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困境范文10篇

现实困境范文篇1

关键词：科技扶贫；天祝；困境；路径选择

自1978年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多地区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更是进入了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即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然而，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贫困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为“造血”，更持续稳定地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仍然是我国所面临的一大课题。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推进，产业扶贫已然成为了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但若没有科技的支撑，产业扶贫将寸步难行，因此科技扶贫已经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也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梳理当前科技扶贫的困境和发展路径，是做好未来民族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天祝县作为甘肃省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县之一，因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特性等因素，造成了其脱贫攻坚的特殊性，对其科技扶贫的研究和探索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一、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及意义

科技扶贫是行业扶贫，更是开发式扶贫和内源扶贫，其宗旨是针对贫困地区的资源特性和人口特性，应用先进的并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科学技术，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培训、教育、技术手段等，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科技扶贫，尤其是2016年10月16日，科技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了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启动了科技扶贫信息共享暨成果交易平台，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精准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科技扶贫精准脱贫迈上新台阶。天祝县是藏族自治县，有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农牧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条件较差、居住方式较为分散、贫困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脱贫难度较大等；但也有其特殊性，如其隶属甘肃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在中药材、高原菜、白牦牛等种养殖等方面都极具挖掘潜力。无论是共性还是其个性，科技扶贫对其都极为重要，而且只有科技的力量才能为其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性，科技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也应更有针对性：一是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合理开发优势资源，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的自我良性循环，如天祝县的白牦牛产业，可以寻求科技转化并与高原自然风光相结合；二是针对其农业发展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引进先进的应用技术，并有技术人员的保障和带动；三是针对民族地区人口素质较低的情况，切实将治穷与治愚结合，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通过农科教结合等形式，大力提高农牧民素质和生产技能，提高其开发资源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我国有学者对贫困地区农民进取性的研究表明，文化水平与进取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高者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较高；贫困者中因缺乏技术、不善经营、效益低下而导致贫困所占比例约为30%～50%，因此，知识、技术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甘肃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现实困境

随着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深入，国家对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甘肃民族地区虽然在优势产业培育、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科技扶贫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化效果和对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效果仍然不太显著。以天祝县为例，虽然当地政府在白牦牛养殖、高原菜、青稞、油菜种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但发展效果仍然不明显，农牧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农村发展后劲不强，还存在诸多发展困境和脱贫攻坚压力。（一）科技扶贫基础条件薄弱，历史欠账多。由于天祝县特殊的自然地域环境和历史原因，导致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水、电、路、渠和仓储设施、冷链物流等设施不完善，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加之干旱、冰雹、洪涝和冰雪冻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和科技扶贫效益发挥。（二）科技支撑扶贫力度仍然较小，科技转化率不高。当地政府相关信息显示，农业科技当地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大概在20%左右，形成规模化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约10%左右，产业化的技术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并未能在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存在广种薄收、效益不高的问题，群众增收困难，成为制约贫困人口脱贫的瓶颈因素。种养殖业大多还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三）科技扶贫缺乏资金支持，发展后劲不足。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技术成果示范推广、富民产业培育、农民培训、技术人才引进等环节，都需要专门的经费支持，虽然甘肃省每年在扶贫领域投入的资金不算少，但专门针对科技扶贫领域的资金投入却不多，大多散见于各行业的资金支持，形不成合力。技术人才和农业技术攻关缺乏动力。政府人员大多专注于完成硬性的政策性扶贫任务，无暇顾及科技力量的推动。（四）科技扶贫缺少科技人才力量的带动和支撑。一方面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有效指导。虽然省、市、县每年都派科技工作者到基层开展技术培训，但对于天祝县这样的民族地区却没有常年指导的技术人员，过去的技术培训大多也都流于形式，或者没有很强的针对性，没有起到技术引领的效果；另一方面因为民族地区生存条件差、收入不高，本地的优秀劳动力也逐渐在向外流失，常年留在本地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本地政府缺乏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的有效激励机制。同时，由于农牧民文化水平低，所以农业技术培训的接受效果不好，不能有效用于指导农业实践，转化为产业发展能力。（五）缺乏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科技扶贫没有好的载体。受地理条件制约，民族地区龙头企业普遍较少，而且规模小，带动能力弱，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特色优势产业的整体效益，也形不成品牌效应，更不能拉动长期的技术支撑和引领。再加上民族地区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形成市场效应。

三、民族地区科技扶贫路径选择

脱贫攻坚行动的实施需要加强科技引领，然而，随着农业发展不断走向市场化、现代化，国家和农民对于科技扶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找到适合于本地区发展的正确路径，才能使科技扶贫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事半功倍。（一）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在扶贫开发中的科技支撑力度。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脱贫攻坚中更需要科技作为支撑，只有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才能后发赶超其他地区。而若要有效发挥科技扶贫优势，必须做到精准，特别是对象精准、产业选择精准、措施精准。首先，必须因地制宜，探索适宜当地的产业，选中合适的项目，比如，天祝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大，劳动力对农业保障能力也在减弱，针对农村留守的人群（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更需要的是轻简化技术和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科技扶贫也应适应这一新变化；其次，依托于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应该精准选择合适的实用技术；最后，当地政府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推进民族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二）民族地区的科技扶贫须与生态扶贫相结合。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往往与贫困问题纠缠交织在一起，基于其特殊性，国家也特别注重生态扶贫新模式，因此必须将科技扶贫与生态扶贫相结合，在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手段保障生态安全。同时，以科技为支撑，努力实现生态产业与脱贫攻坚的有效对接，实现转型发展。（三）民族地区的科技扶贫需有人才振兴战略的支撑。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鼓励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是科技扶贫的关键所在。首先，应由县级政府主导，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重点，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资源与扶贫项目直接挂钩；其次、根据贫困人口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提高农民的种养殖技术，实现增产增收，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最后，利用手机网络渠道，在贫困人口中成立网络学校，采取学习激励机制，不断为农民推送新技术、新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四）扶植大型龙头企业发展，发挥典型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使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能选得准、落得下、成效好。应注重科技示范企业的培育壮大提高，建立更加规范的科技示范基地，通过示范引领，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引导贫困群众通过特色产业脱贫致富。（五）建立一套系统的民族地区科技扶贫体制机制。民族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要想规范有序地推进科技扶贫，还需建立一套系统的科技扶贫体制机制，比如，人才引进机制、科技扶贫项目激励机制、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等，应把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社会扶贫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扶贫合力，也为科技扶贫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之，扶贫致富路任重而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扶贫理念和扶贫方式也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科技扶贫已经成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奋力开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只要让扶贫插上科技的翅膀，民族地区的小康梦一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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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境范文篇2

关键词：民主政治；女性参政；困境

1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

1.1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掌握政权，实现全社会普遍的、理性的、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在领导创建苏维埃政权时，始终把民主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显然，争得和发展民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民主的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我们党历来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探求我国的民主建设之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孜孜以求，做出了鲜明的回答。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目标。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1956年党的“八大”及时地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任务，这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航向。根据我国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强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主题；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艺、统战方面的民主原则以及民主讨论、批评教育的民主方法；并对党内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对干部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等进行探讨，提出要努力创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为推动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建设民主政治提到战略高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被“”打断了的民主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张通过改革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一步论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正确界定党和国家的职能，用党内民主来推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牢牢把握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的“和平演变”，也要抵制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要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完善民主监督，防止和铲除腐败等等。这些理论理清了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回答了当代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问题，使人们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如今，在以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政局总体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深入，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得到了积极的调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加强；宪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政府机构改革、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基层民主建设有了积极进展；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民主与法制获得了新的统一；同时，社会各个主体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参政渠道不断拓宽，政治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1.2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尚须完善

然而，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要受到现实的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文化愈落后，发展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愈不成熟，建设的过程也就愈长。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尽管我们奋斗了五十多年，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却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它的实际执行已经非常完善。恰恰相反，距离高度民主还很远，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得并不理想，如民主机制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不充分等，尚须完善。

2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下女性参政面临的现实困境

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完善，存在上述问题，所以在当前民主政治水平下，我国女性参政面临一系列困境。

2.1公共政策和立法中存在不利于妇女参政的某些规定

妇女参政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配套政策，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政策体系，但还存在着政策本身或政策之间互相矛盾的问题，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在实现妇女参政的立法上也存在诸如参与途径和形式规定不具体、义务主体模糊等漏洞，对侵犯妇女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界定不清，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行就业政策、土地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退休政策对妇女参政均有一定制约作用，例如：国务院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男60，女55)，减少了妇女进一步提升的机会，造成女性人力资源的浪费；出嫁女的土地权力问题、社会保障中女职工生育保险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女职工下岗多等问题不解决，都会影响到女性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妇女参政。

2.2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不完善

由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现有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的力度不够，政策不够细化，软条件多，硬条件少，缺乏可操作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干部选拔时留给女性的门口窄，培养不够，女性成长空间狭小。又由于人事制度的不规范、不透明、不确定性，滋长了干部选拔中的腐败现象，社会公正和公平受到挑战，特别在以男性为主的权利圈子里，女性较少能进入那样的关系网，组织部门和妇联促进妇女参政的权威性在减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偿进行素质培训的观念淡薄，妇女的机会相对减少，计划经济式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陷于尴尬境地，只能在行政所能干预的党政机关及基层单位的党组织中实施，且范围越来越窄。而按比例走上领导岗位的女干部，有时并不一定为妇女说话，从而在妇女群众中丧失威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里面有自身的因素，但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一些选拔任用政策和措施，如挂职煅练、干部培训等，不能充分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现有的一些考核考试方式不能真正做到以实绩论英雄，真正发现人才，让平者让，庸者下，能者上等，也是阻碍妇女干部发展的一个原因。另外，在实现妇女参政的立法上也存在疏漏，如参与途径和形式规定不具体，对侵犯妇女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界定不清，缺乏保障制度。

2.3妇女参政缺少强有力的制约监督机制

现实困境范文篇3

关键词：普惠金融；经济发展；风险控制；商业银行；科技化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是指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为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当前形势下，拉动欠发达地区经济，改善弱势群体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一是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助推国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二是通过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内需，强化“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可以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和达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实施普惠金融势在必行。

二、我国普惠金融主要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普惠金融这一构想虽然利在千秋，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来看，优质且数量巨大的金融资源普遍集中在大型企业、城镇及富裕阶层，而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笔者查阅了世界银行金融包容专题调查数据，将我国现状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作了对比。

（一）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于

发达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是指一国15周岁以上人群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人数所占的比重，用以衡量正规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世界平均水平为50.49%，“金砖国家”这一指标为48.23%。我国的渗透率为63.81%，相比OECD发达经济体（OECD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的88.39%差距很大。

（二）信贷可得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信贷可得性是指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值。一国信贷总量不能代表金融的深化程度，信贷资源有可能大量被大型企业占据，为衡量资金需求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数量和难易程度，我们引入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这一指标中，OECD发达经济体为1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5%。我国的这一指标为7.26%，基本与金砖国家的7.65%持平，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化程度

金融科技化程度是指一国居民运用ATM机、电脑、手机等科技设备接受金融服务的普及度。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1.自助柜员机（ATM机）使用情况在OECD发达经济体，使用ATM机进行取款的成年人占成年人总数的72.53%，其它金砖国家的这一数据为57.5%，而在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3.41%。大多数成年人倾向于银行柜台办理储蓄业务。2.手机支付情况世界各国这一指标均较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99%，“金砖国家”为2.41%，但中国的手机支付普及程度更低，农村地区手机支付使用率仅有0.4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网点极少，物理金融服务无法覆盖的偏远农村地区，使用手机支付是提高普惠金融程度的有效工具，我国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消费水平较低以及固有生活习惯等影响，无法普及手机支付，这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现实困境

由于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相对于券商、保险公司而言更加基础、贴近大众，所以本文的分析以商业银行的服务视角出发。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开展金融服务，最大的难题在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弱势群体信贷的高风险、低收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商业银行的金融扶贫行为无法可持续化。普惠金融在现实中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

由于信贷规模有限，而资金在发达地区的盈利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等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2737亿元人民币，其中融资规模增量上万亿的行政区域有两个，分别是江苏省（11934亿元）和广东省（11706亿元）。5000亿元以上的行政区域除了上述两个省而外，还有北京市（6991亿元）、山东省（5971亿元）、上海市（5674亿元）。而上述5个行政区域2016年的生产总值也十分可观，广东、江苏、山东为上半年仅有的三个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的行政区域，其它省、市、自治区只有浙江省突破2万亿；北京（11413.83亿元）、上海（12956.99亿元）两个直辖市与辽宁、湖南、湖北等几个较发达省份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最少的省、市、自治区为宁夏（271亿元）、青海（343亿元）、西藏（372亿元）、海南（530亿元）、黑龙江（632亿元）。其对应的生产总值为宁夏（1203.72亿元）、青海（1068.98亿元）、西藏（471.96亿元）、海南（2008.95亿元）、黑龙江（5630.29亿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信贷投放量与该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经济发达的行政区域得到的信贷资源更加丰富。

（二）信贷资源向城镇倾斜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多设在城镇，以笔者所在的G市为例，G市为我国西部省会城市，发达程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靠后，常住人口460余万。截至2016年年底，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G市设有省分行、市分行及支行、储蓄网点若干。拥有1家外资银行及7家股份制银行的省级分行及若干支行、社区支行。有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G市设立分行。有2家本土法人城市商业银行总部设在G市，其在G市设立的支行星罗棋布。G市所在省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总部、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也设在G市。笔者曾在G市下辖的X县工作，该县常住人口26万，仅有工商银行支行一家、农业银行支行一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家和两家本土城市商业银行的支行各一家。笔者曾参与调研的L乡，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且就笔者走访过的其他乡镇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的现象非常多见。甚至有部分乡镇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仅有1~2台ATM机。此外，从科技设备的设置情况来看，G市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支行均配有ATM机，在机场、火车站、主要商圈、居民住宅区还设有数量众多的离行式ATM机，几乎所有商场和大部分小商户均持有POS机，随着科技的进步，支付宝、微信等新型移动支付方式在商户中越来越普及。X县所有银行网点均设有ATM机，但县城内没有离行式ATM机，较大型的商户持有POS机，新兴移动支付方式几乎不可用。而L乡没有ATM机和POS机，所有储蓄业务必须在银行柜台办理，所有交易均使用现金。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基层行政区域内人口较少，银行设置物理网点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银行没有设置物理网点的动力；二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交易不频繁，新型支付手段高效、便捷的优点不被重视；三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方式相对原始，接受自动化机器服务的能力较差。

（三）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倾斜

相对于小企业而言，中大型企业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更良好的无形资产以及更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倾向于选择中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中大型企业是众多商业银行争相维护的优质客户，其拥有的金融资源丰富，议价能力强，在很多情况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宁愿以较低的利率水平为中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以较高利率与小企业合作。极端情况下，甚至有大型企业现金流过，根本无融资需求，但银行依然趋之若鹜。Duetal.在2009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金融资源，非国有企业仅获得了不到20%的贷款。刘小玄、周晓艳在2011年对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2001~2007年期间融资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规模，中国民营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5.4%，利润率达到7.8%；国有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1.6%，利润率仅为1.3%。对于个人而言，显而易见，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有价证券和更可观的现金流，其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可提供丰富的抵押物或质押标的，当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其在申请银行信用卡时因良好的个人资产条件，以及较高的存款和年金承受能力，较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高额度的信用卡。

（四）银行向弱势群体贷款风险高

小企业退出市场率高。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关村平均每天有7家企业诞生，同时有3家企业面临破产。笔者所在的G市2013年新批企业2477家，同年注销企业982家，2014年新批企业2248家，注销1294家，这一数据中，小企业占比很大，且并不包含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但迟迟不到工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的“僵尸”企业。过高的退出市场率催生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据悉，G市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不良贷款的产生几乎都源于小企业业务。助学贷款坏账率居高不下。1999年到2015年，国家累计发放助学贷款超过1600亿元，惠及1100多万名贫困学生，但助学贷款逾期现象十分普遍。据悉，工商银行铜陵支行向当地某高校发放助学贷款369笔，金额共计145万元，这些贷款于2005年陆续到期，但到2015年为止，尚有近1/7的学生没有还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主要是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环境不理想，部分学生无力还贷；部分大学生缺乏相关常识，对个人征信记录不重视；助学贷款低利润、无担保、无抵押，由商业银行承担助学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追求风险可控、盈利最大化的目标背离。我国农业科技化程度不够高，抵御气候等不可抗力风险的能力较弱，导致三农贷款风险高。以笔者熟知的X县为例，为推动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县政府作担保，信用社贷款给农户，购买奶牛。后因突发传染性疾病，奶牛大批量病死，农户无法偿还贷款，县政府也无法承担担保义务，最终造成该项支农贷款大面积逾期。

四、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对策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难以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问题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简单的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就能一劳永逸的。我们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要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生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困境。

（一）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

教育对地方的影响是缓慢而巨大的，针对本文所阐述的论点，教育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受教育程度影响支付结算方式笔者通过网络和线下渠道随机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内容为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网络填写调查问卷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均在高中以上，而线下渠道接触的受访者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研究生不一而具。此外，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年龄35周岁以下的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结算手段多样，其中网银、手机银行、信用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更受他们的青睐；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年龄大于35周岁的受访者结算方式单一，一般都是通过现金和借记卡结算。这也与我们的经验相一致。由此可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能力运用网络丰富生活，更倾向于使用多元化的结算方式，更容易接受自助机具的服务。那么一定区域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使得ATM机、POS机等自助机具的铺设更加有效，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减轻该地区民众对银行物理网点的依赖程度，可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2.受教育程度影响违约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会获得更加稳定的薪资收入。马宇在《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Logistic模型对影响违约率的几个因素作了实证分析，其数据来源为山东省烟台市和安徽省亳州市多家商业银行的实地调研，样本容量为637组。分析得出：借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行业垄断性和稳定性越强，违约概率越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遭遇信贷违约的概率，为普惠金融的实施增强了安全性。3.受教育程度影响地区经济教育提高人们改变世界的能力。长期来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除了依靠物质资本外,更重要的是其所拥有的高知识水平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经济和金融牢不可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掌握的金融资源更加丰富。所以，提高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治本之法。4.要创造出金融支援教育的新模式实践证明助学贷款的老路是走不通的，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其最大的弊端在于无担保、无抵押、低利润，致使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与学校合作，为有需求的学校提供融资，以满足其改善教学环境，增强师资力量的资金需求。而学校可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以未来收益作为偿债能力的保证。

（二）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

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无疑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最重要途径。由于各地区地理、历史环境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农业产品单一、机械化程度不高、重原材料生产轻精细化加工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通病，这就造成了三个问题：一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生产工业、农业的初级产品，如开采原矿、种植初级农产品等，使资源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二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带来的利润微薄，人均收入低，缺乏深加工技术和实力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三是因生产方式单一，受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分散风险的能力，使得地区经济脆弱，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商业银行现有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供应链金融，即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虽然当前供应链金融业务量不大，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普惠金融的思路，即为地方主要产业注资的同时，兼顾上下游企业，由此前扶持单个企业的模式转变为扶持地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经济和金融息息相关，良好的经济生态圈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地区经济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的重要途径。不难推出，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对吸引信贷资源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

（三）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居环境

由上文分析可知，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较少的原因是人口相对少，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操作自助机具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均衡城乡人口密度，银行将更有动力在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提升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将有利于自助服务机具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城镇土地总面积13.1万平方千米，城镇人口7.3亿人。农村土地面积946.9万平方千米，农村人口6.5亿人。城镇人口密度将近为农村人口密度的100倍。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人均密度大于我国（144人/km2）的西欧发达国家，如英国（249人/km2）、德国（234人/km2）的城市拥挤程度不如我国，究其原因是他们的人口没有集中在某几个大城市。以德国为例，2013年底，仅有4个人口数量大于100万人的城市———柏林（340万）、汉堡（180万）、慕尼黑（135万）、科隆（102万），而同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5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万，广州市常住人口1293万（见附图1）。德国的其它人口广泛散布于各个中小城市（见附图2），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完整的市政系统，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文体资源。德国的高速公路网、城际铁路网十分完善，使得城市与城市间的沟通变得快捷而高效。所以，即使生活在小城，也感受不到丝毫的不便。做好农村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人口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促进人口均衡分布的有效方法。而增加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提高欠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实行普惠金融有着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原有的弱势群体在与迁移而来的较高素质人口的融合中，也会不断增强金融意识。为落实普惠金融战略，商业银行可加大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放贷款的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但政府必须科学规划，防止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五、结论

普惠金融是一项意义深远、势在必行的发展战略，它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OECD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并且具有广阔前景，集中体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信贷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广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以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向城镇倾斜、向高收入人群倾斜，并且金融扶贫过程中商业银行自身也承受着较大的信贷风险，扶贫工作不可持续。基于以上困境，笔者认为，在保障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应从以下三方向着手实施普惠金融战略：一是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开展广泛合作，改善教育环境，为普惠金融培育发展土壤；二是设计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适合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产业链，塑造良好经济生态，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支持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渐向农村和中小城镇迁移，以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普惠金融创造优越条件。

作者:刘韬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姜丽明,邢桂君,朱秀杰,李玉翠．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国际金融,2014(03).

[2]李涛,徐翔,孙硕.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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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田勇,丁潇.普惠金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银行服务的视角[J].环球金融,2015(02).

现实困境范文篇4

[关键词]劳动者尊严权；体面劳动；人格尊严

一、劳动者尊严权概说

劳动者尊严权是劳动者所享有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具体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建立和存续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平等、公平、安全、自由的工作环境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劳动尊严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要。劳动者尊严权以体面劳动、人权思想以及公平正义平等意识形态作为理论根据。同时，在社会实践中，劳动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享有正当的权利。劳动者尊严权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精神方面的人格权[1]。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人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时，才会产生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劳动者尊严权必须以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物质性人格权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劳动者尊严权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利保障范围具有场所性。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许多种角色，根据生活空间的不同可以分为私人场所、社会公共场所以及工作场所。因此，与人格尊严权存在明显不同，劳动尊严权只涉及劳动者所处的工作地点以及与工作有关的场所，而和其他生活环境无关。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具有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等侵害劳动者尊严的行为时，要给予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以及承担赔偿责任。这为保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劳动合同法》以及我国现有的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单独对保护劳动者尊严权做出明确规定。

二、劳动者尊严权受侵害案例及法理分析

（一）业绩未达标罚跪员工

某服装批发销售公司对本公司的销售小组有销售业绩要求。于小姐所在的销售小组，因其连续一季度业绩不达标，公司经理对其做出扣发当月奖金并在办公室内下跪半小时作为惩罚。于小姐被迫罚跪，其他员工纷纷前来围观。于小姐因经理不合理的惩罚和同事们的目光感到被羞辱。经理却表示这是通过罚跪的方式提高员工们的工作效率。让劳动者体面且有尊严的工作，不仅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部分，更是新时代劳资关系以人为本的体现。该服装批发销售公司让销售业绩不佳的员工罚跪，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三）项规定：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劳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24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Humanresourcesandsocialsecurity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不穿着单位规定的统一着装被辞退

某KTV为了吸引顾客、标新立异，要求前台女员工不再穿着西装等工装制服，改穿比基尼服装。KTV员工周女士等几位中年员工因未按要求穿着比基尼被辞退。用人单位有权在规章制度中对员工的仪容着装提出要求，但其前提是“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能侵犯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否则会因违法而失效。该公司的着装规定使员工无法接受、感到难堪，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因此，无论该公司是否将不服从统一着装写入公司生效的规章制度之中，都因要求统一穿着比基尼服装之行为有违公序良俗而无效，并严重侵犯了劳动者尊严权。《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可见，用人单位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

（三）公司在卫生间安装监控防止员工偷懒

韩女士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该公司为了防止员工以上卫生间为由消极怠工，在卫生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监控员工的上厕所时间，以此对有偷懒行为或者在卫生间长时间玩手机逃避工作的员工进行处罚。韩女士因三次在卫生间内玩手机游戏超过20分钟，被卫生间内的监控拍下录像。公司以韩女士严重违反公司纪律为由将其辞退，并拒绝给予经济补偿。《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在卫生间等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场所和区域安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该制衣公司在卫生间内安装监控是一种违法行为。且公司因韩女士在卫生间玩手机的监控作为辞退她的证据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该制衣公司辞退韩女士女士的行为是违法无效的。

三、维护劳动者尊严权的现实意义

维护劳动者尊严不仅是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还是对其劳动成果的尊重，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维护劳动者尊严权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尊严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自由、公正和尊严，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还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同时，维护劳动者尊严权有助于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尊严权理应得到应有的保护。只有更好地维护劳动尊严权，才能够确保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与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维护劳动者尊严，应当深刻分析当前我国劳动者权力实现的困境，并提出符合实际并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从而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四、劳动者尊严权受侵犯的原因

（一）劳动法律体系不完善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体面劳动、有尊严的劳动开始被普通劳动者所重视。我国虽然早在1994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且分别在2009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但至今仍然缺乏系统的对劳动者尊严保护的相关规定。虽然国务院近几年来也颁布了大量的劳动法规和规章，但其中鲜有涉及劳动者尊严保护领域。缺少法律的支撑和保护，是侵害劳动者尊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2]

（二）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不惜侵害劳动者尊严

劳动者是企业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基础，部分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服务效率而进行侵害劳动者尊严的活动，甚至会将其美化为所谓的“企业文化”。那些剥削、奴化劳动者的行为违背了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和纠纷都应该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协商，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有这样的自觉才能净化职场环境。

（三）缺乏劳动监察

目前，劳动者的尊严还没有纳入到劳动监察范围，因此大多数地区的政府也没有特别重视对侵害劳动者尊严行为的监管。尤其是部分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制定的政策更加偏向于帮助企业的经营发展，从而忽略对劳动者尊严的保护。

五、维护劳动者尊严权的国际经验例说

（一）德国

德国没有统一的劳动法典，主要将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分散在民法典中。德国最高法院将《德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其他权利”与《基本法》第二条第一款结合起来，提供人的尊严保障。为了保护工人的权利，德国联邦劳动法院试图以宪法的基本权利作为判决依据，认为国家不能侵犯人民的重要基本权利。

（二）法国

在法国的《劳动法》中对于职工的就业平等权利尤为保护，在《劳动法典》中的第122-45条规定，任何违反劳动法的平等原则都是错误的，雇主应该给予相应的赔偿。另外在法国的《法国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法律应该确认人的至上地位，不允许对人的尊严有任何的侵犯，并要求保证每一个人从生命开始就要受到尊重。法国的《刑法典》对于劳动犯罪行为提出了“倾斜保护”的刑法原则，以此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这一制度也反映出，对于劳动者来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衍生出的犯罪行为，这类刑事法院会给予宽大处理。另一方面，对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从重处罚。法国的《刑法典》还规定了侵犯平等权和干涉工会活动的行为。侵犯工会及其雇员权益的雇主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劳动刑法的形成与发展目的在于转变劳资关系的关系，但却无意将社会正义与“倾斜保护”进行参考价值。法国劳动刑法的成熟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护，扩大了保护的深度和广度。

六、劳动者尊严权保护的法律与制度完善建议

（一）完善劳动法对劳动者尊严权的保护

在保护劳动者尊严权方面，德国直接援引基本法来保护劳动者尊严权，作为保底性条款，在《侵权责任法》中支持劳动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国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侵害劳动者尊严权的多种罪名，对其尊严的救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德、法的经验对我国劳动法体系的完善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我国提供了实际参考。在我国，建议完善劳动法相关内容来保护劳动者尊严权。首先，需要对劳动者尊严权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对权利内容的范围进行明确，予以更加细化的关注。[2]其次，对劳动者尊严权的救济做出明确规定，使劳动者受到侵害且需要救济时有法可依，对企业增设惩罚性赔偿措施，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如明确规定劳动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费用等级，具体规定对侵害行为的惩处方式等。

（二）加强行政部门对企业的监管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对企业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审查企业规章制度的设立程序及内容是否规范合法，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予以退回，对多次警告仍不改正的企业给予行政处罚。对只注重企业利益而侵害劳动者尊严权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与处罚，明确企业责任，提高企业自觉性。

（三）充分发挥工会职能

在保护劳动者尊严权的过程中，工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会要想在劳动合同维权中起到积极作用，首先，应在经济方面获得相对独立权。我国工会可自由支配资金较少，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经验，规定劳动者缴纳会员费和企业缴纳的费用比例，明确其缴纳会费的义务，增加工会可支配经费。经济的独立，不仅可以增加工会的凝聚力，也可以满足工会在解决劳资纠纷时产生的费用，如聘请律师、会计师等，进而更好地为劳动者和企业服务。其次，使工会人事独立。[3]作为劳资双方的协调者，工会要保证人事安排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同时需要给予工会一定的处罚权和罢工权，允许工会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组织劳动者罢工，提高劳动者对工会的信任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1]赵荣.劳动尊严权的法律制度保障研究[D].宁夏大学,2017.

[2]陈胜鑫,黄天桂.劳动尊严权的法律保护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7(35):221-222.

现实困境范文篇5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概念与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政府因财政压力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尽管这些国家的改革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以政府制度创新为中心的政府改革运动。对于这些改革，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关于新公共管理的概念，西方学者和组织的论述不尽相同。“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学者胡德提出，他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重视明确的责任制和绩效评估，以独立为主的分权结构，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的新途径［1］。欧文•E•休斯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关注结果和领导者责任、重视管理方法的灵活性和组织目标的明确性、强调市场化和民营化的一种趋势。经合组织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概念总结为关系服务效率以及结果、分权式的管理、以灵活性的方法来取代政府的管制、重视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效率等［2］（P301-302）。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反映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本质内涵，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新公共管理的总结，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察，对行政与管理概念的再认识，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和对私营部门技术变革的再思考，以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方式、手段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即减少经济的干预和规制、国有企业私营化、公共产品市场化、放松对政府内部的规制、政府部门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等［3］。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帮助西方国家取得巨大改革成就的同时，也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学者们有不同的争论，陈振明、霍姆斯和尚德及休斯等人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中，陈振明教授从理论基础、研究主题、模式等方面比较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与传统公共行政学；而霍姆斯和尚德则把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范式总结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休斯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进行阐述。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内容。（一）新公共管理运动促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这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最大的理论贡献，正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中诞生了如企业家政府理论等一系列著名的管理学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逐渐被时代所淘汰，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4］。（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建构了新的行政管理方法和行政文化。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抛弃传统单一、僵硬的管理模式，采用战略规划与管理，推行绩效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在行政文化上更加注重效率、责任、民主等观念。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向市场及社会还权、转变行政部门的服务态度，以顾客为导向、转变管理方式，注重战略规划和管理等。（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新局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相继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界限，取得了巨大成效，开创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新局面［5］。正是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成效，才得以向全世界蔓延。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现实困境

新公共管理运动帮助英美等国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效。尽管如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现实中并非是完美的，它仍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民营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政府绩效评估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民营化是指将国有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转让给私人经营，但是，由于民营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资产管理、市场监管等，还包括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之间的竞争。由此，英国在进行民营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缺失、政府机构腐败、被裁人员的安置等。1.国有资产的流失。民营化运动虽然使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这是以国有资产为代价的，而且，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企业，结果导致政府实际上所持有的资产价值的净影响往往是负的，这种出售未来收益权的做法使得国有资产流失严重。2.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缺失。在民营化改革之前，一些基础性的福利项目如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一般是不存在消费中的差异的，即社会中的公民都有权享用。但是，在民营化改革之后，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家们更多地生产或者提供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而那些获利较少的项目则提供得较少，这就使得公共服务或产品的需求者无法获得同等的服务及产品，造成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缺失。3.政府机构腐败问题。民营化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腐败，而政府机构内部的腐败问题，是因为民营化过程中的不当操作及相关机制缺失造成的［6］。在英国的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一些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企业以此从中获利，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给予私人企业某些特许经营权，以此收取相应回报。这种权钱交易是政府机构内部人员腐败的重要表现。4.被裁人员的安置问题。在民营化过程中，大量国有企业转为私人经营，导致许多原国有企业的职工及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下岗。在英国，从1979年到1986年短短的几年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210万人下降到120万人，大量工人失业给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二）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估是根据相关绩效目标，运用科学的指标及评估方法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活动所进行的评估，其评估的内容比较广泛，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美国政府部门绩效管理改革最终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政府机构存在职责模糊不清、交叉重叠，管辖权扩张等问题。此外，由于国会与政府的隔阂，预算监管不到位和政府内部人员角色冲突，政府绩效法案的实施也存在较大难度。具体来说，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效率较低、行政资源浪费情况严重、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绩效作为被评估的对象难以量化、政府绩效评估中缺少战略规划、目标表达不清等。

四、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促进西方各国政府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相关理论主张如重视市场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而且，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其现实困境的回应也是比较有力的，这对于解决政府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转变职能，理顺与市场的关系，放松经济型规制，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强政府自身法治建设，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政府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当前，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期，应该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和投资项目审批；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以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强其活力和自主性；建立健全统一、依法监管、各司其职、分级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7］。（二）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市场化是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合作，运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措施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从而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少的资源来提供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目的的管理活动。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及人口的全面覆盖，这已成为影响我国公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国政府应逐步构建“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即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如企业、社会组织）为辅，打造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高公共服务质量［8］（P40-41，30）。（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转变政府职能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虽然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职能错位越位问题依然突出，职能缺位、交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四）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法治行政是法治国家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保证。为此，应培养和提升行政系统成员的法治意识，强化政府自身的法治建设，强化行政职权法治，完善行政程序。

五、结语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中，相关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行政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它所体现的公共理念和指导原则，诸如市场化、民主导向、分权协作等具有全球意义和普适价值。总的来说，任何理论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相关理论主张虽然解决了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财政危机、国家治理危机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由于其主张的时代缺陷而使政府的运作陷入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我们研究政府管理活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所包括的思想内容对行政机构改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对我国行政理论研究及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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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鹏.新公共管理的运行困境及理论缺陷［J］.长江论坛，2004（4）：47-50.

［4］喻剑利.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及其纠正［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6）：58-61.

［5］周颖.新公共管理理论评析［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6］杨波.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与批判［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7（3）：14-18.

［7］盛永胜.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价值探究［J］.人文高地，2012（8）：12-15.

现实困境范文篇6

［关键词］高校师德建设;法制建设;领导组织体制;师德兴则

教育兴，教育兴则国家强。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高校各种“抄袭门”、“剽窃门”、“粗口门”“强吻门”等失德事件频频被曝光，屡遭诟病。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在我国第30个教师节来临前夕，指出：“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2］要造就一支师德高尚的“筑梦人”队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只有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才能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一、我国高校师德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师德建设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话题，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本文所谈高校师德，即“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是高校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是教师职业素养的灵魂所在”［3］。当前，我国高校师德状况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能做到爱国守法、敬业爱生、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但毋庸置疑，高校师德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方面和环节。

（一）理想信念淡化，急功近利思想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部分高校教师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和功利性等特性，他们不再把做“蜡烛型”、“园丁型”的教师作为终生追求的理想目标，而是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由于缺乏崇高理想信念的支撑，他们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科研上无心进取、晋级过程中投机钻营，从而导致各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等违反学术道德的现象屡禁不止。

（二）敬业精神匮乏，服务社会意识不强

面对当前我国消费文化的兴起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客观现实，部分高校教师出现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的按酬付劳思想，从而导致了他们服务意识淡化、宗旨观念不牢，对待工作敷衍了事。有的教师只“授业”不“传道”，导致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智育、轻德育”倾向；有的教师不注意为人师表，教风不正、行为不端、自由散漫；有的教师工作责任心不强，教学改革与教育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上课自由散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教师常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热衷于社会兼职和营利活动，私自创办公司，擅自到外校兼课，为了金钱频繁“走穴”，抛弃了教书育人的天职。

（三）法治意识淡薄，以权谋私现象严重

近年来，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不良社会风气开始渗透进我国高校校园，侵蚀着曾经的象牙塔。部分掌握着基建、采购、招生、财务、后勤等实权部门的领导干部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完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大肆谋取私利，从而走上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违法犯罪道路；一些教师和辅导员热衷于搞权学交易、钱学交易、钱分交易、性学交易，利用手中掌握的招考、评审、答辩、评优、评奖等公权来谋取私利，严重地影响了高校教师的声誉和形象。

（四）管理职权不分，保障工作机制乏力

我国高校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但部分高校仍延续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师德建设要么是多头领导，要么就是单一负责，没有真正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工作机制。在这种表面齐抓共管而实质却是软弱无力的考核评价体制下，师德建设的职责权限不清、管理责任不明，具体表现为评价机制不完善，重科研、轻教学；考核机制不合理，重实绩、轻过程；激励机制不科学，重精神、轻物质；监督机制不健全，重教育、轻管理等现象。更有甚者，师德考评过程中只是搞形式、走过场，没有把考核结果真正纳入到岗位津贴、职称评审、职务聘任、评优晋级等相应奖惩机制之中。

二、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困境的产生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出现了成才与成人的冲突、言教与身教的矛盾、奉献型与索取型的分化，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根源，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大气候的影响，又有小环境的制约。

（一）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加速转型期，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创新思维、竞争意识、民主观念的整体提升，使人们的思想状况明显呈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给我国高校教师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使其价值观念产生了嬗变。1．价值标准从传统走向现代。长期以来，儒家道义伦理思想始终把利益视为师德建设的禁区，强调教师必须奉行安贫乐道、无私奉献的崇高美德，呈现出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正当合法的权利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已经丧失了对高校教师的约束力，从而导致部分教师理想信念淡化，追名逐利意识强化。2．价值取向从淡薄走向功利。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高校教师也从象牙塔中超凡脱俗的“道德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愈来愈呈现出物化的工具价值取向。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部分高校教师受利益机制的驱动，认为经典超凡脱俗的价值观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开始以新的价值参照系来衡量自身的社会价值，导致职业道德观发生蜕变和扭曲。3．价值观内容从封闭走向开放。随着当前多元文化碰撞与冲突的加剧，传统的价值观内容已经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部分高校教师却在“文化无国界”等思想的支配下，无视西方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存在的局限性，大肆宣扬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更有甚者通过商业化、娱乐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形式来恶搞、混淆、淡化与否定主流文化价值观，这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

（二）法制化建设严重滞后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文明古国，历代统治阶级都强调要以德服人、以礼待人、以信取人，进而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从而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这种单纯依靠精神自律的柔性约束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进而阻碍了高校依法治校的法制化建设进程。1．高校管理过程中法治意识淡薄。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知识的传播者，承载着文化传承与道德引领的重任。然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今天，我国高校“官僚化”“行政化”的治理模式却有增无减，从而导致了许多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现象与问题，这必然会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坍塌和社会道德底线的崩溃，进而给高校师德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2．高校没有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道德体现了刚柔并济的互补性，法律主要是回答“必须怎样”的问题，而道德主要是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师德建设主要是通过一般号召和典型示范相结合，依靠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而没有认识到某些道德问题具有自我膨胀、自我逐利、自我保护的腐败倾向，需要全社会的公共道德约束机制即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3．高校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高校既是文化知识的高地，又是精神道德的高地，教师的失德违法行为具有较强的社会放大效应，比其他任何领域更容易摧毁一个社会的良知。然而，自从1994年颁布《教师法》，首次用法律界定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基本要求以来，没有再出台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出现学术造假、抄袭剽窃、以权谋私以及各种非法交易等现象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加速了我国师德水平的严重滑坡。

（三）领导组织体制不健全的影响

自从1999年推行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校就开始面临着利益格局调整下的巨大冲击，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众多高校竞相追逐的目标。为了迎合高等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需要，许多高校对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和科研经费等硬指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师德建设却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1．领导机构不健全。我国高校师德建设领导机构基本上都是采取临时机构或附属机构的形式，其成员大多由各级职能部门的领导兼任。由于涉及到多个主体部门，导致各个主体各唱各的调，缺乏系统的统筹协调，不能形成一个集教育、宣传、培训、考核、激励、监督于一体的长效工作机制，大大降低了师德评价的公平性和效率。2．规章制度不完善。虽然2011年我国就颁发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4年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但这些规章制度缺乏目标的整体性，内容笼统抽象，往往采取“大呼隆”、“一锅煮”的形式，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3．考核评价不合理。我国高校师德考核评价体系无论是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还是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都存在着某些偏差和缺失。从价值理念上看，定性考核重于定量考核，存在重才轻德现象；从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来看，只是由教师本人的直属领导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对其进行考评，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

三、高校师德建设突破现实困境的对策

高校师德建设的成效，不仅关乎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而且还关乎“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的实现。然而，高校师德建设又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价值认同、理想信念与道德观念等精神力量的支撑，又需要法规制度、伦理规范和社会环境等外在力量的支持。

（一）实现价值认同与利益诉求的结合

自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以来，教师职业就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被认定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被抬高到了与“天、地、君、亲”平等的位置，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潮却把这一切冲击得荡然无存，教师职业的神圣感贬值、自豪感淡化，“部分教师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安贫乐道、蜡烛精神、奉献意识在一些人眼中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物质利益获取和对金钱的热切追求”［4］。面对师道尊严陨落下的自我价值迷惘和师德信仰危机，实现价值认同与利益诉求相结合就成为了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前提。1．正确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教师合法正当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这说明利益是一切行动主体的动力和目的，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强调市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促进市场经济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如果高校师德建设只是一味地强调教师要无私奉献、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不建立师德奉献与回报机制，必然会导致权利与义务、奖赏与惩罚、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使有德之人无好报、缺德之人得回报。为此，高校师德建设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客观实际，建立健全师德激励机制，保证忠于职业操守者能够在薪酬待遇、岗位聘任、职级晋升、培训进修、评奖选优等利益诉求方面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2．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师德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由于受到社会利益机制的驱使和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部分高校教师“人生理想趋向实际，个人幸福追求实在，价值标准注重实用，行为选择偏重实惠”［6］，从而呈现出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喧嚣的现实社会中，追求无功利性的师德是虚假、梦幻的，而仅仅强调功利性的师德又是庸俗、丧失理性的。满足高校教师的利益诉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以此为契机推进师德的优化与提升，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国家、社会、公民层面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对高校培养“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人才的期盼和诉求。为此，高校师德建设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高校教师的职业理想信仰，引导大家自觉做新型师德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二）促进法制建设与伦理规范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进而为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法制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高校师德建设的法制化必然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受到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文化精神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重伦理道德，特别是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7］，而缺乏法治的传统意识，一旦社会上发生了师德失范事件，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口诛笔伐和道德谴责，但却不能从根源上遏制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孟子•离娄上》就曾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德谴责永远代替不了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因此促进法制建设与伦理规范相统一是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1．要形成法治化的伦理规范思维模式。千百年以来，由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强调重义轻利，从而严重地抑制了人们合理的利益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义利对等等道德观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合法利益的追求，但同时也引起了部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观的蜕变与扭曲。面对各种师德失范事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各种规定、禁令，但实际效果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康德就曾讲过：“大自然迫使人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8］只有整个社会凝聚法治新共识，形成法治新常态，才能保证高校师德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2．要形成法治化的伦理规范评价标准。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对历代圣贤们最贴切的比喻和描述。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圣德标准虽然解决了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人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从而存在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道德约束局限性。高校师德建设法治化意味着不仅要明确道德标准的目标导向，而且还要厘定伦理规范的道德底线，才能减少人为解读的空间，克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进而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伦理规范评价标准。3．要形成法制化的伦理规范评价内容。古往今来，“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是教师理想人格的标志与要求，也成为了历代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评价的重要内容。然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评价内容中存在着重统一要求轻个体差异、重道德知识轻道德实践、重定性评价轻量化考核等局限性，这必然会与突出时代特性的内在要求产生矛盾和冲突。高校师德伦理规范评价内容作为师德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要求，克服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始终坚持拒绝缺德、立足常德、指向圣德，才能逐步缩小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差距。

（三）完善制度规范与优化环境相互补充

我国传统的师德是建立在“圣贤”、“君子”等理想人格的基础之上，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内心信念等来调整和维系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对于如何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目前，由于制度规范的缺陷与不良环境的影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遭受了太多的困境与尴尬，导致大量僭越规范，不德性的失德、缺德、丧德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师德建设绝不是刮一阵风、抓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项持之以恒的艰巨任务，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完善制度规范与优化环境相补充就成为了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保障。1．完善制度保障。实现师德建设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既是我国高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工作迈向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标志。高校师德建设只有通过制度构建才能把各类成员的行为规范化、有序化、确定化［9］，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伦理的内化作用，把师德规范渗透融合到教师的内部品德环境中去，进而强化其自身的道德认同感与道德责任。（1）加强领导责任建设。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必须明确领导责任主体，努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院系分层落实、纪检监督保障、师生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进而才能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师德建设工作格局。（2）完善师德管理制度。我国高校应该根据《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把师德标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行政人员、专任教师的岗位职责，并作为年度考核、业绩奖惩的重要依据。（3）严格规范准入制度。由于受到传统的人事制度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影响和制约，我国高校始终存在着“重业务轻政治”、“重学历轻道德”的不良倾向，从而为各种不良师德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教师准入制度，加大对参与教师招聘、人才引进人员的审查力度，从源头上严把政治观、业务观、师德关。2．健全工作机制。高校师德建设不能只停留于政策措施和领导重视上，也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与部署安排上，关键是要形成一套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所谓机制，就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10］。高校师德长效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宣传教育、考核监督、奖励惩处等相关机制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1）健全宣传教育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是师德建设的基本手段。高校只有立足自身的客观实际，建立起新教师师德岗前培训和教师师德轮训制度，才能不断地提高和改善广大教职工的政治意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师德水平。（2）完善考核监督机制。高校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师德评价机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才能够不断地提升学校的科学管理水平。高校要通过建立师德考核监督委员会，建立包括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和社会等评价主体在内的全方位的评价监督体系，明确师德红线，对于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决不姑息，实行一票否决制。（3）强化奖励惩处机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能够对师德建设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有效地防范教师道德行为的偏差。高校必须克服奖惩制度的虚置与空泛，始终坚持奖优罚劣的基本原则，对教书育人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以表彰、奖励和宣传，把严重违反师德规范而又没有诚意悔改的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才能弘扬正气，有效地遏止不正之风。3．创设制度环境。师德建设不可能是在“理想国”和“象牙塔”中构筑一个子虚乌有的道德王国，“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1］，都受到了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校师德建设要突破困境，只有努力创设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浓厚氛围，才能有效地防范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1）净化传媒环境。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传媒社会，师德建设可以说是“成也传媒，败也传媒”。为此，政府必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严禁网络造谣诽谤，大力弘扬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12］。（2）优化校园环境。校园环境是一所学校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总称。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广大教师强烈的责任感、成就感和自豪感。因而，高校要经常开展评先创优活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用先进人物和事迹来激励广大教师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肩负起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3）改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既是高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场所，又是大学生接受熏陶和影响的重要载体。这就要求广大高校教师必须做到“依法执教、优质施教、廉洁从教、文明执教、乐于从教”，通过创设“重师德、讲道德”的良好氛围，使师德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作者:甘路有 刘延刚 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

［2］．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DB／OL］．www．moe．gov．cn．

［3］教育部人事司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3．

［4］王敏．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师德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08（11）：5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6］刘世树．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J］．学习导报，2000（12）：32．

［7］杨志红．传统文化精神整合力与师德修养［J］．云梦学刊，2003（1）：56．

［8］［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

［9］陈春萍．制度创新与师德建设［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21．

［10］现代汉语词典［S］．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23．

现实困境范文篇7

［关键词］研究生扩招;研究生德育;德育困境

高层次创新人才源于研究生教育，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是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密切相关。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91．6万，在学研究生人数超286万。［1］到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突破100万，在学研究生突破300万人。［2］大规模的扩招使研究生生源结构日益复杂、培养类型与层次不一、年龄和社会阅历不尽相同等现象凸显，研究生德育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德育扮演着启迪思想、塑造灵魂的重要角色，这让德育的有效实施成为一项必要而复杂的系统工作。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事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影响着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总体健康发展。站在新的历史阶段，精确把握研究生德育的方向，推进研究生德育工作落到实处这一任务迫在眉睫。

一、研究生德育的内涵及价值

(一)研究生德育的内涵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后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专业教育。［3］研究生德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薛天祥认为:“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心理上施加影响，使他们具有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的过程。”［3］因此，研究生德育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

(二)研究生德育的价值审视

1．研究生德育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要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内部德育质量危机。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仅表现在学术水平上，而且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将研究生学术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合起来，以此提高研究生学术科研能力和学术道德水平。［4］由于研究生教育较本科生教育松散，且培养标准以学术为本，有些高校在培养研究生时就较为重视其学术能力的培养，重视科研成果的产出，忽视德育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导向作用，致使其出现社会责任意识下滑、科研诚信意识淡薄、学术道德意识淡化、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德智中，德是首位的。一方面，只有德智一体才能被称为人才，且两者之间，德重于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5］德是统帅，才是工具，这论述了德对于智的导引关系。另一方面，德与智在教学中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德为智的发展提供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而智的提高则有利于个体不断深化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因此，德与智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如果只追求高深知识的传授和科研技能的训练，那么培养出来的人便会丧失德性，变成有才无德的人，达不到社会发展的要求。2．研究生德育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生阶段教育，不管是高校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考虑，还是导师对于自身职称评定的追求，抑或是研究生为了自身的学历提升，都容易被束缚于科研至上理念的桎梏中，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一些研究生由于科研敏感度有限，生发学术不端的念头进而导致学术失范行为的出现。蔡元培在谈到五育关系时指出:“五育并举，不可偏废。”［6］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重要作用，又不可忽视德育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如若研究生在自身专业领域拥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卓越的创新能力，但其缺乏一定的学术修养和学术道德，那么既不利于其个人自身的长足发展，又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因此，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有效落实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二、扩招背景下研究生德育的现实困境

(一)德育主体性地位缺失

研究生德育在一些高校中式微甚至缺位，德育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被弱化或边缘化，反映了德育主体性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价值缺失。［7］这一问题主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德育课时较短、内容片面，未能实现德育的长效性和延展性。大部分高校在研究生一年级会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但往往忽视其他扩展性德育课程的学习及多样性德育活动的开展。在研究生学习的后期阶段缺乏对德育工作的持续跟进，使研究生德育成为一种形式化、功利化的以任务型为导向的工作。而德育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具有潜移默化和迟效性的特点，容不得半点急功近利。二是德育被研究生视为学校管理自己的工具，各类形式化的指标考核物化为管理枷锁，使研究生被迫应付各类德育程式，忽视德育本身的育人价值和个体享用价值。三是德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能动性丧失，德育过程变得程序化和机械化，背离了德育的初衷，德育的实施只是“走马观花”，在整个德育的过程中研究生德育的真正价值内涵远远不能被释放，而个体本身的道德意识萌发和完整人格塑造在这种消极自由的德育环境中逐渐被压制。

(二)德育教师队伍松散

由于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一个导师可能要指导几十名硕、博士，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学生的德育工作。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主体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导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8］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目前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更重视导师的第一责任人身份的作用，导致其没有充分发挥辅导员和管理人员协同育人的作用。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导师成为实际上的唯一责任人。因此，很多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导师队伍、辅导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各自为政”的现象，研究生教育工作成为相互独立的工作领域，各部门很少就研究生德育工作进行沟通和交流，造成了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割裂，不利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9］而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离不开导师、辅导员及行政管理教师的通力合作，离不开各个施教主体的齐心协力，研究生德育主体的分散会导致研究生德育内容以及影响范围的切割。

(三)德育实施途径单一

德育实施多在高校内进行，高校设置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研究生德育实施提供一定软性条件。而社会及家庭对研究生德育的关注较少，主要源于社会的德育集中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一种针对全体公民的德育，从而相对弱化了针对研究生这一群体的德育工作。家庭德育主要涉及家长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指引，而较少关注研究生这一特殊家庭成员的专门德育。不仅如此，高校仍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教育为主要途径，而凸显研究生个性化与现实需求的社会实践、网络德育、党建等途径的开发利用较少或收效不大。［10］部分教师在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只传授专业课程知识，忽略了对研究生思想品德问题的疏导，没有利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

(四)德育评价体系僵化

传统的高校德育不具有较强的多元性和科学性，德育体系较为封闭、落后和僵化。［11］首先，评价标准固定。各种关于德育的评价指标最终成为固定格式的文本化内容，评价过程按文本中既定的框架或模式进行，将一种“软任务”式的道德教育变为“硬指标”式的测评工作，将内涵丰富、价值多元、实施复杂的道德教育简化为一种精准的、可量化的数字化分数或等级。其次，评价方法落后。研究生评价更重视终结性评价而弱化过程性评价，一般在期末进行，且多采用纸质试卷作答的方式进行，忽视了对评价方法的变革式创新，没有引入包括信息技术时代的“互联网+”评价在内的新型评价路径。最后，评价主体单一。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高校在进行研究生德育评价时往往会重点参考导师评价的话语权，而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在研究生德育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则被边缘化。

三、研究生德育困境的破解路径

(一)明确德育的主体地位

研究生德育边缘化现象明显，高校注重科研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必然忽视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将研究生德育由边缘化逐步转向中心化，需要各级各部门各德育主体的通力合作。首先，各高校要确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地位，加强思政课课堂实践的改革与实施，注意丰富思政课程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灵活引入新媒体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研究生德育课程的新颖性和趣味性。其次，导师要重视研究生指导过程中对其思想品德的熏陶和引导，明确“德育第一，科研第二”的指导顺序和指导原则，将科研与育人深度结合起来，探索实施科研育人的逻辑和思路。同时，导师还要不断深化科研育人思想认识，创新科研育人载体方式，扩大科研育人辐射范围，推动科研育人常态化、多样化和特色化。［12］这样能够巩固和增强研究生德育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研究生各专业课教师要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实施课程德育，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在上好每一节专业课的同时充分发挥课堂的德育效果，用好课堂教学这一育人主渠道。

(二)建设协同的德育教师队伍

哈肯认为:“合作是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主流现象，没有有机体之间的合作，生态和社会系统不复存在。”［13］在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导师、辅导员及高校工作管理人员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高校教师工作时间不集中，加之各岗位分工的不同，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机会不多，对研究生的培养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因此，高校要使德育贯穿研究生教育的各个领域，建设协同的德育教师队伍显得尤为必要。首先，充分发挥导师的育人作用，明确导师的育人责任，合理调配师生比，使导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指导工作。高校要提高导师的指导水平，使年轻导师尽快树立起全方位的指导理念。其次，在发挥导师第一责任人作用的基础之上，辅导员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德育工作也要由点及面平铺展开。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辅导员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角色应成为导师各项德育工作的配合者，且在此过程中发挥自身能动性，主动实现自身的德育作用，在必要时对研究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行为进行干预。总之，只有建设协同育人的教师队伍，才能真正实现研究生德育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目标。

(三)丰富德育的实施途径

传统的德育途径多以线下课堂为主，是一种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授课式的德育方式。而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高校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途径愈加丰富。因此，从高校育人的角度看，一方面，高校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红利，将线下与线上结合起来，形成混合式的研究生德育模式。［14］另一方面，高校要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创新德育实施路径，精准收集学生心理健康的数据信息，准确分析数据，以此发现学生在心理健康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关干预措施。从家庭和社会的角度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社会是学生的第二所学校，二者作为研究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场所，是进行研究生德育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家庭和学校、学校和社会、社会和家庭之间需要构成一种稳定互通互联的研究生德育三角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利用三个场域组合所能发挥的最大德育效果，才能实现真正的全员育人。从研究生自身角度看，导向自我强迫的德育比强制灌输式的德育更能发挥作用。因此，高校要唤醒学生的自我德育意识和培养研究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四)推进德育评价体系改革

德育评价对于改进德育方法、优化德育过程、检验德育效果、提高德育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5］德育评价似一根“指挥棒”，能够改变研究生德育的整体发展方向。当前的研究生德育评价功利化导向严重，致使培养的研究生朝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方向劣性发展，难以实现德育的预期效果，深入推进研究生德育评价体系改革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改变只重德育最终结果而忽略德育过程的局面，只重视德育的结果容易造成在教师的期望效应下，学生为了达到德育评价的最终目标而进行一种表面的道德行为的现象。然而，没有良好动机的道德行为不能称得上是道德的。［15］因此，高校既要重视德育的结果，又不能忽视德育的整个过程。其次，改变过度注重量化的德育评价指标的局面，推进德育评价指标向质化和量化有机结合转变。高校要强调从关注德育的“知识”转向关注德育的“情感”，从关注德育素养“内容”转向关注德育素养“行为”，建设以培养研究生道德核心素养为主的德育评价体系。［16］最后，德育评价的主体应从高校教师等工作人员向家长、社会人士、研究生自身转变，并更加注重研究生的德育自我评价。

四、结语

现实困境范文篇8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现实困境；对策

一、城镇化进程中大学生充分就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理论意义

大学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保证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是城镇企业建设发展的基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个人家庭、企业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等多方面，国家之所以会在教育事业中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是因为高校是为国家、城镇企业等各个行业培养人才的摇篮。高校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就是在营造和谐社会。高校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理念，使得学生体现出自身应有的价值。应届大学生充分就业，可以提高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以及大学生的自身成长都起到积极作用[1]。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与城镇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切都说明大学生充分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现实意义

部分高校对大学生的衡量标准只是学生的就业率，从而忽略了学生的就业质量。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得不到保证就无法为社会做贡献并创造价值，并且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保证学生就业质量的前提是衡量高校的办学质量，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使得学生的升学积极性大大降低。高校的建立是为社会培养有价值的全能型人才，保证大学生可以充分就业，就是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人才，从而提高高校在社会教育界的地位。学校培养学生的能力，学生为社会、城镇企业创造价值，社会群众提高高校的社会地位，三者之间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才可以推动城镇的建设与发展[2]。在城镇化进程中保证大学生的充分就业，就是保证城镇、学校的健康发展，学生为城镇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也证明了高校的办学水平。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并保证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可以提升高校的竞争力、也是城镇企业实现良性发展的基础。

二、城镇化进程中大学生就业的现实困境

（一）大学生的就业位置倾向大城市，就业理念不成熟

在城镇化进程中，学生对自己没有明确的定位，对就业方向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政府鼓励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考虑问题比较片面，只看到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足够认识，没有完整的就业理念，也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系统规划。只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追求，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二线城市中的企业对大学生人才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大学生认为二线城市没有发展空间，而不考虑二线城市的就业优点，其实依旧有较多的发展空间，不论是工薪待遇、升职空间都可以满足大学生的要求。较大一部分大学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考虑就业问题，也没有考虑大城市人才竞争激励、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等问题[3]。

（二）高校忽视了对大学生的的就业指导工作

社会产业结构正在进行变革与调整，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随着生产需求不断变化。高校培养学生的同时，只是将精力放在大学生学习方面，使得应届毕业生在迈出校门后，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因为部分高校并不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使得大学生无法对社会企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是引导学生走入社会的过程。高校教会学生专业技能、人际交往，但是与真正的社会生存还有一段差距，若高校对就业指导工作没有系统的规划，大学生极容易随波逐流，在社会中迷失自己。在城镇化进程中，人才的流动量比较大，部分企业亟需技术型人才，可是却找不到技能型人才，而大学生虽然掌握了专业技能，但对城镇企业的招聘要求还不够了解，导致大学生找工作比较困难。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是学生步入社会的钥匙，对学生在社会上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但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就是高校的指导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并且对城镇企业的信息了解过于片面。

（三）城镇企业对应届大学生的接纳程度有待提高

部分城镇企业在纳新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工作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只是注重应聘人员的学历，这使得较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只是因为学历问题而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部分专科大学生可能会比一般的本科大学生综合能力高，但是就因为专、本这一字之差导致专科学生被拒之门外[4]。部分城镇企业的纳新过程对学历要求的越来越高，使得社会出现高学历大学生供不应求，专科学历大学生无事可做的尴尬局面。部分城镇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对于专业技能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可是依旧要求高学历大学生，人为地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城镇化进程中大学生就业对策

（一）客观评价自我，认清城镇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一种表现，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正确面对这一社会现象。大学生学业有成，不应该盲目追求高新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的良好环境，首先应该做的是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去思考自己追求的方向，并且审视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性格、专业等方面进行多角度考虑，认清城镇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并根据自己的追求目标，补足自身的缺点，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以后，应该转变就业观念，调整自己的就业心态，敢于正视自己，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交际能力、专业水平以及价值观念有所提高[5]。

（二）高校加大对城镇企业信息的收集力度，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方向

高校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在大学生即将毕业的关键时期，应该加大对城镇企业信息的收集力度，为大学生提供最全面的招聘信息，让学生能对城镇企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做出选择。大学生毕业前，高校就应该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就业指导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帮助大学生收集并分析城镇企业的规模、实力、招聘信息，其次，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客观自我评价能力，以免大学生在社会中无法看清自己。再其次帮助大学生建立工作生涯规划，让大学生的未来有追求和方向，从而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高校通过城镇企业信息的收集以及周边高校的信息共享这两种方式，就可以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方向，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是帮助大学生可以正确选择生活方向并引导学生对城镇、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让大学生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城镇企业制定合理的招聘标准

针对城镇企业在招聘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城镇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应该调整招聘要求，应该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并了解应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如此才能杜绝人力资源的浪费。城镇企业的规模、资金实力、技术要求都不尽相同，对人才能力的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正确对待不同学历的大学生，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专科大学生因为自身学历的原因，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务实，并努力提升自己，而部分高学历的学生，因为性格原因对工作岗位以及工作薪酬并不满意，从而缺少工作热情，在这两种情况下，专科学历的大学生所创造的效益应该高于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所以城镇企业不应该只是一味的追求高学历，而是应该根据企业内部对人才的需求，并综合考虑应聘大学生的能力，如此才能通过纳新为企业带来效益。

作者:陈荣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芳.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背景下的政府责任体系构建分析———以2012年毕业生数据为例[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4,（02）:39-42.

[2]风笑天.我国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30项重点经验研究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01）:60-69+158.

[3]李健,赖雄麟.制度转型与机制健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述评[J].继续教育研究,2015,（06）:72-77.

现实困境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激励机制

一、生态农业内涵与特征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沃•艾伯奇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1981年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进一步明确定义生态农业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1］。1980年我国学者叶谦吉对生态农业定义为“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2］。可见，发展生态农业，目标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目的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手段是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其特征如下:

(一)生态农业具有生态性与可持续性

生态农业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提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性、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性循环，使农业生产走上生态、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改良土地，降低农村水资源污染程度，能有效减缓现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业、农村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二)生态农业具有综合性与高效性

生态农业以大农业为出发点，强调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协调性、循环性、再生性，注重农、林、牧、副、渔各业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具有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特征。生态农业通过物质能量循环，实现了废弃物的转化再利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高产出、高效益、少污染。

(三)生态农业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

农业生产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和多样性，主要由地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气候条件等因素决定的。生态农业是在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现代农业形式，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现阶段，我国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了适合本地域特色的各种类型的生态农业模式，体现了生态农业的区域性与多样性。

(四)生态农业具有外部性

就生态农业生产过程看，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产品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外部性特征。其外部性体现在农业生产者利用生态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具有降低水土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同时还体现在绿色、有机、健康的生态农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另外，农户最初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是对生态农业技术的一种推广，但采用新技术投资无法从其他农户那里取得补偿，又无法限制其他农户模仿性消费，因为一旦推广就可以被许多农户同时消费，且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不断提升。2009年骆世明将生态农业分为景观模式、循环模式、立体模式、食物链模式和品种搭配模式等5种生态农业模式类，在此基础上将每一种生态农业模式类再划分为若干个生态农业模式型。2002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农业模式，并建立示范基地进行推广。近年来，我国生态农业建设从生示范县逐渐扩大到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市，建立了部级生态农业示范县100多个、省级生态农业示范县500多个、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达2000多个。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生态农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生态优势将越来越多的转化为经济优势。

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激励和补偿机制缺失，影响了生态农业推广普及

生态农业实质上是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生态农业农民投入的劳动量大，投入技术多、成本相对较高、风险也大。而生态农产品具有外部性特征，生态农产品定价过高，消费者需求不足，难于销售，只能采取略高于传统农产品价格，即生态农产品优质不优价，导致农户获取的经济效益低。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机制的缺陷，使得农户生产生态农业产品获得的个人福利小于生态农业产品对于全社会提供的福利，使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外部正性没有体现。另外，我国发展生态农业政策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补偿机制，弥补农户外部正收益，同时也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使得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无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削弱了农民普及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社会化小农生产，限制了生态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生产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徐勇、邓大才、刘金海等学者针对现代农业生产特点及农民演进特征提出了“社会化小农”，并认为“社会化小农”作为现代社会农民演进的新形式，具有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决策化特征，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主体。“社会化小农”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化生产决策的基本前提是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般根据自身经验进行分散性和独立性生产决策，这种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小规模—小投入”导致“低产出—低效益”，致使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所获取收入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经济效益，影响了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社会化小农”分散经营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生态农业发展。

(三)“均田制”土地制度，阻碍了生态农业规模化经营

从综合性与高效性的角度看，只有在一定大的区域范围内，生态农业的生态系统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即发展生态农业要规模化。我国农业生产耕地面积按人均比例平均分配的，受这种“均田制”土地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仅有0.4hm，且耕地面积呈进一步缩小趋势。同时，农用耕地按“均田制”分配时，采取不同质量等级的土地分别进行平均分配，农户耕地面积被小块分割，使农户生产经营极不方便。近年来，有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一部分耕地面积，绝大部分仍为小规模生产，这种以农户为单位小块分割农田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和规模化建设，使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仍处于小规模的、零星的、低层次的状态。

(四)现代农业技术“新式粗放式”应用，进一步污染农业生态环境

从生态和可持续角度看，生态农业倡导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物质，关键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主要指蔬菜的新式育苗、农作物的新品种采用及农业机械化使用，以提高农业产出。农业生产种植采用家禽肥料+化肥，主要采用人工方式种植、除草、收割;农业虫灾泛滥采用大量人工投入治虫。现代农业生产整个过程都融合了现代农业科技技术，采用“新式粗放式”方式。大棚蔬菜从种子选择到菜苗孕育，再到蔬菜采摘，多采用先进现代农业技术，同时在整个过程都有价格较低的高倍农药被使用，致使蔬菜几乎见不到一个虫洞;农作物种植除草工作只需要一袋高剂量除草剂就能解决，整个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人工除草。农业生产中这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土地及水资源污染严重，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农田生态环境更加难以为继。显然，现代农业技术“新式粗放式”推广应用，进一步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相去甚远。

四、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

(一)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激励和补偿机制

生态农业的效益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通过市场机制只能实现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生态效益，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应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补偿和激励机制。一是制定和完善生态农业财政补偿政策及相互配套措施。建立生态建设专项基金，实施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生态农业在税收、金融等政策上倾斜。同时，地方政府实行配套资金支持等。二是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利益诱导机制，通过利益驱动使农业生产者积极主动发展生态农业。加大对有利于生态农业建设行为进行资金补贴和技术扶助，如良种补贴，绿色、无公害种植补贴，同时加大技术部门在技术上的免费指导和服务。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分配及产权制度

依据生态农业特征，发展生态农业的农田土地一般生产经营周期期限比较长、投资成本较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市场风险较大。因此，为了鼓励农户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其增加农业资源投入、积极主动采用生态农业新技术，政府应适当延长生态农业户的土地经营承包期，为此，一要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生态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拓展到实际上的占有权，即农户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对其所承包土地有实际上使用、占用、收益和处置权，集体只是保留法律上的最终归属权。二是农村农用耕地按“均田制”分配时，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稳定土地使用权，延长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加大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强化生态理念

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一方面要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户的生态理念。一是加大生态农业技术及生态理念宣传。利用互联网、电视进行宣传农业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对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产生的危害。二是推广新农药和绿色有机肥。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鼓励广大农民使用商品有机肥，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大幅度减少农药的滥用和乱用。三是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培训力度。政府牵头组织各类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鼓励科技人才推广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引导农户采用农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来提高生态农业及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及市场竞争力，促进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四)通过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推广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具区域性与多样性特征，我国区域差异性大，各地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资源状况不一致，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选择“最佳”生态农业模式，并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进行推广应用。一是加强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建设，利用生态农业建设基地，建立生态农业模式并形成配套技术，为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奠定基础。二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遴选出生态农业模式好，配套技术先进的示范基地，通过以点带面方式，由“县—市—省”的方法进行推广，直至推广到全国。三是鼓励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引导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依托“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并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

作者:张燕 张进 单位:延安大学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秀艳，王丽静.再论生态农业的内涵及特征［J］.中国市场，2008(1):108.

［2］郑军，史建民.我国生态农业研究述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7(1):93.

［3］张燕.我国发展生态农业保障制度研究［J］.农村经济，2010(5):103－105.

［4］骆世明.论生态农业模式的基本类型［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3):406－409.

现实困境范文篇10

关键词：基层法制；农村；现实困境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特别是动员农村人口的广泛参与。因此，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事关农村工作的全局，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工作的水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把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进而促进乡村文明各方面协调发展。

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法制建设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民众追求的层次就越高，就能为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随着农村城镇化改革程度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势在必行。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自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党中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社会主义新农村，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制建设等各方面。完善农村的法律体系，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第二，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城乡二元制的存在，城乡差距不断地在扩大，形成城乡分野的经济格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健全完善农村法制体系，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捍卫农民权利，推动城乡平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第三，法制建设与农村社会相互融合的现实要求。随着法制建设与农村社会的结合发展，越来越关注农村的需要，重视有关法律适应本土文化从而最大限度的贴近生活实际，在服务意识的指引下进行立法，把提供法律服务的门槛降低，真正意义上实现执法为民。这种现实需求能够有效促进农村法制建设健康有效的发展。第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新发展阶段解决三农问题迫在眉睫，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体现平等、自愿等内容的相关立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保护广大农民主体的经济利益，对农村人口比重占百分之七十的大国来说，强有力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法制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当代农民法律意识淡漠，认知有限

第一，法律认知范围有限。一方面受封建“人治”传统观念的影响，把法律当做统治工具的偏执想法依然存在，固然对法律存在排斥心理，守旧思想严重，不会积极主动解决问题，认为没必要学习法律，更谈不上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缺乏对法律意识的认知和内化，既对法律法规的内容、运作机构、运用流程缺乏了解，还无法辨别法律与道德、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的界限，仅接触到与日常生活有直接联系的法律层面的概念与原则，对于其他领域的法律常识缺乏积极主动性，甚至对于法律具体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也不明了，尚未理解法律的真正价值，没有切身体会到法律给村民带来的益处，因而缺乏学习法律的动力，再加上一些“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偏激思维，特别是因此而得到甜头的农民更加不愿意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法律信仰缺失。一方面，农村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人们的信誉保障机制更依赖于道德层面，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司法公正是法制建设的灵魂，但由于外部势力的强行干涉、司法腐败现象的揭露，司法执行人员素质欠佳，导致司法有失公正的现象发生，百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违法行为未受到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法律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农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法律意志不坚定，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对法律的淡漠态度，甚至在面对一些涉农的矛盾与纠纷时，往往会舍弃法律武器，采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第三，受无讼意识的影响权利意识不强。在日常生活中，农民面临的是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缺少利益驱动力。村民直接接触的政治权利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于受传统文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的权利意识比较缺乏，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害，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会主动靠法、找法，权利意识可以从侧面折射出国家法制建设的程度，这需要我们积极地探索解决方案。

（二）基层法制建设教育问题有待完善

基层法制教育对于村民法律素质的提升、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农村发展环境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农村基层法制教育工作仍是薄弱环节，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完善基层法制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任务。第一，农村基层领导干部重视程度低。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基层的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层面，并没有将法制宣传教育作为常抓不懈的工作项目落实到位，由于无法定期开展导致教育活动的影响甚微。数量有限的普法人员势单力薄，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大型的宣传性活动无法顺利进行，只能通过形式单一的会议传达要旨，很难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达到法制宣传教育的预期效果。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非制度化使得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困难重重。因此，普法教育工作的开展还需要基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支持与配合。第二，加强法制建设教育机制。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在组织协调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对于保障“十四五”规划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农民全体也存在年龄、认知上的差别，普法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组织难度相对较大。第三，营造新农村法制环境建设氛围。健全的法制环境，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来看，法制宣传力度不大，且难度大，理论性强，抽象难懂，造成农村法律普及率低，难以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有必要营造健康、有序的法制环境，既可以让农民认识到法律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又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和手段。[1]

（三）农村的法律体系存在欠缺

农村法律体系是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创建农村法制社会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目前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了初步进展，为净化农村的法制环境，从根本上减少违法行为，务必加强对农村法律体系的审视。第一，立法质量不高。与农村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有关，农业立法中存在“重义务，轻权利”的义务本位情结。立法内容抽象化，原则性太强不够具体细致，不利于操作被束之高阁，还容易与政策发生混淆，在现实生活中相互渗透，使法律难以在农村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宪法与一些具体法律在内容上的规定存在不统一的现象，造成产权与治权的重合。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立法层面得不到合理解决的金融信贷问题、市场规范问题急需完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农村法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立法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现象。第二，法制法规与乡俗民约存在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风俗习惯的支配地位，带有乡土气息的乡俗民约给自上而下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客观存在且无法避免。法制法规与乡俗民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它们追求的实质都是正义，都源自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法，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要解决法制法规与乡俗民约之间的冲突，需要避免采用强制性手段，以智取胜。只有协调处理好法制法规与乡俗民约的关系，才能真正夯实农村法制建设的基础，实现法制建设与农村地方土壤的有效融合。[2]第三，法律体系的层次结构和要素有待完善。一方面，农村法律体系的结构不尽合理，立法层次混乱导致各范围内的规定内容存在衔接错位现象，致使农村法律体系存在不协调和矛盾之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因规范缺失带来的行为失控，不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当下农村的法律体系已存在空白要素需及时填补，农村立法实践中的理念错位需及时纠正，农村立法的公开性、民主性需进一步高度重视，法律要素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谨性，不利于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3]第四，关乎民生的基本法有待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律尚未完善，有些落后地区的农村依然存在上保险难，发福利难的问题亟待解决，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

三、农村法制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农村法律体系的可行性

法制宣传的实效性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应当掌握一定法律知识、具备法律意识，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实际，采用多种形式提高普法宣传的实效性，探索提高农民法制建设的有效途径。第一，完善法制建设教育机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强农村法制教育的组织与监督，确保农村法制建设富有成效的开展，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引起国家机关、企业组织、人民团体等集体高度重视，增强农村法制建设的整体合力，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将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到实处，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监督的力度，保障教育活动的质量。为了保证农村法制建设能够扎实高效运转，各级党委要把学习掌握法律知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展开作为考核各级基层领导干部的标准，定期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视察工作，督促农村各项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督促村干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决策部署，自觉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第二，运用“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思想。在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利是不可或缺的实质性要素，要适时的更新立法指导思想，从权利本位的角度出发，追求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本位思想要求在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遵守自愿、平等的原则，立法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把农民的法律权利放在更受瞩目的位置，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针对农村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权益保障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等民生问题，务必完善相关立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积极倡导农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从而提高完善农村法律体系的积极性和紧迫性。第三，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律权威。首先，农村法制建设经历了行政管理、政策管理到法律规范的新阶段，政策是法律的依据，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在制定、运用法律的过程中能够明晰政策与法律的区别尤为重要。其次，立足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立法内容既要采取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便于广大农民理解与接受，又要考虑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切实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加强法律的群众基础。最后，中央、地方各立法部门要考虑到广大农村地域差异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高位阶法律为指导，进行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协调，保持内容一致，避免法律内容相冲突的问题。

（二）增强农村法律系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

农村法制建设是集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建设于一身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们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相互影响。注重系统内部各项的整合与协调，才能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完善农村法律体系，造福民众。第一，协调好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由于农村的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因此，协调好农村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使得除法律之外的任何主体或事物均不能意图影响司法和执法活动。对于司法来说，保持绝对的独立性，通过基层立法机构对司法活动的质询和监督，实现司法审判忠于立法并对法律负责，确保立法与司法本质上的统一性。对于行政执法来说，在遵照法律的前提下严格坚持执法本位的原则，完善基层立法机构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能切实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处理好司法与行政执法的现实相互关系，有利于行政权适度收缩，司法权适度扩张，进一步完善行政案件的受理与独立审判机制。[4]第二，协调好理论效能与实际效能之间的关系。法律不仅是国家的法律，更是为人民服务的法律，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注重理论效能与实际效能相统一，有利于让广大民众理解法律的真正价值，从而拥戴法律。当法律行使作用范围内与权力发生了正面冲突时，如果当事者寻求权力解决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法律的权威就受到了挑战。为此，当权力与法律的影响重合，既需要发挥引导与教育的作用，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与信仰，又需要解决权法冲突问题，切实规范权力的运行，保持协调理论效能与实际效能相统一，提高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心。第三，解决行政职权与法制建设的冲突。在城乡统筹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行政职权和法制建设作为治理机制的两种方式，分工协作与交叉冲突并存。行政权力的强制性举措与法制建设格格不入，一旦行政权力触犯或者涉及农民利益，务必将权力严格按法制程序运行。针对与农村法制建设治理机制不同的村民自治，采取鼓励政策，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鼓励村民自治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少数人的意志左右，而是利用法制监督来规范和指引村民自治，逐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引导民众树立法制观念，增强信任感

广大基层群众在旧观念的影响下，对法律缺乏更深层次的了解，有些民众片面的认为法律不过就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引导广大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对法律有全面客观的认知是当务之急，缺乏对法律正确理解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与法制建设进程。第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农村各级领导干部是学法用法的组织者，必须对自己有精准的定位，意识到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农村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切实做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加强法律宣传，带头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根据村民实际生活之中的法律需求，注重实效性的组织形式，积极引导村民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有利于推动广大农村学法用法高潮的形成，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我国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加快依法治理的步伐。第二，发挥具体执法工作中依法办事的示范作用。老百姓对法律条文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更多的是从身边的民事案例中萌生法制意识，树立法律信仰，因此，农村法制建设法律宣传与治理有机的结合起来，发挥执法工作中依法办事的示范作用。政法机关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严格执法，用真实可靠的具体案件树立标尺，启发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增强老百姓了解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法律知识的主动性，自觉关注农村法制的新进展，时刻做好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正常运行而战斗的准备。[5]第三，协调立法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为解决新农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味的追求立法数量的增加，忽视立法质量，导致法律内容的片面性，既无法彻底解决立法脱节问题，还给农村法制体系的完善增加了新的困扰。[6]立足于实践，务必处理好立法质量与立法数量之间的关系，在拟定法律条文期间，注重实地调研与考察，把典型农村作为试点重点进行分析，在充分考虑了各种特殊性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立法工作。在法律运行的过程当中，从客观的角度出发，针对法律实施的效果进行恰当的调整，从而形成良性的立法机制。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增加立法的数量，推动农村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韦留柱，王卫防，杨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困境与消解[J]．商业时代，2011（24）：95，96．

[2]陈昊．农村法制建设的内部完善与外部融合思考[J]．法制观点，2012（11）：112，113．

[3]王丹丹，李玉雄．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刍议[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02）：55，56．

[4]同[2]．

[5]汪永智．加强农村法制教育的发展构想[J]．社会主义研究，2004（05）：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