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范文10篇

行政裁决范文篇1

行政裁决文书不规范的表现

文不对题。乡、镇行政文书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前者是行政机关因当事人的某项权属争议或权益被他人侵犯而作出的处理决定，后者是因被处罚对象违犯有关行政法规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文书。在现实中，乡、镇政府往往混淆了两种决定书的性质和区别，导致张冠李戴。有的甚至袭用人民法院专用的“行政裁定书”等来代替行政裁决。

内容不全、表述不清。乡镇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往往多数只有名称、当事人、查明的事、处理结果几部分。就是这样简单的裁决书，有的事实部分只寥寥数语。如乡制作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在查明事实部分仅用“超生一孩”一笔带过。何时何地出身，是男是女等都未予说明。

错盖、滥盖印章。以乡、镇政府名义制作的行政裁决书，应加盖乡、镇政府的印章，但有的乡、镇政府一些具体承办的站、所都只盖了承办职能部门的印章，从而导致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不具备法律效力。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是法律法规混淆。如XX镇政府在处理责任山权属争议时本应适用森林法，却适用国土法。二是引用具体条文错误。三是未引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而是引用领导的讲话材料。如乡政府制作的一份计划生育处罚决定，其依据是X×县领导的会议讲话材料。

问题产生的原因

乡、镇干部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乡镇干部中有较大一批是直接从农村村组干部中聘用的，相对来说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而制作一份形式规范、质量较高的行政裁决文书，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公文的写作要求，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夫，当前，多数乡、镇干部未达到这一要求。

法律知识欠缺。许多乡、镇干部往往忙于政务，疏于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加上行政法律法规多，新法又不断颁布。相当一部分乡镇干部对其行政管理涉及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有些人仍习惯用行政命令管理，有些人甚至仍然按照过去早已废止的法律来处理行政违法行为。

“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仍然严重。部分乡镇干部认为只要实体处理正确，文书制作法规不规范无关大局；还有的认为被处罚的对象是边远山区的农民，文化低，对文书制作的要求不清楚。如果当事人不申请复议、不起诉，也就万事大吉，即使当事人申请复议或向法院起诉，文书被撤销还可以重新再改。

缺乏必要的培训。对一些专业人员未进行专业培训，也很少组织对干部的全面执法培训，乡、镇政府干部中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文秘、法律等专业知识。同时乡镇也很少组织干部进行全面的行政执法培训。

解决问题的对策

1、提高认识。文书制作看似事小，实则事大，这就要求干部特别是乡、镇的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把文书制作当成政府的一项形象工程常抓不懈。

2、加强培训，切实掌握文书制作的要求。乡、镇干部应加强学习培训，正确掌握文书的制作。一份规范的行政裁决书应做到：(1)各项内容齐全，包括文书名称、当事人基本情况、争议事项或者违法事实、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处理结果、诉权告知等；(2)表述清楚，说理充分；(3)适用法律正确；(4)尽量避免格式文书。

3、加强法律学习。乡、镇政府应组织其工作人员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地学习，特别是新出台的法律规范的学习。要力戒那种应付上级检查，而采取对照答案填写试卷搞“人人过关”的形式主义。

4、切买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乡、镇政府必须加强工作作风建设，改进工作态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行政事务。对需作出裁决的事项，在决定前要进行充分调查取证，使处理结果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

行政裁决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裁决;实践;完善;建议

行政裁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居间裁决者的身份，对特定范围内与裁决机关行政管理职权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依法作出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①本文重点从行政裁决的制度建设、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入手进行分析，提出了完善行政裁决制度建设的相关思路。

一、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

在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类似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这样统一的行政裁决制度规范，只是在部分法律法规规章中先行先试，对行政裁决的方式范围等作出了规定。例如《专利法》54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行政复议法》30条第2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这类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截了当用“裁决”表明行政裁决法律制度。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虽然没有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使用“裁决”一词，而用“处理”等词语，实际上指的就是行政裁决。例如，《土地管理法》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环境保护法》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除了法律之外，我国部分行政法规对行政裁决也进行了明确，如《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15条规定:“因对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争议，由该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准机关依照该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的有关规定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在地方立法或者省本级制度建设层面，只有湖南、江苏、吉林等省出台相关行政裁决制度。湖南省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9条对行政裁决的概念、程序等进行界定，但未就行政裁决进行专项立法。江苏省于2017年1月出台了《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苏政办发〔2017〕8号)，从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和原则，程序和期限，工作机制，提高行政裁决工作的组织程度等方面对行政裁决制度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行政裁决的范围、程序、工作机制等内容。

二、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建设和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和顶层设计。由于国家缺少对行政裁决的总体理论铺垫和宏观立法设想，学术界普遍缺乏对行政裁决的理论研究，以至于对行政裁决的性质、功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对其标准、程序、救济等都缺乏明确界定，造成实践中行政裁决的规定比较凌乱，逻辑性严密性不强，行政裁决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二)没有明确行政裁决的种类。法律法规未具体规定行政裁决的种类和范围，普通社会公众往往分不清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知道在什么情形下应当适用、如何适用行政裁决。结果，既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特长，利用专业知识和资源优势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也不利于全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和手段高效便捷地解决民事纠纷的要求。(三)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操作程序。因为没有统一的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可以遵循，没有全国适用的行政程序法统一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许多行政机关没有实际实施行政裁决，不知道如何实施行政裁决，所依据具体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特点实施行政裁决的步骤和方式五花八门，或依据目前其他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来从事行政裁决活动，或借鉴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程序结合本部门特点制定行政裁决程序，各自为政，造成行政机关工作非常被动，从而影响到行政裁决的实际操作和行政裁决作用的最大发挥。(四)行政裁决的主体不能做到相对独立性。我国行政裁决的主体比较分散，基本没有形成统一体系，多数行政裁决机关尚未设置有专门的裁决机构，行政执法权和行政裁决权由同一主体行使，不符合自然公正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另外，针对行政裁决主体的相关管理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具体从事行政裁决工作的人员资格及职业保障制度也未相应配套，导致行政裁决主体的专业性、职业性、独立性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行政裁决权威。(五)对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途径不明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裁决时，往往不履行行政裁决救济途径的告知义务，老百姓也不懂得通过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路径

行政裁决范文篇3

(一)行政裁决的概念

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对行政裁决的概念，由于解释者的角度不同，于是在理论界产生了最广义、广义、狭义三种不同的解说，其外延与内涵也有较大区别。最广义说认为，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某种特定程序，对特定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具有法律效力决定的活动，这种行政裁决除了解决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外，还直接运用准司法程序对相对人实施制裁，提供救济。广义说认为，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行政争议的活动，它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一起构成行政行为这一整体。狭义说认为行政裁决仅指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即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目前，第三种学说已成为我国学界的主流，许多教材和法学著作都作出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表述、笔者对这个定义也表示赞同，认为它比较准确地概括和说明了行政裁决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行政裁决概念除了理论认识不统一外，不同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裁决”这一法律术语的涵义也很不一致，许多规定徒有行政裁决之名而无行政裁决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运行。此外，一些本属于行政裁决的规定却采用了诸如“责令”、“处理”、“调处”、“仲裁”等术语。笔者建议今后在立法中为“行政裁决”统一其名，同时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术语，杜绝现在这种法律术语混乱不清、交叉使用的现象。

(二)行政裁决的性质

探讨行政裁决的性质可谓行政裁决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对其概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又关系着对行政裁决所有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设计。笔者认为，行政裁决同时具有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特征，行政裁决权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有机结合：

1．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行使其行政职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与其他典型行政行为有共同之处：第一，实施行政裁决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予。因此，其本质上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第二，行政裁决体现的是行政机关单方面意志。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职权或相对人的申请，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为。它既不是行政相对人单个或者共同的意志，也不是当事人与行政主体协商一致的意志，而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为，是国家管理社会意志的体现。第三，行政职权的对象是与行政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在现代社会，由于某些纠纷自身的特殊性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法律才规定由行政主体行使对那些与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的裁决权。实质上，行政主体正是通过行政裁决这种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的。因此，“处理平等主体之间一部分民事、经济纠纷的职能，一经法律规定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就应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能”。第四，行政裁决后果具有强制性。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去实现管理目标的行为，它具有较强的强制性。第五，行政裁决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影响。从上述五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行政裁决行为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对特定人和事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

2．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进行的司法裁判(居间)活动，属于行政司法范畴

行政司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决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与其他典型行政行为不同，行政裁决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具有司法的属性：第一，设立行政裁决权的目的是出于解决纠纷的考虑；第二，在裁决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中立性的裁决主体是作为独立于纠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其间的，从而形成了裁决关系中三方关系；第三，行政裁决以民事纠纷为解决对象，其所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民事实体法，程序上也采用准司法程序。

二、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裁决主体分散，欠缺独立性

现阶段，在我国有权解决行政裁决的机构主要有三类：(1)行政机关的执法机构。我国通过一些行政法规、规章设立有行政裁决，如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2)专门机关。专利、商标纠纷及劳动争议由专门机关管辖；(3)各级人民政府。在这里，民事争议不管由哪级行政主体管辖，均应由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人们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上的行政主体来管辖。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行政裁决机构绝大部分隶属于行政机关，基本上不具有独立性，中立裁判也就无从谈起，公正的行政裁决难以保障，而这也正是我国行政裁决主体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裁决的法律名称不统一

我国现行颁布的一系列规定行政机关有权裁决处理特定民事纠纷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中，所使用的行政裁决的名称不尽相同。

根据行政裁决的法定名称的差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处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2)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如《土地管理法》第53条规定：“侵犯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3)裁决赔偿损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裁决赔偿损失或者医疗费用的……(4)责令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九条、二十条均有“责令恢复植被”的规定。(5)责令采取补救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均有同样的规定。(6)裁决。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7)裁定。如《商标法》第4l条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可以自该商标经核准注册5年内，

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裁定……”众多相关概念的混用使得行政裁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制度性规定不能统一，直接导致了有关机关处理民事纠纷时的模糊态度。

(三)行政裁决的范围不清

目前，立法所反映的行政裁决的范围问题颇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仅仅笼统地规定了权属纠纷、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等可以提起行政裁决，但并未具体规定行政裁决的明确范围，仅是个别的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裁决，具体哪些特定的民事、经济纠纷可以进行行政裁决，法律法规并未予以明确。另外，对特定的民事经济争议，我国除一部分规定必须先由行政机关裁决之外，大多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这就不能充分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我国目前条件下，作为行政裁决对象的民事、经济纠纷的范围太窄，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具有专门知识的特长。这不仅不能适应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的发展需要，加重了法院的受案压力，也不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行政裁决的方式快速、低廉、便捷地解决纠纷的要求。

(四)对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不统一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行政裁决救济途径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模式。例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4条和《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6条和第21条等等都将该领域的行政裁决明确列入民事诉讼的范围。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把行政裁决中的对赔偿的裁决、对补偿的裁决和对权属的裁决(行政确权)列入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行政裁决本身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对它的救济至少还应包括行政复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仅将行政确权列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这种狭隘的复议范围显然是没有考虑与行政权关系密切的行政裁决继续在行政领域里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另外，由于我国对行政裁决法律适用方面的规定采用列举式，从而使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没法覆盖所有的行政裁决。这样，我国的行政法目前只是从“个别”的角度而不是从“一般”的角度解决了行政裁决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这种在适用上的不一致，造成了行政裁决救济制度的复杂无序，导致行政裁决不能有效地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发挥作用。

(五)行政裁决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依法行政中的“法”，不仅包括实体法，还包括程序法。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较为落后，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定往往穿插在行政实体法中。据有关方面统计，因行政机关对涉及自然资源的确权引起的行政案件占各类行政案件数量的首位，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非常少。而且在有限的规定里几乎还谈不上什么程序。我国现阶段，国内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裁决应遵守的程序，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具体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特点，或依一般行政程序进行裁决活动，或自行制定一套行政裁决程序，或借鉴司法程序，或借鉴国外相关做法进行裁决活动，使行政裁决机关各部门各自为政，直接影响依法行政的实施效力。而且，在实践中越权行政、证据不足等现象大量存在，相对人或是不得要领，或是惧怕行政机关的威严而不敢申张自己的权利，以致行政程序可有可无。

(六)司法审查不适合行政裁决的特点

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是指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裁决对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产生影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审理后，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外，只能就被诉的行政裁决作出或维持原判，或驳回诉讼请求，确认、撤销、强制履行的判决，但不能作出变更判决。目前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方法是针对一般具体行政行为规定的。审查的内容除了行政处罚行为外，一般采取合法性审查方式，而不对其是否合理予以审查；审理时在举证责任上，采用的是由被告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举证；在审理期间，对于行政行为一般不予停止执行，除非法定的情形出现；在审理程序上，不适用调解，只能由法院裁判结案。审理结果，只能就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作出变更判决。这些规定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来说并无不可，但相对行政裁决来说就不太适合，因为行政裁决不仅仅是裁决民事纠纷调整民事关系，还要处理行政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第三方法律关系。法院在审理的程序上若仅按行政纠纷的裁判方式处理，就会造成审理时的不便，既会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可能造成裁判的不公正。

三、完善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建议

(一)成立相对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

笔者以为，如果要成立相对独立的裁决机构，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在某些职权性行政裁决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食品环境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设立专门的行政裁判所；而对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可以仍然沿袭把裁决机构设在行政机关内部的做法，但必须使其成为一个有独立职能的部门，而非目前的由行政机关内的法律部门兼顾。在此前提下，只要在制度上、程序上予以独立性保障即可。

(二)统一其法律名称，合理限定其范围

我国目前并没有一般性的行政裁决法律制度，而只有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涉及行政裁决的规定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松散的行政裁决制度。基于此，笔者主张，一方面，必须明确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权只能由法律明确授予，而且这个法律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最高位阶的法律；另一方面，制定统一的《行政裁决法》，明确规定裁决机关的种类、裁决程序及救济途径，使行政裁决机关的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违法必究。

(三)通过立法规范行政裁决程序

我国没有完整的行政裁决程序，行政裁决程序散见于各种单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条文中，在实践中给行政工作者带来诸多不便。完善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立法规范行政裁决程序。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政裁决程序呢?具体而言，不妨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裁决法》(或者在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裁决程序作出专章规定)，对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或简易程序)应当确立行政裁决应当遵守的一般原则、规则。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行政裁决及裁决细则，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可授权给部分行政机关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目的是要把行政裁决的法定性标准与授权性标准完美的结合起来。

(四)完善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制度

权利依赖于救济。行政裁决的救济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对人裁决权利的救济，同时还是对行政机关裁决权的监督和纠正。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行政裁决救济途径主要是复议和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

就行政复议而言，我国《行政复议法》仅把行政确权列入行政复议范围。这种狭隘的复议范围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能力的优越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建立不服行政裁决案件的行政复议制度。当然，由于行政裁决及其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和种类不同，因此，笼统地将所有的行政裁决都纳入行政复议范围也不尽合理。因此，笔者建议，处理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的关系要遵循两条原则：(1)当事人自由选择原则。行政复议并非行政裁决救济的必经阶段，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依据行政裁决事项的性质和种类具体决定是否需要复议；(2)行政复议不是终局行政行为。不服复议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就诉讼救济模式而言，笔者认为，学界目前在不服行政裁决案件诉讼性质问题上的困惑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消除的，而要寻求一种绝对合理的方案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笔者这里依据纠纷性质不同，提出如下解决方案：以民事纠纷为主，行政问题为辅的案件，采取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以行政争议为主，民事问题为辅的重合案件，采取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并重的重合案件，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

行政裁决范文篇4

通常情况下，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中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有时往往忽略了其他一些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错误的剥夺了他们的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只要是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与该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具有适格原告的身份。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几种：1、房屋共有人。共有人虽说不是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但与所有权人对所拆房屋存在共有关系，故与裁决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房屋继承人。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死亡后丧失了原告主体资格，继承人虽未及时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但事实上已继承了该房屋产权，当然也取得了原告主体资格。3、承租人。租赁房屋须拆迁时，在被拆迁人与承租人在未达成租赁解除协议的情况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势必对承租人的搬迁、安置等问题予以裁决。这时，承租人因与拆迁裁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取得了原告资格。4、抵押权人。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有权以抵押的房地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地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因此，设立抵押权的房屋须拆迁时，抵押权人与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补偿裁决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如果裁决的补偿数额明显低于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抵押权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时，抵押权人是具备原告资格的。

二、拆迁安置补偿裁决的前置行政行为之审查

拆迁安置补偿裁决的合法性，必须以立项、建设用地许可、规划许可、拆迁许可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前提和依据。审查行政裁决必然涉及到上述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是如何审查？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前置行政行为与行政裁决行为置于同等的地位，一并进行合法性审查。理由是该一系列行政行为相互联系，若不一并审查，可能出现原告连环起诉，直接导致前个判决是“维持行政裁决”，后个判决却是“撤销某个前置行政行为”。因此产生的尴尬局面，导致行政行为及司法行为的不稳定性，并增加了当事人诉累。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其理由是，在安置补偿裁决案件中，前置行政行为不是被诉行政行为，而是以“证据”角色出现的。法院理应按照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标准予以审查。第三种观点则是参照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原则，即“无效的排除、可撤销的保留”原则予以审查。理由是，违法行政行为分为“无效”与“可撤销”行政行为。对于拆迁裁决的前置行政行为，一般违法的属于可撤销行政行为，应承认其效力；重大违法的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应认定无效。这种做法既能避免当事人连环诉讼，保障司法效率，又不会放纵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证据审查的做法遵循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审理行政裁决案件，不能随意扩大审查范围。再说，全面审查前置行政行为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诉讼代价，是不现实的。这不但要追加被告，并要求有关被告提供作出某个前置行政行为的证据。因为拆迁裁决行为与前置行政行为不一定是同一行政机关作出的，如：立项行为是计划行政部门作出的，建设用地许可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规划许可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只有拆迁许可与补偿裁决是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可以想象，多个行政主体作出的多个行政行为搅在一起，法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庭审根本难以完成。在拆迁裁决案件中，前置行政行为的表现表现形式是“证据”，不按证据标准予以审查，从情理上不通。当然，如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又对部分前置行政行为另行起诉，也是允许的。因前置行政行为审理的结果可能影响行政裁决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应首先审理前置行政行为案件，对行政裁决案件中止诉讼。如果判决维持的拆迁补偿裁决案件在审结之后，某前置行政行为又被依法撤销，法院只能对该裁决案件以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与第一种观点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在审查的标准上较为宽泛。这同样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且也不能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将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其审查标准同样可以参照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只要不存在“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等明显违法并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便可作为认定行政裁决合法的有效证据。

三、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的调解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其立法本意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权力不能随意处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告诉我们，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直接目的是解决行政争议。十几年的行政审判经验、教训又告诉我们，解决行政争议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调解”。笔者认为，在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审理中，强化调解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1、拆迁安置补偿裁决虽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但确定的是民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民事权利义务，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处分的。而这种处分对国家利益没有丝毫影响。

2、从拆迁补偿裁决案件的性质看，适合于调解。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协商不成”是启动行政裁决的前提，既然在行政程序中强调“协商”，那么司法程序中为何要排斥调解呢？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草的《法院行政诉讼调解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将行政裁决案件列入可以进行调解的范围。

3、拆迁补偿裁决案件如果简单地以判决方式结案，当事人不可能服判息诉，矛盾依然得不到解决，导致当事人缠诉、上访等情况的出现，还会影响拆迁活动的正常进行。若以调解方式结案，则案结事了，既解决了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达到了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目的；又化解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满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要求，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法院对拆迁安置补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

目前，法院在审理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时，只对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认定拆迁行政裁决不合法，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这往往造成行政案件终结，而民事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局面。因此说，判决撤销在解决安置补偿纠纷方面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这样往往造成拆迁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在行政诉讼中不能得以最终处理，特别是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笔者认为，单一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不能有效地处理拆迁行政裁决问题，应确立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审查原则体系。合理性审查是判断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包括行为是否符合法的原则、行政目的等。因此说，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原则两者并不排斥，合法性原则要求拆迁行政裁决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性原则要求拆迁行政裁决符合法的内在精神，两者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行为提出的不同层次但相互补充的要求。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审查原则体系，最终决定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裁决应享有司法变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仅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规定了司法变更权，主要是考虑司法权不能替代行政权。我们说，拆迁裁决的处理对象是拆迁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实际上是司法权的范畴。因此，从提高司法审查效率、减少当事人讼累出发，对于拆迁裁决案件，应当赋予人民的司法变更权。

有人认为，允许司法变更的情形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行政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只是违背了通常的平等、相称、对等、比例规则；二是行政裁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笔者认为，法院要进一步扩大司法变更范围，特别是对于事实不清的拆迁裁决案件，如果在庭审中得以查清，应对案件事实予以变更。变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被拆房屋的用途与面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就评估价格确定。拆迁房屋用途分为“住宅”与“非住宅（营业用房）”。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对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性质的认定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用途为住宅，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以此为依据，在行政裁决时将拆迁房屋确定为住宅，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被拆迁人凭借房屋的区位优势，早已将住宅改造成了经营场所，但房产证尚未变更。对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从合理性角度出发按“营业用房”予以变更。同样，在被拆迁房屋面积认定上，也存在实际面积大于房产证所记载面积的情况。如果拆迁行政裁决认定为房产证所记载面积，法院应通过现场勘验，从有利于被拆迁人的角度出发，按实际面积予以变更。

2、拆迁违章建筑的补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第二款规定，拆除违章建筑不予补偿。因为违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建筑方面要区别对待。根据《城市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有两种情况：一是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必须拆除；二是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整改措施的，如未取得合法手续。对于前一种情况，如果有关部门已作出了拆除决定，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履行，后来又面临着城市拆迁。这时不予补偿是可以的。而对于第二种情况，法律未规定该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房屋所有人承担的行政责任是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这说明允许该违章建筑的存在，已给予了它向合法建筑转变的机会。因此，对于该违章建筑应按合法建筑标准予以补偿。如果行政裁决不予补偿，法院审查时可予以变更。

3、拆迁补偿的形式与金额。补偿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货币补偿，一种是产权调换。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被拆迁人的选择，作出了要求产权调换的行政裁决。被拆迁人提起行政诉讼时，由于对拆迁人的产生了不信任，故而提出了货币补偿。法院应考虑被拆迁人的弱势地位，对补偿的形式予以变更。补偿金额与被拆迁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是矛盾的焦点。目前，各地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有的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在工作中难以“中立”，为了政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站到拆迁人一边。故其裁决的补偿金额往往在合理性上出现问题。法院必须从合理性审查的角度出发，大胆变更补偿金额，让被拆迁人因拆迁受到的损失得到充分的补偿，不能让他们“因拆致贫”，使生产、生活受到太多的影响。补偿的标准一般应以同类地区、同类结构的二手房市场价格作为尺度。

人民法院在拆迁行政裁决案件的审理中，要始终站在服务发展、司法为民的立场上，既要保证城市拆迁工作依法、公正、有序进行，又要维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平息纠纷、化解矛盾，努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行政裁决范文篇5

通说认为，行政裁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居间裁决者的身份，对特定范围内与裁决机关行政管理职权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依法作出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1}.在我国，行政裁决是行政法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实务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能。传统理论一直认为，“由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对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也是现代行政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行政裁决的产生和发展适应和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对国家职能分工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2}然而，从行政实务领域来看，行政裁决制度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特定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总是希望案件能够由法院直接受理，行政机关也对于履行法定的裁决职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定。总体来看，我国行政裁决的基本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行政裁决派生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其在现实情况下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建国以后，我们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严密，市民社会没有生成的空间，大多数事项都首先甚至最终通过行政途径获得调控和解决。这样的理念很自然体现到了国家制定的法律之中，在我国较早期出台的《土地管理法》、《森林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当中都设置了一些“行政先行处理”程序。行政裁决就是行政干预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日益分离，行政权逐渐退出了一些社会领域，社会及其成员的自主权利不断丰富和完善。根据“私法自治”的原理，政府最佳的角色似乎是“调停者”而不是“决定者”。民事主体对于相互之间的法律纠纷不能协商解决的，应当根据民事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现在依然有不少法律规定了某些民事纠纷如果与行政管理职权密切相关，公民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而必须经过行政裁决这样的前置程序。但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行政裁决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其次，行政裁决长期缺乏健全的制度性规范。行政裁决面对的是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这就要求行政裁决机关既要具备专门的行政专业素养，又能保持客观、中立的位置，理性的作出决定。此种要求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行政裁决制度予以保障。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行政裁决法律，也没有在专门的行政领域对行政裁决制度进行具体的规定，而仅仅在一些法律中作了模糊而笼统的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适用权争议，有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那么究竟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受理土地权属争议，是否需要成立专门的裁决机构，裁决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资格，裁决应当怎么进行，是否应当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是否需要搜集证据、如何搜集证据，如何确认证据等规范都付阙如。这种严重缺乏具体规则的行政裁决所导致的后果是，既不能保证立案程序的公平性，也不能确保实体处理结果的合法与准确性。由于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裁决不但没有及时消除社会矛盾，使民事纠纷偃旗息鼓，反而引发新的行政纠纷，这种“引火烧身”的结果着实让一些行政机关感到困惑，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究竟是否还有必要呢？

二、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

任何行政法律制度都根植于其生存的环境之中，并与之休戚相关。意欲判断行政裁决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必须将其置身于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将决定着行政裁决的发展方向。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社会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怎样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政府管理模式业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2005年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已被确立为我国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目标。在公共行政学上，一种较为学者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3}如此定义服务型政府显然过于抽象与模糊，于是有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几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目标：“依法行政”是服务型政府的行为准则：“顾客导向”是服务型政府的服务模式：“违法必究”是服务型政府的问责机制{4}.服务型政府在经济上主要职能是制定公平规则，确保市场经的有效运行，弥补市场之不足，为社会提供市场不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政治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在社会问题上，从长远眼光、全局利益出发，协调社会冲突，提供社会福利，确保社会健康发展{5}.

笔者认为，从行政法的视角看，就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而言，首先应当将“服务”作为法的一般原则以指导公权力的行使，将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当其他的行政理念如秩序价值与服务理念相冲突时，应当以后者为优先考虑。其次，在服务理念或者原则的指引下，应当重构或者调整目前的行政法律体系。有些领域政府权力必须限制，给予行政相对人自由行动的空间，而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行为规范，间接而消极地进行管理。在有些领域，政府就必须摒弃消极的立场转而积极的通过自己的公权力行为进行直接的干预；但是不论何种立场，服务型政府与以往注重管制的政府形态都有天壤之别，这必然需要在政府行为上破除现有法制的“藩篱”，但脱离法制驾驭的“绝对权力”的任意驰骋无论如何将是一种危险，善良的行为也可能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伤害，因此，就需要新的行政法驾驭约束。

前述分析不难看出，服务型政府要求当代的公共行政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行政职能：第一，管制行政职能。传统意义上的管制行政也有称“规制行政”，是旨在通过限制私人的权利、自由，以实现行政目的的行政活动。“例如，交通规制、建筑规制、经济规制等。这些都是通过规制个人及企业的活动，以维持秩序，或者实现防止危险的行政作用。”{6}规制行政经历了从消极的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行政，到当代消极行政兼有为形成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而展开对私人的权利、自由施加制约的积极行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公共权力需要从市场和社会适当地退出，但其中又要保留一定的管理职能，为经济活动和公民权利提供可靠的秩序保障。第二，给付行政职能。给付行政是从德国学者福斯多夫（E.Forsthoff）提出的“行政作为给付主体”之概念出发，针对人民生存条件及改善以保障及生存照顾为重心，所为直接之促进或分配之行政{7}.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将给付行政细分为提供基础设施之行政、社会行政、促进（助长）行政和资讯行政。强调现代国家的任务就是为行政相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工业化发展，虽然昔日的“生存照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发展，现在的“生存照顾概念强调政府及其它行政主体必须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措施，例如建立妥善的公共事业、社会救济、文教事业、社会保险制度是公民在衣食住行之生活工作教育等方面，得到国家最多的服务与最大的照顾。同时也着眼于国家经济之繁荣或衰颓，往往是国家命脉及民生福利所系。故振兴国家之经济，亦是国家行政责无旁贷之任务之一。”{8}规制行政和给付行政是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其比重会随着政府管理领域的变化和行政方式的擅变而发生变迁。不仅如此，在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两者都必须共同遵循一个共同的更高的行政理念，即服务行政。包括规制行政和给付行政在内的公共行政的活动空间、行为理念、行政方式的设置都是为了政府更好地实现履行服务的职能。第三，非权力行政。政府通过行政奖励、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形成公法法律关系，挖掘民间的潜能，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协作，更好的达成行政目标。第四，解纷行政。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难免发生各种矛盾冲突，这些发生于公民之间或者公民与公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涉及一些与政府管理有关的专门性问题，纠纷的数量庞大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法院已经不能及时处置，这就需要通过赋予政府一定的权限，建立各种行政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是为何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建立并强化行政裁判所、诉愿委员会等行政裁决机构的缘由。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就是行政系统为公民提供的一种廉价、高效的行政解决纠纷的手段，在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在服务行政的框架内应该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服务型政府的行政裁决职能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模式的社会改革，正加快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形成的步伐。尽管目前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进程尚未完成，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国家权力已经基本上在微观经济领域退出，经济领域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但在社会领域，政府仍然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权力”{9}不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二元有机互动架构的不断形成和发展，将进一步改造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和促进市民社会走向成熟，并最终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除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因而能最大限度的贯彻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民主契约’精神。”{10}就行政裁决制度而言，其产生之初衷出于公权力对私人权利进行干预、制约，进而达到国家秩序目标的需要；然而现在一方面通过行政改革，国家行政权力为公民让出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行政裁决权在相关的领域被保留，其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似乎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这种变化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从行政机关垄断行政裁决权到民间组织也可获得裁决权。以民商事仲裁为例，[1]，1994年的《仲裁法》出台之前，公民因民商事纠纷需要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裁决。但是该法颁布以后，这种裁决权从行政机关剥离出来交由作为民间组织的仲裁委员会实施。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由具有法定资格的独立的专家组成，通过他们的中立地位和适应专业优势，在保留仲裁权威的同时又适应了的专业特点。第二，行政裁决一般不再具有终局性。现在，尽管在一些行政领域行政裁决制度被保存下来，即一些民间纠纷仍然需要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但很多不再是终局决定；公民对行政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修改后的《商标法》和《专利法》都规定了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行政裁决结果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而之前上述机构的裁决在法律上属于不可诉的终局行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发挥了行政机关在解决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上的专业性优势，尽可能地为法院减少讼累，另一方面又能够防止行政滥权，保证公民的“司法最终救济权”。第三，行政裁决的价值类型发生变迁。从先前的管制型逐渐演变为服务型。从先前的重在通过行政权强制消除争议，演变为注重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及时高效地解决民间纠纷提供一种新的方式。笔者认为，如今的行政裁决尽管依然具有管制行政的功能，但其所体现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政府通过利用自身熟悉行政专业事务的优势为社会提供高效的纠纷裁决机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鼓励并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发展和完善行政裁决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除了需要保留并发挥现有的行政裁决服务功能外，在服务型政府的架构中，行政裁决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很多私人活动领域产生的民事纠纷，比如业主与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纠纷；顾客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纠纷；乘客与公交公司、铁路部门、航空公司之间的纠纷等都可以尝试设立并运用行政裁决制度；另外，也可以在一些行政管理方式上尝试进行变革和创新，将原本调整行政审批或者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方式调控的行政事项，转变为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调整。比如物价部门的价格审批制度可以通过采取行政裁决的方式进行。只要建立完善的行政裁决的程序制度，其实施效果应该比行政审批制度更好，更能保证价格管理方面做到公正、合理。不妨对英国的行政裁判制度作有益的制度借鉴。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引起我们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以前我们常常是作为行政复议的参照物而去考察它，忽视了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的决定还可以包括类似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裁决行为。王名扬先生认为，“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不仅受理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争端，有些行政裁判所还受理公民之间的争端，这是因为公民之间的某些争端和社会政策密切联系。”{11}由于兼有这两种行为，所有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上都是大的。按照王名扬先生1980年代的统计，英国当时的行政裁判所中受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支配的就有50多种，数目超过2000多个{12}，如果再算上不受该法调整的其他行政裁判所，其规模极为庞大。这些行政裁判所受理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间纠纷，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减轻普通法院的诉讼压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四、行政裁决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学者们就行政裁决制度本身如何完善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学者郭永长和杨素华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权只能由法律明确授权；行政裁决应坚持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回避原则、行政调解原则、立裁分离、裁执分离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应当确定行政裁决事项的主管或管辖机关和建立专门的行政裁决机构；行政裁决程序应当法律化；应当建立行政裁决的行政附带民事复议制度、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选择复议或诉讼由当事人选择，对复议决定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诉讼；应当加强国际性行政裁决的立法{12}.吴汉全先生认为，应当规范行政裁决机构、行政裁决人员的职权；行政裁决程序应当公开化；行政裁决过程应当透明化{13}.学者周佑勇、尹建国认为，应当建立重建独立的层阶式行政裁决机构体系；加强裁决人员专业化建设与强化独立性保障措施；完善听证、回避、职能分离与公开等基本的行政裁决程序制度；构建完备的行政裁决程序制度；改进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14}.上述学者对构建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无疑是建设性的，对于以后我们制定专门的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重复设计行政裁决法律体系并非本文的旨趣，然而一些有关行政裁决的基础性问题的讨论对规范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可能更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第一，行政裁决内涵的拓展。目前的行政法教科书一般都将行政裁决的领域限定在于权属纠纷、侵权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三大类[2].笔者认为，这种界定过于模糊和狭隘。除上述3类纠纷外，其实还可以将民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纳入行政裁决的范畴。1994年《仲裁法》出台之前，民商事纠纷和其他法律纠纷都由行政主管部门仲裁，该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的仲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该法规定，《仲裁法》调整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申请仲裁。继而在地级市以上设立了相应的的仲裁委员会，对上述民商事纠纷实施仲裁。人们习，惯性通过对仲裁委员会民间性法律身份的判断，将《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称为“民间仲裁”。将其他仍然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仲裁，如劳动争议仲裁，称为“行政仲裁”。行政仲裁目前主要包括两大类，即行政系统外部的行政仲裁和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仲裁。外部的行政仲裁目前主要的是劳动争议仲裁，根据《劳动法》、《劳动争议仲裁条例》以及新近出台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对于企业和工人之间产生的劳动争议，由劳动行政部门组成专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施仲裁。目前类似这样的行政仲裁正在不断的增加，如竞技体育领域正尝试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内部行政仲裁是行政系统以及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组织内部建立的，针对公务人员与所在的行政机关或者事业组织之间的法律纠纷实施的仲裁活动。如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规定，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行政机关之间发生人事纠纷的，公务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起行政仲裁请求。

在理论和实务上，仲裁有民间仲裁和行政仲裁之说，前者适用《仲裁法》，后者依据其他单行的法律、法规规章。两者在法律性质上究竟是否存有重大区别呢？他们针对的都是民事纠纷（民间仲裁针对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行政仲裁针对的是公民与其单位之间的民事纠纷）；两者都是由仲裁机构居于中立者的地位实施仲裁。所不同者只在于民间仲裁由仲裁委员会实施，行政仲裁由行政机关（一般是行政机关内部成立的临时性仲裁组织）实施。按《仲裁法》规定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实施民商事仲裁，就该仲裁的法律性质而言，它是民间机构经过法律的授权实施的仲裁行为。从行政法理上分析，其组织的法律性质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属行政主体的范畴。既然仲裁委员会是行政主体，其实施的仲裁与行政机关实施的仲裁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应当就是行政仲裁。而行政仲裁在实施主体、行为对象等关键要素方面又与行政裁决无异；由此，将民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纳入行政裁决的范畴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第二，行政裁决是否应当“司法化”或者一裁终局。针对有些行政裁决机关担心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理论与实务界就有了一种主张将行政裁决司法化或者一裁终局的思潮，认为裁决的司法化或者终局性可以使行政裁决机关放心决断而不必因裁决而成为被告。如果行政裁决是司法行为，公民对其不服向法院提出民事上诉。在近年出台一些法律中就有公民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如《劳动法》就规定，公民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仲裁法》规定公民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不服，除仲裁决定存在法定的违法情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外，不能就仲裁决定提起诉讼。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既然行政裁决在行政法上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职权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那么法律强制规定公民只能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禁止诉讼都是没有理由的。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和美国行政界和法学界作过广泛的讨论。行政界认为行政裁判所应当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帮助完成行政任务，应受行政机关控制。法学界包括弗兰克斯委员会的成员则认为，行政裁判所应当成为司法机构的一部分，应按司法审判规则运作。从本质上看，行政裁判所是按议会旨意设立的审判机构，不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等同于法院{11}139.因此，这种主张并没有被议会所接受。在2006年议会的《裁判所、法院和调查法》中，依然将裁判所确定为行政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最为中立的第三方，利用其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对行政职务或者行政以及其他的正义作出的最后决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除制定法规以外所作出的最后决定的全部或一部，可以采取肯定的、否定的、禁止的、确认的形式（包括批准许可证在内）。由此可以认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指的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具体决定的行为{15}.英国和美国都倾向于将行政裁决确定为行政行为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事实上，人们期望的通过行政裁决的“司法化”解决其裁决的公正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在传统的层级行政体系之外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来实现。现代国家所担负的任务不再只是典型的治安、外交、国防事务，因此“典型的、层级制的行政组织，就不能完全应付行政任务的需要，而必须发展出一些摆脱层级制行政体系的组织形态。”德国学者FridoWagner就认为“假使行政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不受指示拘束’（weisungsfrei）的必要性的话，就有可能赋予其某种组织上的独立性。”{16}从目前我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的现状看，将行政裁决机构从层级制行政系统独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更利于该制度的发展及其功能的更好发挥。

第三，行政裁决的理念转换。学者们提出的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规范行政裁决的设想固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笔者认为，规范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时还要考虑，或者更重要的应当考虑有关的理念问题。行政裁决的称谓首先给人的一种感觉是：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裁决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单方决定行为，其中立性特点比较单薄，而管制行政的色彩较浓。这种理念体现到行政裁决实践中，就表现为行政裁决人员缺少中立者意识和程序、证据观念，从而在行政裁决时随意作出裁决决定。笔者建议，可以进行适当的法概念转换，将“行政裁决”改称为“行政仲裁”，仲裁突出的中立性可能更有利于促使行政裁决机关及其人员养成公正裁判意识；并认识到自己应当居中裁判案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定的证据规则裁判；调查事实，适用法律做出准确的决定，而不再将行政裁决行为等同于一般的行政职权行为。

综上所述，建立行政裁决制度在我国服务型政府框架下不仅必要，而且它有着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很多领域可以广泛地建立起行政裁决制度。当然，行政裁决功能的真正发挥还有赖于我们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并予以制度规范。

注释：

[1]《仲裁法》规定的民商事仲裁本身是否属于行政裁决，是一个可以单独讨论的问题。从公法理论分析，民间组织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可以成为行政主体，依法实施相应的行政权力。仲裁委员会对相应的民商事法律纠纷进行裁决，尽管争议的双方有很多选择权，但是由于裁决本身具有强制性特征，在法律上应当认定其属于行政裁决行为。

[2]这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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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决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合理原则；产生和发展；自由裁量权；基本内涵

一行政合理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行政合理原则最早源于英国。1598年英国鲁克诉下水管道管理委员会的判例使合理原则成为司法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独立且重要的理由。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修整河岸作出征收费用的决定，纳费者不是所有的受益者而是邻近土地的所有者。依据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享有征收费用的权力，所以其征收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法律没有对下水道管理委员会征收行为的对象进行规定，这意味着水道管理委员会可以自由选择征收对象。这种自由是否就意味着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柯克大法官做了这样的裁判：“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是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1].但是在此案件审结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合理原则都未适用于案件审理中，直到1968年在帕德费尔德案件中该原则被成功运用。直至今日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的判例中，可见该原则运用广泛程度。

美国稍晚于英国确定行政合理原则。两者的立法目的相同——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但两国在该原则的实施上各有侧重。第一：英国主要通过行政合法性原则具体化——从反面角度细化各种“不合理行为”的标准和表现形式——为法官审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有效性提供了裁判依据；美国则从另一角度实现行政合理原则的作用——将必要存在的行政合理原则纳入公平、公开、公正的立法的归约之下。第二：英国更强调行政合理原则对实体问题的规范；美国更重视行政合理原则对程序问题的约束。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行政合理原则最早源于德国。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在对警察机关自由裁量案件中援用了该原则。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较：两者援用行政合理原则的理论基础相同；但是德国将发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的原则称为“行政比例原则”。

在中国，以行政合理原则是否为立法确立，以及立法确立程度不同为标准对该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地位的变动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法律未明文规定行政合理原则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又可细化为两个阶段。。建国前，行政合理原则未进入立法者考量的范围，即使在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具体规范中都找不到能够体现行政合理原则的基本理念或具体要素。在专政的中国，行政权力之大可谓除皇权对其有约束力和威慑力外几乎不受司法权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行政合法原则都很难贯彻就更不用说行政合理原则了。建国初期后，行政合理原则虽然未明文规定在法律中，但是在构建民主社会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行政法规、法规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法律平等”、“为人民服务”的一般政治宗旨也当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阶段是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合理原则。1982年《宪法》第89条13款：“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十三）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十四）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工作，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4条：“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应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可见我国将该原则已经作为行政立法监督、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行为依据。但尚未成为行政诉讼领域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二行政合理原则的理论基础

1.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限制的“度”

权力必须受到控制。美国著名思想家潘恩说过：“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一个开端。它不是授权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民主政府作为强调一切权力源于人民的合法政府，自然应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民主选举、公民复决、公民投票等都是这种同意的表现形式，社会契约（宪法）是这种同意的内容。公民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权益让渡给政府？公民希望通过政府正当行使被授予的权力使政府被期望的功能得以实现，进而实现公民的权益，而这种权益是非借助权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权力源于授权者的权益，就应以实现授权者的权益为其使命。

然而权力的本性倾向于其最初的使命相悖：权力“总有这一种超越它自己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的诱惑。权力总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马里旦语）为了防止“权力异化”尊重民意保障人权，权力受到制约成为必要。

为了使权力在发挥其有效的功能时不会被滥用或超越，权力控制度的把握就尤其重要。那么这个权力的“度”应如何界定？民主法治的“第一个要求是认识到所有权力均受到法律限制。其次，……法院应当确定那些限制，以在行政效率和对公民保护之间作出最为适当的平衡。”[2]

2.行政合理原则就是一种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度”

在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和被滥用的专政社会被推翻后，在民众对暴政和专制的憎恶和对民主和自由的极度渴望的心理驱动下，极力主张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强调依法行政，实现行政法制化。在立法中采取大量羁束性规则对行政行为进行约束。但是事实表明对行政权的法律约束不是越严格越好。以19世纪后期的美国为例，苛严的法律规范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被缩减到无可奈何的最小程度”。[3]行政几乎瘫痪，失去了起码的效率和功能。于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被赋予了一下的意义：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提高行政效率，灵活应对日趋复杂多样的行政事务的现实需要。

行政合理原则存在的价值就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的控制和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1][4]或谓“行政机关的自由决定权，即对行为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5]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本质仍是一种权力，且这种权力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广阔的自由度，所以更应严格的控制。否则将会出现美国大法官格拉撕所言：“如果我们不对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专业知识进行严格和精心的限制，其自由裁量权没有任何实际限制的现代政府的力量将变成一头怪物。绝对的裁量就像腐败一样，标志着自由终结的开始。”[6]于是行政合理原则应运而生。行政合理原则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度”的标准之一。

三行政合理原则的内涵

1.他山之石

英国的学者认为正面界定“合理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于是从反面角度规定了‘什么是不合理’，并认为”不合理“之外就是”合理的“。格林法官认为：”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志。“丹宁法官认为：”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于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7]位大法官对”不合理“的表述形式上不同，但他们的分析的角度是相似的：首先，他们都将对行政行为”不合理“的判断视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次，都将该判断的主体视为处在理智时期的”理性人“，即为格林法官眼中的”一般理智的人“，丹宁法官认为的”有理性的人“和”明智地“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再则，判断的标准即包括”质“的认识又包括”量“的说明，格林法官认为的”如此“”荒谬“，丹宁法官认为的”如此“”错误“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最后就是判断的客体是行政行为或为支配此行政行为的主观的意识和意志。

在英国的司法事务中，将“不合理”具体化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作出决定的程序存在实体上的缺陷。此大类下又可继续细分为三小类。（1）受到虚假动机、恶意或者个人私利的支配的行政行为。“虚假动机”是指行政行为的实际目的和行政权设置的初衷不一致，或有偏差或是完全的背离。“恶意”是出于个人或政治敌意而对当事人诉诸极端的偏见和刁难。“这是从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动机和目的的角度分析。（2）没有平衡考量相关因素。相关因素的考量必须置于具体的个案中才能将其明确化。这是从行政执法过程中各种利益权衡的角度分析的。（3）严格的”非理性“，即行政决定明显的有悖于逻辑、常情或不充分语气和理由支持的。这是从”理“的角度去分析的。

第二类，违背普通法和宪法确立的权力行使的原则。对一切权力的规范毫无例外的应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例如，法律的确定性、实体的合法预见以及平等对待等。这是从现行法律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约束的角度分析。

第三类，压迫性决定，即为使受害者身处极度痛苦或公民的权利和权益因而承受不必要或过于沉重的损失。这是从行政行为结果对行政相对人影响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承受力的角度分析的。

可见，当一种理论思想需要被作为构建一种现实制度的理论基础时，为了实现制度的可操作性的“优秀品质”，那么必须在对此种思想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角度将其细化为具体的原则，依据相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将原则在具体化为规则。

中国学者对行政合理原则则是从正面作出界定。行政合理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动因应当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当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行政行为的内容应该符合情理。[8]还有学者认为除以上外，还应再加上“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9]

2.本人观点

我认为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对行政权监督的司法者在立法、执法、司法各自行为的领域中，对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行行为、行政监督行为）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是否符合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主体需求的抽象的判断标准。对于本概念本人作如下几点具体的理解：

首先，行政合理原则的使用范围。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导和规制行政立法执法以及行政争议处理的基础性的真理和原理。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所应当地应被使用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救济之中。（1）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善”法，否则便是“恶”法。“恶”法亦法，因为它亦有法的所有特性包括强制性，这无疑会带来一个法律专制的社会。（2）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原则。行政行为根据它的受法律的约束性大小可以分为自由裁量行为和羁束行为。对于后者，执法者只需严格依据法律明文规定为之或不为之即可。但对也前者，除了依法定委任授权或指导性授权外的一切行政行为应受到“理”的规范。（3）对于不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裁判者都应依此原则为认定行政行为有效性的标准。

其次，行政合理原则的具体内容。（1）符合两个规律——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有学者认为法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可以将法律看作一个体系，然而根据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体系有四个特征——完整性、结构性、层次性以及开放性，所以这个法体系是开发的而非封闭的。法体系的这种开放性尤其体现在法律规范的各种社会关系从不同方面对法的作用——或决定或影响。例如在婚姻领域中，马克思认为：从婚姻法的角度“不合乎伦理的行为”不是法，“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伦理实体”才是法的内涵。[1]在如行政立法者在制定税收规范时既要考虑税收关系的规律又要思考如何将这种规律适当地体现于税法之中——考虑法的规范性、概念性、逻辑性、正义性等法律的规律。[10]（2）符合均衡需求——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利益以及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利益之间平衡点。如果法是“善”法，那么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可以具体化为立法目的。立法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在于执法者的行为目的是否与立法目的一致，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也应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考量行政主体利益以及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利益。（3）这种规律和需求都具有历史和行为者理性的限制。

「注释」

[1]周世中，《法的合理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P356

[2][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柄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P56

[3][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

[4]王武玲，马立成：“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析”，《人大复印资料》

[5]罗豪才：《行政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45

[6]王庆：“完善行政合理性审查原则的思考”，《经济研究》2006年第06期，P93

[7]周世中，《法的合理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P357

[8]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57

[9]付国云：‘再论行政合理性原则“，《法商研究》1996（6）

[10]付子堂：《法之理在法外》，法律出版社，P10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3]付子堂：《法之理在法外》，法律出版社

[4]刘星：《西方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

[5]周世中：《法的合理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a一、行政裁决的概念及特征

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的重要内容，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裁决的主体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但是并非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可以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只有那些对特定行政管理事项有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经法律法规明确授权，才能对其管理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对侵权赔偿争议和权属争议作出规定，授权有关行政机关对这些争议予以裁决。

2、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有关。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是行政裁决的前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机关获得了对民事纠纷的裁决权。但行政机关参与民事纠纷的裁决并非涉及所有民事领域，只有在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对该民事纠纷进行裁决，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3、行政裁决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特定的行政机关申请裁决。没有当事人的申请行为，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启动裁决程序。

4、行政裁决具有准司法性。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行使裁决权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裁决时，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居间裁决民事纠纷，有司法性质，同时又是以行政机关的身份裁决争议，具有行政性质。因此，行政裁决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称为准司法性。

5、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是对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依职权作出的法律结论。这种行政裁决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裁决而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纠纷。对此，除属于法定终局裁决的情形外，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政裁决的种类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裁决的种类有：

1、侵权纠纷的裁决。侵权纠纷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犯而产生的纠纷。平等主体一方当事人涉及行政管理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机关进行制止和决定赔偿，行政机关就此争议作出裁决。法律明文规定行政主体在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的同时，对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可依法做出强制性赔偿裁决。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补偿纠纷的裁决。补偿，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抵消损失、消耗，补足缺失、差额”，在法学词语中，是指对财产侵害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着眼于被剥夺的财物，予以公平弥补。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涉及到补偿的还有草原、水面、滩涂、土地征用的补偿等。

3、损害赔偿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是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要求侵害者给予损害赔偿所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通常存在于食品卫生、药品管理、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产品质量、社会福利等方面。产生损害纠纷时，权益受到损害者可以依法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作出裁决，确认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使其受到侵害的权益得到恢复或赔偿。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权属纠纷的裁决。权属纠纷，是指双方当事人因某一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产生争议，包括土地、草原、水流、滩涂、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依法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并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对土地权属争议所作的处理，就是行政裁决。

5、国有资产产权裁决。如《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因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使用权等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应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向同级或共同上一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调解和裁定，必要时报有权管辖的人民政府裁定，国务院拥有最终裁定权。”

6、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如《专利法》第54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7、劳动工资、经济补偿裁决。所谓劳动工资、经济补偿纠纷，是指因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而发生的纠纷。如《劳动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⑴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⑵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⑶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⑷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8、民间纠纷的裁决。如国务院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规定，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裁决民间纠纷。基层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并经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审定、司法助理员署名后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印章。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必须执行。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处理决定作出后，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超过十五天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基层人民政府根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执行。

三、行政裁决的原则

1，合法原则。行政裁决自受理到做出裁决的整个过程都应依法进行，不仅要符合实体法，也要符合程序法。行政主体不仅要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还要依据民商事法律法规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做出裁决。行政主体受理这类争议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在对行政裁决书进行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执行时也应依法进行。坚持行政合法性原则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2，公平原则。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决权，必须公平。首先，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律上处于独立的第三人地位，以公断人的身份进行裁决。其次，必须客观全面地认定事实，正确地运用法律，并公开裁定程序。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程序上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确保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实现裁决的公平。

3，回避原则。行政主体在行政裁决中要真正做到超脱于双方当事人，处于中立地位，就必须实行回避原则。执行行政裁决权的人员，如果与被裁决的民事争议或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主动退出纠纷的裁决。

4，调解原则。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制度，有它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减少诉讼，节省费用和有利于安定团结。调解在中国有肥沃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进行行政裁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双方自愿要求调解，那么行政主体就应进行调解，并依法进行。

5，职能分离原则。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问题作出决定，调查与作出裁决的职能实行分离。即负责调查的公务员不能参与行政裁决，负责裁决的公务员原则上应当由没有参与调查的公务员担任。

6，效率原则。行政机关在进行裁决时，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行政裁决程序

依法行政包含着程序合法，要通过立法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行政实体法更多的是赋予行政主体公权力，限制私权利，而行政程序法恰恰相反，它对行政主体的活动设置一些约束性规范，限制公权力，保障相对人的私权利，通过程序法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平衡。行政裁决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1、申请，是指民事争议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人权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解决纠纷的请求。申请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必须是民事权益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人；二是申请是向有关的行政主体提出；三是申请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如法律规定必须提交申请书和其它文书；四是申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2、立案。行政裁决机构在收到当事人申请书后，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裁决机构不予受理并应通知申请人，告知其理由。

3、通知。行政机关立案后应当通知民事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有关材料等有关情况。

4、答辩。民事争议当事人在收到裁决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答辩在行政裁决程序中极为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对方当事人了解申请人申请争议的事实与理由，以便进行辩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裁决机构了解真相、查清事实，作出正确裁决。对方不答辩的，行政机关可径行裁决。

5、审查。行政裁决机关收到答辩书后，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需补充调查或鉴定的。进行调查、勘验或鉴定，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技术性争议是必不可少的。行政裁决机关将所有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如果尚有疑问或经当事人请求，可举行公开听证，由当事人双方当面陈述案情，相互辩论、举证、质证，以查明案情。

6、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在审理后，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的裁决书应载明当事人双方的姓名、地址、争议的内容、对争议的裁定及其理由和法律根据，并注明是否为终局裁决。如不是终局裁决，应写明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期限和受理机关。

7、执行。裁决生效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否则由裁决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行政裁决的救济问题。

1、关于行政复议问题

目前对于行政裁决是否能提起行政复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行政裁决不能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裁决是对平等主体的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处理，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即“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其他处理”的情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也有人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裁决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第三种意见认为，行政裁决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就其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应当以裁决机关为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笔者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所规定的“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情形。调解行为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虽然发生一定影响，但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影响的决定因素是当事人的意志。调解没有执行力，当事人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而行政裁决的内容，直接确定或影响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效力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预决力、确定力、约束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裁决是可以被提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2、关于行政诉讼问题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如何适用（土地管理法）第13条《森林法）第14条规定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以原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根据该批复精神，各级法院曾一度将所有的行政裁决案件均作民事案件受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改变了上述答复的态度，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对行政裁决案件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将行政裁决案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审判实务中对行政裁决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渐趋一致，各级法院也都受理了大量的行政裁决案件。

五、行政裁决案件的司法审查问题

1、关于行政主体资格的审查问题

由于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才享有行政裁决权。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授予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职权，属于超越职权，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授予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人民政府。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森林法》第17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另外，《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也都赋于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裁决权。

（2）环境保护机关。《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也规定，有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机关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赴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卫生机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8条中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所在地是直辖市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商标法》第53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5）专利管理机关。《专利法》第57条规定：“第五十七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6）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城市房屋拆迁裁决规程》第3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责。”第16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2、关于裁决程序的审查问题

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裁决程序的法律法规，就连授予行政裁决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所作的规定也很少，而且过于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程序是否违法较为困难。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程序原则，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进行审查。

根据有关单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未经协商、调解即作裁决。法律中明确规定协商、调解为必经程序的，行政机关应当先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只有在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等规定，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如果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未协商的情况下就作出裁决的，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二是不制作裁决书。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公断，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14条规定：“行政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出裁决，应当出具裁决书。”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未制作书面裁决，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行为无效。

三是承办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其承办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问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具有影响公正处理的关系，申请承办人回避或者承办人自己提出回避的，裁决机关经审查属实，均应当更换承办人。凡是应当回避的承办人没有回避的，所作出的裁决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四是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在作出山行政裁决前，必须事先告知当事人行政机关的意图，使其有充分陈述、申辩的机会，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不能剥夺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的权利，更不能因当事人申辩加重当事人的责任。

五是先裁决，后取证。行政机关应当在查清事实后再能作出行政裁决，而不能先裁决后取证。凡是先裁决后取证的，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3、关于审查行政裁决的证据问题。

在不服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有人认为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也有人认为应当由原、被告分担举证责任。笔者认为，确定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必须在行政裁决特性及行政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考量。行政相对人不服裁决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标的是行政机关的裁决行为。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是否合法，因此，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除此之外再没有作任何例外规定，也就是说．立法原意是不论何种情况的行政案件，均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原告在行政裁决阶段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及证据线索，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找到新的证据或法院根据原告或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取得新的证据，推翻了被诉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正说明被告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应判决予以撤销。

4、关于适用法律法规的审查问题

我国一些行政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裁决的实体问题应如何处理的规定很少。因此，不同情况的行政裁决所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亦有所不同，对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比较具体的，应当适用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不具体的，或没有具体规定的，行政机关还可以适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及日常规则作出行政裁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案件适用法律规范时，应参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看行政裁决适用法律是否适当。如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侵权赔偿裁决时，可以适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渔业法》、《计量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及有关配套的行政法规中。这些法律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构成，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可以适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进行审查。对一些特殊问题可以参照有关的司法解释及台法的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如在审理不服土地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除应依据《土地管理法》、《士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外，还应参照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等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

5、关于行政裁决案件与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问题

由于行政裁决的性质为行政行为，因此具有一般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效力，如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如果对行政裁决不服，当然享有救济途径以摆脱行政裁决的效力对他的支配、束缚，他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行为。但是一旦民事纠纷的双方主体对行政裁决不服，说明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旧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但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免受行政行为效力的约束，以便为自己的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创造前提。在这类诉讼之中，民事争议双方始终围绕着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关系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法院如果脱离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审查、判断，便无从判断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因此，从诉讼效率、便民的立足点出发，赋予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审查之时，可以根据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请求，将不服行政裁决案件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如果原告或者第三人未请求合并审理的，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将两个不同的诉合并审理。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一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的，应判决于以撒销，并可以同时对原告与第三人的民事争议作出判决；对原告或第三人未提出合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除''''超越职权“外，还应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裁决。

6、关于行政裁决诉讼案件的司法变更权问题。

我国行政审判适用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即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下才能变更原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诉讼的这一原则决定了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对于合法的行政裁决予以维持，而对于不合法的行政裁决则只能予以撤销。但随着行政裁决适用范围的扩大，不服行政裁决行政诉讼案件的大幅上升，应赋予法院对行政裁决享司法变更权。这是因为：

第一，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本来是属于司法权解决的范畴，只是随着行政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的职能就部分地转移到行政权领域。因此，法院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存在越权问题。

第二，行政裁决在解决纠纷上的非终局性特点是法院对其行使司法变更权的理论依据。由于行政裁决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社会发展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两者的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裁决也有局限性，它只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不如司法程序复杂严密，权益保障也不如司法严格，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和所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其易受外界干扰。而司法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行使变更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行政裁决范文篇7

2.2美国的行政裁决制度

美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主要的行政机关外，还有许多法律给予一定独立地位的行政机关。独立的控制机构是随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加强而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独立控制委员会就是以其专门性和技术性对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进行解决和管制的。

独立控制委员会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不受政治影响。独立控制委员会采取两党制，不对总统负责，单独决定政策，因此委员会可以依据其专业知识客观公正的处理纠纷；（2）准司法权。独立控制委员会对违法行为具有裁决的权力且不受外界影响；（3）规则的一致连贯性。独立控制委员会是由集体讨论和决议的，需要多数同意，使得规则保持了一致连贯性。

在组织上，独立控制委员会一般由5到7个委员组成。他们的讨论和决议都是集体决议，避免了独任制的缺点。委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的同意后任命。

在权力上，独立控制委员会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同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在程序上，独立控制委员会采用职能分离制度来对正当法律程序予以保障。即同时具有追诉权和裁决权，但分别由不同的人员来行使，且有不同的程序性规定。

在美国的行政裁决制度中，听证制度是被认为是美国行政裁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体内容的体现。正式听证必须公开，但并不是绝对的原则。在程序上，听证制度没有固定的格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行政主体视具体情况可以进行事前听证，事后听证，也可以结合事前听证和事后听证。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然而任何一种听证形式，必须包含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当事人有得到通知及提出辩护的权利，是否具备这两项权利是区别公正程序与不公正程序的分水岭”。10

2.3日本的行政争诉制度

在日本，行政机关依申请，通过特定的程序裁决民事、行政争议的过程，称为行政争诉。行政争诉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1）行政不服申诉；（2）行政审判；（3）特别的不服申诉；（4）当事人争诉。

(1)行政不服审查

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不服审查指的是对行政厅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服向有关行政厅提出，请求审查其处分及行为的违法、不当，纠正及排除违法不当的处分及行为的程序。12

行政不服审查制度作为一项极具日本特色的制度，其作用主要在于，“关于行政厅的违法或不当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通过对国民开设行政厅的不服申诉途径，通过简易而迅速的程序，以谋求国民的权利利益救济，同时确保行政的公正运行”。13

（2）行政审判制度

日本的行政审判制度是模仿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一般是指，“从通常的行政机关系统独立出来的行政委员会或者与此类似的行政机关，通过类似于裁判的程序即准司法程序，来作出一定决定时的该决定本身，或者与该决定有关的程序在内的制度总体”。14但是行政审判制度在日本没有统一的行政审判法律，其规定主要由分散的法律而设置。其主要特征在于审判机关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从而保证了裁决的公正性。

特别的行政不服审查主要适用于特别法律的行政不服审查申诉3）当事人争诉

当事人争诉主要是指，平等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由于争议内容的特殊性，从而由行政机关按照特定程序，解决有关纠纷的制度。当事人争诉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作为对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成立的确认，如对地方公共团体课税权归属的纠纷；

②法律规定根据当事人的协议而形成法律关系，但当该协议不能达成时，经一方当事人申请，该法律关系可由有权限的行政机关来形成；

③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时可对关于私人间法律关系的纠纷进行裁决。

关于当事人争诉的程序，主要是由各个单行法律予以规定。

3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和谐因素

3.1行政裁决的法律名称不统一

行政裁决权覆盖了我国社会生活相当大的范围，但是法律名称却不尽相同，尤其是各个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裁决的规定很不统一。就目前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主要有以下几种：（1）处理。如《专利法》第五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三条，《土地法》第十六条，《草原法》第十六条；（2）责令。如《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等；（3）调处。如《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规定》第七条；（4）裁决。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三条；（5）裁定。如《商标法》第四十一条。

行政裁决概念的模糊混用造成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力和责任的不明确，也造成了制度上的不统一及法律的不权威，增加了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3.2行政裁决的范围不明确且有缩小的趋势

综观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其中有关行政裁决的范围的规定所反映的问题比较多。我国法律法规仅笼统的将行政裁决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补偿纠纷、权属纠纷、民间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裁决，也就是说我国对行政裁决的范围主要采用了单行立法明示规定的方式，但是没有明确行政裁决的具体范围，即具体哪些特定的民事纠纷可以进行行政裁决。同时大多数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有关机关裁决，但有的法律法规只规定有关机关可以裁决，以致于到底由哪个机关裁决并不明确。行政裁决范围的不明确造成了相对人不知向谁申请，也造成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裁决时拖延怠慢，不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行政管理的需要。

同时，“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逐渐弱化。许多行政机关为了避免重复处理,有放弃调解的意思”，16以致于许多新制定或修改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了行政裁决的内容。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废止了公安机关对民事赔偿的裁决制度，将公安机关享有的行政裁决权修改为了调解处理权。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只有调解，而没有行政裁决的内容，且调解也不是公安交通部门必须的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都没有有关原行业主管部门拥有行政裁决权的规定。有关环境方面，“实践中，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也逐渐变成了调解性质，从而严重影响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及时、有效的处理”。17转3.3行政裁决缺少承担相关职能的专门机构

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机构的设置上，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由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兼管行政裁决；二是行政机关根据所裁决纠纷的性质，确定相关业务部门负责行政裁决；三是在裁决工作量大，专业性较强，裁决的法定时限较短的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专门的裁决机构，如拆迁办。18行政裁决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出现了特定的民事纠纷时，拥有行政权的行政机关要专业、迅速、客观的解决纠纷，但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缺少或笼统的都由一个机构来行使，势必造成行政主体难以客观、公正、迅速的处理纠纷，行政相对人不信任或不愿行政裁决，同时也会增加法院的负担。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裁决的机构设置及相关人员的配备没有具体的规定，都是由一般行政主体及执行管理职能的机关兼理。由于一般行政主体相关业务素质和专门法律知识的欠缺，以及执行管理职能的机关人员对行政裁决的生疏，使得行政裁决专门、迅速解决纠纷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行政裁决制度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主体合二为一也不符合公正的要求。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行为的日益频繁，人们法律权利意识的逐渐提高，特定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目前这种仅由一般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来兼理裁决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及行政管理的需要。

3.4行政裁决的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实用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尚欠成熟的行政程序法学理念的研究，使得我国的行政裁决程序研究更是步履维艰。

就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缺乏独立、完整、统一具体的行政裁决制度。

首先，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比较落后，所以有关行政裁决程序方面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实体法。同时，我国既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没有专门的《行政裁决法》，使得行政裁决程序零星规定于有关法律法规之中，所以行政裁决程序的模糊失衡影响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效力。

行政裁决范文篇8

人：王××，男40岁，供销科长

被诉方：××五金公司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代表人：宋××，男，43岁，副经理

马×，女，39岁，××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申诉方与被诉方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签订电缆线合同一份，计120平方毫米橡皮铝线

千米一千米，4×2．5平方毫米橡套电缆米五百米，裸铜线米五百米，合计价款三万五千七百五十元

整。

合同订立后，五金公司发现价格偏高，曾两次派人去电缆厂要求解除合同，遭到拒

绝。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电缆厂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电缆线发送到五金公司，五金公司

以质次价高为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经主管机关调解未达

成协议，电缆厂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向我局申请仲裁。

本局依法由首席仲裁员刘晋生仲裁员王志和、李晓民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双方争执的焦点是质量问题。经本局委托上海电缆研究所对电缆厂交付的三种电缆线进

行了检验、测试，其结果为：120平方毫米橡皮铝线导体直流电阻为0．271欧姆，一

机部颁发的此项标准是“不得大于0．255欧姆”。4×2．5平方毫米橡套电缆，导体

氧化严重，无法进行试验。裸铜线质量经测试合格。

据此认为，120平方毫米橡皮铝线导体直流电阻超过部颁标准，不能视为合格产品；

4×2．5平方毫米橡套电缆，属于报废产品，根本不能使用；仅裸铜线质量合格。

根据上述事实，争议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产品质量不合格，责任在电缆厂。经调解，双方

协商达成协议，事后五金公司翻悔，故本局特裁决如下：

一、裸铜线五百米经测试质量合格，由五金公司按合同约定价格收货，计价款五千五百

元，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天内一次付清。

二、120平方毫米橡皮铝线和4×2．5平方毫米橡套电缆因不符合质量标准，全部

退货，由电缆厂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前提走。逾期不提按国务院1984年1月23日

颁发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五条第6款规定支付保管、保养费和第三十六条第

3款规定承担逾期提货的责任。

三、案件受理费按争议金额千分之五征收，计178．75元。案件外理费50元，两

项共计228．75元。电缆厂承担151．25元。五金公司承担77．50元。

如不服本裁决，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原仲裁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并将起诉书副本交送本会。

首席仲裁员刘晋生

仲裁员王志和

李晓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年×月×日（印）

书记员解立梅

行政裁决范文篇9

然而，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救济在现实中能给被拆迁户带来多大的利益保障？司法部门在审理涉及拆迁纠纷的案件中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从而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行政诉讼解决房屋拆迁裁决纠纷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基本不予审查。法院认定房屋拆迁裁决不合法只能判决撤销并判令重作，由作出裁决的原行政机关处理，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处理。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裁决，就会造成行政案件终结、但民事纠纷仍未解决的局面；如果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就使行政裁决的最终解释权仍然在行政机关，法院实质上不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是违背司法最终裁决权原则的。如果让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就会给当事人造成许多麻烦，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及时解决，也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造成如此尴尬的局面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就确定了我国行政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一个特有的基本原则，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原则上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对这类行为的合理性、适当性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审查合法，依法维持；如果不合法，全部违法的，全部撤销；部分违法的，部分撤销。关于撤销后再作出任何具体的处理，原则上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情，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就是说，人民法院仅对行政处罚这种行为才有变更权，而且必须是这种行政处罚运用严重不当，达到“显失公正”的标准，才能变更。可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审查是原则，合理性审查是例外，合理性审查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下才可进行。

笔者以为，依照单一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在审查原则上应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的特点，建立由合法性、合理性两者相结合的审查原则体系，并赋予人民法院司法变更权。

一、确立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的审查原则体系

合法性审查可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方式、内容、程序及权限活动，要求行政权力的存在、运用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合理性审查是判断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包括行为是否符合法的原则、行政目的等。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原则并不排斥，合法性原则要求行为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性原则要求行为符合法的内在精神，两者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主体行为提出的不同层次的要求。

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裁决的内容一般有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而这些内容在现实中很多时候就是由行政机关自己确定的，例如，尽管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取消了统一拆迁，并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进行拆迁。但在某些地区，有些政府行政部门以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为由，强行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它们往往越俎代庖，由一个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为直接的拆迁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由于政府本身就成为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这就使得政府的行政裁决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而一旦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这些争议需要行政机关裁决时，实质上就使行政机关“自己成了自己的法官”，此时如果从形式看，行政机关确实履行了职责，按照《条例》规定的法律程序作出了裁决，此时的裁决完全合法，没有任何问题。正因为行政机关在裁决前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政府职能错位，使得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此时就必须寻求行政合理性审查，使法院在案件中拥有最后决定权，对裁决的内容进行合理性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可能会形同虚设。

行政裁决范文篇10

一、关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问题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起诉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的，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约定拆迁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依法成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或者履行协议不符合约定的，按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有以下二种情形：其一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搬迁期限届满后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其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后，且拆迁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当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拆迁当事人之间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达成了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反悔，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书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内容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申请执行。

二、关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问题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一旦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都应当经当事人申请，先由同级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只有经行政裁决后，当事人仍不满意的，方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裁决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实施裁决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裁决的内容是条例第13条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