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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措施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18:26:09

行政措施

行政措施范文篇1

关键词：普遍性行政措施、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可诉一

一直以来，笔者在所从事的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对涉及被诉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案件都恪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的规定，不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进行审查，而只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1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一作法的理论背景源于学术界对行政行为的一种分类，即以行政行为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认为，凡是行政机关就不特定的事项，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凡是行政机关就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然而，笔者发现，这种为指导人们认识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而作出的学理分类，未毕就是实践中人们对行政行为决定审查取舍的天然理由，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分类不能穷尽所有的行政行为，其一旦化为法院受案范围的标志，逻辑上将陷入概念不周延的误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行政诉讼实务中，按照传统行政法学所提供的划分标准，可能出现一个行政行为既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又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或者既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是抽象行政行为的两可情况。”*2在国外，虽然由于各国宪政体制不同，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有大有小，但都很少以“具体”或“抽象”为标准来架构其司法审查体系。法国行政法划分行政审判权限的标准有二个，一个是形式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行政审判只限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在行政审判范围之内。另一个是实质的标准，即在行政机关范围之内，进一步确定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审判范围，哪些行为属于司法审判范围（民事普通法院管辖范围）*3.在德国，行政行为仅是“行政活动”的一种，尽管在二战前的相当一段时期，“行政行为不仅是允许提起撤销诉讼的前提，而且是允许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前提”。*4但自1960年《联邦行政法院法》颁布后，所有行政行为都可诉讼，划分行政行为的标准已经不重要了。美国对行政行为亦未作严格界定，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也都以列举和描述方法来确定应受司法审查行为的范围，规定除法律排除司法审查及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外，其他行政行为均可接受司法审查。当然，美国法官也会遇到法律列举以外的行政行为使其难以取舍，但是，由于“对于行政行为的理解采取的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即避免对行政行为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对每个案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并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是否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法院就应当提供救济的可能途径。”*5无论如何，美国研究行政行为的立场和方法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发，那就是在学术目的与实际应用发生冲突时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

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人身财产权标准），从其定义可以看到其调整的对象限于特定的事项和特定的人，只要行政机关就某项事务作出的决定涉及特定的人，该特定的人从决定生效之时即具有诉讼救济权。而抽象行政行为的调整对象则限于不特定的事项和不特定的人，对这类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似乎不能通过诉讼而只能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监督纠正其不合法性。问题在于，在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两个概念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兼具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要在实践中将其归入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的任何一类，都显得勉为其难。如，交警在某些区域实施的交通管制行为，政府临时划定某个区域为烟花爆竹燃放区，县政府为修道路而规定全县农民每人须缴十元筑路集资款，交通部门决定在某段公路设置收费站等等。这些行为共同的特征就是并不针对特定的人但针对特定的事项，如果单纯以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来判断，这些行为在要件上都有所缺失。以交通管制为例，《人民警察法》第1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施行的时间和区域内，所有的人员、车辆都须服从交警的指挥，否则将受到处罚。交通管制总是与一些具体的事项相联系，如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或者“紧急治安事件”等，只有特定的事项出现，交警才可能采取法律所规定的管制措施，因此，这种措施是针对特定事项而采取的。但是，在管制现场的受该管制措施约束的人的数量是不确定的，似乎象是针对一般人的抽象规则。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政行为呢？这种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法上被称为“一般命令”，“一般命令原则上适用与普通行政行为相同的规定，也适用一些特别的规定：当局可以不必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般命令也可以公布，但是公布不是一般命令成立的必要条件。”*6，在德国人看来，一般命令与行政行为不同，但并不妨碍公民对一般命令提起撤销诉讼。我国行政法理论中没有“一般命令”概念，笔者将这种行政行为称之为普遍性的行政措施，这个概念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款：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第1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普遍性行政措施在行政执法中一般表现为命令、通知、通告、布告、决定等。但是，不是所有的命令、通知、通告、布告、决定都是普遍性的行政措施。

提出普遍性行政措施概念，意味着抛开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简单划分，真正将这种行政行为放在现实而不仅是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使人们可以更多地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而不仅是理论演绎去论证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二

关于行政措施的定义，《法学词典》有这样的表述：行政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履行国际条约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和步骤。*7以笔者理解，该定义应当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指法律、法规中直接规定的并由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相对人行使的措施和办法。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设施可以采取“限期拆除”的行政措施。这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第二层含义指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法规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重庆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建立行政许可、审批、登记设置制度的通知》。这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第三层含义指行政机关就某一特定事项所作出的能产生普遍效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为保护森林资源而采取的季节性封山措施。这种措施是行政机关因具体的事由而对不特定的人所采取的临时性、处理性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措施。可见，普遍性行政措施是一种区别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行为。它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具体行政行为只对特定的人产生约束力，而普遍性行政措施并不针对特定的人，它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的适用范围应是可确定的，如果在行政行为在作出的一定时间内这个适用范围将继续扩大，那么，也不能算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进一步划分为行政立法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的话，普遍性行政措施与之区别在于：行政立法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的渊源，可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而制定普遍性行政措施的依据除了宪法和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甚至命令、决定等，在渊源上不属于法的范畴。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主体广泛，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这是行政职权的天然体现。而制定行政措施的主体则严格由法律规定，仅限于国务院及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会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在内容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项较笼统，内容丰富，而普遍性行政措施规定的事项单一，权利义务明确。在产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上，规范性文件并不直接对人产生法律效果，要实现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般需要另一行政行为的中介，因为规范性文件本身不具执行力。而普遍性行政措施能直接设立、变更和消灭不特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如若不履行该行政行为所规定的义务，应当作为而不作为或不应当作为而作为，将面临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制裁。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性行政措施许多时候在形式上表现为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但并不意味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具有可裁判性，譬如，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解释性文件*8、行政指导性文件等就与行政行为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有区别。因此，笔者不赞同那种笼统要求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说法。

由此，笔者将普遍性行政措施定义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实施法律，执行政策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在法定权限内就特定事项规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办法和手段。代之以现行法律用语就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将之类同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一样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显然有失周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进行解释时，使用了“对象不特定”“可反复使用”两个标准，但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感到，靠这两标准大致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尚可，但要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从各种“具体”和“抽象”的行政行为中区分出来实在困难，因此，必须重新确定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法律特征，这种特征既不能套用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也不应是具体行政行为特征和抽象行政行为特征的简单相加，而应是该行政行为所独具。笔者以为，具体性、临时性、处理性是普遍性行政措施独具的特征：所谓具体性，主要指事项的特定性（个别性）而不是人的特定性（可确定性）。即普遍性行政措施在一个具体事项中确定行政主体与不特定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将行政法律规范具体化和付诸实施的形式之一。行政立法规定的事项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和系统，一般不会专门对个别事项进行规定。如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它调整公民、组织有关婚姻登记管理的一切行为，故该条例不具具体性。但如果某有权机关规定，凡每周五来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的男女将因机关内部学习而不予登记，这就有了具体性，这个具体性是因特定事项而产生的。德国联邦法院在一个与防止伤寒传染病流行有关的禁售令判决中对作为一般命令的禁售令这样描述道：“禁售令的对象是具体的实际事务，一个具体的瘟疫流行危险，禁售令仅限于对这个事务的处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在禁售令的时候，禁售的对象范围并不是准确确定的。”*9在人的个体性与事项的个别关系上，德国法院认为事项的个别性起主导作用。

所谓临时性，主要指普遍性行政措施因特定事项的出现而生效，也因该事项的消灭（完成）而失效，适用期一般较短（但并非一次性适用）。并且，该措施只对它所针对的事件有拘束力，对尔后发生的同类事件没有效力。例如：某区政府通知规定2002年元旦可以在某区域燃放烟火，但这一通知（命令行为）对2003年元旦的同一事件没有拘束力，能否继续燃放烟火取决于某区政府当时的命令、决定。临时性与具体性相联系，没有具体性（事项的个别性），行政措施就会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成为较为稳定持久的规则。

所谓处理性，指的是普遍性行政措施以设立、变更、消灭权利、义务为目的，是一种能产生具体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譬如，交通部门为控制大桥交通流量，通告规定：在维修大桥期间，机动车尾号为单数的逢单日过，尾号为双数的逢双日过。这一通告确立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具体权利义务，具有具体的法律效果。如果是抽象的法律效果，那只能是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而不是行政行为的约束力。正是这种“处理性”特征，使得因违法行政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变得实在起来，也使普遍性行政措施较之其它法律规范更易成为人们诉讼的对象，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尽管人们可能对交警在某区域的交通管制不满，但很少有人对道路交通法律规范不服。

三

关于针对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很早就有人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在论述行政行为时就指出：“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特定的当事人所采取的具体的行为，因而区别于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抽象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有时是对特定的社会事实而实施的，如因修理道路而决定车辆禁止通行，因举行马拉松比赛，决定车辆绕道通行。有时则是对特定的人或事所实施的——”*10.还有学者在定义具体行政行为时，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主体对特定事件或特定人所作的特定处理”，“这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特定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和特定事件所作的行为，如公安机关拘留公民张三；另一种是就特定事件对不特定的人作出，如因修建道路禁止车辆通行。”*11等等，以笔者视野所及，这些将虽不针对特定相对人但针对特定事项的行为归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行政诉讼法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颁布后，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变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而行政机关就特定事项针对不特定的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成了“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决定”，被归入与行政法规、规章并列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类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划分并不体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决定”与行政法规、规章在性质上的同一，更多的是立法者在法院受案范围上的策略规定，其立法时就预留了修改的空间，只待时机成熟而已。笔者提出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概念，竭力论证这个概念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差异，也不失为一种理论策略。因为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涉及到一国的宪政体制，体现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行政行为放在宪政层面上予以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的要求。譬如，英国法官之所以不能对议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很大原因是，在与国王为代表的没落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议会取得了最终胜利，从而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英国法官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是阶级斗争、妥协的最终产物。在我国目前宪政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在法院权力所及范围内，宪法将对此类行政行为的监督权交给了立法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国家的这种权力结构不是可以通过修改个别诉讼法就能改变的，这也是我国只有行政诉讼没有司法审查的原因*12.因此，存在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外的普遍性行政措施，有可能在不改变国家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变得可诉，这比直接要求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解禁更具现实性，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笔者的这一看法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变得更为清晰。世贸组织奉行“在不违背一国宪政制度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国应当保持或者尽快建立切实可行的仲裁或者行政法庭或者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13在WTO的系列协议中，“措施”是一个常见且重要的概念。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中都提到了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譬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条第1款规定：“本协定是用于各成员为影响服务贸易所采取的措施。”该条第3款（a）项规定：“‘成员的措施’是指由以下机构采取的措施：（1）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2）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这些机构采取的相关措施均应遵守有关透明度和市场准入的规则。该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各成员应迅速并最迟于其生效之前，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我国在《加入议定书》中亦承诺“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14至于这些“措施”两字前并无“普遍适用”的限制，是否就此意味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如果不囿于概念的字面含义，而把它放在具体法律协议的框架里，情况将发生变化。以我国最新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为例，当国家行政部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应国内产业者申请或自主决定对有关国家的进口产品进行损害调查时，其面对的出口经营者可能是已知的，也可能是未知的，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出口经营者，尽管被征收反倾销的对象限于“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但出口经营者作为反倾销案的“利害关系方”，无疑将受征收反倾销税的“终裁决定”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大有小，甚至可以通过反倾销应诉而获得免除，但反倾销措施的普遍约束力显而易见。按照该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对普遍性行政措施的诉讼已经开始在单行法律中出现，这一立法走向似乎并没有引发人们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禁区的疑问，毕竟，学会更多从实际需要而不是单纯用概念分析来处理现实问题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取得的进步。

当然，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其条件除了该行政行为由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作出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外，还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将普遍性行政措施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能说不存在法律障碍，除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的规定外，在WTO协议中，对普遍性行政措施的审查要求也只限于“与贸易有关”，在立法本意上并没有“推而广之”的用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普遍性行政措施的独特属性，也不妨碍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内在价值的挖掘、发扬。笔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法官对此屡有寓意深刻之作，如北京“乔占祥状告铁道部2001年春运提价案”*15，福建“点头隆胜万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16，尽管从理论的角度看，法官没有在这些案件的判决理由中真正阐明其道理，甚至另述道理（另一种智慧？），但仅就受理此类案件来看，其意义已超出个案范畴，冀以推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其开创精神实在可敬。要知道，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之所以令人惊讶，“固然有多种社会因素，但主要的助产士就是美国那些优秀的法学家、法律家们。的确，一项合理的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必然产物，但我们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也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构建作用，马歇尔大法官的政治魅力、机警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并创造性运用，所有这些个人因素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

注：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将具体行政行为限定为单方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对此作出修改，具体行政行为的外延扩大，但仍与抽象行政行为存在明显差异。

2、刘莘、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07页。

3、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载于《检察日报》2001年7月21日。

4、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8页。

5、王锡锌、邓淑珠：《事实行为再认识》，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14页。

7、行政解释性文件又有两种：一种是因法律授权而形成的行政解释性文件，属于立法性质，故不可诉。另一种是为行政机关内部统一理解和执行而形成的行政解释性文件，这种解释性文件并不对外，只发送到相关机关及负责人，对外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亦不可诉。

8、《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9、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02-103页。

10、罗豪才《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第151页。

11、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版，第222-223页。

12、王学辉著《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6页。该书指出，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是法院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而美国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包括对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进行监督。

13、参见：《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14、《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2001年11月10日）第2条。（A）。115、2001年1月18日，河北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票价上浮未经过价格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部分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1月21日，铁道部依法受理。3月21日，乔占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维持上浮列车票价通知的决定。乔占祥针对上述票价上浮通知及铁道部的复议决定，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定，铁道部依职权拟定的票价上浮通知体现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包含了市场需求、地区差别、季节变化和社会承受力等因素，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运市场的价值规律。另外，铁道部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予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后，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的，上述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2001年11月5日，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乔占祥的诉讼请求。案例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2月30日。

行政措施范文篇2

本文作者：胡彩萍潘拥军工作单位：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开采总量与强度控制（1）开采总量控制。确定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已提交储量的东营区中心城区、河口区城区、孤岛地区地热田内，同一热储全部地热井年开采指标总量不得大于地质报告已批准的允许开采总量。东营区中部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7．02×104m3／d，东营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7．84×104m3／d；河口区城区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2．95×104m3／d；孤岛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3．024×104m3／d，寒武－奥陶系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0．26×104m3／d；仙河镇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1．34×104m3／d；东营港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2．50×104m3／d；东营开发区地热田馆陶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2．70×104m3／d，东营组地热水开采量不大于1．80×104m3／d，地热开发单位年开采规模不低于1万m3。（2）保护性限量开采。地热开采单位或者个人按时将本年度开采计划及上年度开采报表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区内热水储量和现状开发量，核定年度开采指标。超计划开采的，对超采部分依据水温和用量加倍征收资源补偿费。（3）地热井开采强度控制。国土资源部门根据不同热储，合理确定井位和井距，优化开采井布局。单井地热水实际开采量小于其允许开采量，控制水头下降速率。核定单井热水开采量上限，力求同一热储地热水开采量在平面上相对均衡，避免由个别地热井开采过大形成局部深大漏斗。地热资源开采规划分区依据东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结合地热资源分布特点、勘查程度、开发利用现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采条件，划为东营区中心城区、河口区城区、孤岛－仙河镇和东营港区4个地下热水重点开采规划区。每个区内规划其开发范围、布井原则、利用热储目的层位、地热井最小井距等。1．3合理利用原则（1）坚持科技进步与创新，推广应用新的技术工艺，重点是热泵、热交换器、地板辐射取暖技术和材料的研究与应用，促进地热技术产业化。（2）根据不同热储的水质、温度、水量等特性，扩展开发领域，丰富利用模式。城区及城镇的办公区、商贸区和居民集中居住区发展供暖兼洗浴模式。东营区城区、河口区城区在地热采暖基础上，开发洗浴、疗养与娱乐模式。城乡结合地带着重发展洗浴与疗养兼种植与养殖模式。（3）地热资源开发遵循地热供热→疗养或洗浴→种植、养殖→休闲娱乐或其他梯级开发流程，走综合型、集约型开发道路，提高地热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地热资源利用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15年不低于65％，2020年达到70％以上。1．4典型示范工程建设建立3处以梯级开发、利用模式和地热回灌、环境保护各为特点的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工程建设从地热资源梯级开发、利用模式的多样化、地热尾水回灌或低温达标排放、消除热污染、热泵技术应用等方面做到高起点、高层次、高效益、低污染，起到以点促面、全面提高的作用。

地热回灌试验研究重视地热回灌试验研究性工作。2010—2015年在东营区中心城区完成2组地热尾水回灌试验。2015—2020年在东营区地热水集中开采区，选择1～2处作为试点，地热供暖期开展生产性回灌。回灌热储目的层为馆陶组或东营组；回灌模式为同层或异层对井回灌；回灌方法分无压回灌和加压回灌2种。地热储环境保护地热开发利用过程中，地热井实际开采量不得大于批准的允许开采量；地热回灌采用其他回灌水源的，回灌水中污染物含量不得高于地热水中该物质含量；石油勘探开采以及其他活动要防止对热储造成污染和破坏。地热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1）成立专门地热开发企业（集团）组织，对地热资源进行统一开发和管理，铺设地热尾水专用排放管道，以地热尾水为水源组织生产性地热回灌，消除热污染、水土环境污染，减弱地面沉降。（2）地热尾水严禁露天排放，其排放渠道全程密封。提高地热水梯级开发和综合利用水平，降低热弃水排放温度，消除热污染。地热尾水排放温度2015年不高于30℃，2020年不高于25℃。（3）国土资源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划规定井间距及布井原则审批地热井，同层位热储地热井交替排列；宏观控制地热水取水量的平面分配，减轻不均匀地面沉降。鼓励地热开发企业进行地热回灌，提高热储层水头压力，降低地面沉降速率。地质环境影响评价、监测与治理地热开采单位或个人在申请东营市地热采矿许可证时，提交开发利用方案和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新建地热井必须编制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采矿权人对与地热开发利用活动相关的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和治理。地热尾水淡化处理的研究工作利用咸水淡化设备处理地热尾水，一方面可解决其排放问题，打破地热开发中的瓶颈；另一方面可增加淡水供给，缓解东营市淡水供应紧张的态势。东营市2015年前加强对地热尾水淡化处理的论证研究。2020年开展试验性工作。地热井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新施工地热井必须安装监测设施，对地热水开采量、水质、水温、水头压力进行监测。已有地热井有重点地进行改造，重点是开采总量和强度较大的地区。规划期内实施人工方法为主、自动化为辅的监测方式，2015—2020年全面建立网络自动化监测系统，实现快速、科学管理和决策。

东营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发展保护过程中应促进地热市场的培育和地热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打造地热示范城奠定良好基础。因此东营市地热规划实施要与国家《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相结合，相互促进，互为支撑。（1）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和监察，并将执行情况列为国土资源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同时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画报、公益广告等媒介及“地球日”、“土地日”、“环境日”和全民普法日，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宣传。（2）完善行政审批、监督制度，推进依法行政，规范地热开采审批、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加大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划颁发开采许可证行为的查处力度，地热资源开发与保护措施、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评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方案的审查、采矿权的审批及年度开采指标的核定，必须以规划为依据。（3）严格实行地热开采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地质勘查单位和社会各界积极进行商业性参与；采矿权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依法有偿取得；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矿业权市场，积极培育二级市场，促进采矿权的合理流转。

健全东营市地热矿业权市场，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和资源集约化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从东营市资源开发总量、矿业权设置、地热回灌、提高利用率、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措施；解决了制约东营市地热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行政措施范文篇3

二

三

行政措施范文篇4

关键词：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演变；政策协同；回归分析模型；政策量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Libecap于1978年最早开始尝试对矿产权各项法规进行量化研究，政策法规的内容越具体详细，分数就越高。国内学者对政策也进行了量化的研究。曹堂哲、崔楚虹（2019）整理了1985-2017年国家层面的PPP政策文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建立了政策协同分析“时间和数量—政策主体—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提出加强部门间协同，平衡政策工具使用比例的建议。笔者在借鉴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收集整理我国1996-2019年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量化分析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效力、部门协同和措施协同，为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生活性服务业政策的量化

（一）数据来源。为了研究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演变与政策措施的协同状况，根据政策的可获得性从万方数据库中搜集了1996-2019年颁布实施的全部与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密切相关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筛选出包括全国人大、国务院、文化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多个机构独立或联合颁布的与生活性服务业密切相关的2052条政策，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二）量化标准。政府颁布的政策不仅与具体的政策措施有关，还和政策颁布的主体有关。有关政策力度，借鉴张国兴（2017）等关于节能减排政策和彭纪生（2009）等关于科技创新政策量化研究的方法，依据国务院颁布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再结合有关专家的建议，根据政策类型和颁布政策机构的级别，赋予政策力度以5、4、3、2、1这五种分值，级别越高，分值越大。

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演变及协同结果分析

（一）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总体上的演变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19年间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数量、政策总效力和平均效力大体上呈曲折上升的态势，且阶段性趋势明显。政策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与政策总效力保持一致。政策总效力在2001年之后呈现出大幅度上涨态势。这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了增加服务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我国政府颁布了更多政策法规来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2008-2010年，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总效力迎来一个峰值，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扶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2011年生活性服务业政策平均效力达到高峰，主要是因为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政府高度重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部门协同分析。在部门联合颁布的政策中，数量最多的是财政部、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颁布的政策数量分别为136、119和66条。国务院是颁布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数量最多的部门，为216条，联合颁布的政策数量为26条。说明我国掌握经济或行政资源的部门占据了生活性服务业政策部门的核心地位，在这些联合颁布的政策中，更多的是通知及公告等力度较低的政策，政策实施有效期限短，效果不明显，政策的制定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越来越重视，不断通过更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来推动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也反映了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家资源分布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和行政资源。生活性服务业的主管部门（商务部、文化与旅游部等）缺乏相应的经济和行政资源，因此从政策颁布实施效果来看，这些主管部门的影响远不及掌握着经济和行政资源的部门，如财政部和发改委。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精简机构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中央给予生活性服务业管理部门更多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相对地位，但在精简机构的背景下，各个管理机构寻求经济资源与行政权利的扩张以避免经济和行政权利的丧失，也会主动参与其他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因此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部门间的协同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协同分析。本部分通过对1996-2019年政府部门颁布的生活性服务业政策措施进行分析，发现引导措施、行政措施、财政措施、人事措施、金融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占所颁布政策总数比例分别为72.71%、59.11%、53.42%、18.23%、8.72%、3.17%，其中引导措施占比最大，说明引导措施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重要措施，其次是行政措施，并且行政措施和引导措施与其他措施表现出相当高的协同度，因此在分析政策措施协同时，重点分析各项措施与行政措施和引导措施的协同。图2显示了各项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2003年以前，各项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很低；2003-2012年以后，各项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曲折上升。这是因为2003年我国进行国务院改组，改组后行政效率逐渐提高，部门间职能划分明晰。2008-2009年，行政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显著提升，且远高于人事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金融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较低，但也有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政府在运用金融措施、其他经济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方面还有提升空间。2018年以后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显著提升，这也表明要使金融措施产生更大的效应，政府应更加注重金融措施与其他措施的协同。人事、财政、行政、其他经济措施整体上协同度水平较低，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措施中着重考虑和引导措施的协同，引导措施处于措施协同的核心位置。如图3所示，引导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度最高。财政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度变化较大，但总体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说明我国政府重视经济杠杆的使用，同时在实施政策时常依赖于行政力量。2017年以前，人事、财政、金融和其他经济措施呈曲折上升的趋势，2017年以后，以上措施都有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在制定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时，行政措施处于重要地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协同的绩效分析根据以上分析，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措施和行政措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各种措施与引导、行政措施之间的协同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采用1996-2019年的政策数据，将其他各种措施与引导和行政措施的协同度作为自变量，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作为因变量来分析政策措施协同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考虑到政策从实行到发挥效果存在时滞，所以在具体分析时将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自变量的滞后期数。由于前一年的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所处年份的发展水平，且其对当年的发展水平也会有影响，故将前一年增加值也作为自变量以反映对本年度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因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种政策措施协同自变量的数据来自于政策量化的结果。构建回归分析模型来分析政策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ZJZt=C1+α1zjzt-1+α2RYt-i+α3CYt-i+α4XYt-i+α5JYt-i+α6QYt-i+εi（1）t∈[1996，2019]，其中ZJZt、ZJZt-1分别表示第t、t-1年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用来衡量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RYt-i、CYt-i、XYt-i、JYt-i、QYt-i分别表示第t-i年的人事、财政、行政、金融、其他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度。再构建回归分析模型来分析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政策中各种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ZJZt=C2+β1zjzt-1+β2RXt-i+β3CXt-i+β4YXt-i+β5JXt-i+β6QXt-i+μt（2）t∈[1996，2019]，RXt-i、CXt-i、YXt-i、JXt-i、QXt-i分别表示第t-i年的人事、财政、行政、金融、其他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度。式（1）（2）中的i为滞后期数，为了得到滞后期数，利用平稳性检验过后数据的AIC准则和SC准则的信息，确定滞后期。αi和βi代表自变量的系数，C1和C2代表的是两个式子的常数项，εt和μt为随机误差项。表1为各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分析结果，表2为各措施与行政措施协同对服务业发展的分析结果。通过研究，人事措施、财政措施、行政措施和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政策制定时需要将人事措施、财政措施、行政措施和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使用，而其他经济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为了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更好的发展，政府需要将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与行政措施协同使用，才能更好发挥政策协同效应。行政措施与引导措施的协同效应都是正向的，所以应将行政措施和引导措施结合使用，才能最大化政策措施的协同效应以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部门协同来看，各部门之间协同程度呈波折上升趋势。在部门协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掌握经济和行政资源的部门，应该赋予各主管部门更多的权力，调动各部门参与联合政策颁布的积极性，提高主管核心部门在协同政策颁布中的比例，提高各部门的决策效率。从措施协同来看，人事、财政、金融与行政措施和引导措施协同大体呈上升趋势，引导措施和行政措施仍居主导地位，这意味我国生活性服务业政策发展主要依靠引导措施和行政措施来推动。应提高财政措施与金融措施的协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助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人事措施与引导措施和行政措施的协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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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丽，陈佳波，李朝鲜，董必俊.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测量、协同与演变——基于1996-2018年政策数据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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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兴，张振华，管欣，方敏.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措施与目标协同有效吗?——基于1052条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3）

6.张国兴，高秀林，汪应洛，郭菊娥.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的有效性研究：1997-2011[J].管理评论，2015，27（12）

行政措施范文篇5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如何参照行政规章

《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对“参照”一词应作何界定，合法的行政规章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如何确定规章的合法性等，有必要作一阐述。

一、对“参照”应该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所谓“参照”就是指行政规章从总体上说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但是，如果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吻合，人民法院则可以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要界定“参照”的含义，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1、应当从立法的意图来理解。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制定规章，行政机关有权依据规章行使职权，但是规章与法律、法规的地位和效力不完全相同，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规章存在暇疵的情况。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符合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对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2、从规章的性质来理解“参照”的内涵。规章是特定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一种重要权能，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因此制定规章的行为在性质上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制定规章的行为必须遵守行政行为的一定规则，必须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必须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之内。另一个方面，如果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参照”应是参酌之后而决定是否依照，并非“参考”与“依照”的简单合称。

二、合法的行政规章必须具备的条件

笔者认为，合法的行政规章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行政规章所涉及的内容必须是在该规章的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严格意义上的权限合法的标准，应该是行政机关任何一个规章都必须有委任或者授权。因为就行政的性质而言，不能包括创制权，至少可以认为，制定规章必须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二是行政规章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判断某个规章是否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标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1、规章所涉及的内容不得与更高层次的规范相冲突。2、规章必须与有关的更高层次的规范的原则、精神、目的相一致。3、行政规章的制定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规章制定程序法的重点是要解决规章制定机关同与规章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管理相对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关系的内容应包括批准制定规章的程序、事实的论证、宣传与通告，以及与受规章调整的各方面的协商、座谈、交换意见等，还包括向学术研究机构、专家的咨询、举行必要的听证会或者辩论会、利害关系人提供书面材料的时机和程序、制定与规章的程序和方式等等。

三、如何判断行政规章的合法性

判明行政规章的合法性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判断主体，即由谁来判断行政规章的合法性；二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方式来判断行政规章的合法性。

1、关于判断主体问题。笔者认为，赋予人民法院以“参照”权，人民法院如果认为行政规章与法不符，即行政规章违反宪法、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有权拒绝适用。如果判断行政规章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有权作为裁判的依据。这种“参照”权在事实上是一种选择适用权，或者说是一种准确认权。

2、关于确认程序和方式问题。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凡是法院和当事人双方对案件所涉及到的行政规章的合法性的认知相同或无异议的，可以直接决定是否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当事人对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规章的合法性持有异议的，但比该行政规章层次高的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法律以对所争议的事项已有明确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法律等来进行裁判。凡是当事人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持有异议，而又没有高层次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法律等规范或者高层次规范比较笼统、原则，需要有权机关认可或者需要制定该高层次规范的机关作出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分别情况如下处理：需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可或解释的，应当通过所隶属的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认可或解释，需要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可或解释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送请国务院作出认可或解释，之后再恢复案件审理。

行政审判中如何确定地方性法规与部委规章的效力等级

地方性法规与部委规章发生冲突时，人民法院如何确定其效力的高低，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其适用范围的大小来确定效力等级，即部委规章适用于全国，而地方性法规仅仅在本行政区域内适用，因此部委规章的效力当然高于地方性法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部委规章属于中央立法，地方性法规属于地方立法，因此部委规章的效力要高于方性法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法律的内容来确定效力等级，对于技术性、业务性强的法律规范，应优先适用部委规章。

笔者认为，在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如果发生地方性法规与部委规章冲突时，应适用地方性法规，这是因为地方性法规是人民法院的判案依据，而部委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只是参照，而不是依据。再说制定地方性法规是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地方性法规是地方权力机关立法，属于立法权的范畴，而部委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属于行政权的范畴。由于行政权的从属性、执行性，也决定地方性法规比各部委规章的效力等级高。最后，从宪法对国务院各部委制定规章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授权表述来看，由于国务院各部委制定规章必须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等，而地方权力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只须不与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抵触即可，说明地方性法规比部委规章的地位优越。

规章之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及法律地位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除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其它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未加涉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用其它规范性文件”，从而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引用有了依据。但是，如何认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及法律地位，则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笔者对“规范性文件”的定义也存在异议。

一、“规范性文件”的概念

概念问题是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命名这些被法律遗忘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用规范性文件命名，理由是抽象行政行为中，有一部分已用法律、法规、规章来命名，剩下这部分层次较低的，直接用规范性文件命名，一则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二则可以说明其效力层次较低，它只属于一种文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使用行政措施这概念，这主要是胡建淼在其所著《行政法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其依据是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规定行政措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也同样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但是，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却忽视了规范性文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且使用“文件”似有亦可包容具体行政行为之嫌，使得该概念模糊不清；第二种观点，从表面上看有根有据，非常合理，然而仔细深究却也存在缺憾：即人们常将行政措施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用它命名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同样会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因此，在罗豪才主编的《行政审判研究》一书中又提出了“普遍性行政措施”这一概念，笔者认为这一命名较为恰当，用“普遍性”对“行政措施”加以限制，一方面保留下了法律术语行政措施，另一方面用普遍性限制了其仅指一种抽象行政行为。

二、法律效力

普遍性行政措施究竟有无法律效力？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普遍性行政措施是最大量的一种抽象行政行为，是对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具体执行，是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大量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直接依据，如果不承认其效力，不仅会使大量具体行政行为处于无据状态，而且还会使本应受约束的行政机构各行其是，破坏了法制的统一。

由于普遍性行政措施主要是一种目的在于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政行为，因而其效力范围应随其制定主体的不同及其管理的事项的不同而异。一般来说，该普遍性行政措施的制定主体级别越高，职权范围越大，其效力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同样如果该普遍行政措施所管理的事项的范围越大，其效力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另外，从时间上考虑，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效力从属于其所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具有溯及力。

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遍性行政措施在效力上的特征：1、执行性。普遍性行政措施主要是对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执行，其主要目的是执行法律，而不是创制法律。2、普遍性。普遍性行政措施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在对象上是普遍的、不特定的。3、排斥司法审查性。普遍性行政措施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机关无权对其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它在效力上是排斥司法审查的，如果其违法也只能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同级权力机关予以撤销或变更。

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即其在执行中的地位及其在司法中的地位。

行政措施范文篇6

关键词：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最小侵害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必要性原则的讨论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1]援引必要性原则作为判决依据的司法经验获得了积累，[2]甚至行政机关自身也提出了受必要性原则约束的一些实质性要求。[3]然而，对于必要性原则的司法适用可能引发的诸多理论和实务操作中的困境，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势必阻碍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审判中的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从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它们在为这些困境深感忧虑的同时，正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解决困境的法解释技术。正视这些困境并积极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法，对于一直以来整齐划一地对必要性原则给予褒奖的我国行政法学界，体现出一定的紧迫性。一、最小侵害基准：价值与困境的同源必要性原则，也被称为最温和手段原则[4]、最少侵害原则[5]、不可替代性原则[6]，在英语世界国家，亦被称为最小限制手段原则（theless-restrictivealternativeprinciple）[7]、最不激烈手段原则（theleastdrasticmeans）[8]、最少不利手段原则（theleastadversealternativeapproach）[9]、最小强制手段（theleastintrusivealternative）或者最小负担手段原则（theleastonerousmeasure[10]，leastburdensomealternatives[11]）。在美国法的判例与理论中，还有一些概念也类似地表达了同样的要求，例如：合理手段（thereasonablealternative）[12]、管制精确性（precisionofregulation）[13]或者必要性（necessity）[14].从行政法层面[15]看，必要性原则指的是“如果对于既定的目标，有多种相同有效的手段，政府必须选择对个人自由限制最小的手段。”[16]也有学者将其内涵表述为：“如果还有对个人利益限制更小的可替代的措施，政府就不应采取现有的措施来实现既定的合法目的。”[17]其作用在于，当行政机关在裁量范围内有多种可以适用的手段时，它为手段的选择提供了实体性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立法授权理论的发展及现代行政方式的转变，行政裁量已经不仅仅指执行性裁量，也包含了立法性裁量。[18]因此，行政法层面的必要性原则，不仅审查特定行政处分中的手段选择，而且审查行政立法中对于行政措施的选择问题，正是在层面意义上，美国学者斯特洛甫指出，它对于现代管制国家就管制政策和管制手段的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无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原则，还是被视作比例原则的重要分支，必要性原则一直承担着清晰化行政手段选择的实体性标准的功能。如果说普通法上的合理性原则（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欠缺相对明确的标准，从而留给司法裁量的空间过大；而大陆法系被誉为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其中的均衡原则（也称为狭义比例原则）由于涉及公共利益与行政成本等不确定法律概念之间的衡量，因此“无法构成一种精确无误的法则，而只能构成一个抽象而非具体性的概念”[20]，那么，必要性原则在客观性上的优势的确值得重视。由于以“最小侵害”为联结点，它提供了一套相对清晰的标准，[21]从而能够避免司法运用宽泛价值判断所带来的高度主观化风险，“罚款五十还是罚款一百，属于更小的侵害，这是根据一般经验便可获知答案的事实问题”。[22]难怪有学者称：“面对行政争议、尤其涉及特殊的社会性问题，必要性原则是一项能在价值冲突中提供选择的可供操作的有效工具。”[23]然而，这种“最小侵害”的解释学体系，在使必要性原则具备框架性（structured）、说理性（reasoned）和规范性（normative）等优势的同时，也构成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对必要性原则的司法适用产生忧虑的根源。“最小侵害”的判断基准，暗示着只有唯一的手段才能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一旦将必要性原则适用于司法领域，就相当于把最终确定排他性手段的权力赋予了司法，这就引发了下列诸多的困境。二、理论、规范与实践：必要性原则引发的困境（一）理论困境：立法形成、裁量空间和司法自抑必要性原则的审查赋予司法对排他性的行政手段具有最终确定权，它的隐忧首先来自对权力分立原有格局的打破。它体现在：首先，无论是执行性裁量，还是立法性裁量，都基于法律的授权。必要性原则赋予司法对行政裁量空间的压缩，实际上僭越了传统立法权理论对立法形成自由的独占；其次，必要性原则在形式上的排他性不仅肯定司法对行政的干预，并且干预程度之深，甚至达到将所有裁量一律压缩为零。按照台湾学者蔡茂寅的说法：假设法律规定一项从一百元到一千元的罚款，既然立法设置这一幅度表示均能满足对过去违反义务行为的惩罚目的，则行政机关必然仅能处以最低额的罚款；[24]再次，必要性原则的审查可能会与司法审查有限性的要求构成紧张的关系。看似消极被动的法院，实质上成为进行“暴力统治”的“独裁者”。必要性原则的适用还产生了行政法理论上的一种悖论：一方面行政裁量的空间被压缩为零，只有唯一的措施被认为符合最小侵害的排他性；另一方面，立法赋予行政裁量的初衷是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实施的行为，放弃这种选择将构成行政裁量的怠行（裁量惰怠）。[25]换言之，严格适用必要性原则将使行政机关陷入两难境地：要么违反必要性原则，要么构成裁量权怠行的滥用。因此，有学者对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作为独立的司法审查原则予以适用显得忧心忡忡。例如在英国，即使面临着作为欧盟成员国适用欧盟法的巨大压力，学界依然在认真探索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能否作为一项独立原则被适用于司法审查过程的问题，[26]原因正是在于，相比于传统“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原则”（wednesburyunreasonable）[27]所具有的弹性和对行政裁量空间的确保，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自身会打破一种均衡与稳定，[28]除非相对人认可目前措施的最小侵害性，不然总是有或多或少的理由置疑排他性的形式要求是否得到满足，那么诉讼案件剧增、诉讼者和法院的成本被大量耗费的前景也就不难被预见了。[29]

（二）规范困境：内涵界定的自身缺陷从规范性的要求看，必要性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以下的问题：1.负担对象的模糊性。为了实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需要选择最小侵害的手段，但是，不同行政手段所针对的不同对象，有时候会造成对不同群体的负担转嫁。有学者认为，由于所选择的管制措施针对的不同对象，因此确定最小侵害的“联结点”本身具有模糊性。[30]以美国Grossmanv.Baumgartner一案[31]为例，行政当局以纹身者患肝炎的比率超过正常人七倍为由取缔所有非医学纹身的营业所，被诉至法院。作为两个可替代的措施，“严格审查非医学纹身营业所的卫生设备和消毒设备并对不合标准者附之以严厉的处罚”以及“严格执行纹身师的培训要求和资格证书考核”，都可以达成确保被纹身者健康的目的，并且较之于关闭所有非医学纹身的营业所来说，均是较小侵害的方法。[32]但是，前者对经营者的营业自由构成负担，后者对纹身师的职业准入构成负担，无论选择任何一个，都意味着将一个群体的负担转嫁给了另一个。此时，必要性原则的判断已经涉及到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这种判断对于行政当局都异常困难，更何况是不具备专家行政能力的法官们了。2.“过度简单化”的弊病。必要性原则以“目的－手段”关系的架构为其出发点，容易产生过度简单化的弊病。首先，手段与目的间并不总是呈现“同向”维度，[33]例如存在可供选择的A措施与B措施，A措施的侵害最小，但目标达成度也低；而B措施的侵害最大，但目标达成度却较高。其次，即使目的与手段满足同向性，是否就完全可以不考虑其他不利因素。例如，同样能够达成目的的措施A与措施B，措施A对个人权利侵害小，但是产生的其他副作用却大；而措施B对个人权利侵害较大，但是产生的其他副作用却小。这两种情况下的手段选择均涉及到复杂的价值判断问题，是否还能单纯纳入必要性原则的审查范围呢？如果可以审查，那么必要性原则原来被期待的精确性标准就会丧失；如果不能审查，现实生活中大量复杂的行政争议势必被排除在必要性原则的审查之外，其所能发挥功效的空间也就可以想象了。（三）实践困境：专家行政和审查负担正是由于必要性原则在理论与规范层面的困境，导致在实践操作中可能出现对行政成本的漠视以及审查负担剧增的后果。例如，必要性原则视禁止性措施为最后的选择，认为禁止是对个人某种自由“自始”而“全面”的剥夺，属于侵害性极强的行政措施，因此最容易遭致非议。美国大量有关必要性原则的诉讼都围绕着撤销禁令、而改用其他行政措施展开，例如信息规制、标签与说明书、配额制、标准、创设许可税等。这些措施，往往以专家行政为基础，然而，专家行政本来就是稀缺资源。因此，动辄以违反必要性原则为由撤销禁令，容易造成对专家行政的额外耗费以及对高昂行政成本的漠视，导致行政实践开展的困难。由于行政事务的技术和专业性，及其行政立法所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衡量的复杂性，许多行政手段的确定，对于行政部门而言都属于疑难杂症，立法者更是常常借助一般条款和空白授权条款采取回避，[34]它们对于非专业的法官们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必要性原则的司法适用，不仅对行政附加沉重的成本负担和诉讼负担，对那些毫无行政经验而言的法官们也是把双刃剑：表面上看过去似乎“取得了不受节制的无上权力”，实际上会因为欠缺专家智识和判断陷入人言言殊的状态，破坏合理的可预见性，对法安定性也会造成损害。[35]三、解决困境的可行性出路值得说明的是，必要性原则司法适用所可能引发的理论、规范与实践三个层面的困境，并不可能截然分割。最主要的内在关联性在于：由于必要性原则包含了“最小侵害”的标准，其司法适用会深入到行政决定的内核，打破权力结构间的必要平衡，再加上其自身在精确性上的缺陷，使得司法决断的权力过大，甚至司法本身也为之承受了难以胜任的负担。可见，困境的成因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就决定着，探讨解决困境的可行性出路，也必须将这些困境放在一个整体的相位上予以对待。（一）发挥“相同有效性”的功能性控制既然单向度的遵循“最小侵害”标准容易造成司法对排他性行政手段的独占，从而产生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困境，因此，不少国家的司法审查就借助对必要性原则“相同有效性”的判断来调和“最小侵害”的刻板，从而还原对行政决定的尊重、抑制和对抗司法膨胀。这被成为“相同有效性”审查的功能性控制。形象的说，如果现在法院对A措施进行必要性原则的审查，相对人提供了所谓更为温和的手段B，这时界定手段A、B之间是否符合相同有效性就极其重要，如果司法对“相同有效性”的要求较弱，只要是“接近有效性”（nearlyeffective）或“相当有效性”（tolerablyeffective）就可以了，法院就获得较大的司法决断权；反之，如果对“相同有效性”确立起“绝对相同有效性”（totallyeffective）的要求，用措施B取代措施A的司法决定就受到更大的限制。因此有学者称，这种“相同有效性”的功能性控制，能够使法院不致过渡干预立法和行政的手段选择裁量权，有助于调和多重宪法价值。[36]为了不让司法判决随意地以最小侵害为由撤销行政决定，德国宪法法院十分强调“相同有效性”的功能性控制：“并非其他方案胜过立法措施的任何一项个别优点都必然导致措施违宪，作为其他选项之较温和的措施，必须在‘每一方面''''都’明白地''''确定，其对目的之达成与立法措施在事理上具有相同价值，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相同有效性''''.”[37]从限制司法权的角度，这一阐述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1）如果原行政措施包含多重行政目的，那么作为更为温和的可替代措施也必须同时具备多重目的，这是“量”的要求；（2）其中任何一重行政目的，都要被“明确地”认可与原有措施具有相同的适合程度，此为“质”的要求；（3）具体来看，法技术上的困难（例如标准设置中的法解释问题）、法律执行上的困难（一项措施在实际中是否可行、行政技术上有无困难）、经济上的可行性考虑（行政成本是否昂贵、是否增加不合理的行政负担）等方面也可以作为行政措施是否具备“相同有效性”的附加评价因素。[38]以此增加司法过度干涉行政决定的瓶颈阻力，对随意撤销原行政措施给予限制。

（二）必要性原则司法适用的例外1.定量性（quantitative）与纯技术性（puretechnical）的判断诚如上文所言，必要性原则适用的结果往往使裁量收缩至零，例如在罚款的裁量幅度范围内，除非罚至最低额，不然很容易被必要性原则的排他性要求所诟病。解决这一困境及其由此诱发的难题，美国的有关判例或许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在Sprolesv.Binford[39]一案中，首席法官Hughes对司法审查适用最小限制手段原则曾提出过明确的限制：有关尺寸、重量等定量性或者纯技术性的规定来源于立法裁量的广泛权限，要求对标准的科学性、精确性作出解释，会增加立法与行政无可容忍的额外义务，尤其是法院并不擅长判断这些技术性与定量性的问题。因此，对定量性与纯技术性判断的判断，需要被排除在必要性原则的适用之外。然而，这并不表明，所有与数字与技术有关的行政决定，必要性原则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同样在Sprolesv.Binford案件中，Huges法官认为，如果被主张的有关尺寸、重量等定量性标准超出一定范围，那么，就具备司法干涉的正当性。[40]这一规则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的规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它通过立法技术，排除对那些尚未构成“显失公正”的量罚的审查，从而节约司法成本、保证司法自制和行政弹性；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对那些达到“显失公正”程度的量罚措施的司法审查权，从而有选择地对定量性和纯技术性的行政判断给予审查。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判断提供理论自恰，也可以视为必要性原则对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解释体系的可能贡献之一。2.异常复杂的行政规制领域如前所述，必要性原则对于手段的选择，可能产生“负担转嫁”的结果，换言之，它使司法承担了复杂的利益分配的角色。为了使司法从这种尴尬的情景中适度地摆脱出来，美国的行政法学界提出，限制必要性原则在异常复杂的行政管制予以司法适用，可能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抽象地说，异常复杂的管制领域是那些行政目标和影响极其复杂，致使法院难以胜任对最佳管制措施是否存在作出最终判断的领域。因为即使让法院勉强作出决定，结论本身也很难有说服力。因此，学理界和法院较为一致地认为，面对这些异常复杂的经济管制纷争（例如明显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管制手段的领域或者根本不可能获得明确措施的管制领域）以及围绕其中微妙的利益取舍，还是由立法进行衡量的为好。[41]对异常复杂的管制领域，保持必要性原则司法适用的避让，也是为了缓解必要性原则“过度简单化”的困扰。目的与手段、收益与成本的比对，越是在复杂的管制领域，就越体现出“同向”比较的难度，这正是必要性原则力所不及的。当然，必要性原则在这些领域的保留适用，并不表明这些领域自身不需要司法审查。从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它们的判断或者在必要性原则缺席的情形下进行，或者是和必要性原则配套进行。例如，美国此时就会非常强调利益衡量标准（abalancingtest）；[42]而德国则可能更倾向于结合比例原则自身对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的多重位阶。（三）对不同的审查领域适用强度不同的审查标准审查标准（standardofreview）能够微妙地调节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因必要性原则可能造成司法对行政的僭越而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难题，能否通过确立灵活的审查标准而予以缓解，正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必要性原则对一项行政措施的审查，究竟达成最小侵害（theleastrestrictivealternative）还是较小侵害（thelessrestrictivealternative）方能撤销，给予司法判断的空间是不同的。[43]从比较法的视野看，对不同的审查领域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几乎成为一种通例。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内在的审查强度不同，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既能成为严格的司法审查基准，亦能成为最宽松的审查基准。[44]普通法系的美国，必要性原则在审查基本权利侵害和经济政策选择等不同领域的案件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45]在涉及基本人权保护方面，必要性原则的审查遵守严格审查标准（strictscrutinytest），法院会要求“绝无其他合理的选择手段能实现这一重要决定时”，该措施方能成立。[46]英国法上，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也区分严格审查（hardlookreview）和较弱审查（lessintensivereview）标准，缓解必要性原则与权力分立理论间的矛盾。[47]除了案件本身涉及对基本人权的干预程度，特定政策目标的内容、所涉及的利益竞争的本质、法院对政策执行手段的评估能力都是法院灵活调整审查强度所考虑的因素。[48]而且，审查标准的灵活性还蔓延到对举证责任配置的差异上来。[49]（四）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制度是一项司法操作技术，它的合理配置能够使多元实体价值的冲突消弭于程序的无形，对于实现司法正义极为重要。对于解决必要性原则的司法困境，举证责任制度的合理配置有着突出价值。考虑到必要性原则适用领域的复杂性和自身审查强度的弹性需要，应当区分不同的审查领域配置不同的举证责任制度。德国法院认为：“对于在经济规范和经济措施的选择和技术形成方面……如果法院无法确信还有其他选择可能性为相同有效，而且对基本权限制较少时，不利即归诉愿人承担”。[50]换言之，对于不涉及或者较少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经济性管制领域，必要性原则的举证责任（是否有更小侵害的手段）就由相对人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配置，有利于解决相对人置疑行政措施违反“最小侵害”而产生滥诉的局面，而且也体现对专家行政的尊重。然而，对于那些涉及基本人权限制的诉讼领域，由于对行政措施的审查需要更为严格的标准，举证责任的负担也适当向行政机关倾斜。此时，必要性原则的举证责任比较复杂。按照美国的做法，经常需要通过四个举证步骤来论证必要性原则：首先，行政相对人必须举证受争议的行政措施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进而，行政部门进而举证反驳；然后，行政相对人提出可供选择的限制更小的措施；最后，行政部门必须论证目前所采用的行政措施已经是最小侵害的了，尤其需要证明相对人所提供的替代性措施不能满足实现行政目标的“相同有效性”。[51]通过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方式，达到行政机关审慎选择行政措施、确保相对人基本人权的目的。

行政措施范文篇7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根据《××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贯彻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意见》的规定，结合××工商系统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重大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客观、全面、高效、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依法不能公开听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三条

全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制机构负责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推进和听证的组织实施，并会同监察部门对听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作出下列重大决策前应当举行听证：

（一）起草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规范性文件草案，制定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名义的规范性文件；

（二）制定或者调整本辖区市场监管重大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三）制定与调整涉及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重大行政措施；

_、制定与调整涉及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重大行政措施；

_、制定与调整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执法的重大行政措施；

_、其他涉及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决策事项；

_、其他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大事项。

（四）作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前，作出该许可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为需要举行听证的，或者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

（五）拟作出以下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经当事人申请的：

_、责令停业整顿、责令停止营业、责令停止广告业务；

_、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经营许可证；

_、对公民处以一千元，对个体工商户处以一万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万元以上罚款；

_、对公民、个体工商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达到本项第_款所列数额的处罚。

（六）重大、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的；

第五条拟作出重大决策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听证机关，负责本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决策事项的听证工作。

第六条实施本细则第四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所指的听证，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制机构按照《××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实施办法》、《××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七条

实施本细则第四条第（四）项规定所指的听证，由负责该行政许可审查的机构按照《××省××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组织实施。

第八条

实施本细则第四条第（五）项规定所指的听证，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和《××省××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

第九条

实施本细则第四条第（六）项规定所指的听证，由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行政复议机构按照《××省××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听证实施办法》的规定组织实施。

第十条

重大决策听证会结束后，听证组织机关应及时研究听证意见，形成听证报告，对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建议作出全面、客观、真实的反映。对没有采纳的重要意见，应及时反馈，并说明情况。

第十一条

对半数以上听证代表持反对意见的重大决策事项，决策不得通过，决策机关应当调整决策方案，并按照《××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重新举行听证。

第十二条

重大决策听证会结束后_个工作日内，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将听证报告分别报同级政府法制部门和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查，负责审查的机关应在_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经审查同意的听证报告作为实施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按照本细则第四条规定应举行听证而未听证的；按照本细则第六条规定组织实施听证，但听证报告未报经审查通过而作为重大决策依据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行政措施范文篇8

关键词：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1前言

国家教委于1990年颁布了《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及《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这是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项法规文件，是高校体育工作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标准》的实施，是对每年大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状况进行检验的具体尺度，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个体评价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的开展，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把实施《标准》工作作为学生进行德、智、体全面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该项工作的开展，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不断增强体质。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标准》工作，笔者对我院近几年来，实施《标准》工作情况作一个回顾调查，从调查中发现，许多学生对实施《标准》认识不足，另外由于《标准》构成复杂，测评项目多，参与测评的部门也多，各职能部门的协调及积极性难以调动，测评统计工作量大使得有关部门特别是体育课部难以承受等。这些问题都有持于今后妥善解决，使之《标准》工作不断完善。不然将阻碍《标准》工作的开展，使《标准》工作落不到实处，其结果是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达不到开展《标准》工作所期望的目的。本文对我院实施《标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参考。

2我校实施《标准》工作现状

2、1我院认为认真贯彻国家教委颁发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并根据省教委的有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做到对《标准》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各项测试工作，首先成立了以院领导及各主要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的贯彻《标准》领导小组，并明确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要求做到：分工负责，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抓好《标准》的落实和测试工作。

2、2我院从92年9月开始，在92级（一年级）及90级（三年级）两个年级中开始实施《标准》，从93年9月开始，在我院各年级中全面贯彻实施《标准》。

2、3对患病和有残疾的学生，必须有医院及院卫生科证明，经体育课部同意，可免测部分项目外，其他学生必须参加《标准》的测试。

2、4各职能部门分工：教务处负责学籍管理和考试安排，从教学和教务角度协调相关部门，督促《标准》的贯彻执行；学生工作部负责组织各系辅导员（班主任或班干部）记载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早操出勤情况和成绩评定；卫生科负责身体形态、机能测试和成绩评定；体育课部负责统筹安排《标准》的实施，并具体负责体育课，体育理论，身体素质的测试和成绩评定，—综合《标准》成绩上报有关负责部门。

2、5《标准》成绩分布：

项目

体育课

理论

素质

形态机能

课外锻炼

第一学期

分值

除体育课成绩外，其它各项目每学年进行一次测试及成绩评定。

3《标准》实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认识上的问题

3．1．1某些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对实施《标准》工作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从本质上认识理解《标准》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项有力措施。因此，某些人至今还认为《标准》工作可有可无，从而表现在没有把《标准》的实施工作摆在一个重要位置来落实。据笔者了解，在实施《标准》过程中，除体育课部把《标准》作为体育理论课内容来讲解、宣传外，各系基本上没有开展贯彻实施《标准》活动的宣传工作，没有通过开展实施《标准》活动来督促学生加强对体育的认识，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由于认识不足，致使整个工作被动进行。

3．1．2在多数学生中，也不能正确对待《标准》实施工作，从思想上没有认清实施《标准》的意义及目的，只看到眼前利益，对体育锻炼的目的不明确，学生从事体育锻炼的能力差，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因此，许多学生对待课外锻炼，是出自无奈（因系里有要求）。如：早操活动中大部分学生只是出勤不出力，报报到而已，这种现象与实施《标准》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3．2各职能部门的协调问题

《标准》实施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要求各职能部门在院领导统一指挥下，有机的协调配合工作，并尽职尽责完成部门的工作任务。但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领导统一协调不够，整个工作虽有分工，但对工作质量过问不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协调解决，另外各部门测评结果不能如期上报体育课部汇总，使得整个工作不能按时完成；还有的部门不能顾全大局，不根据本院实施情况，横向比较，推托工作任务（如卫生科就将身体形态、机能测试工作推给体育课部），这些都影响了《标准》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

3．3行政上无措施

目前《标准》在多数学生中看来只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性问题，而对它实施的意义和作用了解甚少。我院在实施《标准》过程中，没有将《标准》与任何行政措施相结合，《标准》对学生的切身利益毫无影响，因此，造成学生不能正确对待此项工作的开展。据本人走访调查，有90％以上的学生认为《标准》的实施对学生本人无任何影响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标准》的结果没有与院里所制定的有关行政措施结合起来。如：升、留级制度评优，奖学金以及能否毕业等，因而起不到《标准》应有的导向、督促与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作用。

3．4体育教师工作量大在实施《标准》工作中，体育课部无疑是《标准》实施工作的主要部门。但由于《标准》构成复杂，统算工作较多，这给体育教师带来了很大工作量。另外各部门之间还存在协调问题，因为，除体育课部外，其它部门在《标准》实施工作中都是兼职进行的，受其它工作影响太大，所以缺乏工作主动性，这样造成过去有些不属于体育课部工作范围的，现在也需要由体育课部承担，这就给体育教师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4几点建议

贯彻《标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一项内容，要提高对标准的认识，充分发挥《标准》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学校各职能部门要把该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做到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根据我院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提出几点建议，分述如下：

4．1领导重视

领导高度重视是能否贯彻实施《标准》的关键因素。因此，应着重加强院实施《标准》领导小组的作用。领导小组应与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应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共同实施《标准》，院实施《标准》领导小组每年至少不得少于一次，向有关职能部门布置工作，检查、督促及总结《标准》实施工作落到实处。

4．2加强《标准》宣传教育工作

高校实施《标准》是高校体育工作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它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推动学校群众性体育的开展，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能力，使之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因此，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应向学生广泛宣传实施《标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这是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不但体育课部应将《标准》作为体育课重要内容广泛宣传外，学院及各系也应将《标准》作为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注意加强学生骨干的培养。学院及各系每年应对贯彻《标准》取得突出成绩的班级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并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他们的成绩和所取得的经验

4．3《标准》应与行政措施相结合

目前在学生对《标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没有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如果能有效的将《标准》与院里的有关行政措施结合起来，是有效推动《标准》工作的实施，加强学生重视《标准》的重要手段。笔者建议在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应将《标准》的结果与学院的学生管理制度相结合，如：升、留级，评优，评奖学金，能否毕业等制度结合起来。由于这一措施现在还没有得到落实执行，因此，不但学生中普遍存在不重视《标准》的思想，而且有些职能部门也不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对工作不负责，测试评定工作不认真，测试数据不准确等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标准》应与学院有关行政措施相结合，并成为评价一个学生的重要指标。

4．4修改《标准》部分评分指标

对《标准》所设几项指标分析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二项指标的设立弊大于利。这两项指标的设立其主要目的是激励学生加强形体改善，机能提高。弊是其中客观因素影响较大。经查阅“198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材料看，我国男女学生的绝大部分指标19岁（即进入大学时）便进入了发育的稳定阶段（其中身高在16——17岁便进入稳定阶段）。以男生为例，在稳定阶段其年平均增长值身高为0．29厘米，体重为0．28公斤，胸围为0．39厘米，即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处于较稳定状态”。因此，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每年如此的重复测量，势必造成一种人力物力的消耗，但《标准》中这二项指标对学生成绩又影响甚大，那些在进校前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不锻炼也可获得高分；反之对那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在短时期内还没有使身体得到良好改善的学生来说，也只能拿低分，从而影响了这一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看，《标准》中已设有身体素质几项指标，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必然也会促使学生身体形态的改善和机能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身体素质指标与身体形态，机能二项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相似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可以从《标准》中删去身体形态，身体机能二项指标。删去这二项指标后，《标准》更趋于合理，同时也可以大大减少测试工作量及测试统算数据误差。在修改后的《标准》中设置，体育课，身体素质，课外锻炼和加分四个指标，其中体育课包括术科考试和理论考试两部分，技术考试占40分（每学期占20分），理论考试占20分，合计为60分，身体素质占30分，课外锻炼占10分，加分条件、等级评定与登记办法仍按原《标准》。

4．5调动体育教师积极性，改善体育设施。

贯彻实施《标准》工作其主要任务由体育教师承担，工作量较大，领导应重视及全面关心体育教师，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成果，积极地给体育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工作环境，提高体育教师的工作待遇，在此基础上，就我院来讲，应尽力改善目前体育教学设施落后的状况。因此，在全面贯彻实施《标准》的同时，应把体育场地设施的改善工作作为目前教学工作的重要来抓，使之跟上现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

行政措施范文篇9

第一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管理、监督机制，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国家利益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商品价格是指除工资、利率、汇价、证券及期货价格以外的各种价格。

服务价格是指经营性服务收费，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标准。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从事与价格行为有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价格管理实行间接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促进公开、公平、合法、正当的价格竞争，建立在政府调控下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第四条上海市物价局（以下简称市物价局）是本市的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的价格平衡工作，统一组织实施本市的价格管理和监督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受市物价局的业务指导，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物价检查所是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依法行使价格监督检查和处理价格违法行为的职责。

第五条市和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和监督实施价格法律、法规及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价格的行政措施和调控方案；

（二）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拟定本级政府定价目录内的价格，制定或者拟定本级政府指导价目录内的定价原则、作价办法、基准价和浮动幅度、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

（三）组织、指导、协调价格监督检查工作；

（四）指导、协调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价格协调组织以及重要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工作；

（五）监测市场价格水平、供求状况、重要商品或者服务的成本，建立价格信息网络；

（六）组织、指导价格信息咨询机构开展价格信息交流、咨询服务、价格鉴证以及价格评估工作。

第六条工商、公安、财政、税务、技术监督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价格协调组织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或者委托，配合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做好本行业的价格协调和监督。

第八条建立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为主体的，有社会监督、消费者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行业监督等共同参与的价格监督体系。

第二章价格的制定

第九条价格的制定形式分别为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经营者定价。

政府定价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直接规定商品或者服务的统一价格。

政府指导价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和负有价格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按照价格管理权限规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制定的价格。

经营者定价由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经营者），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依法自主制定和调整。

第十条关系国计民生或者属于资源稀缺、公用事业以及其他不适宜由经营者自主定价的重要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应当依据国家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年度价格总水平控制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或者行业平均成本，参照市场供求状况制定。

第十一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应当以法律、法规及相应的规章为依据，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物价局审定。收费标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财政局审定。重要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市人民政府以及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取消不适宜的收费项目或者调整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应当列入价格管理目录。

价格管理目录根据国家颁布的价格分工管理目录和本市实际情况，由市物价局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或者修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三条经营者应当依据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成本以及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合法、合理、规范地制定价格，取得合法利润。

经营者改善管理，实现技术进步和依法以拍卖、竞价、招标等形式取得的收益，是其合法利润。

第三章价格的管理

第十四条根据国家和本市物价控制目标，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价格的调控、管理和监督，确保国家和本市年度价格总水平目标的实现。

第十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重要农产品及其他对人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实行阶段性价格保护；建立主要食品、农业生产资料等的价格风险和调节基金制度；建立主要食品、日用工业品和防灾救灾物资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

第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在市场物价总水平或者某类商品、服务的价格发生异常波动，可能影响经济及社会发展以及年度价格总水平控制目标的实现时，可以依法在规定权限和规定期限内对经营者定价的部分商品或者服务价格采取以下平抑物价的行政措施：

（一）规定在提价前须向价格主管部门申报或者备案；

（二）规定经营的利润率、毛利率或者差价率；

（三）规定最高限价或者最低限价；

（四）其他依法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

以上行政措施的实施和解除，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实施以上行政措施，须报经市人民政府或者市物价局批准。

第十七条市和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价格监测制度，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作出分析和预测。有关市场价格信息应当公开。

价格主管部门和价格管理人员应当严守国家价格秘密和为经营者保守技术秘密、商业秘密。

第十八条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价格协调组织应当依法开展行业内的价格管理、协调工作，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提出本行业有关实施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建议，指导本行业经营者的定价行为，协调本行业的价格争议，引导、鼓励本行业的非会员单位参与行业的价格协商。

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价格协调组织不得利用其所占据的市场优势，实行价格垄断。

第十九条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实行收费许可证、收费票据和年度审验、票据稽核等管理制度。各项收费收入应当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应当亮证收费，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无证收费、超标准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使用非法票据收费以及从事无服务事实的收费。不得将自身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或者公务活动，交由他人进行营利性的经营收费。

第二十条各类交易市场的主办者，应当负责市场内的价格管理工作，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纠正价格违法行为，配合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查处价格违法事件。

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应当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以及政府的行政措施。定价时应当遵守本条例规定的原则，实行诚实、公平、公正交易和信用服务。

经营者应当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建立定价调价、削价优惠、价格资料等价格管理的规章制度；设立价格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价格管理人员。

经营者应当服从价格主管部门的管理，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的采集、审验等管理工作，接受价格监督检查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真实资料；认真听取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意见，规范经营行为。

第二十二条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做到一货一签，标识醒目。

商品标签上应当准确、清晰地标明品名、产地、规格、计价单位、零售价格以及其他与该商品的价格构成有重要影响的内容。

提供服务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布其收费价目表，准确标明收费项目名称、等级或者规格、服务范围，计价单位、收费标准等主要内容。

经营者不得高于标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二十三条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陈列样品或者公布质量标准，保证质量与价格相符。不得有以次充好、混充规格、降低质量，或者偷工减料、掺杂使假、虚报用工用料等价格欺诈行为。

经营者不得谎称降价、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或者极品等，以不真实、无依据或者畸高的标价误导、诱骗、欺诈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以不提供购货发票或者服务票据为条件降低价格。

第二十四条市物价局可以根据国家有关制止牟取暴利的规定，公布本市实施反暴利规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

对本市公布实施反暴利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经营者自行制定价格时，其标价水平、差价率或者利润率不得超过市物价局认定的这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档次、同种类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价格水平或者收费水平的合理幅度。

第二十五条经营者应当参与正当的市场竞争，不得与其他经营者串通、商定并执行垄断价格或者哄抬市场价格，不得为他人规定商品价格水平。

经营者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商品，销售鲜活、呆滞、季节性商品或者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的除外。

第四章价格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以及经营者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协助、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价格监督工作。

第二十七条市和区、县物价检查所根据市物价局规定的职责，执行价格监督检查。

价格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应当依法办事，文明执法，佩戴识别标志，并出示证件。

第二十八条职工物价监督组织、消费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可以开展群众性的价格监督活动，监督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并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提出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建议。

第二十九条消费者有权获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真实情况；有权拒绝经营者的价格欺诈或者价格歧视行为以及各类非法收费；有权要求得到损害赔偿；有权向价格检查机构投诉、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对消费者的举报应予受理，并对举报有功者实施奖励，负责为举报者保密。

第三十条新闻舆论单位应当运用舆论工具，宣传价格法律、法规，正确引导生产、经营和消费，揭露价格违法行为，对经营者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价格舆论监督。

第三十一条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价格协调组织，可以接受价格监督检查机构的委托，对本行业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实行检查，督促经营者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干预措施，监督本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

第三十二条经营者有权获得价格主管部门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价格信息的服务和帮助；有权对价格主管部门和价格监督检查机构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检举、控告侵犯其依法享有的价格权益的行为；有权拒绝各类非法收费；有权对价格检查机构的检查和处罚进行申辩和解释。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依照下列规定实施处罚：

（一）违反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消除影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对市场的主办者给予通报批评或者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四）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六）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七）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总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上款所列，凡情节严重的，应当分别对主管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或者损害的，应当给予补偿或者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同一价格违法行为不得作两次以上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第三十三条所称情节严重，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违法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因价格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未满一年又发生同类价格违法行为的；

（三）伪造、涂改、销毁帐册等价格资料或者阻碍、抗拒价格监督检查的；

（四）给国家、消费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三十五条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开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

第三十六条当事人对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措施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