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表现证明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实表现证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现实表现证明篇1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一些现实表现证明，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现实表现证明1________同志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份到我单位工作以来，拥护党的领导，工作踏实，无不良生活和工作习惯，未发现参与邪教组织，未发现违法犯罪行为。

特此证明!

现实表现证明2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同志自____年__月被确定为预备党员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能从思想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正自身不足，学习认真刻苦，无不良生活和工作习惯，未发现参与邪教组织，或违法犯罪行为。

特此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月__日

现实表现证明3__，女，身份证号 ， 族， __年__月至__年__月就读于__大学__专业，本科学历。其现实表现情况如下：

一、思想政治情况

该同学能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时刻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注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政治表现良好好，家庭社会关系政历清楚。家庭成员在主要社会关系中，均无政历问题。

二、个人品行

该同学为人谦虚真诚，处事公道正派;心胸宽容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待人诚恳、友善，尊敬领导，团结同学，较好地处理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

三、遵纪守法

该同学能够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未参加任何邪教组织，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特此证明

__年__月__日

现实表现证明4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自 年月至今在我公司工作期间，现实表现如下：

该同志在思想上，积极进取，能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理论知识，积极响应上级组织号召，摆正自己的位置，时刻警示自己，提高工作应变能力;在生活上，艰苦朴素，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乐于助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工作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主动，踏实肯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表现良好。建议党组织给予该同志如期转正。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现实表现证明5莲湖区人才中心：

现实表现证明篇2

一、标题：书写“实习证明”或是“证明”。标题一般顶行居中，字体稍微大号，区别于内容；

二、正文：正文简要介绍该同学在本单位的实习基本情况，包括：实习时间、职位、实习的表现（简单的证明材料此项省略）等。

三、落款：落款主要包含实习单位名称、单位联系电话、日期、单位公章。

以上是一般大学生单位实习证明的基本格式，下面精选几篇典型的单位实习证明材料，方便网友具体参考、查看单位实习证明怎么写：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一：

实习证明

兹有______学校______班________同学现在我公司进行工作实习，期间担任_________，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二：

实习证明

兹证明×××同学在我单位××部门实习两个月。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注：上面两份单位实习证明系简单版本，没有说明该生在单位的实习表现和一般评价，只是对该名同学确实在本单位实习做一个证明。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三：

兹有 ___________ 学校 ________ 同学于________ 年__月__日至 年__月__ 日在 __________ 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实习（/或者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

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有效地帮助了_________作了_____________。 （/可选）特此证明。

_________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或者________公司）（盖章）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四：

兹有____________大学_____________学院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该学生实习期间主要在我司U9测试部财务组实习，主要负责全面预算等模块的测试，验证等工作。

该学生实习期间工作认真，在工作中遇到不懂得地方，能够向经验丰富的职工请教，善于思考，能够举一反三。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扎实的财务理论基础，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到学以致用，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体现出其较高的职业素养。同时，该学生严格遵守我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实习期间从未缺勤、迟到，尊敬我行工作人员，并与同事和睦相处，与其工作的员工都对该学生的表现表示赞许，并予以肯定。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落款，（盖章）

单位实习证明范本五：

兹有**学校**同学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在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部门实习。期间，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该同学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关心集体，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现已结束。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现实表现证明篇3

声明书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其声明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声明多体现在民事、经济交往过程中，它以声明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用书面形式来体现。声明书经过公证，通过证明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防止他人伪造、篡改或者冒名顶替，使声明书接受者和使用者消除疑虑。因为声明书系单方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亦由声明人自行承担，所以公证机构在办证实践中对声明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和民事法律行为的把握上都十分重视，而对声明书内容的合法性问题研判上有所忽视。有部分公证涉诉案件系声明书公证所引发，对公证行业而言，对此动向有必要予以重视和关注，并认真加以分析，笔者希望通过对声明书公证相关问题进行解析，得到一些启示，以更好地预防和化解办理声明书公证的风险。

一、声明书生效时间的判定

在公证处的实际业务操作中，声明书主要分为主张权利、放弃权利、承担义务、澄清事实四种，一般的声明书均自发表之时即生效，但放弃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声明则需视其声明的时间而确定。如某债务人于2006年7月8日发表声明：“本人自2006年3月15日起对XX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此声明的效力应溯及到2006年3月15日，即从声明书所确定的时间起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发表声明的时间与所声称的时间不符，则以声称的时间为生效时间。类似特例的产生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已提交了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声明书证据材料，但法院在审理时建议当事人提供公证机构公证的声明书，以提高证据的效力；二是采证部门在审核材料时，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公证的声明书，以判别声明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是第三方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公证的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声明书，以增强声明内容的可信度和可靠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声明书中所声称的时间如果是还未发生的时间，那么该声明应是无效的声明。声明书的内容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声明的内容如果与事实（这里的事实是指推定的事实，如无相反的证据证明，则所声明的内容即为推定的事实）相符，那么该声明为有效声明，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该声明即为无效，而在提前发表的声明中，则因所声明的时间还未发生，所声明的内容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即该声明所涉及的事实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即使将来成为事实，该声明在发表时不可能推定出该事实，则该声明应属无效声明。如某声明人发表声明自愿放弃对XX不动产的所有权，而在发表声明时实际并未拥有不动产的所有权，那么该声明则是一个无效声明，就是以后合法取得了不动产的所有权，该声明仍然无效，要使声明书有效，必须在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后另行发表声明。概括地说声明内容的时间只能早于或等于发表声明的时间，而不能对将来的事情发表声明，将来的事情是不可能推定其为事实的。

二、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和问题

在声明书公证办理过程中，可能因为声明书公证系单方法律行为，操作也较为简单，所以部分公证员对办理此项公证要求不高，把关不严，审查不细，由于主观上的轻视和一些客观因素，部分声明书公证就可能出现风险，并引发争议。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和问题是：

（一）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

1.办证理念和思维出现偏差。因为公证制度从初创、停滞到恢复、发展这一系列过程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公证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也是一个从模仿到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公证的理论体系和办证实践难免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对公证员而言，在办证实践中如果缺少一套完整的公证理论加以指导，办证理念得不到统一和澄清，在思维上容易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潜移默化地表露在对法理的认识和实务的操作方面。

2.实务操作的格式化造成公证人员思维方式的固定化。对单方法律行为所涉及的公证事项，办证操作既简单又固化，公证员的一些思维论证、法律推理等脑力劳动的付出根本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此以往，公证员在办理声明书类公证时易出现惰性的思维和机械的操作方式。

3.转型期的社会有时功利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公证当事人为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或谋取利益，会不择手段，因此虚假材料、冒名顶替、隐瞒事实等情况的出现也成为必然现象，这对于处在不断变动状态的公证业而言也容易出现风险。

4.声明公证书的定式化不足以正确地概括该类公证的全部事实和内容，无法客观、公正地体现声明人办理该公证的全貌，包括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事实内容等，同时定式化的公证书制约了公证员的思维和办证操作，公证业务的管辖又给当事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声明书公证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

1.声明人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存在缺陷。声明书须体现的是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声明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声明书体现的是声明人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书面表示行为，因而声明书必须在公证员面前亲自作出。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对于年老体弱者或不识字、不能签名者，如果在办证过程中所有公证材料上仅以盖章形式代替，未按手印并建立声明人的指纹档案备查，未拍照或者摄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公证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能会以此为由向公证处提出异议，就很容易引发争议。

2.对声明内容和提交材料审查不严。声明书公证要求提交的材料相对其他公证事项而言较少，在提交能证明公证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住所等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公证机构对声明所涉及的事实和内容须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要求不高，这可能与办证的理念有关，声明书公证一般都注重于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对声明所涉及事实和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就可以，声明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也由声明人自己承担，所以对声明所涉及事实和内容，部分公证员在办证过程中论证思考不充分或者不严密。而那些缺少材料支撑的声明书公证非常容易被异议人找出漏洞，也极易引发争议。因为《公证法》颁布施行后，要求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公证员在办理声明书公证过程中，如果因为审查不仔细、论证不严密而导致撤证的情形发生，公证处仍然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3.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作为公证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告知其在办理公证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告知义务是公证机构及公证员的法定义务，不履行告知义务就违反了公证法定程序。在办理声明书公证过程中，因为涉及声明所需告知的内容较少，有的公证员在办证过程中对主张权利、放弃权利、承担义务、澄清事实四类声明书未加仔细研究，告知内容既简单又无针对性，有些内容应告知而实际未告知，这也可能会因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公证当事人对声明内容及后果产生误解，并因此而引发争议。

现实表现证明篇4

 

关键词: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

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

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上述前四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三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表述。[1]显然只有第1项才真正达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第2、3、4项相对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这四种都被认定为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很显然从表面来看第2、3、4项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我们并不能说第2、3、4项的认定是有错误的。怪只怪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太过于苛刻，太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现实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维也摆脱不了一般人的习性。当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基于一定的条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标准给法官身陷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他尽力只能证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断，就一定要他违心地表述为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作出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表述为“证据高度确实充分”，而一定要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聪明的法官显然避开了“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一）依据法律真实说来进行证明标准的立法

客观真实说过于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实际，而且用于实践操作中也显得过于机械。该理论并未理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证据的确定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也是相对的，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说只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却忽视了在司法实践的特定条件下，证据，时间，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对案件调查的影响。而法律真实说却尊重证据的客观性，也尊重认证的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让证明过程达到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

，是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表现。并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人的理性进行取证，认证。因此，法律真实说虽不是最为理想化的理论，但却是最易于操作，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论。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

1.统一立法主体（全国人大收回司法解释权）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所以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就是要利用他们职责上的分工，防止权力滥用。如果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职责，又自行行使立法职责。有违宪政实质，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收回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解释法律。如果确实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权。也只能让司法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

2.立法表述中强调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前面已经述及我国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的不同阶段也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是这个阶梯还不够完善。从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是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这三个不同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却是一样的，没有呈现应该有的阶梯状的层次性。证明标准层次性要求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建“阶梯式”的不同的证明标准。

3.笔者主张：

（1）立案侦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义是：司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立案决定。[2]

（2）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含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3）移送审查起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证据查证属实。其含义是：侦查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细节都有证据予以证实。

（4）提起公诉：高度盖然性。其含义是：检察官根据已经查证确实的证据，在其内心已高度确信其作出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应当起诉的判断，但可能还有一些疑问。

（5）判决：排除合理怀疑。其含义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确证后认定的证据进行思考，从控诉证据的思考内心达到高度确信；再结合辩护证据进行总的思考，对辩护证据的合理性进行排除。能排除合理怀疑，则判决作有罪判决；反之，则作无罪判决。所谓合理，就是指合乎逻辑的，合乎一般的常理。

 

 

注释:

  [1]胡建萍.证明标准问题之司法实务考查[eb/ol].（2004-02-05）http//chinalawedu.com/news/2004-2/5/1257109371.htm.

现实表现证明篇5

关键词：审计证据；证明标准；排除职业怀疑；实现与保障

中图分类号：F23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8-01 13-05

一、引言

为了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必须掌握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这是所有审计职业规范对审计人员的基本要求，并都承认审计证据充分性与适当性的判断取决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同时，为了便利审计人员对这两个审计证据特征作出判断，相关职业规范都对充分性、适当性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具体细化或规定。可见职业规范所强调的职业判断是对审计证据充分性、适当性的判断，它们主要是想对这两个特征的判断提供指南。我们认为审计所提供的是一种保证服务(积极保证)，这种积极保证源于审计人员的、经过其职业判断后的内心信念。这种内心信念的程度就是审计人员发表审计意见的直接基础，也即是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职业规范中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之要求，针对的是审计证据，而不是审计证明，或者说那是具体证明标准下对审计证据的要求。可见现行职业规范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它们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们混淆了审计证据与审计证明。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思量，明确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丰富现行审计理论，指导审计证据的证明实践。

二、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

证明活动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此类证明一般表现为被说服者心中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确信，日常生活中的证明活动一般没有预先存在的标准，它完全取决于被说服者自身的心灵反映。在法律诉讼中，因为裁判者所作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在诉讼证明中，必须解决裁判者在何种认识程度上可以认定事实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证明标准的问题。所谓证明标准表述的是一种评价尺度，即达到何种认识程度时，裁判者即可据此作出事实的认定。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社会公众的委托人，审计人员的职业行为牵系成千上万人的权力与利益，但其在利用审计证据欲以证明交易、账户余额或报表表达之认定或财务报表整体公允表达时，预先并不存在证明标准，或至少相关的规范中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

审计中需要证明标准吗?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审计中存在证明吗?”，不知从何时起，审计职业界内开始视“证明”如皇讳，代之以判断、决策。事实上，无论是证明，还是判断或者是决策，它们都要以一定标准为基准，以作比较，后作定夺，这是人类此种认识活动之共性。这种标准和认识对象一起决定了这类认识活动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其中，对象规范的是需要认识的内容，标准所要解决的是认识应达到的程度，它犹如认识活动必须跨越的横杆。认识结果的状态只有超过标准之要求时，由此产生的主张才能作为证明、判断或决策的前提。由此可见，标准问题无论如何都还是存在的，且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所规范的主体是审计人员，所指向的时点应该是审计人员根据其所获证据对具体认定或报表整体进行判断时。所规范的内容应该是审计人员根据审计证据所获得的关于被审对象的认识状态，这种认识状态的存在形式是包含了一定客观内容的个人主观判断，因为这种主观判断是以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基础的。但在何种程度上，审计人员才能判定被审项目是公允的呢?这就是审计证据证明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实质上指的是审计人员认为某一认定(如报表某项目或其整体公允表达)的确信程度。例如“审计人员以95％的确信认为被审信息是公允的”用语。显然，审计人员所要说明的不是确信不确信的问题，而是确信的程度问题。那么，这种确信程度又该是何种程度呢?

诚然，最理想的、最能让审计主体之外的人接受的标准应该是“客观事实”。因为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它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具有绝对的可接受性。而且，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可以提供客观世界的正确图景，人类最终可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境界。受此观点的熏陶，使得人们认为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审计个案的图景也可清晰可现，每一个被审事实都可以最终查明。所以审计人员对被审对象的认识必须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对被审对象的认识必须达到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验事实相一致，并以这种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为依据发表审计意见。

事实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审计学中的错误适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注的是普遍真理问题，适用的是科学这样的普遍性研究领域，因为科学是要努力在特定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描述性的、一般性的理论体系。而独立审计包含的是有针对地用于特定情况的一个规范的、一般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并不是为科学的目的，而只是为审计的目的去建立或试图确立科学的理论、原则等。前者的“图景”往往反映的是规律的普遍性，后者却是偶然的。审计认识的真理是对具体认定是否恰如其是的判断，而不是对规律的抽象。

第二个可选标准是“审计事实”。莫茨和夏拉夫在其经典著作《审计理论结构》中，认为审计证据包括了所有影响审计人员思维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审计人员对被审项目或认定的判断。但考虑到审计证据在决定真理时的局限性，审计中的真理只能是指与审计人员在检查时用已获证据确定的现实的一致性。所以，这种审计真理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观事实，是审计人员所构造的、特定环境下的事实。我们称之为“审计事实”。若以此种事实为审计证据证明标准的话，则作为审计人员判断依据的事实就不是社会经验层面上的客观事实，而是经过审计程序重塑的事实。这种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关系，它是由客观事实衍生而来，并不否认客观真实的存在，而是以被审对象所反映客观事实为基础，是对这类客观事实的模拟，是它们在审计中的反映。

要注意的是，这种事实观并不否认审计人员对被审对象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程度，因为它同样承认审计过程之外有一个客观事实。它所说明的是，因为审计证据几乎无法导致确实的知识，审计人员应作的判断大部分都不可能获得强制性证据的支持，所以，不可能以客观事实本身作为审计证明的标准。其次，这种事实观也不否认审计认识对客观事实的追求。正如莫茨和夏拉夫所言：“审计人员应该认识到审计论题和工作条件带来的局限性，就问题的严重性和工作环境的局限性而论，在收集到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均为合理的证据之后，并据以得到明智的结论，应该认为是足以达到获得审计真理的目的的。发现了新的证据或对环境事实有了更好理解后，也许会向原来的结论提出挑战，甚至原来的结论。尽管如此，在审

计领域中，当时的最佳结论是能够尽可能地趋近真理的。”最后，这种事实观也并不降低审计证明的质量。从标准要求上来说，这种事实观的确要低于客观事实这个标准。但在方法论上审计人员无法以客观事实本身作为标准，所以，与其选择一个不实际的高标准，不如退而求其次，设置一种以“最大限度贴近客观事实”为要求的衡量尺度。

第三个可选标准是“排除职业怀疑”。《蒙哥马利审计学》(第十版)在阐述审计证据决策时，认为审计人员往往依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相信会有什么确凿无疑的审计证据。在确定需要多少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时，审计人员要考虑取得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时间和费用限制。……对于财务报表中的认定，审计人员不可能毫无疑问，因而这就要求他们应获得发表审计意见所必要的把握。……只有当财务报表的主要项目被排除重大疑问之后，才能发表不带附带条件的审计意见。这一要求可视之为“排除职业怀疑”标准的雏形。排除职业怀疑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要排除任何怀疑，而是排除那些根据普遍接受的专业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有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的怀疑。

三、审计证明的理性标准

证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日常生活中，当人们提出的主张遭至别人反对，或别人对之半信半疑时，往往就需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之类的方式说服别人。这一说服活动就是证明。作为证明类型的一种，审计证明也是运用(审计)证据论证特定命题成立与否的说服活动。但是审计证明不像科学证明，它不可能像苏格拉底说的“(学者)有权利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再者，审计证明事关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论证命题成立与否不能任由审计人员说了算。也就是说审计证明还必须设置一定的证明标准，上文已分析了若干种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对于审计证明来说，哪一种标准更可取呢?在作出具体选择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审计证明的特征。

在逻辑形式上，不管证明的对象是什么，证明都是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论题、证明的根据(论据)和证明的方法(论证)。在审计过程中，审计证明的论题，简单地说，就是被审对象的公允表达。为了便于实务操作，又可将被审对象细化，对于财务报表审计来说，这一对象就被审单位的财务报表，几乎所有的职业规范都将其细化成财务报表认定。修订后的ISA500就将认定概念拓展为交易、帐户余额以及表达与披露三层次的认定框架。交易和事项认定有：发生，完整性，准确性，截止，分类。期末账户余额认定有：存在性，权利与义务，完整性，估价与分摊。表达和披露认定有：发生、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分类和可理解性，准确和估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认定中只有部分认定能够获得强制性证据的支持，其余的认定证据只能劝说审计人员相信其恰如其是。

审计证明的论据是指所依据的从中推出被审项目公允与否的那些命题或判断，我们知道审计证据几乎无法导致确实的知识，审计证明中的证明论据也不能是确实的知识，因而其只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审计证明的方法或审计论证，意为审计证明的逻辑表述，它与论题、论据不同的是，它既不是单一的个别判断，也不是所有个别判断的简单总和，而是这些判断所导致的一定逻辑结果的逻辑关系。形而上学地，审计论证有两个层次的论证，其中，一是由所获证据对具体认定的论证，二是由具体认定至报表整体公允表达与否的论证。现代审计是一种抽样审计，从逻辑上说，它应是一种归纳逻辑。在归纳逻辑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概然性(或然性)的。 “事实上，……新的全称命题在尚未遇到反例之前，我们可以视之为真。”

由上述审计证明的特征可知，其所需证明的命题或判断并非都是能获得强制性证据支持的，它的证明论据也不可能都是确实的知识，证明论证只是一种概然性的联系。这种说服性的、只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的证明，其结果只能是所证命题或判断在未遇反例之前，证明主体(审计人员)信服其为真的。所以，审计职业规范都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谨慎，对所有的被审对象都应以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对待。只有当其所有的职业怀疑被排除时，才能信服其对象的公允性。故此，我们认为审计证明的理性标准应为“排除职业怀疑”。也正因为这样，莫茨和夏拉夫认为审计学是依赖证据来消除疑惑、获得信念的研究领域。事实上，选择这一标准还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

从认识论上来讲，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官直觉或经验。经验之所以成为知识源泉的原因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凡是有开端的事实都有其原因，这一真理是和人类经验同时并存的。凡不是感官或记忆所验证的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明和推理都源于因果关系，人们习惯于在当前的事实和另一事实之间寻求联系。在许多事例中发现两种对象往往在一起，就推论这些对象有因果关系，其中一个事例是另一个事例的原因，进而相信它们有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对象间的必然联系，而是在人的观念中有联系，它产生于重复、习俗或习惯，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心理必然。审计活动也是一个经验运用或利用的过程。关于审计证据，审计人员既不需要绝对的，也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凡是在其执业过程中发现为真的，又被其应有的职业谨慎斟酌过的，在不存在反例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就可以合理地接受它并据以采取行动，所以，审计人员不可能在超出其执业经验最大范围之外还能有把握地断定它。所谓“排除职业怀疑”便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它并不排除其他事由存在的可能性，而是在其经验世界里这种事由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当审计人员在其执行具体判断时，他不考虑这种事由，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丝毫疑惑，而是因为在其经验世界里，这种疑惑是没有合理根据的。

审计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所以其结果的真理性也必然受到这种推理逻辑的限制。推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前提给结论提供理由或证据。在归纳逻辑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概然性(或然性)的，前提为真时结论不必一定为真，但可能为真。因此可见，归纳推理并不具有必然性的结果。所以也有人说归纳推理是一种非论证性的推理，它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在它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只存在一定程度的概然性关系，从断定前提为真只能得出具有一定概然性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审计活动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从方法论的本质来讲，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也就是说，审计人员只能在其所能收集到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以某种程度的内心信念相信被审信息是公允表达的。

因此，从认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角度来讲，“排除职业怀疑”标准体现的是一种认真和科学的态度。这一标准尽管不是绝对的，但也不是给含糊不定留有余地的。它的选择只是考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而作的次优选择，它和其他标准一样，就标准本

身来说，都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无论确定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证据的评判都是一个主观的过程，都是无法量化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有对这一主观过程进行规范。“排除职业怀疑”标准的实现最终也依赖一定的程序予以保障和规范。

四、审计证明标准的兑现与保障

在审计实践中，审计证明标准的实现与保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当审计人员判断被审项目公允与否时，其内心状态是否真的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完全是一个主观方面的问题，对此的判断亦只能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以及个人信念。二是当审计人员宣称其内心状态已经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时，则此项要求就构成了对审计人员的有效的约束，这一问题也开始从主观走向客观，并具备了可控的性质。在现代审计中，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是借助一系列程序和制度来实现和保障的。

首先是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审计工作底稿要求是审计执业规范的基本内容，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认识，各国审计职业规范大致一样，都认为它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形成的审计工作记录和获得的资料，它应该如实反映审计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的情况，包括与形成和发表审计意见有关的所有主要事项，以及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由此可见，审计工作底稿所记录的是审计人员的主观方面客观化的整个过程。所以，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就是对“排除职业怀疑”的判断过程的最基本的限制与规范。

其次是对审计计划与督导的要求。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审计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各国审计规范都对审计工作的计划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审计工作应当充分计划，如有助理人员，应予以适当督导。总体审计计划的核心就是一个审计策略(思路)，具体审计计划是依据总体审计计划制定的，对实施总体审汁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范围所作的详细规划与说明，它是指导、控制助理人员工作的重要手段。所以，审计计划已经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实现“排除职业怀疑”证明标准的基本前提与要求。同时，为了保障审计人员真正达到与实现“排除职业怀疑”之标准，事务所还应当建立分级督导制度，并要求各级督导人员对各层次的审计工作给予充分的指导、监督和复核，必要时应当聘请相关的专家进行协助。

第三是对复核与行业复核的要求。往往一项审计具体工作是由一名审计人员独立完成，审计人员对有关背景知识的理解、对有关事项的判断等整个具体审计过程可能会出现偏误。因此，在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中，要求通过一定的程序，经过多层次的复核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便尽可能避免虚假实现“排除职业怀疑”之证明标准。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人员整个审计工作的记录，所以，审计职业规范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结合本所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实用有效的复核制度，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审计计划的顺利执行、减少或消除人为的审计误差。不仅如此，各国审计职业管理机构还要求其会员在一定时间内接受一次强制性的同业互查，并将检查报告向社会公开。例如，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AICPA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部提供资金成立了公共监督委员会(POB)。该委员会由声誉良好、职业经验丰富的审计人员组成，并密切关注SEC执业管理部的活动，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调查报告。在这种职业监管及公众舆论的约束下，审计人员对被审项目的判断不得不慎重行事，并切实遵守“排除职业怀疑”的证明标准，为其审计意见提供合理基础。

现实表现证明篇6

摘 要：物品因与案件事实联系的角度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对案件事实起着证明作用，从而以其为载体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也就都有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行政行为，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都必然要触动、影响或者改变客观外界，在客观外界留下“印记”。这些‘印记’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一是“印刻”在物品之上。

物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如果某物品与案件事实不存在任何联系，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那么它就不是该案的证据。也就是说，物品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才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物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特征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所以以物品为载体的证据种类也是多样化的，如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等。然而，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物品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的特有意义，从而导致对物证的概念争论不休，对物证与书证的划分标准也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主张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最近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初稿，在分则的证据种类中只规定了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5种，而没有规定物证和勘验笔录。

有观点认为，物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或其它待证事实的实物和痕迹。[1]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物证是指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2]这种关于物证的定义虽然指出了物证的表现形式，即物品、实物或者痕迹，但其外延过宽，实际上是指以物品作为待证事实的表现形式的证据，即实物证据。根据这种定义，凡是以物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材料均属于物证的范畴，不但包括通常所说的物证，而且包括书证。其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着某种联系的物品可以产生多种证据种类，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能够作为物证使用。物证作为一个独立种类的诉讼证据，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同其它种类的证据存在着区别。物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物品的存在、外部特征或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例如，指纹、足迹、工具、痕迹等，是以它们存在于犯罪现场而对案件事实发挥证明作用；对匿名信书写人的认定，是通过匿名信的字迹特征来进行的；对、毒物等是以它们的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书证是以其中所记载或蕴涵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如果同案件事实存在联系的某物品是以其上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则该物品为书证。物品对书证来说，只是一种必要的载体。与此相反，物证没有思想内容，物品本身就是证据。倘若某物品一方面以其外部特征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另一方面以其所记载的内容对案件事实也起证明作用，那么，这一物品既是物证又是书证。例如，对一份匿名的敲诈勒索信，当它以其上的字迹特征来证明谁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它是物证；当它以其文字内容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了敲诈勒索罪的时候，它是书证。书证的本质特征在于以载体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这也是书证区别于物证的根本所在。“书证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其证明作用的来源，而表现其证明作用的外在形式、证明方法等只是书证的外部特征。”[3]一般来说，书证都具有书面形式，大都书写在纸张上，但也不完全如此。除纸张以外，其它物品表面的文字、符号、图形等若表达了一定的意思，且该意思表示能证明某些案件事实，那么这些物品也属于书证。如路边竖立的禁止车辆左拐弯的交通标志；地面上用石头、树枝等摆成的求教信号；在地面、墙壁上刻划的诽谤文字；打上 序号的发动机部件等，由于它们也是用其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也属于书证。虽具有书面形式，但却以其存在、所处位置、外部特征等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则属于物证而不是书证。只有当书面材料包含有与案件有关的，该信息内容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书证。如果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不表达任何思想或意思，就不能作为书证，譬如一个人乱写乱涂的材料，或一个人只为练字而模仿字帖所写的文字材料，都不可作为书证。另外，这里的记载，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应从其书面的整体内容来分析。有时犯罪分子把应表达的意思在字面上不写出来，表达的反倒是那些未写出来的字意。因此，“简单地把书证的外在表现形式限定为书面文字记载的材料是错误的，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以纸张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书面材料等同于书证也是不正确的。书证与物证的划分标准是证据起证明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证据的形式。”[4]

有人认为，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只是记录勘验检查和鉴定物证活动的文字材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所反映的还是物证的证据力。 [5] 从鉴定结论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上出现的某些专门性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判断，因此把鉴定结论与书证、物证等又同时作为同一序列的证据种类是不妥当的。[6]笔者认为，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品活动的文字资料，而不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证活动的文字资料。也就是说，鉴定和勘验检查的对象是物品而不是物证。鉴定结论是通过鉴定人对有关物品的属性进行检测、分析、鉴别后得出的判断性意见作为表现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而不仅仅是对作为鉴定对象的物品的客观描述。尽管鉴定结论的对象与物证的载体可能为同一物品，但其内容与作用完全不同。因此，鉴定结论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物证的表现形式。将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归属于物证范畴，也是将物品与物证混为一谈的结果。其实，能成为物证的只是物品的外形及位置变化等外部特征，如物品的数量、体积、颜色、状态等，而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还有其它方面的特征，如同其它物品的联系等，必须依赖和借助人的因素才能使其发挥证据效力。某些物品、文件或痕迹，只有依靠鉴定结论才能确认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在于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符合事实和科学的结论。鉴定人绝对不能对鉴定对象只作客观描述，不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结论。另外，物证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只是一种静态的反映，它所能直接证明的只能是案件事实的某些片段或某一个方面的情况，而鉴定结论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手段之上的一种判断，尽管鉴定的对象是某种物品，但鉴定人是运用科技手段，对静态的物品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后得出的，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在此是一种动态的反映，是一种积极的反映。正是因为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方式不同，鉴定结论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我国的三大诉讼 法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既符合证据的客观实际情况，又有充分的科学道理，对证据法来讲是大有裨益的。

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人员行使职权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直接观察、检查所作的如实记录，它的证据价值来源于如实记录的内容所显示的证据间的综合关系。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在于通过对有关物品、场所进行观察、检查后所作的如实记录，证明许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勘验检查笔录并不是物证本身，也不能代替物证。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勘验检查笔录，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物证，而往往可以对现场存在的痕迹、物品、书面材料、尸体等一系列证据材料作出综合的反映，证据材料之间存在或形成的具体环境、条件及相互关系等，都可以用文字、绘图、摄影摄像、模型等形式加以固定并反映出来，因而具有综合证明作用，体现了一种具有综合证明力的证据形式和来源。所以，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决定了其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

参考文献：

[1] 刘金友.证据理论与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72

[2] 樊崇义.证据学[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6

[3] [4] 江伟.证据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27

现实表现证明篇7

审计证据与审计风险密不可分，如果注册会计师获取的审计证据未能满足对有关审计事项证明的需要，或者说缺乏应有的证明力，审计风险就不可避免，它关系到审计工作的成败，是审计风险控制的核心。

一、审计证据证明力的几种不良现象

—是审计过程中的“程序现象”。表现为单纯追求审计程序到位，审计范围面面俱到，做表面文章，忽视重点领域实质性的风险控制，对潜在的风险抱有侥幸心理，对被审计单位虚假的会计信息视而不见，甚至虚构未履行的审计程序，自欺欺人。走程序成了“玩”程序。二是证据收集中的“数量现象”。其表现为，只注重审计证据的取得，认为资料多总比资料少好，即所谓“油多不坏菜”。证据收集后未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筛选，甚至对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或是否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缺乏应有的和识别。如对被审单位提供的复印件未进行核对，即使有核对也是由被审验单位“自核”或写个保证；采用的文件依据为非有权部门出具；查验的合同文书等不具备主体资格或无行为能力；数据之间未衔接等。三是取证方式上的“简化现象”。表现为应进行函证或实地查验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时，因时间、成本等原因而取消或直接实施不具有替代作用的其他审计程序；现场审计的精力主要放在对被审计单位的账面数据作“搬家”式的抄录，未能抽查足够数量的会计凭证予以验证说明，甚至在未能提供必要的会计凭证时，仅依据会计账本或报表资料发表无保留意见或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实施程序未做记录或记录不符合要求等。四是风险控制领域的“应付检查现象”。其特征是，将风险控制定位于应付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对审计质量的检查，忽视诉讼或司法调查等风险；表现为事后进行补制程序表、检查表，未进行实质性“三级复核”；当事人应签章未签章或代签章未经被代理人授权甚至直接由审计人员“代劳”等。

之所以存在上述现象，一是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不强，二是审计人员对审计证据的基本属性和要求缺乏足够认识。

二、审计证据的基本属性

根据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审计工作实际，具有证明力的审计证据应具有如下属性：

1、合法性。指审计证据是否具备可采用性，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合法来源的证据才具有证据能力，否则将丧失证据资格。一是形式要合法，按我国民事诉讼相关法规规定，证据分为实物证据、书面证据、视听证据、口头证据、当事人陈述、鉴定和现场查验等证据，审计证据也应该基本符合这些形式，法律上对证据形式必须履行相应法律手续的，审计证据应当满足这些要求。如：不动产的权证应是有权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书；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就不能采用口头或其他形式；还有会计报表须经单位盖章及法人代表签字并盖章等规定也属必要的“形式”。二审计证据的来源要合法。包括审计证据的形成过程、收集方式和手段等，都要符合法定程序。

2、相关性。指证据与审计事项或审计目标之间有逻辑上的联系，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存在或不存在。与审计事项或审计目标相关程度越高，其证明力越强，相反，则证明力弱，甚至不能作为审计证据。如实物资产的监盘结果只能用来证实实物的存在或毁损，而不能作为证明其权属和计价的依据。

3、真实性。指审计证据是否如实反映了审计事项或审计过程。一是审计证据的真实。如证据是否为原件或原物；日期是否其发生日；复印件、复制品与原物是否相符一致。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确认，无证明力。当然，受职权及技术手段的限制，这里的真实以及上述的合法性只能是注册会计师能够识别的范围。二是审计过程真实。审计是对会计确认进行再确认，注册会计师未直接记录和参与的活动，只能根据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和经过会计处理的资料，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已完成的审计程序如实进行记录，体现其工作轨迹，以表明注册会计师是否做到应有的职业谨慎。如果注册会计师为证明自己已抽查某个项目但实际并未实施而编造的的工作底稿纪录，其审计证据则不具有真实性。

4、可靠性。指审计证据反映审计事项客观现实的程度。审计证据可靠性越强，其证明力越强。有的审计证据虽然有相同的客观属性，但不同形式、不同来源以及不同时间上的审计证据可靠程度则不同。一般认为，书面证据比经口头询问而获取的证据可靠，书面证据中，国家机关、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比其他书证可靠；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比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可靠；外部取得的证据比从被审计单位内部获得的证据可靠；原始证据比复制证据可靠；直接证据比间接证据可靠；注册会计师亲自取得的证据比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证据可靠；向独立的第三方获取的证据比向被审计单位有利害关系者获取的证据可靠；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较好时比该单位内部控制较差时提供的内部证据可靠；不同渠道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能相互印证时，比来自单一渠道单一证据可靠；越及时的证据越可靠；客观证据比主观证据可靠。可靠性具有高度的综合概括性，需要注册会计师针对具体情况运用专业判断对审计证据进行分析、比较。

5、充分性。是指审计证据数量的最低要求。当审计证据相关与可靠程度较高时，所需审计证据数量较少，反之，所需数量较多。特别是单一证据，在一定数量基础上，各证据之间应通过逻辑推理方式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充分性并不是说证据数量越多越好，受审计成本限制，注册会计师应把需要足够数量的审计证据控制在最低限度。

二、不同类型审计证据的要求

如前所述，审计证据按其外形特征分为实物证据、书面证据、视听证据等；各种证据除应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外，根据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有其具体要求：

1、书面证据。指作为证据的文书。获取书面证据应符合的基本要求是：①获取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代办或委托事项的文书，是否有被代理人授权或委托书。②获取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抄录件的应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③报表、图纸、专业技术资料等应附有关说明材料。④询问、陈述、谈话笔录，应有注册会计师、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盖章。⑤鉴定结论应当注意鉴定报告的相关内容是否完整。如委托人、鉴定部门或鉴定资格是否填列清楚，鉴定人是否签名，鉴定部门是否盖章；属于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是否有分析过程等。⑥现场查验纪录，应记载查验的时间、地点、查验人、在场人，查验的经过和结果，并由查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有关人员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注明原因。

2、物证。指作为证据的物品。获取的物品证据应符合的要求是：原物或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证明该物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品可取其中的一部分。

3、视听资料。指利用录音、录像、机储存等手段所反映出的音响、影像或其他信息证明审计事项的资料。获取视听资料应符合的要求是：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或复制件。但复制件应注明制作、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声音资料应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4、口头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获取证人证言应符合的要求是：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附有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人身份的文件。当事人陈述只限当事人对所经历事实的陈述，当事人陈述应注意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虚假性。

四、审计证据证明力的局限性

审计业务有其自身的特点，其证据获取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对证明力产生不同程度：

l、时间因素。与诉讼证据不同，审计证据由于受表披露时间等限制，如年度报表一般要求在期末后的4个月内披露。审计取证时间多则一二个月，少则只有几天，而诉讼证据有时在进入诉讼前，可进行长时间的收集。一至二年，甚至更长，进入诉讼程序后还可以对不足方面继续取证，因此，事务所在接受多家委托时，不可能象收集诉讼证据那样有充分的时间保证，以致有时难以获取令人满意的证据，影响其证明力。

2、成本效益因素。会计师事务所的性质决定了审计取证必须考虑与成本效益相称。审计主要是建立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基础上的抽查，证明对象应是审计事项对会计报表或审计结论构成重大影响的方面，不可能对每笔业务、每份会计凭证予以验证。而诉讼证据在诉讼时取证成本负担对象不确定，有时为获得有价值的证据，取证成本并不很重要。

3、职权因素。作为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业务，在取证手段上，没有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罚权、更没有司法部门的司法权，对外查证，未赋于相关单位或人员提供证明的义务，如银行查证、函证的回复没有强制性；发票、字迹的真伪鉴定等不是审计活动所能解决的。此外，诉讼性证据的取证对同一证据是多方取证，如法庭、原被告双方和其他参加人，而且还需通过质证程序确认。审计取证的“尚方宝剑”只是披露，缺乏“刚性”，且常常需要与客户进行“讨价还价”。

4、专业技术因素。许多审计证据是：审计专业人员依据专业手段，如通过、测试等对收集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后做出专业判断，并由审计人员单方面取得，不论在专业方法的使用上，还是审计人员的品行上都可能对审计证据的证明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审计证据的上述局限性，使依据审计证据形成的审计结论只能产生对会计信息做出“合理保证”，意即“审计真实”之说， 一些不了解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人士还以“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的标准来衡量“审计真实”，从而忽视了审计证据的专业局限性。所谓“客观真实”的要求是指对事实的证明达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程度，但由于人类自身所处的特定阶段的限制，对此往往难以做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即“以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做出判决”。同理，依据审计证据自身的特点和，决定了审计事项的证明标准也只能是“审计真实”。

五、增强审计证据的证明力

审计证据尽管与诉讼证据有诸多不同，但随着市场法制化，二者的联系也将越来越密切，特别是注册会计师面临不断增加的法律诉讼，公安、司法部门以及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进一步关注，审计证据的证明作用或诉讼功能正日益显现。一方面，当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被提起诉讼时，审计证据可以证明注册会计师有无过错，起着保护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审计工作成果，以鉴证报告或鉴定结论等形式出现，在法庭上充当诉讼证据。因此，审计证据应努力适应诉讼证据的要求，以保证其应有的证明力。

l、区分审计证据的有用性。为便于对审计证据进行分析筛选，使审计证据在收集时更具针对性，审计证据除上述分类外，笔者认为还可按其在诉讼中的作用分为意见性证据、追偿性证据和免责性证据等。意见性证据是直接支持审计意见的依据。主要是对不符事项的重要性作出相关处理，如账项调整是否恰当，计算是否准确，包括对报表各项目审计的审定表、检查表等追偿性证据是注册会计师根据有关方面的约定、承诺或证明面向相对人追回损失或进行民事赔偿的有关依据。对此类证据要求应履行和完善相关的法定手续，看其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签字盖章是否完整等。这些证据主要有：能证明违约责任的业务约定书，证明虚假承诺的承诺函以及与实际不符的证明或会计资料等；免责性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尽到了职业上应有的谨慎，根据有关规定可以避免或减轻审计责任的依据。其主要表现在审计责任人的“过失”或“故意”的认定上，这些依据主要有实地查验记录、询征函、重大事项的请示等有关审验资料，这些资料是否存在不符或遗漏等情况。

2、了解我国证据制度规定。审计取证受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制约，注册会计师有时不可能按事先设想的方式进行。在取证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具证明力的证据，有时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对其取证方式进行调整，需要面对复杂多样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职业判断。因此，注册会计师除应掌握审计证据准则有关规定外，还应了解我国的诉讼证据制度，如证据规则、质证制度等，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的规定》，高等院校审计专业应开设证据学方面的课程，以提高对审计证据证明力的分析和判断。

现实表现证明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合同；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维护电子商务当事人合法利益、“定纷止争”的凭据。证据的存在本身是一个事实问题，依靠调查、质证即可查明究竟，但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却是一个法律问题。“由于在电子商务中确定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合同单证都采用电子形式，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审查判断规则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1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电子证据，目前尚无较统一的定义，既无明确的法律文件中的定义，也无统一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较统一的学术界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在赋予“电子证据”这一“能指符号”以含义时，就应当根据该“能指符号”所使用的词句，按“通常理解原则”予以处理，以尽可能地使其符合通常的语言规律和思维习惯。

顾名思义，电子证据是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材料，即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数据电文证据及其派生物。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在广义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为电子数据交换、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电子留言、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手机短信、电话通讯单、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账目、数据库等一切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材料。以武汉大学黄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于研究电子商务问题的学者，先后从2001年年初开始，在广州、武汉等地举行了《中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研讨会，并起草了学术研究性质的《中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草稿和正式稿。2采用的也是广义的电子证据概念。《中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第一次正式稿第六章“电子证据”部分第一条第（一）项对电子证据的界定是，“‘电子证据’指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3在狭义上，电子证据是指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即网上证据，也被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4

电子证据的“元特征”是“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有学者指出，“无纸、快速、量大、易复制、易流失是信息技术的特点，也是电子证据的特点”。5但是，实际上，电子证据中的电文证据（电报、传真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纸”化证据。除了电报、传真等电文证据之外的电子证据，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即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第二，取证和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难以区分原件和复制件。第三，有一定的证明能力，但是证明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

电子证据之所以能够作为证据使用，是因为其具有可采性和一定的证明力。

证据的可采性是指证据的“证明能力”，即“可接受性”，也就是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问题。电子证据以电磁或其他形式储存在一定的介质上，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其表现为文字、图片、视频、数据等能够为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其形成、保存和传输、再现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内容也会与电子商务往来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只要在收集电子证据时再符合合法性要求，就完全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因而具有可采性。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目前已经得到了公认。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9条“数据电文的可接受性和证据力”（1）明确了电子信息的证据效力和评价标准，指出：“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a）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或（b）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能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不是原样为由。”6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1999）第13条规定了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诉讼程序中，记录或签名的证据不得仅仅因为其为电子形式就被排除。”7我国的法律也是承认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的。例如，我国《合同法》（1999）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根据《电子签名法》（2004）第四条的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证据的证明力，简称“证据力”，是指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明效力或作为证据使用时的分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电子证据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电子证据应属于视听资料，认为，“电子证据应当是视听资料的一种”，8但也有观点认为将其归入“书证”似更合理。9还有的学者，根据电子证据通过以电磁或其他形式储存的资料以证明案件事实的特点，认为电子证据“是一种介于物证与书证之间的独立的证据。”10

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各不相同。根据《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以及《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的规定，数据电文被视为书面形式。《电子签名法》（2004）第四条关于将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的规定，基本上是《合同法》第十一条关于“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的规定的一次重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2001年9月17日印发，自2001年10月1起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公布）将EDI、E-mail、电子数据、计算机数据归入视听资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将EDI、E-mail和电子数据归入视听资料。其第3条规定，“证据的种类有：……（7）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11最高人民法院也是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来对待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公布）第二十二条将计算机数据证据归入视听资料，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这样就出现了法律（合同法和电子签名法）将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而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将计算机数据等归入视听资料，学者聚诉盈庭的现状。那么，电子证据究竟应当属于书证还是视听资料，抑或是物证或者其他证据形式？

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可见，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比起书证、物证来，限制条件更加苛刻，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更加模棱两可。书证、物证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视听资料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在审判实践中，电子证据不仅证明力偏弱，而且举证相对艰难。“一家审理过多起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说，“拥有著作权的关键是要拿出‘原件’，但在网络环境中，‘原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一些数字化作品中，甚至存不存在原件都成了问题。电子文档可直接在电脑上输入完成，数码照片也一般都是通过光盘等来保存，复制件和原件是由同样的数字表达，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这些作品究竟有没有原件？原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究。面对网络世界，传统证据形式的证明力似乎有些苍白无力了。”12该文所述虽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案件审理中的尴尬，但实际上揭示了所有电子文件在证明力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三、对电子证据法律定位的思考

证据的法律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这牵扯到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学理上先后出现了“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独立证据说”、“四分法说”（将电子证据分为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七分法说”（认为电子证据不是独立的证据种类，应分别纳入传统的七种证据种类之中，例如电子书证、电子物证、电子视听资料等）等。13

我国现在的民事诉讼，特别是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书证或视听资料来对待电子证据的。也就是将电报、电传、传真等以纸张为载体，以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文证据，作为一种类似于副本、复印件的书证对待，效力低于原件书证。而将计算机数据等电子数据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对待。

应当说，将电报、电传、传真等电文证据作为书证来对待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目前所赋予其的证据力偏低。而将计算机数据证据按照视听资料来对待则有失偏颇，有削足适履之嫌。视听资料是以活动的音响、图像动态地连续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而除了电子视频之外，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留言、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数据库和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计算机数据证据却并非以活动的音响、图像动态地连续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认为电子证据是普通七类证据电子化的主张，清醒地看到了电子证据与已有七类证据的交叉关系。但是，仅仅注意到电子证据的多样复合性是不够的，既然承认电子证据是七类证据“电子化”的结果，就要承认“电子化”本身就是电子证据一切特点的“源泉”。已有七类证据都有可能以电子化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电子证据具有与已有的七类证据所不同的特点。

电子证据应当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原因在于：电子证据具有独立的表现形式；电子证据具有自成体系的证据规则；电子证据不可能纳入任何一种证据种类之中。内容、形式、规则等是现行实在法区分证据种类的根据。其中，内容是次要的，因为不同的证据可能具有相同的事实内容，可以用以证明相同的案件事实。形式差异是实在法区分证据种类的主要根据，规则的差别是形式差异在证据法上的反映。从证据法有关证据种类的规定来看，形式规则占绝大多数，这也是证据合法性的要点所在。电子证据内在的电子介质和外在的信息技术设备是其他任何证据种类没有的表现形式，而正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构成了电子证据特殊规则的主要根据。鉴于其具有虚拟、快速、便捷、易消逝或者篡改等特点，电子证据的收集、调取、提供、举证和质证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种类的规则，只有将其确立为独立的证据种类，才能形成系统的电子证据规则，发挥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特殊证明手段的作用。不少国家制定了单独的《电子证据法》，例如《南非1983年计算机证据法》、《菲律宾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等。如同我们不能因子女像父母而否认其独立的法律地位那样，我们也不能因电子证据类似传统证据种类的某个特征，而将其纳人某个证据种类或者将其肢解而后分别纳入传统的证据种类之中。只有将电子证据确立为独立的证据种类，才能一揽子解决有关的证据法问题。14

认为电子证据仅仅是普通七类证据电子化的主张，也已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否定，我国的司法解释已经开始逐渐对“计算机证据”、“电子邮件”加以明确规范。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规定了电子邮件等新类型证据的证明力。其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我国诉讼法中对电子证据的长期立法缺位，不利于保护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促进和保障电子商务的发展，不利于保护从事涉外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中国当事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电子证据都已经成长为一个十分丰富庞大的体系，尽管它还未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确认。”15将所有形式的电子证据一概而论地归入已有证据类型中的某一类，是不够科学严谨的。将电子证据看作已有证据类型的电子化，也失于简单化。解决我国诉讼法与电子证据的矛盾，就必须修改法律或者另行制定新的特别法，通过完善立法对电子证据的类型和效力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现实表现证明篇9

关键词：价格听证，困境，出路

一、价格听证制度实施情况令人堪忧

自《价格法》正式实施以来，作为公众参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一种重要机制——价格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有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共举行了千余次价格听证会，内容涉及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电信等诸多领域。从宏观上看，价格听证会不仅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由政府、垄断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而且还唤醒了广大消费者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就微观而言，一些价格听证会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2002年1月全国铁路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过程正义”对打造阳光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2000年6月青岛市中小学教育收费听证会则由于大多数听证会代表的反对而迫使举办者不得不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并于同年8月重新召开听证会直至取得各方都满意的效果，这种“结果正义”既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也有力地限制了价格决策权的恣意行使。

然而，价格听证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诸多异化现象，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为新一轮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美好的价值期望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人们似乎都在发出同样的疑问：听证会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听证会？可以说，价格听证制度在很多地方正在“陷入困境”。当我们实际考察当下举行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时，这一结论显得格外清晰。

困境的首要表现就在于普通民众甚至听证会代表对价格听证会的热情与日俱减。一项来自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的心目中滑落，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听令”的摆设。[i]而根据另一份对北京市1998—2000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应到代表和实到代表的比例统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到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甚至一度下滑到53.3%.[ii]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和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其市民的参与热情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就此而言，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因为失去民众的信仰而日益蜕变为一种法治的摆设。

其次，困境表现在大量的“听话”代表、“糊涂”代表和“哑巴”代表充斥于各种价格听证会，致使价格听证会犹如一场精心组织的彩排。综观当下的价格听证，很多与会代表都有着明显的“近亲化”倾向，这些与价格主管部门关系亲密的代表往往对定价方案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理解”和“支持”。例如，2002年9月举行的兰州市公交车调价听证会的全部31名代表都是由市物价局选定的，除5位普通的消费者代表以外，其余26位都是少有以公交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务员、校长及高级工程师等有身份的人士。在大多数代表都不是真正的买方的情况下，出现“各界代表达成共识、公交车票价调整方案顺利通过”的结果就顺理成章了。[iii]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有些价格听证会的代表甚至连“自己是怎样产生的”都不清楚。如此糊涂地参加价格听证会，又怎能指望其积极、有效地传达民意？在很多时候，“糊涂”代表往往就是“哑巴”代表的代名词。例如，在2002年1月召开的安徽省公路客运旅客春运价格听证会上，有的代表就发出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疑问。由于是被动地参与听证，因而这些“糊涂”代表就选择了沉默，并表示“说了也白说”。[iv]听证会代表遴选标准的不明确、产生方式的不公开和组成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价格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良好初衷丧失了实现的可能。

困境的表现之三在于听证会代表难以对定价方案提出实质性的抗辩意见，价格听证会几成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面的信息会。从实践来看，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即普通消费者代表往往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无法与经营者就实质问题展开辩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格听证在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往往会触动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即期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制度变革。由此，垄断行业经营者就会本能地利用其所固有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干扰价格听证的实际运作。而组织化程度极低的消费者代表又天然地处于信息的劣势，加之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致使他们在听证会上无法就定价方案提出富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事实上，面对高度专业化的企业成本核算，即便是相当出色的专家也会出现“失语”现象。正因为听证会代表不能与申请方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因而价格听证会就只能沦为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信息的“独角戏”。

困境的表现之四在于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明确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会往往演变为“提价听证会”。听证案卷是价格听证会举行前后所形成的各种记录、证据和文书的集合。其中，作为记载听证会实况及各种意见总结的法律文书——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是最为重要的听证案卷。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最终定价行为是否具有拘束力往往是衡量一场价格听证会有无用处的“试金石”。在实践中，价格决策机关时常不顾广大消费者的反对之声而照样提价，有时甚至还无视听证笔录、听证纪要而径行做出涨价决定。例如，在2002年7月召开的南京市公交票价改革听证会上，尽管大多数代表都认为票价改革申请方案涨幅过高，但结果依旧是南京的公交月票价格几乎按照原方案原封不动地涨了。[v]正是由于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拘束力，价格听证会往往被坊间戏称为“涨价听证会”，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挫伤了听证会代表发表意见的积极性。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弱化了民意对权力的限制功能，使得价格听证严重背离了其制度设计公正、客观的初衷。

总之，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状况令人堪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而言，既有任何制度建立之初所固有的不规范因素，也有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不明确，更与处在行政法治建构过程之中的当下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价格听证制度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一个微缩舞台，透过这个窗口，人们能够洞悉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理念重塑的艰难历程和未来动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探寻价格听证制度在当下中国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进而防止其蜕变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民意的工具，应当成为学界同仁尤其是行政法学者的重要使命。

二、健全听证代表遴选机制是摆脱价格听证困境的前提

与行政处罚听证等“行政处理型”听证所不同的是，作为“公共决策型”听证的价格听证的事项往往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在这里，各方均需参与和不能人人参与的现实矛盾使得听证代表的遴选成为价格听证制度实际运作的首要问题。以行政过程论的观点审视之，造成价格听证制度梗阻的首要原因就出在听证代表的遴选上，因而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首要之道也在于此。

关于价格听证代表的属类问题，作为现行价格听证重要制度依据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第9条规定：“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内容，合理安排及确定听证会代表的构成及人数。”关于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问题，《办法》第10条则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的听证会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产生。”很显然，如此粗线条的规定既无法保障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取得平等的代表权，也无法保证所遴选的代表能够独立自主地表达所代表利益集团的诉求。

笔者认为，价格听证代表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两个方面，即通过什么方式让什么样的人参加听证会。其中，前者关涉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方式问题，属于程序正义的范畴；后者则关涉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标准问题，属于实体正义的范畴。关于听证代表的遴选方式，存在着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产生、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产生的选择问题；而听证代表的遴选标准则关乎代表的具体资格条件，至少应当考虑到代表的广泛性（结构布局）、代表性（民意基础）、专业性（代表能力）和独立性（立场取向）等四项内容。为此，笔者主张通过以下四个转变来健全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

（一）由“政府化”到“去政府化”

目前，我国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化”倾向，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政府掌握着听证代表选择的主导权，代表如何选定、代表人数如何确定、代表比例如何分配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这种自上而下的遴选方式固然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但其公正性却大打折扣。我们的政府在骨子里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就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父爱”情结，二者之间常常是事实上的利益同盟。因此，由价格主管部门主持价格听证会本就有“自己作为自己案件法官”的嫌疑，如果再由其主宰听证代表的遴选，那么听证会对价格政策的制定就几乎不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道理很简单，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志所“邀请”或“圈定”的代表，既不可能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高涨的参与热情，更不可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独立发表见解。如此一来，缺乏对峙的听证会就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是故意“做秀”，价格听证所追求的民主、公正与理性就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

可见，由谁来掌握听证代表遴选的主导权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听证代表独立性维护的大问题。因此，改革的必由之路就是“去政府化”，即打破政府对听证代表遴选的垄断格局，建立一种由各利益集团、社会中介组织等与政府双向互动、共同协商遴选听证代表的机制，从而实现以社会自治有效制约国家公权恣意行使的目的。这种新的遴选机制主要考虑到了当下中国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全但又正在艰难生长的特殊现实。新机制的具体运作有赖于双方角色的正确定位：就政府而言，其职责应当回归到“定规则、当裁判”上来，不应该直接插手具体的遴选事务；就各利益集团而言，其职责就是严格按照事先公布的听证代表遴选规则具体组织实施遴选事务，并及时将自行产生的能够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合适人选报政府部门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这种“各司其职”的遴选机制的实际运作，价格主管部门的超脱性、中立性将更加凸显，而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独立性也将获得坚实保障。

（二）由“单一化”到“类型化”

价格听证为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为此，出席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就能够根据其利益的不同被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通常地，价格听证会代表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专家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等四部分组成。在当下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中，这些代表往往都是按照自愿报名或单位推荐的方式产生的。例如，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正式代表就是通过推荐和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的。其中，以推荐方式遴选的代表有21名，占63.6%；以推荐+报名方式遴选的代表有12名，占36.4%.在这里，价格听证代表遴选的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很显然，这种方式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别的代表之间性质、使命的差异，因而难以达到价格听证制度的目的。以出席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5名专家代表为例，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是由听证会组织者国家计委商中消协指定的，而铁路运输技术方面的专家则是由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推荐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垄断行业经营者的主管部门“请”来的专家代表极有可能被邀请方所“俘虏”，从而严重影响到专家话语权的公正行使。[vi]

因此，改革的必由之路应当是“类型化”，即针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分别采取不同的遴选方式。具体做法为：（1）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由所在行业或单位负责推荐。这两个利益集团与价格决策息息相关，且其内部不乏专业知识扎实、平时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因而其自身完全能够遴选出一流的代表。（2）专家代表应当逐步过渡到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与其他代表所不同的是，专家代表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主要使命是运用其专业知识对价格方案进行专业性、权威性的解读，因而专家代表的学术水准和人格独立是其赢得社会信赖的两个关键因素。有鉴于此，必须杜绝临时随意指定专家代表的做法。可以模仿我国《仲裁法》关于仲裁委员会委员聘任的做法，分别在经济、法律及相关专业领域建立听证代表专家库，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保专家代表客观公正地行使话语权。（3）消费者代表应由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地方消费者协会负责遴选。具体的操作过程是：首先，在消费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标准确定正式的代表候选人；然后，将正式的代表候选人按照阶层进行分类，在保证每一阶层都有代表出席听证会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及底层人士所占的比例；最后，在保证代表应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尽力遴选有一定专业水准和参政能力的人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听证会。

（三）由结构“失衡”到结构“均衡”

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听证会，其实质就是什么样的利益需要什么样程度的保护。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vii]因此，所有利益可能受到价格决策影响的群体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参加价格听证会。这就要求听证代表要覆盖与价格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与价格决策具有最密切、最直接联系的利益集团更应当享有优先参加权。然而，实践中的情形却往往与此相反，例如，作为与春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群体——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无疑应当拥有自己的代表出席各类春运价格听证会，但在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上就没有高校学生代表；而安徽省公路客运票价听证会上则没有民工代表参加。[viii]又如，基础教育收费问题一直牵动着广大学生家长的心，然而在2002年1月举行的天津市基础教育价格听证会上，却没有一位学生家长代表参加。[ix]可见，价格听证代表的整体性均衡仍然有待落实。

除此之外，听证代表的结构“均衡”还应当体现在各方代表相互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组成人员之间比例的协调上。原因在于，既然价格决策关系到利益直接对立的集团，那么一旦出现各方听证代表比例的失调，其结果必然会引发某一方的“话语霸权”，从而影响其他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平等行使。同样地，如果利益集团内部代表的比例也出现失衡，那么代表的代表性就无从谈起。在实践中，这两种比例失衡的现象都十分常见，例如，出席安徽省公路客运票价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只有6名，仅占所有代表的25%，根本不能与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均势。[x]又如，根据统计，在出席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的代表中，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代表有24名，占所有代表的72.7%，中层代表仅有2名，占6.1%，下层代表7名，占21.2%.[xi]事实表明，如此畸形的代表结构直接导致了最终的利益天平滑向了价格听证的申请人。因此，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必须尽快实现由结构失衡向均衡的转变。笔者建议，在听证会代表总数确定的前提下，对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相关部门代表及专家代表分别按照2?1?1?1的比例进行遴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意见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以及与价格决策关系最为直接的群体的真实声音在听证会上得到表达。

（四）由“身份化”到“专业化”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缺乏竞争的垄断行为不仅不可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而且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因而需要政府对存在垄断的领域进行适度干预，价格听证正是其中的重要干预方式之一。然而，要想通过听证会的形式真正实现对垄断行业的有效规制进而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无论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还是听证会代表，都必须直面垄断行业经营成本核算、利润统计、市场需求、定价方案等智识挑战。尤其是对于广大消费者代表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基础，其结果不仅不能针对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定价方案提出有力反驳，甚至连能否看懂垄断行业经营者所提供的相关材料都不无疑问。由此可见，听证代表的专业素质往往对听证会的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听证会只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并直接启动了美国民航业的放松规制改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会参加人上。这些参加人主要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术界，包括交通部长与助理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总统工资与价格稳定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些从事管制改革研究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参加听证会，不仅能够保证听证会的专业水准和权威性，而且能够通过公开听证的压力，迫使其亮出真实的想法，从而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的格局。[xii]

反观我国当下价格听证会的实际运作，却少有上述针锋相对局面的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身份”往往成为听证会代表遴选的实质性标准。这种“身份化”倾向的典型表现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政府高级公务员等社会精英往往成为听证会代表的首选对象。根据对我国11个地方价格听证制度规定的听证参加人员的属类统计，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出席的有8个，明确规定政协委员出席的也有7个。[xiii]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固然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劳动模范、政府高级公务员等社会精英也大多是事业成功者，但这些都不能代表他们对价格听证事项的熟悉程度。事实上，一个企业的财务主管对价格听证申请方经营成本核算报表的理解力往往就远远超出一个法学教授！过分强调听证代表的“身份”，很容易将出席价格听证会视为一种政治荣誉，这与价格听证主要倚赖专业较量的基点已经严重偏离。可见，在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中，当务之急是要变“身份”标准为“专业”标准，着力提升听证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的专业水准，从而避免消费者群体在价格听证的力量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也只有逐步实现消费者代表的专业化，消费者群体才有望在价格决策过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消弭价格信息的不对称是摆脱价格听证困境的关键

如果说听证代表遴选机制的健全主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代表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参与价格听证会。价格听证会的过程就是各方代表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围绕定价方案进行充分辩论的过程，因而信息把握是否全面、真实和对称就成为听证代表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也成为价格听证会能否取得实际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信息的不对称已经成为听证话语权平等行使的极大障碍，因而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另一重要之道即在于消弭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关于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办法》中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如第8条关于“申请人应对所供材料真实性负责”、“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指定评审机构评审申请材料”以及第22条关于“价格主管部门至少在听证会举行前10日内向代表送交材料”等。然而，这些粗略的规定远远不能防止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甚至还在客观上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信息鸿沟。例如，由作为价格听证组织者和价格决策者的价格主管部门（同时又与垄断行业的经营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决定是否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以及自主选择评审机构的做法是否影响到后者的独立性？是否降低了终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xiv]

笔者认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完全对称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水平再高的普通听证代表也无法成为各个专业领域无所不通的行家，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而提高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具体的做法就是进一步科学、合理地配置价格听证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加重价格听证申请人的义务和价格主管部门的职责、赋予听证会代表更多的权利来扭转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一）听证申请人：信息披露与专业帮助

作为听证申请人的垄断行业经营者或其主管部门，其自身天然地具有强大的市场垄断力量，一旦提价申请最终获得批准，就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回报。而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则意味着支出的增加。因此，基于诚实信用的法理，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消费者可以“合理地期待”处于信息优势一方的垄断行业经营者披露其与提价申请相关的所有信息。这就如同当行政权力的行使者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任何不利的决定之时，都必须充分说明理由一样。可见，立法上首先必须明确规定听证申请人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信息的披露不仅仅是听证申请人针对听证的组织者所作的，更应当是针对广大消费者所作的。因此，一旦申请人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交价格听证申请报告，就必须同时将申请报告中所有与定价相关的信息尤其是申请方的经营成本核算报表向全社会公布，以便广大消费者尽早了解定价方案，从而运用这些有价值的基础性信息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在这里，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应当成为衡量听证申请人是否认真履行义务的基本标准。

然而，就信息的广大受众——普通消费者而言，几乎都不是懂行的专业人员，因此，提供专业帮助应当成为申请人信息披露的一项附随性义务。在以往的价格听证实践中，常常由于听证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全、不清，又不及时地进行解释、说明，使得听证代表尤其是普通消费者代表很难弄懂这些充斥着浓厚专业色彩的信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代表往往比较被动，根本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有鉴于此，必须改变现行《办法》第23条将申请人的解释、说明义务放置于听证会举行当天的做法。笔者认为，为了充分满足听证会代表的知情权，切实改变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应当将申请人的解释、说明义务提前到听证会举行之前听证代表名单正式公布之时。也就是说，一旦听证会代表正式产生之后，申请人就有义务利用其专业上的优势随时解答听证会代表提出的咨询。

（二）听证会代表：充分知情与平等表达

只有利益的实际拥有者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利益受侵害的切肤之痛，因而利益必须要由利益的拥有者自己主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所有参加价格听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或者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切身利益而来的。为了有效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真正地对政府价格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听证会代表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充分的信息，并享有在听证会上充分表达其意见的机会。由此可见，立法上对听证会代表权利的配置应当围绕“充分知情”与“平等表达”展开。

听证代表职能的实现取决于代表的理性化程度和信息占有程度。其中，理性是果而信息是因。因此，充分知情是听证代表践行职责的前提。在这里，有关各方包括听证申请人、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协助，使得听证代表能够对听证事项有全方位的了解。在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听证代表有权查阅、复制、摘抄相关文件材料，有权要求相关各方对特定问题作出解释、说明，所有的机构都不能随意拒绝。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实现对消费者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立法上还应当赋予消费者代表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权，从而确保其对定价方案的合理性作出科学判断。原因在于，即便听证会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而全面的，普通消费者仍然无法对定价的必要性作出明确判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委托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正如前述，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做法将影响到评审机构的独立性；而当下中国的消费者协会又不能完全真正地代表其成员——消费者的利益，因而也不宜由消费者协会来选择评审机构。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消费者协会在出席价格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中随机挑选，再由被选中的消费者代表委托评估机构。当然，消费者代表获取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如调研费用、评审费用等。对于消费者代表这些必要的经常性支出，《办法》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经费来源，实践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的由行政机关承担，有的由听证申请人支付，还有的地方则由听证代表自付。很显然，理念的弘扬如果没有经济能力的支撑就很难转化为制度现实。笔者建议，为公平起见，这一问题的解决应遵循如下思路：消费者的调研费用由消费者协会承担；消费者委托评审机构的评审费用最终由申请人承担。

当听证代表获取充分的信息之后，接下来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在听证会上“畅所欲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听证代表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或者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不仅不能实际地影响价格决策，而且就连先前大量的准备工作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在实践中，情况往往是很多消费者代表的言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要么是没有机会发言，要么是时间太短以至不能充分表达意见。以广东省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为例，由于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为期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留给代表发言的时间仅100分钟，而出席这次听证会的代表就有31位，因而很多代表都没有机会发言，有的虽然做了发言但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的消费者代表的发言则被多次打断。[xv]可见，发言时间的安排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程序设计问题，而是一个牵涉价格听证制度正义能否实现的大问题。为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听证代表的平等表达权，即对每一位与会听证代表的发言都要给予同等的尊重，即便是有所限制也应当是一视同仁。

（三）听证组织者：惩罚机制与程序安排

作为听证的组织者，价格主管部门是价格听证程序的指挥者和推动者。可以说，无论是听证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还是听证会代表平等表达权的落实，都离不开听证组织者的督促与保障。因此，应当在《办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围绕听证申请人义务的履行和听证会代表权利的行使增设听证组织者相关职权职责的规定，从而为价格听证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消弭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正如前文所述，听证申请人所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价格听证信息对称的基础。尽管《办法》要求“申请人对所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且在第21条规定了申请人违反此项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即“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建议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然而，无论证诸《刑法》还是《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都无法为“有关”机关追究“相应”责任提供制度依据。可见，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讲，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后果制裁的道德箴言。很显然，在企业造假之风盛行的当下中国，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弹性责任条款极易纵容听证申请人“理性选择”提供不真实的材料。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充分利用现行《行政处罚法》第12条的授权，通过赋予听证组织者——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必要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一定数额的罚款权）来“激活”上述处于“休眠”状态的责任追究条款。

综观《办法》的规定，听证组织者在听证程序的具体安排上具有极大的裁量空间。然而，“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xvi]可见，对于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程序运作而言，行政机关本不该享有过多的裁量余地，否则，行政恣意就无法得到有效防范。事实上，听证组织者的某些自由裁量正在日益演变为加剧信息不对称的重要诱因。例如，根据《办法》第22条的规定，听证会代表通常只能在听证会举行前10日获得相关材料。对于都有本职工作的听证代表来说，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阅读、理解数百页的专业资料并进行充分的调研直至准备好会上的发言内容，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在最近两年召开的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和民航国内航空价格听证会上，与会的普通消费者代表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无不坦言准备时间的不足。如此一来，听证代表的信息劣势就会因时间仓促而进一步加剧，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笔者认为，为了保障听证会代表权利和使命的实现，必须对听证会程序作出更加合理的安排，进一步限制听证组织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将向听证会代表送达材料的时间提前到“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以便代表能够为出席听证会进行充分准备；二是增设“听证组织者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10日前将听证会的具体实施方案送达听证会代表”，以便代表谙熟听证会正式的会议议程；三是增设“价格听证会预备会”制度，规定听证组织者应在听证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举行由申请人和正式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预备会，再次确认先前公布的价格听证会发言顺序及注意事项，并由申请人对定价方案及有关说明材料中的专业问题直接向代表进行解释和答疑。

四、提升听证案卷法律效力是摆脱价格听证困境的核心

让利益真正受到影响的人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由地表达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意见——这是当下摆脱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听证代表所发表的意见能否为价格决策机关所真正听取、作为记载听证会代表意见陈述的重要法律文件——听证笔录能否作为价格决策机关最终定价行为的重要依据甚至惟一依据，将直接关系到价格听证制度根本目的的实现。从法律角度来说，也就是听证案卷具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将直接决定着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确已经成为价格听证流于形式的“罪魁祸首”，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制度的困境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

（一）现行规定：制度创新抑或悖论

作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最高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仅粗略地规定了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对价格听证笔录只字未提。时隔五年之后，作为价格听证制度具体实施依据的《办法》则有了一次尝试性突破。《办法》第25条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定价方案或者对定价方案有较大分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必要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再次组织听证。”如果说此处的“应当充分考虑”尚属无实质性约束力的道德说教的话，那么，有关“多数不同意或分歧较大”的规定则隐约地表达了《办法》对听证会代表意见的重视，即价格决策机关必须“认真对待”多数人的意见——或者动员听证申请人“另起炉灶”或者重新组织听证。可见，《办法》虽然没有就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但相比较《价格法》的规定来说，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关于尊重多数意见的规定不失为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甚至还为实践中的某些个案所“激活”了。[xvii]

然而，该条规定却引发了学界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此处的“多数不同意”。如果承认这一规定真的具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在价格听证会结束之前就必须要核对赞成或反对的代表人数，甚至还要进行最终票决。但是，一旦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民主制原则，势必又有可能混淆价格听证会程序与现行价格决策程序。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xviii]问题在于，如果不计算赞成或反对的代表人数，或者最终不付诸表决的话，如何体现出“多数不同意”？又怎么可能对政府的价格决策权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由此可见，作为现行价格听证制度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与《办法》之间隐含着极为深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听证会民主性与价格决策行政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一冲突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听证会？

（二）问题症结：正式抑或非正式听证

那么，我们现行的价格听证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听证会呢？按照《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价格听证会制度的目的在于“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定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就是说，《价格法》所宣示的听证会制度仅仅是政府在制定价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个环节对政府最终的定价行为并没有多少决定性作用。然而，在我国行政法治观念大步前进背景下所出台的《办法》，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另一种不同的选择。从《办法》对价格听证功能定位的调整和听证程序的细致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价格听证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听证，一种“少而精”的听证。

上述推论也可以从当下学界对价格听证属性不同的分析中得出。自王名扬教授在《美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听证可以划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以来，这一对范畴业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xix]一般认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标准是环节的繁简或者是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其中，正式听证又称“审判型听证”，意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决定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非正式听证又称“辨明型听证”，意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行政裁决时，只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无须基于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xx]运用这一分析工具，国内学者对价格听证会的归属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一种观点认为，价格听证具有准立法的性质，是一种立法性听证，在种类上归属于正式听证；[xxi]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式听证具有司法化特征，价格法中的听证会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听证，而是听取意见的方式，属咨询型的听证。[xxii]

按照上述逻辑，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作为正式听证的价格听证的话，那么价格决策就必须基于听证笔录作出，多数听证代表的意见将直接决定着最终的定价行为；反之，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作为非正式听证的价格听证的话，那么价格决策就不需要按照听证笔录作出，即便多数听证代表表示异议，价格决策机关也照样可以作出定价决定。选择前者，意味着价格决策权享有主体上的分化，即价格听证会的代表能够实际分享价格主管部门所拥有的价格决策权；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价格决策权仍然为价格主管部门所垄断，价格听证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选择呢？

（三）解决之道：案卷排他规则的引入

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澄清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绝对划分的误区。诚然，在西方行政法治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经历了广泛的听证实践之后，按照社会公正与行政效能相平衡的原则对听证进行细致区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行政法治刚刚起步、听证制度正艰难运行的当下中国而言，谈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却为时尚早。在一个程序意识和法治传统极度匮乏的国度里，大力推行严格而规范的行政听证制度、尽快培育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行政权力行使者的程序法观念才是第一要务。

令人警惕的是，当下流行的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已经给人以“听证笔录排他是正式听证的专有制度”的误导。其实，无论是正式听证还是非正式听证，充其量只有程序繁简方面的差别，在本质上都应当体现出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事前告知、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xxiii]因此，只要是经过既定行政程序的过滤，行政案卷所记载的各种事实、证据材料都应当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力，任何未经行政程序认定的事实及证据都不能作为行政决定作出的依据。

其实，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域外行政程序法典的规定时，不难看出，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无不确立了案卷排他性规则。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年）第556条（e）款规定：“证言的记录、证物连同裁决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构成按照本编第557节规定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这便是美国行政程序法中著名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正如学者所言：“如果行政机关的裁决不以案卷为根据，则听证程序只是一种欺骗行为，毫无实际意义。”[xxiv]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1991年）第15条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虽然只是规定行政机关“斟酌”听证笔录作出行政决定，但行政机关在听证程序之外获取的事实、证据材料同样必须经过相对人的质证之后才能作为行政决定作出的依据。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1993年）第25条即规定：“行政机关鉴于听证终结后所发生之情事，认有必要时，得退回主持人再开听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1999年）第66条也规定：“听证终结后，决定作成前，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得再为听证。”上述规定既是案卷排他规则必然的延伸性要求，也是其自身实现的必要保障。正如学者所言，案卷排他性的精髓恰恰在于“行政机关裁决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必须是当事人知晓并经过辩论的，行政机关不得以当事人不知晓和未论证的事实作为裁决的依据。”[xxv]可见，在对待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问题上，各国的规定是殊途同归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积极推进行政程序法治化的国家来说，确立“案卷排他性”规则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案卷排他是以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其实，从我国《行政许可法》关于许可听证笔录法律效力规定的数度变迁中，我们也可以“读出”立法者确立我国行政案卷排他规则的巨大努力。从“征求意见稿”的“不做任何规定”，到“草案”的“应当充分考虑”，最后到正式法律文本的“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这其中虽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但毕竟代表了案卷排他规则在我国局部行政领域的实现。毋庸置疑，这一成功的立法经验值得在价格听证领域推广。为此，笔者建议可将《办法》第25条中的“应当充分考虑”直接修改为“听证案卷所记载的意见应当作为价格决策部门定价的主要依据”。同时，要进一步细化“多数不同意”的规定，从而确保案卷排他规则的落实。笔者认为，倘若我国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能够真正实现前文所述的四大转变，那么就完全可以通过票决来确定是否属于“多数不同意”。鉴于专家代表与价格事项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不应参加最终票决，只要其他与会听证代表有一半以上对申请人的定价方案不同意，价格决策部门就应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或者再次组织听证。

此外，为了切实地保障价格听证制度功能的实现，还应当关注与案卷排他规则相匹配的相关善后制度的建设。笔者认为，如下两项制度是不可或缺的：（1）说明理由制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向社会公布定价的最终结果时，必须同时说明其定价的决策过程和依据考量，以便增强价格决策的透明度，进而彰显其决策的正当性。（2）法律救济制度。当听证代表或其他与价格决策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最终的定价方案不服时，有权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伴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提价行政诉讼案”[xxvi]以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歧松诉南京市物价局不服行政许可行为案”[xxvii]终审行政判决的作出，价格听证争议事项入诉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伴随着司法力量的审慎介入，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困境的摆脱已为时不远！

注释：

[i] 参见赵燕华等：《听而不证 流于形式——广州市民直言听证会贬值》，载《报刊文摘》2002年10月27日第1版。

[ii] 参见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iii] 参见农夫：《听证会代表的共识》，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7日第23版。

[iv] 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

[v] 参见纪雯、孔祥宏：《听证代表：南京公交票价0.7元涨幅太大》

[vi] 统计结果显示，参加铁路票价听证会的5名专家代表中就有4人同经营者代表一样，赞成政府指导价和票价上浮，占全部专家代表的80%；而只有1名代表反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票价上浮，仅占全部专家代表的20%.这一耐人寻味的比例表明了推荐、指定方式对专家代表公正行使话语权有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参见湛中乐、邓淑珠：《价格听证制度的确立及成功实践》，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v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viii] 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

[ix] 参见本报讯：《教育收费：天津办起听证会》，载《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20日第2版。

[x] 参见卢尧、王慧慧：《安徽公路价格听证：为何没有民工的声音？》，

[xi] 参见湛中乐、邓淑珠：《价格听证制度的确立及成功实践》，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xii] 参见周汉华：《对我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 A 7版。

[xiii] 参见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xiv] 在2004年7月召开的广州市管道煤气价格听证会上，许多代表就对此次听证会的组织者——广州市物价局指派其下属机构广州市成本调查大队对煤气公司申请材料进行成本核算的做法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参见赵燕华等：《听而不证 流于形式——广州市民直言听证会贬值》，载《报刊文摘》2002年10月27日第1版。

[xv] 参见赵承、徐清扬：《请大众参与——广东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透视》

[xvi]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xvii] 以价格听证制度实施较好的青岛市为例，在其举行的十余次价格听证会后，物价部门对听证代表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尊重，并在随后的定价中得到了体现。除了前文所提及的2000年6月和8月围绕教育收费标准调整召开两次听证会以外，在2001年7月召开的自来水调价听证会上，由于听证会代表普遍反对调价方案，导致最终没有涨价。在这里，人们看到，《办法》的规定得到了强有力的落实。参见刘海梅：《中国听证听证大事回顾》.

[xviii] 周汉华：《对我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 A 7版。

[xix]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xx]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xxi] 参见张娟：《透析听证制度——兼对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思考》，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

[xxii] 参见程雁雷：《对划分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标准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xxiii]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xxiv]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

[xxv] 蒋勇等：《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现实表现证明篇10

【关键词】 会计 核算形式

Abstract : In computerized accounting, how do they change which are the species and format of the boo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oks and the accounting procedures and methods? This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and studied in this paper.

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冲击着各个领域。在会计领域,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会计工作,国际上始于本世纪50年代,当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将计算机应用于会计数据处理、会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预测和会计决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会计电算化传入我国是在70年代中期,近几年,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在手工会计中,凭证的组织、账簿组织、记账程序和记账方法相互配合的方式,组成了会计核算形式。这一形式的有机结合,便完成了第一次的会计确认。其中,账簿组织意指账簿和种类、格式和各种账簿间的关系;而记账程序和记账方法是指凭证的整理、传递、账簿的登记和根据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的程序和方法。账簿作为存放原始会计数据与派生的中间的汇总数据的载体,也是会计报表正式揭示信息的数据源,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记账程序和记账方法则直接影响会计处理流程和数据接口的设计以及实现方法,因此,采用适当的会计核算形式,是提高会计核算质量,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1.小型数据库的会计核算形式分析

目前手工一般采用会计核算形式有五种,即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日记总账核算形式。无论是适用于业务简单,使用科目很少的小型企业的日记总账核算形式,还是适用于中小企业的科目汇总表和记账凭证核算形式,乃至只能在大规模、经济业务多、分工较细的工业企业使用的凭单日记账和记账凭证核算形式,设置账簿的种类都是日记账、明细账、总账,采用的格式以三栏式为主。在会计电算化中是否还有必要完全照搬手工会计下的会计核算形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手工会计下的会计核算形式并不是会计数据处理本身所要求的,而是手工处理的局限所致。计算机处理和手工处理相比,不仅仅在处理速度上有几何数量级的提高,而且不存在因为工作时间过长或疲劳而引起的计算错误和抄写错误。这样完全可以从所要达到的目标出发,设计出适合计算机处理、效率更高、数据处理流程更加合理的会计核算形式。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认为,在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下电算化会计的会计核算形式应采用科目汇总表和明细表两种会计核算形式。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会计电算化下的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是基于手工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结合计算机数据处理的特点提出的。这种核算形式的处理程序一般描述为6个步骤:根据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编制记账凭证;根据收、付款凭证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同时累计生成明细表;根据记账凭证定期编制科目汇总表;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三栏式总帐;根据明细表编制会计报表。

从会计电算化下的会计数据处理程序来看,和手工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相比,增加了明细表,会计报表的数据直接来源于明细表,总账采用三栏式账页,而账簿的设置也不必严格分类。

明细表核算形式该程序是根据明细账来登记总帐,提供会计报表的数据。具体的处理步骤为:

(1)步同科目汇总表。

(2)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同时累计生成明细表。

(3)期末由明细账产生总账。

(4)期末根据明细表编制会计报表。

明细表核算方式中明细表是整个处理程序的核心,它包含了每一个科目的期初、本期发生、期末和年累计金额,科目的内容为企业所有发生的会计明细科目,其内部关系为:一级科目的数额等于下属二级科目数额之和,二级科目数额为下属三级科目数额之和,依此类推。明细账处理上包含两个过程:登记明细账和累计明细表。记账时根据不同的科目登入相应的明细账(现金和银行存款不再登记明细账,只需累计明细表),同时将金额累计到明细表中相应科目的发生额中,并计算出该笔业务发生后相应科目的余额。计算明细表是根据明细表的内部结构及关系,分别累计出各级的发生额,直接修改原明细表中相应科目的金额。一般先从一级开始,逐级累计到最后一级为止。例如:某条记录kmbh=“1610101”,这是一个三级科目(假设科目编码规则为3222),在处理时,先将金额累计到一级科目的发生额中,然后再累计二级科目,依此类推,直至最后一级。由于会计业务的每一笔数据都必须依据一定的会计科目,业务上的每一笔数据都可包含在明细表中,故报表的数据可直接来源于明细表;明细账在此只起分类的作用,但无论是账还是表其数据源只有一个,即记账凭证,各种账表的数据都是在记账凭证分录库的基础上派生形成。如按业务排列形成明细账;按业务汇总形成科目汇总表;按一级科目汇总形成总账。这样总账与明细账、日记账,科目与科目已失去了相互核对、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电算化条件下,可以不考虑账簿间的核对工作,而核对、制约工作主要靠正确输入凭证和账簿内部控制来实现。

2.大型数据库会计核算形式分析

从理论上说,科目汇总表和明细表核算形式是一种在电算化下有效的会计核算形式,但由于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例如FoxBASE、VisualFoxPro等是PC机上的数据库系统,它在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和安全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事实上,科目汇总表和明细表两种会计核算形式,在实现时基本都是采用集中处理(批处理)的方式,即记账凭证的一次输入,多次调用,多次记账,得到的账表数据只能是相对的动态数据,只有在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下采用记账凭证的实时处理会计核算形式,才能获得真正的每一时刻的动态会计信息,实现在线管理,在线计算,实现真正的网络财务,极大地丰富会计信息内容并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

记账凭证实时处理的核算形式处理过程非常简单。整个核算的起点仍然是从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开始,所不同的是,记账是即时进行的,记帐凭证形成的同时各种帐簿也已产生,即记帐凭证文件既是记账凭证又是账簿。记账凭证文件包含了本会计期间所有科目的期初、本期发生、期末、年累计金额,其内部关系同明细表,科目是按业务发生日期的顺序排列的,只要有新的科目记入,就会在记账凭证文件中逐笔登记该科目的发生额,同时将金额累计到相应科目的发生额中,并计算出该笔业务发生后响应科目的余额,这样,就可以据会计人员的要求在凭证文件中得到每一科目任一时刻的动态信息,形成所谓的账簿,各种反映企业经营和资金状况的动态财务报表、财务报告、年报、季报、月报和日报均能很便捷的即时产生,如果与网上银行连接,可以随时查询企业最新的银行资金信息,从而实现从桌面财务迈向网络财务的目标。