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判文书范文10篇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文书，制作

主文

行政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解决行政争议并就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出处理的书面决定。众所周知，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法官素质的直接载体。因而，制作出高质量的行政裁判文书，是时代和社会对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一、当前行政裁判文书制作中存在的弊端

行政审判的实践标明，当前在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行政诉讼的特点

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就拿同民事诉讼比较而言，行政诉讼与之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比如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分配、全面审查等是行政诉讼的突出特点和适用原则。在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法官应特别强调这些方面。然而，在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实践中，有不少法官却忽略了这些本不应忽略的问题。笔者认为，所以出现如此疏忽，与这些法官至今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够明确不无关系。须知，“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法院解释法律的标准，也是评价和判断法院判决是否妥当的标准”。①因此，首先，必须明确立法目的所在。就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看，它是为了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和谐统一，并力求使双方在行政程序中权利义务的明显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得以适当平衡。因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主体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国情，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上述的限制和原则恰恰体现了行政诉讼有别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突出特征。但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官运用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审理行政案件，致使重点旁落，将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变为审理原告行为的违法性，并人为地将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法定原则变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酌定裁量，把本应由原告胜诉的案件，却因法官制造的“举证不力”而以败诉告终。在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十余年后仍如此审理行政案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主审法官至今尚未把握行政诉讼的实质特征，至于出于故意“枉法”裁判者，只是个别现象。

（二）轻视程序性叙述及论理

司法公正的实质只能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将程序公正作为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实体公正才能真正体现法治意义下的实体公正。当前为数可观的行政裁判文书中均存在忽视程序叙述方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视程序性表述。如不表述或不全面表述自立案至开庭阶段的详细过程；二是忽视程序性论理。不讲为什么适用或不适用相关程序。主审法官的这种怠于作为的做法，其结果恰恰导致了剥夺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案件审理的知情权，甚至人为地造成部分当事人因缺乏法律知识，错过诉权行使的法定时限，而出现胜诉权的不当丧失情况。

轻视程序叙述及论理的原因，除受现行司法体制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官个人认识方面的问题。因为某些法官并不理解：司法活动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追求客观真实本身，而是通过正当程序形成当事人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序事实和证据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②换言之，程序公正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绝不可轻易省略，尤其是不陈缘由的恣意舍弃。程序正义的要旨就在于：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慎用自由裁量权，且在审理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参与机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得随意变更其诉讼请求，审理案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并尽力保障案件审理的公开、公正、公平。

（三）归纳焦点不准确，阐述理由不充分

在审判实践中，不少的行政裁判文书在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时，没能抓住重点，集中归纳，造成所归纳焦点较分散，不突出，甚至偏离方向，直接导致证据分析不力，主次不分，层次混乱，叙述缺乏逻辑性，乃至认定事实失误。

与此同时，某些行政裁判文书（尤其判决书）对裁判理由的叙述过分简略，且多是事理的直陈，很少法理的阐释，更少论及如何针对个案的具体案情去运用证据规则推导案件事实，怎样运用法律认定案件性质，在作出裁判结论时，要么不予论证，要么简单从事，“高度概括”，分析不明，论理不透，令当事人看后不得其解，疑团丛生。

笔者认为，新世纪新阶段的行政裁判文书，不仅要大力彰显司法公正与文明，还要充分体现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为此，要求主审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理由部分时，主要靠事理分析论断与裁判理由的精辟阐述来具体体现。一份优秀的行政裁判文书的论理，是该裁判文书的精华和灵魂，是将推定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结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桥梁，通过法官令人折服的论理，“达到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版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③沿用演绎推理和思维定式说理时，力求做到具备针对性、逻辑性、完整性、客观性、公平性等整合的特点，既符合规范又具有个性。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化法官，不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娴熟的裁判技能和宽厚的人文素养，还应具有逻辑学（尤其形式逻辑），语法修辞（主要是积极修辞）、写作基本知识以及熟练驾驭文字的基本功底。倘若缺乏良好的综合素质，则很难充分把握“公正与效率”司法主题的真谛，也无法胜任职业法官的神圣职责。

（四）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诉讼中法官采取合法的手段于合理的范围和适当的幅度内对具体案件酌情作出裁判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立法的滞后和粗疏，是成文法国家无法克服的通病，丰富而多变的司法实践总是让制定法显得乏力和被动。④面对成文法的空白和行政争议与纠纷的客观存在，法官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条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个案审理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现行法律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展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和公平处理案件。而表现在裁判文书中，自由裁量权则体现的是法官对责任的衡量和尺度的把握。包括对法律原则、精神的准确理解和对客观事实的准确叙述。同时，自由裁量权的启动应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那就是：只有在“法无具体规定”的前提下，法官才应根据个人对立法宗旨的把握力度和职业道德要求，运用自由裁量权对采取的相关措施做出尽可能合理的选择，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但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十分慎重，以防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具体的行政裁判文书制作中，自由裁量权不当行使的主要表现是：

1、随意扩大“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某些法官（尤其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全然不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禁止性规定，即“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动辄就要自作主张“依职权”主动为被告“补充”证据。如此露骨的枉法取证，难脱“官审相护”之虞。作出的裁判文书又如何能保证起码的公正进而取信于民呢？

2、具有实体观点的二审裁定。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裁定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突出了说理性，这本无可非议。然而，某些“发回重审”的裁定书的内容要素已大大超出了“纯程序”的范畴，不仅详陈发还理由，而且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也作出预断。此种做法的本身会直接影响一审法院的审判权，这也许是出于好心的二审主审法官所始料不及的。

3、对诉讼费收取及负担轻率处置。某些行政裁判文书中显示出法官对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的收取与负担问题随意进行处置，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格格不入。其具体表现是：不按收费范围和标准收费，并任意裁断当事人的负担比例，尤其对不便讲明的收费名堂，便含糊其辞地统统称作“其他诉讼费”或“其他费用”以及“实际支出费”。

（五）不符合规范化制作要求

作为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规范化，是指行政裁判文书在形式上必须达到格式规范，在内容上必须做到要素齐备，同时符合适用法律正确、结构严谨、逻辑缜密的基本特征。可是，从当前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实际情况看，不符合规范化要求现象比比皆是，其具体表现在：（1）格式不标准，从当事人称谓到案由确定以及阿拉伯数字与汉字的用法等较为混乱；（2）内容要素不完整，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随意取舍，遗漏当事人以及漏判现象时有发生；（3）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脱离案情另起炉灶，文不对题，并与判决主文相脱节；（4）将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变为审查原告行为的违法性；（5）将案件事实部分与理由部分混淆，在理由部分认定事实；（6）在事实的认定中仅仅以事实的罗列代替说理；（7）在适用法律时，引法不全面、不完整、不具体，轻视引用具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二审改判案件只引程序法不引实体法；（8）判决主文中所列内容不明确，不写履行期限，不便执行；（9）文书结构分散，逻辑混乱，文理不通，使用方言土语，乱点标点符号，等等。

二、行政裁判文书规范化制作初探

笔者认为，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应力求符合规范化要求，要紧紧围绕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和程序正义，并在准确把握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当事人争议事实和裁判理由分析论证方面下功夫，使人民法院制作的行政裁判文书真正成为令当事人与社会公众认可和信赖的彰显人民法院公正、文明司法的重要平台。初步设想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

根据行政诉讼的特点，行政裁判文书应重点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予以制作并展开叙事论理。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1）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内容，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只要涉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的问题，都在审查之列；（2）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且不得在诉讼阶段擅自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无正当理由，违反了《证据规定》的要求，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因行政裁判方式（尤其行政判决）具有多样化特点，故对不同的裁判方式在叙事论理上要有所侧重等。从上述的主要特点不难看出，行政诉讼中，法官的主要职责是以“监督”促“保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作为个案的行政裁判文书中应突显法官的监督职能，具体体现是：

1、合法性审查的主要内容。除按一般要求必须审查行政主体是否具备法定职权外，还要根据个案特点，重点审查：（1）对照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情形，如系越超职权，是属于地域超越，还是级别超越，抑或是部门超越？如属滥用职权是系执法的目的动机违背了立法的宗旨、精神，还是出于对法律的曲解？（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如有，是属于先裁决后取证，还是剥夺了相对人陈述、申诉、听证权，抑或是执法人员应回避未回避？（3）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行政赔偿是否存在赔偿的事实和根据？（4）确认案件是属确认合法还是违法，是否涉及采取补救措施情形？（5）履行职责案件，是否具备责令限期履行的条件，等等，对上述情况的审查结果，都应在裁判文书中交待清楚。

2、严格按照“证据规定”的相关要求，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包括在法定期限内举出全部证据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把紧允许在一审中“补充”证据的有限范围、提供证据（含新证据）的相关要求，以及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况等。

3、突显由于被告的怠于告知（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原告“超期”起诉的救济措施，即自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诉权及起诉期限之日起的期限延伸和其各自计算方法，并予立案受理问题。

强调在裁判文书中突出上述特点，核心问题是为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二）增强程序性表述及论理

为充分体现行政案件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赋予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全面的知情权，主审法官应在裁判文书首部的案件由来与审判经过部分详列立案时间、诉讼风险告知、举证时限、庭前证据交换、合议庭成员变更、当事人变更及追加、委托人权限、开庭时间及庭审次数、回避申请处理、管辖权异议处置、诉前及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按撤诉处理、缺席判决、强制措施适用、超审限及审批以及由简易程序变为普通程序的情况及理由等。这不是在记流水帐，因为上述事项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诉权问题。诉权对当事人而言，是其进行行政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一项基本权利，丧失了诉权就意味着输了官司，其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因而，全方位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既然行政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乃至社会展示司法公正的直接载体，那么，如实地表述上述程序性事项就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那些虽然有理但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法律知识，且因经济拮据请不起人的弱势群体来讲，有着更为深切的含义。他们急需法律援助，渴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凡涉及弱势群体的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时，法官应对他们多一份关爱，多一份耐心和诚心，要多尽释明义务，万万不可怕麻烦怕费力，动辄就要以“经传唤未到庭”而冠冕堂皇，且轻而易举地作出“按撤诉处理”或“缺席判决”的绝情裁判。人民法官必须强化程序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谨防“公正败在了法官告知权的懈怠之中”。⑤

在进行程序性说理时应注意有针对性，不可面面俱到，重点应放在当事人有争议的程序性问题上，如对回避申请及管辖权异议的驳回、简易程序的适用、保全及强制措施的采取、当事人的变更及追加、按撤诉处理及缺席判决等。在论述时，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讲事理、讲法理。在论理时要注意仅对程序性问题阐释，防止涉及实体事项，既不能就最终实体性结果作出预断，也不宜流露出对实体裁判的观点或态度。⑥同时，作为程序性说理，要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简明扼要。

（三）注重案件事实的叙述与说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92式诉讼文书样本的要求，行政裁判文书先要叙述经查明的事实后列举证据予以证明。如此规定，有违事物正常的发展规律，不乏“先斩后奏”的味道儿。通常情况下，裁判文书制作的正常逻辑结构应当是先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论断，尔后才能推导出案件事实（指法律事实），换句话说，将认定事实（即结论）置于证据列举及经法庭质证、认证之后，更符合裁判文书制作的正常规律。经过长期的审判实践，各地法院制作的行政裁判文书对事实部分的写法多有创新，较之92式样本的模式更符合逻辑性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某些方面仍不尽人意。笔者认为，行政裁判文书事实部分的写法应遵循以下思路设计为宜：（1）要在准确、完整归纳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对证据进行分析论断。在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时要力求做到突出针对性，以使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举证之间具有衔接性。法官所归纳的争议焦点，既是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所作的总结，也是对他们举证时应予遵循的目标，它能起到引导作用。因此，所归纳的焦点既要体现诉讼各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也要代表他们主张的重要事项，既不得偏离方向，更不可断章取义。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主审法官应在对一方当事人举出的同类型证据归纳出证明目的后，再令对方当事人质异辩驳，尔后再由他方举证。主审法官通过从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的分析论证，到是否采信进行论理，尤其对当事人争执较强烈的证据，更应作为分析论证的重点对象，最终由作为可定案依据的证据推演出待定案件事实。如此举证、质证、认证，更能清楚、具体地体现《证据规定》的基本要求并符合规范化，同时使合议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所采信的证据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显示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的一致性。（2）要表明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优势规则、推定规则、经验法则等）及其理由。在合议庭认证过程中，要针对具体案情，对选择适用相关证据规则作出分析判断，并讲明理由。同时，对当事人所举瑕疵证据也应作出分析评断，并确定相关瑕疵证据能否作为可定案的依据且叙明理由。对于当庭认定的证据应记录在合议庭笔录中。（3）要注意事实认定的顺序。在认定事实过程中，应首先表述对被诉行政主体有否法定职权的审查结果，即该行政主体是否具有该项行政管理职权，以便于确认其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是否合法。此外，根据全面审查原则，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认定，但合议庭因证据瑕疵而未予认定的事实，也应作出相应论述。（4）要注意适当综合。尤其对案情复杂的案件，应在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加以概括叙述的前提下，着重对有争议事实进行详细分析论述，力争做到繁简适当，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个性突出。

与此同时，对于当事人之间有争议且自身无力举证证明的事实，法官应当充分行使职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及时做出调查。决不能明知案件事实不清、有疑问，而消极地放任冤假错案的发生。作为人民法官，有责任和义务力求案件事实（特指客观事实）清楚。不应以当事人举证不力为由将案件错判出去，只要有可能，法官就应当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⑦要象“铁案法官”李增亮那样，“视公正司法为生命，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要以“通过自身的劳作把法律价值转化为当事人的幸福企盼”做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四）深化对裁判理由的分析论证

裁判理由是行政裁判文书的核心和灵魂，是充分展现法官办案思路，适用法律规定及原则、精神，以及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乃至职业道德，按照证据规则阐释证据的过程，它涉及对案件性质的确定，涉及对当事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确认，涉及当事人行政责任有无的界定以及大小与负担比例的裁量等诸多方面。因而，书写好本部分相关内容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行政裁判理由部分的书写应是重点围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以及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及其诉辩理由展开分析论述。同时，因为行政裁判方式与民事诉讼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制作个案的裁判文书说理时，应各有千秋。具体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1、说理要注重客观性。要在事实部分事理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作好法理分析，以中立的立场和公正的态度，使用中性、公允的语言，分析论断案件的性质，客观地评价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包括行政主体有无法定职权，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含合法的规章及其以下规范性文件规定），如涉及行政处罚，是否属于显失公正的情况；如系确认判决，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有不可撤销的理由，而应采取补救措施；如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指出违法的具体表现及确认违法的理由。同时，应进一步明确行政主体或者相对人各自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绝不可强词夺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2、说理要注重针对性。要紧紧围绕当事人之间对法律适用及责任认定与承担的争点进行论述，并在论述过程中结合个案特点（主要指裁判方式）予以说理。如系变更判决，应在肯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大前提下，重点论述“不合理”的理由（畸轻或畸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合理”的衡平意见，明确表态支持原告的诉辩理由及其根据。以便使得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做到规范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

3、说理要注重全面性。行政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表述应当做到全面、完整，尤其对法理的阐释不得出现任何疏漏。在引用法条时要做到既全面、具体，又“对号入座”，即针对个案性质，既引用相关实体法也引用相关的程序法，既引用法律、法规，也引用司法解释和合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且穷尽到条、款、项、目。同时，对当事人在个案中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的具体比例，也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客观、公正的明确裁断，使其由以往的隐形变为显形，以防在裁判主文部分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此外，对诉讼费的收取与负担也应在本部分作出全面（包括收费项目、标准以及各方当事人应负担的份额等）表述，令当事人明白“官司费”的来龙去脉，避免引起他们对法官审判的合理怀疑。

4、说理要注重逻辑性。行政裁判文书在说理时，务必做到使推定的案件事实与解释的法律以及做出的裁判结论（即判决主文）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关系。针对当前大多数行政裁判文书仅注重法律推理，论证多为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而缺乏逻辑推理运用的内容（即未对裁判结果的惟一性和必然性予以逻辑分析与充分论证），导致说理不透彻、不深刻、力度差的弊端，笔者建议在裁判理由部分强化逻辑推理的运用。所谓逻辑推理，是指法官根据形式逻辑的相关理论，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加以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从而得出有说服力的客观案情结论的方法。紧密联系案件的证据，运用逻辑思维与推理，同法律推理相结合，能够做到充分论证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关联性，从而避免了空洞理论说教，使所制作的裁判文书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同时，要着重分析论断当事人之间应按责任划分比例分别承担法律后果的应然性及合理性，做到与裁判结论的有机衔接。

5、说理要注重法律解释与评断。通过行政审判实践不难看出，虽然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既定性和明确性，但鉴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法律条款的僵硬性及其不断变动性，尤其行政法律规范，政出多门，效力层次各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法律冲突，同时，法律概念、原则规定，笼统抽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产生歧义，往往令适用者深感困惑。上述情况的客观存在，这便赋予了主审法官解释法律的难辞之责。解释法律的含义就在于，依照已确定的案件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当法律概念或术语、法律条文或规则呈现模糊状态或者笼统抽象易产生歧义时，法官基于对法律的逻辑分析和立法目的、精神的深刻理解，抑或法律价值的充分判断，以及社会经验、职业道德的衡量等诸多因素的整合，对其作出尽可能公正合理的裁判。

与此同时，在具体运用时还应结合个案的情况，注意以下几点：（1）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尤其涉及填补法律空白的有关规定时，应根据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原则、精神予以阐述，并对该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作出必要的诠释；（2）对参照规章及其以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与评断，应比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及相关解释，并结合个案事实及合理性因素，加以客观地评述，以确定能否作为裁判依据使用；（3）对法律概念或法律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以推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要求等，以使当事人（尤其行政相对人）能够充分理解法官适用法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从而增强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6、说理要注重法理情理并重。讲法理是法官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惯用的方法，即在准确地反映立法本意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法律语言解读法律和阐释法理；而讲情理则是以情感做依托，讲世间常理和社会公理。一个优秀的法官，应当能够正确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预设的价值追求，并将自己对法的价值的认识融于法律的解释之中。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经验知识，作出既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⑧实践标明，在讲事理、讲法理的基础上，法官苦口婆心、深入浅出、情真意切、丝丝入扣的情理阐释较之空洞乏味的苦燥说教，更易于被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不言而喻，寓情于法作出裁判，必将使行政裁判文书的社会价值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

（五）完善裁判主文的写作内容

针对部分行政裁判文书主文部分存在的诸如行文繁琐，判非所请，主文表述不完整不具体，缺乏履行期限等问题，笔者认为，在裁判主文部分写作时，务必做到：

1、在行文时，要使用法律语言，并应准确无误，简洁明了，以防产生歧义；

2、裁判主文必须和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吻合，不得扩大或缩小，也不得随意变更；

3、裁判主文表述力求完整具体，不得断章取义，任意取舍；

4、务必标明履行期限，以便被申请人拒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时，申请人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裁判主文部分的当事人必须用全称，以体现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并力戒因简称不当而引起误解。

参考文献

①梁慧星著：《法律的目的性》，《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27日。

②尤海东、王清坤著：《程序公正的优先性》，《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0日。

③王利明、姚辉著：《审判方式改革的问题研究》，《法律适用》1998年第5期第7页。

④贺小荣著：《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6日。

⑤戴俊勇著：《民事裁判文书应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22日。

⑥汪少华、徐英荣著：《程序性说理在裁判文书改革中的意义》，《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24日。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2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3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4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

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编张正钊副主编李元起

2004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编著周道鸾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主编吴家麟副主编阳作洲石子坚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4、《中国法院诉讼文书教程》主编祝铭山副主编解士明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认证误区

认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者法官自行收集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确认其可采性及证明力的活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能最大限度实现公正。本文指出认证中的误区，以便引起审判人员重视，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一、当庭认证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庭审改革，几乎众口一词主张对证据要当庭认证，认为当庭认证一方面能防止先定后审、改变庭审走过场的局面，另一方面能提高诉讼效率、增强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并且，对当庭认证，还出现过一证一认、一组一认的说法。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一）当庭认证不符合认证规律。认证是依靠合议庭成员的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以主观认识客观的活动，必须对全部证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排除证据相互间、证据与整个案件事实间的矛盾，避免局部认证出现的片面性，综合整个案情后进行判断。无论一证一认还是一组一认，均割断了证据之间的互相联系，难以纵揽全局，融会贯通。

（二）当庭认证不符合合议制的要求。行政案件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如前所述，认证的主体也为合议庭。当事人举证、质证后，合议庭要经过一个议的过程，即合议庭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假如合议庭成员一人一个观点，是形不成最后意见的，所以，有时为了形成最后意见，合议庭成员之间还要辩论，如果合议庭成员在庄严的审判席上或窃窃私语，或争得面红耳赤，不仅会影响庭审的连续性，也会使法官的风度丧失歹尽。有人提出，开庭时合议庭成员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将意见提出，再传递给审判长，由审判长综合合议庭成员的意见，当庭对证据作出认证。笔者对这种“传递”方式也曾亲自担任审判长进行试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种方式，“合议”中的“议”字根本无从体现，合议庭成员仅是凭初步印象写出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某一证据的认证意见写得过长，则影响庭审中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写得过短，则反映不出心证的过程和合议庭成员的全部意见。并且，以上无论哪种方式，书记员均无法对合议庭成员的合议意见进行记录。

（三）当庭认证准确性较差。无论合议庭成员在庭上进行讨论，还是用“传递”方式进行意见综合，都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心证过程，因此，不能保证认证的准确性。例如，审判长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当庭予以确认其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庭后却发现，所确认过的证据与所诉案件并无关联性，只得在判决书中予以纠正。

我国有割断法律史的特殊背景，在建立、充实公检法机关后，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尤其是司法，都力求平衡公开、公正之间的关系，认为阳光下的作业就是司法公开，是确保公正的最好手段。但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当庭认证即是如此，当庭认证之后，法庭并不会允许当事人再就此提出异议，况且，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庭也不会因此而否定已经作出的认定。把一个本不该当庭做的事情非要当庭做，程序上违背规则，实体上意义不大。

法治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也不主张当庭认证，我国即使推行当庭认证制度，也一定要注意与其他相关制度联系才行得通。但在目前其他各项相关制度未跟上，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可盲目强调当庭认证。

二、对超过举证期限证据的认证

对于举证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是作了规定的，即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该条规定的缺陷在于未规定逾期提交的后果。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规定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提交证据、依据，视为被诉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证据规定》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如果因不可抗力或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得到法院准许，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10日内举证，逾期举证的，仍视为被诉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但实践中，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超期举证但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即认定为定案依据。如在一起治安案件中，被告公安分局既非因不可抗力，也非因其他正当事由而无故逾期举证，在质证中，原告就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视为被诉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判决撤销了被告的处罚行为，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未在10日内提供依法取得的证据，但因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应视为一审法院准许上诉人补充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判决对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对于被告逾期提交的证据，开庭质证时以不质证为宜，但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庭审时不予质证，而当事人对超期举证的证据坚持当庭质证，法庭又予以准许的，不应就此得出该证据即为有效证据，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结论。

（二）过分强调保护第三人权益而忽视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土地、房产行政登记、治安行政处罚及裁决等案件，多数涉及三方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最终作出裁判，是裁判者的责任与义务。实践中，涉及第三人的案件，确实会有被告超期举证的情况发生，也许被告作出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因其超期举证，便面临着败诉的风险。于是，许多裁判者为了第三人的利益，不惜抛却10日内举证的法律规定，“好心”地为第三人追求“客观真实”。

法律是一个以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裁判者要在法的多元利益与价值中寻求平衡，充当一个协调者，在裁判过程中通过依法公正裁断是非把法律的理念和价值体现出来。如果过分考虑第三人的利益，过分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立法本意，靠牺牲普遍正义去换取个案正义，其后果，不但助长了合议庭成员的主观臆断，而且纵容了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发生，也从根本上破坏了游戏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假如因为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第三人败诉并造成损失，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赔偿。

三、对每一份证据作整体认证

证据种类不同，形式不同，证明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有的证据证明内容单一，有的证据证明内容多元。司法实践中，鲜见不对证据作整体认证的裁判者，如原告李某起诉被告某公安分局要求赔偿，理由是1999年2月4日原告因涉嫌违法，被关押在铁笼子里长达3小时，并提供了三位在场证人，一位是当时看押原告的联防队员，一位是其他案件的涉案人员，另一位是原告的外甥。一审法院因三位证人所证时间上有矛盾，三份证据均未作为定案依据。二审法院认为，三位证人虽然站在不同角度，但均能证实原告被关在铁笼子里这一事实，只是何时被放回，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时间上的偏差。因此，对证人证实的被关这一事实应予以认定，不能因为三人在时间上出现矛盾对其所证事实一概否认。实践中将证据作整体认证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这一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四、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证据的认证

质证是认证的必经环节，当事人应诉能力不同，未必都能围绕证据“三性”及证据证明力发表意见。由于当事人质证能力的缺乏和诉讼知识的欠缺，以及对证据认识的不足，经常出现对对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予以认可的情况，这也成了许多法官就此认定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充分”理由。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8日下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有对证据确认作说明的要求，于是，在行政判决书中，就经常见到对证据不加任何分析，即加以确认的情况，只因对方当事人“无异议”。

不可否认，当事人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材料较为真实。但是，当事人无异议却不是认定证据的唯一标准。比如，当事人可能过分在乎事实，对各行政机关逐渐予以重视的行政执法程序就会忽视，因此，在庭审质证时，对明显不合法的程序证据也会作出无异议的表示。在此情况下，合议庭如果不通过释明权的积极行使，对证据中的有关缺陷和问题进行适当解释，引导当事人正确质证和合理辩论，而是以当事人均无异议为由予以认定，就会造成人为地认证错误。

五、对不作为定案依据证据的认证

裁判文书是认证结果的表现形式，是对争议的程序和实体性问题的结论性断定，理应体现认证理由，尤其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更应作充分的分析、说明，以使裁判文书真正做到讲理讲法。反观我们时下的许多裁判文书，对证据的认证，有的作如下程式化表述：“除原告提供的xx号证据、被告提供的xx号证据外，其余均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为什么要将证据排除，没有任何理由予以交待；还有的作如下简单表述：“xx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作为定案依据。xx号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不作为定案依据。”怎样不符合，哪儿不符合，均不作交待。上述表述，丝毫不能让人感觉到公平与公正，充分展示给当事人的，反而是裁判者的霸气与专横。法律语言的核心问题是说服人，这样的认证，怎么会达到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平息矛盾的目的呢？

六、对法院调取证据的认证

法院调取证据，既可以是依职权调取，也可以是依当事人申请调取。有观点主张，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如也让当事人质证，则无形中会把法官拉入到当事人之间的讼争中来，容易失去裁决者应保持的居中静观姿态。因而对法官调查的所有证据，只在庭审中向当事人各方进行说明，不作质证，保留法官这部分职权性质。基于上述主张，致使许多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未经质证便作为定案依据。笔者认为，无论是当事人所举证据，还是法院调取证据，均应经过质证，方能进入被采信的门槛。因为，法院所调取的证据，同样会存在不真实、不合法、不客观的情况，只有经过当事人各方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充分地说明、辩解，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充分驳斥，居中裁判者才能更加辩明真伪，确定哪些证据可以被采信。正是由于质证在庭审中有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法治国家才将当庭质证作为庭审活动的必要内容之一，并且将不经质证的证据不得采信作为诉讼法和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法院调取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裁判者，除进行一些取证的必要说明外，仍要超脱地稳坐、静听，万不可与当事人争论甚至展开辩论。

七、对生效裁判文书的认证

对于生效的裁判文书，多数人主张，不必进行质证即直接作为定案依据。理由是，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无须再经过证明，即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在此种思想指导下，实践中许多生效裁判文书根本未在法庭出示，就作为定案依据。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因为：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认证误区

认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者法官自行收集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确认其可采性及证明力的活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能最大限度实现公正。本文指出认证中的误区，以便引起审判人员重视，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一、当庭认证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庭审改革，几乎众口一词主张对证据要当庭认证，认为当庭认证一方面能防止先定后审、改变庭审走过场的局面，另一方面能提高诉讼效率、增强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并且，对当庭认证，还出现过一证一认、一组一认的说法。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一）当庭认证不符合认证规律。认证是依靠合议庭成员的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以主观认识客观的活动，必须对全部证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排除证据相互间、证据与整个案件事实间的矛盾，避免局部认证出现的片面性，综合整个案情后进行判断。无论一证一认还是一组一认，均割断了证据之间的互相联系，难以纵揽全局，融会贯通。

（二）当庭认证不符合合议制的要求。行政案件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如前所述，认证的主体也为合议庭。当事人举证、质证后，合议庭要经过一个议的过程，即合议庭成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假如合议庭成员一人一个观点，是形不成最后意见的，所以，有时为了形成最后意见，合议庭成员之间还要辩论，如果合议庭成员在庄严的审判席上或窃窃私语，或争得面红耳赤，不仅会影响庭审的连续性，也会使法官的风度丧失歹尽。有人提出，开庭时合议庭成员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将意见提出，再传递给审判长，由审判长综合合议庭成员的意见，当庭对证据作出认证。笔者对这种“传递”方式也曾亲自担任审判长进行试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种方式，“合议”中的“议”字根本无从体现，合议庭成员仅是凭初步印象写出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某一证据的认证意见写得过长，则影响庭审中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写得过短，则反映不出心证的过程和合议庭成员的全部意见。并且，以上无论哪种方式，书记员均无法对合议庭成员的合议意见进行记录。

（三）当庭认证准确性较差。无论合议庭成员在庭上进行讨论，还是用“传递”方式进行意见综合，都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心证过程，因此，不能保证认证的准确性。例如，审判长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当庭予以确认其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庭后却发现，所确认过的证据与所诉案件并无关联性，只得在判决书中予以纠正。

我国有割断法律史的特殊背景，在建立、充实公检法机关后，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尤其是司法，都力求平衡公开、公正之间的关系，认为阳光下的作业就是司法公开，是确保公正的最好手段。但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当庭认证即是如此，当庭认证之后，法庭并不会允许当事人再就此提出异议，况且，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庭也不会因此而否定已经作出的认定。把一个本不该当庭做的事情非要当庭做，程序上违背规则，实体上意义不大。

法治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也不主张当庭认证，我国即使推行当庭认证制度，也一定要注意与其他相关制度联系才行得通。但在目前其他各项相关制度未跟上，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可盲目强调当庭认证。

二、对超过举证期限证据的认证

对于举证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是作了规定的，即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该条规定的缺陷在于未规定逾期提交的后果。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规定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提交证据、依据，视为被诉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证据规定》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如果因不可抗力或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得到法院准许，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10日内举证，逾期举证的，仍视为被诉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但实践中，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超期举证但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即认定为定案依据。如在一起治安案件中，被告公安分局既非因不可抗力，也非因其他正当事由而无故逾期举证，在质证中，原告就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视为被诉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判决撤销了被告的处罚行为，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未在10日内提供依法取得的证据，但因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应视为一审法院准许上诉人补充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判决对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对于被告逾期提交的证据，开庭质证时以不质证为宜，但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庭审时不予质证，而当事人对超期举证的证据坚持当庭质证，法庭又予以准许的，不应就此得出该证据即为有效证据，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结论。

（二）过分强调保护第三人权益而忽视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土地、房产行政登记、治安行政处罚及裁决等案件，多数涉及三方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最终作出裁判，是裁判者的责任与义务。实践中，涉及第三人的案件，确实会有被告超期举证的情况发生，也许被告作出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因其超期举证，便面临着败诉的风险。于是，许多裁判者为了第三人的利益，不惜抛却10日内举证的法律规定，“好心”地为第三人追求“客观真实”。

法律是一个以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裁判者要在法的多元利益与价值中寻求平衡，充当一个协调者，在裁判过程中通过依法公正裁断是非把法律的理念和价值体现出来。如果过分考虑第三人的利益，过分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立法本意，靠牺牲普遍正义去换取个案正义，其后果，不但助长了合议庭成员的主观臆断，而且纵容了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发生，也从根本上破坏了游戏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假如因为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第三人败诉并造成损失，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赔偿。

三、对每一份证据作整体认证

证据种类不同，形式不同，证明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有的证据证明内容单一，有的证据证明内容多元。司法实践中，鲜见不对证据作整体认证的裁判者，如原告李某起诉被告某公安分局要求赔偿，理由是1999年2月4日原告因涉嫌违法，被关押在铁笼子里长达3小时，并提供了三位在场证人，一位是当时看押原告的联防队员，一位是其他案件的涉案人员，另一位是原告的外甥。一审法院因三位证人所证时间上有矛盾，三份证据均未作为定案依据。二审法院认为，三位证人虽然站在不同角度，但均能证实原告被关在铁笼子里这一事实，只是何时被放回，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时间上的偏差。因此，对证人证实的被关这一事实应予以认定，不能因为三人在时间上出现矛盾对其所证事实一概否认。实践中将证据作整体认证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这一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四、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证据的认证

质证是认证的必经环节，当事人应诉能力不同，未必都能围绕证据“三性”及证据证明力发表意见。由于当事人质证能力的缺乏和诉讼知识的欠缺，以及对证据认识的不足，经常出现对对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予以认可的情况，这也成了许多法官就此认定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充分”理由。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8日下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有对证据确认作说明的要求，于是，在行政判决书中，就经常见到对证据不加任何分析，即加以确认的情况，只因对方当事人“无异议”。

不可否认，当事人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材料较为真实。但是，当事人无异议却不是认定证据的唯一标准。比如，当事人可能过分在乎事实，对各行政机关逐渐予以重视的行政执法程序就会忽视，因此，在庭审质证时，对明显不合法的程序证据也会作出无异议的表示。在此情况下，合议庭如果不通过释明权的积极行使，对证据中的有关缺陷和问题进行适当解释，引导当事人正确质证和合理辩论，而是以当事人均无异议为由予以认定，就会造成人为地认证错误。

五、对不作为定案依据证据的认证

裁判文书是认证结果的表现形式，是对争议的程序和实体性问题的结论性断定，理应体现认证理由，尤其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更应作充分的分析、说明，以使裁判文书真正做到讲理讲法。反观我们时下的许多裁判文书，对证据的认证，有的作如下程式化表述：“除原告提供的xx号证据、被告提供的xx号证据外，其余均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为什么要将证据排除，没有任何理由予以交待；还有的作如下简单表述：“xx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作为定案依据。xx号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不作为定案依据。”怎样不符合，哪儿不符合，均不作交待。上述表述，丝毫不能让人感觉到公平与公正，充分展示给当事人的，反而是裁判者的霸气与专横。法律语言的核心问题是说服人，这样的认证，怎么会达到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平息矛盾的目的呢？

六、对法院调取证据的认证

法院调取证据，既可以是依职权调取，也可以是依当事人申请调取。有观点主张，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如也让当事人质证，则无形中会把法官拉入到当事人之间的讼争中来，容易失去裁决者应保持的居中静观姿态。因而对法官调查的所有证据，只在庭审中向当事人各方进行说明，不作质证，保留法官这部分职权性质。基于上述主张，致使许多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未经质证便作为定案依据。笔者认为，无论是当事人所举证据，还是法院调取证据，均应经过质证，方能进入被采信的门槛。因为，法院所调取的证据，同样会存在不真实、不合法、不客观的情况，只有经过当事人各方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充分地说明、辩解，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充分驳斥，居中裁判者才能更加辩明真伪，确定哪些证据可以被采信。正是由于质证在庭审中有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法治国家才将当庭质证作为庭审活动的必要内容之一，并且将不经质证的证据不得采信作为诉讼法和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法院调取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裁判者，除进行一些取证的必要说明外，仍要超脱地稳坐、静听，万不可与当事人争论甚至展开辩论。

七、对生效裁判文书的认证

对于生效的裁判文书，多数人主张，不必进行质证即直接作为定案依据。理由是，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无须再经过证明，即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在此种思想指导下，实践中许多生效裁判文书根本未在法庭出示，就作为定案依据。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因为：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7

一、关于案由的确定问题

行政案件的案由在裁判文书及档案的卷宗上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是一个普遍问题。分析其原因：一是案件在立案和结案的合议时对案由如何确定未讨论，一般由承办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诉行为自行确定，文书签发人对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也未进行把关。二是裁判文书中表述的案由未进行归纳、提炼，随意性大。如有一份判决书中对案由表述为“原告×××诉被告××××年×月×日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林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其文字冗长。如进行归纳提炼后，用“原告诉政府林地确权”，只用九个字，其表述的基本内容相同。三是有关案由的确定和表述的相关规范不衔接，造成在具体操作时无所适从。

案由是一个案件内容的提炼，反映案件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准确的确定案件的案由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正确的适用法律，规范行政审判活动，保证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要求各级法院试行。但在试行《通知》规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未进行统一和明确，因此，致使案由表述现在全国仍然存在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在具体适用中凸现的问题表现：一是《通知》对诉被告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由去掉了过去通用的“诉……案”模式，规定直接表述为管理范围＋行政种类，如按诉案模式表述为“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案”，按《通知》规定则表述为“治安行政处罚”。二是对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位置未明确，按裁判文书的格式和惯例写法，案由应当是在案件的由来第一句中表述，民事案件的案由的表述也是如此。《通知》未规定案由应当单列一行，但如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去掉诉案模式，在案件的由来中表述会出现前后不衔接的问题。三是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样式》），对作为类的行政案件的案由表述，仍采用“不服”模式，如“原告×××不服×××（行政主体名称）×××（具体行政行为）”。该《样式》格式的规定与《通知》关于案由的规定不衔接。四是在《通知》和《样式》试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登的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案由的表述，既不统一，也不规范，难以判定是执行的《通知》规定，还是执行的《样式》规定。

上述情形的存在，给案由的确定造成了混乱。笔者认为，案由的确定应当结合《通知》的规定和《样式》的表述进行必要的统一规范，允许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对应的案由。如何进行统一规范，一是要弄清《通知》规定的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二是要弄清《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区别，三是要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的有效作法和《通知》及《样式》规定的原则精神进行统一规范。下面就上述问题分析探讨如下：

（一）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时间：

确定案由的时间分为二个阶段：一是立案阶段，在立案阶段通过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的审查，初步确定案由。二是在审理结案阶段，在审理结案阶段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结案案由。

（二）《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案由的比较

（三）统一规范案由表述的探讨

由于《通知》和《样式》都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按要求试行。结合其规定，在统一规范案由的表述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要明确确定行政诉讼案件案由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应体现：行政诉讼的特点；用语要规范易懂；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

二是要明确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直接适用的范围。直接适用的范围包括：档案卷宗封面的案由；各类统计报表的案由；撰写案例分析的案由等情形。

三是要明确案由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地位。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是为了叙述案件的由来经过，其案由只是案件由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四是根据《通知》的规定和《样式》对案由表述的原则及精神，结合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具体确定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列举。

案由在一审诉讼裁判文书中的具体统一规范列举

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分类举例：

作为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作为类：原告诉房管不履行产权登记法定职责，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独行政赔偿类：原告诉税务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案由表述理由：1、行政诉讼一审程序只能由原告起诉才能起动，因此，用“原告诉”表述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起动的规定。

2、解决了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在裁判文书中前后衔接问题，且案由的表述体现了《通知》的规定和要求。

3、文字表述简洁易懂，突出了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反映了表述案件由来的要求，同时避免了在同一文书中的前后重复。如按《样式》的格式要求，要写明原告的姓名或名称，被告的名称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则在文书中会出现前后重复的问题。因在《样式》的格式中有单列专门写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原告申请被告不作为的内容，同时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在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中已写明，在案件的由来中可以不写姓名或名称，有利于减少文字、压缩篇幅，也不会因简称产生歧义。

案由在二审裁判文书中的具体表述列举

二、关于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法院在实践中通过贯彻执行《证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审判活动，增强了案件的公开透明度，有效的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提高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但在执行《证据规定》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规范、不严谨、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在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有的法院未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及《证据规定》的要求向当事人释明举证或证明义务，未体现保障当事人充分正确的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对被告要求延长举证期限的规定执行不严格，有的被告口头或电话提出延期举证要求，法院也以相同形式答复同意，在原告对被告的举证期限提出异议时，法院不能提供文字证据说服原告，致使原告认为法院与被告官官相护。

三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填写好清单和法院应当出据收据的规定，有的法院执行不到位。在上诉的卷宗中有的案件很难分清证据材料是谁提供的，有的当事人还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部移送证据材料，给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对法院信任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是证据的认定环节不到位。虽然判决书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写明了采信与不采信的依据和理由，但在庭审、合议环节中，对证据是否采信没有反映。有的庭审笔录只反映了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的过程，没有对证据认定的记录。有的合议庭笔录也没有反映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分析认定，致使判决中对证据认定缺乏合法的基础。

上述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法院对《证据规定》的执行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人员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证据规定》的学习外，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依法履行释明义务，保障当事人平等和充分的行使诉讼权利，具体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按当事人诉讼中不同地位，举证责任大体上分为被告和原告的举证责任。

被告举证责任是：在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不作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类案件中，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承担举证义务；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原告的举证责任或称证明责任：原告在提起诉讼时，承担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责任；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申请是必经程序的，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事实的责任；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承担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后果事实的责任；原告有权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违法；原告对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根据《证据规定》要求，被告要求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准许逾期提供证据的也应当以书面通知形式作出。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法院准许被告延期提供证据的，还应当告知原告。

三是根据《证据规定》的要求，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法院应当指导当事人填写好证据材料清单，清单中的内容包括：编号、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的对象、简要内容说明，由提交证据的当事人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法院在接收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时，应当出据收据，收据的内容包括：证据名称、份数或件数、种类、收到的时间、收件人签名或盖章。

四是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执行《证据规定》的要求。证据经庭审质证后，合议庭可以休庭合议，经合议认为能够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认定。认为不能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合议时再认定。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分析，说明采信与否的依据和理由。裁判文书中阐述对证据是否采信的依据和理由，应当以合议庭（或审委会）的认定为前提，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或一致意见执行，承办人个人对合议庭（或审委会）认定的证据无权取舍，但可以根据认定的内容在文字上进行提炼归纳。

三、关于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问题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案件中适用规定了具体规则。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对这些规则的适用，保证了《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促进了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但对规则的适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案件的审理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未依照《纪要》规定的规则进行判断。如有起诉渔政行政处罚案件，涉及《渔业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适用问题，《渔业法》规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条例》中设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有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据此，法院以该《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判决维持被告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罚。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到对《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纪要》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在本案中，按层级《渔业法》属于上位法，《条例》则属于下位法。《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表现形式，《纪要》列举的其中有“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本案中《条例》规定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为违法应给予处罚的行为，应属于下位法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按《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适用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据此，法院应当依据《渔业法》的规定，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二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是否承认其效力，因判定的难度大，有的在裁判文书中对此避而不谈，或片面否定，或不说明理由即认定其效力。此类问题涉及的案件主要有劳动教养和劳动类行政案件及移民类行政案件等。按照《纪要》规定，审判实践中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务院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具体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解释。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的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应当说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应用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进行判断，经判断认为其应用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对被诉行为应用的规范性文件，是承认或不承认其效力，均应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并依据《纪要》的规定和法理说明其理由。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目前还不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宜认定规范性文件违法或无效，但对其合法有效的可以选择适用，对认为违法无效的可以不选择适用。

三是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实体法的作法不统一。有的在“本院认为”中引用，作为评判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有的在裁判的主文前引用，作为裁判主文的依据。对于实体法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已成共识，但在裁判文书的什么地方引用又有不同观点，前述的两种作法，就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具体表现。笔者主张，实体法一般应在“本院认为”中引用。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院认为”的内容就是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具体意见，这些具体意见，应当是依据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的评判。“本院认为”除了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外，还要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评判，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基础除了要依据证据外，仍然还是要依据实体法相关规定。裁判文书中的主项是以“本院认为”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性处理意见，即对一个案件的结案处理形式。结案处理形式在实体法中一般均未作规定，只有相关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结案形式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设定，因此，在裁判主项前应当引用相对应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关于立案审查的范围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对行政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法院的做法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由立案庭的人员组成合议庭；二是由行政庭派人参加立案庭组成的合议庭；三是由行政庭人员组成合议庭。立案审查阶段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超审查范围，进行实体审查，认为难审、难判、难处理关系的，不及时立案受理，有的即开始先作协调工作，促使起诉人放弃起诉。二是对前述“三难”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而作程序上的处理，如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把矛盾上交。三是法院未依法履行释明权。对原告错列被告，诉讼请求不清楚的，未进行正确引导。

对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不统一的问题，笔者主张，可以统一由行政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立案审查评议。理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审查既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又要兼顾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案阶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把握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原则上只要是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未被《解释》规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均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行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上《解释》作出的规定又比较原则，因此在把握具体个案是否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时有的难度较大。由行政审判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的立案受理进行审查评议，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好案件的立案关，共同保障起诉人的诉权。

对案件在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和受理的有关规定，审查的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要与被诉的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表现为被诉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使其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包括赋予新的权利，科以新的义务。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由起诉人负证明责任。起诉人只要能证明与被诉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即属适格的原告。至于被诉行为对其权利或义务产生的影响是否合法，不属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

二是审查原告指控的被告是否适格。被告应当是被原告指控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被诉行为与被告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是相对应的。在具体确认适格被告时，应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发现原告错列被告的，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原告变更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才能在程序上作裁定处理。如在立案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难以确认的，依照《解释》规定可以先立案，再由业务庭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处理。

三是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清楚，是否与被诉行为相关联。对诉讼请求不明确，或诉讼请求不属行政案件管辖的范围，或明显不属于所诉案件审理的范围的，法院要通过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原告有针对性的明确诉讼请求，或变更诉讼请求，但法院不得直接变更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对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应当提供事实依据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是指原告起诉时要提供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是以书面的形式表现，未以书面形式表现的，原告可以提供被诉具体行为存在的线索，法院应当核实，经核实认定被诉具体行为是否存在和是否可诉。对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申请是必经程序的，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

四是审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应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起诉与受理一章中有关时限规定和管辖的规定。

五是审查是否有前置程序。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规定，前置程序包括：1、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的前置程序。如被诉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2、《解释》规定的申请前置程序。如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被告履行该法定职责需经申请才能履行的，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应向被告先提出申请就属前置程序，未经申请前置程序的法院不应受理。但原告所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不需申请被告在法定条件具备时，应主动履行的除外。3、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前置程序。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被依法确认，包括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原告起诉只请求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以赔偿义务机关即被告先行处理为前置程序。先行处理是指违法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被告对其赔偿问题已作出处理，包括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或作出赔偿决定及原告申请被告赔偿，被告逾期不予赔偿的均属于已经被告先行处理程序。

六是审查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限时应区别以下几种不同情形：1、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当以其告知的为准。2、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起诉期限的，且该期限少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以法律的规定为准。部门法律未作规定的，应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但告知的起诉期限长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可以以告知的起诉期限把握。3、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或未告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应依照《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把握原告的起诉期限。4、《解释》第四十二条中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受理。《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对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1990年10月1日以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其起诉期限按《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执行。1990年10月1日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适用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应当是立案阶段要审查的范围，经审查，其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其规定的，应在七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七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8

一、关于案由的确定问题

行政案件的案由在裁判文书及档案的卷宗上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是一个普遍问题。分析其原因：一是案件在立案和结案的合议时对案由如何确定未讨论，一般由承办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诉行为自行确定，文书签发人对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也未进行把关。二是裁判文书中表述的案由未进行归纳、提炼，随意性大。如有一份判决书中对案由表述为“原告×××诉被告××××年×月×日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林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其文字冗长。如进行归纳提炼后，用“原告诉政府林地确权”，只用九个字，其表述的基本内容相同。三是有关案由的确定和表述的相关规范不衔接，造成在具体操作时无所适从。

案由是一个案件内容的提炼，反映案件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准确的确定案件的案由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正确的适用法律，规范行政审判活动，保证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要求各级法院试行。但在试行《通知》规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未进行统一和明确，因此，致使案由表述现在全国仍然存在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在具体适用中凸现的问题表现：一是《通知》对诉被告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由去掉了过去通用的“诉……案”模式，规定直接表述为管理范围＋行政种类，如按诉案模式表述为“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案”，按《通知》规定则表述为“治安行政处罚”。二是对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位置未明确，按裁判文书的格式和惯例写法，案由应当是在案件的由来第一句中表述，民事案件的案由的表述也是如此。《通知》未规定案由应当单列一行，但如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去掉诉案模式，在案件的由来中表述会出现前后不衔接的问题。三是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样式》），对作为类的行政案件的案由表述，仍采用“不服”模式，如“原告×××不服×××（行政主体名称）×××（具体行政行为）”。该《样式》格式的规定与《通知》关于案由的规定不衔接。四是在《通知》和《样式》试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登的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案由的表述，既不统一，也不规范，难以判定是执行的《通知》规定，还是执行的《样式》规定。

上述情形的存在，给案由的确定造成了混乱。笔者认为，案由的确定应当结合《通知》的规定和《样式》的表述进行必要的统一规范，允许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对应的案由。如何进行统一规范，一是要弄清《通知》规定的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二是要弄清《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区别，三是要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的有效作法和《通知》及《样式》规定的原则精神进行统一规范。下面就上述问题分析探讨如下：

（一）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时间：

确定案由的时间分为二个阶段：一是立案阶段，在立案阶段通过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的审查，初步确定案由。二是在审理结案阶段，在审理结案阶段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结案案由。

（二）《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案由的比较

（三）统一规范案由表述的探讨

由于《通知》和《样式》都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按要求试行。结合其规定，在统一规范案由的表述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要明确确定行政诉讼案件案由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应体现：行政诉讼的特点；用语要规范易懂；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

二是要明确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直接适用的范围。直接适用的范围包括：档案卷宗封面的案由；各类统计报表的案由；撰写案例分析的案由等情形。

三是要明确案由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地位。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是为了叙述案件的由来经过，其案由只是案件由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四是根据《通知》的规定和《样式》对案由表述的原则及精神，结合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具体确定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列举。

案由在一审诉讼裁判文书中的具体统一规范列举

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分类举例：

作为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作为类：原告诉房管不履行产权登记法定职责，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独行政赔偿类：原告诉税务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案由表述理由：1、行政诉讼一审程序只能由原告起诉才能起动，因此，用“原告诉”表述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起动的规定。

2、解决了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在裁判文书中前后衔接问题，且案由的表述体现了《通知》的规定和要求。

3、文字表述简洁易懂，突出了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反映了表述案件由来的要求，同时避免了在同一文书中的前后重复。如按《样式》的格式要求，要写明原告的姓名或名称，被告的名称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则在文书中会出现前后重复的问题。因在《样式》的格式中有单列专门写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原告申请被告不作为的内容，同时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在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中已写明，在案件的由来中可以不写姓名或名称，有利于减少文字、压缩篇幅，也不会因简称产生歧义。

案由在二审裁判文书中的具体表述列举

二、关于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法院在实践中通过贯彻执行《证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审判活动，增强了案件的公开透明度，有效的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提高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但在执行《证据规定》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规范、不严谨、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在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有的法院未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及《证据规定》的要求向当事人释明举证或证明义务，未体现保障当事人充分正确的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对被告要求延长举证期限的规定执行不严格，有的被告口头或电话提出延期举证要求，法院也以相同形式答复同意，在原告对被告的举证期限提出异议时，法院不能提供文字证据说服原告，致使原告认为法院与被告官官相护。

三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填写好清单和法院应当出据收据的规定，有的法院执行不到位。在上诉的卷宗中有的案件很难分清证据材料是谁提供的，有的当事人还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部移送证据材料，给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对法院信任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是证据的认定环节不到位。虽然判决书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写明了采信与不采信的依据和理由，但在庭审、合议环节中，对证据是否采信没有反映。有的庭审笔录只反映了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的过程，没有对证据认定的记录。有的合议庭笔录也没有反映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分析认定，致使判决中对证据认定缺乏合法的基础。

上述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法院对《证据规定》的执行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人员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证据规定》的学习外，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依法履行释明义务，保障当事人平等和充分的行使诉讼权利，具体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按当事人诉讼中不同地位，举证责任大体上分为被告和原告的举证责任。

被告举证责任是：在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不作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类案件中，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承担举证义务；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原告的举证责任或称证明责任：原告在提起诉讼时，承担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责任；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申请是必经程序的，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事实的责任；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承担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后果事实的责任；原告有权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违法；原告对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根据《证据规定》要求，被告要求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准许逾期提供证据的也应当以书面通知形式作出。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法院准许被告延期提供证据的，还应当告知原告。

三是根据《证据规定》的要求，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法院应当指导当事人填写好证据材料清单，清单中的内容包括：编号、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的对象、简要内容说明，由提交证据的当事人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法院在接收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时，应当出据收据，收据的内容包括：证据名称、份数或件数、种类、收到的时间、收件人签名或盖章。

四是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执行《证据规定》的要求。证据经庭审质证后，合议庭可以休庭合议，经合议认为能够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认定。认为不能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合议时再认定。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分析，说明采信与否的依据和理由。裁判文书中阐述对证据是否采信的依据和理由，应当以合议庭（或审委会）的认定为前提，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或一致意见执行，承办人个人对合议庭（或审委会）认定的证据无权取舍，但可以根据认定的内容在文字上进行提炼归纳。三、关于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问题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案件中适用规定了具体规则。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对这些规则的适用，保证了《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促进了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但对规则的适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案件的审理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未依照《纪要》规定的规则进行判断。如有起诉渔政行政处罚案件，涉及《渔业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适用问题，《渔业法》规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条例》中设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有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据此，法院以该《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判决维持被告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罚。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到对《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纪要》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在本案中，按层级《渔业法》属于上位法，《条例》则属于下位法。《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表现形式，《纪要》列举的其中有“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本案中《条例》规定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为违法应给予处罚的行为，应属于下位法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按《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适用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据此，法院应当依据《渔业法》的规定，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二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是否承认其效力，因判定的难度大，有的在裁判文书中对此避而不谈，或片面否定，或不说明理由即认定其效力。此类问题涉及的案件主要有劳动教养和劳动类行政案件及移民类行政案件等。按照《纪要》规定，审判实践中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务院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具体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解释。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的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应当说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应用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进行判断，经判断认为其应用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对被诉行为应用的规范性文件，是承认或不承认其效力，均应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并依据《纪要》的规定和法理说明其理由。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目前还不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宜认定规范性文件违法或无效，但对其合法有效的可以选择适用，对认为违法无效的可以不选择适用。

三是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实体法的作法不统一。有的在“本院认为”中引用，作为评判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有的在裁判的主文前引用，作为裁判主文的依据。对于实体法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已成共识，但在裁判文书的什么地方引用又有不同观点，前述的两种作法，就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具体表现。笔者主张，实体法一般应在“本院认为”中引用。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院认为”的内容就是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具体意见，这些具体意见，应当是依据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的评判。“本院认为”除了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外，还要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评判，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基础除了要依据证据外，仍然还是要依据实体法相关规定。裁判文书中的主项是以“本院认为”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性处理意见，即对一个案件的结案处理形式。结案处理形式在实体法中一般均未作规定，只有相关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结案形式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设定，因此，在裁判主项前应当引用相对应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关于立案审查的范围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对行政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法院的做法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由立案庭的人员组成合议庭；二是由行政庭派人参加立案庭组成的合议庭；三是由行政庭人员组成合议庭。立案审查阶段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超审查范围，进行实体审查，认为难审、难判、难处理关系的，不及时立案受理，有的即开始先作协调工作，促使起诉人放弃起诉。二是对前述“三难”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而作程序上的处理，如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把矛盾上交。三是法院未依法履行释明权。对原告错列被告，诉讼请求不清楚的，未进行正确引导。

对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不统一的问题，笔者主张，可以统一由行政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立案审查评议。理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审查既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又要兼顾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案阶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把握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原则上只要是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未被《解释》规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均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行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上《解释》作出的规定又比较原则，因此在把握具体个案是否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时有的难度较大。由行政审判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的立案受理进行审查评议，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好案件的立案关，共同保障起诉人的诉权。

对案件在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和受理的有关规定，审查的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要与被诉的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表现为被诉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使其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包括赋予新的权利，科以新的义务。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由起诉人负证明责任。起诉人只要能证明与被诉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即属适格的原告。至于被诉行为对其权利或义务产生的影响是否合法，不属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

二是审查原告指控的被告是否适格。被告应当是被原告指控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被诉行为与被告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是相对应的。在具体确认适格被告时，应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发现原告错列被告的，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原告变更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才能在程序上作裁定处理。如在立案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难以确认的，依照《解释》规定可以先立案，再由业务庭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处理。

三是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清楚，是否与被诉行为相关联。对诉讼请求不明确，或诉讼请求不属行政案件管辖的范围，或明显不属于所诉案件审理的范围的，法院要通过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原告有针对性的明确诉讼请求，或变更诉讼请求，但法院不得直接变更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对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应当提供事实依据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是指原告起诉时要提供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是以书面的形式表现，未以书面形式表现的，原告可以提供被诉具体行为存在的线索，法院应当核实，经核实认定被诉具体行为是否存在和是否可诉。对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申请是必经程序的，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

四是审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应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起诉与受理一章中有关时限规定和管辖的规定。

五是审查是否有前置程序。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规定，前置程序包括：1、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的前置程序。如被诉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2、《解释》规定的申请前置程序。如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被告履行该法定职责需经申请才能履行的，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应向被告先提出申请就属前置程序，未经申请前置程序的法院不应受理。但原告所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不需申请被告在法定条件具备时，应主动履行的除外。3、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前置程序。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被依法确认，包括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原告起诉只请求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以赔偿义务机关即被告先行处理为前置程序。先行处理是指违法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被告对其赔偿问题已作出处理，包括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或作出赔偿决定及原告申请被告赔偿，被告逾期不予赔偿的均属于已经被告先行处理程序。

六是审查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限时应区别以下几种不同情形：1、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当以其告知的为准。2、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起诉期限的，且该期限少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以法律的规定为准。部门法律未作规定的，应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但告知的起诉期限长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可以以告知的起诉期限把握。3、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或未告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应依照《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把握原告的起诉期限。4、《解释》第四十二条中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受理。《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对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1990年10月1日以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其起诉期限按《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执行。1990年10月1日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适用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应当是立案阶段要审查的范围，经审查，其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其规定的，应在七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七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9

行政案件的案由在裁判文书及档案的卷宗上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是一个普遍问题。分析其原因：一是案件在立案和结案的合议时对案由如何确定未讨论，一般由承办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诉行为自行确定，文书签发人对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也未进行把关。二是裁判文书中表述的案由未进行归纳、提炼，随意性大。如有一份判决书中对案由表述为“原告×××诉被告××××年×月×日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林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其文字冗长。如进行归纳提炼后，用“原告诉政府林地确权”，只用九个字，其表述的基本内容相同。三是有关案由的确定和表述的相关规范不衔接，造成在具体操作时无所适从。

案由是一个案件内容的提炼，反映案件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准确的确定案件的案由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正确的适用法律，规范行政审判活动，保证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要求各级法院试行。但在试行《通知》规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未进行统一和明确，因此，致使案由表述现在全国仍然存在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在具体适用中凸现的问题表现：一是《通知》对诉被告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由去掉了过去通用的“诉……案”模式，规定直接表述为管理范围＋行政种类，如按诉案模式表述为“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案”，按《通知》规定则表述为“治安行政处罚”。二是对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位置未明确，按裁判文书的格式和惯例写法，案由应当是在案件的由来第一句中表述，民事案件的案由的表述也是如此。《通知》未规定案由应当单列一行，但如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去掉诉案模式，在案件的由来中表述会出现前后不衔接的问题。三是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样式》），对作为类的行政案件的案由表述，仍采用“不服”模式，如“原告×××不服×××（行政主体名称）×××（具体行政行为）”。该《样式》格式的规定与《通知》关于案由的规定不衔接。四是在《通知》和《样式》试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登的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案由的表述，既不统一，也不规范，难以判定是执行的《通知》规定，还是执行的《样式》规定。

上述情形的存在，给案由的确定造成了混乱。笔者认为，案由的确定应当结合《通知》的规定和《样式》的表述进行必要的统一规范，允许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对应的案由。如何进行统一规范，一是要弄清《通知》规定的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二是要弄清《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区别，三是要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的有效作法和《通知》及《样式》规定的原则精神进行统一规范。下面就上述问题分析探讨如下：

（一）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时间：

确定案由的时间分为二个阶段：一是立案阶段，在立案阶段通过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的审查，初步确定案由。二是在审理结案阶段，在审理结案阶段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结案案由。

（二）《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案由的比较

（三）统一规范案由表述的探讨

由于《通知》和《样式》都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按要求试行。结合其规定，在统一规范案由的表述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要明确确定行政诉讼案件案由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应体现：行政诉讼的特点；用语要规范易懂；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

二是要明确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直接适用的范围。直接适用的范围包括：档案卷宗封面的案由；各类统计报表的案由；撰写案例分析的案由等情形。

三是要明确案由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地位。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是为了叙述案件的由来经过，其案由只是案件由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四是根据《通知》的规定和《样式》对案由表述的原则及精神，结合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具体确定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列举。

案由在一审诉讼裁判文书中的具体统一规范列举

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分类举例：

作为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作为类：原告诉房管不履行产权登记法定职责，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独行政赔偿类：原告诉税务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案由表述理由：1、行政诉讼一审程序只能由原告起诉才能起动，因此，用“原告诉”表述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起动的规定。

2、解决了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在裁判文书中前后衔接问题，且案由的表述体现了《通知》的规定和要求。

3、文字表述简洁易懂，突出了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反映了表述案件由来的要求，同时避免了在同一文书中的前后重复。如按《样式》的格式要求，要写明原告的姓名或名称，被告的名称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则在文书中会出现前后重复的问题。因在《样式》的格式中有单列专门写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原告申请被告不作为的内容，同时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在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中已写明，在案件的由来中可以不写姓名或名称，有利于减少文字、压缩篇幅，也不会因简称产生歧义。

案由在二审裁判文书中的具体表述列举

二、关于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法院在实践中通过贯彻执行《证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审判活动，增强了案件的公开透明度，有效的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提高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但在执行《证据规定》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规范、不严谨、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在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有的法院未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及《证据规定》的要求向当事人释明举证或证明义务，未体现保障当事人充分正确的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对被告要求延长举证期限的规定执行不严格，有的被告口头或电话提出延期举证要求，法院也以相同形式答复同意，在原告对被告的举证期限提出异议时，法院不能提供文字证据说服原告，致使原告认为法院与被告官官相护。

三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填写好清单和法院应当出据收据的规定，有的法院执行不到位。在上诉的卷宗中有的案件很难分清证据材料是谁提供的，有的当事人还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部移送证据材料，给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对法院信任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是证据的认定环节不到位。虽然判决书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写明了采信与不采信的依据和理由，但在庭审、合议环节中，对证据是否采信没有反映。有的庭审笔录只反映了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的过程，没有对证据认定的记录。有的合议庭笔录也没有反映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分析认定，致使判决中对证据认定缺乏合法的基础。

上述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法院对《证据规定》的执行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人员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证据规定》的学习外，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依法履行释明义务，保障当事人平等和充分的行使诉讼权利，具体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按当事人诉讼中不同地位，举证责任大体上分为被告和原告的举证责任。

被告举证责任是：在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不作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类案件中，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承担举证义务；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原告的举证责任或称证明责任：原告在提起诉讼时，承担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责任；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申请是必经程序的，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事实的责任；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承担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后果事实的责任；原告有权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违法；原告对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根据《证据规定》要求，被告要求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准许逾期提供证据的也应当以书面通知形式作出。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法院准许被告延期提供证据的，还应当告知原告。

三是根据《证据规定》的要求，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法院应当指导当事人填写好证据材料清单，清单中的内容包括：编号、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的对象、简要内容说明，由提交证据的当事人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法院在接收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时，应当出据收据，收据的内容包括：证据名称、份数或件数、种类、收到的时间、收件人签名或盖章。

四是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执行《证据规定》的要求。证据经庭审质证后，合议庭可以休庭合议，经合议认为能够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认定。认为不能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合议时再认定。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分析，说明采信与否的依据和理由。裁判文书中阐述对证据是否采信的依据和理由，应当以合议庭（或审委会）的认定为前提，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或一致意见执行，承办人个人对合议庭（或审委会）认定的证据无权取舍，但可以根据认定的内容在文字上进行提炼归纳。

三、关于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问题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案件中适用规定了具体规则。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对这些规则的适用，保证了《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促进了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但对规则的适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案件的审理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未依照《纪要》规定的规则进行判断。如有起诉渔政行政处罚案件，涉及《渔业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适用问题，《渔业法》规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条例》中设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有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据此，法院以该《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判决维持被告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罚。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到对《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纪要》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在本案中，按层级《渔业法》属于上位法，《条例》则属于下位法。《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表现形式，《纪要》列举的其中有“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本案中《条例》规定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为违法应给予处罚的行为，应属于下位法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按《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适用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据此，法院应当依据《渔业法》的规定，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二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是否承认其效力，因判定的难度大，有的在裁判文书中对此避而不谈，或片面否定，或不说明理由即认定其效力。此类问题涉及的案件主要有劳动教养和劳动类行政案件及移民类行政案件等。按照《纪要》规定，审判实践中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务院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具体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解释。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的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应当说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应用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进行判断，经判断认为其应用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对被诉行为应用的规范性文件，是承认或不承认其效力，均应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并依据《纪要》的规定和法理说明其理由。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目前还不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宜认定规范性文件违法或无效，但对其合法有效的可以选择适用，对认为违法无效的可以不选择适用。

三是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实体法的作法不统一。有的在“本院认为”中引用，作为评判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有的在裁判的主文前引用，作为裁判主文的依据。对于实体法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已成共识，但在裁判文书的什么地方引用又有不同观点，前述的两种作法，就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具体表现。笔者主张，实体法一般应在“本院认为”中引用。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院认为”的内容就是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具体意见，这些具体意见，应当是依据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的评判。“本院认为”除了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外，还要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评判，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基础除了要依据证据外，仍然还是要依据实体法相关规定。裁判文书中的主项是以“本院认为”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性处理意见，即对一个案件的结案处理形式。结案处理形式在实体法中一般均未作规定，只有相关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结案形式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设定，因此，在裁判主项前应当引用相对应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关于立案审查的范围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对行政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法院的做法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由立案庭的人员组成合议庭；二是由行政庭派人参加立案庭组成的合议庭；三是由行政庭人员组成合议庭。立案审查阶段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超审查范围，进行实体审查，认为难审、难判、难处理关系的，不及时立案受理，有的即开始先作协调工作，促使起诉人放弃起诉。二是对前述“三难”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而作程序上的处理，如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把矛盾上交。三是法院未依法履行释明权。对原告错列被告，诉讼请求不清楚的，未进行正确引导。

对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不统一的问题，笔者主张，可以统一由行政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立案审查评议。理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审查既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又要兼顾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案阶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把握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原则上只要是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未被《解释》规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均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行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上《解释》作出的规定又比较原则，因此在把握具体个案是否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时有的难度较大。由行政审判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的立案受理进行审查评议，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好案件的立案关，共同保障起诉人的诉权。

对案件在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和受理的有关规定，审查的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要与被诉的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表现为被诉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使其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包括赋予新的权利，科以新的义务。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由起诉人负证明责任。起诉人只要能证明与被诉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即属适格的原告。至于被诉行为对其权利或义务产生的影响是否合法，不属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

二是审查原告指控的被告是否适格。被告应当是被原告指控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被诉行为与被告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是相对应的。在具体确认适格被告时，应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发现原告错列被告的，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原告变更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才能在程序上作裁定处理。如在立案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难以确认的，依照《解释》规定可以先立案，再由业务庭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处理。

三是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清楚，是否与被诉行为相关联。对诉讼请求不明确，或诉讼请求不属行政案件管辖的范围，或明显不属于所诉案件审理的范围的，法院要通过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原告有针对性的明确诉讼请求，或变更诉讼请求，但法院不得直接变更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对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应当提供事实依据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是指原告起诉时要提供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是以书面的形式表现，未以书面形式表现的，原告可以提供被诉具体行为存在的线索，法院应当核实，经核实认定被诉具体行为是否存在和是否可诉。对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申请是必经程序的，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

四是审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应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起诉与受理一章中有关时限规定和管辖的规定。

五是审查是否有前置程序。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规定，前置程序包括：1、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的前置程序。如被诉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2、《解释》规定的申请前置程序。如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被告履行该法定职责需经申请才能履行的，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应向被告先提出申请就属前置程序，未经申请前置程序的法院不应受理。但原告所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不需申请被告在法定条件具备时，应主动履行的除外。3、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前置程序。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被依法确认，包括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原告起诉只请求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以赔偿义务机关即被告先行处理为前置程序。先行处理是指违法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被告对其赔偿问题已作出处理，包括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或作出赔偿决定及原告申请被告赔偿，被告逾期不予赔偿的均属于已经被告先行处理程序。

六是审查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限时应区别以下几种不同情形：1、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当以其告知的为准。2、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起诉期限的，且该期限少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以法律的规定为准。部门法律未作规定的，应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但告知的起诉期限长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可以以告知的起诉期限把握。3、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或未告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应依照《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把握原告的起诉期限。4、《解释》第四十二条中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受理。《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对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1990年10月1日以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其起诉期限按《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执行。1990年10月1日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适用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应当是立案阶段要审查的范围，经审查，其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其规定的，应在七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七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

行政裁判文书范文篇10

一、关于案由的确定问题

行政案件的案由在裁判文书及档案的卷宗上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是一个普遍问题。分析其原因：一是案件在立案和结案的合议时对案由如何确定未讨论，一般由承办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诉行为自行确定，文书签发人对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也未进行把关。二是裁判文书中表述的案由未进行归纳、提炼，随意性大。如有一份判决书中对案由表述为“原告×××诉被告××××年×月×日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林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其文字冗长。如进行归纳提炼后，用“原告诉政府林地确权”，只用九个字，其表述的基本内容相同。三是有关案由的确定和表述的相关规范不衔接，造成在具体操作时无所适从。

案由是一个案件内容的提炼，反映案件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准确的确定案件的案由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正确的适用法律，规范行政审判活动，保证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要求各级法院试行。但在试行《通知》规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未进行统一和明确，因此，致使案由表述现在全国仍然存在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在具体适用中凸现的问题表现：一是《通知》对诉被告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由去掉了过去通用的“诉……案”模式，规定直接表述为管理范围＋行政种类，如按诉案模式表述为“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案”，按《通知》规定则表述为“治安行政处罚”。二是对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位置未明确，按裁判文书的格式和惯例写法，案由应当是在案件的由来第一句中表述，民事案件的案由的表述也是如此。《通知》未规定案由应当单列一行，但如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去掉诉案模式，在案件的由来中表述会出现前后不衔接的问题。三是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样式》），对作为类的行政案件的案由表述，仍采用“不服”模式，如“原告×××不服×××（行政主体名称）×××（具体行政行为）”。该《样式》格式的规定与《通知》关于案由的规定不衔接。四是在《通知》和《样式》试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登的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案由的表述，既不统一，也不规范，难以判定是执行的《通知》规定，还是执行的《样式》规定。

上述情形的存在，给案由的确定造成了混乱。笔者认为，案由的确定应当结合《通知》的规定和《样式》的表述进行必要的统一规范，允许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对应的案由。如何进行统一规范，一是要弄清《通知》规定的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二是要弄清《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区别，三是要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的有效作法和《通知》及《样式》规定的原则精神进行统一规范。下面就上述问题分析探讨如下：

（一）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构成要素及方法

按《通知》规定确定案由的时间：

确定案由的时间分为二个阶段：一是立案阶段，在立案阶段通过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的审查，初步确定案由。二是在审理结案阶段，在审理结案阶段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结案案由。

（二）《样式》中对案由的表述与《通知》规定的案由的比较

（三）统一规范案由表述的探讨

由于《通知》和《样式》都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按要求试行。结合其规定，在统一规范案由的表述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要明确确定行政诉讼案件案由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应体现：行政诉讼的特点；用语要规范易懂；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

二是要明确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直接适用的范围。直接适用的范围包括：档案卷宗封面的案由；各类统计报表的案由；撰写案例分析的案由等情形。

三是要明确案由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地位。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是为了叙述案件的由来经过，其案由只是案件由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四是根据《通知》的规定和《样式》对案由表述的原则及精神，结合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具体确定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列举。

案由在一审诉讼裁判文书中的具体统一规范列举

案由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分类举例：

作为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作为类：原告诉房管不履行产权登记法定职责，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类：原告诉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独行政赔偿类：原告诉税务行政赔偿，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案由表述理由：1、行政诉讼一审程序只能由原告起诉才能起动，因此，用“原告诉”表述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起动的规定。

2、解决了按《通知》规定确定的案由在裁判文书中前后衔接问题，且案由的表述体现了《通知》的规定和要求。

3、文字表述简洁易懂，突出了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反映了表述案件由来的要求，同时避免了在同一文书中的前后重复。如按《样式》的格式要求，要写明原告的姓名或名称，被告的名称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则在文书中会出现前后重复的问题。因在《样式》的格式中有单列专门写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原告申请被告不作为的内容，同时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在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中已写明，在案件的由来中可以不写姓名或名称，有利于减少文字、压缩篇幅，也不会因简称产生歧义。

案由在二审裁判文书中的具体表述列举

二、关于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法院在实践中通过贯彻执行《证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审判活动，增强了案件的公开透明度，有效的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提高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但在执行《证据规定》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规范、不严谨、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在举证或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有的法院未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及《证据规定》的要求向当事人释明举证或证明义务，未体现保障当事人充分正确的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对被告要求延长举证期限的规定执行不严格，有的被告口头或电话提出延期举证要求，法院也以相同形式答复同意，在原告对被告的举证期限提出异议时，法院不能提供文字证据说服原告，致使原告认为法院与被告官官相护。

三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填写好清单和法院应当出据收据的规定，有的法院执行不到位。在上诉的卷宗中有的案件很难分清证据材料是谁提供的，有的当事人还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部移送证据材料，给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对法院信任度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是证据的认定环节不到位。虽然判决书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写明了采信与不采信的依据和理由，但在庭审、合议环节中，对证据是否采信没有反映。有的庭审笔录只反映了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的过程，没有对证据认定的记录。有的合议庭笔录也没有反映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分析认定，致使判决中对证据认定缺乏合法的基础。

上述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法院对《证据规定》的执行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人员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证据规定》的学习外，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依法履行释明义务，保障当事人平等和充分的行使诉讼权利，具体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按当事人诉讼中不同地位，举证责任大体上分为被告和原告的举证责任。

被告举证责任是：在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类案件中被告对不作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类案件中，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承担举证义务；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原告的举证责任或称证明责任：原告在提起诉讼时，承担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责任；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申请是必经程序的，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事实的责任；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承担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后果事实的责任；原告有权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违法；原告对在诉讼中提出的其他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根据《证据规定》要求，被告要求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准许逾期提供证据的也应当以书面通知形式作出。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法院准许被告延期提供证据的，还应当告知原告。

三是根据《证据规定》的要求，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法院应当指导当事人填写好证据材料清单，清单中的内容包括：编号、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的对象、简要内容说明，由提交证据的当事人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法院在接收当事人的证据材料时，应当出据收据，收据的内容包括：证据名称、份数或件数、种类、收到的时间、收件人签名或盖章。

四是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执行《证据规定》的要求。证据经庭审质证后，合议庭可以休庭合议，经合议认为能够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认定。认为不能当庭认定的，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合议时再认定。合议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分析，说明采信与否的依据和理由。裁判文书中阐述对证据是否采信的依据和理由，应当以合议庭（或审委会）的认定为前提，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或一致意见执行，承办人个人对合议庭（或审委会）认定的证据无权取舍，但可以根据认定的内容在文字上进行提炼归纳。

三、关于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问题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案件中适用规定了具体规则。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对这些规则的适用，保证了《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促进了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但对规则的适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案件的审理裁判过程中，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未依照《纪要》规定的规则进行判断。如有起诉渔政行政处罚案件，涉及《渔业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适用问题，《渔业法》规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条例》中设定应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有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据此，法院以该《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判决维持被告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罚。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到对《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规则的适用。《纪要》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在本案中，按层级《渔业法》属于上位法，《条例》则属于下位法。《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表现形式，《纪要》列举的其中有“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本案中《条例》规定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收购鱼类产品的行为为违法应给予处罚的行为，应属于下位法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按《纪要》规定的法律规范适用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据此，法院应当依据《渔业法》的规定，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二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是否承认其效力，因判定的难度大，有的在裁判文书中对此避而不谈，或片面否定，或不说明理由即认定其效力。此类问题涉及的案件主要有劳动教养和劳动类行政案件及移民类行政案件等。按照《纪要》规定，审判实践中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务院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具体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解释。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的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应当说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应用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进行判断，经判断认为其应用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对被诉行为应用的规范性文件，是承认或不承认其效力，均应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并依据《纪要》的规定和法理说明其理由。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目前还不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宜认定规范性文件违法或无效，但对其合法有效的可以选择适用，对认为违法无效的可以不选择适用。

三是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实体法的作法不统一。有的在“本院认为”中引用，作为评判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有的在裁判的主文前引用，作为裁判主文的依据。对于实体法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已成共识，但在裁判文书的什么地方引用又有不同观点，前述的两种作法，就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具体表现。笔者主张，实体法一般应在“本院认为”中引用。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院认为”的内容就是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具体意见，这些具体意见，应当是依据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的评判。“本院认为”除了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外，还要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评判，阐述是否支持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基础除了要依据证据外，仍然还是要依据实体法相关规定。裁判文书中的主项是以“本院认为”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性处理意见，即对一个案件的结案处理形式。结案处理形式在实体法中一般均未作规定，只有相关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结案形式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设定，因此，在裁判主项前应当引用相对应的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关于立案审查的范围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案件的立案审查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对行政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法院的做法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由立案庭的人员组成合议庭；二是由行政庭派人参加立案庭组成的合议庭；三是由行政庭人员组成合议庭。立案审查阶段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超审查范围，进行实体审查，认为难审、难判、难处理关系的，不及时立案受理，有的即开始先作协调工作，促使起诉人放弃起诉。二是对前述“三难”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而作程序上的处理，如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把矛盾上交。三是法院未依法履行释明权。对原告错列被告，诉讼请求不清楚的，未进行正确引导。

对组成合议庭进行立案审查不统一的问题，笔者主张，可以统一由行政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立案审查评议。理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审查既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又要兼顾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案阶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把握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原则上只要是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未被《解释》规定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均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行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上《解释》作出的规定又比较原则，因此在把握具体个案是否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时有的难度较大。由行政审判庭派业务骨干参加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对案件的立案受理进行审查评议，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好案件的立案关，共同保障起诉人的诉权。

对案件在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和受理的有关规定，审查的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要与被诉的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表现为被诉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使其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包括赋予新的权利，科以新的义务。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由起诉人负证明责任。起诉人只要能证明与被诉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即属适格的原告。至于被诉行为对其权利或义务产生的影响是否合法，不属立案阶段审查的范围。

二是审查原告指控的被告是否适格。被告应当是被原告指控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被诉行为与被告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是相对应的。在具体确认适格被告时，应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发现原告错列被告的，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原告变更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才能在程序上作裁定处理。如在立案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难以确认的，依照《解释》规定可以先立案，再由业务庭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处理。

三是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清楚，是否与被诉行为相关联。对诉讼请求不明确，或诉讼请求不属行政案件管辖的范围，或明显不属于所诉案件审理的范围的，法院要通过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原告有针对性的明确诉讼请求，或变更诉讼请求，但法院不得直接变更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对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应当提供事实依据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是指原告起诉时要提供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是以书面的形式表现，未以书面形式表现的，原告可以提供被诉具体行为存在的线索，法院应当核实，经核实认定被诉具体行为是否存在和是否可诉。对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申请是必经程序的，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

四是审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应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起诉与受理一章中有关时限规定和管辖的规定。

五是审查是否有前置程序。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规定，前置程序包括：1、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的前置程序。如被诉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2、《解释》规定的申请前置程序。如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被告履行该法定职责需经申请才能履行的，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应向被告先提出申请就属前置程序，未经申请前置程序的法院不应受理。但原告所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不需申请被告在法定条件具备时，应主动履行的除外。3、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前置程序。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被依法确认，包括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原告起诉只请求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以赔偿义务机关即被告先行处理为前置程序。先行处理是指违法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被告对其赔偿问题已作出处理，包括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或作出赔偿决定及原告申请被告赔偿，被告逾期不予赔偿的均属于已经被告先行处理程序。

六是审查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限时应区别以下几种不同情形：1、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当以其告知的为准。2、被告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告知的起诉期限属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起诉期限的，且该期限少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应以法律的规定为准。部门法律未作规定的，应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但告知的起诉期限长于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的，可以以告知的起诉期限把握。3、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告知起诉期限或未告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应依照《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把握原告的起诉期限。4、《解释》第四十二条中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受理。《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对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1990年10月1日以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其起诉期限按《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执行。1990年10月1日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适用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应当是立案阶段要审查的范围，经审查，其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其规定的，应在七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七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