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范文10篇

现实性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期货；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利率期货

一、我国发展金融期货的必要性

发展金融期货有利于释放风险，防止风险积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投资者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等多方面有重要意义。金融期货的缺失之弊端逐渐显现，推出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一)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唯中国大陆未推出金融期货。国内人士认为，金融期货的特点是国际化比较强，本土市场不做，境外市场就做，金融资产定价权会被境外市场所抢夺。如目前芝加哥已开始操作、香港市场也正在研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期货，新加坡也于2006年9月率先推出我国A股指数期货——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对我们金融期货的推出是一种推动。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市场参与主体必须规避风险。我国无论在外债还是在外汇储备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如果没有套期保值机制，外债外汇储备风险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损失变得不可避免。同时，愈来愈多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将面临更大的价格风险、国际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的风险，这使我国市场参与主体规避风险产生内在需求。

(三)融资方式多元化需要避险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融资呈现证券化趋势，在证券市场体系中，市场行为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嫁给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并获取利差，使市场机制进一步深化，金融期货市场避险功能得到强化。我国加入WTO后，外国金融机构开始逐步渗入，资本市场必然会出现金融创新潮，证券化融资激增。然而，如果证券化融资缺乏一个成熟、发展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能规避风险的金融期货市场，来使外资的投资具有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那么一切都无从做起，一切都是空谈。

(四)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要求规避金融风险的工具。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下的资产价格，由于受各国利率、汇率等因素影响，其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就使市场风险增加，由此产生了避险的要求。在西方发达国家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上，都有成熟的金融期货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却没有这种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因此，有必要建立金融期货市场，发挥其规避市场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稳定资产价格，减少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二、我国发展金融期货的可行性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期货，尤其金融期货的发展，积极推进金融期货各项基础性工作的建设。目前，期货市场与以往发展金融期货的情况已大有不同，期货市场运行平稳，规模不断扩大，风险管理和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品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市场的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发展金融期货的环境和条件已日益成熟。

(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壮大，需要加快发展金融期货的步伐。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管体系逐渐完备，市场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明显提高。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和投资参股的外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不仅吸引了资金，更引进了国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呈现全球化、自由化、电子化的发展倾向，我国应加快金融期货新品种上市的步伐，使中国期货市场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报价市场。

(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金融期货发展取得进展。中国政府已为推行金融期货做了大量准备工作，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后对期货合约、业务规则进行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开展技术系统测试和仿真交易，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等，设立了会员准入、保证金制度、涨跌停板、限仓制度、结算担保金、风险准备金六大风险控制系统，以规避金融期货交易所内部及金融期货市场存在的诸多风险，为金融期货的发展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三)快速发展的现货市场为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利率市场化是国债期货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改革中不断前进，时至今日，虽然利率还没有完全放开，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我国的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国债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已达到美国当年推出国债期货时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另外，国债现货规模直接制约国债期货交易的规模，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额及占其GDP的比重稳步上升，国债的品种也趋于多样化，国债的投资者涵盖了广泛的投资群体，机构投资者特有的专业理财能力以及对国债收益率的套期保值需求为国债期货的推出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三、我国目前推出金融期货的障碍

(一)我国推出金融期货的法律制度仍需完善。中国《期货交易管理条例》2007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务院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全面修订后出台的、着眼于中国期货业规范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期货“新规”。新条例对期货公司业务和期货公司监管所涉及的各项基础制度做出明确规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并从法律层面对发展金融期货作了明确定位，为金融期货的推出清除了制度性“路障”。尽管如此，目前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衍生品立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界和实务界对衍生品的基础法律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目前，金融监管部门的文件中强调风险防范的禁止性法律规范居多，而鼓励衍生品发展和创新的授权性法律规范较少等等。

(二)法律监管理念应有所转变。金融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包括金融当局监管、交易所内部监管和行业自律，构筑这一监管体系的目的是为金融期货交易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环境，促进金融期货交易的有序进行。

(三)参与者关系仍未解决。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实行公司制，这是在我国内地首家采用此种方式，此前成立的交易所组织均采用会员制。通过公司化改制，期货交易所将改善自己的定价机制、激励机制、治理结构、决策效率、融资效率、股权结构和基础技术设施。因此，公司化改制后的期货交易所决策更加迅速、筹资渠道更加广泛、所有权结构将更加分散。目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批准17家期货公司为会员单位，分别为全面结算会员、交易结算会员、交易会员，对于金融经纪行业与证券公司未来如何参与到金融期货业务中来，以及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参与金融期货交易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及金融期货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科学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四、对我国推出金融期货的建议

(一)金融期货的推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方针。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时机，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对资本市场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保持股改成果，为推出金融期货市场做好积极的前期准备工作。我国金融期货交易业务可区分不同种类，有先有后地逐步推出，在推出的前期可以对经纪人、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资格做一定限制，这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要求，也符合资本市场目前的客观条件。股指期货是推出金融期货的首选品种。股指期货市场建立在发达的证券现货市场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证券市场已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架构，有接近国际水准的高效率的交易、清算体系。券商、机构投资者和证券从业人员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另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的容量和规模也有了飞速增长，为股指期货开展提供了市场规模、投资主体、套期保值需求及良好市场环境的保障。包括沪深300指数、上证180指数等也已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同。由于我国具有金融衍生产品的后发优势，所以股指期货在我国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在推出股指期货之后，到底是先开展国债期货交易，还是先进行人民币汇率期货的交易，这取决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展状况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步伐。我国汇率改革正在逐步推进，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1月3日，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进一步调整为通过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形成当日汇率中间价，反映了市场在决定人民币汇率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提高。由于我国目前汇率改革走在利率改革的前面，因此，以当前市场化程度而论，股指期货之后应该是汇率期货。另外，我国外债数量大、期限长，对外债务不仅面临着利率风险，也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这也为我们发展外汇期货带来巨大市场潜力。

现实性范文篇2

宪法学方法论实质上关涉宪法学者如何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宪法学应不应该去价值化?宪法学的价值有涉是否影响到宪法学的科学性?同时,针对宪法与政治、社会的本质联系,宪法学应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宪法学是否可能沦为社会存在的婢女?这些均是进行宪法学方法论研究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宪法学方法论错综复杂,有些甚至是两种或者多种立场的综合。价值法学、法律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成为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宪法学的方法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然而,宪法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共同体的规则¹,宪法的产生、形态、地位、效力、功能和实施机制等不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学方法论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学方法论。笔者试图以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和现实的立场为划分标准将西方学者有关宪法学的方法论进行类型化,相对地将宪法学的方法论分为四种类型: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和整合型的宪法学方法论。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学方法论并非可以截然分开的,如以规范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可能承认价值有涉,也可能并不排斥现实宪法。这终究是大体上的分类。

一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

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是从应然的角度对观念宪法展开研究,主要源于自然法学和价值法学的理论支撑,源于历史所展示的绘制现实与通向未来的智慧。应然与实然的思想对法学方法论及宪法学方法论的不断进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最早迈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也正是在这里,一些富有智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最早开始了人类对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思索和诠释,这一诠释是以法的应然与实然范畴中自然法与人定法相关联的侧面而展开的。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5自然论6中首次提出神法与人法之分,神法就是自然法[1]。西塞罗在5国家篇6中所宣称的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2]就已表达了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论虽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但它并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于整个法学历史之中。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时至今日,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已为法学理论及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对价值法学的主要批判来自休谟的价值与事实存在鸿沟的二元论。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3]。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º。而2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的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4]8。他认为,应然原理只能通过其他的应然原理来创立和证明。[4]1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虽然承认应然不能从实然推出,但认识到了价值法学的重要地位,这无疑对价值宪法学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二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

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排除应然只研究实然的观念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泛自然主义的思潮密切相关。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获得巨大成就,自然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如此成效卓著,为什么在社会学领域不会同样成功呢?于是,西方知识界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扩展到社会领域。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纷纷以自然科学为范例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方法,从而被认为是社会科学[5]。在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明确提出区分事实和价值,并对社会科学家提出价值无涉(wert-freiheit)要求的是韦伯(Max.Webber)。在韦伯看来,从事实的观点看事物与从价值的观点看事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价值不同于事实,属于规范知识,即应然的世界。价值判断不能通过科学的程序获得。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说明他能够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最终价值判断问题,只能由个人在个别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良心来解决[6]。奥斯丁认为自然科学乃是建立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他试图从两个方面来确保法学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学的领地中消除规范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将法律的根基置于经验观察之中[7]序言32。在此,法学被推定为只能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从而走向一元论,即法律实证主义。他的实证法学深深影响了后来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戴雪试图使宪法学的范围和方法制度化,努力区分法律人研究宪法的视角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研究宪法的视角,使宪法学成为一门自治的学科。他认为:在当前这个时代,宪法的研习者们既不希望去批评、也不希望去膜拜宪法,而仅仅想要理解它;而职责在于讲授宪法的教授则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他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维护宪法,而仅仅解释宪法的规则。[7]序言23他的这种方法论受到了英国当代公法学者洛克林的批判,公法的范围得到了形式化的确定;但戴雪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我们如何做到采纳这种方法而不落入布莱克斯通的非现实的陷阱。这种方法是机械论的[7]序言27。在德国国法学学说史上,凯尔森继承了拉班德的公法实证主义,发展出规范法学。他认为:就如任何其他经验的科学一样,规范法学也描述其特殊对象。但其对象是规范而不是实际行为模式。,,规范法学是用以描述法律的陈述不同于法律社会学用以描述其对象的陈述。前者是-应当的陈述.,后者则是像自然法则同一类型的-是的陈述.。[8]法律秩序的规范的效力来自宪法,而宪法的效力则可追溯到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显然,规范宪法学企图将宪法学去道德化、去政治化、去人格化,但问题在于从将宪法的效力追溯到这样一个不是很确定的基础规范,仍旧没有摆脱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似乎有回避宪法真正的本原之嫌疑。

三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

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认识到了规范宪法学存在非自给自足和非现实主义的缺陷。狄骥在孔德社会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建立了社会连带宪法学。施米特和詹宁斯分别在批判凯尔森和戴雪的规范宪法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宪法学和社会宪法学。狄骥的社会连带宪法学与施米特的政治宪法学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同样以事实或者存在为中心。他受到孔德社会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的社会理论应当排除价值判断,直言形而上学的伦理体系具有非科学性。本问题)规定某种建立在当前的这一套或者那一套伦理体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义务将会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任何伦理体系都免不了要受到批评。任何伦理的解决方案都是某种个人印象的结果,这种个人印象对于唤起直觉而言是非常适合的,但却并非出自于某种严格的科学论证。现代意识要求对它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做出一个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理性观察基础之上的明确解答。[9]47尽管狄骥和休谟一样反对形而上学,但他认为存在一种客观法即社会规则的观念和原则,并能从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归纳出来。它们的具体验证将表明,我所主张的原则并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也确实是从事实中得出的归纳。[9]48可见,他对公法的解释也逐渐趋于现实化和社会化。著名宪法学者施米特在5宪法学说6中提出了政治宪法学[1]序言3。他强调宪法学的政治性。民国法治国宪法学的一个特殊困难在于,直到今天,人们还将宪法的国民法治国要素与整个宪法混为一谈。其实,光有这个要素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被添加到政治要素上去。人们通常纯粹虚构性地将国民法治国的各项原则与宪法本身相提并论,结果便忽视或误解了宪法生活的本质过程。[1]4-14实际上,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权,并且凭着它的意志而被制定出来。[1]12应然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来源于实然的、存在意义上的宪法。制宪权架构了实然意义上的宪法与应然意义上的宪法之间的桥梁。从整个学说来看,我们可以将之解读为宪法学的政治化,他认为宪法的正当性来自于制宪权力和权威的决断,制宪权不受任何特定程序的约束[1]98-12,这种宪法上的政治决断论有可能使宪法学陷入政治存在的泥沼。詹宁斯则在对戴雪的宪法学方法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功能主义的宪法学方法论。詹宁斯指出,戴雪的宪法原则几乎完全无法适用于现代宪法,宪法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想要考察宪法的运作,就必须考察导致人民的观念和习惯变化的那些社会和政治力量[11]。

四整合型的宪法学方法论

正是由于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和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各自存在局限性和相互孤立的状况,整合型宪法学方法论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使命。洛克林、斯门德和美浓部达吉等代表人物在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英国学者洛克林出于对英国公法学的反思,从对公法和公法学独特性的追问以及对描述和评价之间截然划分的置疑出发,提出了他的公法学方法论。首先,他认为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否认公法学方法论的自足性。公法并不是一个具备自身独特法律研究方法的自治和客观的领域,相反,我们最好是把它看作一种相当特殊的政治话语形态。[7]序言1其次,他认为对公法的探求应牢牢地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现实性之中。一种阐释性的理论是这种背景下唯一具有独特性的公法理论类型,其用以揭示作为政府实践之基础的价值预设。它所引入的评价维度仅限于根据融贯性、一致性和无矛盾性等批判性标准来检验这些预设和实践[7]序言1。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在一种包含对社会和政治发展检视的全方位视角中来考察法律和宪法[7]17。再次,他主张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后经验主义政治理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恐怕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我们所构建的概念框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这一洞见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修建的公法大厦。[7]49这种立场对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无疑是一个挑战,它认为不存在英国宪法价值无涉的事实,精确的和终极的知识是不存在的。洛克林认为:一种透视公法的理论路径必须是解释性的、经验的、批判的和历史的。[7]53这种理论路径的各个不同面向之间显然是相互影响并且彼此强化的。德国的整合理论可视为对规范主义和决断主义二分的超越。整合主义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规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最早提出整合这一概念的是斯门德(RudolfSmend),他将宪法的概念定位为国家整合过程的法之秩序并认为单纯依靠对概念进行分析的形式主义公法学研究,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奥饱满的政治状态为背景而展开分析的,如果遇到非常时期如战争、革命、政治剧变的时代,这种分析方法则难以说明问题[1]序言13。日本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对执著于宪法规范内部的研究方法进行批判,认为这一方法不足以看到宪法的全部,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日本学者还有许多较之更甚的倾向,以至于研究所得与宪法真相的距离颇远。要之,宪法学之研究方法,当然必须为法学的,然其所谓法学的,决不是解作以成文宪法为唯一根据而构成观念为目的。宪法学之主要任务,在于寻求什么是现实宪法,,。[12]

现实性范文篇3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途径和种类

关于证据转化途径和种类，学术界的通说有三:一是肯定说。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收集证据不能仅仅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也包括国家的其它法律、法规。公民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当然也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材料。二是否定说。认为行政执法调查收集的证据只能作为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罚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对其进行定罪的依据。刑事证据的收集必须符合程序合法、主体合格的要求。而原《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才有权收集、调取刑事证据的权力。但行政证据是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由行政执法人员收集的，不符合刑事证据的程序合法、主体合格的要求。三是分类说或折中说。认为具体的证据必须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具体分析。对一些直接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一般应当由司法机关重新提取后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行政机关移送的材料可以作为司法机关获取证据的重要线索;而有些证据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始数据，如书证、物证，这些证据的收集并不专属于司法机关，只要经过司法机关的核实即可作为刑事审判的依据。［4］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这两条规定已经明确了取得刑事证据的主体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而在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又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也就是说:行政执法主体也可以是刑事诉讼证据取得的主体。由此可见，立法者实际上采取了分类说或折中说的观点。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工商、税务、质监等行政执法机关外，公安机关和各级政府的监察部门也都有行政执法职能。而公安机关同时又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监察部门也负责职务犯罪的大量前期调查工作。如此一来，很可能会导致侦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现在刑事立案前大规模采用行政手段收集证据等情况。”“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在于无论是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还是侦查机关调查收集证据，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其次，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收集的证据仅限于实物证据可以移送，言词证据不能移送，移送了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因此，笔者认为，这些规定过于狭窄，束缚了行政执法证据转化的空间，不利于法律实务的开展。1．实物证据不仅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应包括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因此这三类证据应是实物证据的另一类表现，因为行政执法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对权限内实施的行为具有公定力。这些证据一般是由行政执行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作出，其效力得到保障，同样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证明力。因此对于此类证据，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时已经经过相关人员的签字、盖章确认，如果是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收集的，刑事司法机关通过复核认为在形式要件上没有错误，就应当充分尊重并给予肯定，可以转化成刑事司法证据。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认可，只要有条件重新提取的，一般应重新提取后再使用，在重新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该证据对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确认其证明能力，直接将其拿到法庭质证，结合其他证据判定是否予以采信。［6］2．对言词证据不能全盘否定。有观点认为: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涉嫌犯罪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后生”主观性证据而言，原则上必须重新制作才能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但也不排除例外的存在。［7］笔者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力往往受周围环境、他人或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往往第一时间记录的比较客观;二是“在某些情况下证据当时获取之后，事后便会失散……这时候我们主张拿到法庭质证，认为有争议，确认不了，这是个采信与否的问题;”［8］三是有些案件情节简单，没必要重新提取证据。在执法过程中形成了多次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鉴定结论等行政执法证据。此案中证据链条完善，王某某自己也主动认罪，案情清晰，一目了然。而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又重新多次提取证据，且和土地执法部门移送的证据完全一致，这不能不说是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笔者建议，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对移送的实物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及部分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材料可以在进行复核审查后，直接赋予其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避免重复取证，节约司法成本。但是，言词证据的转化绝对不能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司法机关必须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讯问，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因为一在行政执法环节，执法工作人员往往偏重于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及行为后果，而刑事诉讼中，还必须要关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动机及目的。无论是主体身份还是法律认知方面考虑，还是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更为妥当，也更能保证案件的真实性和法律的严肃性;二通过讯问既可以借此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再次核实，如有错漏可以进一步补充，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也可以观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对其定罪量刑进行综合考量;三正如有人指出的，“作为权利最后保障的司法程序，公正应是其基本价值，即使是效力先定的行为，司法机关也应审查质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能免除证据审查责任。”［9］

构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合理机制

(一)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具体转换规则，从理论层面予以支持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可以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但法律条文描述过于笼统，且缺乏操作性，必然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及理论上的分歧混乱，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具体的证据转化规则，实现操作的可行性。因此建议:一是完善行政执法取证规则。对现行的规则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如严格取证形式，确保每次不少于两名工作人员参与取证;增加对权利人的告知义务，告诉他们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以尽量弥补与刑事证据规则之间的空隙，使移送司法机关案件中的行政执法证据和行政取证行为在形式上满足刑事诉讼的合法性要求。二是建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前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在移交卷宗、证据材料前要进行严格的自我复查，保证不遗漏，不缺失，并且要在移交的材料上加盖公章并由案件承办人及主管领导签名，保证查有所依，追责到人。三是建立受理司法机关复核审查制度。(1)实物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实行直接转化，只要形式符合要求，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明效力。(2)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实行分类转化。对那些情节简单的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主要是审查移送材料的形式如是否加盖单位公章、是否有证人签名等)，实行直接转化;对那些情节复杂的案件，进行实质审查(主要是审查移送材料的内容是否完备必要时重新提取)，实行间接转化。(二)增强交流，注重培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实际办案技能证据的转换工作，还需要人来实际进行操作，但受知识水平、认知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每个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都会有区别。因此一方面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通过专项培训、专题研讨与司法机关开展经验交流等方式，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办案技能，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增强取证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也要通过向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学习，熟悉、掌握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专业知识，增强办理此类案件的实际能力。(三)加强多部门全面合作，构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紧密衔接的工作机制1．建立跨行业监控反应机制。在现实中，许多行政违法案件(如造假售假案件等)是跨行业作案，单一行政执法机关截获的往往只是案件的表面现象，如果信息渠道畅通、反应敏捷，有负责的机构协调，就可能及时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作出正确的处置反应，为执法特别是后续追究刑事责任争取查办良机。2．建立引导取证机制。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主动邀请司法机关派员予以协助，进行联合执法，保证所收集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实现对案件的正确定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动派员提前介入，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的定性进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3．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由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参加的联席会议。各部门通报各自执法情况，交流执法经验，对重大疑难案件在会上讨论，沟通情况，统一认识，共同研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农业部和公安部在2007年联合的《关于在农资打假中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见》就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应加强案件进展会商协调。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召集农资打假各成员单位一起参加讨论，并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在调查取证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时可征求法院、检察机关的意见，避免因证据不足或定性不准而导致应移送的案件无法移送。”4．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相关执法情况及时向司法机关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通报。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要与各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充分的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即公安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查处情况;检察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有关行政犯罪案件方面的情况等。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除了要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外，还必须建立数据平台、技术资源等方面紧密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各行政执法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

本文作者：孙伟工作单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

现实性范文篇4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现实性范文篇5

关键词：思辨；客观思想；现实思想；自由；权利；黑格尔；哲学体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贺麟成立“西洋哲学编译会”，准备重点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1955年西洋哲学编译会不复存在，黑格尔哲学翻译工作却全面展开，及至1980年代，黑格尔大部分重要著作已被译成了中文。黑格尔研究在我国西方哲学学科中资料准备最早，基础最好，成果最多。奇怪的是，此后黑格尔研究没有充分和深入地发展。1980年左右，国内哲学界出现了“回到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未充分讨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情绪和意见。流行的意见似乎是，黑格尔语言晦涩难懂，但思想易于掌握，无非只是“辩证法三大规律”，而康德体系思想大有深究之处，且可与现代西方哲学直接联通。这种意见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扬康抑黑”的情绪。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我的看法有四点：第一，没有必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第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犹如比肩耸立的双峰；第三，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依思潮和流派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两者在19—20世纪已成为历久弥新的两大独立传统，不能一概而论谁的影响更大或谁更重要；第四，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更值得研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逻辑严缜细密，可加以精简呈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黑格尔哲学体系，那就是“精神”。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乃是更高的逻辑事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词汇，如“辩证法”、“理念”、“异化”、“扬弃”、“反思”、“发展”等等，都是阐明论述精神的真理和自由的黑格尔逻辑术语，这些词汇通过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日常生活。诚如黑格尔所说，人们熟悉不一定是真知①。要获得对黑格尔哲学的真知，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以及为什么是一个精神世界？真理是不是客观的，有没有绝对真理？我们所处的时代精神是不是以及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通过阅读黑格尔，我们今天仍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

一、精神

康德首先发动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让客体围绕主体转。主体是什么？康德写了三大批判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把人的能力区分为认知、意欲和情感。在认知领域，人的知性主体能动地为自然立法，但只能根据被给予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去认识经验现象；在意欲领域，人的纯粹理性主体为自己立法，道德自律是理性实践的事实和目的；在情感领域，人的判断力主体或鉴赏大自然的美和崇高，或把人类自由和尊严判断为自然界的终极目的。黑格尔不满意康德条分缕析的区分，他用“精神”的概念统摄康德在各个领域规定的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史上，阿那克萨戈拉首先把“努斯”（Nous）当作世界本原，黑格尔说，Nous表明了精神的准确意义②。但是，柏拉图把Nous当作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分离。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把精神等同于上帝，与世俗世界相对立。黑格尔用“精神”跨越神圣与世俗的鸿沟，打破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物自体与现象界的隔离，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为了适应当时的流行文化，黑格尔经常把“上帝”作为绝对精神的代名词，不能因此说黑格尔企图“为神代言”。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申明，上帝的生命和活动不是“自娱自乐的爱”，而是充满着“否定性的严肃、痛苦、忍耐和劳作”；在《小逻辑》中说，“我们不可以离开精神和真理去崇拜上帝”，“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③。可以说，精神是人类把握自然和自身的曲折反复的思维活动，也是在分裂苦难中不断创造更好的社会和生活的“客观思想”。如果看不到黑格尔几乎在每本著作中都强调精神与人类思维的同一性，那么“上帝是精神”的命题或被理解为泛神论，或被理解为正统神学的理性化。这两类理解曾经造成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不足为训。一些英美哲学家把黑格尔的“精神”理解为“用上帝的观点看”，不过是在重复此类错误。当黑格尔用“纯概念”“理念”“思维纯形式”“思辨思维”等概念表述“精神”实质时，他不是在一味拔高，更不是“绝对唯心论的呓语”。如果认真聆听黑格尔，就不难理解黑格尔如是说的理由、论证和客观依据。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是把握人类知情意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说，精神“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并从而使自然行为在根本上成为人的东西，成为观念和目的，即使这仅仅是形式的”④。这里所说的“形式”指把握知情意的自然行为的方式，即思维的概念活动。如果说贯穿知情意的概念活动把人与动物分开，那么精神的最高对象是依据思维的原则来把握思想自身。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一）表象

在日常生活中，人类语言的特点就是用普通概念或共相把握千差万别的感性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凡语言所说出的，没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⑤。语言可谓人类的第二本能，“百姓日用而不知”。黑格尔称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和概念关系是不自觉的“自然逻辑”⑥，思维“沉没在只知道自己的直观、表象以及我们的欲望和意愿之内”⑦。康德曾把拉丁文的“表象”（repraesentatio）当作一般的认识论概念，包括知觉、感觉、认识、直观、知性概念（思想）和理性概念（理念）①。黑格尔则说：“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一般被称为表象（vorstellung）。”②相比而言，黑格尔既把表象限定在感性认识范围之内，又把表象扩大到情绪和意欲范围，他的理由是：“没有人的欲望和意愿是没有表象的。”③

（二）反思

被译作“反思”的黑格尔术语有两个：一是Nachdenken，意思是“后思”和“反复思索”；另一个是Reflex－ions，意思是“映射”，即《逻辑学》的“本质论”中两两相对范畴的相互映射。前者表示较为宽泛的精神。通过对沉没在表象中的普通概念的反复思索，精神提炼出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意义更加普遍、关系更加准确的概念。这类概念有两种：一是近代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二是理智或知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适用于经验对象，二是可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推导一般法则。黑格尔称赞康德在经验和普通逻辑中发现了纯概念，即知性范畴，提出了超越普通逻辑的先验逻辑。但是，无论经验科学、传统的理智主义，还是康德的知性范畴，都只能适用于经验对象，而不能说明内容是无限的理性对象。康德认识到知性范畴运用于灵魂、世界和上帝等理性对象，必然引起矛盾，这本是康德优越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高明之处，但他把辩证的矛盾当作认识理性对象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以为这些理性对象是不可知的物自体。黑格尔认为，康德正确看到了现象界之外还有更高的领域，但他错误地宣布这一领域不可知。费希特、谢林和雅可比等后来哲学家认识到、但未能克服这一错误④。

（三）思辨

思辨是以理性对象或纯粹思想为对象的思维活动。黑格尔说：“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思辨的逻辑，包含有以前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保存有同样的思想形式、规律和对象，但同时又用较深广的范畴去发挥和改造它们”⑤。“较深广的范畴”即《逻辑学》中的纯范畴。古希腊哲学家首先把思辨与表象分开，但他们的纯思辨缺乏具体性，“思维停留在理念的普遍性中”，“思维对特殊性采取漠视态度”，如爱里亚派所谓存在和赫拉克利特所谓变易，“自应被指斥为形式主义”⑥。近代经验科学与作为逻辑学的思辨哲学之间有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验科学为哲学思辨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材料，“哲学的发展实归功于经验科学”；另一方面，思辨哲学“赋予科学内容以最主要的成分：思维的自由（思维的先天因素）”，“又能赋予科学以必然性的保证”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又说：“精神是知性的理性或理性的知性，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⑧“比两者都高的思维”的思辨综合了知性的肯定性原则和理性的否定性原则。这种思辨辩证法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改造。他说，康德正确地“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但只是从否定方面看待辩证法，因而得出“理性不能认识理性的东西”的奇怪结论。黑格尔要求“从它的肯定方面来把握”理性对象，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⑨。确实，理解黑格尔的思辨非常困难。“思辨”现在是一个贬义词，含有“否认感觉”、“轻视经验”、“罔顾事实”等含义，这些看法没有看到，黑格尔的思辨是精神贯穿于人类感觉和经验的运动所达到的最高形式，思辨以纯概念形式把握感性的质料和经验的内容。对黑格尔而言，无概念的事物本身没有意义，他说，逻辑思辨的对象“不是事物（dieDinge），而是事情（dieSache），是事物的概念”瑏瑠。通过事物的概念，感性对象和经验事物不但没有丧失其内容，反而在意识中显现出它们的本质和真相。黑格尔哲学根本谈不上是“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的认识论”。他所批判的“知性思维”恰恰是理智主义（现代西文的“知性”或“领会”Verstehen，understanding，compréhension都来自拉丁文的intellec－tus，即“理智”）。而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超出认识论，涵盖了人类的知情意的内容。对待“泛逻辑主义”的批评，可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回应：“纯概念就是对象的核心和命脉……这个逻辑的本性，鼓舞精神，推动精神，并在精神中起作用，任务就在于使其自觉。”①

二、精神的真理

“真理”是一个崇高的概念，哲学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但是，古往今来也有蔑视、无视和轻视的态度。黑格尔总结了对待真理的错误态度。其一，有权势者对真理弃如敝履，当耶稣说他来是为真理作见证时，审判者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新约•约翰福音》18：38）“他的意思是说”，黑格尔解释道：“他已经看透了真理是什么东西，他已经不愿理会这名词了，并且知道天地间没有关于真理的知识。”其二，普通人以为真理无用，即使为求真理而学哲学和逻辑，“末了又复回到这无常世界的沙岸，与最初离开此沙岸时一样地毫无所谓，毫无所得”。其三，头脑简单、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相信他们一生下来现成地便具有宗教和伦理上的真理”②。最后，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态度是真理不可知论，因为这在哲学内部拆了哲学的台。他归咎于康德知性思维的影响：“它所主张的观点是：真理建立于感性的实在之上，思想只有在感性知觉给与它以内容与实在的意义下，才是思想；而理性，只要它仍然还是自在自为的，便只会产生头脑的幻影。由于理性这样自暴自弃，真理的概念也就跟着丧失了……知识降低为意见。”③黑格尔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康德固然将知识当作主观和客观都充分的真，以区别“主观上的充分性叫作确信，客观上的充分性则叫作确定性”④，但既然他把“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而把理性排除在客观真理之外，那么黑格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康德所说的知识很难与主观确信的意见相区别。黑格尔区分了真理与确定性，认为确定性是主观的，充其量只是“主观真理”，而没有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关于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论”认为，“我们的表象与一个对象相符合叫做真理”。黑格尔批判说：“这说法预先假定有一个对象，我们的表象应与这对象相符合。”这对象之所以是“预先假定”的，因为它本身也是表象，被规定为一个观念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标准，判断其他表象是否与这个观念的内容相符合。比如，“真朋友”与预先假定的“友谊”观念相符合，“真艺术品”与特定的“好艺术”的观念相符合，“不好政府”与特定的“真政府”的观念相矛盾。黑格尔说，“符合”只是假定了被当作真理标准的观念内容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证明这个观念必然为真，“像这类正确的但又是不真的观念，我们脑子里面可以有很多”⑤。这种自以为正确的不真观念其实是表象中的一种思维，不过，这种“思维自诩过高，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工作”，“不但未能认识真理，反而推翻了政府和宗教”；因此，真理观不只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时代精神的现实性问题：“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便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⑥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要求在认识对象之前考察认识能力。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他用“媒介”和“目的”的关系说明认识论哲学的偏差。认识能力的批判本来只是认识真理的手段，最终却成为回避真理的理由，“导致了目的的反面”⑦。与认识论中流行的“符合论”相对立，黑格尔说：“把真理认作自身的符合，构成逻辑学的真正兴趣。”他欣赏斯宾诺莎所说“真理是它自身的标准，又是辨别错误的标准”⑧。但是，“自身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准则，也不是演绎的规则和证明，而是内容与形式的动态关系。对黑格尔而言，形式始终是思维及其概念，而被概念把握的内容则是表象、经验和理性对象。如前所述，在不同层次的精神运动中，普通概念（共相）经由普遍的经验概念上升为知性概念和理性概念。对这四种概念，黑格尔有两种组合：一是把经验概念和知性概念合称为思想，另一是把知性范畴和理性概念合称为纯概念。第一种组合的意思是，思想改变了“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在意识中呈现出这些感性对象的真相①；第二种组合一方面说“纯概念”不与表象和经验的内容相混杂，另一方面说“纯概念”从表象和经验中提炼出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比经验的普遍概念更接近于真理。黑格尔把“纯概念”的运动称为“客观思想”。他说：“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②客观思想以理性对象为内容，以纯粹思维为形式，理性对象与纯粹思维形式是自在自为的统一。“自在”指不依赖他物的统一，不像感性对象和形式的统一有赖于共相，经验对象和普遍概念的统一有赖于知性；“自为”的意思是为了自身的能思自觉地运动。黑格尔把客观思想的全体称作理念（DieIdee），而个别的“纯概念”和思维形式是理念的要素。他说：“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形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写成的事物。”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真相是一个整体。”④这也适用于逻辑学，既然理念是逻辑纯范畴的全体，“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无异于说“真理就是逻辑的对象”⑤。黑格尔的真理观常被指责为“武断”，“未经证明”，“缺乏确定性”，是“独断主义”，“排拒经验的检验”，是“绝对的、无所不包的，因而是封闭的体系”，等等。文本证据表明，黑格尔已经料到种种指责并预先准备好答辩。针对如何证明逻辑范畴的真理性问题，黑格尔回答说，不能从自明的定义出发来证明逻辑范畴的普遍必然性，因为“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它的发展里，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⑥。他的《精神现象学》审视了经验意识发展的全过程，结束于“绝对知识”。康德把认识形式可能性条件的证明称作“演绎”，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在《逻辑学》“导论”中说：“精神现象学不是别的，正是纯科学概念的演绎，所以本书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种概念及其演绎作为前提”，经验意识发展过程的结果即是纯范畴的证明，证明了“一切形式意识的真理”⑦，也保障了纯范畴或“客观思想”的确定性。而逻辑学要沿着精神现象学表述和证明经验意识真理的方法来表述和证明纯范畴的真理性。“我认为”，黑格尔满有信心地说：“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⑧不难理解，“真理符合自身”是达到“真理”与“确定性”、“客观性”与“证明”相一致的精神发展的结果。反之，历史上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对立是主观与客观、真理与确定性相分离的结果。黑格尔所反对的怀疑论不是怀疑感官可靠性的古代怀疑论，而是怀疑“知性所坚持的坚固不移的东西”，即倒退到“假定经验、感觉、直观为真”的休谟式的近代怀疑论⑨。他认为知性思维不能抵抗近代怀疑论，只有辩证思维才能“把怀疑论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即，保存了对感性和知性的否定原则，又扬弃了否定，肯定理性的矛盾“有确定的内容”瑏瑠。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思辨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怀疑论，更不是独断论。黑格尔从不回避经验的检验，相反，他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我们对这种内容的最初意识便叫做经验”，“哲学必然和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瑏瑡。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有两重优先性。一是时间次序的先在，黑格尔承认：“按照时间的次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能思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地认识和把握。”①这段话可以解释经验为什么是最初的现实意识以及检验真理的外在标准。其二，“现实性”的范畴相对于表象的“定在”和经验的“实存”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只有纯思维的现实性或“客观思想”才是真理的最终标准和全体。黑格尔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②黑格尔和康德一样，要确认经验的先验条件，不同的是，康德止于知性范畴，而黑格尔进一步走向思辨范畴的理念。他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能真实如此的地步。”③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最易遭批评。首先要理解，“绝对”的意思是“最高”或“最终”，但“绝对”只是某一领域的最终和最高，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绝对”，因为精神的发展没有止境。《精神现象学》最终达到的“绝对知识”是经验意识的最高知识，而《逻辑学》最终达到的“绝对理念”是诸多逻辑范畴的最高范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事实上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不仅是同一的，而又是有区别的。”④这就是说，逻辑上主客观绝对统一，不等于事实上主客观绝对统一。正因为绝对理念含有主观和客观的事实差别，“绝对理念”才会把自己“对象化”，首先异化为自然界的对象，在克服其中的主客观矛盾后又返回精神自身，相继对象化为主观精神的意识、客观精神的制度和绝对精神的思想。“绝对精神”最后阶段的哲学只能写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但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哲学的发展终结于自己的体系。他在去世前一周还在修改19年前写的《逻辑学》。他在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他完全意识到研究对象本身及其阐述之困难，也完全意识到第一版的缺点，他要弥补这些缺点，但这一次修改是不够的，如果有时间，要作七十七遍修改才好⑤。如果要说黑格尔哲学有绝对性的话，那应理解为：他认识的辩证法的无限运动与他做哲学的包容精神是知行合一，他为如何建构哲学体系树立了一个典范。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他描述了对待客观真理的种种主观态度：武断的态度是虚幻的骄傲，与此相反的漠视的态度是反对真理的鄙视，因为欲速而不达而对真理失望是“理性之恨”⑥，彻底的怀疑导致的“绝望”⑦，等等。黑格尔说，正确的哲学态度应该在真理面前保持“谦虚”，即“不附加任何特殊的特质或行动上的主观性”，同时保持“高贵态度”，即把真理所把握的事物本质当作我的精神的自由产物。哲学的谦卑和高贵应相一致，因为“高贵性即在于摆脱一切特殊的意见和揣测，而让事物的实质当权”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然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完全抛弃了客观真理。在认识论领域，回到黑格尔所批判的主观确定性，把经验检验当作真理的终极标准。更为甚者，在价值哲学和文化领域，相对主义盛行，最后导致否定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黑格尔把对真理虚幻骄傲、鄙视、“理性之恨”、“绝望”当作没有哲学修养的人的主观态度；而现在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们却为这些情绪披上高贵的外衣，排斥真理、否定哲学成为主观虚无情绪的偶像狂欢。正如黑格尔所说，把一个以普遍为原则的哲学与一个根本否认哲学的学说平列起来，“认为二者只是对哲学不同的看法，这多少有些像认为光明与黑暗只是两种不同的光一样”⑨。现代哲学的状况岂不令人悲乎？

三、精神的自由

黑格尔说，自由是“精神无限权利的范畴”瑏瑠。在逻辑学领域，他区分了精神自由的三个层次：其一，揭示经验科学一般规律的真理，即，证明“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①，而不至于像康德那样把自然规律的决定论与人的自由当作“二律背反”。其二，精神把握和创造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他说，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比如，歌德的精神，“静观自然，透视历史，能够创造伟大的经验，能洞见理性原则，并把它抒发出来”。其三，自由是自在自为的认识真理的纯思想，“人采取纯思维方式时，也就是最为自由”②。“爱智慧”的希腊哲人第一次达到了纯思维的自由，那是“翱翔于海阔天空是自由思想，在我们上面或在我们下面，都没有东西来束缚我们，我们孤寂地独立地在那里沉思默想”③。黑格尔鼓励青年人经过长期、艰苦的逻辑思维训练，能够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同时希望“哲学能够卸下‘爱知识’这个名号，成为一种现实的知识”④。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关于经验意识的现实知识，而《法哲学原理》是系统地论述自由意志的现实知识。黑格尔和康德一样相信自由的主体是人的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首先是道德主体，而黑格尔的自由意志首先是权利主体；康德认为道德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则说：“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⑤能不能说黑格尔轻视道德，相信人性的根本恶，把自由归结为只有上帝才能实现的目标呢？我以为不能如此解释。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人的内在主观性领域，“它主要以尊严的形式表现出来。尊严的基础就在于它涉及一个为我而在的不可触动的领域”⑥。黑格尔与康德的分歧在于，黑格尔更加关心自由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他说：“法的东西是自由意志的外部定在，意志在一个外在领域赋予其自身以实存。意志使自身成为客观的；人只是作为财产所有者才是自由的。”⑦固然，康德也认为法权是自由意志的外部表现，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法权概念当作道德概念，法权的普遍原则是先验道德律的正当性⑧。康德的法哲学属于“德治”范畴，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则丰富发展了现代“法治”思想，认为道德只是法权制度的内在环节和中介。黑格尔把人占有物的所有权作为意志自由的最初形态，物权是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自由。但是古代社会只知道物权，不承认人权，甚至有权把人当作占有物（奴隶），对冒犯物权的人的身体施加惩罚的报复。因此，最初的物权和保护物权的抽象法是对人的不可剥夺尊严感的野蛮摧残，因而需要道德的扬弃。黑格尔没有把道德看作人的善良本性，也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规则。他认为个人内在道德意识与外在的法权制度有对应关系。依据“故意”来“追责”的道德意识，否定了“抽象法”人身刑罚的合法性；而“意图”与“福利”相结合的道德意识是市民社会的幸福观。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并不是“理性存在者”固有的“纯粹实践理性”，而是现代社会发展出的更高的道德意识。黑格尔说：“人作为良心，已不再受特殊性目的的束缚，所以这是更高的观点，是首次达到这种意识、这种在自身中深入的现代世界的观点。”⑨把“伦理”（Sittlichkeit）与“道德”（Moralitt）区别开来，是黑格尔的一大发明。古希腊文的ēthikē和拉丁文的moralis是同义词，现代语言也不区分伦理道德，哲学家把伦理学等同为道德哲学。黑格尔在哲学上首次把伦理作为高于道德的自由意志发展阶段。在伦理阶段，道德的内在意识发展为社会习俗，内在的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格得到外部法权制度的保障。Sittlichkeit没有相应的英文名词，被译作ethicallife（伦理生活）。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不只是生活方式，而是主观的伦理习俗和客观的伦理实体的结合。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三个伦理实体，三者分别有自身的习俗和法权制度。概言之，这三个伦理实体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有连续发展关系。黑格尔把德国启蒙强调的教化看作伦理习俗的发展。他说：“教化（dieBildung）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dieBefreiung）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在主体中，这种解放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反对举动的纯主观性，反对情欲的直接性，同样也反对感觉的主观虚无性与偏好的任性。（……）同时，特殊性通过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所达到的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即知性”，最后到达理性：“主观意志获得自身的客观性，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它才有价值或能力成为理念的现实性。”①相应地，客观的法权制度越来越全面、具体地保障人格的自由和尊严。伦理家庭的教育培养了“自由人格”，而市民社会的法权制度保障其成员的所有权和个人尊严，市民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私人，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具有平等权利和个人尊严。黑格尔说：“这里初次，并且也只有在这里是从这一涵义上来谈人（Mensch）。”②而现代国家实现了最高形态的自由，即具体的自由。关于具体自由的含义，黑格尔说：“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③

四、澄清几个误解

现实性范文篇6

作业成本计算（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是西方国家于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在先进制造企业首先应用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

近一、二十年来，在电子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高度自动化的先进制造企业，带来了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巨大变革，适时制（jit）采购与制造系统，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零库存、单元制造、全面质量管理等崭新的管理观念与技术应运而生。高度自动化的先进制造企业，能够及时满足客户多样化，小批量的商品需求，快速地、高质量地生产出多品种少批量的产品。在这种崭新的制造环境下，企业传统采购与制造过程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应地，原来为传统采购与制造乃至企业决策服务的产品成本计量与控制、会计决策、业绩评价等会计理论和方法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例如，在先进制造环境下，许多人工已被机器取代，因此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固定制造费用大比例上升。70年前的间接费用仅为直接人工成本的50%～60%，而今天大多数公司的间接费用为直接人工成本的400～500%；以往直接人工成本占产品成本的40～50%，而今天不到10%，甚至仅占产品成本的3～5%。产品成本结构如此重大的变化，使得传统的“数量基础成本计算”（如以工时、机时为基础的成本分摊方法）不能正确反映产品的消耗，从而不能正确核算企业自动化的效益，不能为企业决策和控制提供正确有用的会计信息。其最终后果是企业总体获利水平下降。;

作业成本计算是一个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它以作业为中心，而作业的划分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工艺流程（各车间）的各个环节、质量检验、总装，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最终计算出相对真实的产品成本。同时，通过对所有与产品相关联作业活动的追踪分析，为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增加“顾客价值”，提供有用信息，促使损失、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提高决策、计划、控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

由传统的以数量为基础的成本计算发展到现代的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是成本会计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因为面对间接费用在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日趋增大、产品品种的日趋多样化和小批量生产的市场需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和贸易壁垒消除的新市场条件，继续采用早期成本会计控制大批量生产条件下产品成本的方法，用在产品成本中占有越来越小比重的直接人工去分配占有越来越大比重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如质量检测、试验、物料搬运、调整准备等），以及忽略批量不同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等等，必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失真，从而引起经营决策失误、产品成本失控。传统成本计算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却处处隐藏暗礁，隐藏着不盈利的产品。作业成本计算与传统成本计算不同的是，分配基础（成本动因）不仅发生了量变，而且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仅限于传统成本计算所采用的单一数量分配基准，而是采用多元分配基准；它不仅局限于多元分配基准，而且集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于一体，并且特别强调非财务变量（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调整准备次数、运输距离、质量检测时间等）。这种量变和质变、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相结合的分配基础，由于提高了其与产品实际消耗费用的相关性，能使作业成本会计提供“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

西安农业机械厂是我们进行作业成本会计课题研究所选取的第一个试点企业。该企业虽非先进制造企业，但由于其生产的产品数量差异很大（数量最高的产品——四轮拖拉机，是数量最低的产品——喷灌机的50多倍），并且制造费用与直接人工费用的比例高达200%之多，已具备适合运用abc的一定条件。为此，在该企业我们采取如下研究分析步骤：（1）选择主要作业；（2）归集资源的费用到同质成本库；（3）选择成本动因，计算各成本库分配率；（4）根据成本库分配率把各成本库中归集的制造费用分配给产品；（5）计算产品成本。通过对试点企业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代表试点企业销售成本55.97%、产量64.39%的高产量产品——四轮拖拉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其成本被多计4%，相反，代表试点企业销售成本10.95%、产量2.97%的低产量产品——12行播种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其成本被少计21.2%。如果扣除直接记入产品成本的直接材料成本后，差异则更为明显，四轮拖拉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被高估46.5%，12行播种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被低估42.5%。这很好地验证了作业成本会计理论中提到的传统成本计算高估高产量、低复杂程度产品的成本；低估低产量、高复杂程度产品成本的结论。这种产品成本的扭曲，使产品的毛利率和产品利润发生严重扭曲，四轮拖拉机在传统成本法下的毛利低于其实际制造的毛利，单位产品毛利被低估292元。1997年l-5月份期间生产的1，083台四轮拖拉机毛利共被低估316，236元。这种错误的毛利信息严重影响管理者的决策：第一，由于高估了四轮拖拉机的成本，在需要降低售价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企业不敢降价，因此会降低产品市场竞争力，失去扩大该产品市场的机会，从而影响到企业当期和未来的收益；第二，由于低估了四轮拖拉机的毛利，高估了12行播种机的毛利，在企业有限的生产资源需要选择投入方向情况下，管理者很可能做出减少四轮拖拉机的产量，增加12行播种机产量的错误决策（实际上正确的决策应该恰恰相反），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企业受到双重损失、总体获利水平下降。

二、作业管理及其实际应用

需引起注意的是，作业成本计算的意义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会计计算。abc以“作业”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现在已从成本的确认、计量方面转移到企业管理的诸多方面，一个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正在形成。作业管理是把管理重心深入到作业层次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念。它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最终增加“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西方国家在运用abc时，重点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作业成本计算实施作业管理。我国企业目前管理方法、管理手段较为落后，理论界对如何应用作业成本计算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谈的较多，而对如何由作业成本计算进入到作业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提得不够。实际上作业成本法的最持久的好处，是使管理者知道哪些作业是增值作业，哪些是不增值作业；哪些是关键作业，哪些是一般作业；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不增值作业，抓住关键作业，使采取的管理措施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和增加企业价值。例如，通过作业分析，管理者能识别并消除那些“不增值作业”和浪费，并能更好地理解生产过程。

从作业管理的实质来看，作业管理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外部顾客的角度出发，尽量通过作业为顾客提供更多的价值（价值指顾客就企业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所愿意支付的金额），二是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尽量从顾客提供的价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企业管理必须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作业分析具体包括如下步骤：（1）分析哪些作业是增值的，哪些作业是不增值的。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各项作业一般都是增值作业，比如西安农械厂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制模、浇铸、下料、冲压、成形、装机、调试等作业。不增值作业指对增加顾客价值没有贡献，或者凡经消除而不会降低产品价值的作业，比如储存、移动、等待、检测等作业。管理者应尽可能减少这部分作业。（2）分析重要性作业。企业的作业通常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上千种，对这些作业一一进行分析是不必要的，因为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根据重要性原则，只能对那些相对于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而言比较重要的作业进行分析。（3）把企业的作业同其他企业类似的作业进行对比。因为增值的作业并不意味着有效和最佳，通过与其他企业先进水平的作业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某项作业或企业整个价值链是否有效，寻求改进的机会。例如，产品设计?分析作业之间的联系，作业成本计算法下的各种作业相互联系，形成作业链，理想的作业链应该是使作业完成的时间最短和重复次数最少。由此我们知道，作业管理不仅仅是一项管理工作，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不断改进企业作业活动的动态过程。在作业成本计算的基础上，我们对西安农械厂提出了如下管理建议。

2.1通过作业链、价值链分析，降低成本

（1）在进行价值链分析中，我们发现生产协调、检测、修理和运输这四个作业虽然是不增加顾客价值但又无法消除的作业，但是它们的耗费是可以减少的。例如生产协调、检测、修理这三个作业，它们的冗员较多，以前是划在各个分厂内，人员散布在各个岗位，虽觉得有冗员，但说不清哪里多人，按作业定岗定员，将以前分散的人员汇总，问题就立刻实现出来。每个作业均可裁掉一半人员，耗费将下降1/3左右。

（2）通过作业链分析，发现西安农业机械厂生产作业安排较为混乱。针对上述情况，在作业管理方面有如下建议：总体是根据销售量确定生产量，根据生产进度状况确定库存，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计划评审法（pert）进行生产安排。首先逆推某种产品生产时间进度，由交货期确定交库期，根据交库期确定各部件交付组装的时间，由此再结合各工序是并行生产还是串行生产以确定其投料及在各车间的生产时间。各种产品生产时间确定后，进行优化处理，找出关键路径，并在实际生产中对关键路径上的工序作业严格控制，以保证客户需求。这里的方案取舍要以效率高、成本低为判断标准。效率高就是各工序前后衔接好，尽量减少空闲时间，实现协调生产；成本低主要指减少困生产不同产品的设备调整次数及降低库存成本等。

2.2消除或减少不增值作业，降低成本

运输作业主要是厂内运输，主要运输工具是叉车。将分散在各分厂的叉车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作业管理后，有3、4台叉车显得多余。这主要是因为将叉车集中管理后，提高了利用率，灵活性增强。例如以前铸造分厂有两台叉车，而实际中每天只有下午4点至6点期间，零部件落沙后才用，其余时间很少用，造成资源浪费。现在不但可以取消总厂原定的购买一台新叉车的计划，还可以将多余的叉车出售，从而省掉了新叉车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又降低了现有叉车运行成本，体现了资源集成的思想。

2.3深入作业层次加强管理，提高企业价值

（1）提高零部件设计的通用性，降低相关作业的成本。例如模具制作作业，其消耗的资源与零件的种类数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减少零件种类数以降低模具制作作业的资源消耗。具体做法是设计零件时注重考虑其通用性以减少零件种类，这在24c和24a大型播种机上表现最明显，两产品设计时对零件通用性考虑不够，导致两者实际差别较大。设计人员也认为原本是可以提高两产品零部件通用性的，但当时没有过多考虑成本问题，仅从技术角度来考虑。这一点企业目前正在考虑重新设计24c播种机。同时企业正准备开发14行播种机，6行铺膜机，将成本方面的考虑融入到设计之中。

（2）在划分作业中心基础上，总厂由控制5个分厂变为控制14个作业中心，将利于原材料的管理。当总厂可以直接监测14个作业中心的消耗情况时，信息反馈速度将明显加快，加强了总厂对生产的管理力度。总厂的有力监督将有效地促使各作业中心加强材料管理，浪费、毁损现象将被有效地控制。

2.4进行作业关系分析，合理安排生产，降低作业成本

例如机器准备作业，准备次数为资源动因，降低其成本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准备次数。减少调整准备次数的前提是要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因此就必须合理安排各种产品生产，尽量减少重复倒换工装的次数，以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2.5分析确定关键作业，加强物资采购工作

物资采购效益涉及到材料质量、采购价格等因素。这些因素对顾客和企业都是重要的。物资采购时，应尽量做到货比三家，努力降低采购价格。采购的物资材料、配件、外协件等，进厂时严格进行质量检测，建立健全的退货、换货制度。如果因质量问题造成成本上升，要追究到采购责任人。另外，还要加强物资的库房管理，如因主观原因造成的损失、浪费，要追究库房管理人员责任。

现实性范文篇7

［论文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从本质上来看，这无疑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及国际责任的定位，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促使中国加速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国家利益、国家身份、国家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思考国家的现实利益，而另一方面又要从国际层面考量国家利益并对国际责任定位。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关系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国际战略和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王逸舟认为：“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从共同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增进全球利益，而全球利益的维护，则需要国际责任的分担。因此，笔者认为，国际责任不仅体现了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客观诉求和战略选择。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世界都有一份责任，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本身有强弱大小之别，加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历史原因，各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和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一国的国际责任也随着国家利益变化而变化。比如，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既反映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希望中国成为现存体系的维护者，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大国试图防范中国，遏制中国的矛盾心态。又如，日本承担了较多联合国会费既可以反映其经济实力，也反映了日本欲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可见，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是相辅相成的。

二、国际体系中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一旦一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确立，它必会成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主要任务。国家利益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相加，其内容纷繁复杂，既有长远与短期之分，物质与精神之分，也有实在与潜在之分，重要与次要之分。下面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新时期我国在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1.和平发展利益。指出：“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②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平发展既是中国根本利益的体现，也是中国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出发点。

2.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最核心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新世纪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更加复杂，中国面临正面临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极端分裂势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问题、冷战思维、环境安全等。这些都是制约和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威胁中国安全的重要因素。

3.国际体系中的共有利益。共有利益强调的是两者或两者以上利益相重叠或交叉的部分，即它们之间的利益关联性或关联程度。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逐渐摆脱相对孤立的外交政策，开始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到国际机制中，并迅速成为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几乎为零，但到90年代中期，其数量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通过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一方面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与别国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制度和修正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性质，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责任利益也随之扩大。

三、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责任定位

1.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各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负有责任。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大国，应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首先，作为人口大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其次，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第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第四，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时，一向对各国坚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从不把自己当成恩施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中国是积极参与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全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使各民族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他国的合法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全球问题表现为经济发展、粮食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核武器扩散、移民、走私、有组织跨国犯罪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诸多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充斥着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所以在要求各民族国家为全球共同利益付出相应责任的同时，发展中国家更要争取公正合理的制度规范，从而使各国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如果国际制度过于不公正，不仅全球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还会对中小国家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成为霸权主义谋取私利的工具。从根本上说，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有很多发展瓶颈要突破，有很多内部问题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因此，中国只能在国力允许的条件下承担有限的“国际责任”。鉴于“中国责任论”背后所包含的复杂的两重性内涵，中国在应对“中国责任论”时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道义原则判断国际是非曲直和利害关系，决定自己的政策。一方面，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的“国际责任”，中国要准备积极承担、多承担，如支持国际反恐、反核扩散、减灾防灾、联合国维和等。另一方面，对不符合中国利益与道义原则以及超出中国能力之外的、由西方及美国强加的“中国责任”，中国则应灵活应对。

3.中国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和建设者。2005年9月15日，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特别强调要提倡包容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世界。“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遵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化，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③。和谐世界既是和谐社会的延伸，也会为和谐社会提供有利的环境。所以，“内建和谐社会，外求和谐世界，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新时期应有的内外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④。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共同和谐发展的建设者。

四、结论

毋庸置疑，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国际责任的增加。因此，既要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期待的国际责任与中国发展现实存在着矛盾，应充分考虑国家实力，保持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负责的大国”的界定和要求，不宜盲从，但同时也应看到，从国际和全球视角认识国家利益维护与国际责任承担，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合作，谋求国际体系的共同利益，倡导共同维护和构建和谐世界，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战略选择。

注释：

①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现实性范文篇8

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把“哲学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根本上在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对文献的当代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构建哲学的新形态，而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加以发展。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阐述了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关系，认为问题中的哲学要以哲学中的问题为基本的理论前提，探索“哲学中的问题”所蕴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结束之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构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根本的问题中的哲学。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问题，需要澄清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正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大贡献。意识的能动性、自由的能动性等等，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贡献。从康德的主观思想的能动性到黑格尔客观思想的能动性再到马克思的现实、实践的能动性，是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一条清晰的脉络。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是如何增强问题意识。第一点就是应该恰当地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第二点是合理地研究问题，主要是问题如何进入哲学的视野，并且以哲学的方式予以关照和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大重点，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要正确处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必须对理想性和现实性进行划界。无论着眼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还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当展，在现实性和理想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应当走出黑格尔哲学传统，对二者做一个界分。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不同意马克思哲学的康德式解读。康德哲学区分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理性和感性、应然和实然，但做出这一区分的原则是主观思想。黑格尔则基于客观的理性批判了康德的主观思想，马克思就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黑格尔。此外，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区分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存在，现实本质上是理念的，唯独现实的东西才是超越性的。吉林大学贺来教授认为要区分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和常识意义上的现实，哲学所把握的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既成“事实”，而是寄托和凝聚了哲学家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憧憬的一种“虚灵的真实”；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马克思不是把“现实”理解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也不是把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归结为抽象的理性，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从而达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朱红文教授认为按照黑格尔式的理性理解现实，虽然更接近经典的马克思，但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规定和问题。整个近代西方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问题就是把概念的问题、理想性的东西当作现实来操作。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或理性主义时代的错误。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分析哲学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扬弃了独立的哲学，而建立一种以分析现实社会矛盾为任务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在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并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按照这种哲学观，哲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而不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从而达到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认为要破除对现实性和超越性庸俗化的理解，哲学研究既不能沦为现实的论证，也不能囿于形式主义的学术诉求。要在现实性和超越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马克思哲学那里，现实性和超越性是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

现实性范文篇9

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来指建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其整体的艺术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建筑,有其主题,用来表现这个主题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写意,可以比喻､夸张,也可以对比等｡人们接触一个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影响着人们对该建筑的总体评价｡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国孚日山区的朗杳教堂,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一种虔诚和肃穆的感觉,它通过比喻,把教堂的外观形式设计成一个像一双正在祈祷的手,以此来表现其教堂的主题｡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创造,内部小巧的空间与开阔的室外环境利用,使这个教堂独具魅力｡美国建筑师莱特设计的唯一教堂,同样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双正在祈祷的一双手,但是它的风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橙色的运用,给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锐一些,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好象是有种直接聆听上帝教诲的感觉｡同样是教堂,同样可以找到祈祷的手的象征的意义,但是两种在颜色和外形的运用上的差异,使这两个教堂给人的感觉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现是离不开现实性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给建筑的表现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当地的人文基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还有环境条件等都影响了建筑的发展｡

古希腊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丽端庄,肃穆大方,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的艺术精神,人体美和美丽的神话都深深的影响了古希腊的建筑｡到了古罗马,随着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现,有了像万神庙和凯旋门这样的通过几何和宏伟的外型来表现伟大建筑｡帆拱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圣马克教堂,通过帆拱技术来构筑大空间,给人以广阔的感觉｡以后的罗马风,歌特以及以后的现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发展都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进行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国际设计竞赛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银屏,由RTKL国际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所合作设计｡此方案通过光线､材料及其空间变化把电影从拍摄､制作和上映的各个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总体上透着电影的虚拟性特点｡而其与绿色的全面结合,既融入了环境,体现了生态概念,又用了绿色将生命的概念植入电影这一人为艺术中,成为“生命之树长青”理念的载体｡

可见,浪漫性是建筑的性格和活力的体现｡它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寓意,都体现了建筑师的特点和风格,也体现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的特点｡

2建筑的现实性

这里所说的现实性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建筑的技术和材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一个脱离了现实的建筑就算多么的浪漫和多高的艺术性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进一步说,脱离了现实的建筑是不会具有多高的艺术性的,那是梦幻中的空中楼阁｡先看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国家电力调度中心”,作为长安街上的建筑,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其典雅､内在的气质和古都的城市环境相协调,结合地域性的特征,能充分考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点,在对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的融合,室内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上做了积极的尝试｡以现代建筑的设计理念,力求充分体现当代的先进科学水平,以期形成以艺术､人文､和谐､技术为特征的当代建筑的风格,来充分体现时代特征和首都风貌｡它是浪漫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的体现｡

2.1建筑与科学

科学是建筑的技术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建筑设计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新的思路｡例如上海黄浦江上的南浦大桥,这种斜拉丝悬索桥只有在近代的钢丝和结构力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

出生于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就是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典范｡他对建筑设计的研究涵盖着科学分析､数学论证､仿生演绎等,以其学识和想像力把雕塑､建筑与结构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解决建筑问题的新思路,其作品堪称科学与艺术想结合的典范｡他的这种思路和风格体现了建筑应该是“科学+艺术>建筑”的时代体现｡

建筑与科学的结合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抽象思维和具体思维相结合的体现｡科学为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艺术又给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建筑与环境

建筑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一起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于是,在这里景观的协调成为中心｡和谐是主要的思想,而建筑和背景以及其他建筑的关系成为影响建筑形式和风格的主要因素｡

E·H·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提出了背景秩序的问题,他认为背景秩序的建立,需要弱化该形象对人的视觉造成的刺激,最主要的原则是要避免“视觉显著点”的形成,从而维护背景环境的整体秩序｡背景环境需要保持相对低平的景观位势,就其中的某一个背景元素来说,需要采取与周围建筑统一的设计手法,即在实体位势因素(高度､造型､材料､色彩等)方面作出呼应,减少彼此间对比,达到“背景协同”｡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莱特的流水别墅体现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与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和广场上人流的环境氛围结合起来,既作为了广场的一个标志,又给人一种宏伟,肃穆的感觉｡

2.3建筑与人

大家都知道建筑要以人为本,从人们的真正需要出发,来进行设计,在“以人为本,融于环境”的前提下,再进行艺术的创造,美的勾画｡

西萨·佩里建筑师事物所设计的工程项目包括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马来西亚KLCC大楼､华盛顿里根机场等｡他们坚持“回映建筑”的思想｡这个思想特别强调对特定条件的全面回应的重要性,而获取最佳设计｡特别关注业主的需求､造价､技术和环境｡他们为日本的森大厦业主设计的作品“爱宕青山”通过精巧的设计,高效的高层塔楼和最大程度的开放空间,尽可能保持所有的自然环境,也是他们“回应建筑”的体现｡

3总结

建筑的浪漫性和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它们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过于追求浪漫性就会花费太多的经济和人力,而又不一定能满足现实性的要求｡而过于追求现实性就会使作品没有特色,平淡无味｡我们未来的建筑应该是本着以现实性为前提的思想,考虑业主的需求,周边的环境,现有的科学技术和建筑工艺,在这些要求中追求高雅的艺术和美感｡我们只要把握好建筑的浪漫与现实二重性,就能设计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杰作｡

现实性范文篇10

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来指建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其整体的艺术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建筑,有其主题,用来表现这个主题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写意,可以比喻､夸张,也可以对比等｡人们接触一个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影响着人们对该建筑的总体评价｡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国孚日山区的朗杳教堂,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一种虔诚和肃穆的感觉,它通过比喻,把教堂的外观形式设计成一个像一双正在祈祷的手,以此来表现其教堂的主题｡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创造,内部小巧的空间与开阔的室外环境利用,使这个教堂独具魅力｡美国建筑师莱特设计的唯一教堂,同样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双正在祈祷的一双手,但是它的风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橙色的运用,给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锐一些,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好象是有种直接聆听上帝教诲的感觉｡同样是教堂,同样可以找到祈祷的手的象征的意义,但是两种在颜色和外形的运用上的差异,使这两个教堂给人的感觉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现是离不开现实性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给建筑的表现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当地的人文基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还有环境条件等都影响了建筑的发展｡

古希腊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丽端庄,肃穆大方,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的艺术精神,人体美和美丽的神话都深深的影响了古希腊的建筑｡到了古罗马,随着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现,有了像万神庙和凯旋门这样的通过几何和宏伟的外型来表现伟大建筑｡帆拱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圣马克教堂,通过帆拱技术来构筑大空间,给人以广阔的感觉｡以后的罗马风,歌特以及以后的现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发展都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进行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国际设计竞赛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银屏,由RTKL国际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所合作设计｡此方案通过光线､材料及其空间变化把电影从拍摄､制作和上映的各个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总体上透着电影的虚拟性特点｡而其与绿色的全面结合,既融入了环境,体现了生态概念,又用了绿色将生命的概念植入电影这一人为艺术中,成为“生命之树长青”理念的载体｡

可见,浪漫性是建筑的性格和活力的体现｡它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寓意,都体现了建筑师的特点和风格,也体现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的特点｡

2建筑的现实性

这里所说的现实性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建筑的技术和材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一个脱离了现实的建筑就算多么的浪漫和多高的艺术性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进一步说,脱离了现实的建筑是不会具有多高的艺术性的,那是梦幻中的空中楼阁｡先看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国家电力调度中心”,作为长安街上的建筑,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其典雅､内在的气质和古都的城市环境相协调,结合地域性的特征,能充分考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点,在对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的融合,室内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上做了积极的尝试｡以现代建筑的设计理念,力求充分体现当代的先进科学水平,以期形成以艺术､人文､和谐､技术为特征的当代建筑的风格,来充分体现时代特征和首都风貌｡它是浪漫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的体现｡2.1建筑与科学

科学是建筑的技术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建筑设计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新的思路｡例如上海黄浦江上的南浦大桥,这种斜拉丝悬索桥只有在近代的钢丝和结构力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

出生于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就是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典范｡他对建筑设计的研究涵盖着科学分析､数学论证､仿生演绎等,以其学识和想像力把雕塑､建筑与结构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解决建筑问题的新思路,其作品堪称科学与艺术想结合的典范｡他的这种思路和风格体现了建筑应该是“科学+艺术>建筑”的时代体现｡

建筑与科学的结合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抽象思维和具体思维相结合的体现｡科学为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艺术又给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建筑与环境

建筑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一起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于是,在这里景观的协调成为中心｡和谐是主要的思想,而建筑和背景以及其他建筑的关系成为影响建筑形式和风格的主要因素｡

E·H·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提出了背景秩序的问题,他认为背景秩序的建立,需要弱化该形象对人的视觉造成的刺激,最主要的原则是要避免“视觉显著点”的形成,从而维护背景环境的整体秩序｡背景环境需要保持相对低平的景观位势,就其中的某一个背景元素来说,需要采取与周围建筑统一的设计手法,即在实体位势因素(高度､造型､材料､色彩等)方面作出呼应,减少彼此间对比,达到“背景协同”｡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莱特的流水别墅体现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与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和广场上人流的环境氛围结合起来,既作为了广场的一个标志,又给人一种宏伟,肃穆的感觉｡

2.3建筑与人

大家都知道建筑要以人为本,从人们的真正需要出发,来进行设计,在“以人为本,融于环境”的前提下,再进行艺术的创造,美的勾画｡

西萨·佩里建筑师事物所设计的工程项目包括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马来西亚KLCC大楼､华盛顿里根机场等｡他们坚持“回映建筑”的思想｡这个思想特别强调对特定条件的全面回应的重要性,而获取最佳设计｡特别关注业主的需求､造价､技术和环境｡他们为日本的森大厦业主设计的作品“爱宕青山”通过精巧的设计,高效的高层塔楼和最大程度的开放空间,尽可能保持所有的自然环境,也是他们“回应建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