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罪范文10篇

行政犯罪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违法；行政犯罪；关系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54（2002）04007502

行政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为人们提供秩序，使人们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里生产、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可以被滥用，会出现违法与犯罪情况，给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正是这一原因西方各国在规制行政权力运行时十分注意对行政违法、行政犯罪的防范与制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理论与实践中对二者研究重视的程度并不够，以致于本应以行政犯罪处理的，却因无法律依据，改为行政违法，而行政违法则因责任制度不健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公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对于行政领域中的违法与犯罪研究，有利于丰富我国行政法和刑法理论，为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预防和打击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提供适当的对策与方法，为丰富和实践行政法治原则提供切实的保障与矫正机制。

一、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及其差异性

行政违法的定义一般被概括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行为。”①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其一，行政违法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违法。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的民事行为、个人行为及其他非行政行为违法排除在行政违法之外。

其二，行政违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人员。

其三，行政违法在性质上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与违宪行为、民事违法行为不同，当然在实践中这几种行为会出现竞合的现象。

行政犯罪是违反行政刑法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一般认为其是指“违反行政法中有关刑事责任规定的法律规范而应承担刑罚责任的严重违法行为。”②

行政犯罪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行政犯罪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及行政工作人员。

其二，行政犯罪是由于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不依法履行行政职责而构成的犯罪。

其三，行政犯罪是双重违法行为。行政犯罪首先必须是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其又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刑事违法性是行政犯罪区别于一般行政违法的基本标志。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以上分析看出：它们都具有行政违法性，都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伴随着行政权运作过程而产生，具体都由公务员做出等。但同时二者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首先，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同。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区分在于看行政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否已经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的规定。行政违法行为之所以只属一般违法，在于此种行为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却不具有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是行政犯罪行为。

其次，违反的法律规范有别。行政违法一般违反的是行政法律规范，而行政犯罪则触犯的是行政刑法规范。

第三，主体构成不同。行政违法的主体由行政机关组织体和行政公务人员个体构成，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主体只能由行政公务人员个体构成。

第四，构成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主观要求不同。对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即可，而就刑法而言，则要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此来正确认定行政犯罪及何种犯罪，并根据其主观恶性程度确立犯罪人所受的刑罚。

第五，应当受到的惩罚方式不同。行政违法的法律后果是行政责任，行政违法的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应受行政制裁。行政犯罪行为由于其违法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因此，行政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具有双重后果，行政犯罪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双重的；既应承担刑事责任，又应承担行政责任，其中主要是刑事责任。③

二、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衔接性

有学者认为按照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所违反的法律规范的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一般的违法行政和严重的违法行政，一般的违法行政即我们常说的行政违法，而严重的违法行政是指行政主体的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不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范，而且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亦即行政犯罪。④可见，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之间有一种衔接的关系。这种衔接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衔接关系衔接内容

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衔接将行政机关或授权组织纳入犯罪主体范围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程度衔接较轻的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与行政违法相称，严重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则应纳入行政犯罪范畴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相应规范衔接完善行政刑法规范，而不能出现空白或冲突

行政违法形式与行政犯罪种类衔接改变行政犯罪罪名与行政违法形式不相对应的状况，在刑法或单行立法中增设更多的相关行政

犯罪罪名

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衔接要防止只追究行政责任以代替刑事责任的情况，也要防止只追究行政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

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的现象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了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互衔接性，但目前我国立法实践关于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仍然不相协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罪名种类与行政违法种类不相对应，存在着罪名设置的空白区域。行政违法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需要与其相对应的罪名种类。我国刑法经过1997年修订，增加了一系列行政犯罪罪名，集中在分则第九章“渎职罪”当中，共27个罪名左右。这较之众多的行政违法而言，却是极不对称的，使得一些不法之徒有了空子可钻。

第二，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不相对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行政违法与个人行政犯罪的主体范围不尽一致；二是单位行政违法与单位行政犯罪主体范围不相对应。立法上否认行政主体可以构成行政犯罪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可能造成犯罪主体的缺位或刑事责任错位。

第三，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与情节轻重的衔接不一致。社会危害程度是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最深层的区分点，在两者的衔接上应做到较轻的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为行政违法，而严重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则应为行政犯罪。此外行政犯罪不全面、分类不科学也是目前防止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实践中遇到的较为棘手的问题。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观念障碍方面的，立法者认为国家行政机关不能成为犯罪主体。1997年修订刑法正式规定了单位犯罪。刑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单位包括机关，而机关当然包括各种国家行政机关。因而，国家行政机关可作为犯罪主体，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立法上都不存在问题。况且，行政机关在民事、行政法律关系中，均是以独立主体出现的，可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也与我国采取刑法立法采用单轨模式有关。

三、行政犯罪立法的关键问题

为了指导实践中的行政刑法的立法工作，这里有必要解决未来立法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否则仅有法律条文，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仍然无法很好地防范，陡增立法成本，降低公民对行政法治及至依法治国方略的怀疑。

（一）行政犯罪责任主体问题

行政犯罪所引起的刑事责任应当由谁承担？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主流观点行政犯罪的责任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而不能是行政机关。这种观点体现于现行刑法的规定之中。但由于行政的特殊性，行政机关是完全有意志有能力来作为责任主体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分地强调了行政机关的权力性取向，忽视了其作为一般组织同样需要承担法律义务的责任。只有行政机关带头执法、守法，才会促进整个社会法治理想的实现。因此，目前刑法中有关的责任已呈现出双罚制的立法方式，这对于政府法治是个极好的促进，对于防范与制裁行政犯罪也是个很好的启示，有利于我们在将来的行政刑法中立法借鉴。

（二）行政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刑事责任只有通过具体的承担方式才能体现刑法的严厉性和制裁性，才能起到预防犯罪与教育人民的作用。由于行政犯罪的特殊性其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是我们在将来立法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行政机关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根据现行刑法第31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应当对单位判处罚金。按照一般的理解，单位犯罪的主体应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因此，法律实际上已经肯定了对行政机关判处罚金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尽管目前理论界对这一做法仍有许多非议，但基于惩罚的目的而言，罚金方式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我们这里的目的在于考虑能否扩展行政机关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使其除否定和谴责作用外，更能起到警戒和震慑的功能。

（三）行政处罚与行政刑罚的衔接

如前所述，行政犯罪具有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双重违法性质，这就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犯罪人应受到行政处罚和行政刑罚的双重处罚。鉴于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及实践的不足，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与行政刑罚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衔接：

1.实体上的衔接。实体是指立法要充分完善，双罚要有法律依据，不得以罚代刑，不能只刑不罚。某些行政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法院免于刑事处分的，交由行政部门处理，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予以处罚。

2.程序上的衔接。所谓程序上的衔接是指对行政犯罪实行双重处罚时，应当遵守刑事优先的原则。当行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活动过程中，认为构成犯罪的，应主动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后，再及时向先前移交案件的行政机关转达意见，或建议处罚，或免于处分，供行政机关参考。程序衔接是实体衔接的延伸与保障，二者同等重要。

社会转型时期会带来诸多的违法现象，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以其特有的权力垄断往往给公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如果不加以防范与控制，便会使整个社会对行政权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很好地研究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之间的差异与衔接，并从规则上加以解决，为防范和控制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提供依据，为实现行政法治提供保障。

注释：

①胡建淼：《行政违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②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行政犯罪范文篇2

行政违法虽有多种意义上的理解，笔者在本文中仅将其限定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这一范围，即指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违法。所谓行政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注：谭宗泽、杨解君：《行政违法的研究意义与界定探讨》，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而行政犯罪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使用的概念。行政犯罪是违反行政刑法的行为，但行政刑法本身又是一个多歧性的概念，因此，人们对行政犯罪概念的认识也是极不统一的，中外学者对此有若干不同的观点。（注：林山田：《行政刑法与行政犯辩正》，载台湾《法令月刊》，1989年40卷9期，第20页。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卢建平：《论行政刑法的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为了与行政违法的界定范围相对应和论述的便利，本文的讨论仅限于行政机关（含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主要是国家公务员）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犯罪行为，而不包括相对方在行政领域中的犯罪。（注：在此，笔者以行政权力行使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区分为行政机关及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犯罪与相对方的行政犯罪两类。当行政机关作为被管理者时的犯罪如走私罪，由于其与单位所犯走私罪性质相同，故不将其作为权力行使主体的行政犯罪看待。）

一、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既有若干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共同之处表现在：它们都具有行政违法性特征（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妨害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权运作规则，它们都发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即行使行政职权或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活动过程中。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性具体表现在：

其一，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同。行政犯罪属犯罪性质的行为，是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行政违法行为只属一般违法，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它却不具备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是行政犯罪行为。二者的犯罪或非犯罪性质主要是由它们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决定的。行政违法行为之所以还未构成行政犯罪，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而行政犯罪则是情节严重并触犯刑律的行政违法行为。因此，“判断某种行为究竟是行政违法还是行政犯罪，就要具体分析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否已经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的规定。”（注：张明楷主编：《行政刑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只有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危害程度，才能认为是行政犯罪行为。

其二，违反的法律规范有异。行政违法行为所违反的行政法律规范是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规范。行政犯罪也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它所违反的法律规范同样也包括行使行政权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规范以及法律对行政公务人员基于职务的一般要求或政纪要求等（如有关廉政的要求）。因此，行政犯罪首先必然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也都是行政犯罪。行政犯罪不仅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且还违反行政刑法规范（刑法规范之一种），它所违反的法律规范具有双重性，否则就不可能构成行政犯罪。

其三，违法情节的轻重有别。行政违法的危害性只有达到违反刑律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时才构成行政犯罪，而其危害性是否达到此程度，关键取决于行政违法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一般而言，情节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危害性达到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时，应以行政犯罪论处；相反，如果情节不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危害性尚未达到应当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时，就应以行政违法论处。

其四，构成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主观要求不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有些行政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徇私舞弊罪、滥用职权罪、刑讯逼供罪，有些则既可表现为故意的行政犯罪也可表现为过失的行政犯罪，如玩忽职守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在刑法中往往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出严格区分：是故意还是过失，在故意和过失中还进一步分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以此来正确认定行政犯罪及何种犯罪并根据其主观恶性程度确立犯罪人所受的刑罚。对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即只须有主观上的过错）即可，并不是象刑法那样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严格的界定和区分。（注：关于行政违法的主观构成，另文专述。）一般来说，主观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到行政违法的构成，只是影响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有无和轻重（行政公务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一般都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只要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就可构成行政违法。

其五，违法的主体构成不同。行政违法的主体由行政机关组织体与行政公务人员个体构成，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组织体在与相对方关系间，承担行政违法主体和责任主体之名，而行政公务人员则只在对内关系中作为行政违法的内部主体而存在。（注：关于“行政违法的主体构成”的分析，另文专述。）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是行政违法及责任的主体。在行政犯罪中，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主体只能由行政公务人员个体构成，如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不构成行使职权中的行政犯罪主体。现行法律包括新《刑法》中虽也有关于单位包括行政机关在行政领域中的犯罪，如《刑法》第346条对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及其刑罚作了规定，第347条对单位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及其刑罚作了规定，这些规定表明行政机关也可构成行政领域中犯罪的主体，但此时行政机关是作为相对方即被管理者而实施的犯罪，同其他法人或组织一样都是作为被管理者实施的妨害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犯罪，不是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的犯罪。可见，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主体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也是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二者的规定不相协调的表现与漏洞。

其六，应受的惩罚方法不同。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将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违法（或犯罪）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违法的法律后果是行政责任，行政违法的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应受行政制裁，目前的行政制裁方法主要表现为行政处分、行政赔偿。行政犯罪行为由于其违法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因此，行政犯罪所产生

的法律后果也应具有双重后果，行政犯罪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双重的：既应承担刑事责任又应承担行政责任，其中主要是刑事责任。行政犯罪应受的法律制裁与法律责任是相一致的，应受到双重制裁，即既应受刑事制裁也应受行政制裁，刑事制裁的方法主要表现为刑罚方法，也可表现为非刑罚方法。

二、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衔接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共同和相异之处，决定了对这两种违法现象必须予以正确区分和认定，（注：笔者以为区分和认定这种违法现象，关键在于从它们的相异之处来判别。关于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区分的原则及标准问题，可参见张明楷主编：《行政刑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6页。）二者的关系及其现实状况要求在法律制度上将此两种违法行为及其责任机制有机地衔接起来。如何有机地衔接和协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法律现实问题。笔者以为，应在法律上明确二者间的衔接关系。这些衔接主要应体现在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程度、相应法律规范、行政违法形式与行政犯罪种类（或罪名）及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的法律责任等几方面。

（一）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相衔接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行政违法主体由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承担，而代表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执行行政公务的人员在与相对方之间则不能构成行政违法的主体（只能作为行政违法的内部主体而存在，如行政违法造成相对方合法权益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违法主体和责任主体，公务员只在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求偿）。但是，在有关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的行政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却只规定了公务员或其他行政公务人员（即刑法规定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是犯罪主体，并无有关行政机关或者被授权组织的组织体作为行政犯罪主体的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是不承认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为行政犯罪主体的。例如，《刑法》第403条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司设立、变更、登记申请或者股票、债券发行、上市申请，予以批准或者登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上级部门强令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该条的规定如结合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来分析的话，批准或登记行为以及上级部门的强令行为，都属于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对这些行为负责，但一旦造成“重大损失”而构成犯罪的，就由非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或主管人员作为犯罪主体和刑事责任主体。如此，就制造了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在主体上存在脱节和不相一致的状况：在行政违法中作为主体的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组织体，在行政犯罪中却不能作为行政犯罪主体而存在，而在行政违法中不作为主体（或者说只作为内部主体、非独立存在的主体）存在的公务员（或其他行政公务人员），在行政犯罪中却作为独立的犯罪主体而存在（当然也有公务员个人因主客观原因而构成的只属其个人的犯罪）。笔者以为，这种违法主体与犯罪主体不相一致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主体、行为与责任应是一个相统一、相对应的联系整体。不仅民事主体、民事行为与民事责任，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与行政责任，犯罪主体、犯罪行为与刑事责任，它们各自在本系统内是一个相对应的联系整体，而且在不同的部门之间不同性质的主体、行为与责任也应是一个衔接、对应的有机系统。因此，在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主体及其责任关系的问题上，也应保持二者间的一致与协调，不能仅限于公务员个体作为犯罪主体，还应将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以及受委托组织）的组织体纳入犯罪主体范围，从而保持犯罪与违法、罪责的相一致。

将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组织体也纳入行政犯罪主体是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的：

其一，无论是行政违法行为还是行政犯罪行为，其实施的主体都是由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组织体和公务员（或其他行政公务人员）共同完成的，因此，行政机关既可在行政违法中构成违法主体，也可在行政犯罪中为犯罪主体。行政机关由组织体和公务员个体构成，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其所作出的行为是由行政机关组织体和公务员个体共同完成的，一个是对外的、整体的组织体，一个则是代表行政机关具体实施行政行为的公务员个体。由于在行使行政权活动中，公务员个体是代表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因此，这种行为首先是行政机关组织体的整体行为，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它都不是公务员以自己名义作出的个人行为，而首先是行政机关的整体行为。可见，无论是行政违法行为还是行政犯罪行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都应先承认其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当然这种整体行为又是通过公务员个体来实施或完成的，没有公务员以行政机关名义实施的行为，也就没有行政机关的整体行为。因此，当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职务活动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也应承认其为行政违法或行政犯罪的主体。行政机关的组织构成、行政违法或行政犯罪行为实施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仅应将公务员作为行政违法或行政犯罪的主体，更应将行政机关组织体作为行政违法或行政犯罪的主体，而不能排除行政机关作为违法或犯罪主体的可能性。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违法的主体，无论是在理论上和法律实践中都是被承认的，但将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犯罪主体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实践上都无明确涉及。笔者以为，行政犯罪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而且是种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先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才有可能存在行政犯罪行为，因此广义言之，违法主体也就必然包括了严重违法的主体即犯罪主体。行政机关既然可作为行政违法的主体，同样也可亦应该作为行政犯罪的主体。

其二，行政机关作为机关单位既然可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作为行政主体同样也可构成行政犯罪的主体。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并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就认为其不能够构成犯罪主体。以前曾有人反对将法人或组织作为犯罪的主体，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和立法的演进，世界各国大多都确定了法人或组织可构成犯罪的主体，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而且我国行政机关也可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的规定，就明确了行政机关可作为走私罪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0条、第31条明确规定了公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并应受到“两罚”。因此，我们以为，在行政机关可否作为犯罪主体的问题上我们没必要顾虑重重。不仅行政机关处于被管理者地位时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为单位犯罪，而且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公务活动中如违法并达到严重程度时也应承认其为行政犯罪的组织主体。

其三，罪责一致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组织体对行政公务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同样应担其名、负其责，而不得完全由公务员个体代之。只承认行政机关为行政违法的主体而不是行政犯罪的主体，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和罪责一致原则是不相适应的。任何人也包括组织都必须对其犯罪行为负责，不得代罚或诛连无辜。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即构成行政犯罪，而行政违法是以行政机关名义实施，作

为公务员个体如要构成行政犯罪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他还必须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在公务员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而行政违法行为又达到严重程度时，在客观上存在严重的行政违法法行为（行政犯罪行为），就会无相应的行政犯罪主体。这样犯罪行为就受不到追究，也不能使这种严重行政违法行为的实施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见，这种不承认行政机关为犯罪主体的做法显然在法律上有空缺，也是不合理的。对构成行政犯罪的行为，即使在公务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也不能只认为公务员是行政犯罪的主体和责任主体，这样有行为之名的行政机关并没有担“犯罪”之名和承担责任。这与罪责相一致的原则是相矛盾的。而且在实际中，公务员个体的大量行政犯罪行为特别是腐败行为（如受贿、以权谋私等）大多是以组织的名义而进行的，如果只认定公务员为行政犯罪主体和责任主体，则组织的犯罪并不能得到追究和纠正，其行政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得到扼制，组织还可能暗中给予经济补偿。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只认定公务员个体为行政犯罪主体并只惩罚公务员，当然也不能只认为行政机关为犯罪主体和责任主体。而应在行政犯罪中，承认行政机关组织体和公务员都可构成行政犯罪的主体-组织主体与个体主体，二者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二者的危害程度和情节轻重相衔接

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都具有危害正常行政管理活动的特征，但行政犯罪的危害性较之行政违法的危害性而言，已达到严重程度。这既是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区别所在，也应是二者的相衔接之处。二者在危害性程度上应相衔接，行政违法的危害性没有行政犯罪的危害性严重，行政犯罪的危害程度则已超出了行政法律规范所能调整的范围，须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方法来解决。在二者的衔接关系上，应做到较轻的危害正常行政管理活动的行为与行政违法相称，严重危害正常行政管理活动的行为则纳入行政犯罪范围，而不应将二者相等同或替代。

危害性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情节轻重”的一定量而具体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衔接问题上，还须具体把握“情节”。情节的轻与重是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衔接关系的关键要素。一般来说，情节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危害性就达到了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以行政犯罪论处；反之，情节不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危害性就没有达到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应以行政违法论处。如在玩忽职守行为与玩忽职守罪之间，不履行法定职责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属行政违法行为，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并导致严重后果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则构成行政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应依据法律的规定和事实来予以判断和考察。情节的轻重程度是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考察的，它是包括对行为性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所作的综合评价，它应是从是否符合行政犯罪（或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法律判断。从情节方面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行政犯罪，应具体地针对不同的法律规定和要求来确定。如，受贿罪要求受贿数额较大，海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罪须符合造成重大事故的情节条件，否则应以行政违法论处。

（三）行政违法形式与行政犯罪罪名相衔接

行政犯罪是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有多种多样具体表现形式，与之相对称，行政犯罪也应有相应的形式（以下以罪名代之），如滥用职权罪与滥用职权行为、失职罪与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发放许可证罪与违法许可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罪与泄露国家秘密行为等相对称。从我国新刑法的规定来看，已规定了大量的新的行政犯罪罪名，但我们认为仍是不够的。行政违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与行政违法相对应行政犯罪也应与之相一致。如在行政违法中有超越职权（与滥用职权相区别）的行政违法形式，但在行政犯罪中并无相应的超越职权罪。我们主张，改变目前这种行政犯罪罪名与行政违法形式不相对应的状况，在刑法或单行立法中增设更多的相关行政犯罪罪名，在有关行政犯罪的罪名方面可借鉴国外或我国古代刑法经验，如我国明清法律中就有贪赃枉法罪、擅离职守罪和违纪擅行罪等规定，国外刑法关于行政犯罪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贿赂罪、违法征收税款罪、非法取利罪、干预与其职务不相容的商事罪、滥用职权罪、逾越职权罪、曲解法律罪、职务泄露罪、拒绝或迟延公务罪、中止职务罪等等。（注：参见《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另见樊凤林主编：《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645页。）笔者以为，我国至少应增设下列若干新罪名（当然目前许多新的罪名已被规定在新的刑法典中，但它更多地是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规定），从而与相应的行政违法行为相衔接：其一，行政越权罪，具体包括：干预立法罪和干预司法罪（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超越行政职权范围干预立法权的犯罪行为和司法权的犯罪行为）、超越行政职权罪（超越法定的行政职权权限范围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行政越权罪的设定有利于与行政越权行为保持一致和对性。其二，曲解法律罪，即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为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非法利益故意歪曲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刑法典即有此种犯罪之规定。曲解法律罪可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行政违法行为相衔接。其三，不履行法定职责罪，即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拒绝、迟延、弃置法定职责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不履行法定职责罪可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违法行为相衔接。《刑法》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某些方面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犯罪已有明文规定。其四，违法征收罪，即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明知不应（或应）征收税费或其他公费等却故意超收或减少、不征的行为，如德国、法国、泰国、西班牙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都有此种罪名的规定。我国《刑法》在第404条规定了违法征收税款罪，但它仅限于“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并不包括超征税费和其他违法征收犯罪。违法征收罪的设定可以使之与行政违法征收行为相适应。

（四）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相衔接

任何违法行为都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行政违法者应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犯罪者则更应负因犯罪而致的法律后果。二种不同的违法行为都应有与之相配的法律责任。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衔接性，也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责任也应保持衔接关系，而不得以刑事责任代替行政责任或者相反。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衔接，具体表现在：其一，行政违法者对行政违法行为只承担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处分、行政赔偿等具体方法，不能对其适用刑罚。其二，由于行政犯罪具有双重性，因此，行政犯罪者对其犯罪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就相应地具有双重责任的性质。行政犯罪者依据刑法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行政犯罪又是种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因此，依据行政法他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另外，对行政犯罪还可采取一些非刑罚的方法予以制裁，如没收财物、限制其担任公务员的权利等。在对行政犯罪实施法律制裁时，既要防止只追究行政责任以代替刑事责任的情况，也要防止只追究行政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的现象，否则，刑罚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在刑事制裁手段上，目前只有适用公务员个体的制裁方法而无对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公务组织）的制裁手段。鉴于行政

机关的组织性特征，在制裁方法上，笔者以为可借鉴党组织的纪律处分制度。如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违纪查处中，不仅党员个人要受到纪律处分，而且对党组织违反纪律的，可以给予改组、解散的纪律处分。因此，对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有行政犯罪的，建议采取罚金、解散并重组行政机关等手段。否则，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公务组织）的行政犯罪就会受不到惩处。

行政犯罪范文篇3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三、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冒用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票据法》第103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主要是:

(一)伪造票据刑法上的票据伪造是广义上的。③票据的特性在于其是设权性证券,区别于证权性证券。这决定了票据法上的伪造包括两种手段:一是伪造已格式化了的空白票据;二是利用银行真实的格式化了的票据,在其载明的文义、事项上进行伪造行为。行为人仅仅伪造空白票据是不能诈骗的,其还必须在伪造的空白票据上进行虚假的票据行为。两种伪造手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是先后依次进行的。狭义的票据伪造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广义的票据伪造不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还包括出票的伪造和其他票据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而伪造签章是二者都不可或缺的。

(二)变造票据变造票据是指在有效的票据上,非法变更票据上除签章之外的记载事项的行为。票据变造的前提是该票据在变造前须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而在变造后仍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票据变造的具体方式是行为人在真实的票据基础之上,或者以真实的票据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起层、覆盖、涂改等方法改变票据内容,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改变。变造票据最常见的是非法涂改票据上的金额。

(三)作废的票据刑法上的“作废的票据”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票据法上的作废票据、过期票据、实现请求权的票据,这已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是否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则有待探讨。大多数观点认为,作废的票据包括无效的票据。④但也有学者提出作废的票据不应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论证。⑤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但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论证。因为票据具有形式性的特点,而票据法上的无效票据多是因欠缺形式要件而归于自始无效的,如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它不是利用票据的形式有效性进行诈骗,而是与一般诈骗罪原理相通,宜以诈骗罪处理。

(四)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诈骗”是本罪客观行为的本质特征,它使本罪区别于单纯的伪造、变造票据罪等。伪造、变造票据仅是本罪的手段行为,仅有伪造、变造行为不用以诈骗的不构成本罪;利用他人伪造、变造的票据进行诈骗的却同样成立本罪。此外,行为人既实施了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又以此诈骗的,属于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以本罪论处,达不到数额较大的,以伪造变造票据罪论处。从票据法原理和便于刑法操作两个方面,此处的使用仅指“直接使用”,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担保在内的广义的“使用”。首先,票据担保并不涉及票据关系和票据权利,其所指向的是被担保的经济关系。所以,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提供担保的行为的实施,侵犯的并不是票据权利和正常的票据管理秩序这一票据诈骗罪的主要犯罪客体,而是票据担保的经济关系,这种行为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只能以其实际侵犯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认定。例如,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产权证明文件进行担保诈骗银行贷款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等等。⑥其次,取其广义的学者,在论及本罪与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关系时,又有想象竞合、法条竞合,法条交叉竞合之争,使得刑法的理论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在办案时无所适从,导致法制不统一的局面。综上,将“使用”定位为直接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理有利的。

(五)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所谓冒用他人票据,是指非票据权利人假冒票据权利人,行使其票据权利骗取其票据财产的行为。而冒用的对象,从刑法体系解释的角度,只能是行为人认为是他人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便同其他票据诈骗行为发生重叠。此处的“合法有效”必须强调要以行为人的主观标准为依据,以免漏罚行为人对客观上是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无认识而冒用的情形。

(六)签发空头支票所谓“空头支票”,根据我国《票据法》第88条的规定,是指出票人签发的,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存款金额的支票。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

(七)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所谓“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是指支票出票人在其签发的支票上加盖与其预先留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处的印鉴不一致的财务公章。印鉴不符的支票,包括全部不符和部分不符两种情形。根据票据法原理,这将直接导致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不到兑现,所以为法律所禁止。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与票据法上的规定有所不同,刑法仅规定了“与其预留印鉴不符”,而未涉及票据法上的“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这就缩小了刑法打击的范围,不利于全面保护票据权利人的权利。而且故意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的支票的行为与故意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行为,在危害性上并无确定的差别。这就体现了行政刑法宜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出现的优势,毕竟票据法是专门性很强的法律,而且发展变化相对较快,刑法的非专业性和稳定性难免有保护不周之虞。

(八)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74条的规定,出票时具有可靠的资金保证,是汇票、本票的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即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基础。所谓“资金保证”,指票据的出票人在承兑汇票本票时具有按票据支付的能力;签发时无资金保证,而承兑时具备支付能力的,不应当成立此处的票据诈骗罪。此外,关于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新的金融凭证不断出现,如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和银行存单,外国银行的票据、支票卡、贷记凭证、借记凭证、商业消费券卡,等等,这些金融凭证能否成为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值得研究。从行政刑法的特性出发,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理解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这也正是在刑法中设立行政犯的空白罪状的优势所在。

四、票据诈骗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征

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票据诈骗犯罪是法定犯,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本罪是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不成立本罪;本罪是目的犯,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认识因素首先,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欺诈性具有明确认识。在票据故意犯罪中,对行为欺诈性的认识等于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例如,没有票据印制许可的人印制票据,没有出票权利的人签发票据,非票据当事人冒用票据当事人的票据,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违法签发空头票据等。上述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对自己的无权状态应该是明知的,明知无权而为,行为的欺诈性显而易见。行为的欺诈性无须依据刑法认定,只要依据一般经济生活伦理即可认定。对于票据犯罪来说,主要依据票据使用规则或者惯例进行认定。其次,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可能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人在犯罪时一般不会考虑那么多。所以,认定行为人对自己的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应该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的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而非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行政犯罪范文篇4

近年来，认真探索腐败的原因，不难发现，除了意志薄弱等因素外，还在于他们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有关，预防职务犯罪单靠打击是不够的，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树立—个意识、克服一个认识、坚持一个中心、做到五个坚持。

树立一个意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认识所有行使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白己身份的二重性利手中权力的二重性：就是本质上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同时又是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领导者：我们手中的权力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同时这种权力又主要是通过我们来行使的。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一个中心即以依法行政为工作中心。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按法定的权限、程序办，权责统一，公开透明，严格监督，就能有效地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人情、关系、金钱大于国法等权力“寻租”现象发生，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滋生。

五个坚持：一要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物必自腐后生虫”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来源于行政执法人员本身价值观念的质变。一个执法人员一旦有了实施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念头，任何看似严密的监督机制和严惩措施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每一个行政执法单位都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执法人员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法人的自律意识。自律是最好的自我防腐剂，也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措施，每个执法人员要严于律己，清心寡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谓小洞不堵，大洞受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人犯罪都是从少到多，从小到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必须做到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越权不失职，树立爱民意识，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服务。

二要坚持法规学习，要坚持部门法及相邻法规的学习，熟悉本行业务，掌握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增强行政执法能力。作为城建部门的执法人员不仅要学习城建管理法规及相关政策，还要学习土地法、文物保护法、森林法、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等。做到执法中不越权，不失职。

三要坚持制度监督。教育不是万能的，预防职务犯罪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管理特点和规律，要针对本单位的特点分析容易滋生腐败的部位和环节，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责任，减少漏洞，在健全制度的基础上，健全监督制，并确实落实。如建立执法告知制度、主办检查员制度、内部抽查制度等。

四要坚持执法公开。执法标准、程序要公开化。每个单位执法权力都有自己的程序、特点和规律，外部力量很难介入，成为执法权力运作的封闭性，群众很难监督。无数事实证明：职务犯罪最重原因是对权力约束不力，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利透明度，失去制约权力越人，发生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人。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将执法标准、程序向社会公开，便于群众监督、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权力滥用及失职。

行政犯罪范文篇5

一、行政执法部门、人员职务犯罪特点：

⒈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权力相对集中，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审批项目涉及社会热点的一些部门

从我市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市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土地批租和林业监管两个部门。我市地处半山区，地理特点导致我市石材多、砂资源多、林区面积大。这些部门的监管人员手里掌握着资源审批权、资源管理权和一定的处罚权，因此成为投机分子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而这些人也极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交换，以权谋私，以权谋钱。年我市林业局某林场场长侯某、副场长魏某违规私批滥伐林木，导致关山林区余亩林木被毁一案就是典型例子。作为林业部门基层管理人员，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监管职责，违规越权审批，放纵滥砍滥伐，最终导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

⒉犯罪主体年龄多为中年以上，学历偏低

行政执法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但综合最近三年来我市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况来看，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偏低，年龄偏大。通过分析发现，我市某年至某年期间涉嫌职务犯罪的这些人当中，高中以下文化的几乎占了一半。这些人也正处于生活、心理负担相对较重的中年年龄段。他们往往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辛苦努力才走上行政执法领导岗位的，心理上存在着捞一把的想法。从自身来看，这些人法制观念淡薄，极易在各种利益引诱之下迷失自我，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⒊犯罪嫌疑人都是业务骨干，处在重要的工作岗位

在我们所查处的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都是部门中层以上领导或部门骨干人员。他们都担任一定职务，或主管某项重要工作，既有部门负责人，也有一般工作人员，这些人手中都掌握一定的行政职权，而这些权力一旦失去机制制约，就很可能成为犯罪的源泉。

⒋趋于团伙化

在行政执法领域，单纯由单个人实施的职务犯罪比例不大，从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类案件往往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实施。因为在行政执法领域，某项执法行为的实施往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通常有一定的审批制度或领导把关制度。因此，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往往表现为基层执法人员与中层领导人员合伙作案，欺上瞒下。他们在某一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关照，互相利用，结伙作案。

⒌犯罪行为公开化

与其他类型犯罪相比，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具有公开性的特点，行政执法人员往往是共同组织和实施犯罪，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秘密。例如，某年我院查处的某镇土地所所长段某和副镇长白某受贿案件中，段某和白某收受辖区某村村委会贿赂元后违规批准其非法用地，而后二人将元钱予以私分。在行政执法机关内部，执法人员之间对于滥用职权的事实达成一种默契。

二、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偏低

行政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差是导致职务犯罪的最根本原因。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执法犯法。如今我国对法官、检察官这两类司法工作人员的选拔实行统一考试制度，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但对行政执法部门从业人员的选用却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也没有完善的公务员法律对他们的执法行为进行约束，导致行政执法人员鱼目混珠，素质偏低。

⒉存在趋利心理

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动机主要是因为物质需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精神需要引起的。面对名目繁多的物质享受，日渐增多的娱乐性消费形式，人们的消费结构由过去单一化转变为多样化。而当个人的支付能力不能满足这种强烈膨胀的私欲的时候，涉案人员往往在贪图物质享受，追求奢侈生活方式的动机刺激下，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力攫取非法利益，这是导致案件发生的普遍心理。

⒊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

在调查中发现，行政执法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文化素质偏低，但他们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在业务方面又都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独当一面，可以称得上是业务上的好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不注重学习，特别是不注重政治学习，不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上的一些挫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有的嫌疑人长期处于中层自认为应该得到提拔重用而未被提拔重用，因而心理失衡，以身试法；有的犯罪嫌疑人是带着一种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市侩心理索贿受贿，从而放纵违法犯罪，该移交司法机关做犯罪处理的仅做罚款处理了事。我市林业局林业派出所原所长任某、指导员任某就是收受贿赂，视滥伐林木的违法事实不顾，不积极予以制止，也不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致使辉县市某镇发生盗伐林木立方的特大毁林案件。

⒋不注重道德修养

在调查中发现，涉案人员的道德修养低下，他们不注重道德观的培养。从他们贪污受贿的所作所为来看，什么职业道德、公仆意识、党性意识、服务意识等等，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都已荡然无存。他们原本也是一些业务骨干，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些嫌疑人的交代来看，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贪污受贿的经过都记忆犹新，交代的最清楚，最详尽。而多次犯罪之后，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么清楚。这说明，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那一刻也是有过思想斗争的，他们的道德天平并非一开始就倾向犯罪的一边。正是由于他们平时不注重道德修养，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才一步一步陷进犯罪的泥潭。

⒌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这些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法盲，都知道什么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但他们之所以明知故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心存侥幸。一些受贿案件和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认为向自己行贿的都是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或者是有求于自己的人，而且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行为谋取了利益，认为他们绝不会出卖自己。还有一种心理，认为行贿和受贿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你给我钱，我给你办事，互利互惠，为了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行贿方不会出卖我。他们没有深思，行、受贿双方的心理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无情义可言。一位行贿人坦称：那些接受他贿赂的人让他从心底里看不起，而那些不接受他贿赂的人，虽然不一定使他得到他想得到的利益，但他却从心底里敬佩他们。

二客观原因

⒈利益驱动，见利忘义

一些部门受利益驱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违反法律、超越职权，将本不该自己部门管辖的案件自行处理，一些案件本来已违反刑事法律构成犯罪的也只是做罚款简单处理，使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甚至重新犯罪，给社会安定造成严重隐患。年月，我市某派出所所长刘某在处理其他案件时发现本辖区任某等人有贩毒事实，在部门利益驱动下，仅对犯罪嫌疑人作行政罚款处理而未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向有关司法部门移交；一些部门在得到一定好处后对应当属于自己管辖的违法案件听之任之，放纵违法行为一再发生，直至造成严重后果。年月，市林业派出所所长任某、市林业派出所指导员任某在接到我市某镇发生渭河防护林滥伐余株的违法事实后，得到好处后未积极履行监管职责，追究周某等涉案人员的责任，致使周某等人于同年月再次在同一地段盗伐林木株，造成严重后果。所有这些，无不是受部门利益或个人私利所驱动造成的。

⒉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落实

对付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是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只有健全监督机制，才能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有犯罪倾向的人慑于制度和法律的严厉而不敢涉足违法犯罪。目前，行政执法领域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对于某一行政执法机关而言，其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成为违法犯罪的根源；对于行政执法部门而言，有些权力集中的部门由于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掌着面向全区的某一项职权，他们执掌的这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在行使过程中很容易走样，不仅诱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而且容易造成在权钱交易过程中，由于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⒊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执法管理模式，易成为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

行政执法人员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地方政府因为人员超编等原因而使一部分行使国家工作人员职能的人员成为自收自支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及其他开支均来源于这些部门的收费项目。于是，行政执法单位成了自负盈亏的另类企业。这些部门为了给部门创收，弥补经费不足不惜以利为本，依钱行政，使监督缺省，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完成了经济指标之后，其余本应成为国有资产的款物就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他们私设小金库，私分罚没款，贪污行贿。

三、预防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

⒈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是依法行政的基础。行政执法队伍庞杂，执法任务繁重，法律政策性强，行政执法机关要树立公正廉洁的形象，使其执法行为高效廉洁，必须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只有从思想教育入手，我们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抓犯罪预防工作，通过上法制课、看展览，进行警示教育等活动，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感，提升正气。同时通过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按照依法行政，加强监管，提供服务的要求去做，促使行政执法机制正常运转，形成良性的行政执法人文环境。

⒉公开执法流程，增加执法透明度。

执法行为中的暗箱操作，是导致执法违规性和随意性的重要原因。要杜绝暗箱操作，就必须对行政执法的每一部门、每一岗位、每一环节，及内部各部门、各岗位、各环节之间的责任和衔接、协调，都具体清晰的加以规范，并将全部执法流程公示于社会，从而提高执法透明度，使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始终处于上级、各部门、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行政执法部门的政务公开是一项艰巨的事项，许多行政执法部门自恃自己执行的是国家的行政法规，他们视之为“尚方宝剑”，认为无社会监督的必要性。事实上，要促进依法行政，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增强行政执法的透明度。要从源头上遏止职务犯罪现象，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

⒊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的群众监督、内部监督、审计监督和检察监督机制是预防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关键。一是加强管理监督，主要是上下级监督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并实行监督连带责任制，对因监督缺失造成职务犯罪发生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连带责任；二是加强审计监督，建立经常性的、规范性的对罚没款进行审计监督的制度，及时揭露已发生的罚没款违法违纪问题；三是完善举报监督机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实行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对违法处罚行为的举报。

行政犯罪范文篇6

---------在质量技术监督局讲课稿

渎职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泛滥成灾，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妨碍国家机关职权效能的正常发挥，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行政执法人员担负着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者的角色；代表政府机关行使管理社会的责任。行政执法人员正确地履行其职责，对于正常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仅能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而且还能极大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提升国家机关的信誉和形象。相反，行政执法人员如果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则不但妨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严重的还会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应引起重视。因此，在打击和惩治的同时，如何在源头上解决或减少渎职犯罪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行政执法中暴露的普遍问题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为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依照法定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其中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管理中常见的行政执法行为之一，被广泛运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它一方面是维护行政权威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侵害性很大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因留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如不约束容易被滥用。近年来从行政执法的情况看，主要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1、摆不正法与情的位置，办人情案、关系案多。行政执法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和一般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尤其是当他们作为行政执法人员身份在处理具体违章、违规、违法个案时，亲朋好友、同学邻居等各种人际关系千方百计托请过来，甚至有时是各级领导直接、间接的打招呼。在“哥们义气”、“人情难却”、“领导关照”的理由下，往往容易把握不住自己而“放一码”，造成重过轻罚，轻过不罚，甚至让应受刑事追究的人逃避法律制裁。如陈玉林杨小飞徇私枉法案.

2、经不起诱惑见利忘法。行政执法涉及的面很广，行政执法人员同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其中有小本经营的个体户，也不乏资金雄厚的大老板。有的执法人员在金钱诱惑下利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在处理经济违法案件中见利忘法随意扩大或缩小事实，以致收受贿赂导致职务犯罪。如顾小明案。

3、滥用行政处罚权谋求部门私利。无论集体或个人，违了法就要接受行政处罚，一旦涉嫌犯罪就必须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连普通百姓都知道的道理，却被一些行政执法机关打折扣变成了“以罚代刑”。这一点，2001年7月国务院310号令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早就明确。然而，国务院令在一些地区执行得并不理想。在一些地方，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猖獗，一些犯罪分子之所以气焰嚣张，都与执法不严、“以罚代刑”不无关系。由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被基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广泛运用。不可否认，行政处罚背后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一些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出于不正当的考虑，容易利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滥用行政处罚权，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过施以重罚、严罚。使得一些行政相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行政执法人员交朋友，请客送礼，吃喝玩乐，奉为“座上宾”。今年四川南充技监局以稽查分局局长,队长为首5人明知他人非法收购生产销售病死猪而以罚代刑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捕

4、执法随意，裁量不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营者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可以使经营状况的好坏、获得的利润相差很大。一些民营或私人企业由于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往往违规违法较多，但又对行政处罚不认帐。碰到这种情况，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时，对一个罚则档次内就高还是就低不看具体违规违法事实、程度，而是看他经营状况的好坏或者看“人头”。对经营状况好的或老实人、好讲话的人就以上限为标准多罚点，经营状况差的或刁蛮的、不好讲话的人就以下限为标准少罚点。可见行政处罚的随意性较大而导致裁量不公。

二、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犯罪的原因：

对行政执法中暴露的问题，既有个人思想认识、意志品德、执法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在执法环境和条件上亦存在不足，初步分析有以下几点：

1、从主观上讲是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干部思想上执法为民的“公仆”意识淡簿，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社会经验少，自制力不强，进入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后，认为手中有权，就有些忘乎所以。同时，他们又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味追求“虚荣”和“金钱”，很容易就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

2、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缺少有效的监督。这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由于行政机关的执法程序不够透明，加之个别干部、个别岗位的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罚与不罚、罚多罚少全有一人说了算。二是由于行政机关的领导监督不力，造成个别执法者为所欲为。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发案单位的疏于内部控制，才造成了某些不该发生的渎职案件的发生。

3、行政处罚的宽严幅度及弹性过大。现代行政执法管理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法规对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尽量作出具体的细则规定，这对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都是有利的，但目前法律还有不完善之处.这是我们行政处罚法规中的一大弊端，由于我们过去对行政处罚法条文科学性的研究不够，造成许多条款的规定不够严密。比如在税收、工商等法规中都有“罚款50元至5000元”、“罚款一倍至五倍”等类似条款。这就给哪些别有用心的渎职犯罪分子有了可以以权谋私的伸缩余地。

4、行政执法与政府职能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及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外来开发商到区域内“筑巢”，经商的根本目的是要赚钱，在创业或经营过程中，往往有部份工商业者在资质、环保、卫生、质量、经营范围、手段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不守规矩，甚至违规违法。按照处罚规定，依法行政是对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但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把握尺寸比较难，执法力度大了会影响区域内的招商引资，执法力度不到位甚至不罚有悖职业精神和公正执法。因此服务经济大局为重还是依法行政为本形成矛盾。如安徽劣奶奶事件瀑光后,我省仓南泰顺嵊州对技监局人员因监管不力立案5人(泰为正副局长)

5、机构编制不统一，影响执法人员思想。近几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撤并后的一些职能部门编制发生变化，人员有的列入公务员编制，有的属事业单位编制，也有的参照公务员管理，但不享受公务员待遇。编制上的不统一带来经济待遇的差别，直接影响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思想情绪波动大，由此也间接影响公正执法。我县情况看至少有近半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且执法素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着执法的质量。

6、某些领导干部法制观念不强，或多或少干扰行政执法。由于行政执法的对象基本上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行政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因而在查处行政违规违法案件中，领导干部出面为行政相对方求情、打招呼的也不在少数。种种请托、关照到了承办人那里，能不给点面子吗？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虽然自由裁量权有空间，当然就低不就高，能不罚就不罚，既给了领导面子又不违法。行政执法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仍未完全杜绝。

7、渎职即犯法”的观念未深入人心。一些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渎职，他们的顶头上司却理直气壮地到处走动说情。据说，顶头上司不去说情，还会被本单位、本部门的干部群众看作“没有人情味”“不爱护干部”。对于纪检、监察和检察部门的调查，不少地方和部门百般隐瞒，极不配合。渎职不算犯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可在官场上却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要不然，为什么阜阳市的某工商所副所长在接到劣质奶粉的举报后，却敢于听之任之？甚至在当事人向他们出示了劣质奶粉检测报告的情况下，仍然置之不理，直到吃出了那么多“大头娃娃”，以至吃出了人命呢？保护人权被写入了新宪法，但生活中哪些现象才算是侵犯了人权，非专业人士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按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的说法，官员的玩忽职守和渎职造成的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三、行政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防范对策：

如何预防职务犯罪，我们认为要克服一个认识，做到一个具有，五个坚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克服一个认识是：不贪污不受贿就不能犯罪的模糊认识。在工作中超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也是犯罪。人们对于渎职犯罪存在哪些认识误区呢：其一，哪怕损失再大，“钱不进个人腰包不犯罪”；其二，“为公不犯罪”，甚至美其名曰“好心办坏事”；其三，“失误在所难免”，造成重大损失是“交学费”；其四，“法不责众”；其五，“集体研究无责任”或者“领导决定无责任”。

一个具有：即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避免在工作中由于不认真履行职责而犯罪。

五个坚持：一要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物必自腐后生虫”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来源于执法人员本身价值观念的质变。一个执法人员要想实施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犯罪任何看似严密的监督的机制和严惩措施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每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执法人员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法人的自律意识。自律是最好的自我防腐剂，也是预防渎职犯罪的根本措施，每个执法人员要严于律已，清心寡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切不可轻小节，而忘乎所以，所谓小洞不堵，大洞受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人犯罪都是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执法中，要正确使用自已手中的权力，不越权不失职，树立爱民意识，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服务，做依法行政的楷模。

二要坚持法规学习，要坚持所执法及相邻法规的学习，熟悉本行业务，掌握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增强行政执法能力。如技监部门的执法人员不仅要学习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及有关法规政策，还要学习行政处罚法、其他法规政策及有关刑事法规等，做到执法中不越权。当前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请务必结合。

三要坚持制度监督。教育不是万能的，预防职务犯罪每个单位、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管理特点和规律，要针对本单位或本行业的特点、分析容易滋生腐败的部位和环节，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责任，加强监督，减少漏洞，并确保落实。如建立执法告知制度、案件内部监督制度、企业抽查人机结合。

四要坚持执法公开。执法标准、程序要公开化。每个单位执法权力都有自己的程序、特点和规律，外部力量很难介入，成为执法权力运作的封闭性，群众很难监督。无数事实证明：职务犯罪最重原因是对权力约束不力，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失去制约权力越大，发生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执法部门既要公开裁量标准，将执法标准、程序向社会公开，又要将处罚公开，便于群众监督、防止执法人员权力滥用及失职。

行政犯罪范文篇7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程序手续不规范

《规定》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和需履行的手续,应该说是比较明确具体的,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工作制度和规程,移送接办的程序和手续不规范,导致相关部门缺乏协调,相互配合不力,影响了《规定》的执行效果。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具体承担移送和接受案件的机构不明确,不统一。《规定》第5条规定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但对具体的移送和接受机构没有明确。工商机关以市局或区分局的名义正式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有的公安机关以内部办案机构及工作人员盖章或签名接受或退回。目前,深圳市工商局的涉嫌犯罪案件直接移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该局设立了受案中心接受移送案件。各区工商分局的案件移送区公安分局经济文化内保科。由于工商所、派出所都属于派出机构,不是独立的执法机关;管辖的地域范围是工商、公安机关在各自内部机构职权范围的划分,不属行政区划,没有对应关系。因此,工商所查办的涉嫌犯罪案件,应以分局或市局的名义移送给公安分局或市公安局。有的办案机关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其他公安机关或其内部处室,严格说不符合有关规定。由于机关内部机构设置较为复杂,哪个机构或工作人员能够代表公安机关接受、处理,是一个需要明确的实际问题。

(二)移送案件交接程序与手续不规范。表现在移送回执上,有的只盖办案机构的公章,有的还不盖章,有时使用的是《报警回执》。有的没有正式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只在移送回执上写上退回意见就退回移送机关;有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是以内部机构名义作出;通知书格式不统一,有的是有存根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有的以不予立案函发出。

(三)案件材料处理不当。《规定》第6条和第8条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时需要提交给公安机关的材料和不予立案后案卷材料的处理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一些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后,公安机关没有了下文,没有回复。是否立案,行政机关无从得知。案卷材料还在公安机关那里。有的案件,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虽告知了移送机关,但却以需保存案卷、执法监督等理由,不予退回案卷材料。有的公安机关让移送机关保存案卷材料的复印件。无论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是部分还是全部,如果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案的,都应“相应退回案卷材料”。否则既影响了行政机关对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处理,又破坏了案卷材料的完整性、权威性。

(四)退回案件的处理不规范。《规定》第9条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接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可以自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以何种形式退回的案件,没有一宗案件,工商机关提出异议。对公安机关不规范的接受、处理,也没有提出过书面异议,而转回依照工商管理法规进行处理。移送案件是经过层层审批,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批准决定的,公安机关退回了案件,该如何处理没有程序性规定。

二、案件移送前是否可进行行政处罚

实践中,对涉嫌构成犯罪案件的移送时机有三种做法和观点:一是所谓的案前移送,也有的称直接移送。就是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嫌构成犯罪的,不作行政处罚,而将案件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二是案后移送,也称间接移送。即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行政管理法规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政处罚后,再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三是折衷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对认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依行政管理法规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后,不作出行政处罚而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特殊需要时,可以适当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特别是制止性行政处罚后,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观点其实还是以案前移送为一般原则的。

第一种做法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该法第38条规定,案件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决定,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42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年7月28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深圳市工商局有关案件移送问题的请示》做出《关于案件移送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法宇]第192号)给广东省工商局,明确指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7条和第22条的有关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案件过程中,认为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不再进行行政处罚。据此,有相当多的人坚持案前移送的观点。有人认为,一个行为只能有一种定性,不同性质的行为应按不同的法律依据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责任。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只能依据行政法律的规定追究行政责任。而对于刑事犯罪行为则必须依据刑事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做法和观点的根据是《行政处罚法》第28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规定》第11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据此,有人认为,“上述规定表明有权行政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可以作出相应的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

上述两种做法和观点各说各理,似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矛盾在于法律法规的不尽详细的规定和理解上的分歧。从法律条文的字面理解,前两种相对立的做法和观点都可以站得住脚。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存的情况下,当然要遵循“刑罚优先”的原则和在刑罚不足行政处罚为补充的原则。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于强调不能“以罚代刑”,并未明确“罚”“刑”的顺序,更不应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立起来。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罚,刑罚同样不能代替行政处罚。在认定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时,《规定》这一专门性的法规应优先作为理解和适用具体案件的依据。如果移送前不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话,那么《规定》第11条无法解释,这种情况指的就是行政处罚先于刑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的《关于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加大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力度的通知》(公通[20**]79号)指出: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与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工作可同时进行。当然,有人认为这是特殊情况。但《行政处罚法》和国家工商总局1999年答复,明确否定了案后移送的做法。虽然国家工商总局答复,以20**年实施的《规定》来看,并不严谨,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刑罚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即对刑罚重于行政处罚的简单化认识。从法律责任的形式上看,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是因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定性不同而由不同性质的机关采取的不同性质的惩罚措施。但并不是说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只能承担一种法律责任,刑罚力度一定强于行政处罚。对自然人来讲,刑罚的人身制裁力度无疑重于行政处罚。但对单位犯罪来讲,刑罚从制裁的结果和手段上讲却不是最重的处罚方式。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是罚金,最重的处罚方式应是通过吊销法人营业执照等对单位作为“拟制人”主体资格的撤销。对自然人的终极制裁是死刑,那么对单位的终极制裁就是主体资格的取消。另一方面,虽然罚金与行政处罚的罚款性质与幅度不同,但其结果形式是相同的,都体现在当事人财产上的减损。而行政处罚的对象不论是公民,还是企业、法人等单位,大多数行政处罚的种类对两种都可以适用,当然,有的处罚种类适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如人身罚只能适用于公民,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只能适用于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在刑法修订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对单位犯罪只采取罚金的形式,过于单一,还应增加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但后者都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应由行政执法机关适用,不宜纳入刑罚种类。因此,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种类并非完全对应关系。行政处罚与刑罚有些处罚种类可以相互衔接,有些是相互独立的制裁手段,不能衔接。当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是单位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是不统一的,重要的是,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远比刑事责任的方式要多,单一的罚金手段显然不足以达到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刑罚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刑罚对象主要是自然人,刑法有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规定在主要追究自然人的经济犯罪行为的同时,也通过对自然人(单位犯罪中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达到制裁单位的目的。在移送案件时,行政执法机关很少区分违法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经常混淆刑事责任人与行政责任人的认定和区分。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犯罪,认定犯罪主体并不困难,但对于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规的行为,对违法犯罪主体(公司还是股东)的认定一直是工商行政管理的难点问题之一。

三、涉嫌构成犯罪案件认定标准的分岐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移送的案件,公安机关退回的理由是:案件已过追诉期;行为人已改正,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处罚主体不合格(如提交虚假证明文件的公司股东已变更)等。这就涉及了如何认定涉嫌案件的实质问题。行政执法机关如何认定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标准是否以追诉的规定为准,是否以刑法的犯罪构成为标准成为争论的焦点。在此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为主要依据,只要当事人违法金额、幅度达到了该规定的标准,就认定为涉嫌构成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另一观点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按照《规定》第3条的规定,考虑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对第二种观点,有人认为超越了行政执法机关的权限。是否构成涉嫌犯罪,应由司法机关决定。笔者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综合考虑违法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规定》第3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这表明,行政执法机关认定涉嫌构成犯罪案件时,依据的不仅是追诉标准,还有刑法的有关规定。如果不考虑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话,那就是把涉嫌构成犯罪的认定和移送工作简单化了,行政执法机关根本就不需要掌握刑法了。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案件的查处都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认定涉嫌犯罪案件,必须有基本的证据材料,这是其职责所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的通知明确要求: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按照《规定》要求,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及应当出具的检验、鉴定结论。因此,如果行政执法机关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涉嫌犯罪的基本证据材料,实质上是放弃了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违法行为基本定性的判断,严格说是回避职责的表现。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的经验,对刑法理解和掌握的水平应该说高于行政执法机关。司法实践没有作为犯罪处理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还有必要移送公安机关吗?对同类型的案件,必须与司法机关取得沟通,达成共识,提高移送案件的准确性。还有,必须看到刑法及有关法规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犯罪标准过低;犯罪情形、危害后果的判断标准还不全面;执法中理解不一,掌握不准。在公司登记管理方面,专家学者和社会一直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要求过高,应该修改。注册资本对公司经济活动的担保作用被过分夸大。

不合理规定导致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的现象比较多。如果都仅凭其数额认为是犯罪追究的话,恐怕司法机关难以承受。不是说不执行国家法律,但在执法中应该理解法律的精神,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一般没有主观恶意,没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不宜认为是涉嫌犯罪。这与以罚代刑有根本区别。但这可能与《规定》有所冲突。

四、健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建议

通过上面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解决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问题,必须从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两个方面着手,即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规范、高效的合作机制,制定具体、明确的移送接办程序和手续规定;同时,加强协调,统一认识,将对犯罪标准的认识统一到刑法和《规定》上来,进一步细化认定涉嫌犯罪而移送的标准。

(一)建立健全案件移送接办的规章制度。工商机关应主动协调公安机关,联合制定具体的规定,明确具体移送接办的程序、形式和履行的手续,同时明确各级工商、公安机关具体的移送、接受的机构,及案卷材料和涉案物品的移送、处理、退回的程序。《规定》已经比较具体明确,只要两个部门能够真正履行,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不应是问题。如实际工作中确有难处,可提请政府或其法制部门出面协调解决。

有的工商局协调公安、检察机关,制定了《案件移送联审表》,对工商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由三个机关会签意见,简化了程序,明确了对案件定性。这种形式严格说不是《规定》所指的案件移送。但笔者认为,这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标准的把握,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怕追究不移送案件的责任而扩大打击面的现象,提高执法效率,避免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与公检法机关的协调、合作,探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公安等机关的办案协调与配合,经常交流、通报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合作措施必须明确、具体,落实到具体办事机构,规定具体的协调、合作形式、渠道、规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健全内部有关规章制度,明确工商机关内部的涉嫌犯罪案件的承办、审核、移送、跟踪、协调、案卷及涉案物品处理等事项的规定。

(四)加强对刑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和研究。

行政犯罪范文篇8

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及法律属性目前在我国学界尚存争议,因此,欲就行政刑法立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需要厘清何谓行政刑法。

一、我国行政刑法的概念与性质

(一)我国行政刑法的概念界定行政刑法一词源于德文Verwaltungstrafrecht。由于德文strafe既可译为刑罚,也可译为处罚、惩罚,因此在字面上看,Verwaltungstrafrecht译为行政刑法、行政刑罚法、行政处罚法均无不可。正是语言翻译上的因素,加之各国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犯罪观念存在不同,行政刑法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受其影响,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的概念也有多个不同表述。笔者在此主要是从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及学科定位的角度,对我国行政刑法概念的代表性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种:(1)行政刑法是国家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以各种处遇措施对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或倾向施以制裁或进行矫治的法律体系。[1](2)行政刑法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施而制定的有关行政惩戒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2](3)所谓行政刑法就是国家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和。[3](4)行政刑法就是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行政刑法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观点一对行政刑法的界定,规制范围最广。按该定义,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或倾向,既包括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又包括犯罪行为,甚至从字面表达上看,还可以将道德秩序等各种非法律秩序包括于内,此外,还包括违反社会秩序的倾向。行政刑法的规制手段各种处遇措施,既包括行政制裁,又包括刑事制裁以及特殊的矫正措施,乃至国家可以采取的其他任何处遇措施。该定义没有明确界定一个可行且合理的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和规制手段,是不妥当和不现实的。观点二将行政法中有关行政惩戒的部分定性为行政刑法,应是借鉴了德国模式。在德国,行政刑法是关于行政不法及其行政罚的法律规范,其地位类似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笔者认为,行政刑法规制的是行政犯罪行为,我国的犯罪观与德国明显不同,我国的犯罪概念由刑法典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由刑法予以规制,这已是成熟且成型的法律制度,这种条件下如采德国模式,将我国的行政刑法与现实中的行政处罚法等同起来,不仅没有实际意义,亦恐有害。此外,行政惩戒在行政法上有其特定含义,通常是指对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定义将行政惩戒与行政制裁混同,显为不妥。观点三与观点四相比,在行政刑法的范围中包含了劳动教养的相关规定。仅就概念而言,采第四种观点较为合理。劳动教养制度作为当下争议极大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急需改革,该制度是研究我国行政刑法无法回避的重要部分。但界定行政刑法的概念,是否有必要把劳动教养单独加于概念之中则值得商酌。当我们给一个法学分支部门下一个概念时,应当是能够通过概念就可以把握该法学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学部门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能够通过概念明了该法学部门学科当下研究的最热门问题是什么。所以将劳动教养单独列于概念之中是不妥当的。综上,所谓行政刑法,是指规定行政犯罪及其行政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行政犯罪是指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规,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秩序,依照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1);行政刑罚则指行政犯罪人实施行政犯罪行为后依法应当承担的刑事强制性制裁方法。(2)

(二)我国行政刑法的性质关于行政刑法的性质定位有行政法说、刑事法说及双属性说等三种观点。行政法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归属于行政法。其代表人物为德国的行政刑法理论的奠基人郭特希密特,我国学者亦有持此说者。[2]刑事法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广义的刑法范畴,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与固有刑法的指导原理相同。由于固有刑法的诸原则大多在行政刑法中是妥当的,故行政刑法并非只是与固有刑法的形式相同,而是形成统一的刑法的一个部门。,,应认为行政刑法是作为刑法的特殊部门属于刑法。(3)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刑法规范,是分散在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法律的刑事责任条款中,而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都属于广义的刑法的范畴,因此,行政刑法自然也是广义的刑法的一部分了。[4]双属性说认为行政刑法同时具有行政法属性和刑事法属性,具体表现为:(1)惩罚对象上的双重性。行政刑法的惩罚对象是行政犯罪,行政犯罪具有违反行政法和违反刑事法的双重违法性。(2)法律责任上的双重性,即行政犯罪引起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3)法律渊源上的双重性。无论是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规范还是分散规定在单行刑法和行政法律法规中的行政刑法规范,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法规范或一般意义上的刑法规范,而是兼顾行政法与刑法两种性质的特殊意义上的行政刑法规范。(4)指导原理上的双重性。行政刑法在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应当兼顾行政法与刑法的基本原理。[5]笔者认为我国行政刑法不是行政法属性。前已述及,德国的行政刑法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相若。在我国,行政处罚法毫无疑问是行政法属性,因此,我国学者采行政法说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属性,实际上是将德国行政刑法的定义移植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之上,此种作法有害无益,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就我国目前而言,行政刑法具有刑法属性,双属性说不能成立。这是因为:(1)从规制对象看,行政刑法的规制对象是行政犯罪而不是行政违法。虽然行政犯罪同时具有行政违法属性,但行政刑法关注的是行为的犯罪属性,行政法关注的才是行为的行政违法属性。(2)从渊源来看,行政刑法的渊源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涉及行政犯罪与刑罚的规范、以及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上述渊源均为刑法渊源,附属刑法也不例外。(3)从调整方法看,行政刑法主要追究行政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刑罚作为主要制裁手段。(4)从适用程序看,追究行政刑法责任适用的程序法主要是5刑事诉讼法6,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进行。

二、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的行政刑法存在于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中,属于刑法性质。但从与行政法衔接的角度考查,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目前存在诸多问题。

(一)行政法条款与行政刑法条款衔接不力,存在矛盾行政违法行为多种多样,如果情节严重,则可能触犯行政刑法,构成行政犯罪。从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衔接关系而言,行政法条款与行政刑法条款应当相互协调,从而在处理行政违法与犯罪时能够共同发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行政法上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与一些行政犯罪的刑法规定缺乏协调性。如我国5刑法6第353条第1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治安管理处罚法6第73条则规定: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行为,根据刑法规定构成犯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则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必然会造成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再如根据5税收征收管理法6第82条第4款规定,税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意高估或者低估农业税计税产量,致使多征或者少征税款,侵犯农民合法权益或者损害国家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5刑法6第44条仅规定了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对超征税款却无相应规制。

(二)对行政违法责任和行政犯罪责任的竞合缺乏系统的规定行政犯罪行为必然是行政违法行为,该行为性质上的竞合导致法律后果上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的竞合。就行政犯罪行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我国执法与司法实践中做法如下:(1)单处刑罚。即行政违法行为己构成犯罪的,只由司法机关给以刑事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就同一事实重复处罚。(2)刑罚与行政处罚双重适用。即对行为人除由司法机关予以刑罚处罚外,有关行政机关还应予以行政处罚。如虚报注册资本构成犯罪,依5刑法6第158条规定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该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根据我国5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6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该行为还可以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3)对已经先给予行政处罚后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行政拘留和罚款应当相应折抵刑期和罚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做法中,除第三种情形下5行政处罚法6第28条有刑期和罚金折抵的规定外,其他情况均无明确法律规定。(4)这必然导致执法中的不统一以及处理相应情形时程序上的混乱。而5行政处罚法6第28条关于刑期和罚金折抵的规定亦不具体,未对判处管制时已先处行政拘留、刑罚上的没收财产和行政罚款同处等情形作出规定。

(三)劳动教养制度急需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始于2世纪5年代,国务院1957年5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6及1979年5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6、公安部1982年5劳动教养试行办法6及22年5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6是我国目前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理论界有不同认识,存在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刑事处罚说、保安处分说、双属性说等多种学说。从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规制对象、适用程序、救济方式等各方面分析,笔者认为,毫无疑问劳动教养是行政法上的制度而不是刑罚的一种,应属于最严厉的行政处罚。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1)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根据公安部22年5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6,大量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可以被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大口袋。(2)处罚强度过于严厉。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一至三年,甚至四年,人身自由的剥夺接近徒刑,比管制、拘役等刑罚还要严厉。(3)劳动教养程序不正当。22年5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6中虽规定了聆询程序,但仅适用于部分劳动教养案件,且不是必经程序,聆询程序中也未规定辩护制度。(4)劳动教养立法滞后。5立法法6出台以后,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以制定法律的方式设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仅仅是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其合法性值得考虑。可以说,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障碍,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四)缺乏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是指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在我国已有不少类似保安处分的保安措施,如劳动教养、强制医疗与强制治疗、强制戒毒、工读教育、留场就业、没收处分、剥夺资格等,但尚无系统的保安处分制度。劳动教养、强制医疗、强制戒毒、没收处分、剥夺资格等保安措施绝大部分由行政法予以规定,只有少部分规定在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中。随着5立法法6的出台,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由法律绝对保留,而上述保安措施大多由行政法规,甚至规章来规定,其合法性存在疑问。

三、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完善

行政犯罪范文篇9

（一）环境保护法益的行政性。在《刑法》第2条诠释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界定这两个条文中，对于客体的保护没有出现环境、生存、生态等相关字眼。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是一种间接保护，只有在其他法益被侵犯的前提下，环境犯罪才能被追究。环境犯罪后果的隐蔽性、对象的不特定性等导致现实中其往往没有专门的被害对象，刑法对此法益的保护只能在兜底条款（侵犯其他权利）中得以体现。结合环境犯罪的条文框架设置（环境犯罪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中）来看，除针对特定人身、财产的环境有关犯罪之外，环境犯罪主要是作为一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而设立的罪名。再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下文《解释》）来看，环境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侵犯人的权利（例如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侵犯财产权利（例如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侵犯其他权利（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这些法律后果的标准均需通过不同的法律（除刑法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这导致环境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混合性，而没有明确的定性。刑法对于环境犯罪保护的法益需要参照行政法规的规定。无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还是对条文的解释上看，环境保护的法益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环境犯罪数量和危害呈几何级数式膨胀的趋势下，法益所表现的行政性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二）刑法条文设置的行政参照性。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的“破坏环境保护罪”之中。《刑法》第338条至346条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从属方式上，它采取的是空白罪状的方式，空白罪状为“刑法分则性条文中基本罪状的一种，是立法者对行为要件应参照相关规范或制度予以确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类型化表述”［5］。笔者认为此规定方式值得商榷。（1）《刑法》第340条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第342条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的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大量毁坏，处……”等条文，一方面，对于环境犯罪的对象范围规定过于狭窄。现今环境污染猖獗，导致土地硬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应该局限于特定区域、特定时期，而此两种犯罪情形在适用的过程中均需借助行政法规。另一方面“情节严重”、“大量毁坏”，不仅刑法条文本身，甚至就连2013年、2016年出台的《解释》均没有对它们进行解释，对于后果的认定仍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虽然该法条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方式、对象等内容，同时，2016年的《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后果进行了补充，但是前置法对污染环境内容的细化导致该罪的行为类型被分解为更为细致的若干类型，《解释》并未确定分类标准原则，而是以混合式的方式确立严重污染的标准。（3）《刑法》第341条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为“非法猎杀、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但是对于何种动物为珍贵动物、何种为濒危野生动物的划分，同样需要借助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三）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不法定性模糊。绝大多数环境犯罪就是环境行政违法的加重情形，即以“行政违法+加重要素”为构造的犯罪，这意味着定量才是区分环境犯罪和环境行政违法的根本标准［6］。这也说明环境犯罪的定性需要从行政法规中去寻找。从法理的角度讲，既然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把它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刑法为什么有理由去处罚这个行为？环境犯罪属于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环境行政违法只是一般违法，其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却不具备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主观方面的要求不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主观罪过是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些环境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在一些环境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具备某种主观目的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只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环境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即只需有主观上的过错）即可，并不像刑法那样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一般来说，主观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到环境行政违法的构成，如对于破坏性采矿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没有采取合理的开采程序开采即可认定为违法，不需要查明其主观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2）客观方面要求不同。对客观行为的要求也是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标准。行为是否发生在特定时空或者是否使用了刑法禁止的特定方法，可以成为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标准。例如，依《刑法》第34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前提必须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如果行为不是发生在上述特定时空或没有使用刑法禁止的方式进行的，就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仅应按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有时候，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还以行为是否侵犯了某种特定对象作为区分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对象的自我保护能力、价值大小以及重要程度存在着不同，同样一个行为，实施于不同的对象时，其产生的侵害性可能是迥异的。例如，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客观行为的对象必须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猎杀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即使属于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于不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而只能是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主客观不同能将环境行政不法与环境犯罪加以区别，而环境行政不法和环境犯罪的模糊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对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都是不利的。

二、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问题

（一）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环境保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就提出：“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导致环境权益是一种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的次要客体（主要客体为社会管理秩序），这在无形之中也就降低了公众、媒体、机关等对于环境犯罪的关注度。把保护社会管理制度作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目的可能会造成以下后果：1.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提高公众意识。环境权益作为一种公众的权利，涉及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有学者称，除少数案件会使公共财产、私人人身财产权利被侵犯外，在大多数的环境犯罪案件中，环境犯罪的受害者并不总能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害的事实。只有环境犯罪已经危及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特定的权益时，公民才会主动报案。如此，环境权益在不涉及特定受害人群的情况下往往被公众所忽视。当公众意识到环境权涉及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之时，环境犯罪才会逐渐引起公众关注。2.环境法益的行政性导致企业唯利益运营。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有一些企业在做预算时，就把环境罚款列入了预算。罚款对于违法企业来说根本构不成压力，甚至连耻辱都感觉不到。在违反环境法规法律的犯罪低成本（罚款与收入差异太大，罚款仅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对于企业的其他方面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和带来的高收益的诱惑下，公司或者个人往往会冒着违反法律的危险实施违法行为，而且行政法规对于公司主要负责人也没有设置相应的处罚。（二）行政从属存在诸多法律适用问题。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所表现出的行政从属性导致在法律适用上产生一定的障碍。1.环境犯罪在刑法上的立法形式单一。我国《刑法》第338条至346条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基本上都采用交叉式的立法模式①。环境犯罪的定性要援引行政法规。环境犯罪行为的成立必须要求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就难以对环境犯罪进行判定。但实践中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单一的立法形式给实践带来了适用性上的问题。比如，一些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危害程度的行为，由于行政法规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目前就不能被刑法所追究。2.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设定简单。环境的危害具有累积效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一旦危害显现出来，其后果就是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基本设定为结果犯，特别是《刑法》第338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和2016年《解释》②对于造成的何种危害产生何种后果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环境被破坏必须在达到法定的危害人身或财物的后果时，刑法才能适用。（三）环境犯罪的定性模糊为司法实践带来困扰。环境犯罪的定性大部分要援引相关的行政规定，区别环境犯罪与行政不法也主要是通过定量完成的。在环保部门的依附性、行政单位的绩效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程度往往被弱化，行为定性往往行政化。事实也证明③，环境犯罪被行政化处理不能有效地防止环境不法行为的发生。1.行政从属导致处断行政化。赋予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将环境犯罪视为从属依附于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观点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强势地位。行政机关会盲目自信地认为依靠自身的行动能够处理好，这就易导致环境行政管理和执法主体自视过高、权力过大的风气。首先，环境犯罪的定性本身就来自行政法规，对于量的把控过于模糊，有些案件可能达到了刑法定罪的标准，但由于地方行政权力专断，行为人可能通过各种不法途径（如行贿）降低自己行为的量，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就直接在行政阶段被消化，如此反复，环境犯罪行为将陷入恶性循环。另外，行政行为与地方绩效分不开。很多行政单位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绩效评比，滋生更多的不正当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行政权排斥司法权的风气，并催生环境刑事手段被架空的危险。2.国际环境污染问题适用不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污染并不仅限于国内，环境犯罪也越来越国际化，跨国、跨境等环境犯罪甚至国际环境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此类犯罪的规模更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①。但对于国际环境犯罪的打击热情往往被一个事实所阻碍，那就是双重犯罪原则②。如我国《刑法》第339条关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对象仅限于单向进口行为，不包括出口行为。当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不能与国际规定接轨时，我国对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正当性就会产生严重的阻碍。

三、优化环境刑法的构建设想

本节对于环境刑法的构建试从环境权引入、刑法的设置优化以及环境犯罪的明确定性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一）环境权理念。③的引入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7］。现今我国环境权的研究陷入一个瓶颈阶段［8］，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权并不重要，相反，越是不能暴露问题，就说明环境权在我国的问题越大，因为我们不可以否认环境犯罪现象的多发化与复杂化。为了提高公众的环境权意识、提高社会各界对于环境犯罪的重视，其手段不应局限于绿色宣传、政府号召。在法治进程中，环境权更需渗透于条文的设定上。1.环境权应贯彻于刑法总则的表述中。《宪法》第9条第2款对于环境权有明确的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环境。”但是，刑法作为环境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没有类似的表述，或者说在刑法的条文中难以让司法人员、社会公众等感受到刑法对于环境的保护。环境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权利［7］，在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的任务表述部分以及第13条犯罪定义部分都应该有所涉及。如此一来，也能引起对于环境权的重视，弥补环境权益保护的不足。2.刑法在分则的设定上应对环境权充分提起重视。刑法分则中环境犯罪的位置处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环境犯罪多发的阶段如此设定已经呈现出很多弊端。环境保护的条文需要整合，在关于环境保护的类型达到一定的体量的时候，在刑法有必要对于环境保护进行补充规定的趋势下，应将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从第六章中分离出来单独形成一章［9］。根据法益保护的重要程度，其应位于现行第六章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中所有有关环境的犯罪都应纳入此章。如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这些罪名确实涉及环境部分，但它们主要与历史文化、与社会意识沉淀相关，其主权益是否为环境权，还需理性对待。（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设置优化。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决定着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效果，分散式的规定在环境犯罪率高、类型新的情形下对于预防环境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加之低效能的惩罚措施，分散式的规定会进一步导致对环境犯罪的打击不力。刑法对于这两方面应有所反思。1.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应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当今世界各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设立环境犯罪的专门章节，如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9章的危害环境罪，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分则第26章的生态犯罪。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制定专门的单行环境刑法来规定环境犯罪，如日本的《公害罪法》。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通过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条款来惩治环境犯罪，如英国、美国等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10］。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主要是一种分散式的规定方式。由于对于环境犯罪规制未成体系，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定性不得不依赖行政法规的规定。2016年出台的《解释》确实是刑法完善的一个合理的途径，但是刑法的问题并不在解释的不完善或者漏洞，而是刑法关于环境犯罪条文本身已经不适应现今环境犯罪多样化以及严重化的发展。所以，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对环境法律进行考虑的时候，需重新考虑环境法律的本源逻辑问题，而非单纯考虑填补漏洞。我国宜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在保证刑法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对于破坏环境保护罪的补充做进一步的考虑。2.刑罚的构建应多样化，增加主刑的适用。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有实效性的打击。贝卡利亚认为所有的犯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他在选取犯罪行为时会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这一点在环境犯罪中尤其明显，当冒着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风险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不法分子就会采取不法行为。但是，主刑的适用是不能用经济来衡量的，在当前社会观念下，主刑所造成的这个污点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使其在生活、工作的诸方面都会遇到麻烦。所以，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增加主刑的适用率，让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有更具实效性的打击。同时，强调适用主刑并不是为了加大刑罚的力度，而是为了避免以罚代刑的处理结果。1998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没收财产、罚款、恢复环境原状等处罚措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罚应更多样，以适应不同情形。（三）刑法对环境犯罪应明确定性。环境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侵犯环境权的行为构成犯罪只能由刑法进行规定。违反行政法规或其他法律的行为只能是一般违法行为。如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述，环境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行为有着定性方面的差异，环境犯罪的定性应当由刑法进行，否则，环境犯罪行为就与行政不法行为混同，这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是不利的。1.环境犯罪的定性应由刑法严格控制。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各个要件从不同角度分别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些要件的总和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11］。很多行政法规对于破坏环境的表述和刑法的表述是一致的，由此看来行政违法行为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其总和不能反映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司法机关在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时，切不可仅从形式上理解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当其他法律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表述与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表述相似甚至相同时，更应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实质内容。2.环境犯罪定性应与国际接轨。国际刑法学协会的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对于危害环境罪的预防原则、犯罪构成、司法管辖等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决议指出最低限度要件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要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另一个是应具有违反已规定的环境标准，以致对环境造成实际的或者紧迫的危险，即包括实害犯和危险犯［12］。此决议被世界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同时，《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构成和处罚的最低标准，强调对法人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罚等，这对于打破国与国的认定障碍能起到一定效果。国际对于环境的保护已经注意到以罚代刑的行政性，以及一国立法的片面性。在此大趋势下，我国有关环境刑法立法应从单一考虑本国需求转向国际化，采用国际化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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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J］.法学评论，2014（5）：180-188.

［9］赵秉志，陈璐.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现代法学，2011（6）：90-98.

［10］赵秉志.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J］.江海学刊，2017（1）：122-132.

行政犯罪范文篇10

一、司法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的发挥依赖于组织目标的合理定位

目标定位与职能发挥关系甚大，不同的目标定位意味着对工作的不同关注。自然会导致发挥效用方向的不同。司法行政机关要发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就必须对预防和成少犯罪活动给予足够的关注，将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理念灌渝到司法行政工作之中，并成为司法行政的组织目标。那么，将预防和减少犯罪界定为司法行政组织目标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这是探讨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发挥预防和减少蛊法犯罪职能需要明确的问题。司法行政组织目标是司法行政机关社会功能与价值的体睨，更是司法行政多元化主体对其职能作用的期待。因此，本文认为要认识司法行政组织目标必须考察相关主体对司法政职能的期待，这是影响司法行政组织目标的重要方面。限据司法行政实践，本文将与司法行政相联系的主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国家，它对司法行政职能的期待在于维护法律尊严、预防违法犯罪、惩罚矫正罪犯。第二类是社会，它对司法行政职能的期待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减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类是社会公众，他们对司法行政职兆的期待在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享受安全安定勾生活环境。第四类是社区矫正对象和安置帮教对象，他们寸司法行政职能的期待在于回归理智、获得救赎、适应社，远离犯罪道路。从上述不同主体对司法行政职能的期待分析，尽管表述不同，但都蕴涵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意思。为满足不同主体对司法行政工作的不同期待，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也就必然成立司法行政的组织目标。所以，笔者认为，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界定为司法行政组织目标是合理的，并且这种定位能够反映司法行政整体明确的方向性，也能够反映司法行政整体的文化追求，更利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的发挥。文章接下来的论述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二、司法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的发挥依赖于组织活动的良好运行

司法行政职能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必须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为限度。换言之，司法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的发挥受制于司法行政组织活动的运行，需要对自身资源的整合利用。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全力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工作，为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提供重要的平台。另外，监狱劳教场所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比较明显，故本文不做赘述。

（一）开展法制宣传。培养公众守法精神、道德情感．预防和减少法盲犯罪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法律知识不多、法律信仰缺失、守法精神淡薄，是违法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只有当公众的法律意识达到自觉守法的境地，才有可能真正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消除可能诱发违法犯罪的思想隐患。法制宣传(教育)就是要通过在全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逐渐将守法精神、道德情感、公民意识、诚信意识等渗透到公众的内心深处，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并产生敬畏，自觉树立学法、知法、用法、守法、护法的法治观念，引导他们依法办事、合理表达诉求，从根源上减少各类矛盾和纠纷的发生，达到预防和减少法盲犯罪的效果。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社会价值的导向功能，积极倡导效益、公平、正义等适应时展的价值观，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抵制个人主义的膨胀，增强犯罪的免疫力。同时，教育人们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惧心理自己成为犯罪的被害人，消减不给违法犯罪行为留机会、发生。．提高预防被害的能力，避免有助于犯罪发生的时空条件，留空间，预防和减少犯罪的

（二）开展人民调解．亿解恩怨纨纷。排除犯罪隐患。

预防和减少民转刑犯罪犯罪学理论告诉我们，除因道德因素或临时起意犯罪外，犯罪行为的发生皆缘于矛盾纠纷。当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城市职工下岗、高校毕业生就业、劳资纠纷、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邻里纠纷、厂矿污染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使矛盾越积越多，怨气越来越大，极易成为突发事件、违法犯罪的导火索。因此，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消灭在端倪，会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人民调解以纠纷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基本能够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防止矛盾升级和纠纷激化，排除犯罪隐患，减少民转刑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另外，人民调解的过程既说服了矛盾当事人又教育了其他公众，引导他们摒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维权思想，接受“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理念，继而在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上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理性维权，形成和谐人际关系，防止社会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发生，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新时期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对社会矛盾、民间纠纷的预测能力，认真分析其发生、形成、转化的条件、原因，超前介入，因势利导，努力在非诉讼领域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消灭在激化之前，防止因矛盾纠纷激化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三）开展社区矫正．教育改过自额．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较新的一项职能，也是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刑罚的一种新形式——非监禁刑。其旨在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种社区服刑人员执行刑罚，通过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将他们改造和整顿成遵法、守法、护法的合格公民。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而且有利于对具有犯罪危险性的人产生警戒，对一般公众产生教育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他人不违反法律规范，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司法行政机关要在工作探索中，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不断丰富社区矫正的措施和方法，怀着“恨其罪、爱其身”的理念，使犯罪人受到及时、适当的惩治和处理的同时，回归理智，尽快适应社会，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再次犯罪。当然，这种预防既体现在服刑阶段的不能犯罪(因为被管控)，也体现在服刑之后的不敢犯罪(因为害怕)和不愿犯罪(因为认可法律和遵守法律)。

（四）开展安置帮教。帮困解难t预防和减少潮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

刑释解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帮教工作是预防犯罪、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法制、道德和文化教育及安置帮扶工作，可以实现对刑释解教人员“安其身、暖其心、育其人、正其本”的目标要求，使他们重新找回善良自我，顺利回归公众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安置帮教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充分整合工作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化帮教安置工作环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刑释解教人员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同时，又要通过发挥归正、防范、预后功能，对刑释解教人员开展教育、帮助，使他们增强改过自新的决心和信心，提高适应社会生活、就业生产的能力，以达到对刑释解教人员标本兼治的安置帮教效果，让他们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怀，从而回归理性，遏制不良心理的萌生，自觉远离犯罪，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五）开展法律援助，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复仇性犯罪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政府责任，其本质是帮助社会弱者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但根本上还是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只有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才能化解大量微观层面的利益摩擦，减少涉及利益冲突的矛盾，实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认同，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总的说来，法律援助是通过把涉及贫、弱者的矛盾纷争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来防止矛盾激化和违法犯罪的发生。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不断完善便民服务措施，不断拓展援助对象和援助领域，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关怀，积极介入农民工追讨工资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济困难的雇员人身损害赔偿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涉法信访案件等，给广大贫、弱、残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尽力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把每起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当作保障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做到“应援尽援、应援真援、应援优援”，防止因个人寻求复仇而引发的报复性犯罪或激情犯罪。

(六)开展法律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律师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工作的使命就是通过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将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纳入法律渠道，为他们解疑答惑，引导他们通过诉讼或其他非诉讼手段消除纷争，防止矛盾激化或向违法犯罪转化。所以，司法行政机关要引导律师在执业中树立大局观念，紧扣矛盾纠纷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服务，力求定分止争，自觉维护稳定大局。组织广大律师积极参与信访接待工作，充分发挥律师中立性、专业性、亲民性的职业优势，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及时处理上访或群体性上访案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广大律师从业人员要把是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验自身职业道德水准和执业能力的重要标准，坚持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矛盾纠纷通过司法渠道得到有效解决，特别要关注可能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积极采取前期预防措施，消除矛盾纠纷隐患，预防违法犯罪。

公证制度是一项以预防为理念的制度设计，公证工作的职能优势在于，通过依法提早介入民商事法律行为，最大限度地过滤违法或消极因素，确保意思表示真实、合法，保障民商事活动有序进行，或者通过提供具有法定证明力的证据，赋予债权文书以强制执行效力，促进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另外，我国法律赋予公证文书广泛的法律效力，为公证工作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发挥预防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奠定了基础。公证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彰显出独特的法治功能，特别是在预防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也是公证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公证机构和广大公证员要深刻认识公证制度中所蕴含的预防性理念。深刻认识公证工作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把公证服务过程变为减少矛盾纠纷的过程，依法解决发生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矛盾纠纷，使公证制度内在的功能和价值充分显现出来，实现公证服务社会和谐稳定成效的最大化。

司法鉴定因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在证据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在诉讼活动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保障诉讼活动依法顺利进行，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而且在非诉讼活动中，为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纠纷和化解各类矛盾，对相关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审查和判断，同样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司法鉴定工作对揭露犯罪、确认犯罪事实、认定犯罪嫌疑人、准确打击犯罪、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纷争、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意义重大。所以，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司法鉴定机构建设，加强司法鉴定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对司法鉴定执业行为的监管，提高司法鉴定社会公信力，充分发挥司法鉴定制度的功能作用，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服务。

三、司法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职能的发挥依赖

于司法行政人员的优良素质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执行，执行人员的素质是保障一个组织得以实现其职能的重要保障。那么，司法行政人员开展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素质呢?本文认为，从宏观层面上讲，除应具备司法行政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以及职业操守以及道德品行；从微观层面上讲则需要提高三种能力——预警力、预控力、预防力。

(一)提高对犯罪的预警力

司法行政机关较之其他政法机关的工作优势之～，就是贴近基层，更容易融入社区生活，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可。从而尽最大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预测犯罪的动向。所以，司法行政机关要推动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直接与不稳定对象及周边人群零距离接触，强化对社区内各种不稳定信息白收集能力，广泛收集深层次、预警性信息，做到违法犯罪南前报警。另外，司法行政人员还要积极参考掌握各类信息定期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综合分析，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对犯罪发展趋势作出理性的判断，预先提出警示，使社区民可以从中了解生活环境的安全状况，增强防范意识，采耳防范措施，对预谋违法犯罪的人形成威慑。

(二)提高对犯罪的预控力

从实践看，无业、闲散青少年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等重对象往往是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群体，对易犯罪蕃体的有效控制是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径。所以，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各类重点人员的滚排查和属地管控工作，确保把所有重点人员都排查见底，女i终掌握在我们的视线内。要认真组织开展对社区服刑和刑幂解教人员的摸底排查工作，重点排查和掌控人户分离、下不明、外出就业和流动性大的社区服刑人员和帮教对象的况。对排查中发现和掌握的重点对象、重点问题、重点隧患，要制定和落实“一人一案、一事一策”的管控教育措及其应急处置预案，并采取“定人包案”的方法，落实责相人和监管帮教力量，实施有效防控，坚决杜绝脱管失控。

(三)提高对犯罪的臻防力

预防犯罪不是纸上谈兵，需要的是“真功夫”。所以司法行政机关要调整和充实群防群治力量的布局，选择那素质高、责任心强、认真负责的人员做预防工作，为开展违法犯罪预防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要加强对预防丁作人员的培训，通过多种形式提高预防工作人员的素质，使其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另外，还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够和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思想修养和预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