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范文10篇

行政案件范文篇1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再审行政案件用）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相同。）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案由）一案，本院（或××××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行×字第××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写明进行再审的根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的当事人、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生效判决的主要内容；简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或者当事人的陈述或申诉要点）。

经再审查明，……（写明再审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着重论证原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检察院抗诉或当事人等申诉的理由是否成立，阐明应予改判、如何改判，或者仍然维持原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三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写：

“一、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二、部分改判的，写：

“一、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部分改判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三、仍然维持原判的，写：

“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对全部改判或部分改判而变更原审诉讼费用负担的，写明原审诉讼费用由谁负担或者双方如何分担）。

……（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按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或者上级法院提审的，写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行政案件范文篇2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再审行政案件用）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相同。）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案由）一案，本院（或××××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行×字第××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写明进行再审的根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的当事人、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生效判决的主要内容；简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或者当事人的陈述或申诉要点）。

经再审查明，……（写明再审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着重论证原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检察院抗诉或当事人等申诉的理由是否成立，阐明应予改判、如何改判，或者仍然维持原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三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写：

“一、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二、部分改判的，写：

“一、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部分改判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三、仍然维持原判的，写：

“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对全部改判或部分改判而变更原审诉讼费用负担的，写明原审诉讼费用由谁负担或者双方如何分担）。

……（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按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或者上级法院提审的，写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行政案件范文篇3

一、拆迁行政案件的管辖

拆迁行政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地域管辖，即拆迁行政案件一律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二是特殊管辖，即因不动产提起的拆迁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实务中，很多法院一律适用特殊管辖。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拆迁行政案件虽必然涉及到相关房屋，但并不意味着都是针对不动产而提起的诉讼。拆迁行政案件主要包括拆迁许可、拆迁裁决以及拆迁处罚等争议类型，而这些争议虽与拆迁的房屋有关，但并不等同于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将与拆迁房屋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提并论。因此，对于由政府机关作出的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行政案件，应按“不动产所在地”的特殊管辖原则，由拆迁房屋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而对于拆迁裁决案件、拆迁许可案件以及拆迁处罚案件等只属于与不动产有一定关联的诉讼，应按一般管辖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

二、拆迁许可案件的审理范围

对于拆迁许可案件的审理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即在审理拆迁许可案件时是只针对行政机关颁发拆迁许可证本身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是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进一步对规划部门颁发规划许可证、国土部门颁发建设用地许可证的行为、计划部门核发项目批准文件进行纵深式的合法性审查？如果进行纵深式的合法性审查，如上述所列环节中任一方面出现问题，法院是否应当撤销拆迁的许可？笔者认为，不能任意扩大行政案件全面审查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拆迁许可案件而言，作出拆迁许可的职能部门需要申请许可人提供前置的行政批准文件，这些行政审批文件虽构成被诉拆迁许可行为的必要基础，而这些基础行政行为也存在违法的可能性，但如果在拆迁许可案件中对其中所涉及行政行为都进行审查，将付出难以承受的诉讼代价。因此，笔者认为，在审查拆迁许可是否合法时，只就许可职能部门作出的许可行为进行审查，而对由其他行政职能部门所作的前置行政审批行为是否合法，可由原告人另行起诉。在拆迁许可诉讼中，只要证明该前置行政审批是真实存在的，且在拆迁许可诉讼过程中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法院就应当认定这些前置行政审批行为的有效性。当然，如果当事人在拆迁许可诉讼过程中，又对前置行政审批另行提起诉讼，因另行提起的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拆迁许可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在审理许可案件时应裁定中止审理或合并审理。

三、关于诉前执行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和第94条之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机关非诉执行案件的前提，是被执行人的起诉期限届满而其不履行法定义务又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必须是在诉讼中提出。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在受理拆迁行政职能部门起诉前的执行申请存在法律障碍。实务中，在被拆迁人不起诉的情况下，有些拆迁人为了规避该法律障碍而对拆迁裁决提起行政诉讼，人为制造满足先予执行的条件，进而对被拆迁人予以执行，执行后拆迁人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规定受理诉前执行申请，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公正与效率相协调的问题。但人为制造满足先予执行的条件，使得公正因素考虑较少，从而有违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受理诉前执行申请的本意。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在坚持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同时，对拆迁人申请诉前执行的情形作必要的限制：限定除在拆迁行为涉及抢险救灾等公共利益情形下需要拆迁房屋等特殊情形，且法院在受理行政机关诉前执行申请后，不影响被执行人就据以执行的拆迁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样，既照顾到出于维护特定公共利益的拆迁行为的效率需求，也不会断绝被执行人的救济途径。

四、拆迁行政案件能否适用调解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通过行政审判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拆迁行政案件中应建立调解制度。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虽然对于国家权力不能随意转让、放弃，但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处分该项权力，如在拆迁过程中根据被拆迁人不同的情况，给予程度不同的奖励。因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机关与被拆迁人在调解时享有处分权，当然，这种处分权同随意作出转让行政权力的处分权有本质的不同。其次，虽然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十几年，但我国公民“民不告官”的思想仍较严重，往往是在矛盾非常尖锐、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才将行政机关告到被告席。行政诉讼过程中，公民大多持有与行政机关“能和则和”的思想，易接受调解这种结案方式。因此，在拆迁行政案件中，法院如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原、被告双方一般都乐于接受。这样既化解了矛盾，便于案件的审结，又起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再次，拆迁行政案件往往直接涉及公民的重大利益，也直接关系行政机关在百姓中的形象，如果对这一类型的案件简单地进行裁判，有可能会导致当事人缠诉等情况的出现，还会使正常拆迁久拖难结。而通过调解达成合法的协议，既可以达到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行政管理的目的，又达到法院审结案件的效果，同时实现相对人的合法要求。因此，此结案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诉讼成本及拆迁成本。

其实，在审判实践中，许多法院针对拆迁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所做的协调工作，与调解并没有形式与本质的区别。因此，笔者建议在法律中规定，对于拆迁行政案件可适用调解原则，只要拆迁行政案件中协调的过程和调解的结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就可适用调解方式结案。

五、拆迁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

行政案件范文篇4

为了规范案件集体审议工作，保证正确、及时审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制定本规范。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对立案查处案件的审理的控制。

3职责

案审办（法制办）负责对案件立案审查和案件审理的日常工作，接受案卷材料及进行初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负责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集体审议。

4审理程序

4.1立案审查

4．1.1对涉嫌违法行为经初步核查认定需要立案查处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填制《立案审批表》，经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签字，送交案审办（法制办）立案审查，报分管局长批准后，赋予立案号和给予备案登记。

4.2审理案件实行三级集体审议制度

4.2.1拟处罚款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案件，由审委会委托分管局长、案审办（法制办）主任、承办机构负责人或承办人员组成小组（3名以上）审理（召开案审会会议前2天，承办机构把案件有关资料提交给审核小组），经集体审议后，由承办机构制作《行政案件审理记录》。

4.2.2拟处罚款万元以上至3万元（不含本数）以下的案件，经案审办（法制办）初步审核后，由审委会主任委员主持，三人以上委员参加集体审议，由案审办（法制办）制作《行政案件审理记录》。

4.2.3拟处罚款三万元以上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及案情复杂、影响重大的案件，经案审办（法制办）初步审核后，由审委会主任委员主持，由审委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集体审议，由案审办（法制办）制作《行政案件审理记录》。

4.3需要报送审委会审理的案件，由承办机构提出该案的处理意见，并将案件的全部材料及调查报告的电子文本报送案审办（法制办），案审办（法制办）应自接到案卷材料后5日内进行初审，符合提交条件的，提交案件审理委员会进行讨论。在召开审委会会议前2天案审办（法制办）把案件有关资料提交给各委员。审委会适时组织集体审议。

4.4经案审办（法制办）初审认为不符合提交条件的，由案审办（法制办）提出退卷理由，经案审委主任（或副主任）同意后，退卷并告知案件承办机构补正，审核期限重新起算。

4．5提交审理的案件应具备的条件：

1）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3）已有初步处理意见；

4）卷宗完整、规范。

5审查内容

5.1审委会应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主要审查下列内容：

5.1.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5.1.2处罚主体是否合法；

5.1.3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5.1.4案件定性是否准确；

5.1.5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

5.1.6办理程序是否合法；

5.1.7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合理；

5.1.8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对于可能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

5.1.9审核举报奖励情况。具体按本局的《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控制规范》执行。

6审理意见

6.1审委会经过审查后，应当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6.1.1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6.1.2对违法事实清楚，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的，免予行政处罚；

6.1.3查无实据，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以行政处罚、案件予以撤销；

6.1.4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6.1.5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1.6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或者程序违法的，要求案件承办机构补证或者纠正；

6.1.7需要由其他部门作出进一步处理的，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7审核后程序

7.1案审办（法制办）在审委会审议后及时整理案件审理记录，将处理意见告知承办部门。

7.2行政相对人提出陈述和申辩或者听证要求的，行政相对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3日内提交申请书面材料，由案件承办机构收到听证申请的当日，将有关情况及笔录报送案审办（法制办），案审办（法制办）向案审委主任和副主任委员报告。必要时，再次召集审委会会议进行审议。

7.3对于已履行听证程序的案件，应当在听证结束后再次召开审委会会议，具体要求按《行政案件听证工作规则》进行。

7.4承办机构的自审案件和经审委会审核的案件以及层级审核的案件再审程序参照本规范第5项、第6项规定执行。

8层级审核制度

8.1重大案件办理试行层级监督审核制度。对拟罚款额5万元（含本数）以上的案件，由案审办（法制办）报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法规处审核。

9罚没物品处理的审核

9.1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对在规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的罚没物品，由稽查大队统一按罚没物品处置的相关规定申报处置，案件承办机构应当在半年内提出处理意见，按规定程序审核同意后统一处置。

10上报立案查处情况

10．1各承办机构在每月底将本月已经查处1万元以上的案件的有关情况，按汇总表所列的栏目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稽查大队，稽查大队应在每月2日前将上月本部门已经查处的违法案件和其他承办机构上报案件情况汇总，由分管局长审核后，上报温州市局稽查队。

11结案归档

11．1案件办理完毕后，案件承办机构应及时对案件进行立卷归档，送分管领导在《结案审查表》上审批同意后，交局档案室统一归档。

12.相关文件

12.1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审理工作规则

12.2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

12.3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听证工作规则

12.4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执法工作规范

12.5行政案件审理记录

12.6大数额行政处罚案件层级监督审核报审书

12.7行政处罚告知书

行政案件范文篇5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政治

自法官从文明曙光中初次登场起，与其名称(法官)这一概念不可分离的品质就是公正。法官是争议中的独立第三方，无涉于诉讼人的利益和情感，冷静、超然、客观地审查他们的争议。虽然公正的观念与法官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法官必须只依据法律判决的理论却并未被普遍接受。在司法制度史上，法官曾运用各种其他标准或神话来证明他的公正，或至少是公正的外表。最明显的例证来自于俄国和苏联，由于没有成文法，法官判决的标准是什么?是政治标准。在剧烈社会变革的时期，法官执行着明确的政治职能。维辛斯基(Vyshinski)曾公开宣称:司法程序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首先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其次效命于捍卫社会主义革命。［4］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移植了苏联的法制。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认为法律对政治具有:协调关系、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解决政治问题等作用。［5］榆阳区沙河口村委诉榆林市政府一案，是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之间的争议。此案经过行政决定、行政复议、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可谓几经周折。关于本案的难度在于证据取得的困难。本案中证据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沙丘流动导致的自然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价值低廉时边界确定的任意性导致人为的边界模糊(如所谓“扬胳膊地”);三是因为土地登记、权属确定阶段的工作缺失，导致现在法定证据的缺失。前两个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证据的缺失，后一个却由于行政机关不作为导致的。在本案关键性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法官就要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判断。而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导致证据缺失的局面，法官就要裁判行政机关主要承担不利后果。而在本案中，法官在判决书中的理由阐述部分由于相对人不能提供证据而判决其败诉。并且，二审判决书的最后，法官写了这样的文字:本院为了维护市城(原文)经济建设开发之大局，维护国家土地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如下……。很显然，在这里，法院受到政治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之考量。笔者也曾向法官询问此类案件，法官也以要考虑大局，维护稳定，担心行政机关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权衡判决结果的标准。可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它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公平、正义、中立，哪怕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基于此而非维护稳定。如果法院不能抽离出政治的漩涡，沉浸在政治中，不对相对方是否服从进行考虑，这样，法院的判决多半会受到服从方的抵制，贯彻起来阻力会很大。福柯曾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反抗。”榆林类似的案件中，相对人不服法院判决，抢先在土地上建起了酒店、别墅出租、出售。造成了规划机关和城建机关工作的难以开展，影响了市容。如果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从超然的立场出发，正确评估集体利益，遵照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这样法官就能为社会引导一种良性互动:正像一股湍流急冲磨房的叶轮一样，所有的政治压力都会被放置于立法机关，把这些相互冲突的压力转化为法律，这是议会的职责。［4］这样，法院不仅在权力主体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如果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更多的考量政治因素，那只能让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困境。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正当程序

在前一个问题里笔者已经阐述过，由于证据的难以取得，导致了榆林土地权属争议的难度之大。而这其中，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土地登记制度，由于在榆林当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而导致了现在的榆林土地登记管理的混乱。再加上争议标的潜在利益的巨大和争议强度大、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了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困难。在针对这类案件如何判决或者说在证据缺失、法律依据缺失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榆林市政府拟设立土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6］在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榆林市土(林)地行权属案件情况调查》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七)政府与法院建立土(林)地权属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讨论土(林)地权属案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沟通行政、法院两方面的意见。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加强联系，及时沟通，互相配合，加大力度，从行政、司法两个渠道促进土(林)地纠纷的处理。在2011年暑期榆林市土地权属争议研讨会上，讨论稿里提到:“各级政府与法院要建立土(林)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分管领导负责，法制办、中院、国土局、林业局、畜牧局、司法局和纠纷发生地乡镇政府组成，设立办公室，负责协调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具体工作:一是法院提前介入，参与政府讨论研究复议、确权案件协调处理方案，并参与具体处理工作，及时沟通行政、法院两方面的意见，互相配合，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二是加强联系，定期交流，讨论土(林)地权属案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意见，为政府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前述表明，榆林市拟设立土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在于:让法院提前介入具体的土地行政纠纷的处理。而政府在土地权属纠纷中是其中一方当事人，这类案件中，政府的胜诉会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显而易见，政府通过更为隐蔽的手段绑架了法官。以研究问题，提供咨询的漂亮名义先入为主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考量。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Pascal)在他有名的著作:《箴言》中写道:“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也不允许他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在英国，这一短语被最先表达为“正当法律程序”。在其英国渊源中，正当程序保障(或者王国的法律)是对君主的一种限制，设计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公正。在《柯克论利特尔顿》(Co．Litt)中，柯克大法官最终将这个原则确立为英国法律上的箴言:一个人不应该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思想影响了美国，成为司法审查的奠基。［7］虽然正当法律程序是英美法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是，正当法律程序所体现的价值具有普世性，是每一种法律制度都应当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被普遍确立，但是，法官应该毫无保留的捍卫这一原则，因为，在这一原则中:权力，而不是程序，才是问题的核心。［6］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为公民权利可能遭受行政侵权提供事后救济;二是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这两个功能都是通过具体个案审判予以实现的。法院在个案处理中已经通过联席会议方式提前介入，对于已经包含了行政处理决定意志的法院，相对人起诉到法院进行救济的效果是可以想象的。行政机关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也就谈不上了。这是以牺牲司法最终独立审判为代价的。司法独立审判的精要不仅在于其是法律专家，更在于其判断立场的中立。而法院的这种提前介入彻底混淆了其立场。对于经联席会议决策又诉至法院的行政案件，法院已经丧失了独立判断的基础和能力。因为行政审判过程中已经由行政机关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了。即使案件再困难，法院也要避免与行政机关合作，法院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由于案件的复杂，法律的缺失事先对案件放弃。尤其是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所做的案件，一旦与行政机关合作，法院不仅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为虎作伥，也将失去自己的公信力。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法律价值取向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笔者阐述了行政法的特点，其中之一为:行政法规范的法律表现形式的数量特别多。在榆阳区沙河口村委诉榆林市政府一案中，有一个“高龄文件”。—1951年11月19日会厅秘字(2094)号《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配合清理林权作出几项规定的命令》，这个文件目前尚无被国家立法机关宣布失效或者废止。从适用法律和政策的方法上来看，各地人民法院在对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土地权属争议的行政案件时多采用了“自行判决、谨慎表述”的做法，即由本庭或本院自行做出判决。适用与否，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背后的价值取向。在榆林市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背后，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运用法的价值来解释，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若法官适用这个高龄文件，政府获得利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以牺牲民众对社会公平认识的心理为代价。若法官选择不适用，那么法院会赢得民众的信任，但牺牲地方政府利益。当财富紧缺时，可以把财富优先分配给能够通过占有和使用财富再生出更多财富的人。罗尔斯指出: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再高，如果它缺乏公平，我们就不能认为它就比效率低但比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4］很显然，榆林并非财富紧缺，在榆林，更应该侧重考虑整体公平。因此，法律在分配利益或者财富时，不应该考虑谁更强权，而是始终保持法律天平的平衡。

行政案件范文篇6

行政判决书

（××××）×行初字第××号

原告……（写明起诉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人（或指定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被告……（写明被诉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所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委托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人（或指定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原告×××不服××××（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

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写明到庭的的当事人、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被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及其事实与根据，以及原

告不服的主要意见、理由和请求等）。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就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

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进行分析论述）。依照……（写明判

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六种情况：

第一、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为的，写：

“一、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二、……（写明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果是不需要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此项不写。如果是确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原告合法权益

而须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和交付时间等。）”

第三、部分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一、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第×项，即……

（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第×项，即……（

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相对撤销部分写明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果是

不需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此项不写。如果是确认被告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而

须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和交付时间等）。”

第四、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写：

“责成被告××××……（写明被告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内容和期限）。”

第五、判决变更行政处罚的，写：

“变更××××（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

×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改为……（写明变更后的处罚内容）。”

第六、单独判决行政赔偿的，写：

“被告××××赔偿原告×××……（写明赔偿的金额、交付时间，或者返还

原物、恢复原状等。”〕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行政案件范文篇7

行政判决书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当事人的称谓外，与

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相同。）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

（写明案由）一案，本院（或××××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

（××××）行×字第××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写明进行再审

的根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

到庭的当事人、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生效判决的主要内容；简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或者当

事人的陈述或申诉要点）。

经再审查明，……（写明再审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着重论证原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检察院抗

诉或当事人等申诉的理由是否成立，阐明应予改判、如何改判，或者仍然维持原判

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三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写：

“一、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

×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二、部分改判的，写：

“一、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

×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

×行×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部分改判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写）。”

第三、仍然维持原判的，写：

“维持本院（或××××人民法院）××××年××月××日（××××）×

行×字第××号行政判决。”〕

……（对全部改判或部分改判而变更原审诉讼费用负担的，写明原审诉讼费用

由谁负担或者双方如何分担）。

……（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人民法院”。按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或者上级法院提审的，写明“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行政案件范文篇8

一、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行政合同，征地补偿案件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征地拆迁工作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陆续展开，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向法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纠纷就是其中之一。此类型纠纷主要表现在当事人对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等过程中。根据纠纷的表现形式，有些法官认为此类型纠纷属普通民事合同纠纷，应属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笔者认为，此类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合同，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合同。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指征地行政主管机关（通常为区、县级以上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将一定范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权，并就经济补偿、安置等问题与被征地方协商一致而签订的协议。由此可见，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行政职能，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必为行政机关，依《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三条第一款“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的规定，该行政机关必为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同时还属于一种合意行为。而根据方世荣教授在全国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上对行政合同的定义，我们可知，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履行行政职能，与相对人之间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定义标准，结合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背景、签订目的、双方当事人等要素，我们发现，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合同。

（二）、征地补偿纠纷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合同。分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可诉性，应先从分析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合同或行政契约行为，是不可诉的行政行为，属普通民事合同行为。笔者认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与合同的混合体，既具有合同的特点，又有行政的特点。一方面行政合同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成立要件，行政机关不能以行政命令强迫相对人签订行政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这就是合同特点的体现；另一方面，行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一方必为行政机关，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且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或者他人已签订的合同，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解除，而相对方则不享有单方的变更和解除权，因此，不论是签订合同，还是变更或解除合同，均具有行政行为的特征。这种行政性也就是决定行政合同行政可诉性的根本所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也是如此，均属《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受案范围。

（三）征地补偿纠纷有别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后者属民事纠纷。

征地补偿纠纷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均是源于征地行为，但两者产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家都知道，征地补偿安置协议通常由村、社与土地主管部门签订，然后村、社再根据每户农民的承包地面积来分配征地补偿款，征地补偿纠纷通常就发生在前一阶段，而征地补偿款分配通常发生在后一阶段。同时，两者纠纷的性质、当事人也有重大的区别，征地补偿纠纷为土地行政主管机关与被征地人或其他权益人的行政争议，而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的民事争议，前者是行政法律关系，后者为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要厘清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征地补偿纠纷还是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必要时也可以向当事人释明，由当事人来选择。如案例：某村甲社有120亩土地被征用用来修建水库，土地行政主管机关与甲社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为了减少中间环节，征地补偿款由甲社所在的镇政府制表直接发给每一户农民。在发放过程中，甲社认为有2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应属社集体所有，而不应该发给农民乙，遂引起纠纷。从上述案例看，如果甲社认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有瑕疵，要求补偿2亩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就是对行政合同的履行有争议，可提起行政诉讼，属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当然，如果甲社对征地补偿方案有异议，依照《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三）项“……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异议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报请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在起诉前，应当先申请协调、裁决；如果甲社认为是120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有瑕疵，这就是甲社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争议，可提起民事诉讼，属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二、征地补偿行政案件的当事人不拘泥于协议的双方当事人。

在实际审判工作中，有些法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合同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类案件只能由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过于狭隘，忽视了行政合同行为的行政性，无形之中也剥夺了其他合法权益人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条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未排除行政合同行为，同时，第十六条还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该条也赋予了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农村集体土地行为的起诉权，其中，这里的处分土地行为也未排除征地补偿这类行政合同行为。从上述两条规定，我们就可以看出，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其他权益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行政合同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同样以上述案例为背景来分析，如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把本属于农民乙2亩土地补偿款，发给了甲社，这时，农民乙就可以以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过程中，侵犯了农民乙的合法权益，农民乙就应当享有诉权，这也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

三、行政机关履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不适格，应通过行政非诉执行途径解决。

大家都知道，征地补偿同时还属于行政补偿行为的一种，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履行不当，通常也表现为行政补偿的数额不当、相对人不适格等问题，如果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履行不当，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但，如果行政机关认为补偿对象不适格，该怎么办，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此问题，我们仍以上述案例为背景，假设甲社以2亩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由该社全体村民集体所有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法院审查后认为该部份土地补偿款确属该社村民集体所有，而不该由农民乙所有，甲社该如何收回这部分征地补偿款呢？这就是行政机关履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不适格的例子。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法官认为，征地补偿款行政机关是支付出去了，应当认定已履行职责，即使补偿对象不适格，也应当由他们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即应当由社和村民之间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或者以征地补偿款分配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还有些法官认为，行政机关支付对象不适格，应当由行政机关直接起诉相对人，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笔者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履行不当，应通过行政非诉执行途径解决，即由行政机关作出收回征地补偿款决定，当事人若拒不履行，待生效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理由为行政机关有权利也有责任依法纠正错误的行政行为，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来保护合法权益人的正当利益，如对该行政行为不履行，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不服也可以对此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抛开行政机关，由社与村民之间自己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因为这是征地补偿纠纷而不是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不能因行政机关的错误行为由相对人来“买单”。

四、征地补偿行政案件可以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那么，征地补偿行政案件能否适用调解呢？笔者认为，征地补偿行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其理由为：《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也就是说与行政诉讼关系非常密切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还是可以适用调解的。调解在民事、商事和刑事自诉案件中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和结案方式，其优点很多，如方法灵活、自动履行率高、程序简便等，且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这种合意成了对征地补偿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因此，可以将调解制度引入征地补偿行政诉讼中，以促进纠纷的解决，提高办案效率，以加快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

五、征地补偿行政案件的裁判形式。

行政案件范文篇9

行政案件上诉率较高，不仅加重了二审法院的负担，而且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导致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行政案件与其它案件相比数量相对较少。由于行政审判起步相对较晚，加之受民不告官等习惯势力的影响，公民不知、不愿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由于法制的健全，行政机关不断规范其执法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不断减少，所以各地行政案件的数量一直处在较低的徘徊状态。一旦有上诉的因其基数小而显得比例较大。

2、行政纠纷矛盾一般比较尖锐，败诉方总希望穷尽所有的法律手段，而提起上诉是其首选。当事人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一般都经过了私下协商、申请复议等途径，万不得已才向法院起诉，此时矛盾已相当尖锐。一审判决后，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一方便毫不犹豫地提起上诉。

3、行政案件结案方式单一。行政案件只有判决和裁定两种结案方式，不象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那样可以调解。而判决要么维持，要么撤销，无中间道路可走，必然导致一方的不满。提起上诉也就在所难免。

4、行政案件收取的诉讼费较低。行政案件的诉讼费用收费标准仍然是1989年制定的，一般行政案件为30-100元，治安案件最低的仅为5元。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稍有不满，也不在乎掏那么几十元钱，让二审法院再审理一遍。

针对上述原因应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应对：

1、对于第一种原因，如因行政相对人不知告、不愿告，致使案件较少，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被告败诉的典型案例说明法院是能够依法裁判的，是能够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对于因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减少了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而导致案件减少，是制订行政诉讼法的初衷，也是我们每一位行政审判法官所极力追求的。我们办案不是单纯的为了数量。

2、对于因第二、三种原因，建议立法机关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调解程序来解决。当事人打行政官司，也并不是纯粹想争个法律上的输赢，而是为了解决纠纷。只有维持和撤销两种判决方式，过于机械。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原告和第三人之间有关民事争议的处理，有时一方稍微让些步就可使纠纷得以解决。法官想做些调解工作，也因无法律依据而不得不放弃，只能“依法”判决维持或撤销，使矛盾更加激化。要么一方当事人上诉，要么行政机关重新处理，矛盾不能及时得到解决，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如果增加调解程序，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案了事了，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3、对于因第四种原因，可由最高法院适当提高行政案件的收费标准来解决。行政案件很少有合同案件那样大的争议额，但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标的额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合同案件。而收取的诉讼费却有天壤之别，这不仅与审判人员的付出不成比例，有时甚至连纸张、打印费就不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诱导。有时败诉方明知没有把握，也因上诉费的低廉而心存侥幸或想拖对方而提起上诉。这样一来，加重了二审法院的负担，浪费了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

行政案件范文篇10

一、法院对行政案件积极协调的动因

调查表明，之所以法院对行政案件热衷于协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导向。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切实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有力促进社会和谐。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最高法院也强调，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要按照“坚持合法审查，促进执法完善，依法规范撤诉，力求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新机制。[2]这说明协调处理行政争议是党和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协调的方式化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法院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大胆的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推进行政审判工作进一步发展。

其二，绩效考核的压力，成本收益的考虑。当前，各级法院普遍有绩效考核制度，对案件的上诉率、执结率、申诉率、上访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3]而法院（法官）面对的现实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呈现相对复杂、尖锐的特征，导致上诉率、申诉率、上访率走高。，全国法院三大诉讼一审的1000多万案件中，行政案件不到2%，但是行政申诉案件却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8%。湖南法院的情况基本也亦是如此，、、、行政申诉案件所占比重，亦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0%以上。申诉上访案件多，显然会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工作绩效。相反，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促使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或者满足原告诉求后原告撤诉，能够使行政纠纷得以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意味着不会上诉申诉上访，法院也不用为执行伤神，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处理好了，绩效指标亦好看，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其三，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局限性。法院不是万能的，其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这在行政审判中更为明显。行政审判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受案范围有限、审查强度有限、裁判方式也有限，刚性的行政裁判往往难以达到定纷止争、息事宁诉的效果。因为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行政纠纷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老百姓打官司是为有效解决问题，而不仅仅为获得一纸判决书。这种期待从《行政诉讼法》文本上有时是不可欲的。为缓解当事人较高的解纷期待与行政审判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促使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在办案过程中，法院不仅要考虑法律文本的规定，而且要考虑执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不仅要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且要关注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解决案件本身的问题，而且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好案外协调工作。

其四，诉讼参与人积极响应的态度。法院对行政案件积极协调，也得到了绝大多数诉讼参与人的积极响应。受我国“无讼”、“耻讼”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打官司，尤其是民告官的官司，根本上也是要解决问题，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协调和解，既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又不会与行政机关关系搞僵，符合行政相对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协调和解也符合行政机关的需要。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或多或少存在着，行政主体不愿意参加诉讼，如果在行政诉讼中败诉，行政机关不仅“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还会影响本部门、当地政府的政绩；即使在行政诉讼中胜诉，原告由于不满意而进行上访，同样也会给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带来影响。行政主体需要的是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行政机关同样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因此，在合法性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政机关也乐意改变行政行为或同意和解。

二、当前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主要做法

1、协调的范围。为避免滥用协调权，影响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不少法院规定，对于不含民事因素且被诉行政行为受法律羁束的行政案件，如限制人身自由等类案件，一律不适用协调。除此之外的行政行为，也只有存在一般违法或不合理，通过协调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纠正这种违法或不合理时，才适用协调；对于完全合法的行政行为以及无效行政行为，不适用协调。调查表明，每个行政案件法院受理后，法官都会积极作双方的协调工作。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中，协调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

2、协调的原则。在协调的原则方面，比较一致：一是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强迫接受协调；二是合法原则，协调结果不违反国家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三是效率原则，人民法院不得以协调为名对案件久拖不决，对当事人达不成和解协议的，依法及时作出裁判。

3、协调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化解矛盾的最好钥匙。在协调工作中，注重从实际上效果出发，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通过情理法的共同作用，努力促成和解。这其中运用得最多的是多方参与，共同协调法。法官根据案情需要，采取主动邀请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甚至党委参与协调工作的方法，以更好地查清争议源头及影响范围，同时便于讲清政策、安定民心。必要时还邀请当地有威望、有影响的人士参与协调，用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使当事人更易于接受法院的意见。对于有诉讼人的案件，注意发挥诉讼人熟悉法律以及当事人对其信任的优势和作用，从做人工作入手促成和解。借助法院以外的力量，不仅可以保障协调工作顺利进行，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和解的成功率。

4、协调的环节。调查情况看，法院运用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多是将协调贯穿于整个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即从立案开始直至裁判之前，对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尽量为当事人创造协调环境，促成和解，一些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协凋后，中止案件审理，为当事人争取和提供更多的协调机会和时间，还有一些法院将协调效果延伸至立案之前、裁判之后。还有法院在判后协调，即在裁判之后就双方履行义务的内容、力式、时限进行协调，通过回访当事人，提高公民法制意识，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营造“官民”和谐，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5、协调的结果。通过协调和解结案的主要方式，是达成一个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然后依照的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由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诉，这是绝大多数法院采取的结案方式。实践中也有其它方式，如由行政机关当场出具行政协调意见书，合议庭直接宣告诉讼程序终结，这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还有，由人民法院出具行政协调和解书，由当事人在该法律文书上签字生效，但碍于现行法律的限制，只有极个别法院有所突破。最主要的方式是撤诉。

6、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行政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调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之后，多数法院并不是一结案就了之，而是督促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的，设计了一定的制约措施：被告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间已经变更或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告反悔重新起诉的，根据法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原告撤诉之后，被告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一些法院选择再次组织当事人进行协调和解、向被诉行政机关发出书面司法建议或者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督促被告履行协议。少数法院对此种情形视为“新的理由”，允许原告重新起诉，作为对原告权利的救济。

三、协调成功之案件的基本特点

调查表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行政案件，通过协调，当事人撤诉的可能性最大：

（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执法程序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这类案件，法院依法完全可以判决撤销。通过开庭，行政机关明白后果。这种情况下，经法院做工作，行政机关一般会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方因此满意而撤诉。相反，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则协调很难。

（二）原告意识到胜算不大的案件。被诉行政行为仅存在合理性或瑕疵，通过法官释明做工作，促使原告认识到其官司胜算很小或没有，原告因此申请撤诉。

（三）解决了实际问题的案件。原告起诉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合法性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如履行法定职责、减少罚款额度、增强补偿费用、缩短劳教期限等），这种案件，经法院协调，只要解决了实际问题，原告就会撤诉。

（四）敏感性、群体性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影响大、涉及面广，无论判谁胜诉谁败诉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带来不稳定因素，法院只好加大协调力度，力促双方和解。

（五）法院难以裁判的案件。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立法不尽完善，很多情况下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基于政策、上级指示或行政目的，法院在审查这些行政行为时也缺乏法律依据。例如，对申请许可证和执照时“符合法定条件”、土地征用中的“补偿标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法定职责”，上述这些都需实体法加以明确，但相当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此却语焉不详，法院无据审查其合法性。对这种案件加以协调显然是必要的。也正是这类案件，由于行政机关裁量权大，因此也容易协调。

四、现行法律框架下行政案件协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惑

1、协调的性质。调查中，相当多的法官及行政人员认为，从诉讼调解的本质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协调的机制。目前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只是协调。也就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章进行沟通，辩法析理，积极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但也有人认为，协调的实质就是调解。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因此，法院协调（调解）没有依据。

2、协调和解的表现形式及效力问题。目前，行政案件协调的表现形式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碍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束缚”，绝大多数法院行政案件协调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形下进行的，反映在结果上基本上就是双方和解，原告撤诉以及随后的结案，对于协调的过程这部分重头戏，很多法院都省略了，少数法院仅记入笔录，协调和解在表现形式上没有一份正式、公开的法律文书作为载体（如行政案件协调书）来记载双方当事人争议内容、争议焦点、和解内容、和解方式等。同时，表现形式的欠缺和非正规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和解协议的效力，尽管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基于自愿，且协议的内容也经过合法性审查，但是法院仍然不能将其等同于民事调解书，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在法律保护和救济方面呈现“弱化”状态。

3、协调的范围。对于可以适用协调的行政案件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人提出行政诉讼需要解决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对合理性问题则不作评判（行政处罚除外），而现实中大量行政案件是由于合理性问题而诉至法院的，对于此类案件是否属于可以协调的范围值得商榷，是否有法院审查范围过宽过泛之嫌以及附随的法院行政案件受案压力过重之忧。这一问题又衍生出的另一分歧：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案件协调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制，但仍有不同观点认为行政诉讼协调的案件不受范围限制，任何性质的行政案件均可以协调，这是由协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使在赞同协调范围有限性的基础上，各地法院司法实践中亦没有统一的标尺，大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能调则调，反之则判。

4、协调的时限。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的审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法律效率价值的体现。但是现实中的行政争议矛盾尖锐、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较之裁判而言难度相对较大，法院在对行政争议进行审查之后，要针对双方矛盾的焦点策划出一个妥善的协调方案，往往要召集双方当事人多次进行座谈，有时还必须给予双方一定时间的情绪稳定期以及抉择考虑期，遇有不配合的情形，还需借助其他力量协调，在确实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先期的协调、斡旋工作甚至将付诸东流。由于协调所需时间较长，法律规定的审限似乎成为了协调和解工作的绊脚石。协调期限是否可以不计入审限，这又是—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5、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不是行政协调的终点，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必须是在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司法实践中，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认可协调程序，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效力大打折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只能依赖自觉履行和法院督促履行，特别是原告撤诉之后，行政机关反悔或者拒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就只能以一些“非强制”的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而另一方面对原告因此而丧失的再次起诉权利，在救济方面还相对滞后，行政协调最终的社会效果很难体现出来。

6、协调手段和力度的把握。协凋的内容和过程比较抽象，外界直观感受到的协调只是通过结果来评判的，而对于主持协调的法官而言，手段和力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艺术，很难把握。何时当调，何时当判，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法官认为此案还有协调和解的可能，也许在当事人看来就是以压促调、以诱促调、以拖压调；法官为促成双方协调撤诉而费尽周折，当事人可能误解为“串通一气”或者有“猫腻”，法院不愿裁判或者不敢裁判。特别是遇有一些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行政案件，法官在协调时必须兼顾三方利益，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非议，司法实践中的协调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五、评价与展望

上述调查表明，目前审判实践中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行政诉讼协调并不是一项法律制度，而是一种诉讼现象，是人民法院为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而采取一种手段（策略），是法院（法官）应对内（绩效考核）外（申诉上访）压力、回应现实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与当下中国民众对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相契合。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纠纷处理机关和矛盾调和机关的本能反应。当下的中国，人民法院主要是一个纠纷处理机关和矛盾调和机关。在这样的语境下，行政诉讼中加强协调，就成为是行政审判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民法院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如此，通过协调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为共识，得到法院、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这是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对现实承认和尊重，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承认并尊重现实绝非意味着要放弃司法权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对合法权益的保障，更不意味着迁就和放任行政违法。法院进行协调，必须是基于司法能动回应社会的需要，并坚守维持公民基本权利的底线。既然是法院的行为，这种行为就需要规范，避免恣意。

如何规范协调行为，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现实，加强协调能够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不能放弃，而应积极探索；二是制度，法院是司法机关，其一切行为都应依法而行，保持克制，而不应过于能动。因此，对协调解决行政案件这一司法现象（行为）的规制，须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一）对协调工作正确定位

从诉讼基本原理上说，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案件就不存在调解的余地。行政审判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从诉讼调解的本质意义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

这也印证了我们调查中的发现，调查中，绝大多数行政审判法官及行政人员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说明了法院可以通过协调等方式达到原告撤诉和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从而使行政争议得到妥善解决的目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主要是指不能以制作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并没有禁止人民法院通过协调的方式，在诉讼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作一些建议、协调工作，使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从而解决行政争议。协调并不是诉讼法意义上的调解。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协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立法上明文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之悖论的问题。目前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大量协调工作，协调的对象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如何合理、合法地解决该行政纠纷的方式方法。这并不是诉讼法意义上的调解，只是协调，也就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沟通，辩法析理，积极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

（二）对协调行为加以规范

理论与实务中均有相当多的人建议参照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我们认为，这是对协调和调解的误读、误用。协调与调解的区别在于，协调注重过程，而调解强调结果；协调重视的是法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沟通、说服，而调解注重的是当事人意愿的落实；协调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调解注重的是达成协议。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再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可以不会有判决作出。当依法行政尚未成为行政公务人员的共识，当违法行政行为仍普遍存在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很有可能导致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放纵，行政审判的根基——合法性审查原则——将受到重创。在倡导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行政机关的一种工作机制，则无疑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由于法律自身稳定和滞后的特征以及法律修改长期性的程序要求，指望立即对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修改并不现实。但这些年来的探索还是为规范协调行为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仍应坚持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不能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依法调解”。但是，考虑到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纠纷，审判过程中，协调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对该行政纠纷的解决方法进行协调”。同时，还应规定，“当事人达成或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从而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

这其中，尤其是要强调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协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有三个：

第一，合法性原则。人民法院组织协调，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①协调程序要合法。行政诉讼协调程序可借鉴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协调程序的起动阶段，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或各方提出协调申请，也可以由合议庭提出协调建议，但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同意并由法院主导的情况下，方可进入协调程序。②协调内容要合法。人民法院进行协凋，协调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柞，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③协调的方法要合法。以当遵循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注重保护相对人的实际利益，不得采用“以压促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促调”、“以拖压调”等方式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协调。

第二，自愿原则。人民法院组织协调工作，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允分保障当事人在意思表达自由、真实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彻底化解纠纷、消除纠纷。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需贯穿在协调工作的始末，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