采购、文化审核、建立信息公开和有说服力的预算、跨功能的结果测量等12项;[7](P11~13)从治理系统来看包括组织结构从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络状组织结构转变、形成跨部门共享的信息整合、跨部门业务协同的流程再造、服务和提供途径的一体化整合。[8]

(二)整体政府与行政垄断改革的契合点

目前行政垄断的改革主要反映在政府规制的改革上。

首先,界定规制范围。由于政府干预存在内在矛盾,因而学者们建议政府的干预范围应至少遵循以下三次限定。第一次限定是政府作用应严格被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是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内;第三次限定是政府干预应遵循成本收益原则。[9](P122-131)这三次限定对于选择行政垄断改革的策略和政策非常重要。

其次,加强规制执行力度。中国现有的政府规制机构非常庞杂、规制主体众多,许多企业行为受到多个政府部门的交叉规制,使规制机构大多在执法中缺乏权威和效率,甚至有规制者与垄断企业未能真正政企分离。加强规制执行力度,提高规制机构的权威性是中国规制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再次,规范政府规制机构的行为。在政府规制活动中,由于自由裁决权的存在,使规制者有可能滥用职权。因而应促使行政程序法典化,保证规制者将消费者和企业双方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基准。“整体政府”的治理模式要求政府、非政府机构在公共服务过程中采用交互的、协作的和一体化的管理方式与技术来促进各机构的功能整合,有效利用稀缺资源。因此,政府机构的功能“整合”(inte-gration)是其精神实质,而多种多样的“联合”或“协同”(joined-up)、“协调”(coordination)方式则是其功能在管理上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然而,中国垄断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通过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管。一方面,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垄断企业具有纳税人和向政府贡献利润的双重身份。权力和利益的这种结合无疑导致了政府与垄断企业之间坚实的同盟基础和“父子关系”。因此,要打破行政垄断现象仅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整体政府”理念下将调整现有组织结构,通过政府内部的结构调整或重塑来规范规制机构的行为,增强规制的执行力度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那么,“整体政府”治理模式如何应用于中国的行政垄断改革领域呢?挪威的TomChristense等学者在对各国“整体政府”实践具体“联合”活动调查的基础上发现,[10]采取何种“整体政府”的组织结构形式取决于政治与行政领导的异质性程度。如果政治与行政领导是同质性的,重视权力集中和组织要素统筹协调的等级式组织结构将更为适用。例如,布莱尔政府在英国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首相在政治和行政上同时拥有强势地位,来统一财政管理、强化政府治理与责任机制等。反之,如果政治与行政领导是异质性的,则重视组织要素通过协商与合作进行功能整合的协商式组织结构更为适宜,这要求政府各部门、政府部门与其他专业机构之间在协商基础上的整合。

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在政府改革中引入“整体政府”理念,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大部制”改革正反映了等级式组织结构的理念。例如,中国政府将原来的“交通部、民航总局、国家邮政局”合并为交通运输部便于管理,将“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国家烟草专卖局”合并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其目的在于加强行政监管权力的集中和各要素的全国性统筹。这种改革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科层制的优势,体现机构设置中的等级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方便相关机构协商的展开,更好地整合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颜海娜研究了“整体政府”治理模式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影响。[11]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通过组织结构的改革和伙伴关系的建立实施了“整体政府”式改革。具体来说,组织结构的改革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整合到卫生部;统一食品标准制定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机构的权威性;卫生部门退出食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减少具体领域的多头监管主体。伙伴关系的建立主要通过整合已有的部门政策,并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这次改革是“整体政府”理念在中国行政垄断改革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然而,“协商式组织结构”尚未被有效引入行政垄断改革,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强政府干预传统和社会组织不发达所致。

行政改革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行政改革范文篇4

1.1“官本位”思想盛行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得益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行政实践，“求官”是十年寒窗的巨大动力。在中国封闭落后的社会制度及较低经济水平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今的行政改革中仍然盛行，且泛滥于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而不单单是政府官员之间。这对于政府来说不利于塑造其廉洁的政府形象，更阻碍政治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1.2“人治”观念根深蒂固

由于受到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中虽有“法治”，但更强调“人治”。人们习惯只接受控制，而不主动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形成了人情至上、任人唯亲的负面行政文化传统。这种影响持续到现在，法治观念仍未完全深入人心，行政文化中法治内容仍较薄弱，更有甚者认为法律在于“治民”而不是用来约束行政人员及相关机构。

1.3集权、等级观念并行不悖

传统行政文化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崇尚权威和集权，君主的行政权力至高无上，可以侵入和管束与百姓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政府往往强调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强调下级的绝对服从，阻碍着行政权力的分配、中央向地方的纵向放权。无独有偶，“全能政府”观也阻碍着政府把权力分流给第三部门、企业、市场、非政府组织，使得政府行政权力横向调整困难，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官僚之风盛行，政府效率低下。

2传统行政文化阻碍我国行政改革的进程

事实上，任何行政系统的活动都受一定行政文化的制约，但又都以一定的行政文化为前提。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作为行政领域的一种集体意识，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行政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上，进而阻碍行政实践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

2.1行政文化的“专职”阻碍行政改革变通透、变彻底

2.1.1行政职能的转变因“全能政府”观而迟滞

传统行政文化的产物——“全能政府”观阻碍着行政职能的转变，它会让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对各级行政组织产生“依附”观念。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政府不愿放手甚至不知该如何放手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从而加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难度；与此同时，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仍期待与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立、自主意识遭到泯灭；因自我评价组织能力较弱，竟也不希望政府放弃对诸多复杂矛盾事务的控制和管理，政府仍然管着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我国行政职能的转变是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全能政府”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即把行政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虽然我国的行政价值观有利于维持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但也不能轻易尝试“堕落”或因一时疏忽而走上集权专权的旧路、坏路、假路。

2.1.2行政权力的调整遭受“集权”观念“纵横”阻碍

行政职能转变和行政机构精简有赖于行政权力的调整。无论是从横向上看还是从纵向上看，政府都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自上而下的放权的基础之上，将权力交还于市场、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权”观念阻碍行政权力的调整，宪法法律能提供给权力划分与制约的依据又过于原则化、笼统化、理论化。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不科学、不具体，最终导致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之中；另一方面阻碍市场发挥作用，造成社会中介组织自我组织能力的缺失，影响企业对自觉约束、自我发展素质的塑造，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力的提升。我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强调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且两者间权限划分的科学性和具体性值得商榷，体行政权力的调整必然十分困难。

2.2行政文化“德”缺失和泛滥阻碍行政改革变民主、变深刻

2.2.1“人治”思想阻碍着行政法制的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观念仍阻碍着行政法制建设的推进，此观念延续到现在体现为“德治”，即把道德看作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法律只是次要手段；道德教化是目的，刑罚只不过是工具。由此，行政法制建设的目的仅仅是要对行政组织和人员实行道德控制，而不是要其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一旦行政组织和人员的道德素养有所提高，行政法制建设就变得可有可无。“人治”观念还衍生为今天“隐晦”的行政领导文化：获得正式或非正式权威的行政领导者均被贴上“人治”标签，从而对评价领导者的标准打“感情牌”；扭曲领导者素质，使其行政行为发生结构性变化，直接或间接推动该领导作风成为文化载体及思维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虽取得很大成绩，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仍相距甚远。就目前而言，尚无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法体系，《政府职能转换法》和《行政机构编制法》也不够系统完整，在行政改革中加强法制建设已迫在眉睫，防止政府机构改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2.2行政人员的分流贴上“官本位”意识标签

对行政人员分流是转变行政职能、精简行政机构的必经之路，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要攻克的难点之一。从行政文化角度看，之所以是难点和必经之路，归因于‘特权’观念（由传统‘官本位’衍化出的‘等级’观念内生出的现象）的阻碍。某些行政人员认为其一旦被拉进分流的队伍，本人及利益相关者权力、地位的丧失就近在眼前，为此进而通过种种手段，尝试缓解行政改革的冲击，使行政人员的分流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表现为：设置一些“翻牌公司”和从属于行政组织的社会组织来缓解行政改革的冲击。更让人不难以置信的是：“变种”的宗法血缘关系现在仍然支配着行政人员的录用和管理，维系着行政机构的运行。此现象大多生成于我国政府内部较低的行政层次中，一旦涉及分流，其所构建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立即启动”，并对其进行阻挠。

2.3行政文化的封闭、晦涩阻碍行政改革变开放、变具体

2.3.1透明度的缺乏压制着行政组织的活力

每一个行政组织均在一定的环境，即独一无二的行政文化中建立和发展，被该行政文化所指引、磨合、熏陶。行政组织缺乏透明度会产生不良氛围，难以迸发活力，表现在方式、手段和程度上：（1）对行政组织决策的影响。表现为政府决策过程习惯于暗箱操作、拒绝公开决策信息；行政机构安于现状，拒绝与外界交流。既曝光了政府决策过程的“神秘性”，也隐藏了权力拥有者权力独享的行政心态，民众始终无法看到政府决策在阳光下进行。（2）对行政组织沟通的影响。表现为上层决策不是更多地来自下级，领导只能靠猜测、经验，对下没有服务之心，更多指挥干涉之意；下级往往依习惯和经验办事，只有执行没有创新，安于现状，办事拖拉，造成行政执行不力，信息传达失真度“创新高”、上下级互信互敬“创新低”。决策信息的不对称不仅使得民众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监督，还造成决策过程中行政领导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结果造成行政决策、执行体制弊病丛生。

2.3.2重物重形不重人阻碍着行政行为的高效

据调查，封闭式行政文化往往表现为拒绝交流并抵制参与。人民大众的消极被动往往体现出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保守，压抑的行政文化氛围往往伴随着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远离，人们对选择自我实现的采取被动的态度，对注重安全的采取主动的态度。人们评价一项行政活动正确与否往往只重视是否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而不太注重评估实际的社会效应；评价一项行政活动效率的高低只重视任务的当前完成速度，而不太注重评估该活动所产生的后续效益。这种行政价值观导致行政组织无视行政环境变化，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员能上不能下、相互扯皮推诿，决策在执行中变形与扭曲的现象。作为行政系统的软件部分，行政文化不仅塑造行政组织的形象，也影响行政人员的行为，忽视了行政人员行政素质的提高，哪怕行政规章制度和政治体制近乎完美，也是不合理的、不健康的。一定的行政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参与行政过程的感受，有的人大快朵颐，有的人消化不良，有的人望而生畏。我国的行政价值观虽然有利于维持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但我国的行政客体——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对政治的冷漠使得行政参与理念很难深入人心。

3良好传统行政文化推动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体现

虽然传统行政文化因当时历史条件、科技水平、社会制度等限制存在隐患，但仍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至今仍需我们大力提倡和发扬。建立新型行政文化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强化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更是当务之急。“民本”、“仁政”思想，“贵和”、“忠恕”等观念遍布于行政改革的每个领域，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继续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脚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培养科学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信念，保障决策民主、执行高效、监督合理。

3.1可借鉴的良好传统行政文化

3.1.1“民本”思想

古代“民本”、“仁政”思想要求以民众为根本，以民众为发政施治基础，关心民情民生。当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只有重视人的主体性，考虑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信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忠实地为群众谋福利，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有利于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

3.1.2“贵和”观念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贵和”观念可以作为行政关系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则。目前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许多突出问题，如政治现代化、腐败、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加强行政沟通和协调。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我国行政改革目前仍面临着许多突出问题，如政治现代化、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等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加强行政沟通和协调。

3.2行政文化的革新与建设

虽然传统行政文化的不合理因素给行政改革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但无论是促进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还是推动行政关系的协调，抑或是鼓励行政道德的建设，都少不了良好行政文化氛围的带动与围绕。

3.2.1“爱民为本、护民为主、利民为辅”的中国特色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

机构改革和廉政建设必须着重培养我国公务员的政治素养、公仆意识、法制精神、和创新思维。当前我国行政人员应特别注意清除“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人治”观念对工作的干扰，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状况，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行政工作中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工作中行政文化发展的根源动力。行政人员只有真正成为人民的“护权使者”，掌权为了人民、用权为了人民、放权为了人民，才能坚守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行政人员，才能在不断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3.2.2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和体制模式质量，提高人民“主人翁”意识

我们要切实鼓励带动民众参与，才能尽快摒弃落后的行政思想。要想清除落后的行政思想观念，就需要对社会民众进行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使其对行政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这样才能形成多管齐下的良好行政前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我们应鼓励、维护、培养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意识；切实维护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权利；不断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努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工作网络化、开放化；推送“敞开式”行政文化，极大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参与式、“敞开式”行政文化对于推进行政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不可或缺。只有适当转变行政人员思维模式，让其树立民主服务理念、绿色服务理念、文化服务理念，才能在不断提升行政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上取得理想成绩。

3.2.3法制德育双管齐下，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相耦合

从制度层面和权力配置层面一同发力来改善依法行政环境。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立法的程序与方法，这是其一；处理好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权力的配置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立法权力的配置，这是其二。同时，通过行政人员和社会大众的互帮互助，得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借此提高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思想觉悟，并借此优化行政的法治环境与氛围，促进“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最终形成，从法律上为行政改革的顺利保驾护航。实现“依法”“依德”相耦合的行政文化建设，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的耦合效应。

作者:王春阳 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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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彦海.论传统行政文化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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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利敏.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及行政文化建设［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3（4）.

行政改革范文篇5

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这一精辟的论断阐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回顾党的成长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变大、从弱变强，最核心的就是依靠群众。

今天我们召开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动员会，虽然名字是动员会，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始自去年4月份，那时我们确立了党的建设五大课题组，其中成立了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课题小组，由王军同志任组长，赵李同志和唐健同志任副组长，对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进行探索和研究，之后多次召开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推进会，共同探讨改革的路径和办法。因此，今天的动员会不仅仅是一个站在节点上的回顾，而且是一个更新的探索、更新的布置,是更新历程的开启。群众的支持从哪里来？就是要通过行政语言改革，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有效的社会动员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到我们党的决策部署中来；就是要通过行政行为改革，让干部按规矩办事、凭良心作官，努力赢得群众的信任；就是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保障群众在决策、行政领域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越来越多的人追随和拥护我们党。

要以有效的社会动员团结群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差异性、多样性日益显现，利益结构的调整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官员官僚作风让老百姓反感，官员讲话尽是官话、套话、正确的废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老百姓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也不信。很多场合，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干群关系渐行渐远，甚至逐渐紧张。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怎样才能融入群众之中，怎样才能引领风气之先，怎样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永续执政？俗话说，同喝一瓢水，同讲一席话。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仆们自然有责任、有义务用主人们喜闻乐见的“明白话”来汇报、来解释。国际上诸多著名政治家，不论其政治立场和倾向如何，都习惯采用生动化、通俗化的语言，去影响、感染听众。言为心声，以情动人，我们党也正是依靠有力的宣传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可见语言表达的重要作用。改革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听得懂，打动民众。所以说，我们的干部要“讲有用的，说爱听的”，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只有这样，才可以拉近干部、群众的距离，让干部融入群众，让群众了解干部，增进干群关系的和谐。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改革的形势也日益紧迫，我们必须加快新闻改革，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规律的方式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转化为更多人的行动。因此，要强化我们的语言表达，强化同群众和社会沟通能力。

要以真诚、真心、真情赢得群众的信任。老百姓拥护的是真心实意的干部。人心比人心，四两换半斤。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自然知道干部的份量有多重。谁真诚对待老百姓，真心为了老百姓，真情感动老百姓，真正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会接纳他、拥戴他。反之，老百姓就会疏远他、唾弃他。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在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中，语言和行为都要始终体现真诚、真心、真情，用“三真”对待百姓。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技术手段日益进步，要增强应用的意识和应用的能力，将网络、策划、包装等所有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手段、新观念，应用到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中来，做到行政者始终掌握时展的旋律，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要成为行政者的自觉意识，这两个第一要素是行政者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大问题，是新形势下对行政者的能力考验。如果行政者敢于并能够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现场解决问题，就可以增强社会管控能力和施政的公信力。因为，这样才能使矛盾得到化解，防止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样才能够登高振臂，一呼百应。只要我们做到真诚、真心、真情、真干，老百姓自然会信任，而且这种信任是牢固的、坚不可摧的。

以上这些要求，常常需要通过会议来实现。我们的干部，很重要的工作和工作的很重要内容就是开会，会议也是架起上级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也是工作和群众对接的桥梁，形式僵化、内容苍白、令人厌倦是群众对我们会议批评最多的。会怎么开？“公开、互动、生动、高效”是基本原则，内容丰富紧凑，形式灵活多样，手段先进实用，效果广受欢迎是基本要求。在会议的召开上，要不断强化老百姓的发言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用公开参议的办法让老百姓帮助我们推进改革。执政能力在县一级，要求是非常具体的，在官员身上就体现为话怎么说，会怎么开，事怎么办，人怎么用。

要以群众参与、群众受益赢得追随。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说到底只有一条，让自己的人多多的，让敌人的人少少的。因此，革命的成功、事业的发展永远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追随。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解决好怎么说话、怎么开会的问题，最后要落脚在干成了多少事上。我们的干部要做到“不唱独角戏，不搞一言堂，要多做互动，搞好双边活动”。“要有独唱，有伴唱，形成大合唱”。在我们各项工作推进过程中，官民互动，共同推进，始终按照“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办实实在在的事，办长远起作用的事，办人民群众受益的事。事怎样才能干成、干好？多听老百姓怎么说，多邀请老百姓一起干。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的事业，追随我们的改革，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发展的杂音越来越小，让追随的人越来越多。

行政改革范文篇6

从行政系统内部来讲，行政改革的动力主要指行政系统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一种内在需要，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行政组织革新的需要。一方面，行政组织会主动采用新技术，新手段，通过办公手段的更新，不但会使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也会影响到行政人员的观念、态度、工作方式等。比如各种高科技产品的使用，不仅减少了人工劳动，降低行政成本，造成人员减缩，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组织方法的变革，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行政职能和机构不断扩张、分化，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行政权力有一种要摆脱受监督的本性，有时候行政机构的设置，制度的约束并不能真正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行政系统积极主动地通过自身体制、制度、机制、观念等的变革和创新予以有效地克服和遏制。（2）行政组织内部人员的推动。政府内部一些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往往是行政改革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充满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发现行政系统不能与行政环境相适应，便积极地推进行政系统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对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2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

我国的行政改革总体上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表现为不断推进的阶段性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七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为核心的行政组织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是围绕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管理重点而进行的，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则是调整机构和精简人员，核心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而言，新时期我国行政改革实践主要表现如下：

2．12003年的行政改革

2003年的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五次改革，与1998年的机构改革相比，2003年的行政改革有着三个突出的背景：第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第二，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对政府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符合国际惯例，能够应付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第三，我国政府将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干部调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政治新人即将走到前台，如此规模的权力交接必然伴随着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合，以便新的领导可以更好的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图和主张。所以，此次改革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本次行政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四，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第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同时，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过此次改革，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28个。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也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符合各地特点的改革方案。本次改革最为人关注的就是高度强调了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体现了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的意向，也标志着行政改革发展已经从量的要求转向质的突破，从重视形式转向重视内容的调整，从表面层次转向深度层次。

2．22008年的行政改革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要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加快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根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以去除目前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的弊病。2008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2008年3月，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该改革草案。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此次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能源管理机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步伐；组建交通运输部，加快形成综合运输体系；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组建环境保护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城乡建设统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后，国务院除办公厅外，组成部门有27个。与前几次的历史循环式的改革不同，这次改革更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围绕政府高效、人员精简、降低成本、权力限制等方面，特别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部门的建设，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来推进大部制改革。改革的理念及配套制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此次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好裁减人员的分流问题，地方还是存在简单的机构合并，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的未改革的政治体制问题等。

2．32013年的行政改革

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草案）》获批通过。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着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本次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6个方面：（1）实行铁路政企分开。（2）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4）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6）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不再保留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

3中国行政改革的经验

中国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大型机构改革进行了6次。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机构调整，初步改变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政府职能有了很大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架构已经成为历史。在推进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建立民主参与制度，加快电子政务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深刻改变了落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这些重大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3．1改革要以中国当前国情为基础

一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是受本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北跨度较大，人均国民收入较低，且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发展水平由沿海到内陆、由东部到西部呈梯子状，甚至在同一地区各市县的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同时，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府承担着对公有制财产的保值、增值等责任。因此，我国的行政改革需要立足于本国当前的国情，认识并把握自身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在把握行政改革总目标和实行改革时，注意照顾各地的特殊情况，使改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一成功经验应当归功于我党一贯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允许各地在遵循改革总原则和总方针的前提下，注重从各地实际出发，根据情况因地制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组织形式。

3．2改革要与其他体制改革相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是相联系的，主要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一方面，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其任何改变都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受其影响。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和划分及行政职能的重新配置。行政权力的划分和重新定位必须以国家权力作用于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所形成的政治权力的转移或调整为前提。如果政治权力不进行转移或调整，行政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被历次行政改革的“怪圈”现象所证实的。另一方面，行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即要受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又要反作用于经济体制，它的改革一定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无论是机构精简，还是人员调整，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核心。因此，从我国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不成功的地方看，改革不配套是重要原因之一。行政体制作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合点，只有三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3．3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共进行了6次大的行政机构改革，每次改革都以精简机构为主要任务，但是，在精简之后，在一定时间内反而越来越膨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政职能界定不清。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我国管理中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冗员过多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分不开的。许多行政部门没有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却管了一些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造成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等现象。我国从1982年机构改革开始，重要就提出要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1988年，又明确提出转变职能的要求，并将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核心。2003年以来，再次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国政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渐形成合理的政府职能模式。

3．4改革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

行政改革范文篇7

(一)现代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当今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影响同一时期的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与当时流行的国家主导理论直接相关的”［3］。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行政理论是服务行政理论，管制行政理论已被取代，理论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政府职能将会得到全面发展。新的公共服务理论理念的引入，使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的公共服务理论要求政府:其一，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能理解为“顾客”，是主动关注公共利益具有一定权力的公民;其二，社会管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府的管理手段也逐渐从行政型向法律型和经济型为主转变;其三，多种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管理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管理的理念在发生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出发点，所以，需要在不断提高对服务型政府行政认识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重新研究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政府的职能。

(二)现代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含义

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是受原生性职能影响的一种再生性职能，它源于社会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动态平衡。政府新的体育行政职能再生，而原有的部分职能返还给社会，通过一个动态过程逐步形成社会体育管理需求与政府体育行政的相对平衡。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源于社会，随着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使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随之发生转变。目前，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中有一部分要调整变化，有新增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要减少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减少的职能由非政府体育组织承担，但要依据非政府体育管理组织的成熟度，不能盲目地一刀切。社会环境条件好成熟度高，就释放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对于社会或市场能有效解决的，应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释放部分体育行政职能，同时又再生了新的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释放体育行政职能的同时，要理清自身的职能，不能出现释放不够、再生过分的局面，形成行政职能沉积。具体地讲就是，政府释放了部分体育行政职能，成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其目的是释放部分政府职能，逐步返还职能于社会，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在多年的实践中并没有理清自身的职责，并逐步发展成“二政府”的局面，并且在项目的推广方面职责不明，主要工作体现在经营奥运项目上，而项目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弱化。当今，服务行政的理念推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及行政观念的革新，从而导致政府职能含义的变化，致使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内容需要重新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文化的进步，人们对体育文化需求在不断地增多，这就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自身体育价值取向的定位，确定应当承担的职能，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上的义务。所以，服务行政理念要求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有三重含义:一是新的体育行政再生职能。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体育需求增多，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就再生出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二是在政府体育行政中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是全能的，政府要考虑自身的能力，摆正自身的位置，下放部分权力，服务公民。三是政府在确定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研究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及供给的方式，承担本国体育全局发展宏观调整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受政治职能的影响极大，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占据了体育管理的大部分空间，也就是政府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这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短，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随着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就要求政府让空间于社会，将体育管理的部分公共职能返还于社会，同时又要承担社会产生的新的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职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体育行政与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的关系，在市场逐步成熟的基础上，把部分权力返还给产业，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重点应该放在市场不能做和做不好的地方，切实把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制定体育产业政策、规范监督体育市场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上来，以推动体育市场、体育产业向前发展。二是调整政府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关系。在非政府体育组织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步下放转移部分权力，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管理的积极性，而政府体育行政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办好非政府体育组织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难点是如何把握社会环境条件发展的成熟度问题。释放政府体育行政职能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如果社会环境条件的成熟度把握得不好，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这时政府又会向社会体育领域伸出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环境。所以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是长期的问题，总是在释放、再生、释放再生中寻找平衡。

二、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中的几种关系

(一)政府体育行政职责与职权的关系

在现实中，政府职能的外部表现一般为职责，而职责非常容易同政府职权混杂在一起，这样会使政府在工作行为时对哪些行为是依法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造成混淆，出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造成政府的体育行政能力下降。那么，政府行政职责的概念是什么?“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随行政职权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而变化”［4］。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理解为，政府行政职责是在实施政府行政活动过程中，所承担的法定义务;也可以理解为行政职责与行政职权力的先后顺序，即先有行政职权再有行政职责，而且容易理解为只有行使行政职权时才有所承担的法定义务，也容易理解为只有行使职权时才有职能，而忘记了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职责含义的发展，传统的行政职责系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依法必须承担的义务。这种定义是建立在行政职权的基础之上的。行政主体先有职权，再有职责，职责是行政主体在享有和使用职权时才必须履行的。这种定义并不符合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要求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创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政府能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所以，政府首先拥有的是职责［5］。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服务行政的理论中应是先有职责，而后有行政职权，行政职责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行政义务。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之后，才会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行政职权。也就是政府体育行政职责的概念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政府体育行政上的义务。

(二)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与体育产业和市场的关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按照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应该从体育产业和市场活动中退出，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正确认识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与体育产业及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通过转变政府体育行政的职能，解决目前体育发展问题。政府体育行政在逐步从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中退出，长期以来被行政管理学界称为“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既划桨，又掌舵”的政府体育行政行为将成为历史。“2014年3在26日，同志在沈阳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他说:我们要相信市场，相信老百姓有无穷的创造力。你根本想象不到，市场有多大的创造力。因而政府必须要下定决心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想象不到的作用’。政府要当裁判员，不要老想当运动员”［6］。由此可以看出，解决体育市场与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问题，将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要认识到政府对体育产业和市场的间接管理，政府从体育产业、体育市场退出，是一种转变不是弱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是一种与现代管理理念接轨的全新管理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我国体育发展在这方面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扭曲，俱乐部资本的投入方没有权力，而是政府行政控制资本权力，形成产权不明的局面。幸好投入的是国有资产居多，政府可利用政策方面优势从另一方给予一定的平衡，这不是政府的扶持，而是政府的掌控，政府在办中国的职业体育。新的政府体育行政理念要求必须放权于资本方，让资本在市场中运作，并拥有其自身的权力。

(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关系

新的公共服务理论理念的引入，既意味着我国在社会体育管理主体向多元发展，又意味着政府权力由无限转变为有限。政府不是体育管理的唯一组织管理主体，体育管理由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同非政府体育组织共同承担，各管理主体承担自身的责任、义务和权力，公共体育管理要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能力，逐步形成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体育的新的适应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模式。也就是说，社会公共体育的管理要由全社会来承担。这就需要对公共社会体育管理的职能、责任、义务的承担主体进行重新组合与分工，具体讲就是，部分政府体育行政公权力的主体转移。转移公权力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实现权力的转移。我国的公共体育管理发展要形成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担负体育发展宏观的调控、把握体育发展大方向和建立规章制度准则的重任，在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形成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非政府体育组织共同管理的权力分配新格局。就政府而言，改革简单地讲就是简政放权。通过改革现有的政府体育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体育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政府体育管理的绩效，使体育事业单位、体育市场、公民社会体育得到发展，逐步形成社会体育管理的主体多元，最终达到协同共治的目的。

(四)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中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带动了体育文化的繁荣，使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体育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大量的公民体育需求。当公民的体育需求社会自身能力不能解决时，就催生了政府新的体育行政职能，以维系社会体育的和谐发展。体育文化本身有多种功能，最常见的有政治功能、健身功能、经济功能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影响会扩大某种功能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的政治功能发挥非常充分。但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要重新研究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变化，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要充公分析公民体育价值取向与国家体育价值取向的关系，要站在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视公民体育权力，转变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扭转在实践中以“竞技为上”的政府行政工作倾向，重新树立政府体育行政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法律依据，在研究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中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关系时，必须运用法律的思维，以宪法为根据解决现实问题，要加强全民健身运动及关注全民健康，尤其是对青少年健康体质的关注度。政府要充分利用政策与财政等管理方法，处理好我国当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

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提高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几点思考

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行为在公民中的信用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体育行政行为的信任态度。执行力是政府体育行政工作的生命力，同时是执行能力和效能在工作中的体现。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由于政府没有很好地处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导致青少年的健康体质连续二十五年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全民健身计划开展得不好，群众不满意，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体育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下降。二是传统体育行政管理方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三是政府体育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例如:运动竞赛的局外操纵，用暗示、“君子协定”、“场外交易”、“分配金牌”、“黑哨”及参赛运动员资格等问题突出，致使公民对我国运动比赛的信任度下降。1．政府要全面转变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提供充足优质的体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优化工作流程。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审批的环节，提高审批效率。3．政府体育行政决策与执行要分离，加强社会监督机制，推行行政问责制。

(二)体育事业单位改革的几点思考

体育事业单位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载体，是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力量，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要利用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时期，推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1．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体育事业单位改革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基础性、共性和衔接性的问题，所以，体育事业单位改革要制定整体的规划，出台顶层设计，指明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时，政府要逐步完善整体配套条件，避免在整体配套条件不成熟期进行改革，那样会造成改革的盲目、片面、被动，改革的成本太大。2．改革中要准确划分体育事业单位的分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体育只看作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今天体育在市场中存在强大的生产力，并且公共体育事业管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所以，把部分体育事业作为产业来办。具体来讲，体育事业单位在职能分类过程中，保留那些有一定公共性和社会共同需求的社会公共体育事务单位，例如，国家体育运动队、公共的体育场(馆)等。其余的均可以推向体育市场，实现体育生产、开发、经营的产业化与市场化。3．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社会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应该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社会化，主要目的是体育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源共享，打破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和行政化分割。

(三)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改革的几点思考

通过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推动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的改革。我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组织实体，主要职能在于协调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完成的各类公共事务，保障公众的权益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范围虽然涉及一些社会体育组织，但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并不是代替这些社会体育组织个体去活动，政府应把社会非政府体育组织从其过去超常的控制中释放出来，在政府的引导下，不断探索创新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的新范式。1．政府在非政府体育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能缺失，政府的扶持不等于代替，特别是在我国体育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不成熟期，政府不能“越位”代办。2．借鉴世界现代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是照搬，而是要尊重本国的国情，寻找本国自身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发展道路。3．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出现一些非政府体育组织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时，政府的职能不能“缺位”。4．研究制定“政府购买体育服务”和“委托管理”的规则，必须用法治的思维，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起点，解决遇到的新问题。

四、小结

行政改革范文篇8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场大的趋势正来势凶猛并在不断加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原动力，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3。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以及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协调，即包括组织管理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内涵在于经济资源跨国流动与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权力也受到了来自主权国家领土内外的限制，发生变异。正如托夫勒所言，“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纷纷进行行政改革，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呈现出“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趋势。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决策、引导、协调、监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组织、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如果不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偏离了人本主义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也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某种对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的快速运行，发展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4。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严重问题。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偏离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人本主义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树立人本意识，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管理目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实现人本管理，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彻底改变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真正的深入到人民群众去，放下架子，为市场服务、为群众服务，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行政改革人本化趋势的内在动力。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同志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本，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无本之末。要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决维护人民凑众的利益。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着眼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价值标准。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发展职能或者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行政改革中落实人本主义，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5。这是因为: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其次，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后者一样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构成，是社会进步程度的反映，三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第四、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其原因就是人类的发展由于陷入到片面性，依靠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而自然界对人类采取了报复，各种灾害不断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破坏。说到底，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这就需要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检验政府是否真正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强化发展职能，就是要牢牢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近13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水平更加宽裕，人的潜力发挥和素质提高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以迅速发展经济，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结构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与内涵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服务意识、服务手段都十分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化，服务行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服务型政府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一是市场化改革唤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社会组织和公众迫切要求政府保障其基本权利。二是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政府通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从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三是市场经济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失衡，政府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当好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协调、平衡好好各种利益的矛盾点，尤其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救济，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服务行政是人本主义在行政管理中贯彻落实的最好表达，因为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断去满足这种需求和利益。离开这个出发点，服务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人本主义是服务行政的核心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也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首先是要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管制型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和施政原则，把实现公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把社会和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服务。其次是政府权力要从无限转向有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必须仔细区分政府的权限，哪些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市场需要管理的，哪些是需要社会管理的。政府必须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积极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使它们成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并向社会逐渐转移权力和放权，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最后是政府要调整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应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服务规则、管理方式、服务程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服务规则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服务效率，特别要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

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行政法律法规的人本化。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的人本化。行政执法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无理己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阻碍着人本主义的落实。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性化趋向需要执法观念变革和执法制度创新的支持，政府执法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发展执法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表达法治的人文关怀，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要真情关切。应该说，这些情况正在改进，也是2003年来人本主义加强的一种表现7。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尊重人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执法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人格，严禁殴打或采取其他侵害其身体的暴力行为，不对当事人实施精神折磨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如游街、示众、罚跪(站)、辱骂、公开隐私等。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行政执法坚持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平等待人，如何为多数人服务。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这是实现行政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就是要为为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方便民众服务，为平等对待公众服务，这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

[6」肖振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7]黄铸:《试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本观的统一》，《人民日报》2004年5月28日。

摘要：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价值和需求越来越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本主义价值观开始为人们接受和重视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开始回归。我国的行政管理开始承认并接受人本主义价值。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以及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都是行政改革贯彻和落实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动因。“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客观上必然要求把不断满足个体的人的需求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行政改革范文篇9

一

有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所进行的多次行政改革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以前的摸索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的确定到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是靠经验指导的，改革的成效不大。第二阶段是80～90年代的政策和科学理论指导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依据1988年国务院提出通过的“三定方案”进行，改革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权限、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第三阶段是90年代至今的法学和科学理论指导阶段。一方面，行政管理学等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指导行政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法律，特别是宪法、组织法对改革的规范作用。但是，行政改革权问题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注视，以致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甚至混乱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政关系处理不当，导致以党代政行使行政改革权。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这确立了党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的领导地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党政关系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因为，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应该是依法对行政改革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不是包办和替代。但是，实际上党组织不经法律程序干预政府行政改革的事情时有发生，如不经法律程序在改革中强行干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以党的决议代替政府的改革决策等。同时各级党组织也一度设立了与政府部门重叠的工作部门，直接指挥和管理行政改革事务，形成党政两套机构共同领导行政改革、共享行政改革权的局面。既削弱了党对改革方向的总体领导和对改革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又使各级政府应有的职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延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此外，我国实行的是党管干部的原则，各级政府领导的使用，由党委决定。这样，在改革中，党实际上通过对干部的任免间接支配着行政改革权。因此，党政不分对于行政改革权归属的合理划分极为不利，不理顺二者关系，改革难以顺利进行。

2.行政改革权的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效制约。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立法机关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行政改革权进行界定、划分及确定其归属。因而，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改革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使行政改革权的行使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极易导致行政改革权的滥用。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督。具体分析如下：

(1)行政改革的首要价值目标就在于建立一种更合理的秩序。因此它必须首先考虑建立一套行政改革权运行的规则，以防止行政改革权的失控。如果行政改革权无规则、无秩序地运行，势必对人民、国家和社会构成威胁。而我国目前行政改革权的运行正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作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改革权最直接、最有力的行政组织法还存在较大缺陷。主要表现为：1)基本的行政组织法中未规定行政组织法定原则。既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法治原则，又没有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对行政组织的规制权限，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改革权设定机构和职权的许多行为都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改革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自权限的作用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人大对行政改革的介入权很小。2)行政组织法体系不完善。我国行政系统是由纵向不同层级和横向不同部门的各种行政机关组成的，特定的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权限各有特点，我国现行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过于单一，规定也过于原则性，因而无法对不同类别行政机关的设置和职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恰恰是明确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所必需的。3)现行许多关于行政组织的立法层级偏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涉及国家机构的立法应由全国人大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制定和修改。如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等重大事项，其变化与否，如何变化，决定权应在人大。然而事实上在国务院组织法中没有做出类似规定。而只是由国务院了一个《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来决定此类问题。这种立法层级显然偏低，把本应属于立法机关的改革权，拱手让给了行政机关。

(2)行政改革过程中，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能充分体现宪法原则，行政机关权力过大。我国宪法原则上规定了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具体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可以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

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这样，各级行政机关设立机构、设置职权、确定职责等，都不受权力机关的控制与监督。

(3)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形成对行政改革权合理、有效的制约。从立法机关角度来说，我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处于最高监督地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粗放，加上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在实践上有责无权，往往徒有虚名，流于形式。加之，我国的行政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指导来进行的，政策往往在执行过程中会形成与既定法律的矛盾。当这种矛盾产生时，政策常常以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抹杀法律的权威性，甚至出现“先改革后立法”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行政机关在行使改革权时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这必然导致法律监督缺位，使改革受挫。从司法机关角度来说，行政改革必须要有司法保障。对于行政改革权行使违法或不当，司法机关应该有权进行司法审查，追究违法主体的相应责任。但实际上，一方面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范围明显偏窄。另一方面司法独立未完全实现，司法机关在经费、人事上受制于同级政府，独立性受影响。因此，总的来说，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改革权的监督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

3.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划分不当导致行政改革权划分不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合理调整和配置，不仅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合理确定行政改革权归属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科学合理的职权划分决定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两级调控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决定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决定着行政体系和机构改革的成败。但长期以来在我国行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在实践中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缺乏法律依据，因而随意性很大。行政改革始终难以跳出“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的怪圈。宪法对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同时第89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但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原则，可以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政府的厅、局、处、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组织法本身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必须设立哪些职能部门，职能如何划分，一切由各级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而定。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虽然分别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但是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对于二者共同享有的权限缺乏明确的划分。这样，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既没有各自的行政改革权的明确划分，中央也必定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对地方改革权进行有力监控，因而无法实现改革的统一协调。

综上所述，在我国以往的改革中，由于从整体上缺乏有力的法律与制度保障，党政关系，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都处于一种复杂、交错、不确定状态，使得行政改革权处于法律缺失和主体不明的困境，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不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改革权进行合理的界定、划分，并确定其归属。

二

合理确定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是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党政关系，使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依法、合理的进行；必须处理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立法机关要制定法律来规范、确定行政机关的行政改革权，行政自由裁量权也应以法律加以规范；必须处理好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行政改革权限和共享权限。具体来说：

1.要解决以党代政、党支配行政改革权的问题。党政关系应当是一种宪法和法律关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当由国家和政府管，由党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国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志也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具体到行政改革权来讲，一方面由于各级党组织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因此不应在行政改革中包办宪法和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的事务。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机关不是党的执行机关，因此，党不应强行干预行政改革中的一些具体事项。正确处理党政在行政改革权上的关系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确保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对行政改革的领导是通过其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主要应依靠法律来进行，因为法律比政策更规范、更成熟、更具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国家权力直接联系。

2.行政改革权的划分应该坚持立法机关依法确定的原则，适当兼顾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的是行政机关在设定组织、编制、结构、聘任公务人员、配置行政权力等方面的无序状态”。历次改革中，行政部门往往未经法律授权以规章、命令、决定等形式自行设置机构和配置权力，造成改革的混乱。这显然是由于行政改革权没有依法设置造成的。改变这种局面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法治原则来建立秩序、减少混乱。法治原则所内蕴的人民主权即民主主义理念“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或活动必须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丧失合法存在的理由”。在我国，人民授权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或法律来进行的。因此，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改革权必须主要由宪法和法律明确授予，并在其保障下实施，而不能以改革的革命性和行政的高效性为借口抹杀法律的权威性。

改革中，关于行政机关组织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的基本组成、相应行政机关的地位和性质及其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关系、相应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和各机构相互关系、相应行政机关的基本职权和职责、相应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基本方式和程序、相应行政机关设立和变更以及撤销的程序和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都应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各自的行政改革权限和共享权限，能够清晰界定的应尽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无法清晰界定的或是改革所涉及的事项应变性、不确定性较强的，也应以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原则性规定允许范围内依法实施。当然，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和行政立法的具体规范之下，适当兼顾行政改革权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也是必要的。

3.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改革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改革权的分配及相互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宪法问题。要改变过去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的设置随需要而定的弊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应当由宪法和法律固定下来，并由法制予以保障，中央与地方职权分工的法制化，可以保障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不致于出现因领导人的变动而随意改变的不正常情况”。对于行政改革权的划分，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并在其中将行政改革权的划分予以明确；或在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分别明确各自在行政改革中职权范围，同时规定共同享有的权限范围。改革中，“凡关系国家主权和整体利益的行政事务如国防、外交、金融、银行、铁道、航空、海关、邮政等，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计划、财政、司法、人事、民政、税收、教育、文化、科技等事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分级管理；与地方居民利益直接有关的地方行政事务如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等由地方自行负责”。从而将中央与地方在行政改革中的权限划分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当然，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控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享有行政改革权的主体应该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因此，要抓紧修改和完善《国务院组织法》，对改革中可能涉及到的诸如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人数的限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目的限定以及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设置条件和程序等予以规定，使其更加科学、具体、完备；制定国务院各部门组织法，对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予以规定；适时修改《地方政府组织法》，将其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分开制定，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共性内容；在《地方政府组织法》之外，分别制定地方各级政府组织通则，规定各类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个性内容，并再根据管辖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发达程度等不同情况，对各类政府分别作出不同规定，形成一个相互配套的行政组织法体系。行政改革权的归属通过这样一套法律体系得到确定，享有行政改革权的各个主体根据这种确定来实行行政改革。

改革中，国务院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具体授权或者基于对既有法律加以具体化而制定行政法规，统一领导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改革，协调全国性的行政改革活动；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并以此协调属于本部门的行政改革事宜。当改革事项涉及到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时，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予以解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以此处理属于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改革事项；较大市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按照各自的特点，在各自辖区内有针对性的实施行政改革。

三

行政改革权在运行中，必然会具有行政权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的特点，为此，对于行政改革权的制约相当重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加强对行政改革权的制约。

1.明确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关系，形成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改革权的有效制约。

(1)应该通过立法途径为行政改革权的合法行使奠定基础，同时形成对其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制定《行政组织基本法》，明确行政组织法定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定原则。行政改革中涉及到行政组织改革权的问题，应该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也只有在法律授权下，才可组织较低层次的行政机关，并且一些重大问题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其次，要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包括行政改革权的分配；再次，要修改和完善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性质、地位、任务、职能配置、职责权限、活动原则、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政府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撤销程序以及违反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都要由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加以规范”。国务院组织法中，要明确国务院的权力、总理的具体权限、副总理的设置以及内部机构的设定等。地方政府组织法之外，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镇)、各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及地方政府派出机构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权限和机构设置的一般原则等；最后，制定国务院各部委组织法，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将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上升为法律。对授权国务院决定的直属机构和部委内设机构应明确职权并严格限制数量。并在保证与中央统一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由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政出多门 。对各级政府的非常设性机构要从数量和批准程序上严格限制，定期清理。这样，使得行政改革权的行使有法可依。

(2)应该调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形成司法权对行政改革权的有效监督。首先，要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同时受上级司法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的局面，使司法机关从政府中脱离，建立自成一体的司法系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切实保证司法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改革权的监督。其次，应尽可能的把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改革中违法使用行政改革权造成对相对人利益损害而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大，不应仅仅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应该针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的合法性实施监督和审查。再次，对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改革权过程中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司法机关应该有权予以追究其违宪行为的责任。我国宪法只是原则地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违反宪法和法律必受追究。但对于谁来审查是否违宪和如何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并没有规定。“我国至今尚未真正建立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制度。由于没有违宪审查制度，对行政机关，尤其是高层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尚未具体落实。”通过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必定会更好的保证行政改革权的实施。

2.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改革程序，减少行政改革权的自由裁量范围。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看，由于经济基础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行政机构也必须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进行改革，因此，不能期望任何改革一劳永逸，改革必然是反复进行的。既然是反复进行，那么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但每次主要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性决定改革的步骤，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固定、有效的程序。这既是制约我国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又是造成行政改革权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行政改革的程序应主要包括改革方案的动议、调研、起草、论证、审查、批准、公布、实施和监督等步骤。它对保证行政改革权的科学、民主、公开、合理的行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经验，建立一套合理的行政改革程序，在行政组织法中将其固定下来，以此规范和保障行政改革权的正常运行。首先，应对行政改革进行广泛的论证。我国历次改革都是在政府内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方案的。1991年成立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全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工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但是，编制委员会作为政府的职能机构，在执行改革任务和维护政府自身利益之间难以取舍，很难保证自身立场及其制定方案的中立性。应该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的研究机构。该机构应尽可能多的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对改革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建议报告。这样，既可以对改革应有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又可以防止政府利用行政改革权为自身谋取利益，符合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其次，立法机关对行政改革应该依法介入。一方面，应该由立法机关制定和完善有关行政改革方面的法律，对研究机构的建议报告，在政府和社会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立法机关采纳其合理的部分制定或完善法律，决定改革；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要改变过去地方政府组织法所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做法。各级立法机关应对于同级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方案享有批准权，而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备案，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的，可提请同级人大审查。再次，由政府负责，在有关法律的指引下具体推行行政改革。改革的过程应该分阶段、有步骤的稳妥进行。同时由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对行政改革的全过程予以监督，并由司法机关对行政改革权的违法行使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行政改革权的随意性范围将会大大缩小，混乱程度也将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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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改革范文篇10

一、司法制度改革

1、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随着法治的逐步推进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杜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我国司法制度中与社会经济墓础不相适应的一面日益突显出来。有人将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司法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二是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三是司法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四是司法机关权威不足、效率低下。¹因此,推进司法改革,消除司法弊端,增强司法职能,实现司法公正,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之举。

2、行政司法制度存在的异端在司法制度改革的呼吁中,行政司法制度改革的呼声较高,主要原因是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根据目前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域设置,司法机关在组织人事、经费开支等涉及司法活动命脉的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同级政府,造成了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高度依赖,地方利益在客观上成为当地司法机关利益的一部分,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成了地方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地方行政机关在展行职能过程中需要司法权的「保驾护航」,司法机关往往被要求协助当地行政机构完成难以单独完成的任务。因此,司法与行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使统一的司法体制几乎成了司法的地方自治,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与权威。

3、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司法制度应该任何改革?有人提出: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是以不改变现有法律制度为前提,对司法制度实行技术性改进的‘功能化”改革思路;二是以与司法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通盘改革为前提,对司法制度进行合理重组的“结构化’改革思路。就前者来说,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程度如何,更重要的还要依赖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安排。就后者而言,司法改革远不是一个部门内部的改革,在根本上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涵义也就超出了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身。

4、行政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国国内的公法制度,主要是宪法和行政法制度,就行政司法的宪法背景而言,需要加强的是整个行政司法制度的权威性、公开性和可预测性,以及行政司法制度的统一性。地方行政机构利用和依赖司法机构来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使司法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向下推行政策和实现杜会控制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形下,行政诉讼难以为继,行政诉讼制度形同虚设。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模式的变革需要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来进行,因此,规范和引导政府行为模式变革的行政司法制度改革必将成为司法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从上述意义上讲,行政司法制度的改革,必将涉及“功能化,和“结构化”二个方面。

二、行政司法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